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驻德使馆  来源：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日前，德国《图片报》发表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特别是妄称中国应对此负责的拙劣报道，驻德国使馆表示强烈不满和愤慨。使馆发言人致函该报总编室批驳如下：

　　一、报道声称：病毒蔓延“也归因于中国领导层压制重要信息数周”，且“中国未履行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信息的义务”。

　　事实是：早在2019年12月31日，中国官方就已向世卫组织通报了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020年1月3日起，中方开始正式定期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及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当时，武汉共发现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44例。1月8日初步确认了疫情病原。1月11日，中国疾控中心将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上传网站，同全球和世卫组织共享数据。1月20日，中国根据可靠的流行病学研究证实了新冠病毒人际传播。3天后，中国政府关闭离汉通道，并在全国采取了一系列空前全面、严格、彻底的措施。世卫组织精确记录了这一时间线（可查阅https://www.who.int/news-room/detail/08-04-2020-who-timeline—covid-19）。3月11日，世卫组织最终将新冠肺炎宣布为全球流行病。

　　二、报道妄称：“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中国对疫情经济后果负有法律责任”。

　　事实是：许多目前正在抗击疫情的国家，在中国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通报本国疫情后，均曾有时间为应对病毒跨境传播作准备。西方少数政客、专家和媒体人士声称中国违反国际法且有义务赔偿他国政府，但实际上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国际法，而是企图通过推诿责任来转移公众对其自身贻误疫情和应对不力等问题的视线。

　　发言人表示，《图片报》15日第二版攻击中国的报道用心险恶，不仅缺乏基本事实和清晰的时间线，而且逾越了审慎、公正等最起码的新闻报道底线。其所谓的“算账”实际上是在煽动民族主义，鼓吹偏见和仇外仇华情绪。这不仅与中德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背道而驰，也有悖于公众对新闻严肃性的认知。

　　最后，发言人表示，许多国际知名科学家也一再证明，中国以快速、坚决的行动为阻遏疫情大流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其他国家赢得了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应对如此规模的危机不是演戏，没有任何脚本，即便是德国根据《德国传染病防治法》精心制定的应急方案恐怕也需要进行调整和修改。当务之急是我们从这场危机中共同总结经验，开展合作。

