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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台北法案》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外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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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这是储建国教授的第三篇文章。在他的第一篇文章和平越来越难? –疫后的中美关系里,储教授提出,因为美国的怂恿和支持,台湾领导人已经开始了“独立”作业,台海发生战争的危险日益增大。但是,战争并非不可避免。避免战争的路径是,中美的“当政者还是要坐下来谈,达成能够稳定未来十五和三十年中美关系的合作框架。”在他的题为“‘三不一坚持’是疫后两岸关系的拯救之道的第二篇文章里,储教授对这个“合作框架”有了进一步的描述:中国要以不惜一战的决心和态势,迫使美国(及其台湾领导人)承认“三不”:一是不进行任何武器交易;二是不发展任何官方关系;三是不采取任何“台独”措施。有了这“三不”,北京就可以重申一个坚持:坚持用和平方式统一台湾。在储教授看来,这是中美避免战争的唯一路径,也是大陆和台湾两岸人民避免自相残杀的唯一可能。储教授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他自己一系列的论证,比如,中国目前的国力已经到了可以对美国施压不手软的程度;台湾领导人在豪赌,因为现在不赌以后连赌的机会都没有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挤压和遏制已是华盛顿的基本国策,北京需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国人民已经看透了美国政府的本质,不允许自己的领导人再对美国一味妥协。我们欢迎关心和关注中美关系、台海局势和中国如何对人类做出特殊贡献的学者和读者参与这一重大话题的讨论。请将您的观点发至uscnpm2019@gmail.com,我们会单独或综述发表。】
      (正文)一个新型大国的成长总是伴随着惊涛骇浪,重大外交事件则是波涛上的浪花,浪花的大小反映了力量撞击的轻重。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们碰到大大小小很多外交事件,最终都化险为夷,有的甚至变坏事为好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碰到一些比较严重的外交事件,如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美撞机事件、银河号事件等。能称得上严重事件的,多与美国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有关。事件的大小一方面涉及侵犯的严重性,另一方面涉及对事件的关注度。前述三个事件不仅是严重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事件,而且是被广泛关注的事件。这次《台北法案》的通过,就侵犯领土和主权的严重性来说,远远超过了前三次事件。

美国以国内法的形式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这是公然地将中国一部分领土分裂出去,实同于对中国固有领土的侵略。然而,由于全球爆发新冠疫情,各国人民的注意力都在抗疫上面,没有太多人关注这起严重的事件。美国政客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想悄悄地蒙混过关。他们似乎部分地达到了目的。中国外交部门还是像往常通过涉台、涉港法案一样,表达了一番抗议,这事好像就过去了。外交部门似乎更多地关心美国政客有关新冠肺炎的言行,然后打点口水仗。涉台涉美研究者对该法案也是不痛不痒地评论一下,似乎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广大中国民众也是成天关注疫情发展,很少有人去了解该法案的内容。台湾民进党政客则是欢欣鼓舞,内心狂喜而又庆幸,认为疫情危机是“台独”作业的重大机会,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取得了重大胜利。

中国外交部尽管点出了台湾民进党以“疫”谋独的诡计,但没有刻意谈论《台北法案》的严重性,一方面可能是顾忌抗疫局面下美国人的心理,另一方面可能是不想刺激中国广大民众的神经。外交部官员和中国驻美使节不断谈论中美合作抗疫,好像没有《台北法案》这回事。这样做似乎是着眼中美关系大局,着眼世界抗疫大局,但也蕴藏着很大的风险。一旦疫后中国人民回过神来,发现美国政客犯下的严重错误,发现中国领土和主权所受到的严重侵害,中国外交部门将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美国政府并非不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甚至知道其所蕴含的战争风险。所以法案通过后,美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内部做好了军事戒备,白宫号召海外美国人尽快回国。国内很多人不清楚美国的用意,有的人怀疑美国要主动开战。其实不然,美国是担心《台北法案》会立即引发战争,所以在军事上、行政上做好预防。基辛格提醒美国要克制,在内政外交上要有个优先次序,其实也是对美国在疫情期间折腾可能引发外交危机的事件表示担心。

