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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抗疫大考揭示国际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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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灿荣  来源：环球时报

　　持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巨大威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它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相提并论。国际关系学界有人认为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更准确地讲是第一次非传统安全世界大战。是否达到世界大战的规模现在还难下结论，但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来人类遭遇的最大一场“黑天鹅”事件，这个判断应该成立。
　　新冠疫情是对各国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传统上讲，衡量一国国力的标准主要有战争、平时的经济发展以及举办奥运会等大型国际赛事等。现在，应对新冠疫情也成了综合国力的一个评分标准。
　　美欧早期抗疫不力的原因
　　三个月前新冠疫情突袭武汉。中国跟新冠病毒打了一场遭遇战，一开始也不了解它的传染性如此强。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被迫参加了一场闭卷考试。因为措手不及，我们早期抗疫出现一些纰漏，比如最初反应慢了，过程中也有一些执行层面问题。但后来我们及时调整，上下同心，充分发挥体制优势，综合来讲中国的答卷总分还是高的。
　　在中国逆转疫情的同时，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多点并发，目前全球感染人数已过百万，尤其美国和欧洲都还没迎来拐点。新冠疫情已经变成一场全球性挑战，亟需国际社会摒弃意识形态等偏见合作抗疫。在这方面，中国也做得不错，一边继续巩固国内抗疫局面，一边对其他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人员和物资援助。
　　世卫组织说，中国付出巨大代价为其他国家争取了抗疫准备时间。可惜的是，美欧都没抓住这个时间窗口，没有采取严肃及时的预防措施。尤其美国，早期时间大都被浪费在了冷嘲热讽上，连戴口罩都被政治化了。社会常识被意识形态绑架，这很荒唐可笑。
　　西方早期防控失误背后存在三种集体性傲慢。第一种是种族傲慢，觉得西方人身体素质比东方人好。日本财相麻生太郎不久前在日本国会讲过，说2月底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谈到疫情问题时，意大利代表的反应是跟他们没关系，说“那是黄种人的病，不是我们的病”。
　　第二种是文化傲慢。新冠病毒来源可能跟野生动物有关，一些国人一度“自我妖魔化”，说世界上吃野味最厉害的就是中国人，这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饮食陋习的文化偏见和傲慢。
　　但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我曾跟一些食品专家了解情况，其实中国从古到今没有任何地方有吃蝙蝠的习俗，倒是非洲、南亚、东南亚和南太等地区确实有。如果说吃蝙蝠有点特殊，即便是一般野味，中国也不是最严重的。其实西方也有吃野味的习惯，过去西方贵族喜欢狩猎，狩猎完了也吃野味。也就是说，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吃野味的陋习，这个标签不能只贴在中国身上。
　　第三种是制度傲慢。西方国家强调政府透明因而行动能更迅速，民众能自我负责因而能自我管理好。但疫情一来，这些良好的自我感觉被证明是“神话”，是盲目自信。
　　正因这些傲慢，美欧国家早期反应非常糟糕。中国早期遭遇的是新冠病毒偷袭，最初出现一些问题可以理解。但美欧可是开卷考试，这种情况下还出现这么严重的失误，某种程度上说就不可原谅了。
　　“甩锅论”等不利于国际抗疫合作
　　随着疫情加剧，美欧国家也在逐渐采取更严厉的防控措施。但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几个问题。
　　一是相关国家执政者考虑了太多小众或小团体利益。这在美国表现得很明显，华盛顿执政团队的脑子里始终有一根弦，就是不能影响他们在大选中获胜。把短期政治利益或个人政治前途凌驾于全民利益之上，凌驾于民众的生命权和社会权利之上，这是西方民主制度里的一个问题。
　　二是资本的考虑太重。抗疫任务很重，但一些执政者的首要考虑还是不影响经济，尤其不要影响股市。这跟中国以人为本的理念确实不一样，显示了西方国家的本质确实是资本主义社会。
　　三是政策选择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疫情蔓延以来，美欧不少国家都有高级官员提出“群体免疫”，有的甚至说老人如果确诊应“奉献生命”以保抗疫大局。虽然引发争议后不再宣扬，但这种观念本身就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不管早期抗疫情况如何，严峻的疫情形势逼着美欧国家认真应对。要想战胜疫情，对内对外都应以合力和合作为主，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
　　对内，美国国内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都有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欧盟内部不少国家回到了民族国家状态，相互截留医疗物资、封锁边境等等。对外，一方面接受中国援助，另一方面却继续抹黑中国，抛出“甩锅论”“赎罪论”“挑剔论”“隐瞒论”等各种论调。这些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国际抗疫合作。
　　西方改变错误心态才能共促抗疫
　　过去几百年来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西方的全方位主导。西方率先掌握了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一是科技发达，工业生产能力与科技的结合又导致军事力量强大，连带着话语权强大。因此，过去西方给人的印象是发达、各方面能力强。
　　但这次疫情让人们发现情况并不完全如此。物质层面，西方国家在互联网、大数据应用以及运输网络等方面表现乏力，工业生产和科技能力也没想象中强。制度安排层面，医疗体系、尤其政府领导力和决策力等都暴露出不少问题。
　　抗疫是一张公平的考卷。现在的初步考试结果，就是曾经横扫六合的西方不再如很多人想象得那般强大。无论文明还是国家都有它的发展周期。现在西方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从壮年期进入了更年期，世界的主导性力量随之发生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以非常残酷的方式揭示了这个事实。
　　总结迄今为止中国的抗疫表现，首先一点就是领导力，确切而言就是政策协调和治理能力，包括政府敢于决策，敢于承担责任;党的系统、国家公务员系统以及军队系统等组织得力;社区动员及时有效等等。
　　其次，工业和科技应急能力。十多天内建成“两山医院”，运用无人机、健康码等科技抗疫手段，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等医护物资从自我短缺到能支援别国，这些连西方国家也都感佩。
　　再者就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乐观主义。封城和其他隔离措施冲淡了春节这个对中国来讲文化意义重大的节日和假期，十几亿人的日常生活也面临各种不便，但中国老百姓总体上顾大局、很配合。虽然也有零星违规事件，但看一个社会要看主流，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乐观精神也让外部世界敬佩。
　　新冠病毒是人类公敌。实现疫情逆转的中国愿为全球抗疫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但当前的问题在于西方国家能否尽快改变之前那些错误心态，这已成为国际抗疫合作的一大障碍。(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来源时间：2020/4/8   发布时间：2020/4/7

旧文章ID：21233

美国海军代理部长辞职 再次向被他解职的航母舰长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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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璐明  来源：环球网

　　在对“罗斯福”号前任舰长克洛泽进行严厉的批评后，美国海军代理部长托马斯·莫德利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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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代理部长托马斯·莫德利

　　据CNN网站4月7日报道，美国海军代理部长托马斯·莫德利当天宣布辞职。此前一天，一段曝光的录音记录下了他在“罗斯福”号航母上对舰员的讲话中，批评被他解职的前任航母舰长克洛泽“天真或愚蠢”。
　　报道称，就在托马斯·莫德利辞职的一个多星期前，时任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舰长的布雷特·克罗泽发出了一封“求援信”，警告说这艘航空母舰上的舰员可能感染了新冠肺炎。这封“求援信”被媒体曝光，随后克罗泽被海军代理部长托马斯·莫德利解职。随后莫德利前往关岛，登上“罗斯福”号航母，当着数千名水兵的面辱骂了克罗泽。而就在几天前，当克罗泽离开这艘航母的时候，上千名水兵为他鼓掌送行。
　　在被泄露给媒体的录音中，莫德利用“太天真或太愚蠢”的字眼来形容克罗泽的作为，并指责他的将“求援信”发送到指挥系统之外的行为是“背叛”。这一事件导致莫德利丢了海军代理部长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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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号航母前任舰长克洛泽

　　在他的辞职信中，莫德利没有提及对克罗泽的指责引发的争议，但后来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就此事向整个海军道歉。他在辞职信中写到：“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每一名官兵，感谢他们让我有机会为他们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备受鼓励，正是推动我们的国家前进，弥合了我们的分歧，让美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提交辞呈。”
　　提交了提辞职信后，莫德利再次为他对克罗泽的批评而道歉，他在一份邮件中告诉海军高层，他一上船“就丢失了对态势的感知意识”。莫德利说：“当我走在‘罗斯福’号航母的后甲板上时，失去了对形势的判断，我决定以我使他们指挥官或同舰伙伴而不是海军代理部长的身份与他们交谈。舰员们应当得到更好的照顾，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够理解我说的话的含义，而不是在意我说话的方式。但木已成舟，我无法收回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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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7日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此表示，莫德利“不必辞职”。特朗普说：“这件事我并未参与其中，整件事情非常不幸。我并不了解莫德利，但我听说他是个好人。”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随后在一封邮件中表示，他在星期二上午接受了莫德利的辞职信。
　　埃斯珀说：“他自愿辞职，将海军和水兵置于自我之上，他对水兵们的关心是真诚的。莫德利为国家服务了许多年，包括穿着军装时候和不穿军装的时候。我对那些为我们国家服务的人、把更大利益置于个人之上的人怀有最深的敬意。莫德利代理部长今天这么做了，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埃斯珀还表示，美国陆军副部长美陆军副部长詹姆斯·麦克弗森已被任命接替莫德利的海军代理部长一职。麦克弗森与“罗斯福”号航母也算有缘，他在上世纪80年代时曾在该航母上服役，后曾任海军司法部部长。
　　另外，一名美国海军官员告诉CNN记者，截至4月7日上午，“罗斯福”号航母上已有至少230名舰员的新冠肺炎检测结果呈阳性，比前一天增加了57例。

来源时间：2020/4/8   发布时间：2020/4/8

旧文章ID：21232

美中液化天然气贸易恢复，四艘中国油轮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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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装载着美国液化气的油轮正在返回中国的途中。这是2019年3月以来美中之间首次恢复液化天然气贸易。
　　路透社周二（4月7日）报道说，船运和贸易圈内人士透露，美中贸易战中，中方把进口美国液化气的关税提升到25%。两国间的液化气贸易基本陷入停顿。最近中国方面开始豁免部分进口商的关税，这项贸易才得以恢复。
　　路透社说，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孚特（Refinitiv）和数据情报公司开普勒（Kpler）最新的追踪数据显示，四艘中国油轮上个月在美国加满了液化天然气（LNG）。目前油轮正在发往中国。
　　预计这几艘中国油轮将于4月下旬至5月上旬抵达中国。消息人士说，其中一艘油轮SKResolute号中途至少两次拐道，但现在已经在前往天津的途中。资料显示，SK Resolute号油轮是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卡麦伦液化天然气厂加注的天然气。
　　还有两艘油轮Cool Explorer号和Hoegh Giant号则是在该州的萨宾通道（Sabine Pass）液化天然气厂装的货。这两艘油轮的目的地是天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和中国石化（Sinopec）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据路孚特提供的资料，第四艘油轮PaluLNG的装货点是德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市（Corpus Christi）。它是在3月25日装的货，目的地也是天津。预计抵达时间是4月21日。
　　消息人士称，中国已经开始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全部关税豁免，但10%的附加税依然有效。
　　中国在今年2月曾经表示，中美双方达成阶段性贸易协议之后对696种美国商品加征的报复性关税将可以豁免。该协定从2月14日生效，进口企业从3月2日开始递交豁免申请。

来源时间：2020/4/7   发布时间：20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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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轮康波下，从“技术-经济范式”看中美长期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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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宇 陈达飞  来源：FT中文网

　　引爆科技革命才能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而这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2020年前后，新一代核心技术将逐步进入产业化阶段，红利将延伸至本世纪中叶。
　　当国内注焦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时，美国白宫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战略文件，名为《美国量子网络战略构想》，其目的是维持美国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量子互联网中的霸权地位，维护国家安全，助力美国获取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革命的红利。与此同时，美国针对华为的出口禁令等限制措施还在加强。2月27日，美国参议员通过了一项立法——《安全与可信电信网络法》（Secure and Trusted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Act），禁止使用联邦资金的机构向华为与中兴等公司购买电信设备，同时还准备说服其他国家（或地区），停止向华为出口半导体。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中美长期博弈均衡最重要的单一关键词。
　　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共五次科技革命（即五轮经济长波，又称“康波”）的历史经验显示，无论是后发国家想要弯道超车，还是先发国家想要保持领先地位，前提都是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创新浪潮的引领者，这又需要其成为主干创新（又称基础性创新）的原创者，而不仅仅是对主干创新的再开发和应用。中国过去长期推行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策略是一种追赶策略，有助于发挥后发优势，但随着追赶空间在不断压缩，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加强了对核心技术的管控，中国必须打破路径依赖，补足基础科学、基础研发和主干创新上的短板，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掌握主动权。
　　每一轮科技革命，都是一次“技术-经济”的范式革命。技术-经济范式是一种最佳的实践模式，它由一套通用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构成，代表着一场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以及利用这场革命提振整个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的最有效方式。创新者的成功向追随者发出越来越明确的信号，激发越来越多的实践者的模仿，逐渐地，这套技术或组织原则就成了一切经济活动和制度构建的常识（佩雷斯，2007），类似于托马斯•库恩意义上的“标准科学”。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 Winter，1977，pp.36-76）曾用“自然轨道”这个概念来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它描述的是一种技术的、相继出现的创新所自然遵循的演化路径。“互联网+”就是范式革命的一个代表——用互联网技术去格式化政务、企业和消费等行为。
　　人类至今共经历了五次科技革命，主干创新都会形成新的产业，或对旧产业进行改造。构建社会基础设施的主干创新大体围绕能源、动力、运输、通信、电子（始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化学、钢铁和制造业（生产方式）这8个领域展开（参考表1）。

表1：五次康波中的主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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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方面，工业革命之前主要是木炭，工业革命开始向煤炭转换，其后又经历了石油、电力、核能和氢聚变的迭代；机械动力（或发动机）方面，则是从马力到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喷气式发动机以及超导体的转变；运输工具、通信媒介、电子设备、化学材料、炼钢技术和制造业系统都经历了类似的迭代。新“技术-经济”范式作用于经济的方式有三种：第一，创造全新产业；第二，毁灭传统产业；第三，改造传统产业。无论哪种方式，新技术的应用都是必要条件，这就是“创造性毁灭”的具体体现。
　　熊彼特认为，1929-1933年“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钦周期（库存）、朱格拉周期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高位拐点的叠加。1900年前后，第三轮科技革命进入创新的扩散阶段，以钢铁、石油、电力和汽车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开始形成。康波的时间长度约为40-60年，上升期与下降期大致是对称的，那么，上升期就是20-30年，正好是1930年前后迎来拐点。
　　从创新的生命周期来看，拐点之前是引入期和增长期，此后是成熟期和衰退期。一般来说，基础性创新诞生于拐点之前，拐点之后就是基础性创新的再创新和应用，也是创新集聚产生的阶段。每一轮科技革命都会带动金融资本的投资与投机热潮，泡沫的破裂也大致与康波的拐点相一致。关于1970-1980年代的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2000-2001年互联网泡沫，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也不乏从康波的视角给出的解释。

