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永定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次贷危机本身及当时救市措施所产生的种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想深入理解美国金融市场近期动荡的原因和美联储无限量宽松的政策逻辑，就绕不开对次贷危机的复盘。
　　在4月7日晚举行的第十期浦山讲坛上，CF40学术顾问、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通过对比2008年次贷危机与本轮市场动荡，深入剖析了美国股灾与美联储救市的原因及含义。
　　余永定指出：
　　►从资产泡沫、流动性短缺等方面来看，此次股灾实质上与2008年金融危机没有根本性不同。
　　►以前美国资本市场中住房抵押贷款的重要性排在第二位，当前它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这是次贷危机时美联储实行QE这一系列政策之后，美国资本市场所发生的改变。
　　►美联储应对股灾的措施同应对次贷危机的措施完全是一个路数，说到底就是印钞，具体措施体现在增加流动性、稳定资产价格、补充资本金三个方面。
　　►此次股灾是否会发展为金融危机还很难判断，但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无悬念。
　　►今后美国经济的发展方向要由病毒来决定，一切取决于医学科学是否能够战胜COVID-19。所有国家现在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有很多不确定性需要注意并仔细研究。
　　►美国今后政策方向很清楚：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赤字，无底线地印钞，“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此时，中国需要思考清楚如何保护自身利益。

　　中国的经济学家已经详细地分析了此次美国股灾的成因与后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本文梳理了此次美国股灾发生的原因以及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的前因后果，并试图找出其中的内在逻辑。
　　回顾美国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衰退
　　为了更好地理解此次美国股灾、美联储政策以及未来如何发展，首先需要回顾2007年至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美国政府在应对次贷危机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
　　美国的次贷危机可以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的贫困阶层借入大量次级贷款。
　　第二阶段，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贷款的违约率急剧上升。
　　第三阶段，由于违约率急剧上升，以次贷为基础的资产（如MBS、CDO等）价格大幅下跌；与此同时，货币市场出现流动性短缺，资产抵押商业票据(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ABCP)等短期债券的利息率急剧上升。
　　第四阶段，金融机构不得不压缩资产负债表以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于是出现信贷紧缩。
　　第五阶段，金融机构特别是一些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破产，整个金融系统陷入危机。雷曼兄弟的破产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标志性事件。
　　第六阶段，美国实体经济陷入衰退。
　　次贷危机的第三阶段（货币市场流动性短缺阶段）以及第四阶段（信贷紧缩的阶段）与目前美国所发生的股灾有很多相似之处。对比它们之间的异同对我们理解这次美国股灾很有帮助。
　　首先讨论第三阶段：流动性不足的阶段。
　　为什么在次贷危机时，MBS、CDO这些资产价格的暴跌会引起流动性不足呢？
　　因为MBS、CDO等资产是长期资产，它的期限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购买这些金融资产的行为属于长期投资。但是，想要持有这些长期资产的金融机构需要从货币市场借钱购买这些长期资产。例如，很多金融机构需要发行三个月或时间稍久的ABCP等短期融资工具。
　　举例说明，金融机构想购买100亿的MBS，就要从货币市场上融资100亿，融资期限是三个月或者是六个月。但是MBS资产的期限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这些金融机构必须不断从货币市场上融资，借新还旧，以便长期持有MBS、CDO。它们正是通过借短投长获得收益（投资收益-融资成本）的。
　　但是一旦MBS、CDO这类债券的价格下跌，在货币市场上为长期投资者提供资金的短期投资者，如ABCP的购买者，因为担心长期投资者可能违约，不再愿意购买ABCP。于是，货币市场突然出现流动性不足。
　　如图所示，这个时候，3个月欧洲美元与美国国债的息差突然大幅度上升，其他显示流动性不足的利差也大幅度上升。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资产价格下跌，货币市场投资者不愿意购买ABCP等短期融资债券，使得持有长期资产的金融机构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筹资，以解决流动性不足问题。找不到钱，就只好卖掉所持有的长期资产。
　　这时候就进入了第四阶段，即信贷紧缩阶段。
　　一个金融机构想要购买资产进而盈利，必须要借助杠杆，不能仅靠资本金。也就是说，金融投资者必须借别人的钱来进行长期投资，通过增加资产来增加利润。此时就会存在杠杆率的问题。
　　所谓杠杆率，就是资产对资本金之比。在资产价格上涨时期，金融机构的杠杆率通常都非常高。正常时期杠杆率是10倍或20倍，资产价格上涨期间可能高到50倍甚至更多。
　　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大金融机构杠的杆率都非常高。一旦资产价格下降，按照会计原则使用公允价格（mark to market）计价，必须重估资产负债表的价格。例如原来账面资产有100亿，重估后只有50亿，所以资产就减少了一半。
　　根据会计准则，资本金也必须等量扣减。假设某金融机构拥有1000单位的资产，50个单位的资本金，这个机构的杠杆率就是20倍。资产价格下跌，计算杠杆率时分子和分母要减同一个数。这就意味着，如果同样减扣30个单位，资产的价格会由1000个单位降到970个单位，资本金由50个单位变成20个单位，这样杠杆率就变成48.5倍了。
　　在金融危机时，风险非常高，金融机构应该降低杠杆率而不能提高杠杆率，否则没有投资者敢持有这些机构的资产。例如，没有投资者会来购买高杠杆金融机构发行的短期债券了。这样，金融机构就必须采取措施，把杠杆率降回到投资者所能接受的水平。
　　降低杠杆率有以下两个途径：
　　❶增加资本金。比如现在金融机构的资产只有970个单位了，资本金有20个单位，这时候如果能增加28.5个单位的资本金，杠杆率就又降回到20了。
　　❷压缩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减少资产。这种途径现实之中采用更多。比如资产价格暴跌，只剩970个单位，这时如果再减少570个单位，变成400个单位，杠杆率就回到了20倍。
　　所以，减少资产是使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保持在使公众投资者放心的水平上的主要做法。在减少资产的同时，意味着负债也减少了，卖出资产的钱用来还债，资产和债务同时减少。也就是说，一个金融机构为了稳定杠杆，将减少资产，压缩资产负债表。
　　对于单个金融机构来说，出售资产以偿还债务、降低杠杆率是一种合理的决策。但是如果所有金融机构都这样来做，就会出现所谓合成推理的错误：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于是便需要进一步出售资产降低已回升的杠杆率。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资产价格下跌-出售资产-资产讲过进一步下跌。
　　我的资产是别人的负债。譬如，银行的资产是给企业提供贷款（企业的负债），压缩资产意味着要减少给企业的贷款。企业就得不到贷款（无法负债）了。金融危机一方面会导致金融机构的倒闭，另一方面也会引发实体经济的危机。生产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生产就难于维持，企业就会倒闭。
　　总之，次贷危机演进的大概过程是：次贷违约；证券化资产（MBS、CDO）价格下跌；货币市场出现流动性短缺；银行、投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去杠杆、压缩资产负债表；由于流动性短缺、信用收缩、资金链中断，金融机构倒闭；借贷活动停止，生产企业无法投资和生产，经济增长速度受到影响。
　　同时，资产价格的暴跌通过财富效应传导到居民部门，导致居民也要减少消费，所以投资减少、消费减少。于是，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负增长，经济陷入衰退。
　　美联储两步走应对次贷危机：稳定金融、刺激经济
　　美联储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分两步走采取措施：第一步，稳定金融；第二步，刺激经济。同样的，我们现在面临疫情冲击，想要恢复宏观经济也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稳定整个供应链，稳定恢复生产系统；第二步，刺激经济增长。
　　当时的美联储和财政部，为了稳定金融做了些什么事？其中的逻辑是什么？可以进一步讨论。
　　美联储分三路出兵：第一路是资产方，第二路是负债方，第三路是资本金。
　　次贷危机的缘起是资产价格下跌，比如MBS、CDO等价格的下跌。这时，美联储首先要遏制这些资产的价格下跌。投资者不买入，政府就买入。所以QE1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买进有毒资产。同理，当年香港救股市，投资者抛出股票的时候，香港金融管理当局入市买股票，不让股票价格下跌。
　　总之，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时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买入资产。当然也有可能几种措施同时进行，所以也可以说买入资产是美联储应对措施的其中一个方面。
　　另一个路径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注入流动性。短期投资者不愿意再买入ABCP，期满之后也不再重新购买，大型机构无法通过融入短期资金来持有长期资产。这时美联储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使短期投资者愿意继续购买ABCP这类短缺债券。同时可以向发售ABCP等短期资产债券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使它们不再被迫低价出售此类资产。
　　还有一个路径是补充资本金。例如英国在Northern Rock面临倒闭时将其国有化，或者政府通过债转股等方式，向金融机构注入资本金。

