作者：荣筱箐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4月初的一个早晨，我睡眼惺忪打开微信，立刻被一条朋友圈里疯传的图片消息吓醒了。这张来自Instagram的截图中，名为antiasiansclubnyc（纽约反亚裔俱乐部）的用户宣称：“明天，我和我的人将会他妈的带上枪，对我们在唐人街看到的每一个人开枪。这是我们能在纽约消灭新冠感染的唯一方法。”
　　我马上报了警，警方说已经有很多人举报了这条消息。这个Instagram账号当天就被关掉了，警方发现开号用户来自纽约市布朗士区，至今这件事仍然在调查中。
　　这或许只是个愚蠢又不好笑的愚人节玩笑，但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在疫情开始后本来已经因为早早戴起口罩而遭受歧视甚至仇恨攻击，又被特朗普总统连续几天挂在嘴边的“中国病毒”推到风口浪尖。正是这种虚虚实实的威胁，让这个原本就习惯未雨绸缪的族群高度警觉。全美众多华人聚居地区迅速出现了居民自发组织的微信SOS互助群，群员承诺一人遇险，大家一起出手相帮，很多群还鼓励群员购枪自卫，这就是最近这阵子华人掀起购枪热的原因，据报道，在加州有枪店老板发现店里的亚裔客人近期达到平日的好几倍。
　　这种恐惧之下的应激反应，注定是昙花一现。事实上，很多微信互助群在最初的慌乱平复之后，已经迅速演变成了讨论疫情期间团购生活必需品的“买菜群”。但购枪这个原本在华人社区鲜有谈及的趋势，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疫情带来的安全隐患那么简单。在近年来华人新移民迅速觉醒又趋于保守的政治立场的引导下，包括枪支自由在内的理念在这个社区也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很多人坚信美国保守派的理念是帮助华人保护自身利益的最佳利器。
　　“组织巡逻队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即使没有疫情我们也会做，只不过疫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动的机会。”纽约居民联盟的共同创始人臧东慧对我说。供职华尔街大银行的他有两个读高中的儿子，他在纽约皇后区森林小丘地区成立的志愿者巡逻队，从3月底已经开始进行一周一次的开车巡逻，如果发现街上有吸毒、抢劫或偷窃的可疑迹象，由当地居民组成的巡逻队将立即报警，情况紧急时也考虑直接介入制止。目前志愿者们车上只有棒球棒防身，但臧东慧说，他是拥枪自由的坚定支持者，正在鼓励志愿者们通过合法程序购枪，希望两年内可以建立起一支持枪巡逻队。
　　这些纽约华人是在美国兴起的华裔新移民保守派力量的一部分，在抗议哈佛大学招生对亚裔不公和反对娱乐大麻合法化的一系列运动中，全美各地华裔新移民保守派力量都出现迅速增长的态势，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特朗普总统忠实粉丝，忠实到甚至对“中国病毒”的说法也持宽容态度。他们的理念和诉求正在改变着长久以来华人社区广泛接受民主党政纲，并在选举中一直站在民主党一边的政治生态。
　　与之前几代华裔移民英文不好、靠做苦工为生的形象不同，这批华人保守派新移民很多是90年代前后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留学生，他们中很多人小时候亲历过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贫困，认为社会主义是这种贫困的根源。他们之所以来到美国并留在这里，不是因为生存所迫，而是认同奖优罚劣鼓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这套制度能给他们带来更高质量的生活。
　　他们原本并不关心政治，为了保卫孩子的教育资源才开始活跃起来。但同时，他们认为美国左派讲求的“平等”理念越来越接近中国改革开放前干好干坏都一样的“大锅饭”。当初飞越重洋追求的那种幸福生活如今面临危机的时候，自我保护的机制立即开始运作，释放出井喷式的政治能量来。
　　由纽约市的华人家长构成的居民联盟是这种能量催生的产物。2018年夏天，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特殊高中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计划取消这些顶尖公立学校作为录取唯一标准的入学考试，而改为按综合评定录取，并保证每所初中排名前7%的学生都可以进入特殊高中。市长希望以此改变占纽约市学生总数68%的非裔和西语裔学生只占特殊高中学生人数9%的现状，但方案引起占特殊高中学生60%以上的亚裔学生和家长的强烈反弹。
　　臧东慧2018年夏天和很多华人家长一起上街游行，反对市长的改革计划。那是他自1995年来美国读博士以来第一次参加示威游行，他当时还不知道参众议员有什么区别。
　　而现在，臧东慧和他的居民联盟已经成为纽约社区政治版图上的新秀力量。他们的视角从反特殊高中改革扩展到反娱乐大麻合法化、反纽约市关闭设在罗克岛上的监狱，把在押人员转到居民区拘留所关押。他们在选举中为政客背书、拉票，获得他们支持的大都是保守派候选人。在他们眼中，自由派不分青红皂白地追求种族平衡，为了全社会共同进步使包括华人在内的中产阶级利益受损。他们甚至会认为，这些做法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而他们支持保守派的理念正是为了以此为武器保护华人不受这种种族歧视的威胁。
　　特朗普总统使用“中国病毒”一词让很多华人大跌眼镜之后，微信挺川群“美国华人支持川普联盟”的共同发起人、纽约的珠宝加工师贾东昇对我说，特朗普指的是“中国病毒”而不是“华人病毒”，病毒本来就是在中国起源，这种说法也无可厚非。他认为，美国华人无需吹毛求疵，更不要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扯，引导主流社会和媒体在“美国华人”与”中国”之间划上等号，这样对在美华人有百害无一利。
　　臧东慧并不是这样的铁杆川粉，他认为总统使用“中国病毒”的说法不妥，但他说：“川普本来就是那种‘大嘴巴’的性格，而且那是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大兵把病毒带到中国的回应。”他也不认为目前华人面临的歧视是“中国病毒”一词引起的。“灾难中社会总会出现动荡，而华人这么多年一直给人软弱好欺的印象。”
　　跟特朗普比，臧东慧说他更讨厌纽约市长白思豪，认为是市长的进步派理念导致他所在的社区附近开设了医用大麻店，并计划扩建监狱，接收雷克岛囚徒。纽约市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而释放出大批在押人员也让他担心，虽然最近两次巡逻并未发现什么异常，但臧东慧说，“以后纽约的治安会越来越乱，我们的巡逻队计划长期做下去。”
　　关于华人保守派的兴起，我曾经跟很多华人民选官员聊过。尽管这些官员都是民主党和进步派，却大多认为这并非坏事。“这是华人社区政治成熟的标志，一个成熟的社区在政治上应该有多元的声音。”纽约州参议员刘醇逸于去年走马上任时对我说。
　　这当然意味着社区内部不同派别将越来越频繁地在政坛上厮杀，事实上作为华人政坛宿将，刘醇逸在竞选州参议员时已经首次遭到了大量华人保守派的反对。对讲究家和万事兴的华人文化来说，这样的前景看上去可能令人忧心。
　　但这倒让我想起华裔美国人对自己在这个国家总被当作“外国人”的抱怨。其中当然有复杂的原因，但一个步调完全一致的社区，在当今美国两极分化严重的背景下难免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令人心生疑窦。而一个可以被一句话总结的社区，也很难不落入刻板印象的泥潭。
　　而当原本一边倒紧跟民主党的华人社区开始接受从拥枪自由到反堕胎这些保守派理念，甚至出现极右言论的时候，华人社区反而会更接近主流社会多元的政治形态，而任何一股政治势力，也很难再把这个社区的支持看成是轻而易举顺理成章。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你是否同意这些华人保守派的政见，大概都应当正视他们的存在。

