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黎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武汉大学储建国教授最近先后在本站发表了和平越来越难? –疫后的中美关系和“三不一坚持”是疫后两岸关系的拯救之道两篇文章。储教授的观点为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必须悬崖勒马。我们呼吁关心和关注中美关系、台海局势和中国如何对人类做出特殊贡献的学者和读者参与中美如何和平相处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今天，我们收到了吉林大学王黎教授的文章。在王黎教授看来，中美和平相处并不难，只要“作为守成大国，美国应该学会接受平等、尊重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而作为崛起大国，中国也需继续保持谦和与理性。任何国家的成功经验都难以称之为普世方案，更不应该强制他人接受。”）
       （正文）目前，但凡对国际问题感兴趣的人都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中美关系的起伏及其走向。毕竟，当今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的互动将影响未来世界格局。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就经济规模而言，中美将居世界民族之林之首是不言而喻的。但在经济品质和科教创新方面，将来至少也是中美欧（盟）三家鼎立；而在军事方面更是中、美、俄、日四强并存。对于这一不争的趋势，本文不想浪费笔墨。我只想漫谈一下中美关系，即所谓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近日来，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蔓延，中美之间也频频出现由美方挑起的相互指责，不少人开始担心中美关系恶化会对未来产生影响。连曾对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与民族诉求有着深刻理解的基辛格本人，也担心两个经济超级大国能否把握合作的机遇；否则，在全球范围内放弃均衡与战略共识，将导致这个日趋繁荣、人类尊严不断提升的世界面临万劫不复的危险。同时，一些美国前政要和著名国际问题学者也联名上书并呼吁中美必须合作，共同对付疫情等世界难题。一些中国学者也表示出相应的关注。例如，王缉思先生指出，一旦中美进入全面对抗，将比美苏对抗的代价更高昂。理由是“当年美苏相互隔绝，没有经济关系，也没有文化交流，更没有科技合作 … …”。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958年，美苏两国就开始了广义上的文化交流，随后在1973年，两强开启富布莱特计划。当然，就中美两国目前的交流规模而言，确是其他国家难以相比的，以至于有些国人热衷使用“中美夫妻”这一概念来形容两国关系。这个比喻不仅让国际社会瞠目结舌，而且让美国官民也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牛仔国家怎么攀上了古老的中华。外交中，描述国家间关系还是严肃为好，中华文化推崇“国之交，在于民”，而源于欧洲文明的美国显然信奉无政府状态下的主权国家，处处讲“实力”。实则，中美关系难以用某个成语来概括。1949年之前，中国数次在历史关头得到了美国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但诚如美国学者孔华润（Warren Cohen）所言，美国对中国的心理是明显的；即在同情、怜悯的背后存在的是轻视和傲慢。1972年，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所谓的“大三角”属于新闻标题而非国际现实。1992年，美国学者何汉理（Harry Harding）在其新作中把中国关系解读为“脆弱的关系”。的确，两国在太多的领域存在分歧：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经济差距、技术上的代沟，更不用说在地缘政治上的分歧。

那么，为什么美国对中国、尤其是开放后的中国却又网开一面，接受了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以及开放几乎所有的教育、文化、经济、技术领域或部门。也许，最简单的回答是当时存在与两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所使然。近日，美国前驻北约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olas Burns）说到，当时的苏联是威胁；随后苏联的解体导致美国一家独大。而这一时期的中国还不能被视为世界大国。在此情形下，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且可能会效仿美国的做法，在治理制度和价值观上更加靠近美国。伯恩斯的看法不限于少数人。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国防部次长阿什顿﹒卡特（Aston Carter）也以相似的口吻评论道，上个世纪末，中国无力与美国对抗。1997年台海危机时，中国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只有望其兴叹。然而，正是此次羞辱刺激了中国，随后它以其“非凡”的速度和不择手段加速了国防现代化。今天，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可与美国航母群叫板，但是“我要郑重地告诉世界，亚洲崛起的军事强国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那就是中国和日本。”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美国的亚太战略到底指什么。其实，2008年笔者在伊斯坦布尔参加北约战略研讨会上，时任北约秘书长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承认，日本、韩国和澳新是美国的盟友，此时没有必要在远东打造类似的北约组织。中国尚不具备前苏联或俄罗斯拥有的威胁能力。然而，这种前景正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和强大而变得不再遥远。