在台湾,即使在疫情期间,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其他党派,其实都意识到这个法案的严重性。党内主要政客,不仅是民进党政客,也包括部分国民党政客,都看到了美中走向摊牌的火药味,他们带有政治本能地站在了美国一边。江启臣领导下的国民党对美国通过《台北法案》竟然也跟在民进党后面表示感谢。该法案明确规定:“台湾是一个由2300万人组成的自由、民主和繁荣的国家”。这个是把民进党关于“国家”的表述几乎原封不动地写进了法案。国民党赞同这个法案,是对自己政党理念的公然背叛,也违反了自己主导制定的“宪法”条款。这说明,隐性台独势力在国民党内占据了主流,并跟着民进党走向了显性台独。国民党在对美国的感谢中还说台湾是美国的坚定盟友,他们不会不清楚这句话的含义,这意味着他们站到了中国大陆的敌对面。在美中冲突的风险面前,国民党部分政客与民进党一样,明确地选边站。一些小党领导人倒是诚实地公开讲战争风险问题。柯文哲就提醒蔡英文要“避战”。郁慕明更是感到战争迫在眉睫,建议大陆一旦动手,就要尽快完成,不要过多伤害台湾民众。然而,台湾小党力量太弱,大陆想在岛内寻找支持统一的可靠政党的努力遇到很大挫折。这也是中央做出某种决策时所考虑的一个因素。

大陆民众目前对《台北法案》没什么太大反应,疫情当然是主要的因素,信息传播不那么通畅也是个重要的因素。很多人知道《台北法案》这个事,但很少有人去阅读其具体内容,以为与以前的涉台、涉港法案差不多,只是美国干预中国内政的又一普通法案罢了,不知道有关条款所具有的颠覆性含义。然而,就台湾政客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来说,大陆民众即使不清楚法案的具体内容,也对和平统一更加失去信心,支持武统的声音越来越大。中国决策者所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即使不考虑事件的关注度,不考虑民众的压力,就外交领域本身来说,《台北法案》也是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除了表达最严重的抗议之外,撤回大使,降低外交等级都是合理的反应。如前所说,中国表现得非常克制,有评论者认为这表现了中国领导层的战略定力。这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很多时候,少说话比多说话更让人害怕。正如有大陆网友所说,不要跟台湾人磨嘴皮子,准备好了动手就行。

我们不宜做过多的主观猜测,只能就事件本身的性质及其可能的走向做点客观的分析。抛开对具体国家的情感,就国际关系的一般规律来说,这个法案对于任何一个当事国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事件,而且一般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那么接下来的是,如果中美双方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否都有意愿阻止严重后果的到来?如果双方有意愿的话,能有什么办法?

疫情防控期间,双方无心也无力处理这个问题。但有关部门不得不研究这个问题。其实办法是不多的,而且双方很难取得共识。就这个议案的颠覆性质来说,中方应该坚决要求美国废除这个法案,而不是“不得实施该法案",该法案一通过,就是一颗随时可爆炸的炸弹,即使这届政府不实施,以后的政府还是可以实施。在某种意义上说,法案签暑即为实施。因为一签署,美国就在法律意义上承认台湾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不需要什么具体的实施行为。所以,除了要求废除,别无他法。在目前的政治情势下,美国基本上不可能废除这个法案。因此,中国在坚持要求废除该法案的同时,要提出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具体要求。

如果有关具体要求都得不到满足,那影响决策者的判断就是只剩军事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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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1)
《环球时报》社评:美议员推《台北法案》是疯狂介入台海 (201896日)

美国4名跨党派的重量级参议员本周提出一个法案,名为《台湾邦交国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简称《台北法案》。该法案旨在阻止台湾现有“邦交国”与台湾“断交”,并转与中国大陆建交。它要求美国运用所有工具“抵抗中国对台湾的霸凌”,如降级美国同那些与台湾“断交”国家的关系,暂停对它们的援助等等。

两周前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转与北京建交时,美国官方表达了不满,一些议员主张修改新财年的国防授权法,取消对萨援助。几名参议员新提的法案可以看成美国国会亲台议员的进一步行动。

尽管这只是国会立法的初级行为,但鉴于美国政坛当下不断扩散的反华情绪,这项法案一路得到绿灯并最终成为法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美国要在21世纪干预一些国家与谁建交,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华盛顿要把世界拉回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前的时代吗?美国自己在40年前带了与台湾“断交”、同中国大陆建交的头,现在美国国会反过来要制裁采取同样做法的小国了,它是要打自己的脸吗?

美国国会这样做也是对中国外交主权的粗暴侵犯。公开禁止一些国家同中国建交,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大国对另一个大国的霸凌。这是破了底线的张狂。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公开禁止一些国家与美国或者某个西方大国建立外交关系,西方该会如何定性那样的行为呢?