　　荣筱箐，纽约华文媒体记者，普利策中心新闻资助金获得者。

来源时间：2020/4/22   发布时间：2020/4/22

旧文章ID：21427

作者：时评  来源：环球时报

新冠疫情冲击了全世界，在利益层面形成强烈的搅动，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美国的抗疫在组织层面相当混乱，而眼看着面临大选，特朗普团队情急之下向中国甩锅，攻击中国“隐瞒疫情”导致了美国今天的损失，以此转移国内的愤怒。这一方面严重有违国际道德，一方面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看又是有逻辑的。

其他抗疫不力的国家，政府如果面临较大舆论压力，再加上一旦有配合美国政府攻击中国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操起向中国甩锅的把戏，在政治上同样是有迹可循的。

然而各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精英们应当保持独立思考能力，也应该有对道义的起码坚守。他们需要尊重事实，不为谎言增能，不为阴谋诡计助力。

德国图片报日前罗列了一个中国应当为疫情扩散到德国进行赔偿的“账单”，将中国视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罪魁祸首，该报主编莱歇尔特还自录视频等，脱离事实地对中国进行极其恶毒的攻击。他显然在借特朗普政府攻击中国的势，挑在德国讨伐中国的头。但他讲的“理”却是荒唐的，高度反常识的。

中国武汉在一开始的抗疫反应确有可指摘之处，中国舆论对此没有客气，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主要领导以及一批卫生官员已被解职。然而中方与世卫组织的交流从一开始就没有障碍，武汉市的失误在于它起初低估了病毒的破坏力，并且向公众淡化了风险，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外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所有科学数据全传了出去，包括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及时发表论文，外界如果警惕性足够高，完全可以根据那些数据得出他们的解读。

事实上，香港等地的舆论基于SARS的教训，在1月中旬就有对武汉疫情更严重风险的担心，而那些担心的依据主要是来自武汉的公开信息。

到了1月20日，中国宣布“人传人”的现实。从疫情最早发现到这一确认，虽然有点慢，但这种慢放到全球去看并非灾难性的，这当中损失的时间是完全可以采取坚决措施弥补回来的，对于那些遥远的国家来说，尤其是这样。

1月23日凌晨，武汉宣告封城，这个信息如此强烈，相当于冲着从美国到德国所有国家的耳朵敲锣吹哨。从那一天起，整个中国迅速动员起来，环绕武汉一、两千公里内有那么多中国的大城市，他们都迅速控制住已经扩散开来的少数病例，只用了大约一个病毒潜伏期，到2月4日就实现了武汉以外中国各地病例的逐渐减少。

到武汉封城时，德国还没有报告一个确诊病例，英国、意大利也没有，法国1月24日报告了首个确诊病例，那是欧洲的第一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那时全球的形势非常好，中国是唯一的主战场，各国如果从1月23日开始重视新冠疫情，对发现的每一个病例都严厉追踪传染链和密切接触者，采取及时的隔离措施，就不会有后来的欧洲国家一个又一个沦陷，更不会有美国沦落到后来一天死几千人。

当时的图片报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不采访欧洲的防疫专家，为什么不使劲向欧洲人敲响疫情将要在欧洲大暴发的警钟？遗憾的是，当时不少西方媒体批评、嘲笑武汉封城，指责它“反人权”。直到今天，仍然有西方媒体人表达对武汉封城的负面态度。

在武汉四周一、两千公里范围内中国的大城市将死亡人数控制到了两位数甚至个位数的情况下，疫情却在遥远的欧洲和美国城市严重失控，欧洲总死亡迄今超过十万人，美国已经超过4万人。这能怪中国吗？这符合常识吗？

是的，有一些人脑子里会闪过这样的念头：都怪中国，那里如果最初控制住疫情，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然而这样的抱怨不是人类的理性可以支持的，它之所以成了美欧的公共话题，是被以扭曲方式刻意炒作出来的。

欧洲主要国家都没有防住疫情的最初暴发，美国也没有防住，这当中有多少误判、轻视？为什么武汉没有防住，最早出了认识上的问题，就要在全球范围内承受特殊的指责呢？这是中世纪式的构陷，它在今天的西方出现不啻为一种邪恶的复活。

高叫对中国追责的人和力量都是抱有非正当目的的。特朗普团队是为了竞选，英国和澳大利亚官员附和美方的声音，是他们展现“五眼联盟”国家向华盛顿的特殊效忠。至于图片报的目的，它显然是要在德媒中出风头，刷存在感。他们几乎是在把道德标价出卖。