图1：历史上的五轮康波，及正在起步的第六轮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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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个人计算机与互联网为主干创新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第五轮康波——的起点在1980年前后，1990年前后进入高速增长期，基于互联网的新兴产业开始形成，这被认为是带领西方国家走出滞胀困境的一个原因。当然，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又恰好与康波的拐点相一致。佩雷斯分析了康波不同阶段金融资本与实体产业的互动关系，她认为，泡沫破裂之后，金融制度将得以完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进入协同发展时期，这也是经济发展黄金时期，新经济成为经济内生动能的重要来源；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关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观点被萨默斯（L. Summers）再次复兴，它最早可追溯到阿尔文•汉森（A. Hansen）。实际上，类似观点在每次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都会出现。从科技革命与康波的角度来说，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衰退，深层次的原因是以互联网和电脑为代表的传统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动能的衰竭，并且，新一代科技创新尚未产业化，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尚未形成。
　　从创新与康波的演化轨迹来看，我们正处在第六轮康波的引入期，其主干创新包括：人工智能、多媒体、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基因工程、人体器官再生、超导体和量子计算机等。基于对创新的技术、发展与扩散的演化规律的研究，日本研究创新的学者弘冈正明（Hiroka，2006）认为，以上多数技术的发展将在2015-2020年进入成熟期，这将意味着，2020年之后将进入扩散阶段，这些技术将被转换为产品（或服务），新产业将形成，第六轮康波也随之进入上升阶段。美国的量子互联网战略就是依托于新一代的量子信息技术（包括量子计算机、量子限制探测器、量子存储器、小规模量子计算机）对现有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改造。
　　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可由“中心-外国”结构来描述，历史经验显示，中心国永远都是康波的引领者。英国是第一轮康波的领先者，且没有追随者，它也是第二轮康波的领先者，但美国（和德国）紧随其后，是追赶者；第三轮康波，英国仅在钢铁行业领先。美国实现了从追赶到赶超的跨越，在石油、汽车和能源领域成为领导者；美国同样是第四和第五轮康波的领导者；始于明治维新，日本搭上了第二轮康波的末班车，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中断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除了军事工业），直到1950年代，日本开始快速工业化，到1980年代，其在汽车、家用电器和微电子等领域开始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美日贸易战是对此的一个反应；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开始了工业化之路，至今已基本吸收前五轮科技革命的成果，但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主干创新（如半导体）仍为美、日、德、韩企业所掌握。这将大大削弱中国在第六轮科技革命中的竞争力。这是因为，科技革命是连续发生的，只能加速，不能跳跃。后发国家总是能够从先发国家积累的技术发明中学习，快速吸收前者的成果，逐步缩小其与领先者的差距。“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现代化以及需求的收入弹性的变化规律仍然不可避免地要求训着历史上工业化国家的吸收序列进行。棉纺织业通常先于钢铁业和重型机械业，再后面一般为汽车和耐用消费品工业，电子产品和现代化学工业的出现更晚。”
　　后发优势只适用于后发国家（或者特定的落后行业），中国追赶的过程，也是后发优势不断削弱的过程，再加上美国对技术转让管制的加强，中国要想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扮演一定的角色，需要：优化研发投入的结构，加强在基础科学研究和主干创新中的投入；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中，要优化激励机制，重视市场的作用；发挥金融的力量，尤其是直接融资与私募股权投资（天使、风投等）。但是，引爆科技革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依赖于相应的社会-制度框架。社会-制度的转变只有与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相匹配，才能引发科技革命，充分发挥科技革命的潜力。市场自发演化的力量——竞争、企业家精神往往也是推动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力量，而来自文化、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却阻碍了同样需要变革的社会-制度领域。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基于此，我们对于中国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的角色持相对保守的态度。这是因为，科技赶超并非一日之功。有以下几个维度可作为判断的依据：第一，中国的总研发支出在世界排第13位（2017年），仅相当于美国的60%，其中，基础研究占总研发支出的比重仅为5%，显著低于法国的25%、德国的20%和美国的17%；
　　第二，主干创新大多是由原创性的基础科学转化而来，故自然科学类的诺贝尔奖（物理、化学与生理医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屠呦呦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是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首次获得该级别的奖项（不考虑华裔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美国首次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1907年，累计获奖人数直到1955年才超过德国，成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最多的国家，时间跨度49年；化学奖方面，美国是1914年首次获得，1983年，累计获奖数登上榜首，耗时70年；生理医学耗时最好，为22年。美国诺奖数量是在二战后才快速增加的，因为二战期间及之后，有大量欧洲的科学家移民美国。即使是这样，美国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从这个方面来说，至少还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中国才能在领先的科技上超过美国。
　　第三，科技都是依托于企业的，而企业都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企业生命周期与金融资本的匹配角度来说，早期股权投资（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的结构往往能够预示着未来10-20年（或更久）的产业链发展。对比中美风险投资过去近20年的结构来看，中国仍专注于互联网服务与应用，包括电子商务、IT服务、互联网金融等，而美国则更注重软件开发及生物制药，尤其是2018年，美国在生物制药上的风险投资开始快速增加。私募股权基金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领域，其投资结构对未来产业结构具有较好的前瞻性。
　　科技革命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的，虽然我们认可美国仍可能引领第六轮康波，但中国、德国以及日本等主要国家都将扮演一定的角色。美国仍将在较多领域扮演引领者的角色，但中国与德国等都将紧随其后，是最紧密的追赶者，部分领域或将领先。这是因为，全球化与信息化大大加速了知识与科技的传播，所以，即使美国是引领者，也很难回到二战后的“黄金时代”，那时，在飞机、石油化工、电视和电脑等主干创新领域，美国都处于领先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在某些细分领域，如高速铁路和移动支付等，甚至包括在新一代技术革命中的主干创新领域，如量子通信实现了赶超，但整体上而言，中国的科技实力，尤其是高精尖技术，与美国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如何推动创新方面，政府需要做的是完善产权、法律和金融等制度；借鉴美国、日本在创新产业政策中的思路，调动市场的积极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真正地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们还认为，过去鼓励地方竞争的政治锦标赛机制已经不适用于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因为主干创新需要的是长期投入，而政治锦标赛注重的是短期的产出。主干创新是新一代基础设施的底层技术，有巨大的外溢效应，外部性越大的投入，越是市场配置的盲区，有为政府不可或缺，关键问题是，激励机制与目标要相匹配。
　　总而言之，引爆科技革命才能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而这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从技术周期演化来看，2020年前后，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物联网、精密制造、纳米生物等新一代产业将进入产业化阶段，红利期将延伸至本世纪中叶。中国在其中将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来源时间：2020/4/7   发布时间：20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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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见与歧视中做贡献：美国华人为医护人员采购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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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AMMY LA GORCE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上个月，家住新泽西州蒙特维尔的急诊科医生彼得·李(Peter Lee)求助于社交媒体应用微信时，情绪几近崩溃。
　　他受到了各方面的困扰。在工作中，他要时刻避免暴露于新型冠状病。在家里，他担心感染怀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在日常生活中，他突然面对着一种针对华裔美国人的新偏见。
　　“比如把这种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言论，会给像我这样的人带来影响，”34岁的李大夫说，他的父亲1986年从北京来纽约州奥尔巴尼市时，口袋里只有60美元。“这种言论助长了对我们这些人的某种偏见。”
　　但他3月20日在微信上发布的帖子是关于他和同事们面临的最迫在眉睫的危险：缺乏个人防护器材，尤其是口罩和防护服。
　　三天后，李大夫孤注一掷的恳求得到了回应。离蒙特维尔约30公里的蜜尔本华人协会的会员看到了他的帖子，并采取了行动，他们筹集到了五万多美元，从一家在皇后区有仓库的中国公司那里得到了一万个口罩、防护服和其他器材。它们分发给了李大夫的雇主Envision Physician Services和其他一些机构。
　　与此同时，纽约州的长岛华人协会给三家医院送了一万多个口罩，并给纽约的上门护理服务中心(Visiting Nursing Service of New York)送了近8000个医用口罩。
　　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各地，即使在面临种族主义言论，有时甚至是人身攻击的时候，来自美国华人社区的小群体正在团结起来，为这个国家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做贡献。他们主要在微信上建立起庞大网络，调动在美中两国的关系，为有需求的医护人员采购物资。
　　一些采购的物资直接来自中国，来自上海大胜这样的企业。个别公司要求批量发货，这对一个地方组织来说可能数量太大、需要的钱太多，但通过微信与多个组织建立联系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蜜尔本华人协会发言人吴婷舟（音）说。“我们在微信上说，‘咱们聊聊。你们想一起买吗？’”她说。
　　许多华裔美国人喜欢用微信，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朋友和亲戚也使用这个应用程序。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研究亚裔美国人及其历史的教授艾明如说，用微信组织起来的做法并不特别。
　　“总的来说，这个社区本身很有组织性，”她说。“华人有各种各样的协会，有些是基于职业，有些是基于在中国的祖籍，”她说。“有建立关系的历史，也有在问题出现时凝聚起来的历史。”
　　纽约的亚美医师协会(Coalition of Asian Americans in Private Practice)拥有1000多名会员，今年1月以来，这个组织已筹集到近25万美元的资金，预计本月将把八万个N95口罩送到纽约的医院。罗格斯大学(RutgersUniversity)的一些华裔教授为支持新不伦瑞克市的一家医院筹集了1.2万美元，并弄到4000多个口罩。帕西帕尼的一个教会向医院捐赠了数千个口罩，甚至还向当地的加油站捐赠了口罩，因为按照当地法律，必须由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给车加油。
　　沈彤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时代的异见人士，现住曼哈顿，是一名作家和影响力投资人。他利用自己在Facebook上的各种朋友圈——包括“火人节”(Burning Man)和“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筹集资金，寻找供应商。
　　例如，他的大学校友群迄今已筹集了约十万美元，先是为帮助中国，现在是为帮助美国。这个群向位于布鲁克林的纽约州立大学唐斯泰特医学中心(SUNY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曼哈顿的勒诺克斯山(Lenox Hill)和其他市立医院捐赠了医疗物资。“我们用这笔钱很快发放了一万多个口罩，”他说。
　　沈彤指出，捐款者中既有美国公民，也有中国公民，但许多中国公司不想让人知道它们的名字。“其中一个原因是合规和FDA认证问题，它们可能没有，”他说。
　　包括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和蔡崇信的私人基金会在内的工商界领袖基金会最近承诺，送给纽约州100万个医用口罩和100万个N95口罩。上周末，蔡崇信夫妇基金会(Joe and Clara Tsai Foundation)与中国政府协调，把1000台呼吸机空运到了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喜玛拉雅资本(Himalaya Capital Management)董事长李录也带头大笔捐款，华裔美国人精英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募集到了100万美元。
　　慷慨解囊很不错。但沈彤指出，草根层次的小群体和个人的努力已产生了显著且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一名受过训练的社会学者眼里，大型机构在快速响应上的无能令人惊讶，而意气相投、关系密切的小群体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沈彤说。“也许我是新移民，但我对这种临时安排努力的重要性有信心。”
　　自从蜜尔本华人协会行动起来后，已有八家医院向该协会寻求帮助。据最新统计，该协会的约100名志愿者已筛选了近50家中国的口罩制造商和其他防护装备制造商。
　　“我们的志愿者可以在一秒钟内分辨别出哪些是假哪些是真，”蜜尔本华人协会的另一位发言人玛丽亚·吴(Maria Wu)说。一旦医院签署不追纠责任书，它们就可以拿到口罩。
　　蜜尔本华人协会预计在4月中寻时将直接从中国收到至少5000个口罩和650件防护服。
　　“我们需要站出来，为那些保护我们的人做点什么，以保护他们，”玛丽亚·吴说。“这一直是这个社区的共识。”
　　尤其是因为这些人中还有人要在一线工作中应对歧视。
　　“已经发生过几起针对亚洲人的袭击，患者看到华人医生时非常小心翼翼，”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蒂施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傅全孝(Sun-Hoo Foo)说，他也是亚美医师协会的会员。
　　虽然傅全孝感染了新冠病毒，目前正在新泽西州阿尔帕因的家中隔离康复，但他说，自己渴望重返医院。“如果我现在就能返回医院的话，我会这样做，”他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哥伦比亚大学的艾明如说，有傅全孝这样的态度的人是大多数。她说，某些人对华裔美国人的偏见并不能阻止这个社区为结束这场危机做贡献，她说。“希望人们看到华人组织正在做的事情时，能改变一些歧视的看法。”
　　李大夫也希望如此。“我希望人们能明白，美国华人社区对美国生活有很强的归属感，”他说。“虽然我们生为华人，但我们内心是美国人。”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20/4/7   发布时间：20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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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民粹主义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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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民粹主义往往是和经济动荡相伴相生的。近两年，世界经济阴晴不定，再加上新冠疫情突袭，全球经济遭遇重创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民粹主义抬头的趋势也已经显现。我们要如何应对呢？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凤凰卫视推出抗疫特别系列节目，多维度视角解读疫情下的政治经济文化。
　　【节目背景】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全球化智库（CCG）与凤凰卫视携手策划针对疫情的国际观察节目。节目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全球化高度，以真实、理性、务实为基点，通过与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面对面访谈或视频连线，深度解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期及恢复期的疫情控制、中外关系、全球合作、贸易政策、公共卫生、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应急管理体系完善、污名化等话题，从多维视角探讨疫情对全球发展的影响。