当然，美国政界、智库和媒体对中国与中美关系的性质都是存在多种声音的。比如，与美国军方过从甚密的兰德公司在中国抗疫初期发布报告介绍中美在抗击传染病领域的合作，呼吁美中加大在这一领域的合作。美国著名的《大西洋月刊》最近刊发了两篇文章，一篇文章题为“如果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是对的呢“（4月3日），作者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任沙德罗（Nadia Schadlow）。他的观点是，美国四十年来误判了中国，与中国合作只能给美国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另一篇文章的作者是纽约大学的教授贝纳特（Peter Beinart），题为”特朗普与中国决裂会带来致命后果“。他呼吁在全球面对新冠疫情威胁亿万人口健康的情形下，各国应该认清病毒没有国界、也不分族群。直到有效的疫苗研发出来之前，人类亟需大国的领导力度与国际协调，中美的合作至关重要。这一国际精英群体指出，“美国必须与盟友和朋友同时合作以面对疫情的共同威胁，同时领导一个更大范围的全球合作来打败病毒，尤其是在那些非洲、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他们进一步强调,“如果没有某种程度上的中美合作，任何抗击新冠病毒的努力都是难以成功的。”显然，中国的工厂能够制造出几乎任何型号的一般性防护用具，也能够研发出高端的抗击新病毒的药品。实际上，根据以色列一家智库的报道（今年1月），中美两国早在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就开始合作的很出色。尤其是此刻，中国的白衣天使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分享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极为宝贵的临床经验，以便加快国际科学家共同研发急需的疫苗。在不久前举行的G-20会议上，美国表示愿意与中国等其他国家一起承担抗击疫情的责任。

可见，中美关系不可能近期出现翻车，尤其是抗击疫情期间。但是，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是毋庸置疑的。这首先来自中国自身的实力增长以及中俄两国构建的全方位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诚如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莱斯坦诚的那样，中俄两国在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上的合作给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带来了前所没有的压力。这也是自前苏联解体后唯一能够制衡美国霸权的国际力量。此外，中国和俄罗斯将会以更强有力的步伐迈向新的目标。对中国而言，这是中华民族的世纪追求，也是执政党为国、为民的宏伟初衷。正如伯恩斯所说，美国的支配地位不到数十年的时间，而中国则是自罗马帝国被蛮族毁于一旦之后，唯一继续维系帝国霸业长达1300余年的文化与制度。仅此一点，中国的再次崛起对任何守成大国来说都是心理上和地缘上的双重挑战。其实，这是西方对中国历史的浪漫解读。在漫长的2000年大一统时期，中国的稳定与繁荣绝非那般完美。内战与动荡的次数不亚于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周边安全也非如长城那般坚固。

援引上述美国政治与社会精英对中国的看法旨在说明，美国对中国或志在崛起的中国的看法不会倒退至从前。那个看法就是曾经美国对中国的期望：中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化。最后，一个开放的中国会处处以美国为样本，事事以美国为核心。这种期待本身就是幼稚的。中国一定会以适合其整体利益的方式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任何政治家肩负国家的崛起是其责任；而在崛起过程中尽量让其民众免受灾难则是其美德。与此同时，能够让包括守成大国在内的各国接受崛起则是其智慧。近日，笔者在读《周恩来外交文选》以资备课。在看到其1963年撰写的《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一文时，颇有感想。当然，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实力与当今的中国实力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这两个时期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却是一致的，即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具体做法上，周恩来要求中国的外交官员要谦和与宽容、切记不要强加于人；做事有节有度；相互尊重、平等待人。今天这些道理似乎很简单，既没有高大上的辞令，也没有抽象深奥的理论。但是，这些理念透露出外交的精髓。作为守成大国，美国应该学会接受平等、尊重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而作为崛起大国，中国也需继续保持谦和与理性。任何国家的成功经验都难以称之为普世方案，更不应该强制他人接受。这也许是当今两大经济超强应该思考的问题吧。
【王黎，英国阿伯丁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曾在美国加州克莱蒙学院凯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the Keck Center）从事博士后研究。自2013年执教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研究领域：英美外交与外交政策、国际秩序治理与军事安全。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欧洲外交史 1494-1925》，《跨国视角下的世界秩序与国际社会》、《美国外交：理念、权力和秩序》等。】

延伸阅读：

周恩来：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

（一）要等待，不要将已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主席阁下同我讲过，埃叙合并为阿联，当时是有错误的，后来又分裂了。现在再搞统一，已经接受了过去的教训。这说明，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纳赛尔总统在埃叙分裂时采取的态度，我们很欣赏，表明纳赛尔总统吸取了经验。