从图片报主编莱歇尔特接受德媒采访时自辩的激烈言辞中可以看出，此人心中根本没有对大量病患和死者的悲悯，也没有促进全球团结抗疫的善意和大局观，满脑子就是用激化中西对立来自我炒作。他无疑是这个动荡时代全球知识界里一个流氓式的典型人物，是德国媒体之耻。

来源时间：2020/4/21   发布时间：2020/4/20

旧文章ID：21476

作者：小鹿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驻华使馆又惹事儿了。
　　上周五，使馆网站转载了一篇文章，又一次炒作起“病毒中国源头论”，指责世卫组织及总干事谭德赛“顺从中国”，高呼要对其展开“反腐”调查。坦率地说，看多了最近层出不穷的甩锅言论后，笔者对这类说辞早已见怪不怪。读完此文，更多的不是不满和愤怒，而是不解和困惑：
　　美国驻华使馆转引此文，逻辑何在、用意何在？

　　其一，某家媒体为了自我标榜、吸引眼球，发表些极端说法，我们姑且理解，也没办法“长臂管辖”。但一国使馆公然转载此类毫无依据的言论，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不成体统了？
　　其二，4月初布兰斯塔德大使在网站发表《向前同行》，强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战胜疫情，呼吁向前看，携手抗击这个共同敌人。但不到两周之后，使馆就在同一个栏目转载这样一篇文章，哪里有丁点“向前看”的诚意？
　　其三，使馆网站最近刊发的美方言论不断暗示中国隐瞒信息，甚至说中方“驱逐”美媒驻华记者导致外界无法获得一手信息。真要向公众介绍实情，使馆怎么不转载近期《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对美国内疫情应对的深度调查？
　　还有，中方外交官甚至媒体基于事实发表些评论，都不时被美方炒得沸沸扬扬，甚至威胁说这是干涉美内政，现在美国驻华使馆堂而皇之在其网站上散播诽谤言论，甚至攻击、污蔑中国政府。这是不是太双重标准了？太没规矩了？是不是在干涉中国内政？！
　　当然，换个角度看，美使馆动机也容易理解。一国使馆自然要反映一国中央政府的政策、立场。目前，美国新冠肺炎患者超过70万，逝者逾4万人，股市激荡，社会停滞，民众不满加剧，媒体批评不断。基层情绪迫切需要宣泄，民愤亟待疏解。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迎难而上，想方设法调集资源、加强救治、扶持经济；也可以选择推卸责任、转移视线，减轻自身压力，坐等病毒“神奇”消失，这既能转移舆论焦点，又能调动国内支持、为宣战预热，何乐而不为？
　　那么矛头指向哪里，矛盾引向哪里？放眼望去，只有中国和世卫组织是合适的“替罪羊”、“背锅侠”。对中方，美方已经无所不用其极，那就瞄准“不听话”的世卫组织和谭德赛总干事，暂停缴纳会费，质疑其专业素养、决断能力甚至职业操守、个人品德。美方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可谓轻车熟路。
　　我们理解美方目前面临的形势，也知道美方的小心思。但是我们无意论战。因为我们知道病毒才是敌人，因为我们知道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是抗击疫情的最有效武器。
　　抗击疫情，无关制度，也没有什么模式之争，说到底就是为了一个“人”字。中国人、美国人，共产党人、民主党人、共和党人，首先都是一个“人”。一个一个人的携手、付出乃至牺牲，一国才能有效控制疫情。一个一个国家的精诚合作、团结应对，国际社会才能取得抗疫的最终胜利。如何秉持这一精神，加强同中方、同世卫组织的合作，推动全球共克时艰，这才是美方和驻华使馆现在最应该考虑的事。
　　中国领导人不止一次说过，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我们要凝聚起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斗争。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支支医疗专家组、一场场专家视频交流会、无数的援助物资，已经向世界彰显了中国的决心和诚意。对此，国际社会自有公论，任何话语、说辞都无法抹去、遮蔽的。
　　中方已经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中美能否携手，美国驻华使馆能否真正向前看，用美国人喜欢的一句比喻：球，已经在美方半场了。