海峡两岸的恩怨有我们之间的逻辑线,当下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台湾蔡英文当局打破两岸政治现状,不再承认以一个中国为核心的“九二共识”而导致的。民进党上台两年多,岛内在加速“去中国化”,大陆方面被迫采取一系列反制行动,抵消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行动的恶劣影响。

我们奉劝美国离台海的核心冲突靠远点。美国虽强,但把它的大部分力量都使出来,也浇不灭中国人民反对分裂国家企图的意志。华盛顿如果不把外交介入的方向用来调整民进党当局的激进路线,促成两岸相安无事,而是鼓励台当局胡来,那么它一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给自己挖一个前所未有的泥潭。

鼓动台湾与大陆对抗,这同美国直接与中国大陆对抗是可以划等号的。美国在升级台海冲突前,必须做好最终在台海与中国全面摊牌的最坏准备。

台湾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已在战略上走错了关键一步。希望它知道自己已经站在悬崖边。它必须接受由此招致的各种反击,这是它破坏两岸关系必须吞下的苦果,而不是主动与大陆开辟新的战线。它尤其莫要因美方的某些支持而产生误判,以为靠山更可靠了,从此有了采取更激进行为的资本。必须指出,那样的误判对它将是致命的。

台海局势经历了深刻变化,美国力量的逐渐返回,将起不了保护台湾的作用,而将成为彻头彻尾的“乱台”过程。台湾将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并可能进而成为双方摊牌的火药桶。无论中美因台海发生什么冲撞,台湾都将第一波遭殃。在最坏的情况下,在一切政治手段都用尽的时候,台湾将被战火吞没。

台湾休想独立,大陆14亿人民不答应,中国不断上升的国力不答应,包括战略核力量在内的中国强大军事力量不答应。请台当局和那些狂躁的“台独”分子们死了那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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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麼是「台北法案」?跟台北市有關係嗎?帶你看懂美國友台規定(中央社,2020年3月5日)

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天(美國時間4日)以415票贊成、0票反對壓倒性票數通過「台北法案」,盼能以實際行動反制中國長年壓制台灣行徑,並從經貿、國際參與及外交領域上整體提升台灣國際地位。

「台北法案」全名為「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依全名起首字母簡稱為TAIPEI Act),最早是由共和黨籍參議員賈德納(Cory Gardner)、盧比歐(Marco Rubio)等4位友台參議員於2018年9月共同提出。

2018年法案提出當時,由於中國強力在外交上打壓總統蔡英文政府,台灣已自2016年一連失去聖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馬、多明尼加、布吉納法索、薩爾瓦多等邦交國,而2013年與台灣斷交的甘比亞則於2016年3月與中國復交。

可惜的是,法案當時未能排上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議程,最後無疾而終。

去年5月23日,賈德納等4位跨黨派參議員決定捲土重來,再次在參議院提出「台北法案」。相較2018年版本,這次法案不只計劃協助台灣鞏固邦交國,更納入2項新的重點,包括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及增強美台雙邊經貿關係。

法案內容雖自提出後有經過數次修改,但重點仍圍繞在台灣經貿發展、國際參與及外交關係上。根據眾議院今天通過的修正後參議院版「台北法案」內容,法案共有5個章節(section),以下為法案重點摘要。

●美台互為重要經貿夥伴 籲雙方進一步增強關係

法案第3節指出,「國會意見」(sense of Congress)認為,美台雙方已建立強韌經濟夥伴關係,美國目前是台灣第2大貿易夥伴,台灣則是美國第11大貿易夥伴及重要農產品出口地。法案表示,強健美台經濟關係一直帶來正面影響,包含刺激經濟成長及為雙方人民創造工作機會。

法案敦促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應與美國國會協商,尋求機會進一步增強美台雙邊經貿關係。

●台灣國際參與受阻 籲美方以行動支持協助

法案第4節指出,美方應在適當情況下,支持台灣成為所有不以主權國家為參與資格的國際組織會員,並在其他適當組織中取得觀察員身分。

此外,法案呼籲美國行政部門應指示美方在上述組織中的代表,透過「美國意見的表達、投票及影響力」,支持台灣取得會員或觀察員身分。法案也敦促美國總統或其指派代表,應在領袖高峰會、美中全面經濟對話等任何與中國的雙邊互動中,支持台灣取得上述組織會員或觀察員身分。