　　如图所示，假设资产是5000个单位，负债是4900个单位，资本金是100个单位。一旦金融危机到来，如果没有政府施以援手，金融机构的合理反应通过合成推理的错误，使这些数字变得越来越小，陷入恶性循环。
　　若想稳定这些数字，应在资产端使资产价格止跌；在负债端使金融机构免于被迫减少负债；在资本金这一项目上，政府通过增持股份、接管等方式为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美国对两房的接管和北岩银行的国有化都是从资本金入手遏制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具体例证。
　　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就是通过以上三个途径来稳定整个金融体系的。我们在分析本次美国股灾，试图去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的时候，可以考察一下美国政府是如何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稳定金融市场的。
　　美国治理金融危机的第二阶段，是在稳定了金融市场之后，开始刺激经济。美国的主要政策是QE+降息。
　　QE操作有四次，QE1、QE2、QE3、QE4，各次目标有所不同。总体而言，美联储推行QE的目的主要是抬高资产价格。
　　美联储购入有毒资产（主要是MBS），也购入了大量的长期国债。前者稳定了MBS之类资产的价格，后者导致国债价格的上升。
　　国债价格上升，意味着国债收益率下降。国债是最安全的资产，一旦外部有风险，投资者都会涌向国债市场，这是美联储所不希望看到的。美联储压低国债利率，把投资者、公众投资者推向其它资产市场。
　　资金不会转向声名狼藉的MBS、CDO，于是大量地转向股市。如此一来，股票价格上升，产生强烈的财富效应：即老百姓通过各种各样的基金购买了股票，其资产增值，进而增加消费。另外，股票价格上升，使企业比较容易融到资金。
　　QE导致股票价格飙升，后者通过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刺激了消费和投资。有效需求的增加很快使美国走出经济危机，并维持了近10年的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
　　QE还有其他两个重要目的，一个是制造通货膨胀，另一个是诱导美元贬值。两者都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减少债务负担。但这两个政策目的似乎实现的并不十分理想。
　　QE这种通过大规模地公开市场操作来购买国债的行为算不算印钞？在10多年前QE政策刚刚推出的时候，美国和中国的学界就曾问：QE属于一般公开市场操作还是属于印钞？
　　因为QE跟平常的公开市场操作不同：第一，QE的规模巨大；第二，QE不仅买美国的国库券，还买MBS、CDO之类的有毒资产；第三，不但买一般的美国国债，还买长期国债，这些操作都是不平常的。
　　认为QE不属于印钞的理由主要有三个：
　　❶是不是印钞要看目的，如果目的在于赤字融资，就属于印钞；如果目的在于刺激经济增长，就不属于印钞。
　　❷QE是临时性的政策，当经济恢复正常增长的时候，美联储会退出QE，把多买的国债卖掉。现在买入的有毒资产，待其价格回升时也卖出，不但可以把多放出的货币收回，而且可以为财政部盈利。
　　❸美国所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衰退，暂时还不需要担心通货膨胀。
　　事实上，美国从2013年中开始谈退出QE，但实际实施情况如何？
　　如图所示，从2014年开始，美联储的资产不再增加。危机爆发前美联储资产有8千多亿美元，后来涨到4万多亿美元。2016年以后在缓慢地下降，2018年下降得比较突出。但现在由于新冠肺炎和股灾的冲击，资产变成了5万亿美元了，QE的退出变得遥遥无期了。