来源时间：2020/4/21   发布时间：2020/4/21

旧文章ID：21433

作者：JIA LYNN YANG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新冠病毒大流行在美国引发了一股反亚裔的种族主义浪潮，并且毫无减弱的迹象。亚裔美国人在街头被吐口水，受到骚扰和侮辱。我们的家人受到的病毒威胁不亚于任何家庭，然而我们的同胞却将病毒归咎于我们，甚至连儿童也遭到了袭击。
　　对于这个国家的亚裔美国人来说，这并非黑暗期第一次降临。将近80年前，日裔美国人被迫离家，关进荒凉的集中营。无论他们在这个国家住了多久或做了什么贡献，他们仍被视为外国人——对左邻右舍构成了危险，而且是一种必须加以遏制的威胁。
　　和那时一样，今天的亚裔美国人也不知道如何应对。前总统参选人杨安泽于4月1日呼吁亚裔群体积极参与抗疫，“展示我们的美国意识”，并提出以日裔美国人曾作出的事迹为榜样——他们通过自愿参加“二战”证明了他们对美国白人的忠诚。
　　通过书籍和电影，这些士兵的戏剧性故事为人所纪念。他们组成了美国陆军第442团，那是“二战”期间被授予最多嘉奖的部队之一。然而鲜有人知的是，日裔美国人群体的领袖借助该部队的英勇精神终结了对亚洲移民的禁令，并为所有亚洲人赢得了归化权。
　　然而，那场政治斗争并没有取得圆满的结果。做出了让步的美国白人确实令亚裔美国人群体赢得了一些胜利，甚至是重大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作为战胜种族主义的战略，它还远远不够。
　　该计划的首席设计者是正冈优(Mike Masaoka)，一个日本移民的儿子，在犹他州长大。26岁时，美国军方将他的家人送进了集中营。为日裔美国人联盟(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效力的正冈告知受惊的家庭配合疏散命令，并游说五角大楼允许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参军。
　　并非所有的日裔美国人都同意正冈的策略。在日裔美国人联盟的领导层认可了服兵役后，加利福尼亚州曼萨纳尔的一个集中营爆发了冲突。但正冈未理会这些抗议活动，称日裔美国人反抗迫害“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与其他血统的美国人肩并肩为国英勇战斗的功绩”。
　　在第442团的首批入伍者中，正冈参与了该部队最危险的行动之一：1944年在法国东部的孚日山脉营救了一个营的得克萨斯人，部队伤亡约800人。死者包括正冈的哥哥本(Ben)。
　　战争结束时，趁着日裔美国人在战场上作出的牺牲还历历在目，正冈相信，没有比现在要求平等待遇的更好时机了。
　　如今，亚裔是美国增长最快的种族群体，很难想像在20世纪上半叶，他们还基本上被禁止进入美国，而且到了美国也无法成为公民。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华工移民。1924年，国会通过了新的种族配额制度，对于那些竭力维护美国是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一观念的优生学家们来说，这个制度实现了他们的梦想。该法律指定某些种族比其他种族更受欢迎，对犹太和意大利移民严加限制，并且禁止了几乎所有的亚裔移民。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小群犹太立法者为废除配额进行了斗争。1952年，当国会着手对美国的移民制度进行几十年来最雄心勃勃的改革时，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代人中最好的机会。
　　正冈优也加入了这场斗争，游说通过一项给予亚裔入籍权利的条款，并放松对亚裔移民覆盖广泛的禁令。
　　但事实证明，要打破整个配额制度要困难得多。随着“红色恐慌”(Red Scare)达到顶峰，议员们对接纳东欧和南欧移民持谨慎态度，认为这些移民与激进的政治活动有关。因此，令犹太领袖沮丧的是，立法者拒绝放弃给予英国等国优先权的种族配额制度。
　　非裔美国人领袖也不高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超过25万名来自加勒比地区的黑人移民定居美国，其中大部分住在纽约市和芝加哥，他们被计入英国、法国和荷兰这些殖民国家的大量配额之中。但1952年的法案旨在将来自这些欧洲殖民地的移民数量限制在每年100人以内。
　　正冈不喜欢将日裔美国人的利益与其他移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但为了确保自己的族群获益，他决定放弃其他团体，转而支持后来被称为“麦卡伦-沃尔特法案”(McCarran-Walter Act)的方案。
　　赢得入籍权是亚裔美国人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但这场斗争也让其他人痛苦。“日裔美国人联盟和正冈推翻这项立法所造成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美国犹太人大会(American Jewish Congress)所做的一项分析总结称。
　　又过了13年，由于来自犹太议员和活动人士的压力，加上祖上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家庭肯尼迪家族的支持，美国移民体系才最终废除了种族配额制度。黑人民权运动的成功，也为这项事业提供了道德动力。1965年，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签署了《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彻底废除了基于种族的配额制度。
　　事实证明，1965年的法律要比1952年的法案对亚裔美国人更具变革意义，它为欧洲以外的移民打开了大门，尤其是来自亚洲的移民，他们以史无前例的数量来到美国。
　　但正冈优的战斗并非无足轻重。一旦亚裔移民成为美国公民，他们就可以利用该法律对家庭团聚的偏好，将居住在海外的亲属带到美国。如果正冈优之前没有为亚裔赢得入籍的权利，他们当中能在美国定居的人就会少得多。
　　然而，由于他决定单打独斗，亚裔美国人失去了建立跨种族联盟的宝贵机会——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最近的袭击事件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亚裔美国人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危险的孤立状态，彼此疏远，也同潜在的盟友疏远。
　　当前的种族主义浪潮为脆弱的亚裔美国人群体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让他们团结起来，为自己和他人争取真正的平等。这场战斗不能只靠自己去赢得。

　　本文最初发表于2020年4月10日。
　　Jia Lynn Yang是《纽约时报》国内新闻副主编，也是即将出版的《一股强大而不可抗拒的潮流——1924-1965年美国移民的漫长斗争》(One Mighty and Tide: The Epic Struggle Over American Immigration, 1924-1965)一书的作者。本文根据书中内容改编。
　　翻译：晋其角，邓妍