　　文字实录|疫情下的民粹主义暗流

　　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这次G20的会议当中也特别谈到了，特别在这种疫情大流行的时候，各个国家都应该要避免污名化的这个问题，包括我们看到无论是从美国也好，还是欧洲也好，这种污名化还有民粹主义其实都有一些抬头的趋势。
　　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可能一开始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社会、人的生命，然后是经济。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往往容易被大家第一时间忽视的，那就是政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传染病本身天然就具有一些容易被政治化的因素。比如说起源问题、最早的感染人群问题等。其实疫情刚刚在中国发生的时候，欧美的舆论和媒体都有这样的倾向。西方舆论之前存在对中国、对黄种人的偏见，疫情的发生给他们的太多偏见加了一个证据。他们会有一个比较习惯的思维路径，把这些东西从偏见甚至会发展到污名化。此外，一些国家出于个人的被动政治考虑，或者一些领导人出于个人的利益考虑，而有意使用污名化，把污名化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使用。
　　我们经历了第一阶段以后，我们开始为世界提供帮助。这时，这种污名化或者民粹，其实还会有新的表现。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欧美这两年政治变化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民粹化。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我们做自己该做的、能做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指望所有人一夜之间就转变对我们的偏见或者说狭隘的认识。
　　胡玲：其实在这样一个疫情扩散，然后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因为大家都在看，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美国来说，双方的携手是每一个有识之士的共识。这个时候如果中美再不携手，那我们很难想到未来疫情的波及层面会有多大。但似乎双方的携手，有各种障碍，阻力重重，你认为如何能够真正是打破那层藩篱，关键在于什么地方呢？
　　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令人遗撼的是，在现实当中，美国政府在一个相对比较保守、比较传统，甚至于带着强烈冷战思维的一些官员领导之下。现在美国在处理和中国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很乐观。开始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美国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有一种袖手旁观的态度。
　　胡玲：对，隔岸观火，甚至冷嘲热讽。
　　苏浩：幸灾乐祸，某种程度上还要再挑剔我们什么地方管理不好，什么地方有问题。他在一种挑剔的方式来挑刺，以此方式来攻击中国政府。后来随着情况发生变化，美国自己问题也严重了。当时他自己想了，我自己也管理不善，我是不是要找一个甩锅的这么一个方向，来把我的责任推托，所以一看，好像中国可以是甩锅的对象。这样的话，特朗普提出这个“中国病毒”。中国现在的疫情相对来说缓和了，而全球疫情明显在加重，所以中国有一定的能力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来抗疫，包括美国。3月29号，我们第一批援助物资运到了纽约，实际上中国可以很积极地帮助美国来抗疫。实际上美国，我了解的美国的各个州政府，也希望和中国方面联系，希望得到中国的一些抗疫的援助。但问题是，美国以一种既定的思维方式，一方面担心中国的影响力，好像中国超过了美国，实际上美国在国际上抗疫当中的影响力几乎是零。他觉得好像夺了他的彩了，夺了他的风头了。我觉得这个心态非常不正常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一种非常自私的，乃至于是以一种非常不理性的一种方式来看待中国。
　　凤凰卫视主持人朱梓橦：现在，中国已将病毒控制在国内。因此，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中国如何实施强有力的预防和控制措施的积极报道。你认为我们如何才能增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了解？
　　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前美国ABC电视网络副总裁、CGTN特邀评论员Harvey：President xi has said, and I also have said that China needs to tell its story better. So I believe a lot of steps have been taken to do that. If you look at the quality of China daily or CGTN or some of the Chinese new services, they’re much better now. But in the west, in many ways, they’re still discounted because they’re seen as propaganda. In your region of the world, propaganda is a good word, but in our region it’s a bad word.
　　（习近平主席说过，我也说过，中国需要更好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相信已经采取了许多步骤来做到这一点。如果你看看《中国日报》或中国国际电视台或其他一些中国的新闻渠道，它们的质量现在好多了。但在西方，在许多方面，这些故事仍然被低估，因为他们被视为政治宣传，在中国，你们认为宣传是个好词，但在西方的观点中，这是个贬义词。）
　　I believe that you need key opinion leaders who include athletes, actors, actresses, internet celebrities and so on, that it’s important for them to get china’s story out. And it’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 to build person to person bridges.
　　（我相信你们需要关键的意见领袖，包括运动员、演员、网络大V等等，由他们把中国的故事讲出来很重要。对中国来说，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桥梁非常重要。）
　　Now you just taking the virus as an example, We have to be collaborating.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because if we don’t we cannot defeat this. And if we don’t, there’s thousands of viruses that are potential for the future.
　　（这次疫情就是一个例子，我们需要合作。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战胜它。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未来的“病毒”隐患可能成千上万。）

来源时间：2020/4/7   发布时间：20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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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撒钱，旧秩序解体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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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泽熙  来源：见闻VIP

　　导读：财爸们慷慨拿出的救命钱，是解药还是毒药？
　　在一战结束后的第五年1923年，原本期待迎来和平、繁荣的德国人民，怎么也没想到，一场新的危机正在悄悄靠近，并且将这个国家再次送上难以回头的战争轨道。
　　一战后惨败的德国组建了民选的魏玛共和国政府，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魏玛政府除了偿还战胜国巨额战争赔款，还需要面对工业衰退、领土丧失带来的困境。
　　为了尽量满足德国民众的生活，魏玛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提振经济。但是政府的税收根本无法维持财政开支，德国选择了赤字货币化政策。
　　德国没能控制好赤字货币化的力度和节奏。从1923年5月起，纸马克的数量开始失控。
　　当年11月一个月时间内，美元兑纸马克的价格已增长了8912%，4.2万亿纸马克只能兑换1美元，魏玛政府信用扫地。
　　相似的情景在六年后于日本再次上演。
　　连年巨额的战争消耗以及关东大地震、“昭和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叠加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当时尚不完善的日本金融体系遭到毁灭性的冲击。
　　从1927年起执掌日本大藏省（即现在日本财政省前身）的高桥是清，在1930年代初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时，让日本央行直接为政府的财政赤字提供融资。
　　此外，他还通过放弃金本位、贬值日元等手段促进日本出口。
　　1936年，高桥是清遭到日本军部暗杀，此前日本央行直接为政府提供融资的措施逐渐失控，越来越多的钱流向军部，日本也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还没有“直升机撒钱”这样的名词，但是德国、日本相继采取的赤字货币化政策和央行直接为政府赤字提供融资等政策，实际上相当于两国“财爸”直接为政府的债务买单，可以说是直升机撒钱的前身。
　　如今，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多个国家开启直升机撒钱：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相继宣布财政刺激政策，直接给企业甚至个人发钱，以期提振经济。
　　时隔不到一百年，直升机撒钱再次在主要经济体中出现，旧秩序的丧钟已经敲响，全球格局将迎来剧变。
　　01　美国、德国、英国，纷纷开启直升机撒钱模式
　　1969年提出“直升机撒钱”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当时可能被他视作玩笑的这一概念，在50年后的今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发达经济体使用。
　　最近的一次“直升机撒钱”莫过于美国前不久批准的救济法案，美国拿出差不多10%的GDP向社会发放救济资金，其中包括向大多数美国人每人发放1200美元的支票：
　　根据申报者2019年的纳税申报单和2018年的信息，个人将最多获得1200美元现金支票，夫妻将最多获得2400美元，每个小孩将额外获得500美元；
　　个人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及夫妻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时，该福利将开始逐步减少；个人年收入达到9.9万美元、夫妻年收入达到19.8万美元时全部取消…
　　这简直和当年弗里德曼描述的情景一模一样：
　　一架直升机飞过社区上空时撒下美元钞票，这些钱被居民捡走，他们将此视为意外之财并进行消费，带来实际产出增加，从而助推经济增长。
　　稍早些时候，面临经济前景的巨大不确定性，欧洲经济的顶梁柱德国也宣布“撒钱”：
　　德国财长舒尔茨拟推出一项用于救助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的民生政策，计划总预算为500亿欧元。
　　方案包括，小企业主（1至5人就业的公司），个体户如艺术家、职业摄影师、护理员等，每月可得到9000欧元的补贴，为期三个月；5人至10人的公司可获15000欧元的补贴，为期三个月。
　　德国为了应对疫情而推出的财政刺激方案，累计占到了德国GDP的近16%。
　　刚刚从欧盟跳船的英国则在两周前宣布了300亿英镑的财政刺激计划。
　　02 最猛药方还是无计可施？
　　通常来说，在经济前景不明朗时，央行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是常规货币政策，利率降到零而被迫采取量化宽松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直升机撒钱则是极端货币政策。
　　但如今，直升机撒钱似乎已经成为了欧美国家的“常规操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长期维持零利率的欧洲和日本一直在讨论直升机撒钱，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德国、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要么准备执行这一政策，要么已经开着直升机给民众、企业发钱了。
　　乍一看，直升机撒钱不是对老百姓是好消息么？
　　从天而降一笔钱，虽然平均在每个人头上不算很多，但是在很多行业不得不停工，不少人失业的情况下，这也可能是一笔救命钱。
　　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
　　要是在平常，这些政府发的钱，人们可能拿去下馆子、买衣服、出国旅游，如今，这些钱只能用来去超市抢卫生纸、抢罐头和泡面，甚至抢口罩（如果能抢得到的话）。
　　我们不要忽略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供求关系：疫情不仅带来的是需求降低，更重要的是，停工停产带来的生产和供给暂停。
　　换言之，现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在很多国家都暂停了，但是老百姓却多了一笔钱，结果是什么？
　　显而易见，通货膨胀。钱多了，东西少了，自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涨上去了。
　　在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制定的通胀目标一直难以实现，这也成为过去相当一段长时间里央行们无法加息的最大障碍之一。
　　但是，直升机撒钱之后，发达国家恐怕不得不面对的是，大量印钞、甚至把支票寄给每个公民之后的后果：超级通货膨胀。
　　对欧美来说，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欧洲一些国家虽然宣布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但是钱从哪里来？全球最近都在闹美元荒，美国却给国民、企业直接撒钱，未来美元的信用还撑得住吗？
　　03 欧洲：债务危机的魅影
　　平日争吵不休的欧盟，如今面对疫情，却表现出罕见的团结。
　　对疫情最为深重的意大利，德国、法国伸出援手，不仅提供医疗物资，德国甚至还将一些重症患者接到德国进行救治，给已经崩溃的意大利医疗体系一丝喘息之机。
　　在对抗疫情的财政救济上，德国、法国、意大利相继出招，为挽救欧洲不会再次陷入衰退而竭尽全力。欧盟也称，将允许成员国有更多的财政赤字。
　　但是，对不少南欧国家来说，上次欧债危机的钱还没还清，加上连年经济疲软，已经是经济支柱的旅游业又在疫情中受打击最深，如今大规模财政刺激意味着这些国家又要举债来刺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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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及图表来自欧盟统计局

　　以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南欧国家为例，在上一次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这三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度非常高，例如西班牙的财政赤字在2009年达到GDP的15.1%，2013年欧债危机时也达到13.2%。
　　近年来，随着这些国家经济活力逐渐恢复，以及欧洲对这些国家不断的援助（尤其是希腊），其财政赤字状况得到改善，希腊甚至连续三年出现财政盈余。
　　如今疫情冲击经济增长，尤其是旅游业。在这三个国家，旅游业带来的收入对GDP的贡献均超过10%，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国家今年经济很可能陷入负增长。
　　但政府的财政收入未必增加，政府也相继出台财政刺激政策，这只会让这些国家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例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该国将拿出2000亿欧元来振兴经济，这占到了西班牙GDP的20%，其中超过一半是政府直接出资，可想而知，该国未来又将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这笔钱怎么还？谁来还？
　　上周，欧盟成员国领导人采取视频会议的方式讨论如何紧急应对疫情以及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不是通过发行债券来提振经济，就是核心议题之一。
　　但是，在这场长达六个小时的会议结束后，各国领导人唯一达成的共识是责成财长们进一步研究如何设立共同基金对抗疫情。
　　这对本来就有浓烈疑欧情绪的意大利、西班牙来说，显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
　　尽管这两国都宣布了巨额资金的财政救济方案，但是能不能再从欧盟其他成员国手中借到钱，其实他们也没底。
　　德国、荷兰等较富裕国家对“债务共享”、“团结一致”等字眼唯恐避之不及，哪怕这次应对疫情的债券被命名为新冠债券，这些欧洲北方国家也未必愿意伸出援手。
　　因此，不论是财政状况较好的德国、荷兰，还是财政状况较差且受疫情冲击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在这次疫情后，不论欧盟怎么做，都会对欧盟丧失一些信心。
　　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警告，疫情后引发的政治反应，可能会令欧盟走向终点。
　　不可否认，欧盟各成员国对抗疫情的决心和团结性是罕见的，但是未来，欧洲是不是会再次背上一大堆不堪重负的债务？
　　更何况，即便是欧洲经济第一大国德国也承认，今年经济将陷入衰退。疫情过后，德国还会出手相助吗？
　　曾被视作全球化样板的欧盟尚且如此，有分析指出，这次疫情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终结，人类社会又将回到民族国家的时代。
　　04 美元：衰落的开始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参加到直升机撒钱大军中的还有全球综合实力最强大的美国。
　　最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很大一个因素就是美元荒。
　　作为全球贸易的主要货币和外汇储备中最重要的货币，人们前段时间发现，市场上的美元突然不够了，这才疯了一样抛售几乎一切资产，只为换回一些美元。
　　最近，为了缓解美元荒，美联储和加拿大、英国、日本、瑞士央行和欧洲央行采取一致行动，降低企业从这些国家的银行获得美元的成本。
　　近几十年中，只要美国遇到危机，印钞票刺激经济就是美国最重要的选项。
　　二战之后，全球70%的黄金储备集中在美国，美元开启金本位，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主要货币与美元挂钩，这就构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
　　换言之，对于美国之外的国家来说，赚取美元就等同于赚取黄金，一沓沓绿钞票就是一块块真金白银。
　　但是，随着战后各国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全球的产品越来越多，贸易越来越频繁，可是，黄金只有这么多，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却越印越多，已经很难继续维持金本位。
　　于是，在1970年代初，当美国经济陷入滞胀时，美国宣布放弃金本位。尽管如此，美国依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综合实力，把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又和石油挂钩，从那时候开始，全球的石油交易只能使用美元。
　　众所周知，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没有石油，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发展工业，更不要提想要提高综合实力。在与石油挂钩后，美元的地位不降反升。
　　当美国经济低迷时，美国采用种种货币和财政手段，大把大把印美元，这次美国直升机撒钱只是最新的例子。
　　这些美元会在全球流动，推高各个经济体，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通胀。美国用这些钱在全球各地买买买，把美元实际上分散到其他经济体，那么通胀的风险就会被转嫁至他国，其他货币贬值，但美元的地位依然难以撼动。
　　但是和以前不同的是，这次美国印钞的量实在是太大了。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国国会一波三折通过了总额7000亿美元的救助法案。但如今，我们很难说美国经济形势最严峻的时刻已经到来，美国的救济方案就已经超过2.1万亿美元，是当时的三倍。
　　根据美联储最新的每周资产负债表更新，截至4月1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达到创纪录的5.811万亿美元，仅一周就增加了5570亿美元；加上周四周五这两天美联储的负债增量，美联储负债在本周末将达到大约6万亿美元。
　　在过去三周中，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增加了1.6万亿美元，这已经相当于2012至2014年中15个月里所有第三轮QE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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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现在美联储的措施，到今年年底，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将达到创纪录的9万亿美元。
　　如今，美国开足马力印钞，一沓沓钞票从天而降，史无前例的印钞速度或许会引发美国走向“超级通胀”，到那个时候，美元的地位如何保障？
　　疫情之后，等全球经济活动恢复正常，美联储不可能立刻缩表，减少债务，当这笔钱流向全球，尤其是流向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这些地方或许会再次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财富缩水，那么可能又会引发新一轮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05 公司债：不断膨胀的火药桶
　　如果美国真的出现超级通胀，潘多拉魔盒中的另一个魔鬼也会伸出魔爪，这就是美国的公司债。
　　华尔街见闻此前在《这才是市场真正的“魔鬼”》一文中详细分析过美国公司债可能带来的危机。
　　要知道，推动美国11年长牛的主要动力并非企业盈利水平提高，而是企业发债，然后用借来的钱回购股票，人为推高股价。
　　有研究指出，美国企业的总利润仍停留在2014年的水平，企业利润占GDP仍停留在2005年的水平。
　　美国上市公司中有接近40%都在亏钱，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剔除经济危机期间的最高水平。如果剔除五只科技龙头股：Facebook、苹果、亚马逊、微软以及谷歌母公司Alphabet，标普500指数的盈利增长几乎为零。
　　市场份额巨大的科技行业巨头独自吞下大部分利润，其他行业的窘境自是可想而知。支撑美国经济“繁荣”的就是债券市场，尤其是公司债。
　　但是，今年以来，包括福特、卡夫亨氏、梅西百货、西方石油等知名公司的债券评级均被降至垃圾级，波音评级距离垃圾级仅一步之遥。
　　美联储对此当然都看在眼里，因此从3月初开始就不断向市场释放廉价资金，求的就是公司债这个泡沫不要破灭。
　　上周，两位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和耶伦甚至已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支招，认为美联储可以请求国会授权购买有限数量的投资级公司债。
　　如果有朝一日美联储被允许入场购买股票和债券，那么理论上，拿到钱续命的企业就可以一直活下去，不会有违约，也不会有崩盘。
　　但这不代表危机就可以避免：美联储的廉价资金或许能救得一时，却无法解决企业盈利能力疲弱这个核心症结。
　　美国很多企业如今盈利能力大不如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便宜钱用久了，安逸了，慢慢失去了活力。
　　现在美联储救他们的方式竟然是继续给他们便宜钱，简直就是饮鸩止渴！
　　如果联储继续廉价资金让企业寅吃卯粮，苟延残喘，只会造就出越来越多的僵尸企业，让整个美国经济失去活力。
　　更何况，刚才我们分析过，如果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断的情况下，美国“超级通胀”来临之后，美联储又不得不通过及时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胀。
　　这种事美联储也能干得出来。
　　在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严重，1979年至1981年连续三年CPI涨幅达到两位数。
　　美联储不得不通过加息来缓解通胀压力，1983年初美联储开始收紧流动性，期间连续加息11次，联邦基金利率从8.5%上调至11.5%，此次加息周期直至1984年8月方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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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自快易理财网