　　我个人认为，QE就是印钞。从美国的角度来看，QE具有合理性，而且当时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但什么政策都是有代价的，QE也不例外。
　　美联储的QE等一系列政策，包括美国的财政政策，对美国的资本市场的大小和结构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次贷危机之后，美国资本市场的变化尤其是结构变化与今天股灾的发生是密不可分的。
　　QE助推股市泡沫，公司债暗含巨大风险，新一轮金融危机能否避免？
　　下面介绍美国的资产结构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一，各类国债总额接近20万亿。次贷危机前，美国国债余额并不算高，现在变得很高了，是GDP的100%多一些。这是美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变化。
　　第二，股市在美国资本市场上一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次贷危机前股市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原来就是最重要的，现在更重要了。2019年底，股市市值有30万亿美元左右。其变动对美国的金融和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第三，当前公司债大约有十万亿，较以前有明显的增长。
　　第四，以前美国资本市场中住房抵押贷款的重要性排在第二位，当前它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这是在次贷危机时，美联储实行QE这一系列政策之后，美国资本市场所发生的改变。
　　所以总的情况是：国债的份额增加，股市的重要性增加，长期公司债也有显著增长，住房抵押贷款的相对重要性就下降了。
　　本次股市暴跌之前，大多数人认为股价的飙升是美国实体经济表现良好的结果，不是泡沫。股灾的发生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美国股市存在严重泡沫。为什么会产生泡沫？毫无疑问，这是QE的结果。可以说QE的目的本身就是制造股市泡沫，以刺激经济增长。
　　美联储把资金赶入股市的政策又是通过哪些具体途径实现的呢？似乎主要有两个途径：
　　第一，因为QE所导致的长期低利率，保险金、养老金等长期投资者开始转向股票投资。
　　这些投资者是十分关心投资安全性的。国债风险低，收益率也非常低，但现在国债的收益率实在太低。管理长期投资资金的金融机构，需要保证一定收益率，否者无法向投资者交代。
　　虽然股票风险比国债大，但它的回报很高，况且股票的风险现在看起来也不是特别高，所以金融机构对股票的需求增加了，这就推动了股票价格的上涨。
　　第二，大公司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美国股市上涨同大公司的回购有关。
　　据报道，自2012年到2015年，SP500榜单上的公司回购了4.37万亿美元的股票。美国的头10大公司都大量回购了自己公司的股票。股票回购抬高了股票价格，降低了市盈率，增加了分红，但实际利润可能根本没有增长。
　　徐志、张宇在一篇文章中讲道，美国上市公司美股盈利的年复合增长速度达到了11%，而企业的复合利润增速仅为8%，两者之间3%的差距，是回购人为推高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上市公司的盈利中，大约有27%是由回购行为所虚增的故事泡沫。具体数字可以继续讨论，但股票市场出现泡沫和回购行为导致的股价虚高的确是密不可分的。
　　总之，美国股市的上涨，从大环境上来讲，是美联储采取了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零利率、QE等）所致；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讲，是由于长期投资者转向股市以及大公司大量回购股票所导致。同实体经济增长脱节的股票价格暴涨，迟早会发生问题。新冠肺炎和石油价格暴跌只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许多投行的研究报告中，对于美国股市泡沫和股市暴跌的原因除有政策层面的分析外，还有大量涉及资产市场参与者与金融机构投资策略的技术层面的分析。
　　次贷危机之后一些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是投行。金融危机之后，投行变成了金融控股公司，它们业务领域和投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从投资策略的角度看，次贷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次贷过度证券化造成的；在此次美国股灾中，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机构是资本市场上最活跃的角色。在股灾原因分析中讨论最多的投资策略大概是风险平价策略（Risk Parity Strategy）。这种策略是根据不同资产的风险和收益水平决定资产配置。基金管理者都有特定的波动性水平目标，一旦超标，他们就会自动减持。
　　因为在美国股灾初期，桥水（风险平价策略是桥水创始人达里奥在很多年前发明的）等执行风险平价策略的基金抛售了大量的股票和其他资产，一些市场人士指责风险平价策略基金是本次股灾的罪魁祸首。另一些市场人士则指出，风险平价策略是为了降低外部冲击对资产价格的影响，风险平价策略基金是受害者而不是肇事者。
　　事实如何还可以讨论，但美国股灾的爆发证明：无论采取何种技术性措施，即便资产组合中资产种类非常不同，相关性很低，一旦大的冲击到来，如新冠肺炎、石油危机，任何分散风险的策略都会失灵。
　　一些交易员抱怨沃尔克规则妨碍了他们在危机时刻得到必要的流动性。次贷危机之后，监管推出沃尔克规则的目的是隔离投行和商业银行业务，限制银行为对冲基金、避险基金提供资金。
　　沃尔克法则提高了金融市场的安全性，本身没有问题，但它确实限制了银行为流动性短缺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因此，当股票市场泡沫崩溃频频下跌时，沃尔克法则确实加剧了资本市场上的流动性短缺，不利于股市的回稳。但有更好的选择吗？
　　2月中旬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石油价格暴跌，可以看到新冠肺炎是导致美股暴跌的最根本最重要原因。在从2月12号的高点到3月20号，美国各指数均出现暴跌，道琼斯下降了35.1%。这种情况与次贷危机时MBS、CDO等金融资产价格暴跌的情况类似。
　　一旦资产市场出现问题，很快会导致流动性短缺，货币市场利差开始上升。衡量流动性短缺程度的利差包括各类短期资产利率与OIS之差以及3个月期AA金融CP与OIS利差等。在2007年、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时，货币市场利息率急剧上升。在这次股灾爆发后，各种短缺资产利率与无风险资产利率也突然上升，这些都是流动性短缺基本标志。
　　还可以看到，虽然LIBOR和OIS的利差也明显上升，但与2008年相比上升幅度相比还有些距离，这可能与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采取各种措施有关。股灾爆发后，黄金价格下跌也是流动性短缺的表现，当人们急需美元时，就会选择卖掉黄金。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指数上升也是可以预料的。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其本国货币不像发展中国家那样会出现贬值，相反要升值。这是由于国内出现问题时，金融机构和大公司要把海外资金调回，以解决流动性短缺，补充资本金不足等问题。
　　美国国债是避险天堂，一般情况下，当某种资产出了问题，资金就会逃离相应市场而进入国债市场。国债需求增多，价格会上升、收益率下降。但在这次股灾中，美国国债价格不升反降、收益率不降反上升。这是怎么回事？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说明货币市场上的现金已极度短缺，连国债都要抛售套现了。所以，同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相比，此次美国股灾发生后的流动性短缺可能为更严重。
　　现在大家在谈论股灾，但对金融稳定来说更为巨大的威胁可能来自公司债。弗里德曼曾经说过，无论股市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货币政策不出大问题，就不会出什么大事。但对公司债来说就很难这样说了。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美联储的QE和零利率政策，美国资本市场上公司债的体量急剧增长。不仅如此，美国债券市场中，高收益债的比重非常高，高收益债一般指风险很高垃圾债。而高收益债中能源板块比例又很高。当沙特和俄罗斯出现问题，能源价格下跌、风险上升时，高收益债的收益率飙升是再自然不过的。
　　以美国国债利息率作为比较基准，美国不同等级的企业债的利差急剧上升。公司债利差普遍明显上升说明市场不看好美国公司债。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公司债利差还没有达到次贷危机期间的程度，但是已经明显在上升。公司债和股市不同，股市在繁荣或萧条时期的价格走势一致性很强。由于不同的期限、品种，公司债价格走势的一致性较差，但这可能恰恰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公司债的原因。
　　由于杠杆率的急速提高，美国公司债本来就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新冠肺炎使公司债雪上加霜。
　　一切取决于新冠肺炎形势的发展，如果疫情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大批高杠杆公司必然陷于破产。而大量公司债的违约将使金融危机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乃至全球都将陷于金融和经济的双重危机。
　　在此次美国股市风暴中，风险资产下降的速度甚至高于次贷危机期间，但在次贷危机期间雷曼兄弟等超大规模金融机构破产的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所以，按照约定俗成的定义，现在还不能说美国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
　　此次股灾与2008年金融危机没有根本性不同
　　美国经济发展方向由病毒决定