来源时间：2020/4/21   发布时间：2020/4/20

旧文章ID：21428

作者：JONATHAN MARTIN, MAGGIE HABERMA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战略再清晰不过了：从密集上福克斯新闻台的共和党议员，到特朗普总统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新广告，再到小唐纳德·特朗普推文中的尖锐批评，共和党试图把责任归咎于中国，来转移人们对政府备受批评的新冠病毒应对措施的关注。
　　这个大流行病已经造成超过3.4万美国人死亡，失业率飙升至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共和党人越来越相信，把中国抬升为对病毒传播负责的头号敌人，并且利用美国对北京日益增长的敌意，也许是挽救这场艰难选举的最好办法。
　　陷入艰难选战的共和党参议员正在准备谴责中国的广告。像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和乔希·霍利(Josh Hawley)这样有将来当总统抱负的保守派人士，正在竞相对这个最先出现新冠病毒的国家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党内官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在挥舞民调数据，希望特朗普能与北京对抗。
　　特朗普自己的竞选助手也支持这一策略，他们在上周发布了一则攻击性广告，把稳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描绘成对中国态度软弱的人。这则广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亚裔人士的形象，包括前华盛顿州州长、华裔美国人骆家辉(Gary Locke)，人们普遍认为这则广告是在煽动排外情绪。
　　“特朗普总是在遇到牛鬼蛇神才会成功，而中国就是完美的牛鬼蛇神，”共和党资深策略师克里斯·拉奇维塔(Chris LaCivita)说。
　　但是，共和党的计划还有一个潜在的障碍，那就是该党的领导人本尊。
　　特朗普急于继续推进贸易谈判，对进一步扰乱市场感到不安，并渴望在美国依靠中国制造商提供救命的医疗用品之际，保护自己与习近平主席的关系，因此他一再搅乱共和党对中国的指责。
　　总统强调他1月就发布了对中国的旅行限制，来反驳外界对他应对疫情反应迟缓的批评，但他一再称习近平是朋友，称自己同这个专制政府进行的是“诚信交易”。他在与习近平通话后，还放弃了不时将该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做法。
　　但私下里，他却对这个国家大发牢骚。北达科他州参议员凯文·克莱默(Kevin Cramer)表示，他在周四的一次电话交谈中告诉特朗普，南达科他州暴发疫情的肉类加工厂属于一家中国企业集团。据克莱默说，总统的回应是，“我烦透了中国。”
　　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发出的相互矛盾的信息是否会伤害他在选民中的地位，还有待观察。选民们已经多次看到总统就同一问题说出对立观点，却没有像其他这样做的政治人物那样受到伤害。虽然特朗普的团队知道，他自己的话会被用来反对他，但他们相信，将他的历史与拜登的历史进行对比，结果对他是有利的。
　　周二，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特朗普坦率地谈到了他对待中国立场背后的交易逻辑。被问到他怎能一边盛赞北京自我标榜的透明度，一边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助长他所谓的“中国的不实信息”时，总统回答：“好吧，我和中国达成了一个贸易协议，中国应该在我们的国家花费2500亿美元。”
　　“我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他补充道。
　　然而，在周五，他假定中国是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最多的国家——其实是美国，后来他说：“我对中国不满意。”他在周六重申了这一说法，称中国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它所报告的数字，而且这种病毒“本可以在开始之前就在中国被阻止”。但他继续对习近平表示恭敬，说：“我不想让我喜欢的国家和领导人感到难堪，但你们必须看到这些数字。”
　　尽管总统有着截然不同的公开说法，但其竞选策略的核心，是操纵人们因新冠病毒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而生的愤怒，将其转移到一个许多美国人已经心怀警觉的对手身上。
　　这一战略包括努力利用中美关系来打压拜登，共和党人认为他很软弱，因为他去年的言论淡化了中国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共和党人还声称拜登的儿子亨特(Hunter)在中国从事高薪酬工作。（拜登的律师说，小拜登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
　　拜登则批评特朗普对中国的热情言论。周五，他的竞选团队发布视频，指责总统没有向习近平施压，让美国疾控中心前往中国，而且“比起担心病毒，他更担心保护与中国签订的贸易协议”。在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上，拜登的高级顾问安东尼·J·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指出，今年1月和2月，“总统盛赞中国和习主席超过15次”。他认为这些恭维是因为政府不希望“冒着中国拒不执行（两国1月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风险”。
　　在过去的竞选中，两党候选人都曾把矛头指向中国。但随着美国进入总统大选季，从武汉传播开来的病毒也开始在美国各地蔓延，这一次双方的言辞要尖锐得多——人们越来越担心这会助长仇外情绪和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主要奉行国际主义的民主党和传统上对商界友好的共和党，都试图把对方描绘成受北京控制的——但这只能说明是选举动机在作祟。
　　曾担任驻华大使的骆家辉在一次采访中说，华盛顿显然存在着“日渐增长的反华情绪”。他说，关于北京对新冠病毒的处理需要有一个“事后剖析”，但目前看来，特朗普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和缓，对中国政府抵挡疫情暴发最初几个月的应对所招致的批评，是起到了帮助的。
　　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言论，不仅说明了他是一个不可靠的政治讯息传达者，还说明了他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长期以来模棱两可的态度。四年前竞选总统时，他誓言要对中国强硬，但他并不是志在孤立中国人，而是要与他们合作——尤其是从中美关系中为美国赚更多钱。
　　这个目标促使他经常奉承习近平，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2017年在他的马阿拉歌庄园，他热情洋溢地描述了他们通过“你从未见过的全世界最美味的巧克力蛋糕”拉近关系的故事。
　　总统与中国达成重大贸易协议的希望，得到了他的一群顾问的支持，包括财政部长史蒂文·马努钦(Steven Mnuchin)，他经常在与白宫强硬派的内部斗争中占上风。
　　但是随着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增加和经济停摆，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之负面已经达到空前的水平。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最近进行了一项涵盖17个州的民意调查，据一位听取了该调查通报的共和党人士称，有77%的选民认为中国掩盖了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程度，79%的选民表示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真实透露感染和死亡的规模。
　　然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上周的一项调查，这些民意调查数据还显示，有65％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认为特朗普对疫情做出的反应为时已晚。
　　对于总统来说更加不利的是，在共和党私下进行的一些民意调查显示，他在密歇根州等关键州的地位有所下降，根据看到最近一次民意调查结果的共和党策略师表示，他在该州的支持率遭受了两位数的下降。
　　因此，当拜登开始集结民主党各方时，特朗普的支持率出现了危险信号，准备参加竞选的共和党参议员发现所募集的竞选资金远远落后于他们的民主党对手。这导致共和党内紧迫感日益加剧，认为总统应该搁置他通过与中国和解获利的希望。
　　蒙大拿州共和党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Steve Daines)说：“贸易协议在这种时候不是一个合适的讨论话题。”他说，疫情凸显了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这与1970年代石油危机中被中东挟制如出一辙。“这暴露了我们在个人防护用品和关键药物上对中国的依赖。”
　　在首个参议员任期中的密苏里州参议员霍利也谴责了中国，呼吁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委员会来确定该病毒的来源，并要求允许美国受害者起诉中国政府。“这是这一代人的9·11，”霍利说，他还希望特朗普“继续施加高压”。
　　他说，共和党人应将此问题作为今年秋季的重点，并要展示“我们是如何通过对抗中国人从危机中突破出来，变得更强的。”
　　阿肯色州人科顿在对华问题上的态度之鲜明，在共和党内少有能及。他在年初就发出过关于病毒的警告，当时没有多少立法者关注此事，并且他一直在敦促参议院候选人将中国作为其竞选活动的核心。
　　“中国导致病毒在世界范围内肆虐，他们应该为此付出代价，”科顿说。“国会和总统应该共同致力于让中国承担责任。”
　　科顿在去年竞选活动中进行的私人调查结果显示，两党均对中国怀有恶感，这增强了他的信念，他的高级助手上个月与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助手取得了联系，称他们计划在原定举行的初选之前在俄亥俄州发布广告，就中国问题对拜登发起攻击。但是，据了解该对话的共和党人士说，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没有什么兴趣与其合作。
　　然而，现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实际上对科顿的广告进行了再利用，在一则广告中抨击前副总统拜登及其儿子。
　　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优先”在摇摆州播出了相同主题的广告，内含拜登在2011年的视频，称“中国的崛起是有正面意义的。”而总统的大儿子小唐纳德在Twitter上发布了该视频，并给这位前副总统取了一个新绰号：“北京拜登”。
　　“美国优先”主席布莱恩·O·沃尔什(Brian O. Walsh)表示，该策略建立在选民多年来对中国的担忧之上。
　　“远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前，中国问题就已经是整体思考的一部分了，因为我们知道它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沃尔什说。“只是这一次变得更重要、更相关了。”
　　外部民主党团体美国桥(American Bridge)周五展开了一项1500万美元的广告宣传，以回应共和党的攻击，广告痛斥特朗普将医疗物资送往中国，并且初期曾称赞中国的疫情应对。
　　北达科他州的克雷默说，民主党人一旦被认为是在袒护中国，是要担政治风险的。但他承认，特朗普“有关习近平的言论令人困惑”。
　　“我要是敢跟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那么近乎就麻烦了，”克莱默说。“但是总统知道，他需要照顾到这么一个受众。”