来源时间：2020/4/17   发布时间：202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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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在中国和欧洲之后经历新冠病毒危机，但它的穷于应付在世界面前持续展现，有评论家认为新冠暴露了美国治理体系破裂，甚至将之与中国抗疫的“效率”对比。但是，对于中国在疫情早期应对与透明度“问责”的声浪也不断。中美抗疫态势的优劣对比，势必成为中美关系专家和历史学家关注的议题。
　　目前我们还处在全球性的健康危机之中，许多人问：在抗疫的上半场，中国和美国谁赢了？新冠病毒的时代对于全球秩序的变化和未来，将有什么样的影响？
　　纽约华美协进社在4月7日主办了一场“超越新冠肺炎”系列的远程讲座，标题借用了其中一位主讲马凯硕最近刚出的一本书的名字：“中国赢了吗？”
　　马凯硕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著有《亚洲人会思考吗？》、《西方输了吗？》和新书《中国赢了吗？：中国对美国至上地位的挑战》，公认为是“亚洲崛起”的代言人。
　　与他对谈的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的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这场对话由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娜•弗鲁哈尔主持。
　　马凯硕认为目前谈论新冠疫情对中国和美国的世界地位，以及全球秩序的长远影响，尚言之过早，但可以确定的是，疫情加剧了发酵中的中美地缘政治的对峙与竞赛。
　　自认受到基辛格和研究美苏冷战的前外交官乔治•凯南的影响，马凯硕认为，美国在掀起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赛之前，犯了一个很大的战略错误，就是没有制定长期、全面的应对方略。凯南认为，美苏冷战对抗之前，美国其实有长期的战略目标，在加强国内精神凝聚和国际结盟上都已经有所准备，并且保持谦逊的态度，这些准备给予美国在冷战交锋时的优势，然而现在完全欠缺。
　　在马凯硕看来，中美之间目前面临极大的彼此误解。对美国来说，只有黑白对立，善恶交战，民主与集权之间的抗争，但马凯硕强调，“新冠危机表明两国之间缺乏信任……中国的主要目标不是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共产主义……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克服他们（从鸦片战争开始）遭受的百年屈辱。这场新冠肺炎的危机重新揭开了这些疮疤。遇到像新冠肺炎这样的危机时，它可以治愈并使人们凝聚在一起，但也可以重新打开痛苦的伤口。我认为这就是新冠肺炎对当今世界所造成的影响。”
　　艾利森认为，新冠病毒就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景观，让我们看到了被黑暗遮盖的轮廓。他说：“以我对大局的理解，病毒是对美国最切身利益的生存威胁，关系到美国人民的生存与福祉；病毒也是对中国的生存威胁，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生存与福祉，并且构成任何国家都无法自行击败的威胁。如果中国成功地击败了病毒，但疫情仍然在美国蔓延，中国将持续受到第二波和第三波疫情的可能威胁，反之亦然。因此出于自私的考量，中美都希望解决疫情的问题。”
　　艾利森同意新冠病毒的爆发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竞争，扩大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但双方必须承认和面对结构差异的现实。即使是在这种修昔底德式的竞争和对抗中，面对共同的生存威胁，双方应该尝试找出即使是片面的“竞争式合作”，如中国历史上宋辽之间的关系。
　　以为中美可以回到完全无冲突的关系，将是很天真的看法；但以为中美可以各自面对病毒的威胁，也是很天真的想法。艾利森希望新冠病毒可以成为中美相处新模式的契机。
　　弗鲁哈尔请马凯硕和艾利森比较中美抗疫上的成绩：谁赢了？
　　马凯硕认为，没有人知道新冠疫情的结局是什么。任何想要预见未来的人只是自欺欺人。到目前为止，新冠疫情强化了对于中国和美国各自的刻板印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接受中国并不是一个僵硬的共产极权国家，而是活力充沛、很有动力的国家。从结构而言，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里，中国从来没有充分使用80%-90%人口中的脑力，而在过去30-40年间，借着基础教育的扩展、医疗的普及、现代社会的进展，中国现在能够借助14亿人口的脑力。