　　可以说，到目前为之，美联储应对股灾的一系列措施是正确的和及时的。理解了2008年以来美国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系列反危机措施，我们就能比较好的理解自2020年3月以来美联储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较好的评估这些措施的后果以及对中国的可能影响。
　　股灾发生之后，美联储的主要措施包括：
　　3月15⽇，将贴现窗⼝利率下调1.5个百分点⾄0.25%、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至0。
　　3月16日，宣布将隔夜利率降至零，恢复数量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
　　3月17日，重启商业票据融资便利机制(CPFF)和一级交易商信贷机制(PDCF)。
　　3月18⽇，启动MMLF(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
　　3月19日，美联储宣布为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巴西央行、韩国央行、墨西哥央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瑞典央行分别提供高达600亿美元的流动性；为丹麦央行、挪威央行、新西兰储备银行分别提供300亿美元的流动性。
　　3月20日，纽约联储宣布进行每日1万亿美元的回购操作，时间持续1周。
　　3⽉23⽇，美联储宣布史无前例的“无底线”救市方案:
　　➤推出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TALF），主要是向ABS的发行者提供融资，并由ABS的发行者提供资金给私人或小企业，该项政策在2008年曾经使用过；
　　➤推出一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Primary Market Corporate Credit Facility，PMCCF），设立SPV（特殊目的机构）并从一级市场购买期限在4年以下的投资级公司债；
　　➤推出二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Secondary Market Corporate Credit Facility，SMCCF），设立SPV并从二级市场购买剩余期限在5年以内的投资级公司债、以及投资投资级公司债的ETF。
　　此外，特朗普推出刺激计划（提供1.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措施），其中包括向每位美国人提供的1000美元和500美元的支票，总额为2500亿美元，3000亿美元的小企业贷款，2000亿美元的稳定基金以及延期纳税。
　　根据2008年的经验，我们知道美联储的救市政策是从补充流动性、稳定资产价格、注入资本金这三个方面入手的。这次救市就大方向来说与上次救市并无不同。
　　首先，在金融机构的负债方，美联储注入大量流动性，以缓和货币市场上的流动性短缺。
　　美联储的政策工具箱中有大量应对流动性短缺的工具。有些工具是原有的，有些是最近新创造出来的。这些工具包括：商业票据资金便利、定期拍卖便利、贴现窗口、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互助基金流动性便利。所有政策工具的目的都是解决危机期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如果货币市场融资渠道受阻，金融机构就将不得不进一步压缩资产规模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为避免产生这种恶性循环，必须立即给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
　　第二，在金融机构的资产方稳定资产价格。原来是通过买入MBS、CDO等长期资产维持价格，而现在主要是股市的问题，所以具体的操作不太一样。美联储推出了一些新的政策工具以便使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他们的长期金融资产，如公司债、股票等。美联储表示，在必要的时候也完全有可能大量购买公司债。3月18日伯南克等人发表文章，提出美联储可以请求国会授权购买有限数量的投资级公司债券。
　　第三，在股东权益（资本金）方，国有化金融机构是维持金融稳定的一个重要方向。虽然在这个方面还没什么大动作，姆努钦已经表示，美国政府将入股航空公司，作为向这些航空公司提供拨款的条件。
　　除货币政策外，财政政策也相继出台。特朗普上台前就强调美国要发展基建，借当下的时机，特朗普提出了近2.5万亿的刺激措施。
　　由于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采取的上述一系列措施，金融形势一度发生好转，美股一度回升，波动指数出现了下降，美元开始转弱，黄金开始回升，这些似乎都是美国金融市场趋稳的信号。
　　不幸的是，美国疫情的恶化又使一切都变得难以预料。最近美国又推出了临时性的回购便利工具（FIMA Repo Facility），凡是在美联储开设有账户的外国中央银行和国际机构，可以使用该工具，质押自己手中的美国国债向美联储换取存款（美元流动性）。
　　总体而言，美国此次股灾是否会发展为金融危机还很难判断，但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无悬念，进入萧条的可能性则是非常大。今后美国经济的发展方向要由病毒来决定。所有国家现在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有很多不确定性需要注意并仔细研究。
　　从资产泡沫、流动性短缺等方面来看，此次股灾实质上与2008年金融危机没有根本性不同。所以，研究2008年的经验对分析现在、预测未来很有帮助。可以看到，美国稳定金融的政策大体与之前的政策相同，均包括增加流动性、稳定资产价格、补充资本金三个方面，仅在具体政策形式上有细微区别。
　　美联储应对股灾的措施同应对次贷危机的措施完全是一个路数，说到底就是印钞。3月23日，美联储宣布的无底线救市方案，即不顾一切阻止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这已经打破了所有的禁忌，当美国自身出现问题，它就会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而不择手段。
　　美联储救得了美国金融市场，但却救不了美国经济。一切取决于医学科学是否能够战胜COVID-19。
　　当美联储开始无底线地印钞时，所有传统规则、理论禁忌都被颠覆。中国需要思考清楚如何保护自身利益。
　　“直升机撒钞票”之后，美国正在用美元来淹没全球，美国今后政策方向很清楚：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赤字，无底线地印钞，“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中国怎么办？
　　问答
　　提问：有说法认为过度宽松实际上埋下了风险的种子，是金融乱像频发的根源。实际上发达经济体正不断重复这种循环，即宽货币-泡沫-泡沫破灭-进一步宽货币-泡沫。您如何看待这种政策困局，有没有突破这种循环往复的出路？
　　余永定：我认为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发达经济体必须从现实出发，但是找不到其它更好的办法，只能通过这种方法来稳定金融，并且试图刺激经济的增长。
　　2008年以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空间逐渐缩小，人们认为这为未来的发展埋下了炸弹。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们只有看好脚下的路，即使知道迈过眼前的坑之后就是悬崖，那也没有办法。如果现在不迈过这个坑，就会跌下去出不来了。
　　所以我认为美国政府的宽松政策不应该被指责，它可能会引起资产泡沫等问题，但那是以后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用凯恩斯的话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如果政策能兼顾现在与未来是最好的，但最重要的是解决现在的问题。
　　提问：美联储政策毫无疑问会产生强烈的溢出效应，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可以有哪些应对手段？中国该如何保护好自身利益？
　　余永定：关于美国经济萧条将如何冲击中国经济，我的观点是一贯的，即中国在扩大开放等方面要掌握好度。如果能够把握控制好跨境资本的流动，那么很多外部冲击是可以被隔绝的。
　　另外，我依然强调汇率问题。汇率需要有灵活性，它也是隔绝外部冲击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外，资本市场应该进一步发展，给我国企业提供各种各样的避险工具，锁定未来的风险。在金融方面，鉴于我国的制度优势及政策组合，在相当程度上有能力规避美国未来对中国的冲击。
　　在经济方面，第一，对当前疫情的发展绝不能麻痹大意，千万不要再次反复，所以工作的第一要务是要防止疫情复发。
　　第二，在国内疫情基本控制的背景下，在经济方面首先要恢复生产链、人流、物流、资金流，恢复生产组织。比如，由于疫情的影响，有些企业倒闭了，有些工人要失业了等问题，非常值得关注。我们要保证经济组织、产业链的完整性，这是最重要的。企业一旦倒闭就很难再恢复，所以要修复整个生产网络和经济体系，这方面要舍得花钱，不要过多地考虑未来如何。
　　第三，如果判断疫情复发的概率比较低，一起步入正轨，可以更多考虑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对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当做适当调整，因为疫情耽误了好几个月，未来可能还要耽误一段时间。但是，我主张仍需对经济增速确定目标，若没有目标，很难调动一个国家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但这个目标要充分考虑到疫情的冲击。
　　总而言之，积极做好经济恢复工作，同时不要拆掉金融屏障，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度过难关的。
　　需要强调的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生存是最重要的，发展是第二位的，没有生存就没有发展。未来粮食、能源等涉及生存环境的重大问题，必须要考虑清楚。应当充分调查全国物资储备情况，提高物资储备设施条件，同时完善医疗卫生体系，这些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向都需结合当前形势重新规划。