　　Alexander Burns、Katie Glueck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Jonathan Martin是一名美国政治记者。他报道的议题包括2016年总统大选、几次州和国会竞选等，他同时还为体育、美食和书评栏目撰文。他也是CNN政治分析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jmartnyt。
　　Maggie Haberman是一名白宫记者。她自2015年作为竞选报道记者加入时报，是2018年因报道唐纳德·特朗普的顾问及其与俄罗斯的联系而获得普利策奖的团队成员之一。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maggieNYT。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0/4/21   发布时间：2020/4/20

旧文章ID：21426

作者：  来源：思想与知识

　拉森与收到洋娃娃的小女孩合影，这位幸运的女孩有个可爱的名字——“豆豆”。

　　2014年王智和拉森在美国重聚

　　视频回顾了抗战时期美国飞虎队及后来的航空兵部队对中国的援助，以及历史关键时期美国给予的帮助，主讲人认为即使当前中美在对方面存在政治，从历史上来看，中美关系还是挺好的。详细请点击观看视频：两张历史照片，彻底颠覆了我的三观

来源时间：2020/4/21   发布时间：2020/4/18

旧文章ID：21425

作者：黄微  来源：微言耸听

新冠肺炎（COVID—19）在2019年底不期而至，此瘟疫已成全球的灾难。2020年1月23日武汉启动封城，4月8日解封。方方在封城期间，从2020年1月25日到2020年3月24日，共写了60篇日记。看方方日记成为很多人的必修课，受到空前的追捧。方方搁笔后，有海外的出版社要结集出版，并在网上预售–方方日记拟以《武汉日记》为书名在国外出版，却招致了很多反对之声。

如何看待方方现象，怎么评价方方的《武汉日记》，日记在国外出版有什么问题，笔者采访了著名时事评论专家鄢烈山先生。

黄微1：请问，个人的日记可以公开吗？

鄢烈山：这是一个半吊子的问题。当然可以公开！

“日记”有好多种，一种是私密的记事，包括记隐私和心事，根本不打算公开，如果本人想公开，那是他的权利；一种是《蒋介石日记》那样的东西，留给后人看的，死后依法可以公开；另一种就是文学体裁，对话体、日记体之类，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非虚构写作体裁的日记，既是写实，又是有文学性的随笔。方方的武汉日记就是这种非虚构的日记体裁，她想公开当然可以公开！

黄微2：您提到“非虚构”，那么在她的日记里都充斥着“听医生朋友说”这样的字眼，怎么认定没有虚构呢？

鄢烈山：“听说”，就是听到的意思——听亲戚朋友说。这与新华社记者的“据介绍”、“据了解”，有多大差别? 她能够根据说话人一向的信用，更好判别可信度。至于读者，日记内容的真伪就要靠自己的常识、经验、逻辑推理去判断。我个人认为，“方方日记”的所记所感，是真实、真诚的，表达态度是正直的客观的，没有无中生有。

黄微3：“方方日记”里她都承认自己错误的纪录了云南梁小霞护士“死亡”以及“火神山有几间病房的屋顶被掀开”。那么，其他的记录会不会也有不真实的地方呢？

鄢烈山：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问题，甚至连瑕疵都算不上！首先，方方不是记者，她只是困守在家的普通市民，她被禁足想C道听途说”都不可得，不可能去现场核实听闻，听医生朋友说、听其他朋友说，记下她真实听到的这些，有什么不对呢？小梁多日昏迷不醒，植物人一样靠人工续命，传言她已逝并不离谱。就算方方是记者，在搞新闻报道，也可以用电话采访的方式，也应该容许有差错，因为新闻报道是动态的，容许后续报道修正。况且。方方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就订正了，并且作了道歉。这一点点误差，并不影响她写日记的动机和纪录的真实性。你想想，就算正规出版社出书，出书后也允许勘误纠错呢。

黄微4：方方日记有价值吗？

鄢烈山：当然有很大的价值！首先是现场报道价值，同时也是历史见证价值。她作为武汉市民，在这场重大的历史性灾难的现场，比较完整地记录每天的个人见闻与感受，喜怒哀乐，一滴水见太阳，反映了武汉人在新冠疫情最严重期间的生存状态。人们关注她的日记，首先是从她那里了解当时非官方（民间）的实况报道，包括“转播”，即她从她的朋友们、邻居们那里得到的信息，非常有现场感，亲近可信。其次，读她的日记，我们可以感受，她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作家，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忧虑与悲悯；和她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宝贵的公民权利意识，监督公权力勇敢又执著。