　　彼时，美国企业的负债率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很多公司现金流充裕，因此，当通胀数据控制到3%以下时，美国股市还迎来了一次短暂的牛市。
　　但如今，情况完全变了。美国上市公司没有钱，还借了一堆债，如果未来美联储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来应对超级通胀，对这些公司来说，并不会是好消息。
　　这意味着，这些公司再想要借钱，不论是回购股票还是扩展业务，成本都会大幅上升，他们面临的局面不会再是便宜钱随便捡的时代了，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呢？
　　06 直升机撒钱，开启全球新变局
　　如今，欧美为了应对疫情引发的恐慌，开启直升机撒钱模式，虽然能救得了一时，却是饮鸩止渴，为未来进一步的危机埋下更大的隐患。
　　欧洲因为上一次欧债危机已经离心离德，争吵不断，还未完全从伤痛中走出来的欧盟，又将面对这次经济冲击，未来，即便不分崩离析，欧盟恐怕也会元气大伤。
　　美联储印钞的速度前所未有，固然可以转嫁危机，收割全球的羊毛，但这对美元信用的伤害将是巨大的。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一种商品数量太多了，也就不值钱了。美元的竞争者势必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下一次危机来临时，美元的镰刀是否还依然锋利，就未可知了。
　　美国企业盈利持续停滞不前，股价依靠借债回购推高，如今美国股市崩盘、未来如果这些美国企业不倒，那么还剩下多少活力，值得怀疑；如果因为美联储要应对未来的超级通胀，这些企业还不上钱，等待着全球经济的可能是更大的一轮危机。
　　毫无疑问，还不到100年，主要经济体又拿出了直升机撒钱这一招，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是深刻的全球性变革。
　　新的时代，呼之欲出。