来源时间：2020/4/16   发布时间：2020/4/9

旧文章ID：21324

作者：杨超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于当地时间4月8日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桑德斯的退选使得前副总统乔•拜登成为仅存唯一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如无意外，拜登将顺理成章地成为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
　　拜登在2020年第二期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从特朗普手里拯救美国外交政策》（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的文章，较为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其外交政策思想。拜登本人个性比较循规蹈矩，不像特朗普一样有太过出格的个人主张，因此这篇文章所阐述的外交政策思想不仅只是拜登个人的竞选主张，也可以说基本上代表了民主党建制派的主流想法，可以从中一窥拜登及民主党对中国的总体外交政策思路、规划和方略。
　　拜登开宗明义地把其外交政策称为“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其外交政策在抨击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美国如何领导世界以及应对中国的看法。
　　在经济方面，拜登和特朗普一样，把经济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拜登认为，为了赢得与中国的经济竞争，美国必须增强其创新优势，并在全球联合各经济大国及民主国家，反对滥用经济政策取得不平等优势。拜登把中国称为一个特殊的挑战。他声称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以保护美国公司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并反对中国给予国有企业补贴。
　　研发投资被拜登视为其总统任期的基石。拜登称美国将引领创新，力求在绿色能源、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5G和高铁等方面不落后于中国。美国将与盟友联合起来发展安全的、私营部门主导的5G网络以及制定规则。
　　绿色能源经济在拜登的经济战略构想中占有重要位置。拜登称将在国内进行大规模投资，使美国逐步走上发展绿色能源经济的轨道，到2050年将实现零碳排放。未来的绿色经济革命还将为美国创造10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拜登誓言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并召开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峰会，坚持要求中国停止煤炭出口补贴。
　　在贸易协定方面，拜登仍然持维护多边贸易协定，反对保护主义的立场，但强调美国必须制定和主导贸易规则，确保规则不会被操纵来针对美国。拜登抨击特朗普的贸易战不明智，因为贸易战不但伤害了美国的敌人，同时也伤害了美国的朋友以及美国的中产阶级。拜登认为美国需要世界市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保护主义加剧了大萧条并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相信公平贸易和公平竞争，要求取消对美国人不利的贸易壁垒并抵制全球滑向保护主义的危险。他认为未来新的贸易协定要保护工人、环境和中产阶级，公开透明，并且包含强有力的执行条款来约束签署协定的各方。
　　在军事方面，拜登表示将确保美国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将投资于部队装备。拜登宣称如当选总统，他将毫不犹豫地保护美国人民，包括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但是武力应该是最后的手段，而不是最先使用的手段。武力应该只用于保卫美国的重要利益，而且目标是明确的，可实现的，并征得美国人民的同意。
　　拜登继承了希拉里任国务卿时的“巧实力”思想。拜登表示美国既要强大，也要聪明。（We can be strong and smart at the same time.）他反对大规模的武装部队部署，而主张代之以特种部队士兵和情报人员支援所在国的合作伙伴来对抗共同的敌人。他认为这些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是可持续的，并能促进美国国家利益。
　　在外交方面，拜登认为，外交应该是美国权力手段的首要工具。（Diplomacy should be the first instrument of American power.）拜登称如当选总统，他将把外交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工具。他将把美国外交交到专业的外交人员手里，重新恢复被特朗普破坏了的美国外交信誉，重建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
　　拜登尤其不满特朗普疏远美国的民主盟友，放弃了美国在动员集体行动应对新的威胁方面的领导地位。拜登认为，70年来，美国一直在制定规则、达成协议、创建国际机制、促进集体安全和共同繁荣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而特朗普终结了这一切。如果继续特朗普的“退群”政策，那么有人将会取代美国的位置，而这将不会促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要么没有人取代美国的位置，那么混乱就会随之而来。这两种情况的发生都将对美国不利。
　　拜登承诺如当选总统，其外交政策将把美国拉回正轨，美国将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合作，动员集体行动应对全球威胁。拜登仍然把美国视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不但强调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并且意图通过举办全球民主峰会将其推广为全球的民主联盟。拜登认为，美国的盟友应该公平分享费用，但这个联盟超越了金钱。美国的承诺是神圣的，不是交易性的。北约是民主自由价值观联盟。拜登不但要恢复美国的传统盟友和伙伴，还要重构这个联盟。在亚太，美国将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条约盟国的关系，并深化与印度和印尼等国的伙伴关系。虽然拜登宣称这个联盟是要对抗俄罗斯和应对非传统威胁，但从其讲话内容推断，美国及其联盟应对中国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说特朗普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拜登的目标就是“让美国再次领导”。美国的领导地位将不仅体现在经济、贸易和军事方面，同时也体现在民主价值观方面。拜登的“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对待威胁和挑战所给出的答案是更多的开放，而不是更少；更多的合作，更多的盟友，更多的民主。美国要以民主自由团结“自由世界”。
　　纵览拜登的外交政策蓝图，其中国方略已呼之欲出：在外交层面，重建美国领导信誉，挽回对美国的信心，动员和纠集同盟，应对中国的竞争挑战；在舆论层面，将在“民主”“自由”等方面对中国继续施压，与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斗争有可能会更激烈；在经济层面，不赞同无差别攻击的贸易战，更倾向于以贸易协议如TPP等对中国釜底抽薪；力促美国与中国在绿色能源、5G等高新技术方面展开正面竞争，同时在碳排放、国企补贴和知识产权等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和限制；在军事层面，继续加强军事力量在亚太的部署，同时强调要硬实力与巧实力并行，不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部署，而是更强调对盟国和伙伴国家的扶持以牵制中国。在加强与中国竞争的同时，拜登也承认在某些方面仍需要与中国合作，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方面。在朝鲜问题上，美国仍需要借中国之力促使朝鲜“无核化”。
　　目前拜登与特朗普的总统选战还未开始，鹿死谁手仍未可知。如果特朗普胜选连任，以拜登为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在外交政策上仍会对特朗普有所制衡。具体表现为，在外交上，更强调联合盟友的力量而不是单打独斗；在经济上，会更强调绿色能源经济；在军事上，反对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与正面对抗；在国际舆论上，会更强调“民主”“自由”等议题。但必须看到，与中国竞争的战略已得到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多数精英的认可。无论哪个党派人物上台，与中国竞争的战略都是其首要选择，只是实施策略的不同而已，中国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有针对性的应对。

　　（注：作者是中国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20/4/16   发布时间：2020/4/16