成就方方日记在当下无人不谈的现象级盛名的，有很多因素：武汉的聚光灯效应，方方本人的素质，当下攻击者的“反推”作用，等等。

据我所知,在写武汉封城日记的人，并不少（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在武汉工作13年，有不少朋友），有的是发表受限（如我的湖北仙桃市同乡、 武大法学院教授秦前红先生的封城日记只公开发表了一篇），有的是本身的影响力远没有方方大，不为大众所知。我相信若干年后可以从容回忆时，武汉疫情期间的很多公民纪实，包括封城日记会有好多种问世。甚至方方在当下不宜发表的记录，也可以在她的日记修订本里公开出来。

众所周知，方方日记60篇的发表，也经历了曲折，发表于不同的平台。这本身也是有意味的历史细节。

黄微5：您提到方方是一普通市民的身份写的日记，她可不普通啊！她是前湖北省作协主席哦！她不是用她的特权，找了一位辅警送她的侄女去机场了吗？

鄢烈山：一个人可以有很多身份（角色）。比如方方，她有母亲、妹妹等多种角色；她被禁足在家，是普通市民；没人找她去社区当志愿者，她是一个退休老人；当她拿起笔写日记时，她是作家；把它们发表在她的有数百万粉丝的新浪微博上，她是大V。发表封城日记，其实与省作协主席这个职务，不论前任还是现任，根本扯不上关系。找了一位辅警帮忙送她的侄女去机场，这算什么“特权”！在中国，找亲戚朋友熟人帮忙办事，太平常不过了。俗话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她在武汉生活了一辈子，托人办这样一件事，要动用什么“特权”？说这话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特权”，不晓得真正有特权的人，不能够坐专车专机的，也可以让航班推迟起飞，众人等他这个“要客”！

黄微6：她写日记的动机是什么？不是先有国内的出版社约的稿吗？怎么又到美国出书了呢？

鄢烈山: 动机？我最讨厌甚至痛恨质问别人的“动机”。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审判，也只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分析他有无犯罪动机，那是侦查员和辩护律师的事。我们评论一个人或一件事，应该就事论事，“论迹不论心”。疯狂的年代，时兴搞“斗私批修”，搞“革命大批判”，盛行搞诛心的那一套，动辄斥人“动机不纯”，或批人“用心何其毒也！”我们知道，1962年曾定性创作小说《刘志丹》的“动机”是为了“反党”，后来平反了。

她写日记的动机是什么，这还用问吗?她是作家，写作是她的生存方式；适逢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她在现场，提笔记下来，并告诉世人，这就是动机呀。当然，有出版社约稿，更增强了写作动力。我这种写杂文和时评的人，很多时候很多事很多话，可写可不写，可评可不评，恰逢有熟人就某个题材约稿，便提笔写了。包括这个谈方方日记，你不找我，我就不会正式地完整地表达出来。据说，方方当初是《收获》杂志向她约稿写武汉疫情。事实上，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也一直有关于写武汉疫情的专栏。至于，国内有哪些出版社曾向方方约稿，后来怎么又不出了，怎么到美国去出，我没有关心，没有必要关心。

黄微7：她为什么要把这个日记给美国出版？

鄢烈山：这个事方方在答记者问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出书是出版社与作者双向选择。依法，她有权利授权世界上任何她愿意授权的出版社。谁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影响大，读者越多越好。她可以同时出不同语种的版本，同是汉语还可以出简体与繁体不同的版本，看她与不同出版社之间的协议。法律上不存在该给谁不给谁的问题。日记早已在网络上发表，出版纸质书只是转换了一个载体，方便不同阅读习惯的读者。

据说，出版她的武汉日记的美国这家出版社，就是出版诺奖作品《日瓦戈医生》的那家。品牌价值高，她当然乐意合作。

黄微8：网络上有很多人支持方方，也有很多人围剿她，请看以下“告方方书”。一共两段内容，笔录如下（完全实录，包括标点符号）：

“吃人血馒头方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享受着国家体制内种种优好的福利和待遇，却干着严重伤害构陷国家的事情，不用方方你问我是谁，我知道我是谁，我只是一个乡下农人《昨天还在农田里播种花生》，尽管如此，但是，这不能妨碍我来武汉以流浪的方式对方方你进行憎恨和愤怒的表达和讨伐。

我强烈的要求方方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毫无保留的拿出来回还给国家，然后削发为尼或者以死的方式向国人悔错谢罪。否则，我个人将会以中华民族那种古朴的侠义方式对方方进行文攻武伐。”

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人？

鄢烈山：什么样的人?他自称“一介乡下农人”，也许真是农民，也许是冒充，冒充工农兵发言这一套我们这代人太熟悉了！以我的经验，不大可能是地道的农民。“文攻武卫”的年头，基本没有农民参加，是学生和领工资的工人在闹，比如1967年武汉的“七二0事件”；农民不干活不挣工分，没人管饭呀。如果是农民，也是“王秋赦”那样无所事事的痞子，他以为又要“运动了”，他出头之日又到了！无论如何，就是一个脑残，仍然活在他的“火红的年代”，不知包括大字报在内的“四大”已经从宪法里取销了。

于是，我想， 他跑到城里乱贴“大字报”（包括小字报），如果有城管出来狂揍他，我该不该为他讲情维护基本人权呢?

对于这篇大字报已经有不少文章批驳。方方则在4月15日的微博上转发文章时点评回应：“昨天出现的。如果他写的是‘民主自由’或是‘官员公布财产’，他多半昨晚已在派出所了。但他针对和威胁的对象是我，这跟网民骂我一样，他和他们都不需要付出代价。警方也不会介意他是否对一个公民构成人生（身）威胁。这也是我对此世道抱以期待的同时，又有着更多悲哀的原因。”

我认为方方很有头脑很明白自己的处境。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围剿方方的是些什么人，而在于这样赤裸裸地公然对一个作家一个公民进行人身威胁，却没有受到负有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与社会秩序责任者的追究。用当下的话说，只要“政治正确”就可以不怕越界任性；用老话说，“宁左勿右”那一套生存经验仍然管用。所以，邓小平告诫我们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黄微9：方方为什么不歌颂抗疫的英雄们？钟南山院士都说了“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她看不见吗？

鄢烈山：谁说方方没有歌颂抗疫的英雄?她赞扬和叹挽的李文亮不是抗疫英雄吗?舆论是一个生态系统，由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表达，共同构成。长江日报、湖北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众多官媒，每天都在歌颂抗疫的英雄，方方有什么必要抢廖君们的饭碗?