●反制中國奪取台灣邦交國 籲美方建立外交「賞罰制度」

法案第5節指出,「國會意見」認為,美國行政部門應支持台灣強化其正式外交關係,以及與印太區域和世界其他地區國家的夥伴關係。

為了達成這項目的,法案呼籲美國行政部門在適當情況並符合美國利益下,對於明顯增強、強化或「升級」(upgrade)與台灣關係的國家,應考慮增加與該國的經濟、安全及外交接觸。反之,對於採取嚴重或重大行動對台灣安全或繁榮造成傷害的國家,美方應考慮「改變」(alter)與該國的經濟、安全及外交接觸。(相關報導:美國參議院亞太小組主席賈德納電賀蔡英文連任 重申美國會跨黨派力挺台灣|更多文章)

法案也要求美國國務卿在法案生效後1年內,並連續5年時間,每年針對符合上述情況所採取的作為,向適當國會委員會報告。


来源时间:2020/4/10   发布时间:2020/4/10

旧文章ID:21254

李海东:警惕“追责索赔”鼓噪的政治图谋

作者:李海东  来源:环球时报

自3月中旬以来,一些政治势力有意将新冠疫情责任强加于中方并要求巨额赔偿。先有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律师事务所向法院提出针对中方的集体诉讼,随后有美国参众两院个别议员推动相关决议,近日又有英国智库提出应向中国追究总额达3510亿英镑索赔的所谓报告。这些事件表明,国际合作应对疫情虽是当下共识,但有些力量却在玩弄法律和政治,以达成持久诋毁和抹黑中方的目的。当下它们的所作所为还只是不值得理会的闹剧,但若完全不加以警惕也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首先,病毒来源及疫情全球传播的责任追究,将会是疫情平稳或结束后人们普遍关注的议题,它直接涉及“国家责任”以及相应国际赔偿等普遍问题。2007年生效的《国际卫生条例》要求,缔约国需及时、有效地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在本国出现的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不履行此义务,将会引发相关国家责任问题,从而带来受害国或受影响国对该国追究责任的严重后果。对后者而言,这通常意味着国家信誉丧失与巨额赔偿,其后果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失败方所承担的责任。面对一些势力的污蔑图谋,我们需旗帜鲜明地向国际社会阐明事实,顺序梳理中方抗疫以来的应对举措,不存在《国际卫生条例》所列不当行为。那种以“法律”为由追责中方的逻辑站不住脚。这些人实际上是以法律追究名义,试图迫使中方牺牲国家利益和声望,制造对华持久贬损的国际氛围,是冷战思维的翻版。

其次,西方一些人错误理解了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试图将疫情责任嫁祸给中国,而不是专注应对疫情本身。在各国合作抗疫的关键时期,他们痴迷于树敌,顽固地试图将全球抗疫扭曲地导向国际性反华。新冠病毒的传播性与危害性已为多数人感知,没有跨区域合作,新冠肺炎不可能被根除。国家间的敌视与对抗,应被彼此加强合作以应对大规模传染病的需求所取代。那些以追责索赔为幌子仇华、反华的势力,不仅在制造国家间新纷争,更是在干扰各国合作抗疫的大局。可以预期,疫情结束后,一些势力可能将追责索赔拖入异常繁琐与艰难的境地,但无论过程怎样,国际法的基本精神及各国执守法律与事实底线的正义力量,最终会将其导向一个相对公正的结果。一些政客将追责索赔议题政治化的做法,实际是站在了世界各国和人民整体利益对立面,很难会获得普遍支持。

再次,西方一些人试图将追责索赔作为影响疫情后的世界秩序演变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如基辛格近日在《华尔街日报》刊文所说,疫情后的世界将变得与现在不同。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全球化的颠覆效应及对世界大国的异常沉重冲击,将很大可能促成国际关系格局的根本性转变。政治化追责索赔者们以封闭信息、掩盖疫情等理由污名化中国政治制度与治理体系,对中国全球抗疫贡献进行无底线诋毁,客观上服务于个别国家在疫情后打造一个有利于继续维持旧有国际秩序与权势关系格局的图谋。一些国家在应对疫情时失能低效的表现及背后暴露出的治理体系与能力衰败,必然会让多数国家在观察反思中重新认识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在美国,追责索赔势力正从地方延展到国会,进而蔓延至智库、媒体乃至其他国家,其力量逐渐汇集的态势相当明显。与其说他们是在索要经济赔偿,倒不如说是试图为疫情之后的世界秩序构建“正当性原则”。他们幻想迫使中方最终接受一个类似一战后严酷惩罚战败国的“凡尔赛式”和平那样的世界秩序。真可以说是误读了疫情,误读了时代,也误读了中国。