旧文章ID：21319

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4月1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则评论，标题是“我们亚裔美国人不是病毒，但我们可以成为治愈的一部分”，立马在美国亚裔族群掀起了轩然大波，来自中国的华人直接骂他是外黄内白的“香蕉人”，其他亚裔更是看他不顺眼。
　　针对近期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仇恨犯罪和种族主义激增的趋势，杨安泽认为亚裔美国人应该通过行为表现出作为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和社区关怀。也就是说，亚裔族群可以借着成为最佳公民，从而帮助遏制种族主义。
　　但是很多人不同意亚裔必须先证明自己才能获得平等对待，他们更不同意做出社会贡献是应对偏见行为的最佳方法。
　　杨安泽的投书
　　在三月底出门购物时，住在纽约北部的杨安泽在一家杂货店门口遇到三名穿着连帽衫和运动衫的中年男子。“他们挤在一起聊天。一个抬头看着我，皱了皱眉。他的眼神里有些控告。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自觉，甚至感到羞愧，我是亚洲人。”
　　杨安泽承认，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时会有这种带有种族色彩的自我意识，特别因为他曾是一个不很得体的孩子。但是在成年、结婚、从业、当上父亲、领导层的职位，甚至参选总统之后，他本来以为这种种族的自觉应该消失不见了……
　　他一直为自己在美国的定位感到放心，感觉比任何背景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要好。几个月前在竞选的旅程中，当一名新罕布什尔州少年从他的汽车窗户向杨安泽大吼“眯眯眼中国佬”（Chink)时，他几乎没有感觉。当时他唯一的反应是：“嗯，我很高兴我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否则我可能不得不向他们解释这个字眼的意思。”
　　但是新冠病毒在美国社区的扩散改变了一切。因此杨安泽写道：
　　“我们亚裔美国人需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拥抱和展现我们的美国身份。我们需要就位，采取行动，帮助我们的邻居，捐赠装备，参与投票，穿红白蓝的衣服，志愿服务，资助公益组织，并竭尽全力加速这场危机的结束。我们应该毫无疑问地表明，我们是美国人，在这个急需的时候将为我们的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亚裔眼中的种族主义
　　但是许多亚裔意见领袖不同意亚裔必须证明自己才能理所当然地当一个美国人。杨安泽的呼吁“证明我们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不是病毒，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治愈的一部分”显然触痛了许多亚裔美国人的长久心结。
　　他们认为，亚裔美国人没有义务向殴打和吐唾沫的人证明自己。修正偏执者的仇恨也不是亚裔的任务。
　　这两种看法之间的冲突是基于两种对于反抗种族主义的不同策略：杨安泽认为仅仅说“不要歧视亚洲人”是没用的；但是《西雅图时报》的专栏作家斥责杨安泽对种族主义的看法肤浅无知。
　　这位作者问：凭什么这应该成为亚洲人的特殊责任呢？凭什么要求他们向种族主义白痴证明自己？除此之外，想要通过爱国主义的卓越和夸张的力量，让快活的仇敌喜欢上自己是行不通的。请问几代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建立了企业，获得了学位，从军报国，但到今天为止仍然被认为是二等公民。
　　哥伦比亚大学华裔读者向《华盛顿邮报》投书说，杨安泽错了。亚裔美国人所遭遇的种族歧视不会仅仅因为我们的社区更“美国化”而停止。当美国总统仍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时，“我很难相信这仅仅是因为美国白人还没有看到亚裔美国人的动员……我个人很难相信，如果新冠病毒首先出现在法国、英国或瑞典，而不是中国，那么来自法国、英国或瑞典的人们会面临同样的敌意。”
　　从“模范少数公民”到“病毒族群”
　　在过去的几周中，对亚裔美国人进行身体和语言攻击的案例急剧增加。使用非营利机构“危机热线”寻求咨询的亚洲人增加了160％，占来电者的比例已从之前的5％的增加到了13％。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了联邦调查局警告各地执法机构，随着新冠病毒危机的持续加剧，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事件将会增加。根据联邦调查局休斯顿办事处收集并分发给当地情报机构的情报：“联邦调查局评估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事件，由于新冠病毒疾病的传播可能会在美国激增而危害亚裔社区。”
　　特朗普、某些共和党的议员和亲共和党的媒体评论员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这种言论激化了种族矛盾和深层的歧视，并导致一些人采取行动打压亚裔美国人。
　　特朗普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或是“中国病毒”导致种族仇恨。但是后来他暂停使用这个标签，并且说“我们必须保护亚裔美国人。”但是批评者指责特朗普并未为保护亚裔社区而采取任何具体措施。
　　从洛杉矶、到纽约、到德克萨斯州，各种仇恨犯罪的报告显示亚裔受到的暴力袭击激增。3月14日在德克萨斯州米德兰，有3名亚裔美国人的家庭成员遭到刺伤，其中包括2岁和6岁的小孩，犯罪嫌疑人表示行凶的动机是因为他认为这一家人是中国人，并感染了冠状病毒。”
　　最近一名44岁男子在纽约皇后区骚扰并推挤了一名正将其儿子带到公交车站的47岁亚裔男子。
　　美国亚裔名博主，也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特约撰稿人杰夫•杨（音译）表示，在洛杉矶购物时，一名妇女对他大喊亵渎称号，并朝他的方向咳嗽。
　　纽约曼哈顿东村一家米其林星级面馆近日被人在前门恶意涂鸦“别吃狗肉”，韩裔老板认为这是“仇恨犯罪”。
　　自3月下旬成立以来，美国“停止仇恨亚太裔”的论坛记录了1100多起反亚裔的骚扰事件。而随着新冠状病毒的扩散，疫情重灾区纽约州仇恨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根据纽约市警戒仇恨犯罪特别工作组统计，自4月初以来就调查了23起案件，而去年同期间只有4起。
　　目前虽然亚裔掀起了#IAmNotaVirus#（#我不是病毒#）的反制行动，自今年1月以来，已有超过44份报告称亚太裔在大街上受到威胁和骚扰。这些事件包括被嚷嚷“滚回中国去死”，被指责为“携带病毒”进入美国，被用种族侮辱破骂，吐口水或遭到人身攻击。
　　针对亚裔的网络语言暴力更是与日俱增。半岛电视台的一项分析发现，仅在三月份，推特上就有1万多个反亚裔的帖子，其中包括#功夫流感（kung-flu）#一词，由于网站上使用了许多不同的缩写，真实总数可能要高得多。
　　应用程序TikTok（抖音国际版）上带有#中国新冠病毒（#chinese_coronavirus#）标签的帖子浏览量达到1亿次，其中一个剪辑显示一名男子的头发扎着筷子，然后将视线拉回到特朗普的录音中，解释了为什么他称COVID-19为“中国病毒”。
　　在Instagram的平台上，半岛电视台发现了7.2万个标记为#武汉病毒#（#WuhanVirus#）的帖子和1万个标记为#功夫流感#（#KungFlu#）的帖子。
　　当特朗普和议员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功夫流感”更加剧了把亚太裔当成健康危机的替罪羊和攻击目标。加州众议员朱迪•朱（音译）表示，随着冠状病毒席卷美国，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激增，由于有关冠状病毒的错误信息，对美国亚裔的袭击有所增加，“至少有1000起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事件的报道。”
　　从“可敬政治”到亚裔必须“自救”
　　杨安泽的文章里提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篮球运动员娜塔莉•周说，当她穿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服时感觉更好，部分原因是这个与加大的联系提醒人们她是美国人。
　　他也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人高比例自愿参军，以表明他们是美国人。现在亚裔美国人社区中的许多人正在加紧努力，试图证明他们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美国约有17％的医生是亚洲人并且正奔赴第一线。
　　将扮演漫威宇宙中第一个亚裔超级英雄的华人演员郑商奇在4月2日发推文回应杨安泽：“在世界各地的亚裔族群正遭受大规模种族主义和歧视的时候，基本上杨安泽只是叫我们认怂，吃一个芝士汉堡，还有买一面美国国旗。”
　　杨安泽回答郑商奇说：“我只不过说，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来缓解这场危机，并在美国和全球需要的时候加紧贡献。”杨安泽说他为自己的背景感到自豪，并且了解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
　　反对杨安泽论点的人认为，他建议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需要证明他们是社会的积极贡献者，才能被视为平等，这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论据，这等于说亚裔美国人有责任对歧视他们的人更加友好，这犯了“可敬政治”的误导逻辑。
　　1990年代美国盛行“可敬政治”的观念，被用来敦促黑人以某种方式打扮或举止来泯灭种族主义。这样的倡议，基本上重新加深了种族歧视的观点，也就是说，当少数和边缘化群体要想从当权者群体中获得更好的待遇时，他们必须表现得更好。
　　反对者认为，当杨安泽的文章用同样的逻辑敦促亚裔美国人，他完全误解了谁应该为因新冠病毒爆发的仇外心理和骚扰负责。这是一种长期的偏见，其根源是亚裔后裔开始移民美国以来的丑陋的仇外心理历史，其中包括1875年的《佩奇法案》和1882年的《排华法案》，分别禁止中国女性和中国人进入美国。
　　美国华人的处境尤为敏感
　　美国华人的处境尤其尴尬。在一月武汉封城之后，他们除了处心积虑想把在美国的个人防护物资送回国赈灾，同时还要面对在美国和全球不时冒出对亚裔的歧视。等到疫情扩展到美国的时候，他们觉得仿佛刚打完上半场，又得接着打下半场。
　　随着华人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冲击，也有些地区的华人开始储备枪支自卫，甚至筹组自卫队巡逻社区，担心个人和家人生命的安危。
　　其实在这之前，美国华人已经处于很尴尬的地位，因为华人和亚裔在身份认同上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近年来，由于高校入学平权和其他议题，新一代的华人移民和老一代的亚裔之间利益冲突。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在2000年至2015年期间，美国的亚裔人口增长了72％，呈现了所有主要种族或族裔群体中增长最快的速度。相比之下，增长第二快的族裔西班牙裔人口同期增长了60％。截至2015年，亚裔美国人中有24％（490万）来自中国，是最大的单一来源国。
　　这次由于事态波及其他亚裔族群，更加深了华人与其他亚裔之间的紧张，并且有些华人对于疫情的看法，更多的是在乎个人自身的安危，以及自己受到歧视，对于整个美国社会，特别是其他少数民族比白人受到更多的疫情冲击并没有表现很积极反对的态度，这些都可能是杨安泽发言的背景。
　　最近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发布了一个总统竞选广告，主要的目的是攻击拜登对于中国过度“软骨”，屏幕上的文字写道：“拜登捍卫中国……而中国使美国瘫痪。”
　　在广告过半时，视频显现骆家辉和拜登同框，背景是中美两国国旗，竞选广告中使用的剪辑似乎是拜登在2013年的中国之行，当时骆家辉担任驻华大使。但是影片暗示了骆家辉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完全是基于他的华裔身份。
　　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对此发表声明表示，竞选应该杜绝使用煽动性语言和虚假形象错误暗示华裔美国人缺乏对美国的忠诚度。
　　骆家辉在接受《大西洋月刊》的访问时说，“这是种族成见最严重的时候。无论你是第二代、第三代还是第四代，亚裔美国人都将始终被视为外国人。但是没有人会说，你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或是波兰裔美国人。”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这则政治视频显然更加煽动了种族情绪。反讽的是，骆家辉之前由于对一些中国人的惯性思维有所批评，也曾被中国人批评为“香蕉人”，现在却在特朗普的宣传机器下被塑造成“亲中”的形象。这正象征了当前政治语境下，美国华人经常有“里外不是人”的感觉。
　　华人组织的反击
　　美国华人面对的另外一个敏感的议题是，近年来美国的华人组织收入来源中许多是靠中国来的新移民的捐赠，因此有人抨击他们采取两种不同标准，也就是在种族人权的议题方面，他们对于美国社会和美国政府的批评非常尖锐，但是对于中国的人权情况，却完全没有批判能力，因为怕得罪中国政府，这完全是基于捐款人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而考量。
　　美国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和对华鹰派人物史蒂芬•班农认为“百人会”埋怨华人由于种族特征而遭到不公平的待遇，班农问这个由精英中的精英组成的“装模作样的组织”，为什么不去说说“那些被奴役的中国人民”？
　　“百人会”自定的双重使命是促进美国华人充分参与美国生活的所有领域，并鼓励美国人民与大中华地区之间的建设性关系。前“百人会”总裁吴华扬在回应班农的评论时说：“美国华人的公民权利与美国理想有关。中国如何建立社会是一个不同的问题。美国华人所受到的程序正义应取决于美国原则，而不是中国的政府政策。”
　　杨安泽没有理由以身为亚裔为耻
　　在很多政见上，我虽然并不同意杨安泽的立场，但是我同意他鼓励亚裔的社会关怀和参与，只是他当时行文的措辞有欠考虑。比方说，写到“自觉”亚裔的身份已经足够，再写“为耻”完全没有必要。这点从他后来的解释应该可以看出。
　　我常常自觉自己华人文化的背景，但并不意味着身为华人或亚裔有任何可耻之处，这在新冠疫情之前如此，新冠疫情之后也如此。
　　事实上，单方面谴责种族主义，和一厢情愿的社会参与，都不足以提升亚裔在美国的地位。其中值得华人思考的是，我们一方面反对白人至上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却对华人之外的社会不公转头不视。未来华人在美国的地位，需要与亚裔和其他被边缘化的族群找到更多共通点。
　　哈里斯民意调查在4月3日至5日期间对1993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追踪调查显示，约有90％的共和党人、67％的民主党人和75％的独立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为新冠病毒的传播负责。在两党两极化的美国社会中，反映出美国人在对中国的态度上接近“共识”。
　　更令人忧心的是，哈里斯民意调查最近进行的连续三次全国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或完全同意特朗普使用“中国病毒”一词。调查结果与自由派媒体界对“中国病毒”一词的反感形成了鲜明对比。
　　MSNBC主持人约翰•海勒曼认为，特朗普使用“中国病毒”一词“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评论作家吉尔•菲利波维奇则指出，使用“中国病毒”一词是“仇外种族主义”，类似于中古时期黑死病引发了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
　　尽管从二月份开始，纽约的地铁便有谴责种族仇恨的公告，并提供通报的热线号码，但是在选举年期间，特朗普政权为了推卸抗疫延误的责任，必定会加重对于中国的讨伐，即使牺牲华人/亚裔的权利，和造成极端暴力行为也在所不惜。因此短期内华人的“国家忠诚”将会再度受到怀疑，华人在美国的经历将会持续受到中美关系恶化的影响。