（二）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先对我不好，我们决不会先对人家不好。

（三）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

（四）“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这时候，将发生两种可能；一种是有远见的人会考虑，这不是软弱可数，应该谨慎；另一种是有人可能视我可欺，逼我到墙角，我只好还击。其实，我们早已用这种做法来对付美国了，例如抗美援朝。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去年轮到印度身上，它却忘记了这条经验，竟也以为我们的忍让是软弱可欺。我可以告诉阁下，只要印度不挑衅，我们决不主动出击，即使印度挑衅，我们也一定象我致班达拉奈克夫人信中提到的那样，在行使我们自卫权利以前，先通知他们。

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注释】

这是周恩来同埃及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的谈话节录。

来源时间：2020/4/8   发布时间：20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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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昭行  来源：中美印象

–与张伦教授商榷 （张伦：疫情将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

一睁眼就在各种大小媒体及社交媒体看到意想不到的新闻，说是英国首相约翰逊因新冠肺炎感染转入ICU治疗。这不得不说是个非常糟糕的消息，按通常人们的想象来说，似乎不应该是这个结果。作为疫情中的中国人不仅关注自己国家的疫情状况，也同时关心着欧洲国家的疫情。有关欧洲的疫情的情况近来的确是各种消息混杂，欧美的疫情到底严峻到中国人认定的哪种程度呢？  首先我想欧洲的现状应该是超过了一般中国人的想象，因为从目前公布的死亡和感染人数甚比武汉的情景，作为大多数没有见过武汉实景的中国人来说，想象不出来。当医疗体系已经到了医疗伦理选择病人的地步，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医疗技术达不到救治要求，要么是医疗资源不足以抢救所有的病人。换而言之，就是一个答案：现有的体系支撑不了了，崩溃了。除了疫情间在武汉的人，我们都缺乏想象力。

美国股票市场的几次熔断将美国的股票市场直接就拖入了难以见底的深渊，是恐慌还是理性使然，我们应该从股票市场的特质来看一下。股票市场的基本特质中其投机性和预期效应是比较典型的。这次美国疫情大爆发，有美国专家分析预测将有8000万个工作岗位受到影响，会造成20%左右的失业率，涉及的行业极多。现在不能肯定会不会是这个结果，但美国的疫情水有多深恐怕现在没人知道，而且现在仅仅才检测了100多万，纽约州的检出阳性率高达40%以上，全国平均在19%以上。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尤其是股票的投机性，现在抛售股票绝对是理性行为。等疫情得到控制，那么那时的股市不是回归理性，而是又回到了人们良好预期的轨道。

截至今天（4月8日），美国检测核酸阳性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四十万。在我们为美国人民遭受如此疫情扼腕痛惜的同时，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自元月三号以来中国向将美国通报疫情后，美国政府在防止疫情扩散和对待疫情的准备等一系列的表现。毋庸置疑，特朗普在今年选举中能否连任一直是特朗普决定竞选连任以来所有决策的核心。年初，特朗普的注意力主要在如何应对弹劾。从1月3号到3月13日，特朗普过了70多天才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不得不说特朗普政府错过了防止疫情扩散的最佳时机，浪费了很关键的时间。在1月22日特朗普第一次在媒体采访中被CNBC问及是否担心潜在的病毒大流行时，他回答说不担心，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纵观元月下旬以来特朗普在对待新冠病毒疫情所有公开的言行，应该非常明确的一点是暴露出特朗普性格偏执，知识非常有限，着眼点偏差，缺乏对疫情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深刻认知，不懂得如何利用疫情危机加强百姓对他连任的信心，所以才会出现了其不尊重科学，要求统一声音等等行为，甚至出现了因为围巾厚实戴围巾可以防病毒传染的可笑说法。其次，西方很多国家对制度、医疗体系和科技甚至有不少人还拥有对人种的优越感和对另一种制度绝对排斥的玻璃心，因此，他们对中国抗疫的各种工作和数据经验不是居高临下，就是嗤之以鼻。别的不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人在权威性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期刊》1月29日发表的论文非常清晰地说明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但即使这样，最近美国相关一些人物在人传人的大甩锅的行为就可以知晓对中国的数据和研究结果的真实态度。这些才是疫情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大爆发的根本原因。