一些政治势力炒作的追责索赔议题涉及广泛且重大的利益,我们应提前做好应对。首先,对包括新冠病毒来源等在内的诸多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西方一些追责索赔者对中方的无端指责缺乏科学依据,我们需开展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持续进行相关科研攻关,还新冠肺炎疫情追溯以科学公正而非政治化扭曲。其次,追责赔偿议题必须严格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相关法律领域专家应尽早着手该议题的预案应对,破解一些势力以扭曲法律方式将疫情罪责甩锅中方的企图。再次,西方一些追责索赔者试图以鼓噪“中国威胁论”骗取民众信任。中国的专家学者、媒体与民众需广泛加强对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持久缩小对华不友好者的市场。

追责索赔不单纯是涉及法律与经济的技术性议题,更是个带有强烈政治与国际格局转换含义的综合性议题,需要予以认真对待并尽早进行全方位的预防应对。(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来源时间:2020/4/9   发布时间:20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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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方方日记在美国出版,公众对她的态度会变得更快

作者:胡锡进  来源:观察网

方方日记迅速由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很多国人感觉不舒服,这种感受很正常,也很自然。
        方方日记全文第二部分【2月23日–3月24日】点击这里阅读或下载。
     
方方日记全文第一部分【1月25日-2月22日】点击这里阅读或下载

方方日记写在武汉封城的那段时间,其中大部分写成时,欧美疫情还没有大暴发,很多中国人对武汉抗疫情况的认识有着当时的局限,相信方方本人也会是那样。而如今,中国人看遍了发生在欧美国家比武汉严重得多的人间悲剧,欧洲已经有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三个与湖北人口相当或者更少的国家,死亡人数达到1万以上,其中意大利的死亡者达到了一万七千多人。意大利竟然出现养老院护理集体逃离,有老人饿死的人道主义惨剧。纽约州一天就死六七百人。

尤其是,美国的抗疫都烂成这样了,还发起了对中国抗疫的猛烈攻击。特朗普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向中国甩锅,一些美国精英甚至在鼓动西方国家一起要求中国赔款,那让很多中国人联想到“庚子赔款”。中国面临着抵制美国攻击的严峻挑战。

这个时候方方日记被美国的出版商加紧出版,散发出来的决不是什么好味道。本来,中国人对这场疫情认识的大场景已经被欧美在疫情中的深度沦陷很大程度上重置了,这会影响很多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我不知道方方本人是否也对自己日记的某些部分有新的回顾和感受。在大多数中国人对抗疫的认识在最近一个多月里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方方不该是置身于这种变化之外的少数人之一。

不知道方方日记在美国的出版是否得到了她的授权,但我希望,她能够理解公众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不快感受。她写那些日记时产生的回响是中国内部的一件事,这种回响有当时的场景和逻辑。然而这部日记在今天和之后拿到美国和西方去扩散,就是另一回事了。它不会是一般的纪实文学交流,它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

当然,中国是强大的,不会因为一本方方日记在西方的出版真就怎么样了。从长远看,中国社会需要能够承受多元化所意味的各种代价。但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方方的确带来了对公众的一份刺痛。

希望方方本人能够更加达观地面对公众态度的变化,包括承受各种批评和质疑。影响力越大,责任越重,她曾是湖北省作协主席,这一点应该比老胡更清楚。不要掉入与反对者的辩驳中,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而坚持自己今天回头看时已经意识到的某些缺陷(如果她真的坚持认为自己的日记无可挑剔,这句话算我没说)。既然她已经成为了武汉封城中的一个符号,她就应该为这个符号尽量多地保持建设性承担一份责任。

来源时间:2020/4/9   发布时间:20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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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智:疫情、民众、官员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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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智  来源:联合早报