来源时间：2020/4/15   发布时间：2020/4/15

旧文章ID：21320

作者：马丁•沃尔夫  来源：FT中文网

　　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现在发生的事情称为“大封锁”(Great Lockdown)。我更喜欢“大关闭”(Great Shutdown)一词：它突显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哪怕政策制定者没有实施封锁，全球经济同样会崩溃，而且在封锁结束后可能还会继续崩溃。然而，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有一点很清楚：这是二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也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灾难。这一时刻到来的时候，世界各大国间正处于分歧之中，政府最高层的无能到了极为可怕的地步。眼下这一切终会过去，但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就在今年1月，IMF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部分原因是那时中国官员内部都未充分知晓，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国家了。现在我们正处于一场后果巨大的大流行病之中。但许多事情仍不明朗。一个重要的不确定性是目光短浅的领导人将如何应对这一全球威胁。
　　姑且看看预测，IMF现在表示，今年全球人均产出将萎缩4.2%，这远远高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1.6%。今年，90%的国家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出现负增长，而2009年这一比例为62%，当时中国的强劲扩张帮助缓冲了这一打击。
　　今年1月，IMF还预测今年将实现平稳增长。该机构现在预测，从2019年第四季度到2020年第二季度，发达经济体的产出将下降12%，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将下降5%。但是，IMF乐观地预计第二季度是最低点。此后经济将会复苏，尽管它预计发达经济体的产出将在2022年之前保持在低于2019年第四季度的水平。

　　这种“基线”场景假设经济在2020年下半年重启。如果是这样，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收缩3%，随后在2021年扩张5.8%。预计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收缩6.1%，2021年将增长4.5%。所有这些都可能被证明过于乐观。
　　IMF提出了另外三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在第一个场景中，封锁期比基线场景延长50%。在第二个场景中，2021年出现了第二波病毒。在第三个场景中，上述两种情况都出现。在今年封锁期更长的情况下，2020年全球产出比基线场景的预测低3%。如果出现第二波感染，2021年全球产出将比基线场景的预测低5%。如果这两种情况都出现，2021年全球产出将比基线场景的预测低近8%。在后一种可能性下，2021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支出与GDP之比将增加10个百分点，中期政府债务将比本已不利的基线场景高出20个百分点。我们不知道哪一个预测会是最接近现实的。现实情形可能还会更糟：病毒可能会变异；感染过的人获得的免疫力可能不会持久；疫苗可能不会很快研发出来。一种微生物粉碎了我们所有的傲慢。

　　我们必须怎么做才能管理这场灾难？一个答案是在死亡率得到控制之前不要放弃封锁。在疫情肆虐、死亡人数增加、卫生系统崩溃的情况下，让经济恢复运转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被允许外出购物或工作，许多人也不会这么做。但为这一天做好准备是至关重要的，大大提高检测、人员追踪、隔离和治疗的能力。现在必须不惜代价地做这件事，也不惜代价地投资于创造、生产和使用新疫苗。

　　最重要的是，正如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一份关于20国集团(G20)重要作用的报告的引言所述：“简而言之，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中，缺乏国际合作将意味着更多的人会死去。”在卫生政策和确保有效的全球经济回应方面，情况确实如此。这场大流行和“大封锁”都是全球性事件。正如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在报告中强调的那样，帮助做出卫生回应非常重要。然而，通过债务减免、补助和廉价贷款为较贫穷国家提供经济帮助也很重要。IMF需要大规模发放新的特别提款权，将不需要的资金额度转移到较贫穷的国家。

　　“负和”(negative-sum)的经济民族主义驱动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整个任期，甚至在欧盟内部冒头。这种思想非常危险。我们需要贸易自由流动，尤其是（但不只是）要让医疗设备和物资供应自由流动。如果全球经济像“大萧条”之后那样四分五裂，那么复苏将非常艰难、乃至毫无可能。
　　我们不知道这场大流行会带来什么，也不知道经济将如何做出回应。我们确实知道的是，要想以尽可能最小的损害度过这场可怕的动荡，我们必须采取哪些措施。

　　我们必须控制住新冠肺炎。我们必须将大量资源投入各种系统，以便在当前的封锁解除后管理这种疾病。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经济潜能不受影响。我们必须帮助数十亿生活在没有援助就无法自救的国家的人民。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在大流行病中，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座孤岛。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们确实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变它。我们会这么做吗？这是个问题。我对我们的答案深感担忧。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20/4/15   发布时间：2020/4/15