来源时间：2020/4/7   发布时间：20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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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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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立平 祝宇雷  来源：《美国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夏立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祝宇雷，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从威慑视角对中美贸易交锋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一种力图在逐步升级的方略指导下利用贸易手段对华传递出危险信号,让中国认识到任何与美方意愿相悖的行为都将得不偿失,进而迫使中方将自身行为"规范"在符合美方利益框架内的威慑行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不影响特朗普总统连任,以及避免让对华贸易威慑的实际结果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初衷背道而驰,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的过程中又始终与中方保持必要的接触,以避免威慑失控。美国将贸易纳人对华威慑"工具箱"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威慑手段,贸易在当前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更能发挥作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在于其以科技、市场、金融及规则为支撑的贸易霸权。虽然贸易战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贸易威慑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关键在于中方审时度势的反向威慑。从长远来看,贸易战作为美国对华威慑的新手段,必将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个过程。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 中美关系经贸摩擦战略竞争 贸易威慑国家安全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安全战略研究"(18ZD058)的中期成果之一,也得到(2019年上海高校智库内洒建设项目和2019年同谛木学研究生核心课程建设项目"国家安全研究"(项具编ed.号ZD1903066)的资助。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对正处于激烈的大国博弈与战略互动中的中美两国而言,贸易已成为双方交手的"光与剑"。尤其是在近来中美关系几度紧张以及"修昔底德陷阱"的阴霾驱之不散的情况下,大国贸易互动的特殊意义给后冶战时代的大国战略博弈带来了新的冲击与影响。
　　本文从威慑的视角分析了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表现、原因及实力基础,评估了贸易战的实际效果,展望了双边关系的未来。选择威慑作为分析视角,一是可以对当前中美贸易交锋提供一个解释的新维度;二是可以发现特朗普上台以来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威慑行为,是特朗普政府在一定的战略指导及策略(例如升级策略、组合拳策略、极限施压策略)选择下,以贸易为威慑手段迫使中方按照美方的意愿行事(例如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按照美方意愿进行"结构性改革"等),进而实现美方的某些关键利益（如维护霸权和所谓的"国家安全")的行为。
　　一、威慑理论构建的美国对华贸易战分析框架
　　威慑作为人类一种有意识的活动,贯穿了人类整个文明史,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在两个领域尤其受到关注:一是在法律领域,法律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职能,如果无法有效威慑犯罪、震慑违法者,则社会将陷人混乱,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二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作为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一种互动行为,威慑往往涉及行为体最为关键和重要的利益——如安全利益,而且威慑产生的影响不限于安全层面。正因如此,威慑从古至今就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在国际关系领域,专门研究威慑的理论被称为"威慑理论",指导威慑行为的政策被称为"威慑政策"。
　　当前研究威慑的理论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仅关于"威慑"概念的定义就有数十种之多。结合洽战后国际局势和战略环境演化日趋错综复杂、各国的安全战略发展变化的形势,笔者给"威慑"的定义是"威慑"是威慑方在一定的战略指导和策略选择下,凭借某种或某几种威慑手段迫使被威慑方改变或放弃其行为或计划,以获取或维护威慑方的某些关键利益的行为。综合利用政治、军事、经济、金融、文化、科技、传媒等方式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已逐渐成为国际行为体之间互动博弈的重要方式。
　　这也是"跨域威慑灵活威慑订制威慑"得以出现的现实基础。
　　威慑主要由五部分构成:一是威慑主体;二是威慑目的;三是威慑工具;四是实施威慑的策略选择;五是威慑对象。由威慑定义可知,威慑方想要实施某种威慑行为,就必须凭借某种力量,或以某种事物为依托。这些能够被威慑方使用并产生威慑效果的力量或事物即是威慑工具。常见的威慑工具包括核武器、常规武器、网络、太空等。但就"贸易"而言,早在1986年,美国耶鲁大学詹姆斯·M.林德萨(James M. Lindsa）教授就指出,贸易制裁作为一国的对外政策工具,其主要功能就包括威慑。1987年,美国学者亨利·R.诺(Henry R. Nau）也鲁在撰文,论述了贸易在美苏博弈中的威慑作用。然而,关于把贸易作为威慑手段的论述以往更多地在实用层面被提及,在理论层面则缺乏系统性、科学性的论证。因此,从学理层面研究贸易作为威慑手段的逻辑、效用及表现形式,就显得很有必要。
　　首先,贸易具备成为威慑手段的三个必要条件:贸易涉及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定;贸易能够成为一国威慑或侵害另一国的重要手段;威慑方可以通过贸易手段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贸易作为威慑手段主要有三个作用:一是对其他威慑手段有替代性作用,因为每种威慑手段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所以贸易威慑的出现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大国的威慑目的;二是对传统威慑手段具有补偿性作用,这一方面体现在增强威慑效果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提高议价能力层面;三是能够重塑与维护大国战略威慑体系。
　　将贸易手段纳人国家的战略威慑体系,不但能够赋予一国战略威慑体系以新的选择和新的理念,还能够更好地提振一国的威慑实力,弥合一国威慑工具的有限性与利益多元性之间、理念单一性字安全挑战多维性之间的张力。
　　其次,根据现实情况可以捋当前贸易威慑的主要表现形式分为两类:即单一型贸易威慑和混合型贸易威慑。单一型贸易威慑主要指威慑方通过特定的方式向被威慑方发出威慑信号进行施压,以期实现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目的。威慑方可以单独使用的贸易威慑方式包括增加关税、限制贸易接触、利用服务贸易中的金融产品如资信评级业务,以及国家机构直接干预四种方式。混合型贸易威慑主要指威慑方通过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方式向被威慑方发出威慑信号进行施压,以期实现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目的。通常而言,混合型贸易威慑比单一型贸易威慑更具威慑效力,它们运作的基本原理和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是一致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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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贸易威慑除了满足有效威慑的三要素(实力、决心、让对手知道)之外,还需要满足另外两个条件:一是威慑方与被威慑方都处于同一经济体系且被威慑方对于威慑方的依赖直接涉及其核心利益,即威慑方采取的任何贸易威慑都会给被威慑方带来系统性影响,造成风险或损害;二是威慑方的目的不是彻底消灭被威慑方,而是意图通过施压来改变对手的计划或行为,因为在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很深的情况下,彻底消灭对手的代价对于威慑方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而这也符合大国博弈中要遵循的"底线思维"的基本准则。
　　综上,在"大国无战事"的今天,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行为体难以通过传统威慑手段在战略竞争中实现维护和扩大自身实力优势的目的,传统威慑手段也难以在新形势下实现大国的政治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中起着支点作用的贸易手段因其自身的特殊效用,必然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工具和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威慑手段,在大国战略竞争和战略较量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美国对华贸易威慑的主要原因
　　美国对华采取贸易威慑手段是由多重原因决定的。在此,笔者借鉴威慑理论从体系与单元两个层面分析美国对华贸易战的主要原因。
　　（一)贸易已成为经济武器化时代的重要威慑手段
　　进人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人,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贸易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渐上升。在新的形势下,贸易与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相关联的新概念、新学说也相继出现并得到重视。如威慑理论中的"跨域威慑"灵活威慑’"订制威慑"等威慑方式,都被应用于贸易战。在这些研究议题中,贸易作为威慑工具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尤其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美国为实现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目的,以贸易为手段大肆威慑他国,借助经济压力企图迫使他国屈服。2019年6月特朗普政府对墨西哥进行的贸易威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如今美国的军火库中,最大最猛的武器不是导弹,不是坦克,也不是战斗机,而是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对于这一类国际现象,有学者将其统称为"经济武器化"。③2020年1月9日,特朗普在关于伊朗问题的公开讲话中更直接说道"美国的国家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实力,是其最好的威慑力量。"
　　贸易成为美国对华威慑新手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它直接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二是能够给中国带来重大损失;三是产生的压力可能迫使中国改变自身的计划或行为。此外,在中美战略博弈中,贸易发挥着对美国其他威慑手段的替代作用,对传统威慑手段的补偿作用,以及重塑与维护美国对华战略威慑体系的作用。尤其是在中美关系深处复合相互依赖的今天,美国威慑工具的有限性与其利益多元性、理念的单一性与安全挑战的多维性之间的张力愈来愈大,这具体表现为核武器使用门槛的提高和其他原有威慑工具所固有的局限性愈加明显。而贸易不仅涉及一国的国家安全,同时也是一国维护和扩大自身实力优势的关键。因此,在传统威慑工具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当前以科技和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的情况下,把贸易纳人威慑工具箱并使其在威慑体系中扮演更加突出的角色,已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必然选择。
　　（二)中美已进人全面战略竞争阶段
　　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不是一种孤立的线性演变。它既受到国际层面的结构性影响,也受到行为体层面的单元互动影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先后经历了从"敌人"到"朋友",再到"准盟友"和"非敌非友"⑤这四个阶段。当前的中美关系可以用"竞合"来形容,随着两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双方合作的成分在逐渐变小,战略竞争的成分在逐渐增多。
　　自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步提升,美国对华战略也进人了一个震荡的调整阶段。2010年,奥巴马政府推出旨在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随后,在中美实力对比朝有利于中方的方向发展的情况下,美国加快了全面调整对华战略的步伐,不仅涉及军事、安全领域,同时涉及经济、文化、制度与秩序等方面。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开把中国视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即使在2020年初中美已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采访时仍然声称"美国认定中国是主要贸易竞争对手,这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一致,美方在国安战略上认定中国是长期挑战。"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与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美苏两国是在全球争霸,而中美关系则不是。此外,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在相互依赖且只想获得相对优势而非消灭对手的情况下进行的,而美苏之间的战略竞赛(尤其是军备竞赛)则是以毁灭对手或获得全球霸权为目的而开展的。遏制"一词在美苏冶战期间具有特殊性和明确指向,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因此不适用于当前的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规制"或"规锁"则更能体现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的本质,即用一套基于"美国优先"原则的国际规则或规范来限定中国在高端产业的行为,并借此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予以锁定,从而尽可能大地维持美中两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
　　战争已不再是大国获取资源的主要方式,战略竞争正在成为大国取得相对优势的主要方式。然而,全面战略竞争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竞争会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以同等的力度展开。事实上,当前中美战略博弈的重点更多地表现为以经济力量为核心的一系列竞争。这不仅因为经济力量的增长是综合国力提升的关键,更因为中国与美国实力差距的缩小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因此,贸易作为两国经济实力积累的关键因素,必然受到制约。
　　(三)美国难以通过传统威慑手段实现其战略目的
　　在当前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的战略性目的在于维持或获取更多的相对优势,以确保其长期战略竞争力,缓解安全压力,继续享受霸权红利。在当前以科技和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贸易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稳健的贸易往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催生出科技的创新,而科技的创新和率先突破又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正如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雷少华所指出的,"全球化重塑了全球产业结构,大国竞争的本质也转向了产业政策竞争。谁控制了从低端到高端的全产业链,谁就控制了全球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决定了经济实力和军事技术,而经济实力和军事技术决定了国家安全,因此产业结构的质量和安全决定着国家安全。在全球化时代,主导竞争的最重要因素是产业政策、尖端技术和市场规模,而大国竞争的本质是产业政策的竞争。"
　　在争夺综合国力制高点和综合国力提升基础的博弈中,传统威慑手段难以直接产生效用。例如,美国不可能通过核威慑、网络威慑、常规威慑,抑或是太空威慑,来逼迫中国在贸易领域、产业链、高端技术层面做出让步,放弃提升自身综合国力的机会。当一国家对他国经济领域的目标采取打击行动时,选择其他威慑手段难以直接产生效用。即便产生效用,所需承担的风险和代价同贸易手段相比也都更高。更为重要的是,要想在以贸易为核心的系列战略竞争(如技术、话语权、经济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中获取优势,没有其他手段比贸易更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经济问题还是用经济手段解决最为有效。总之,贸易作为新的威慑手段,具备了足够条件成为特朗普政府的"独门武器"。特朗普政府意图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中方施压,以迫使中方让步。特朗普政府挥起贸易大棒,四处恐吓、威胁他国,对中国更是不仅威慑恐吓,还不断地敲打。贸易已成为当前中美博弈的主要手段之一。
　　（四)贸易威慑助力美国实现非战略目的
　　根据现实情况可知,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威慑的目的除了有战略层面的考量,还有非战略层面的动机。从中美贸易战演变的实际情况来看,特朗普政府有两个非战略性目的:一是通过减少双边贸易逆差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二是可以兑现竞选承诺从而吸引选民的支持,谋求竞选连任。尽管美方有多种手段迫使中国加大购买美国大宗商品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但实际上关税贸易战最有可能帮助美方实现其目的。这一是因为中国也是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大国,武力施压的方式并不适用于中国;二是因为美国要实现其经济利益,涉及削减美国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以及让中国购买美国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农产品,而其他施压手段(如政治施压、舆论施压等)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美方认为,中国对于美国的经济依赖具有较高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经济手段更能够让中方感到巨大的压力,进而迫使中方愿意就此问题与美方协商。在中美贸易战初起阶段,中美双方初步达成一个"一百天"计划以扭转双方的贸易逆差。在中美贸易谈判有所进展时,中国释放出了愿意大量采购美方商品的信号。由此可以看出,如果特朗普政府用贸易手段在短期的非战略性目的上施压中国,是能够取得一定成效的。
　　在当前中美已进人全面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与其他威慑手段相比,贸易作为威慑手段更能够帮助特朗普政府实施"一石二鸟"之计,即在贸易上施压,收获战略层面和非战略层面的双重收益。这是特朗普政府以贸易为对华威慑新手段背后的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只对华进行贸易威慑。事实上,中美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威慑关系,如核威慑、网络威慑及太空威慑等。
　　三、美国对华贸易威慑的主要特点
　　在国家行为体是理性行为体的假设下,其行为始终遵循"成本—收益"法则。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及对手行为的难以预期性,导致"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意图是无法确定的"。在这一前提假定下,作为大国博弈方式的威慑具有持续性的特征,即根据对手的反馈不断地评估"成本一收益",并据此开启下一步骤。
　　因此,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威慑是一个持续性博弈过程。迄今为止,这一威慑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酝酿阶段(2017年1月~2018年3月)、初始阶段(2018年4月~2018年8月)、加剧阶段(2018年9月至10月)、相持阶段(2018年11月至今),并体现出四个主要特点:
　　(一)以多种方式展现其震慑力
　　威慑的震慑性是威慑战略的基本要求之一。威慑的本质在于威慑方通过展示震慑力来改变对手的计划或行为。亨利·基辛格指出"威慑就是设法向对方提出危险性,这种危险将使对方认为与其所要获得的任何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对方不致采取某种行动途径。"在大国博弈中,只要某一手段涉及国际行为体的核心利益,或者能够在核心利益上给予对手打击,就能够被威慑方用来展示震慑力并向对手提出危险性,进而迫使对手按照己方的意愿行事。
　　在当前的中美博弈中,贸易已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的新手段,并以三种主要"惩罚性"关税,以期迫使中国改变自身的计划和行为;二是采取限制接触的政策来对华显示危险性,如以损害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资企业购买美方的部分产品,以期通过该方式增加中国发展的脆弱性;三是以国家机构的直接干预来提高震慑性,如在以司法机构为主体的"长臂管辖"下,多次对中方重要企业及其核心人员进行调查、起诉,或将其扣押以作为博弈的筹码等。在这三种方式中,关税始终是美国对华施压的主要手段,因为中国经济对于美方的市场具有较高的脆弱性及敏感性。这也是为何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mo)认为,特朗普政府据以对华征收关税的"301条款",可以与艾布拉姆斯坦克、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和战斧导弹一起,为美国的武器库做出贡献。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威慑的本质在于试图通过这三种方式对华传递出危险信号,以震慑中国,让中国认识到任何与美方意愿相悖的行为(如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按照美方意愿进行所谓的"结构性改革"等)都不仅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还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进而迫使中方将自身行为"规范"在符合美方利益的框架内。
　　（二)以逐步升级的方略提高施压力度
　　逐步升级是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威慑采取的基本方略。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中,具体实施的步骤是层层递进、咄咄逼人、步步加码的。首先,这体现在增加对华输美商品关税的总额上。美国征税商品总额是不断递进的,先是在中美贸易战的初始阶段及加剧阶段的前期,对500亿美元以下的商品征税。随着贸易战的升级,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施压力度,从加剧阶段至相持阶段,征税的商品总额已破2000亿美元级别。特朗普甚至放出话来,还有可能加征3000多亿美元商品的关税。2019年8月24日,美方宣布将提高对约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其次,这体现在美国对华商品加征的税率上,先是以10%、15%的税率为主,部分为25%的税率,后来逐渐升级为以25%的税率为主,甚至还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关税。
　　2018年,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25%的关税。2019年5月以来,美国宣布将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8月,美国又提出将从2019年9月1日起对另外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最后,这体现在对华商品征税的范围上,先是对电子、机械、半导体、航空航天等商品加征关税,后来加征范围逐渐囊括几乎所有的中国输美商品。
　　美国对华贸易威慑采取逐步升级的方略主要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受"升级"策略的影响,即意图通过加剧局势的紧张程度迫使中国让步。二是受"极限施压"思想的规制,即在一定的底线之上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迫使对手让步,并根据博弈状况不断调整施压力度,以期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特朗普政府在一定的限度内以各种方式施压中国,甚至不惜致国家的信誉于不顾,,出尔反尔,意图从中国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好处。2018年2月2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的贸易政策纲要初显了这一点。在该文件中,特朗普强硬警告,美国捋利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阻止中国"破坏真正的市场竞争"。三是受到中国的反应的影响。中国并未在美方的压力下做出符合其期望的让步,相反,还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了反向威慑,这让美方产生了"施压力度"还不够的认知,导致美方进一步加强极限施压的力度,以提高威慑的可信性。
　　(三)加强针对性以达成可信威慑
　　威慑的目的是力图改变对方的行为,这决定了威慑方必然要让对方相信己方的决心,并以合适的方式向对方传递出明确的期望,以此告知对方该如何作为才不会招致致命的损害。特朗普政府主要通过有针对性的威慑措施来实现威慑目的。美国对华贸易威慑的针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目的有针对性,即主要借助贸易威慑来实现维持和获取更多相对优势的目的;二是对象有针对性,主要针对提升中国实力及战略竞争力的基础领域;三是手段有针对性,即利用贸易手段的特殊性来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的,这也可以被视为"订制威慑"。
　　从整体上看,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威慑主要意在让中国在以贸易为核心的一系列竞争中做出巨大让步。中国40多年来综合国力的提升主要基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中对外贸易又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管理提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和外贸在中国经济实力积累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明显。经济增长、技术提升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及战略竞争力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爷美国感到不安是中国国防实力的现代化。中国海空军的发展和战略武器的推陈出新,刺激着美国敏感的神经。从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时美国在南海拥有绝对的海空军优势,到今天美国再难靠近中国大陆进行抵近侦察,还不足20年时间。这20年恰恰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国防现代化最为快速的20年。此外,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及影响力随之提高,而这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是在利用地缘经济力量实现其地缘政治目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猜忌进一步加深,西方国家还专门创造出"债务陷阱"一词来形容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野心"。
　　威慑对象的针对性决定了唯有中国在国力及战略竞争力提升的基础领域向美方做出让步,如接受美国所谓的"结构性改革"停止强制知识产权转让"等要求,美方才会愿意与中国达成完整的贸易协定。唯有这样,美国才能在规避或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赶超的同时,继续享受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所带来的好处,维持和扩大美国对中国的相对优势,进而获得安全感。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中展示的决心和传递的信号佐证了这一点。例如,2019年3月14日,特朗普管表示如果中国达不到美国的要求,他是不会在贸易协定上签字的。同年1月份和5月份,特朗普也有类似的表示,即如果中方达不到美方的要求,将继续对华施压。又如,面对久拖不决的贸易谈判,2019年5月12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对中国威胁道,如果贸易谈判拖到其下届任期,协议捋对中国更加不利。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很快捋这些信息传送至中国,而中国也能及时捕捉到特朗普政府发出的威慑信号。因此,在这点上双方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特朗普政府的所有对华措施和表态都清晰而坚定地告诉中国,如何选择才能让美国停止贸易施压。
　　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对华贸易威慑完整地包含了有效威慑的三个关键要素。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威慑目的一定能够实现,但至少表明特朗普政府力图使其对华贸易威慑成为一个可信威慑。
　　(四)保持必要的接触以避免局势失控
　　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进行极限施压的同时,始终保持着与中国的必要接触,以避免局势的彻底失控。例如,在2018年9月24日,美国政府正式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表示这一比例将在2019年1月1日上调至25%。由于该行为可能会进一步刺激中国,使中美贸易战可能朝着双方都难以承受的方向发展,双方领导人在参加2018年12月2日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13次峰会期间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停止相互加征新的关税,并"休战"90天。又如,在对华贸易威慑成本不断上升及国内民主党攻击力度逐步加强之际,,内外交困的特朗普政府又于2019年9月12日推迟加征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以释放善意。对此,中国也同样发出了积极的信号,宣布了对美关税商品排除清单。此外,不论中美贸易战的走向如何演变,双方的谈判团队始终作为局势的调节者而存在。
　　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极限施压时始终遵循着两个底线。一是受美国政治体制所制约,特朗普不能让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过高,以至于影响其连任。为此,特朗普政府多次在国内经济情况有所恶化之际向巿场发出安抚的信号。例如,面对自2019年以来经济增长放缓和金融巿场持续动荡的局面,特朗普多次向外界传递中美贸易协议将很快达成的消息,以缓解经济压力和市场焦虑,并以此降低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应对选举挑战。二是不能让中美贸易战给美国国家利益带来重大损害,即不能让目的被工具所绑架,让对华贸易威慑的实际结果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威慑的目的在于迫使对手让步,从而维护或取得更多的国家利益,而非不惜一切代价地消灭对手。
　　在当前中美关系深度相互依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崩溃"的后果对于美方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从进口替代来看,美国在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可靠的第三方来替代中国的输美商品。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额达到3.16万亿人民币,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不仅在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上有优势,同时还有基础设施配套方面的优势,拥有港口、道路、电力、水资源、工业房产、职工宿舍等。而其他国家没有数十万亿美元的投资和数十年的投人,在这些方面是难以赶上中国的。
　　此外,中国还有成熟的产业链及素质较高的技术人员队伍。这些也是没有一定时间的产业培育和基础教育,难以发展起来的。因此,当前的第三方替代或许可以弥补美国的有些进口缺口,但整体而言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取代中国的。从美国出口来看,中国是美国大豆、小麦、客机等商品的主要客户。一旦失去中方这个大主顾,美国将很难在世界上找到与中国同等体量的替代性买主。而这将直接威胁到美方决策者的执政根基和美国的经济。这也是为何美方在对华施压的过程中始终坚守着底线思维的原因所在。
　　四、美国对华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
　　构成有效威慑的三要素中,实力起着决定性作用。贸易霸权是美国对华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主要由三个支柱所构成,分别是以科技为核心的产业技术实力、广阔的消费市场,以及其主导的贸易规则:
　　（一)产业技术实力是美国对华贸易威慑的关键依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家实力的倍增器,也是大国战略竞争的制高点,更是世界霸权更迭、大国崛起的重要支点。美国对华贸易威慑的战略性目的及实质就是对中国产业升级的阻滞,即维持和扩大美国在高端产业的绝对优势。与此同时,高端产业的优势又是当前美国威慑中国的重要实力支撑。尤其是目前国际贸易中高端技术产业的情况,清晰地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相对位置及实力分布。
　　在电子集成电路领域,2016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净进口国(其中进口269.3亿美元,出口608.8亿美元),并且电子集成电路已经超过原油成为中国进口金额最大的商品。相比之下,美国在此领域则是顺差国。在通信设备领域,虽然2016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净出口国(出口额2013.6亿美元,进口额459亿美元),但该领域的贸易顺差难掩不均衡的产业链利润分配。譬如,中国电子产品代工厂的利润率远低于掌握核心技术的美国公司。在飞机、航天器及相关设备领域,2016年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100亿美元(出口额1347亿美元、进口额310亿美元),而中国在此领域则存在较大逆差(出口额34亿美元、进口228亿美元）。此外,从最能代表科技创新水平的发明专利来看,美国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计算机、通信设备、半导体都是美国专利密集度靠前的典型高科技行业。美国无线通信巨头高通公司更是凭借在CD-MA领域的研发布局,在3G/4G;时代大发横财,依靠核心专利授权收取的费用甚至被称为"高通税"。为了继续维持在通信领域的霸权,美国采取各种手段打压中国华为公司。从2013年至2015年主要国家公示的专利申请行业分布情况来看,美国在通信、计算机技术与半导体领域拥有大量专利。美国拥有18.82万项专利,数量是拥有9.58万项专利的中国的两倍。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发展对于美国的产业技术具有较深的依赖性。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直接依赖上,还体现在中国对美国追随者的技术依赖上,因为美国追随者的大部分高科技产业都依赖于美国的源技术。特别是在高端芯片、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中国时刻面临着被美方"卡脖子"的风险。2018年的"中兴事件"就佐证了这一点。虽然目前中国已加大力度来弥补自身的短板,但这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中国与美国在高等教育、研发投人、科技成果转化率、合理完善的制度性安排等影响科技发展的基础性领域还存在较大差距,所以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战略性突破。而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直接和间接依赖也是美国敢于对华挑起贸易战的重要实力支撑。
　　(二)市场影响力是美国对华贸易威慑的主要着力点
　　本文所指的市场是以消费终端为主的市场。中美建交40年来,货物贸易额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635亿美元,增长了252倍;服务贸易额超过1250亿美元,双向直接投资累计近1600亿美元。据中方统计,2018年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为3233.3亿美元。按美方统计,2018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则为4191.6亿美元。虽然双方的统计结果存在较大的偏差,但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中美双方存在巨大的货物贸易逆差。
　　由于中国出口产业和出口商品对于美国的消费市场具有较深的依赖程度,所以跃",如果不能实现这一跳跃,那么捧坏的将"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从中美贸易关系来看,两国互为对方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且美国是中国商品最为重要的终端市场,2018年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和第二大服务出口市场。中美经贸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即中国的商品、服务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更深。因此,一旦美方市场有所波动,中方很快会受到冲击,并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来平衡这种波动。
　　中国对于美国市场的波动具有较大的敏感性。马克思称由商品到货币是"惊险的一
　　正是由于中国出口产业和出口商品对于美国市场有着很深的依赖,所以中国在贸易战中比美方付出的代价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在以获取相对优势为目的的战略竞争中通过使中国在经济上受到更大损失的方式来削弱中国的经济实力,自然成为美方一个"合理"的策略选择。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贸易战的影响捋不仅限于经济层面,还会通过不同渠道扩散至社会（如就业、治安、社会稳定)及国内政治层面,所以不排除特朗普政府寄希望于利用限制中方商品进口带来的负面影响,来迫使中国决策者接受其要求。
　　(三)贸易规则的影响力是美国对华贸易威慑的重要抓手
　　毫无疑问,制度性权力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同时,制度性权力也是大国实力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性权力是在由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等制度性要素构成的国际制度框架下,一国基于其在组织机构中的投票权和固定席位资格赋予的权力,通过设置议事议程、选择议题、联系性战略(relatedstrate-gy),以及创建国际机制等制度性手段,作用于其他行为体并迫使其改变行为的权力。贸易规则是国际制度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贸易规则不仅界定了各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也对各国经济互动做出了制度性安排。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依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的贸易规则为主体。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都是战后按照美方的意愿所设立的。美国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着绝对的话语优势。在此优势下,尽管美国自身的行为已破坏了当前的多边贸易规则,但它仍然可以凭借话语霸权把"修正主义"的帽子扣到中国头上。此外,美元霸权对于美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小觑的。甚至在某些时刻,美元的作用远大于美军的作用。
　　此外,,同样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对于其追随者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贸易活动中的影响力。例如,为了打击中国在高端产业的影响力,美国通过对盟友施压,限制盟友与中国公司展开业务往来,以此来维持美国在核心领域的控制力。这也可以被视为美国塑造贸易规则以实现自身目的的过程。
　　综上分析,可以发现贸易霸权是美国对华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贸易霸权主要由三个支柱所构成,分别是技术、市场及规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技术的发展使得美国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的领导者,通过高端产品来换取其他国家的中低端商品。其结果是,其他国家出口产业和出口商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使它们具有不同程度的脆弱性及敏感性。高端产业的优势地位和市场影响力进一步拓展了美国在经贸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而贸易规则的影响力又反过来进一步支持和维护了美国在技术层面的优势和市场领域的话语权。正是这三者支撑起美国的全球化中心地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能够拿起国内的"法律大棒"——重则"301条款",轻则"出口管制"——四处威胁恐吓、敲打和威慑他国的原因所在。例如,美国把华为公司列人出口管制清单后,其追随者(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许多公司也不得不因此而与华为切断业务往来。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那些公司的产品达到了"美国最低含量标准"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在其追随者卖给华为公司的商品中,如果美国企业的某些零部件和软件占到10%或25%以上,有的甚至只要含有美国产品的成分,不管多少,都会成为被管制对象。如果违反相关规定,这些公司将被美国政府处以"禁止与美国企业交易"等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所以,其追随者不仅在底层核心技术上依赖美国,而且在出口产业和出口商品上对美国市场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及敏感性。因此,美国的制裁捋使得被制裁企业的合作伙伴被迫站到美国一边,与被制裁企业划清界限。而该过程不仅进一步提高和强化了美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还打压了可能与之竞争的对手。
　　五、美国对华贸易威慑的效果评估
　　对于威慑的成败及效果的评估,主要以目的为参照。如果完全实现了目的,则可以被视为成功的威慑,反之则是失败的威慑。但在现实情况中,由于威慑是一个持续性的互动博弈,所以研究者只能在威慑互动结束后对其做出"成与败"的判定;在威慑过程中,则只能根据阶段性发展状况做出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威慑目的的判定。因此,在中美贸易战仍处于持续状态时,对美国对华贸易威慑效果的评估只能是阶段性的,即以威慑效果为评估依据,判断多大程度上美国实现了其威慑目的。
　　（一)美国对华贸易威慑未实现其战略性目的
　　美国对华贸易威慑的战略性目的在于通过压力迫使中方遵照美方的意愿行事,进而维持或获取更多的相对优势,,确保其长期的战略竞争力。以此为目的,美方对华打出了包含关税、科技、规则、舆论等多种手段在内的系列"组合拳"。虽然特朗普政府的施压力度不断增加,但施压行为的边际效用却是逐渐递减的;而与此同时,威慑成本却逐渐上升。反观中方的反应,可以发现中国在战略层面的立场依然没有动摇,并且随着双方互动频次的提高及博弈的深化,中方在战略层面的态度日益坚挺。
　　2019年5月份以来中方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一系列表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不可能无条件地接受美方的要求,态度鲜明而有定力。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中美两国已于2019年1月15日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且双方都通过各自的努力降低了局势的紧张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已正式开始执行相关的贸易协议,也不意味着中方全盘接受了美方的要求,更不意味着中方已按照美方的设想开始行动。此外,受美国国内压力多变性的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协定随时面临再次被推翻或者被打折执行的可能。因此,美国目前尚未实现对华贸易威慑的战略性目的。
　　（二)美国对华贸易威慑未实现其非战略性目的
　　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非战略性目的,主要在于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让美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一般来说,非战略性层面的协议相对于战略性层面的协议而言更容易达成。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不久,在与习近平主席举行的首次会谈中,双方就达成了"百日计划",以减少双边贸易逆差。在美国对华贸易威慑的初期及加剧阶段的前期,为了缓解美国对华施压造成的贸易压力,中方承诺加大对美国农业、能源等领域的大宗商品的进口。2018年12月1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晤,讨论了中美经贸问题并达成了共识。然而,在后续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始终难以在战略层面的分歧上达成共识——这些分歧涉及"中国制造2025"议题和一系列"结构性调整要求"。这导致中美之间的阶段性贸易协议迟迟无法落地。在战略层面的共识未能达成的情况下,双方在非战略层面所取得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失去了意义,美方通过贸易施压中国来获取短期经济利益的意图也未能充分实现。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威慑收效甚微
　　虽然从战略层面和非战略层面上看,中方都未因美方的施压而改变自身的计划和行为,但美方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还是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冲击。例如,关税的增加导致中方的出口企业竞争力下降。又如,对于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和封锁,客观上造成了中国难以通过与其他国家展开科技交流来提升自身技术。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中方没有屈服于美方的意志,但美国贸易施压的行为在客观上依然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力和实力基础造成了某些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威慑没有实现预期效果,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有七点:一是中国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和积累,美方没有碾压中方实力和迫使中方做出无条件让步的能力;二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难以让中方做出类似于"屈服"的行为;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方逐渐学会了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四是面对贸易威慑,中方并未坐以待毙,而是有针对性地对美方采取了反向威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及通过打击特朗普政府选民的基本盘来实现对其反施压的目的;五是通过打人强压式楔子来削弱美国对华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如2019年5月31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力图通过损耗卷人对华贸易威慑的美国企业、协会等实体的利益施压特朗普政府,提升中国的博弈筹码;六是连任压力增加了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导致其有可能在某些时段和领域向中方做出部分让步;七是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的策略选择上缺乏合理性,如在中美最为关键的几场贸易谈判中用傲慢自大的命合性言辞来显示其强硬立场和坚决信念,进而导致谈判受挫。
　　结语
　　中美关系已进人以战略竞争为突出特征的新时代,贸易作为美国的新式威慑手段,必然将伴随中国崛起的整个过程。如果中美之间的相容度进一步加深,则贸易作为威慑手段的收益将呈现出递减状态,中美贸易战也会有所缓和。如果中美产业之间的互补性和相容度都进一步降低,且中美之间的实力不断接近,则美国以制约中国崛起为目的的贸易战和高科技战乃至金融战捋变得日趋激烈。美国还有可能组织以它为首的经济联盟把中国排除在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之外,或使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被边缘化。
　　此外,还必须考虑到科技因素对中美博弈的影响。在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核稳定之前,核威慑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因为核威慑的存在使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热战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旦任何一方夺取了科技制高点,并且这一技术革命足以颠覆核平衡,将难以预计未来会发生什么。如果如兰德公司的报告所言,到2040年,人工智能技术捋能够颠覆核稳定,且届时中国的科技落后于美国,那么中国在美方设置的竞争议题下的选择将变得更为被动。
　　中美关系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的变迁,中美经贸关系的演变是推动世界秩序变化的重要因素。在分隔国家安全现实主义者和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那道墙已土崩瓦解且军事-经济安全困境日益显现之际,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经贸还将继续在两国的竞争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和美国贸易威慑的必然性是不容忽视的。