在戴不戴口罩这个问题很多观点都是用文化差异来解释。设想一下如果在美国自特朗普到各级政府官员和专业官员一开始就告诫广大民众新冠肺炎可以无症状感染，存在着人传人的现象，有飞沫传染等多种传染方式，美国现有的医疗资源不足以应对疫情大规模的爆发，会有大量的人死去，年轻人也有死亡病例，不会都自愈，病毒也不会随着气温的回升而自行消失，戴口罩会减少感染机会，保全自己的性命，那么在非常重视人权的国家，人们会不会心甘情愿地戴上口罩？

让我们来认真浏览一遍中国疫情爆发后以及特朗普有关美国有了确诊后一系列的讲话和表现，而且在被相关的负责人告知美国口罩缺口2亿7千多万个之后，特朗普并没有采取最积极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口罩等防护物品短缺的问题，而是直接改称Chinese Virus来转移注意力。在对人权极为看重的美国，人们之所以不戴口罩的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政府忽略了此病多为无症状传染，飞沫传染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我们可以说他们不相信中国的研究数据和经验，所以一直在误导民众。再者，他们知道美国口罩根本就满足不了医护人员在疫情爆发时的需求，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平时的口罩保有量能满足疫情爆发时的需求，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用政治手段来控制口罩的抢购。

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的问题是人类有了组织结构就开始出现的问题，这方面的严重程度和制度设计的确有着联系，但它的存在实际上和制度关联性不大。其实，人类的组织结构到了一定规模，组织结构的合理性和管理体系就一定会产生这方面的问题，并不是民主体制就一定会效率高，官僚少。美国政府机构和一些国家机构的效率低下官僚相信美国人都体会过。作为南欧国家的意大利有着自己突出特点的文化，和西欧几个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作为欧共体国家之一的意大利前几年爆出国家假账问题，不让人惊奇。意大利的文化中人们处事非常灵活，喜欢着眼于眼前看得见的利益，对遵守规矩往往有着自己的理解，这在疫情防控管理上其实才是最大的难点，仅从意大利陈年固疾至今解决不了的火车总是晚点就可见一斑了。 
                

武汉的疫情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个悲剧，所以在中国就不可能出现五六个武汉，因为在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一个武汉疫情的爆发是有其体制因素，但也是因为体制的特点而得以控制。中央集权加文化传统及族群特点使得出现第二或第三个武汉成为不可能。其次，中国社会的基层治理也有自己的特色。基层管理的有效性是疫情得以控制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你如果深入具体的了解中国每个角落的社区和老百姓的努力和配合就知道疫情问题在中国得以迅速的被控制了的缘由了。

社会制度的多样性是人类适应自然生存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至今没有明示的真理告知人们最好的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牵扯的具体因素太多。人类一直在探索，所以世界上出现了多样性的国家体制。民主制度有一个出发点就是针对人性的相关弱点设计的，出发点首先是预防犯错误和减少犯错，否则就不是以法律为准绳，针对人性的特点，对权力有约束的架构设计了。何种体制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其实人类到现在还在探讨，本来学术研究的社会体系是基于人类发展的经验和特点进行的推测与观点，但可悲的是会被当作社会发展规律来用，甚至当作真理，这点可以说是人性的可悲之处。从人生存的社会学角度看，目前地球上的国家体系最适合人类的应该是北欧几个国家，尤其是瑞典。但这次疫情瑞典政府放弃的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这不得不让人们重新思考更为合理的社会治理体系问题。

现在每天的媒体尤其是网络社交媒体都出现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民众照样聚堆的新闻，所以不太苟同西方的封城是基于民众的根本认可和自律。看看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疫情以来发布的规定措施和当地官员的呼吁表现，我们就可以知道要让当地百姓理解待在家里就是为抗疫和保存自我最有效的方式得有多难。而且幸灾乐祸的人哪里都有，和人性有关，美国西方依然有，中国疫情爆发时西方依旧有人等着看笑话，甚至落井下石，否则就没有《华尔街日报》亚洲病夫的标题文章了。如果中国在对网络中那些无中生有和煽动民粹主义和某些公知不负责狭隘的言论加以有效的管理，相信现在的华人社会观点的撕裂会少很多。

文明是有落后与先进之分的，这是人类越来越进步的原因之一。文明形式只有螺旋式的进步，而转型仅仅是形式的变化，转型不见得有先进落后一说。因为文明发展的基本特点就是先进的取代落后的文明，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例如中国历史上两次游牧民族统治农耕社会状态下的中国，结果不仅被高程度的同化了，而且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自己的文化、甚至语言饮食乃至民族特质等等都消失殆尽。