　　马凯硕如此描述中国体制里的人才制度：“在中国，最好的人才被汇入到非常仔细的精英体系中，所以最终绝对卓越的机构获得了国家最好的才智，与这些机构交往的人都为他们是多么了解情况感到惊讶。这是一个高效的、精英领导的政府。是的，它在武汉肺炎刚开始时跌跌撞撞，但一旦振作起来，我的天哪，它采取了这种戏剧性的行动，在农历新年前两天封闭了一个6000万人口的省！相信我，那真是令人震惊！这就像感恩节前两天关闭美国！”
　　相对而言，马凯硕指出新冠疫情揭发了美国制度上的很多结构性弱点，正如里根总统曾经说的，政府并不是问题的解答，而是问题的本身。由于美国政府并没有把最好的人才吸引到政府里，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是穷于应付。真正的才智之士都进入了银行界、金融界、咨询界，在平常的时候是很好的情况，但一旦面临危机，政府部门所有的弱点一览无遗。
　　马凯硕说：“现在你只要问有一点常识的人，不论是在亚洲、非洲或中南美洲，都对美国缺乏准备、甚至混乱不堪的抗疫情况感到震惊。西方把科学与技术外销到世界各地，但反讽的是，东方国家如中国、韩国、新加坡反而对于科技更为尊重。美国最高层的领导人可以发出最无知的言论。”
　　因此马凯硕的结论是，“最终，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上升了，而美国则下降了。”
　　艾利森认为情况其实比较复杂。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就当下的情况来判断，从官方感染数字和死亡人数来看，中国的抗疫比美国较为成功，美国政府似乎表现出无能和无所适从。另外他也同意马凯硕的看法，新冠疫情所呈现的最大挑战是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结局。我们仍然处在第一回合的战争。
　　新冠疫情显示一党专政的集权政府和权力分散的民主制度之间的系统性差异，也凸显两个政府之间的对比。艾利森同意，美国对于一个效能政府缺乏投资，而中国却加强投资于政府的绩效，而且吸引精英从政，这些都很明显可见。但是，艾利森引用股神巴菲特的话说，“从长远来看，没有人靠卖空美国赚钱。”
　　艾利森强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主制度在第一回合通常表现不好，但往往后来居上。如果独立战争在1776年就结束，英国会赢；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美国没有介入，德国会赢。
　　弗鲁哈尔认为，在2007-2008年金融风暴后，中国虽然挽救了全球经济，但也开始了债务泡沫的旅程。现在为了拯救经济，美国正在走向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中国和许多国家正在朝着去美元化、去美国领导的趋势迈进。脱钩已经开始，疫情使之更加激进，对于全球治理和经济而言，两极化的地缘政治将如何发展？
　　马凯硕指出，他在《中国赢了吗？》中其实提到不应该小看美国，如果说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美国出了1000个毛泽东，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巨人”。但在美中对抗中，美国有个“阿喀琉斯之踵”的致命弱点，就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给予美国莫大的优势，但一旦第一大经济体沦为第二大经济体，美元的地位势必受到动摇，而且中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而推动数字货币作为国际交易的货币，从而加速颠覆美元的进程。
　　“但可悲的是，最后决定谁在中美之间获胜的人，将是不在中国或美国居住的其他60亿人。这些第三国的人将运用理性的演算，来对哪个国家为他们提供最直接的利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当他们需要新发电厂、新港口、新医院的时候，该往哪里去？中国人正在系统性地建立一个全球影响力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国家依靠影响力来获取真实的东西，而不是说辞，而美国却在同时从国际退出。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认为中国还没有赢，但也认为‘中国不会赢’的观点是绝对错误。”
　　艾利森同意马凯硕书中对于某些美国人的自满的抨击，这些人愚昧地认为美国的优势不可动摇。但修昔底德式的现实是，目前美国和中国分别扮演的角色，正反映了守成大国和新兴挑战者的经典角色。
　　艾利森强调：“中美双方都面对可能自己无法解决的很大问题。大部分问题都在自己的边界之内，而不是在国外，与对方无关。”
　　艾利森如何评价中美两个体制的优劣？他引用了李光耀的看法，从一方面来说，“一个一党专政的专制系统是20世纪的操作系统，但尝试在其上粘贴21世纪的应用程序，那是行不通的，”但另一方面来说，“另外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显然功能失调。”