来源时间：2020/4/7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1226

美学者：美国的增长模式无法抵抗新冠疫情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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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rk Blyth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外交事务》期刊网站近日登载布朗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的文章称，美国经济在新冠病毒面前尤为脆弱，美国的增长模式表明，目前美国几乎没有好的政策选项来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
　　文章摘要如下：
　　私营部门债务制约美国内消费
　　目前有两种流行病学模型为应对新冠病毒提供了指导。第一种来自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该模型预测，如果不加以控制，新冠肺炎可能导致50多万英国人、220万美国人死亡，且这还不包括两国医疗系统崩溃造成的死亡；第二种来自牛津大学，该模型同样预测新冠肺炎会导致许多人死亡，并给医疗系统带来巨大压力，但该模型预测未来的危重病例较少，因此，其认为无限期封锁可能没有必要。
　　决策者必须就如何保护国家经济不受疫情影响做出决定，而这可以用另一种模型来预测。政治经济学家使用“增长模式”来描述国家在正常情况下为促进增长所采取的措施，也揭示了国家在发生危机(如致命的流行病)时如何应对。
　　例如，英国的基本增长模式由金融、住房，尤其是国内消费驱动，因此，当英国经济受到新冠疫情重创时，采取措施刺激消费（比如保证80%的工资）是必要的。相比之下，德国本质上是一个吸纳其他国家需求的巨大出口平台，因此，其必要的应对措施包括缩短每周的工作时长、为企业资产负债表提供担保。
　　对美国而言，如何保护经济不受病毒大流行影响则更加复杂。从增长模式来看，美国是初级产品、飞机、武器、石油、服务、软件、电子商务和金融出口大国，这仅仅是因为美国经济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然而，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仍是国内消费。尽管国内消费并不像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那样是信贷驱动型或债务依赖型，但私营部门债务在美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让美国很难应对当前的危机。
　　缺少福利制度托底
　　依赖贸易的增长模式，如北欧和西欧的增长模式，往往有庞大的福利制度充当“减震器”，帮助减轻经济冲击的影响。相比之下，采用英美增长模式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往往拥有较小的政府、较低的税率和庞大的金融部门，拥有高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但没有庞大的福利制度。这意味着这些国家最终要依靠工资来推动增长。在美国，当家庭预算急剧缩减时，家庭债务不会得到德国等国拥有的“减震器”的补偿。
　　缺乏“减震器”是美国增长模式的一部分，在正常情况下，这是一种特征，而不是缺陷。美国受到冲击时，倾向于为金融体系解围，以保持信贷流动，并让实体经济通过失业和紧缩政策吸收冲击。这种做法的假设是，在没有“减震器”的情况下，价格和工资将迅速调整，资本将重新配置，经济增长将在不需要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恢复。
　　然而，目前美国面临的不是正常情况。美国政策制定者正迅速意识到，在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时，常规策略作用有限。
　　重资本轻劳动力放大灾难
　　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美国有一个主要优势：它可以印刷全球储备货币。其他国家需要美元，因为它们的银行系统以美元放贷，但它们无法印刷美元。在2008年金融危机等危机中，美联储的行动（降息和债券购买计划等）逆转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幅下挫。但在本次危机中，美联储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安抚作用。
　　尽管国会最终通过了一项2万亿美元的经济稳定计划，但它仍然无法就该为企业还是消费者解围达成一致，这反映出增长模式内部的紧张。美国通常选择保护资本，让劳动力通过失业进行调整。正是这种本能——保护大公司并让员工承受打击，放大了新冠病毒大流行对美国增长模式的冲击。
　　只要失业率不高、赚来的工资用于消费、信贷被消费者和企业用来弥补工资和成本之间的差额，美国的增长模式就能正常运转。但是，当市场冻结，无法对资产进行正确定价（没有人知道联合航空公司的股票价值几何，因为没有人知道美国人什么时候会再次乘坐飞机），这种增长模式就会崩溃。
　　美国增长模式的构建方式使其无法在不给自身造成巨大损害的情况下停止运转。由于该模式旨在通过降低工资和减少就业而非增加福利支出进行调整，政治领导人可以考虑提供临时失业补贴。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即“重启经济”，得到许多州的支持。根据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模型，这样做的直接成本可能是多达220万美国人死亡——或者，正如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DanPatrick）所言，为了拯救经济，老年人需要牺牲生命。
　　遗憾的是，如果“重启经济”意味着多达70%的美国人将感染新冠肺炎，而10%以上的病例需要重症监护，那么这种方法并不可行。即使美国人重返工作岗位，如此高的感染率也会导致劳动力市场关闭，消费者也不太可能涌向购物中心，因为他们真的可能“买到死”，而那些员工挤在急诊室里的企业也不太可能去生产无法发货的产品。
　　美国有3.3亿人口，2.7亿支手枪，8000万没有法定病假工资的小时工，28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人，面临着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挑战。让经济冻结6个月或更长时间将会摧毁美国的社会结构和增长模式。但“重启经济”可能会把大流行变成一场瘟疫，造成与冻结经济一样大的破坏。
　　美国最有可能采取哪种策略？审视美国的基本增长模式可以带来启迪。增长模式表明，美国将暂时为企业解围，为消费提供一定支持，并尽快解除封锁。
　　如果新冠病毒大流行按照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模型发展下去，重新开放美国经济只会加重损失。如果大流行按照牛津大学模型所描述的方式发展，其他国家的经济受到的损害将小于美国经济，反弹的速度也会更快，因为封锁造成的经济损害要小于不受控制的感染。如果牛津模型被证明是正确的，美国股市可能会飙升，然而，美国过早开放经济可能导致数百万小时工被解雇、数以千计的小企业破产、数百万人感染。
　　如果美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它可能最终会迎来前总统克林顿认为永远不会到来的那一刻——人们通过做空美国赚钱的时刻。毕竟，如果美国领导人在应对流行病时的最佳策略是“任其发展”，那么世界其他国家很快就会停止将美国视为经济增长或其他任何事情的榜样。
　　本文编译自《外交事务》期刊网站文章The U.S. Economy Is Uniquely Vulnerable to the Coronavirus: Why America’s Growth Model Suggests It Has Few Good Options，作者为布朗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小标题为编者所加。译者：沈凯麒

来源时间：2020/4/7   发布时间：2020/4/3

旧文章ID：21225

美国学者：病毒造成的经济冲击难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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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来源：中美聚焦