这次疫情的全球爆发，已经引起了众多国家和民族的口水战，尤其是针对中国，而且现在愈演愈烈。但我不认同这次全球疫情会强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我相信在这激烈的口水战以及相应的对抗疫情的行动中，恰恰因为是全球疫情让各个国家和族群真正理解所谓的人类共同体是存在的，而且彼此的直接关联性有很多，国与国，族群之间等等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联性。在各国民粹主义之间高调和激烈的交锋中，让人们更清晰的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在认知上提升，理解族群之间平等的重要性。这次疫情恰恰会强化人类是一个共同体。

谈到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此次疫情不由得让人想起100多年前一战时期的西班牙流感。一战的提早结束不得不说和当时的疫情有直接的关联性，将这次疫情特点和国与国的战争相比较，甚至联想到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疫情引发人和人的大战这个设想非常大胆，发动战争是要有很多必备的因素的，尤其是疫情直接影响的人的生存以及其它涉及到保证战争胜利的方方面面，而且人类对战争本质和带来后果的认知早已不是七十多年前了，就像前面所言，这就是人类的进步，是新的文明，否则特朗普就不会急着和塔利班、朝鲜谈判，不会急着到处撤军。这次疫情只能让世界意识到相互理解和支持的合作才是人类摆脱疫情困扰最优的方案。格局的改变是一定的，但绝对不会是通过战争的形式来改变。

前面已经谈到了，究竟哪种社会体制最适合人类生存是一个人类一直在实践中探讨的社会活动，即使中国的体制改革了，但文明是要进步而不是转型。文明的进步不是体制改变就马上就变了，就像是很多人以为成为了民主体制下的公民，那么自己的意识马上就和主流的价值观和民主意识一样了，非也！文明的进步体现在众多措施之上的细节中，是主流价值观的改变和引导，需要很多的时间和过程。在这儿想借用一句通俗的民间说法：穿了龙袍就以为自己真是太子了。

无论如何，这次疫情绝对会导致世界格局的变化，就看中国如何正确的处理出现的各种情况，合理的利用这次机会，自我积极的在体制上变革，消弭绝大多数国家对制度上的偏见，正确理解国家利益和国际外交的基本准则，担当起更多的大国责任和角色。中美关系只能走向相互之间更为客观的理解，形成两个大国之间的既有密切的关联同时又是竞争的关系共识。我相信中美的领导人和人民能在疫情之后找到这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新的平衡点。

来源时间：2020/4/8   发布时间：2020/4/8

旧文章ID：21244

作者：张涓  来源：中美印象

这几天美国有媒体报道中美两国竞相购买德国研发新冠疫苗的医药公司。这显示德国在研发方面有可能处于前沿位置。

根据以往的惯例，哪个国家最先研究出来疫苗，最先受益的就是本国人民。2009年猪流感爆发时，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最先研制出疫苗。当时澳大利亚政府规定这家公司必须先满足本国的需求，然后再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出口。

近日，德国一家生产疫苗的公司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10亿美元迁址美国的出价。虽然特朗普总统承诺他会把疫苗的研究成果与世界各国分享，但是德国人显然不相信他的许诺，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他的出价。

事情的起源是3月初的一次白宫药厂总裁会议。但是，白宫邀请了二十多位药厂的老总开会，主要议题就是研制新冠病毒的疫苗。这些药厂基本上都是美国的药厂，只有一家德国的药厂叫CureVac。CureVac主要研究生产疫苗，各种癌症的药品，以及分子疗法。这家公司的总裁是一位美国人，他代表公司参加了白宫会议。

在会议上，这位总裁说，“关键的一点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公司可以非常非常快地开发出用于新冠病毒的疫苗，而且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来生产它”。事后不久，这位总裁被解雇，接替他的是一位德国人。

白宫总裁会议两周之后，德国报纸开始报道，指责特朗普总统试图购买这家德国药厂，称特朗普要花10亿美元希望这家药厂搬到美国。这家德国报纸援引的是一位匿名的德国官员。他们担心特朗普总统想独霸疫苗成果，首先让美国受益。

无独有偶，在美国总裁被解雇的两天之后，一家中国公司试图以1.33亿美元的价格来购买另外一家同样也在做疫苗的德国公司。

《纽约时报》采访了CureVac负责疫苗研究的科学家琳达（Linda Oostvogels）。据琳达说，她最初注意到新冠病毒是在圣诞节之后。那个时候，大多数的西方媒体都没有对这个事情有特别的关注。美国媒体关心的是特朗普的弹劾案，澳大利亚的野火等等。