  著名时事评论家郑永年教授近期发表关于中国新冠疫情的多篇评论,包括2月4日与3月3日在《联合早报》发表的《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以下简称《国家》)与《个人意志、责任担当与群体抗疫》(以下简称《个人》),以及3月17日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防控经验值得借鉴》(以下简称《经验》)。(余智:评郑永年教授《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
  在这三篇评论中,郑教授在高度肯定中国抗疫的举国体制的同时,严厉批评了抗疫中的诸多个人不良表现,包括普通民众与政府官员的行为,认为他们利己动机太强,缺乏个人的责任担当。
  笔者认为,郑教授的批评,特别是对政府官员的批评,有很多合理之处,但也存在几个不足:一是对普通民众的批评过于苛刻;二是没有区分普通民众与政府官员不良表现的不同性质与成因,特别是社会责任与职业责任、民众权利与官员权力的关系;三是过于从民众与官员的动机分析问题,而忽视了其体制根源;四是过度赞扬了中国现行体制。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核心问题,在于现行体制对民众权利限制过多、对官员权力限制过少,导致前者无能力、后者无压力担当自己的责任。
  第一,对普通民众的批评不应过于苛刻。例如,郑教授在《个人》一文中,批评民众在社交平台上的“喧嚣与亢奋”充满指责而缺乏反思,不能带来任何社会变化。然而,疫情以来几次大的舆情事件,包括民众对李文亮之死与调查结果、歌功颂德的《大国战役》的出版、武汉领导人的感恩要求的如潮批评,以及对“发哨人”艾芬医生事件报道的全网接力,都充满社会反思、富有启蒙意义,有的已经带来、有的会在未来带来积极的社会影响。
  再如,郑教授在《国家》一文中,批评抗疫中只有政府孤军奋战,而没有社会有效参与。这种对民众的指责不够公正。此次抗疫中,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海外华人华侨与留学生筹措了大量的防控物资,国内众多企业家、艺人、普通民众都进行了大量爱心捐赠,部分还参与物资运送与分配,就连外卖小哥也组织起来帮助解决医生回家问题,怎么能说是政府孤军奋战呢?而郑教授提到的宗教组织参与不够,与近年来宗教组织受到打压有关,而不是其自身问题。
  第二,应该区分民众与官员不良表现的性质与成因。
  郑教授在《国家》与《个人》两文中,对普通公民与政府官员的不当表现没有加以任何区分,笼统认为他们缺乏责任担当。这不能说是错误,但不够深入,因为两者不当表现的性质与成因是不同的,理应加以区分:
  首先,两者的性质不同。郑教授提到的普通民众的诸多不当表现,无论其批评本身是否有道理,都只能算是民众没有尽到社会责任、道德责任。而政府官员的诸多不当表现,则是没有尽到其职业责任、法律责任,属于失职甚至渎职。至于郑教授提到的兼具学者身份的疾控部门官员,忙于发论文,而不尽疫情防控之责(姑且不讨论这是否属实),也属于官员的职业与法律责任。
  其次,两者的成因不同。普通民众的部分不当表现,譬如郑教授提到的多数民众没有像李文亮医生那样勇敢披露疫情,不是由于缺乏责任担当的动机,而是由于其言论自由的正当“权利”(私权),受到了官员“权力”(公权)的不正当打压。而官员未能尽到披露疫情信息的职业责任,是由于其“权力”未能受到民众自由选举与自由言论“权利”的监督,因而缺乏责任担当的压力与动机。
  从这个角度说,民众与官员的责任担当出现问题,其原因又是相互关联的,那就是官员“权力”(公权)压制了民众“权利”(私权)。这里,应该承担过错的一方是官员,而不是民众。如果说民众有过错的话,那就是未能更勇敢地争取自己的“权利”。
  第三,不应以批评个人利己动机而遮掩体制存在的问题。郑教授在《国家》一文中提出,中国个人(包括民众与官员)的诸多不良表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过于利己,只有自己的角色观与利益观,而缺乏社会的角色观与利益观。这一点,其实与他上面所批评的缺乏责任担当是类似的。
  然而,应该看到:所有的社会个体都是首先“利己”的,这个本身不应过度批评;好的社会体制,就是要保障或利用个体的“利己”动机,并将其转化为群体合理性,至少会减少其对群体利益即他人利益的损害;而差的体制则做不到这一点,甚至起相反的效果。一味指责“利己”动机,而不深入反思体制问题,既有陷入“道德绑架”的嫌疑,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例如,郑教授批评疫情中商人(民众)基于私利心,乘机发财。这种批评有失偏颇。如果商人发财是依靠扩大防疫物资的生产(如口罩生产商),扩大防疫物资与其它日用品的运输(如运输公司、快递公司),那就是合理合法、值得鼓励的。即使是依靠一些紧俏物资的部分涨价发财,也有合理调节需求的功能,很多经济学家都对此作了分析。如果是大幅涨价或囤积居奇,也应该依靠强化政府监管体制与执法来解决,而不是批评或指望他们自我约束其利己动机。
  再如,郑教授批评中国官员们丧失了“初心”(服务大众),没有了是非观。这实际上也是批评他们私利心太重。然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了是非观,不知道隐瞒疫情会坑害百姓、不知道贪污受贿与以权谋私是错误与违法的吗?正常人都明白的浅显道理,他们作为精英岂能不知?只是体制的缺陷即选举与监督机制的弱化,导致了他们知错犯错、知法犯法,放任私心而忘却“初心”(假设其“初心”真是为公)。批评其私心无法解决问题。
  第四,对中国现行体制的赞扬不应过度。郑教授在《经验》一文中,屡屡高度赞扬中国抗疫的举国体制的动员能力无与伦比,并提出中国经验值得其它国家借鉴。这与中国官方和一些自媒体的宣传如出一辙。然而,郑教授忽视了中国有关部门在疫情早期的应对迟缓,甚至是对疫情信息的刻意掩盖与对“吹哨”医生的打压,都反映出了中国现行体制的问题;忽视了抗疫体制后期(控疫)的有效,只是解决其前期(防疫)失灵导致的问题。
  即使是只看疫情公开化以后的抗疫行动(控疫),尽管的确应该肯定中国举国体制的效果,也应该同时看到这一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管控措施过于刚性,不惜一切代价,经济社会成本巨大;医疗救援物资分配体制不畅,迟迟不能到达救护一线;武汉封城的保障体制不完善,造成当地民众、外地滞留者、本地外流人员的诸多人道灾难;基层管控随意惩罚民众,侵犯基本人权;等等。
  同时,尽管中国抗疫体制效果不错,也应看到它的不可复制性:西方民主体制下,不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牺牲基本人权去达到某一单一目标。同时,境外也有很多没有借鉴中国经验、但效果很好的抗疫模式,包括新加坡、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等等。德国、英国等的抗疫体制都不同于中国,综合效果还在检验之中。郑教授处处推崇、大力推荐的权力集中模式,不见得就是抗疫最佳模式,更不用说推广到其它方面了。
  最后,笔者想结合郑教授的评论,但又不拘泥于其评论自身,谈谈如何正确认识民众、官员与体制的关系。在笔者看来,中国现行体制(包括但不限于防疫、抗疫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对民众的权利限制过多,对官员的权力限制过少,导致民众往往有动机、但没有能力去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而官员有能力、却缺乏压力与动机去承担自己本分的工作职责,更不用说社会责任了。
  因此,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体制改革,扩大民众权利,限制官员权力,使各方都能够既有动机、又有能力承担自己的份内职责与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郑教授所说的“每个人都要像个人的样子”,进而实现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
  确如郑教授所言,个人选择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社会体制也是人建立与维护的。民众与官员都应为建立上述合理体制而尽力。民众应该勇敢争取通过促进体制改良,保障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在不改良体制的情况下,冒着风险去“说真话”、尽责任。官员也应顺应历史潮流,推动而非阻碍体制改良,约束自己的权力,而不是一边对民众挥舞大棒,一边要求民众勇敢“说真话”、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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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中国大陆经济学教授。原文发表于2020年4月9日联合早报,经作者授权发布。)