　　这两国的体制竞争将会持续很久，专制体制不能保证永远都有“慈惠的领导人”，而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现在的民主制度，面临的挑战是无法重塑自我。最终的赢家属于能够较成功地为自己的国民提供福祉的国家，但目前中美两国都未能解决各自体制的问题。
　　弗鲁哈尔认为两个体制都面临“既得利益集团”控制资本和资源的问题，疫情凸显了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中国和美国哪个国家更能解决这个问题？
　　马凯硕认为，中国目前的执政党在过去40年改善人民生活的幅度，超过了过去4000年的历朝历代，就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经验来说，大约200年一个轮替，目前的政党还在执政的早期，因此他不认为你能够与它反赌。
　　至于美国，马凯硕在新书的一个章节里问道：美国能不能做一个U型的转弯？他认为中美之间真正的战争不是军事，而是经济，但美国的国防预算受到利益集团的把持，他们与国会议员勾结，因此永远没有办法削减国防预算，但这并不是长期胜算的良好战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决策的目的并不是让国家整体或是人民受益，而是让少数的利益集团受惠。
　　马凯硕对比中国数十年来积累的精英统治和美国近来的财阀统治。“当你有一个精英统治与一个财阀统治对比，你绝不会与精英统治反赌。”
　　21世纪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缘政治竞赛是中美之间的对抗。但这是可以避免的吗？结果是否已经决定了？欧洲的介入是否能够避免两极对抗的趋势？
　　艾利森认为，修昔底德式的两权对抗竞争将是未来世界局势的基调，随着美中竞争加剧，两国政府致力于使供应链脱钩，并减少对关键技术的依赖，比方说中国将致力于减少对美国半导体的依赖，美国会减少对中国关键供应源和供应链的依赖，最终的赢家可能是最能解决自己问题的国家。
　　艾利森解释说，“如果你去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和中南美洲，他们说‘不要逼我们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和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之间做出选择’，但这些国家也说‘不要让我们独自与中国呆在一起’。第三方国家将使这一情况比冷战时期的两极关系更为复杂。冷战期间美国孤立苏联相对容易，但中国不像苏联一样自我孤立，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在维护经济利益之外，这些国家也不希望美国在国安议题上抛下它们。”
　　马凯硕同意，大多数的第三方国家都希望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而不是被迫选边站。艾利森认为，中等国家将会持续夹在两强之间，非常痛苦。
　　艾利森说，华盛顿和北京各自的全球力量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差距缩小，会引起对于核战争的忧虑，但不一定意味着在修昔底德动力下，两者之间的任何战争将直接由它们中的一个发动。
　　艾利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台湾是一颗定时炸弹。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北京将有可能通过武力统一，这可能（虽不确定）促使华盛顿捍卫这个岛屿。
　　艾利森说，“从那里开始，不难发现可能导致核炸弹爆炸的升级。我们不应该考虑有一方发起核战争，而要考虑有一方被拽入战争。”
　　马凯硕和艾利森的对话，预示了中美抗疫下半场的看点。但新冠疫情是否会造成中美对峙的永久性转折点？我想引用前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最近在《巴伦周刊》金融杂志发表的评论：
　　“我们仍处于大流行的痛苦之中，但对于中国从这场危机中可能获得的收益，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敲响了警钟。有些人担心这场危机将动摇世界秩序，并把新的领头犬放在首位。这些恐惧被大大夸大了。中国将不会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主导国。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它自己在先期处理疫情方面有很多需要追究问责的方面，而且它将承受巨大的危机后的压力。但中国将像过去一样利用危机来调适和改变。”
　　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会利用这个危机来调适和改变？