　　新型冠状病毒的官方命名是COVID-19，如今它所导致的疾病已经变成全球大流行，在欧洲、北美及其他地区蔓延开来。没有人敢胸有成竹地预测经济前景。尽管如此，令人担忧的画面已出现，这让我们能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目前清楚的是，COVID-19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前所未有的。历史上与之最像的或许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但那个时代有所不同。彼时全球经济刚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击，一体化程度要低得多。与这次大流行的全球性规模、迅速蔓延和严重经济影响相比，2003年SARS危机，或近年的其他流行病，如埃博拉和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都只是小巫见大巫。
　　COVID-19同时造成三种类型的经济冲击，并波及到全球。第一种变得十分突出，是由于2020年2月病毒爆发导致中国暂停了大部分工业活动。它导致材料和工业投入出现各种短缺，造成“供应冲击”，影响了从电子产品到汽车和生物制药的全球价值链。
　　西方、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行业都警告说，如果中国工业停摆持续到3月份以后，它们的供应链就会出现严重问题。幸运的是，中国已经可以逐步复工，大型工厂最先重启，如今许多小企业也跟上来了。
　　大多数全球制造商和零售商可以利用充足的库存，或从中国以外的国家采购零部件，或者在中国恢复生产之后从中国空运零部件，来解决短缺的问题。最大的例外是医疗设备，如口罩、病毒检测工具和医务人员的个人防护装备，所有这些东西在全球都极其短缺。
　　第二种波及全球的冲击是大规模的“需求冲击”。即使中国的工厂重新开工，并且达到接近COVID-19爆发之前的生产能力，现在也没有客户了。其他经济体眼下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停产。欧洲和北美的关键地区现在正成为这次大流行的新热点。
　　随着各经济体开始对本国公民实行禁闭，从娱乐到零售和旅游等各个服务行业的需求出现断崖式下降。其第二波影响已经触及制造业，例如意大利北部的所有产业以及美国的汽车工业。北美和欧洲经济活动的持续中断又会回过头来影响中国，损害那里的制造业活动。
　　随着全球经济要素一个接一个停摆，或者被大流行严重破坏，大规模破产的阴霾出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概述的经典的不景气恶性循环可能再度成为现实。企业会解雇工人，工人不能大量消费则会降低对剩余行业的需求，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多工人下岗。其结果是企业被迫倒闭，推动经济进一步下行。
　　也因此，COVID-19带来的最危险经济冲击是金融。全球股市已经极为动荡，并呈现出下跌趋势。更不祥的是，信贷市场已经冻结，这迫使美联储果断出手干预，大规模注入流动性并采取了其他措施。
　　通过为国内和国际市场提供美元流动性，美联储的行动确实保住了金融系统基本机能的完整。类似地，欧洲、亚洲和北美各国政府也加大力度，宣布了庞大的财政支出计划。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出现恶性循环，就像维持一个昏迷病人的性命。
　　这些措施各不相同，但大多旨在为劳动者提供急需的支持，要么为预防裁员用政府补贴替代工资，要么是扩大失业保险。此外，美国和香港都宣布给居民直接发放补贴，以支撑消费。
　　这些支持总需求的极端凯恩斯主义做法在短期内肯定有帮助，但很大程度上要看实施情况，最终还是取决于大流行的持续时间。如果这场大流行一直持续，即使方式不那么激烈，总需求也会继续受影响。
　　所以，最可怕的事情还是经济持续低迷引发大规模破产，尤其是那些负债过多的企业。一波违约潮有可能先冲击众多的中小企业，但很快就会蔓延到更大的企业。
　　这种连锁反应一旦开始，就很难控制。一连串的破产、贷款违约和企业倒闭将损害金融机构的信用，掀起破产危机，这期间没有人愿意借钱给别人。由此导致的信贷冻结——我们已经看到它开始发生——就连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也会相形见绌。
　　决策者们已经意识到这些危险，各种货币和财政措施被推出，到目前为止，这些措施在防止金融崩溃方面相当见效。特朗普总统日前签署了2万多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法案），以放宽小企业信贷标准，为众多小企业提供补贴，帮助它们渡过难关尤其是保障工人的就业。
　　我们从以往的危机中吸取教训，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但最终，这场大流行造成的需求冲击却让人们无法预见其程度。如果这场冲击继续下去，并引发由大规模破产所导致的金融震荡，那么我们会全盘皆输。
　　希望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希望迄今和不久的将来所采取的措施是充分的。但政策制定者们必须高度关注这些冲击会如何自我加剧，进而触发螺旋式下跌，导致类似萧条的经济后果。理想的情况是，主要经济体更紧密地合作，协同推出财政支出和其他措施。世界各国央行已经这么做了，现在各国政府需要有进一步的行动。

来源时间：2020/4/7   发布时间：2020/4/3

旧文章ID：21224

储建国：“三不一坚持”是疫后两岸关系的拯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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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这是储建国教授的第二篇文章。在他的第一篇文章和平越来越难? –疫后的中美关系里，储教授提出，因为美国的怂恿和支持，台湾领导人已经开始了“独立”作业，台海发生战争的危险日益增大。但是，战争并非不可避免。避免战争的路径是，中美的“当政者还是要坐下来谈，达成能够稳定未来十五和三十年中美关系的合作框架。”在他的第二篇文章里，储教授对这个“合作框架”有了进一步的描述：中国要以不惜一战的决心和态势，迫使美国（及其台湾领导人）承认“三不”：一是不进行任何武器交易；二是不发展任何官方关系；三是不采取任何“台独”措施。有了这“三不”，北京就可以重申一个坚持：坚持用和平方式统一台湾。在储教授看来，这是中美避免战争的唯一路径，也是大陆和台湾两岸人民避免自相残杀的唯一可能。储教授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他自己一系列的论证，比如，中国目前的国力已经到了可以对美国施压不手软的程度；台湾领导人在豪赌，因为现在不赌以后连赌的机会都没有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挤压和遏制已是华盛顿的基本国策，北京需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国人民已经看透了美国政府的本质，不允许自己的领导人再对美国一味妥协。我们欢迎关心和关注中美关系、台海局势和中国如何对人类做出特殊贡献的学者和读者参与这一重大话题的讨论。请将您的观点发至uscnpm2019@gmail.com，我们会单独或综述发表。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关系变坏的直接表现是经贸关系，背后症结是政治关系，而爆炸引线是两岸关系。就目前的局势来看，两岸关系已走到了中美建交以来最危险的关头。新冠肺炎疫情不但没有化解，反而加剧了这种危险，一些政客意识到这种危险但仍然一意孤行。现在民众的注意力大都在疫情上面，疫情结束后，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难以在和平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了。如果不想办法拯救，战争就是两岸之间的确定答案。

如何拯救呢?我们常说两岸的事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容他人干涉。但在现实中，如果抛开中美关系，孤立地看待和处理两岸关系，那么两岸关系会寸步难行。中美关系本身也不是孤立的，要放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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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让中美关系来到一个转折点，美国精英层已达成遏制中国崛起的共识，其中的鹰派势力甚至为此不惜一战。在疫情期间，不少美国政客已经丧心病狂，煽动种族仇恨，按下了走入深渊的按钮。台湾民进党政客已自愿绑上美国战车，充当攻击中国大陆的排头兵。

如果中国不一味退缩，又不至于走向战争，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倘若有一条中间道路的话，那么这条道路必定符合某条冷静的规则，它不为双方激烈的言辞所左右。

这条规则就是：双方的利益分配与双方的实际力量相对称。这条规则不是自动实现的，其间需要某种协调机制。

新旧大国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呢?主要是因为新兴大国力量增大，必然需要分配更多的利益，既有大国也必然要阻止前者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果其间没有有效的协调机制，冲突就必然发生，而且越来越激烈。

中美之间的协调机制还是存在的，但其有效性越来越弱。对于中国来说，即使脆弱的协调机制，也会充分地加以利用。协调机制有多边的，有双边的。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多边协调机制已作用不大，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双边协调机制，而主要是双边谈判机制。

前不久，双方通过谈判，已达成阶段性经贸协议，说明这种机制还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其继续运行存在很大困难。前一阶段谈判主要是在美国威胁恐吓下，围绕着美国要求展开的，中国做了很大让步，这已经激起中国與论的反弹。而美国精英层不在意中国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艰难让步不领情，反而觉得中国政府承认以前做错了，觉得自己以前的攻击是正确的，于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攻击中国，逼中国做出更大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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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也许会觉得再像以前那样谈下去行不通了，有可能一方面继续让双边谈判机制运转下去，另一方面则改变谈判策略。中国也许会反守为攻，不围绕美国的要求打转转，也不局限于经贸问题，而是抓住美国做错了的问题，譬如说台湾问题，也以不惜一战的勇气，逼迫美国让步，化被动为主动，争取到自己应该得到的利益。

什么是当今中国应该得到的利益呢?主要有三点:一是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二是公平合理的经贸关系；三是周边事务的更大主动权。这三条缺一不可，但有轻有重。

中国发展到现在，领土和主权仍然处于不够完整的状态，上上下下均已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急迫感。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还能够堂而皇之地支持台湾走向独立，这个问题已发展到需要彻底解决的时候了，中国的实际力量也发展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中国在做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决策前，需要找到道义的制高点和问题的切入点。

道义的制高点是容易找到的。那就是根据国际法，被联合国承认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必须得到尊重，美国公然支持中国一部分固有领土搞分裂独立，这是国际道义所不能允许的。

问题的切入点也是能够找到的。双方可以回到中美关系的原点，那就是构成这种关系基石的三个联合公报。

中美发表正式建交的第二个公报后，台湾问题没能得到解决，后来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有了专门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三个公报。

在这份公报里，专门讲到“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在两国谈判建交的过程中没有得到解决”。于是，这份公报以“美国政府声明”的方式指出，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从后往前看，这一段话明确规定了美国承诺的三条义务：第一，承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第二，承诺逐步减少对台军售并经过一段时间至最后解决；第三，承诺对台出售的武器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此公报前)供应的水平。唯一模糊的就是“一段时间”究竟有多长?现在近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时间已经够长了。中国完全有理由要求美国从此以后不再对台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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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美国承诺的义务一直牢记在心，当美国违反承诺时，中国都会抗议一下，但苦于实力不够，无法让美国就范。自此以前，中国做到了不让美国之外的其他任何国家对台军售。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1992年法国决定出售幻影2000战机给台湾，中国交涉未果后，做出了强烈反击。反击措施包括撤销部分拟议中与法方的大型合作项目，不再与法国商谈新的重大经贸合作项目，严格控制两国副部长级以上人员的往来，立即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等。这样杀一儆百的效果很好，此后，法国不敢再犯错误，别国也不敢造次了。

对于美国军售台湾问题，中国也一直寻找机会彻底解决，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既然美国无理打压中国，并不惜踏上战车，那么中国也应该不再像以前那样委曲求全，而是坚决要求美国履行曾经的承诺。当然，更关键的是，现在的中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个要求提出来后，美国如果不答应，那中国就有可能对下一批美台军售项目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无论采取什么方式，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在第三份联合公报发表四十周年之前解决。

解决对台军售问题的同时，中国也会要求解决美台关系升级问题。中美建交公报明确规定:“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中美建交以来，相对于军售来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所克制。然而，特朗普上台后，美台关系有了很大的突破：一是美国于2018年通过“台湾旅行法案"，允许各个级别的美国官员访台；二是美国于今年疫情期间通过“台北法案”，确认台湾是一个由2300万人组成的国家，美国要帮助台湾巩固邦交国关系，以不同方式参与各种国际组织。这两个法案毫无疑问地违反了建交公报，严重地说，中美建交的基础己经大大动摇。中国以撤回驻美大使，降低外交等级来回应都是不过分的。但中国还是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到目前为止还未做出强烈的反应。美国做出这种令中美关系大倒退的行为是绝对错误的，也是中国可以牢牢抓在手中的辫子。疫情结束后，中国会跟美国把这个帐算清楚，并提出明确的要求，阻止美台形成实质上的官方关系。否则，在中国政治文化里，中国决策者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自问:“我们有何面目面对先辈，面对人民?”这种自问的严重性，美国人是不一定理解的。

在美国逼迫中国的过程中，台湾的民进党政客以为抓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过去的民进党政客还是因为忌惮战争而不敢在台独问题上过分造次。今天的民进党政客则公开地宣称台独。赖清德已经公开宣称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今年1月13日，英国广播公司发布专访蔡英文的部分内容，蔡英文声称台湾已是“独立”的国家，不必再宣布独立，并说两岸不排除开战风险，之后，台湾便搞了一系列军演。他们之所以这么胆大，也是因为看准了美国多年难见的反华情绪，看准了现在的美国政府决意支持台独，对抗中国。民进党政客们现在要赌一把，因为他们深深地知道，尽管这次有可能赌输，但是越往以后，就连赌的机会都没有了。民进党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反分裂国家法》。因此中央政府如果要做出武统决策，在法律上没有什么障碍，因为民进党政府宣称台湾已经独立，没有再宣布的必要。如果一定要等某种“正式宣布”才武统，就等于放弃武统，那就真是民进党所要的最大“善意”了。

美国和台湾政客的所作所为，已经把中国政府逼上华山一条路，利也罢，弊也罢，似乎都无可选择。目前的局势清晰地摆在那儿：台湾已实质性宣布独立，美国支持台湾独立。这一点，只要有一双正常的眼睛，都会看得很清楚。

中国似乎已无路可退，这是否意味着必须开战呢?很大程度上是，但仍有和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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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能的前提是：中国政府必须采取临近战争的强烈手段，逼迫美国回到其最初的承诺上来，这个承诺的总标题是：一个中国。

在这个总标题下面，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需要承诺和落实三项具体义务：

一是不进行任何武器交易；

二是不发展任何官方关系；

三是不采取任何“台独”措施。

有了这“三不”，大陆就可以重申一个坚持：

坚持用和平方式统一台湾。

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中国单方面的要求，实际上，这是双方平衡的义务。美国不信守承诺已经很长时间，平衡的打破也有很长时间，中国政府只是要求重新回到平衡点而已，中国的实际力量也能够守住这个平衡点，让美国伸得过长的手退回到合适的位置。为此，中国在其他方面会不会有所退缩，譬如说经贸问题、南海问题?这样想那就错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态度恰恰是为经贸问题和周边问题的处理赢得气势，显示力量。台湾问题如果因软弱而得不到有利于中国的结果，那后两个问题同样得不到好的结果。中国可以退缩的地方是在全球舞台，可以尊重美国的领导地位及其相关的利益，中国能够在广泛接受的规则下与各国做生意就可以了，同时坚持人道主义和公平正义的底线。这就是目前阶段利益与力量相平衡的答案，其中要兼顾中美两国之外的利益与力量。

想清楚这一点，中国政府就可以从现在开始，至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承诺“三不”之前，不再提“和平统一”。“三不一坚持”是疫后拯救两岸关系，维持两岸和平的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是一条很难走的道路，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不会愿意走下去。在疫后艰难的局势里，中国人民必定会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支持政府应对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已经看到，过去一些喜欢发表批评意见的人士已经停止国内的口水战，枪口已转向外敌。左派右派在面对外侮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延续全民族共同抗疫的精神，实现空前的大团结。
（本文内容不代表《中美印象》观点。）

来源时间：2020/4/7   发布时间：20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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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新冠疫情下的中美关系

王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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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缉思  来源：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在“国家发展”系列讲座的演讲记录文字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国家发展”系列讲座已举办30多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推出在线版。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美关系”，主要讲四部分：

一、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美国对中国做了哪些事情、中美关系有哪些新变化；

二、 中国对美政策和态度的个人解读；

三、 中美关系的现状和走向；

四、 世界总体形势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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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对华政策变化

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可追溯到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人观察，2009年开始中美关系就逐渐朝不好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变化，只不过不像特朗普上台后那么显著。今天中美关系里的各项问题，包括经贸摩擦、香港、台湾、人权、南海、技术脱钩、知识产权等问题，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前就已经开始。