来源时间:2020/4/9   发布时间:2020/4/9

旧文章ID:21255

郝志東:趙立堅引火燒身,特朗普藉機甩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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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志東  来源:澳门《讯报》

中美抗疫故事之一

2020年3月21日,中國正在糾結到底全國各地已經“清零”,還是“強行清零”,即是否有隱瞞疫情的現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已經有了從外國輸入的病例,香港和澳門也是如此。所以即使“清零”,今後是否能夠保證不再發生二次感染,還是未知數,中國的疫情遠沒有結束,仍然危機重重。

如果說中國已經到了危機的末期,美國的危機則正在加劇之中。3月20日的總感染14,250人,死亡206人。到3月24日感染人數已經到了5萬多人,死亡約600人(見San Francisco Chronicle當天的疫情通報)。紐約州從23日到24日,一天增長約5000人,總數25,665人,為全美的一半,死亡總數為184人,佔全美約三分之一。從確診病例的數目上講,美國已經成為繼中國和意大利之後全球第三大重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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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說在這抗疫的緊急關頭,中美兩國應該做的事情是相互幫忙,共同抗疫,比如像張文宏(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醫師)、曹彬(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醫師)、彭志勇(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監護室醫師)那樣,和美方醫學界的專家、醫生、政府官員和學者分享自己的研究和臨床的經驗,把中美合作、全心協力救助病人視為第一要務。他們3月13日在視頻上跨海交流了中國的抗疫經驗。參加交流的美方人士有300多位(關於該次交流,見網易3月21日新聞)。這才是最人性化的事情,最應該做的事情。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官員和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以及其他政客們卻在網絡上為了病源問題和新冠病毒肺炎的稱呼問題打得不可開交。在這個緊急關頭,難道還有比防疫和抗疫更重要的事情嗎?顯然是的。這次疫情的發生與發展,對雙方政府都形成了一個生死存亡的挑戰。所以他們才如此較真。現在聽我慢慢道來。

趙立堅積極挑戰

趙立堅,1972年生,河北人,碩士畢業,2019年到現在為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並於最近與華春瑩、耿爽一起成為外交部發言人,在2月24日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正式亮相。我當時還想是不是華春瑩和耿爽因為其“戰狼”風格過於誇張,所以現在換一個稍微有“外交”風度的人來緩和一下緊張氣氛。但是沒想到趙立堅上任後一鳴驚人,比“戰狼”還“戰狼”。怎麼說呢?