来源时间：2020/4/17   发布时间：202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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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翔  来源：澎湃新闻

　　新冠肺炎在美国大流行后，美股多次熔断，经济势头急转直下，引发经济崩溃的恐慌。从疫情的蔓延形势看，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显然没有做好应对重大危机的准备，这既包括心理上的准备，也包括现实政策和物质储备上的准备。但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远非其他经济体可比，美国因所谓“疏忽”导致的经济形势恶化不仅将给美国自身，也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
　　不确定性：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最直接风险
　　美国经济是美国强大抑或衰落的基础。当前阶段，美国经济的确面临诸多风险，最大、也最直接的风险是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政策落地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在美扩散后，特朗普政府、国会、美联储相继推出三轮救市举措，总规模高达6万亿美元，约占美国年度GDP的30%。上述6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其中2万亿美元由特朗普政府和国会推出的财政政策组成，另外4万亿由美联储货币政策构成，基本上覆盖了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对民众的直接补贴，如对符合收入标准的美国人每人发放1200美元的现金补助；提高失业保障，每周增加600美元，延长失业补助4个月；也有对中小企业的救助，如为小企业提供3490亿美元援助贷款，美联储将直接购买企业票据；为受损失严重的企业，如航空、邮轮公司，提供约5000亿美元援助贷款或贷款担保；有为抗击疫情的医疗系统的资金支持，如向医疗系统提供约1000亿美元援助；也有为地方政府提供约15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基金，还有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支持。
　　上述救市政策从内容上看，具有覆盖面广，力度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从规模上看，目前的救市政策力度已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时奥巴马政府出台的7870亿美元的救市规模。但上述救市政策如果不能落地，就是空中画饼。而市场是不相信空中画饼的，担忧和恐慌自然也无法纾解。
　　从目前救市措施落地的进展看，速度还是非常缓慢的。企业和民众迟迟接不到特朗普政府承诺的补贴补助。特朗普政府希望主要通过社区银行发放救助款，但隔离措施令社区银行业务线下开展严重受限，而社区银行的线上业务能力远不如大型银行发达。
　　有着强大线上业务能力的美国大银行却并不是落实救市政策的主渠道。截至4月4日，只有两家大型银行，美国银行和大通银行接受救助计划申请。其他大银行则表示不清楚救助细节，参加积极性不高。民众对此非常不满。
　　二是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虽然国会传出会继续推出新刺激政策，如国会正在酝酿新一轮5000亿到1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但市场对政策空间是否存在仍然表示怀疑。
　　三是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爆发的影响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具有共同点，在病毒的规模、传染率、死亡率、并发风险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由于不清楚何时能研制出抗病毒疫苗，并找到治疗药物，民众和市场难免担心病毒回潮的问题，在第一波疫情过去后，可能还有第二波、第三波再次来袭。
　　四是能否形成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的不确定性。2008年美国首先爆发严重次贷危机。危机持续发酵，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但那时的美国通过G20机制，与他国联手，共克时艰。而面对新冠疫情，由于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优先”原则和政策实践已经严重削弱了国际合作的信心和机制，国际分工和产业链遭到割裂，很多国家都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如果疫情继续在非洲等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爆发，没有国际社会共同抗疫行动，届时将有可能爆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上述诸多不确定性汇聚在一起，对企业投资生产和居民消费产生了强大的抑制作用。企业被迫推迟投资，因为他们难以预测供应链及市场需求变化情况。金融投资者担心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的未知风险，纷纷转投安全标的。国际资本争购美元资产推高美元汇率，而坚挺的美元将增大美国的出口成本，使美国公司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竞争。
　　有关数据也印证了上述趋势。由西北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制定的美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创下了2019年8月以来的历史新高。最新市场调研结果显示，美国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都高度关注新冠疫情走向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约50%的小企业表示已经遇到了客户对其产品和服务需求减少的问题；超过50%的小企业预计未来12个月市场会出现衰退，而在今年1月份这一比例仅为14％。
　　疫情的拐点就是美国经济的拐点
　　决定美国经济走向的关键是看美国感染和死亡人数何时能迎来拐点。疫情的拐点就是美国经济的拐点。按照目前的趋势看，感染或死亡人数的拐点可能要到5月或6月份才能到来。因为美国感染人数还未到达峰值水平，因此美国经济的“至暗时刻”可能还未到来。
　　中小企业是美国经济的绝对主体，占美国企业总数的九成以上。中小企业多处于“手停则口停”的状态。受经济停滞的影响，中小企业经营业绩严重下滑。很多中小企业歇业，一些企业则依靠自有资金储备在勉强维系。
　　据摩根大通研究所的研究，目前美国所有小型企业中有一半的现金缓冲不到30天；1/4的小企业的资金储备最多只够支撑13天。从行业上看，中小餐馆现金储备能够支撑16天；房地产行业的中小企业状况好些，可支撑47天。但即便如此，可能也无法撑到6月份。从企业性质上看，与资本密集型或高薪行业相比，劳动密集型或低薪行业的小型企业的现金缓冲天数较少。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现金缓冲天数为38天，劳动密集型行业为23天。
　　如果疫情持续，而上述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得不到政府救助，就会出现一波中小企业破产关门潮。在过去的两周中，已有近1000万美国人向政府申请失业救助，失业率从2月份的3.5%大幅跃增至4.4%。如果中小企业持续关门停业，向政府申请失业救助的人数和失业率还将跳增。
　　此外，目前，美国银行体系相对稳健，这是最后的一块安全堡垒，也是此次疫情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重要不同之处。圣路易斯联储2020年3月26日发布的金融压力指数显示，目前美国金融市场的压力远超2009年中旬以来水平，但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未来如果救市政策迟迟不能落地，疫情仍得不到控制，市场迷茫的情绪持续自我强化，可能会演化成恐慌，引发抛售和挤兑行为，此前流动尚充足的银行体系，也可能出现流动性枯竭。公共卫生事件就将转变成流动性危机，并升级成信用危机。
　　专职负责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美国两“房”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目前的资金相对充足。但截至4月1日，已有约30万人向两“房”申请贷款展期。如果疫情持续，按目前的市场发展趋势，两“房”的资本规模最多只能再支撑3个月。届时，两“房”将不得不在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再次向政府申请救助。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近日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称，新冠疫情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基辛格提出的，为巩固美国国际领导力，美国必须在三大领域做出努力：一是增强全球抵御传染病的能力；二是努力医治世界经济遭受的创伤；三是维护当前自由流动的世界秩序。但美国显然在上述三个方面做的都很不足。
　　展望未来，相信疫情终将会过去，我们不知道将为此付出何种代价，但我们知道，全球合作条件下付出的代价将必然小于不合作、各自为战。

　　（余翔，清华大学全球化中心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4/17   发布时间：2020/4/9

旧文章ID：21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