她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市民，一个家庭妇女，参加抗疫大合唱完全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事实上，她的日记哪怕是宣泄焦虑、忧伤乃至愤慨，也是有利于当时坐困愁城的武汉市民心理健康的。众所周知，牧师、心理咨询师，总是鼓励人们把心里的郁结讲出来，“一吐为快”，甚至叫人“哭出来”。正如一位读者留言所说“方方日记是我们在郁闷中的一个呼吸阀。”方方日记的这个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黄微10：方方在对待诗人柳忠秧的问题上，我曾经采访过您和柳忠秧先生，在“方柳之争”的官司中，您对方方是很不认可的，但是在方方日记这个问题上，您又很支持她，这是为什么？

鄢烈山：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码事。在这个时候，“四大恶人”、黑木崖、 丐帮等江湖门派都来围攻方方的时刻，我都不愿意主动提起我掺和“方柳之争”的往事。

方方的《武汉日记》是这个世界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发生期间的大众读物，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公共思想文化事件，也是她一生写作中的重大成果，人生重大事件。相比之下，方柳之间的民事纠纷，没有多少人关心，在作家方方的一生中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写她的作品评传可以忽略不记。

方方发表的武汉日记，我认为是诚实的正直的，有价值有益的，如上所说。作为一个时评人，一个失声的“公鸡”，我特别敬佩的是她对隐瞒疫情真相、打压李文亮大夫等人的追责性议论，勇敢又执著（这也正是最招某些人忌恨的）。

我认为，这是她有强烈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感），在履行一个公民的职责；也是她作为一个作家（知识分子），在以笔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管理。

鲁迅早在1927年有一篇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他说19世纪以来的文艺家，总是对现状不满意的（“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批评现实，固然是文艺家的使命；监督掌握公权力的机构和官员，则是公民的义务。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不可能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一个现代政治理念，与儒家倡行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迥然不同。把“权力”比作野兽，就是假定它是贪婪、凶残，会“吃人不吐骨头”。

正是从这样的假定（理念）出发，公民（人民群众）有权利“合理怀疑”掌握公权力的人，要求他们依法把政务信息公开、将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和公开，即负有自证清白的义务。

这是方方在日记里一再要求追责的政治伦理基础。她的正当性、正义感无可质疑。

至于“方柳之争”官司（笔者案:方方在微博上说，诗人柳忠秧获得湖北省作协推荐参加全国鲁迅文学奖评选的提名，是“搞定了所有评委”；柳忠秧认为方方是人身攻击，侵犯了他的名誉权，提起诉讼，方方终审败诉；柳去世之后，方方仍向广东省高院提出再审申请，被驳回），那是民事纠纷。

在现代社会，关涉公共事务领域（公域）与公民个人权利的事务（私域），奉行完全不同的法律诉讼思路。对前者（即公权）的指控，如上所述，以野兽为喻可说是“有罪推定”，适用“合理怀疑”，被指控者应该自证清白；而对个人，在刑事诉讼中，必须适用“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民事诉讼中也是“谁主张谁举证”，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所以，我在看到柳忠秧起诉方方名誉侵权的新闻报道时，随手发了一条微博，说方方是个“法盲”（估计拿不出柳忠秧搞定所有评委的证据，官司必输无疑）。如此而已。

题外说一句，两件事是同一个方方：正直、勇敢、嫉恶如仇、眼里容不得砂子；执著、不服输。对于监督公权力，这是美德；对于指控个人，没有拿到证据公开发言则是鲁莽，没有分清文艺批评（适用言论自由标准）与人品批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界线，也缺少几分“尊贤而容众”的包容心。毕竟，柳忠秧经历坎坷，并没有卖身投靠谁，也不讳言自己是“饭局”诗人，不过是写些哀屈原、哭长江、岳阳楼赞、岭南歌之类文化类诗篇，借以谋生立世；你可以看不上他的作品，却不能轻易公开贬损他的人格，更不必穷追猛打。

话说回来，在武汉日记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绝对是站在方方一边的，用易中天先生的话说，就是站在“人”的一边。“方柳之争”在方方一生中不过是小插曲，不值一提。也不影响我对方方及作品的整体评价，即表示尊敬和推重。

检讨自己，作为时评人，我一向坚持就事论事；作为杂文家，我往往追求“片面的深刻”，有鲁迅风，“攻其一点（时）不及其余”，被我批评的有大坏蛋也有大好人。

黄微11：她是想借方方日记在西方赢得赞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

鄢烈山：这就是诛心之论，弱智、无聊。今天，哪个精神正常的作家不想获得在全世界最有公信力的诺贝尔文学奖?又有哪个精神正常的作家是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才写作的?方方愚蠢到不知能否获这个世界文学界的最高奖，有很多变量起作用，可遇而不求，她可能成为一个名作家吗?

1958年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获诺奖，没有去领奖，那是迫于国内政治压力，他曾致信瑞典文学院评委会表示感激。

1964年，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拒绝领奖，理由是“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我相信，他对获奖还是很高兴的，毕竟在世界范围内为他的著作免费做了一个大广告。

方方的《武汉日记》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政治家丘吉尔的历史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就曾获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继西班牙流感以来的百年一遇大事件，方方的日记表现了这个重大历史事件， 作为非虚构写作也很有可能获奖呀。

假如方方真有一天获了诺奖，我觉得她不仅应该感谢译者、出版商等人，还应该感谢群起围攻她的人们，没有他们，这本薄薄的武汉日记怎么可能这样成为规模空前的读物?

来源时间：2020/4/21   发布时间：20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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