但是，这个神秘的疾病在世界科学界引起了关注。他们不断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个消息。这个疾病让人联想起其他一些疾病，例如中东呼吸症或非典，以及近年来爆发的其他一些传染病。琳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思考她的公司是不是可以进行相关的研究。

但是在那个阶段，她还不能开始进行研究，因为她没有这种病毒的基因测序。其他各国的科学家也有同样的困惑。1月10日，中国科学家在网上发布了这个疾病的基因序列。这为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开始研究疫苗提供了基础。这对科学家来说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契机，也是中国科学家为世界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琳达和她的组员并没有特别的紧迫感，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疾病仅仅在中国爆发，而且死亡的人数很少。当她开始把研究计划提交给管理层的时候，事情渐渐发生了变化，死亡人数开始大幅升高。管理层给他们的研究开了绿灯，而这个时候已经是一月底了。

二月初，当世界多个国家开始出现新冠病人的时候，CureVac公司把新冠疫苗的研究提到了最紧迫的日程上。这个时候，琳达的公司已经不是唯一一家研究疫苗的公司，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科学家都在争分夺秒的研究这个疫苗。CureVac的优势是他们同时在做好几种疫苗，在研究新冠疫苗的时候，他们结合了这些疫苗的知识。到了三月初，CureVac就已经开始把疫苗注射到老鼠身上做实验了。他们根据实验结果慢慢缩小疫苗的范围。一开始，他们有七种不同的疫苗，后来缩小到四种，最后着重专攻两种。这时，新冠病毒已经在意大利肆虐，在德国CureVac实验室的所在地，死亡率也在攀升。

据琳达说，CureVac大概在六月或者七月可以在在人体上做临床实验，最早到下一年初的时候可以生产出用于普通大众的疫苗。

一般来说，疫苗从研究到大范围接种要有十几年的时间，一般平均15年研制出一个新疫苗。在新冠病毒的紧迫压力之下，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为疫苗的研制取消各种政策壁垒，不惜各种手段加快研究的步伐。据报道，中国有家公司已经开始进行临床实验。

在科学家马不停蹄的研究疫苗的时候，有关中美疫苗竞赛的报道把这种研究定性为生物技术军备竞赛的表现。《纽约时报》这篇文章认为，世界的科学家并不这样认为。当中国科学家最早把基因测序分享给世界的时候，他们认为那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就已经开始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也就是研究出铲除这个病毒的疫苗，造福世界。这些科学家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如此之多的世界各国科学家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专注于一项单一的科学探索。这是一个全球的挑战，需要全球之间的合作。

遗憾地是，根据美国卡特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先例并不令人鼓舞。在2014年到2015年中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就是一个例子，埃博拉疫情的合作是中美两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全球卫生干预方面的努力。

为了应对埃博拉疫情，总部位于美国的Mapp Biopharmaceutical公司开发了治疗埃博拉病毒的药物ZMapp。但是，由于该药物仅在烟草细胞中生产，导致生产缓慢，并且设施有限，因此该公司只有一小批药物。2014年秋季，该药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所规定的临床试验和安全测试中，就已经被耗尽。

与此同时，中国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天广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利用ZMapp专利中的信息研制了另一种埃博拉治疗药物MIL-77。天广实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他的公司与ZMapp的知识产权持有人签订了许可协议，并且强烈希望参与到治疗埃博拉病毒的工作中。 天广实对药物进行了改良，使其可以在哺乳动物细胞而不是烟草细胞中生产，这就可以大大提高生产量。据报道，2015年3月，MIL-77被用于成功治疗一名在塞拉利昂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英国军队护士。 6月，MIL-77还帮助在罗马治疗了一名护士。无国界医生组织也向埃博拉患者开出了MIL-77。但是，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对MIL-77表达了专利侵权的担忧。MIL-77并未得到大规模的接种。

几年之后，在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期间，美国默克公司研发的疫苗被选为正式疫苗，而不是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另外一家公司合作生产的疫苗。

这两起疫苗事件都反映出中美两国在生物医药界的竞争态势。此次新冠疫苗的出炉将是另外一场竞赛的开始。

来源时间：2020/4/8   发布时间：2020/4/8

旧文章ID：21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