特朗普还没上台，就给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打电话，引起美国国内很多人反对，中国也强烈抗议。特朗普上台之后在台湾问题上反而没做太多坏事，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华经贸关系，以纠正中美贸易顺差。这符合特朗普本人的执政特点，即主要精力用于振兴美国经济，力图让美国再次强大。

特朗普和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身边的其他幕僚，均把中国确定为主要战略对手，即战略“竞争者”和所谓“修正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意思是说中国想要修整现在的国际秩序，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满。然后，美国声称要用全政府的方式同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长期战略竞争。

特朗普执政期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最后变成贸易战。今年初，随着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贸易战告一段落。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要在接下来两年里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包括油气、农产品、制造业产品以及金融服务，还有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停止强制技术转让、放松汇率管控等。

特朗普原本打算在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以后进行第二阶段经贸谈判，但是中美都发生了严重疫情，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的时间和结果变得更加不确定。也就是说，中美贸易争端暂时熄火，但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美国并没有取消第一阶段协议签订之前对中国加征的很多关税。

第二阶段谈判的重点，应该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补贴、市场准入、外商投资审查、网络安全等。

今年1月新冠肺炎爆发，中国本来希望在两国共同对抗新冠肺炎的情况下有更多合作，但是美国的反华言行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变本加厉。

战略方面，美国在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最近特朗普访问印度，含沙射影批评中国，还跟印度总理莫迪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融合，建立有意义的南海行为准则支持旅游、航行与安全，这也显然是针对中国。美国同时还在努力削弱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他机构的影响力，比如，近期美国就成功阻挠中国代表被提名为参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总干事。还有今年2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全国州长协会上发表演讲，表示美中竞争不仅是联邦政府的事，也是各个州的事情，号召各州听从联邦政府的指示对中国提高警觉。

这次疫情发生以后，美国政府对中国不仅态度多变，表现也前后不一。特朗普刚开始还赞扬中国的抗疫工作透明公开，副总统彭斯也表示中国跟美国是在合作。后来就逐渐发生变化，特朗普在讲话中直接将新冠肺炎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反驳美国军方把病毒传到中国的说法。现在，美国在很多方面对中国造谣摸黑，单是疫情方面也说了很多坏话。

尽管如此，中美还是有一些合作，美国的疫控中心也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并考察了中国代表团，《纽约时报》的记者也肯定了中国的做法，称美国应该学习中国。

总之，中美之间当前外交信息比较混乱，两国关系整体上并没有因为新冠肺炎爆发好转，反而更坏。

未来，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继续在贸易关系、技术竞争、网络安全、台湾、香港、涉藏、涉疆等很多问题上，出台新的政策和举措，加强部门协调，对中国全面施压。

贸易关系方面，2月底疫情严重之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口罩、医用手套等几十种医疗产品免除关税，这对中国是好事，但是后来美国发现还需要进口中国的药品和药品原料、医疗器械，感觉很不舒服，担心未来受制于中国，决定要自己生产或到世界其他地方购买，减少对中国医疗产品和药品的依赖，想要跟中国脱钩。

技术竞争方面，对华为的打压仍在继续。孟晚舟女士还在加拿大，美国还想把她弄到美国审判。美国动用了外交、司法、行政等多重手段打压和抵制华为，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很多场合，比如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强调华为对国家安全、民主政治制度的危害，企图阻挠英国等西方盟国在5G网络建设中使用华为设备。美国国内也在探讨怎样扶植本国5G产业发展，美国财政部对海外投资者加强审查的新规则也在最近生效。还有很多方面的协调政策，目标都是不让美国技术成为帮助中国加强监控能力、军事能力的工具。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也是动作不断。今年1月蔡英文连选连任台湾领导人，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蔡英文连任，对她在美台和两岸关系上的领导力表示认可，并且强调美台共享的民主价值。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美国称至少应该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企图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

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还在施加压力，不仅美国的海军侦察机跑到南海上空侦查，还想要加强印太（即印度-太平洋地区）战略，并鼓动越南、菲律宾等跟中国有南海争端的国家对中国施加新的压力。

在香港问题上，美国去年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并提名香港民主运动角逐202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在西藏问题上，美国通过了《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在未来藏传佛教领袖十五世达赖喇嘛的继任权问题上，鼓动无视中国政府意见，由西藏人自己来决定。

在人文交流方面，对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进行很多监视活动，哈佛大学的一位化学教授还被加上罪名，受到联邦调查局指控。2月18日，美国国务院还将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日报》社、《人民日报》社这5家中国媒体纳入《外交使团法》的适用范围，也就是将他们等同于中国政府代表，对他们的活动进行限制。中国2月19日对此予以反制，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外国记者的记者证。美国国务院3月2日进一步要求，这5家中国新闻机构驻美的中国籍员工总数减少到最多100人，并应于3月6前提交详细名单。为此，中国对《华尔街日报》、《纽约日报》、《华盛顿邮报》这三家媒体在中国的记者，以吊销记者证的方式进一步反制。

还有美国的智库等媒体，连续发表涉及中国政策的报告、论文、评论，基调同美国对华政策相呼应，甚至呼吁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烈的政策。多位总统候选人也都发表了抨击中国的言论，拜登甚至直言，“一旦当选，我会对中国采取很强硬的措施，特别是我会加强跟美国的同盟关系来共同应对中国”。这意味着美国试图纠集盟友和伙伴共同牵制中国的国际影响。

在今年美国大选过程中，中国也会是一个比过去更加显眼的议题。当然，美国大选还是聚焦美国的国内问题，包括经济增长缓慢、金融危机闪现，还有社会不平等、移民、医疗卫生、教育等传统问题，而不是对外关系问题。只是一旦谈到对外关系，中国就会变成其中的第一大议题。

目前对于谁会当选美国总统，各方说法不一。2020年3月之前，美国经济状况还不错，民调测试对特朗普竞选比较有利。现在疫情在美国爆发，对特朗普的压力非常大，随着被感染和死亡人数增加，他本人对疫情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反对派为此对他提出批评，纽约州州长就批评特朗普“中国病毒”这个提法不负责任，称纽约州很多华人、华裔和亚洲人已经受到种族歧视，这个提法只会让这些人更受欺负，这对美国和纽约州都不好。伴随疫情发展，特朗普还会遭受更大的压力。虽然特朗普在共和党里没有竞争对手，但是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会有竞争。

谁当选对中国更有利呢？我认为各有利弊。

如果特朗普连任，在贸易问题上还会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而且，特朗普身边的辅政者对中国均无好感，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国家机构的反华势力也很强大。虽然特朗普称赞中国干得不错，声称跟中国的国家主席是好朋友，但是他任期所做的事对中国并没有造成好的影响。对中国来说，特朗普连任肯定还将出台很多政策，2017年特朗普一上台就出台了反华政策报告。相对好一点的是，过去这几年，特朗普主要是在经贸问题上跟中国较劲，不大关注南海、台湾、香港、人权、新疆等问题，甚至压制极端反华势力，提出要把经贸问题处理好了再解决其他问题。

如果拜登上台，在中国内政、南海问题和国际问题上，可能比特朗普做得更过分，特别是很可能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但相对好一点的是，拜登跟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对中国的了解比特朗普多，他自己也不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另外，拜登身边的辅政成员，很多都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用过的外交官，对中国的了解要比特朗普班子资深得多。

总之，不管谁当选美国总统，对中国各有利弊，但总体上对华关系都不好。美国政府不断强化对华竞争战略，再加上美国朝野对中国既有的负面印象，都让我们对未来几年美国的对华政策难以乐观。

二．中国对美政策和态度

今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杨洁篪指出，“美国一些政客不断诋毁中国和中方防控努力，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中方正告美方，任何诋毁抹黑中国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都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中方督促美方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意愿出发，与中方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蓬佩奥则称，中国指责美国军方散播了病毒，是对美国进行污名化，美国对此非常不满意。中美双方此次通话其实都很不愉快，互相指责对方损害了中美关系、损害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近两年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政府、智库、媒体、民间舆论，对美国的态度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关系都被视为是重中之重，应该坚持对美国韬光养晦原则。如今，这些看法已经从主流舆论平台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对美国应该针锋相对，敢于亮剑。文艺作品以及各种视频、文章中，甚至已经表示对美国不能再抱希望。

在宣传方面，弘扬中华文化、传播中国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提升以中国方案引领世界潮流的自信，成为正能量和主旋律。比如中国在这次治理疫情期间的表现，主流宣传总体评价非常成功，称中国给世界立了一个标杆，也开始对世界各国进行支持，包括意大利、巴基斯坦等国家。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和民间对于美国反华言行的容忍度也大大降低。比如去年12月，美国NBA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不当言论，我们以取消美国NBA诸多节目转播作为制裁。针对美国将5家中国媒体纳入《外交使团法》的适用范围，今年2月中方以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予以反制。针对美国的“中国病毒”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援引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的话予以反击，并称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

类似事件的处理可能将成为一种模式，即不再容忍美国攻击中国。中美信息战、舆论战、外交战愈演愈烈，正在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惯性。

在经济、技术、人文交流方面，中美双方都在减少对对方的依赖。中国在对美国贸易、投资、金融、技术等领域，更加强调自主创新。我们不希望中美经贸、技术脱钩，但正在为此做思想和物质的双重准备。中国需要的产品，不管是5G、航空发动机或者其他，应该自己制造。美国人也在警惕，比如美国现在进口中国很多的医疗产品和药品，也想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疫情期间，外交部发言人还严厉批评称，美国第一个从中国撤出使领馆人员，第一个对中国公民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散布惶恐，带了一个坏头。鉴于美方的态度和措施，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月24日提醒中国游客切勿前往美国旅游。中美双方互相之间的意见、反感已经到了如此程度。

整体而言，我们对美国的不信任和反感达到了中美建交41年从未有过的程度。

与此同时，中俄关系已经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也更加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重新树立“国际统一战线”观念，对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加大了工作力度，也取得成效。在没有美国参加的国际机制中，比如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等，中国起到了引领作用，包括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这都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巨大转变，中国已有清醒认识，并做出了相应的战略、思路和具体政策上的调整，方向是更加坚决地竞争、斗争。中国总体上强调对美国要丢掉幻想，准备面对惊涛骇浪般的挑战，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增强竞争意识。

对美外交表态目前还保持和缓，即坚持“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疫情发生以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也表示双方需要合作。

三．中美关系的综合判断

近几年来，中美经济、军事实力的对比继续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各自国内的政治生态也都出现了明显变化。美国政治极化，即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争论非常激烈，而且身份政治很突出；中国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力度更大，意识形态、网络管控也比过去更严厉。中美双方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因此越来越突出。

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征兆，而不是原因。贸易战暂时掩盖了其他领域的冲突。

中方的应战态势初期比较被动，2019年秋季以来，中国更加强调打主动仗，树立斗争观，面对美方紧锣密鼓的反华攻势，不断回击。新冠疫情以来，两国高层交往进一步减少，以“隔洋喊话”为主。疫情防控的客观要求也使双方难以私下沟通，这对缓和冲突不利。

双方的旅游、人文交流、科技合作方面也都处于停滞状态。过去曾经起过一定沟通作用的中美“二轨对话”，即政府官员和政府代表以个人身份，和对方政府官员或代表进行对话，现在已经停止。智库的互访也很少。由于政治顾虑和交通阻隔的双重原因，至少短期内这样的对话都没有再启动的希望。

同中美建交以后发生的历次危机相比，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滑坡时间长、领域广、感情色彩浓、民意基础深。中美关系的这一轮危机不是突发的，是长期下滑的加速。斗争范围涉及军事、贸易、人权、台湾、香港、西藏、新疆，还有这次疫情，几乎囊括所有领域。双方民意的反应也开始向负面发展。

未来，中美朝向矛盾不断、日益紧张的关系发展，妥协的余地和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小。中美两国从全面竞争走向全面对抗，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首要的战略考虑不是“新冷战”，与当年的美苏关系相比，中美如果全面对抗，将比美苏对抗的代价更高昂。当年美苏相互隔绝，没有经济关系，也没有文化交流，更没有科技合作，只是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的隔空竞争关系，只限于军备竞赛，即发展核武器。如今的中美双方一旦走向全面对抗，双方深度融合的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不得不强行拆分，即所谓的“脱钩”或“离婚”，关系更复杂，影响更深远，更像是反目成仇。

原来美国对中国抱期望，期望中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化，中国也总觉得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中国有大量留学生、访问学者去美国，双方有大量的技术交流、经贸合作，在政治上也提出努力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其实也意味着中国对中美关系也抱有期待。但现在这种期待已经基本上都消失，振荡效应和心理上的“内伤”开始出现。

相比之下，美苏关系是本来也就不抱期待，压根儿就没打算好。中美双方则互有所求，期待挺高，如今各自失望。这种痛苦比美苏冷战的痛苦更为严重、持久，更让人难受。

现在的美国，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开始显性化，比如对亚裔人的歧视、恐惧。加上政治因素，对美籍华人和华侨，还有中国留学生的隔膜和歧视也变得现实。中国民众中越来越普遍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豪感也令美国人不服气。

疫情之下，中国人戴口罩，西方人不戴口罩，只是文化和生活习惯不同，并不是政治问题，但也掺入了民族因素。

近期来看，中美关系不太可能突然翻车。首先，第一阶段经贸协定暂时缓和了经贸冲突。其次，两国各自的国内生态使双方都会努力避免双边关系突发严重事态。中国正全力以赴争取抗疫胜利，实现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现在复工、复产、复课已经提上日程。美国除了应对疫情，政界正忙于大选和两党相互攻击。再次，新冠肺炎正在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蔓延，疫情发展很难预料，挑动中美关系的势力也很难得逞。所以，中美关系虽然在变差，但也不利于中美断交或全面恶化的突变。当然，未来不能排除这种突变的可能性。

四. 国际态势与其他国家对中美关系的态度

中美关系也是世界大国关系和整体国际关系的重要部分。从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经济动态来看，俄罗斯出现新变化，普京有可能执政到2036年。欧洲各国现在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上升。中东陷入动乱。韩国、日本忙于自己的国内事务。东盟各国也在集中精力处理内部事务，比如马来西亚的总理又要换人。智利等拉美国家也相继出现动荡局面。

在本来就已经碎片化、多元化的世界格局里，又纳入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世界上各个地方都开始出现问题，全球经济普遍下滑，甚至有进入衰退的危险。

面对中美关系，其他多数国家都不愿意加入中美任何一方去跟另一方对抗。所以，我不认为当下的世界是两极格局，美国这一极已经削弱，美欧之间的凝聚力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也明显缩小。中国通过GDP高增长和外向型经济，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为世界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如果中国想拉一个国家跟自己牢牢地站在一起对抗美国，也很难。中国的国际地位持续上升是现实，但不能奢望组成一个抗争美国的国际战线。

最后小结：新冠疫情对中美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双边关系下滑的速度加快，官方关系处在几乎冻结的状态，战略互信缺失日益严重，民间相互反感的情绪前所未有。未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执行难度更大，经济和技术逐步脱钩已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各方面的交流也将进一步压缩。这是20世纪七十年代初中美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将持续的时间和下滑的底线均难以预料。

王志勤    整理


来源时间：2020/4/7   发布时间：20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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