旧文章ID：21318

作者：邓聿文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对于这场新冠疫情，中国社交媒体上曾有一个形象说法，说它好比一场球赛，中国打上半场，欧美打下半场，但从目前表现看，欧美似乎不如中国打得好。
　　鉴于疫情尚在进一步扩散，随着武汉解封以及中国复工的推进，有可能出现第二波疫情，而最近，不少人对中国新冠病毒的感染数提出质疑，包括美国中情局(CIA)。因此，最后谁的表现好，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不过，很多人也都在思考这个假设性命题——如果西方在这次抗疫中输给中共，怎么办？
　　应对此类全球性流行病，原来很多人相信，强调公开透明的自由民主体制天然强于系统性瞒报的威权体制，在这次疫情暴发初期，的确如此。然而，事情的发展似乎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当疫情在欧洲和美国大范围传播后，他们的政府也一团糟，乃至3月前还是疫情重灾区的中国，反倒成了安全岛，包括欧洲在内的许多国家求助于中国的帮助——不仅是医疗物资，还有抗疫经验——中共反而摇身一变，成为国际抗疫的模范生。
　　虽然我们无法否认疫情最先暴发于中国的事实，但也不要美化中国政府的抗疫举措。但现在中西疫情的反转至少让很多人审视乃至怀疑，面对新冠病毒，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能否交出合格答卷，如何使它不输给中共的专制体制？
　　我初步答案是，这很难。
　　这里所指的西方是一个整体概念，而不是某个或某些国家。有人以韩国、台湾、香港的案例来反驳。其实，韩国的做法除了透明性外，也没有采取严厉封城，但是韩国和中国一样，追踪每个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全力排查所有新天地教徒，以阻截病毒扩散；台湾、香港等同样是早发现早隔离，政府重视。另外，上述国家和地区同属东亚文化圈，多少带有一点东亚文化元素，如偏好大政府（香港例外），集体主义观念，能够平衡自由和秩序以及公民服从，在这些方面，它们和中国相似，而与西方有差异。
　　西方重自由甚于秩序，政府的号令在民众中权威性不足。比如欧美政府呼吁民众不要出现在公共场所，但在很多国家，至少到最近，部分酒吧、公园、商场、大街、健身场所、广场、海滩、旅游景点等还是人群聚集；再如戴口罩，很多欧美国家既不提倡，民众更不主动，直到最近几天，迫于疫情形势严峻，奥地利、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也开始要求在公开场合戴口罩了。
　　美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政府所致。在中国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虽然很快对中国采取了断航等旅行限制措施，本来为应对疫情在美国的传播赢得了时间，然而，特朗普个人出于选举考量低估疫情，置情报机构和疾控中心的再三警告于不顾，未能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包括准备疫情一旦暴发所需的医疗资源，也导致公众掉以轻心、不当回事。
　　因此，有人会说，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轻率态度不是民主体制的错，不能把账算在自由民主体制上。但这需要看从哪个角度去理解。特朗普当选本身及其执政三年来的表现，已让许多美国人忧虑美国民主出了什么问题。这几年美国党派政治的极化、特朗普对反对党和媒体的肆意攻击等，都表明美式民主在运转中出了很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漠视并不使人觉得奇怪。
　　另外，特朗普上台后大幅削减了美国疾控开支，政府削减了CDC（疾控中心），NSC（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在抗击全球疾病方面的预算，授权时任国安顾问博尔顿取消了NSC的全球健康安全部门，并降级了其中的流行病专家。因为计划的资金开始耗尽，CDC被迫将其预防全球疾病暴发的工作能力削减了80％，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缩减了工作规模。
　　再看中国政府，尽管前期存在习惯性瞒报，然一旦发现疫情已严峻，且由此引发的社会不满冲击中共统治时，它悍然采取封城这种人类抗疫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端举措，全面动员，全面防控，将疫情当作一场“人民战争”来打，从而在两个多月里，将疫情控制住。
　　西方国家可以学习中国的某些做法，比如早发现早隔离，建方仓医院收治轻症患者，甚至戴口罩等，但中国抗疫的“人民战争”注定无法运用于西方，原因即在于中西国情和制度的不同，中国的威权/专制体制和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即使实行同样举措，其表现形式和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具体而言，两者制度的差异在这次抗疫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西方国家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拥有强大资源，它只能在法律授予的权力之下做事，而且受到三权分立结构的制约。因此，即使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它依旧做不到中国政府对社会和国家的掌控程度，可动用和调配的政府资源也远不如后者多。中国政府随时可以命令国企转产防疫物资，美国政府必须援引战争时代的法律，才能强制企业按照政府要求去做。中国政府的多层级结构使它平时显得臃肿不堪、效率低下，但在疫情下，这些平时多余的冗员特别是基层干部可以派上用场，维持社会秩序。另外，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渗透社会的每个角落，包括小区物业，在中国以封闭式小区为居住和管理单元的国情下，社区和物业对维持处于疫情下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作用至关重要。而这些是美国政府不具备的。
　　第二，西方国家也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管控媒体和舆论，事实上，即便中国政府也无法完全垄断舆论。一般来看，管控舆论会出现瞒报，反而不利抗疫，这不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但也要承认，在特定时期，管控媒体和舆论，有利于传达政府的意图、引导民众，让民众“自觉”配合政府。但这是西方国家无法想象也做不到的。
　　第三，西方国家对社会的强制程度同样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而西方民众对秩序的服从也不可能如中国民众。西方国家在涉及大众权利和自由的问题上，政府一般以劝导和建议为主，不构成一种非做不可的强制性。像武汉封城，足不出户，这在西方是无法做到的，而西方的封城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儿戏。
　　最后，西方国家对大数据的运用不如中国。中国政府严厉的抗疫措施，每个环节如果没有互联网和大数据从技术上进行协助，很难做到，或者成本要大得多，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恐怕比中国落后。这里需要区分技术和政治。中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要把互联网和大数据运用于社会管理，虽然目的之一是为监控民众，防止出现反政府的事情，但在国家处于大的公共疫情时，客观上确实也有助于政府控制疫情。西方尽管也重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开发和运用，但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把它广泛地用在社会管理上，这同样涉及自由和权利问题。
　　虽然西方有比中国发达的民间社会和志愿者团体，而且在纽约的灾情中已经显示出志愿者力量，然而，总的来说，鉴于此次病毒的传染性极强，需要有专业的技能以及足够的防护设备，因此，这次西方民间社会的自救和志愿者的力量还发挥得不很明显，不足以弥补政府力量的欠缺。
　　故中国官方不无得意地宣称中国抗疫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民众也不乏带着看笑话的心情看西方。此即中共一向夸耀的举国体制优势，能在短期内在消除灾害上见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相比之下，自由民主制度有其“短”处，似乎也不能不承认。
　　然而，假如威权/专制体制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更强，是否能够反证民主的失败？不能。因为类似新冠病毒的公共疫情灾难，毕竟罕有，而社会更多的处于常态。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即使在一般大的公共灾难中，自由民主也比威权/专制更能胜任救灾，至少两者难分伯仲。社会进步依靠的是自由和自由下的创新，这两项在威权/专制体制下很难做到。专制体制也许能给人民带来物质福利的改善和提高，但绝不可能带给人民自由和人权。
　　所以，即便这次抗疫中国政府做的好一点，也不能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就输了。它可能对中共在全球传播和推销自己的社会治理模式及其价值观有帮助，让一些国家特别是还处于半民主状态或专制的国家对中国模式产生兴趣，又或使西方国家也开始反思和加强政府的能力建设，钟爱大政府。但若中共要藉是次疫情把自己的价值观打造成普适版本，把中国塑造成公开透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乃至和美国争夺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则无疑会遇到西方国家的强力狙击。
　　此次新冠疫情，其地缘政治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和西方之前的隐形对立将会在疫情结束后显著强化。2008年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的崛起，并使全球化进一步加强。中国显然受惠于这次地缘政治结果，但好运可能不会第二次降临，首先因为中国是疫情首发国，尽管中国在控制疫情后投入不少精力帮助国际社会，但从美国政府鹰派坚持“甩锅”给中国看。如果中国赢得了抗疫，很可能会激起西方国家的更大不满，出于对中国的恐惧，从而加大对中国的打击。
　　此外，与2008年不同，此次疫情造成的一个最大后果，是此波全球化的可能加速终结。在这个终结过程中，美中、欧中的地缘政治矛盾会显著上升，美欧很可能联手共抗中国，以中国目前的国力、科技水平以及意识形态的软肋，要应付西方的联手将力不从心。
　　所以，谁笑到最后很难讲，中国如若在疫情后强化已有体制，而不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走向普世价值，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

　　邓聿文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胡赵基金会秘书长，时政评论家。

来源时间：2020/4/15   发布时间：202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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