中國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在2月27日廣州醫科大學舉辦的疫情防控專場新聞通氣會上說新冠肺炎在中國發生,但是新冠病毒的來源不一定是中國。那麼正如張文宏所說,病源到底來自哪裡,是一個科學問題,沒有證據不能亂說的。但是正在此時,趙立堅發言人說話了。他在3月5日的記者會上重複了鐘南山關於病毒源頭不明的說法。在3月12日的推特上,趙立堅進而說病毒源自美國,質問“零號病人是什麼時候在美國出現的?有多少人被感染?醫院的名字是什麼?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趙立堅所指的美軍是於2019年10月在武漢參加世界軍運會的士兵。

趙立堅發難之後,美國不干了。國務院召見了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表示抗議。崔後來公開說這是個科學問題,需要科學家來解釋。言外之意是趙立堅這個言論有點過頭了。《人民日報》於3月16日也發文說武漢疫情和美軍無關,並說武漢金銀潭醫院當時的確收治了五名患瘧疾的外籍運動員,此事和新冠肺炎無關。但是特朗普這時卻像是在危機時刻抓到了一根稻草,找到了一個替罪羊。他也不干了。

特朗普趁機反擊

特朗普在無意之中於2017年當上了美國總統之後,唯我獨尊、趾高氣揚、頤指氣使、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可一世。在2020年一月和二月武漢疫情爆發並威脅世界的時候,他氣定神閒,一直說美國有最好的醫務人員,最好的醫療設備,這次在武漢發生的新冠肺炎對美國根本就造不成什麼威脅,所以美國基本沒有做什麼準備。一直到三月上旬,他還拒絕專家趕快採取行動的建議,說新冠肺炎就像一個感冒,很快就會消失,自己根本就不擔心。他在3月6日視察疾控中心的時候,還帶著“讓美國保持強大”的競選所用的帽子。可見他當時在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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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3月10日,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報告了全球有11萬3千人感染,並波及到100多個國家。美國在3月10日確診病例過千,19日上萬,17日病例遍及全美50個州。在這個時候,特朗普終於感覺到問題嚴重了。但是他並不認為自己的瀆職是導致現在嚴重後果的原因之一,他要找替罪羊。《紐約時報》等媒體火上加油,在3月15日的一篇文章歷數了特朗普從1月到3月如何一次一次地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這也堅定了特朗普要甩鍋的決心。他先是說奧巴馬時期的一些規定導致了現在應急措施的不力,又說所有這一切都是民主黨設局陷害他。福克斯新聞台的右翼記者們也在旁邊推波助瀾,指責民主黨為罪魁禍首。

就在他到處找替罪羊的時候,趙立堅立馬給他送來了一個。這就是美軍到中國傳播病毒的問題。於是特朗普在3月17日的推特上就直接使用了“中國病毒”一詞。在3月19日,他乾脆將新冠肺炎病毒19這個官方的名稱正式改為“中國病毒”(見圖)。他說“中國推出不實的信息,說我們的軍隊把這個(病毒)傳給他們,這是不實的。我決定,毋須爭論,我只須按照它的來源稱呼它,它是從中國來的。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準確的術語”。(見《明報》2020年3月19日文章“特朗普堅稱中國病毒,王毅斥不道德”。)顯然特朗普是衝著趙立堅的說法而來。他指責中國是疫情擴散的罪魁禍首。於是一時間,中美“開戰”,美國人,尤其是他的共和黨的盟友們的矛頭指向了中國。特朗普在一片討伐聲中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

為逃責中美混戰

如上述《明報》的報導所言,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隨後相繼在和印尼統籌部長盧胡特以及新加坡外長維文通電話時稱特朗普是在將疫情污名化,既不道德也不公平。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塔格斯批評中國對外疫情公佈不透明,並宣稱“到一月三日,中國已下令銷毀新冠病毒樣本,讓武漢醫生們噤聲,並審查網上公眾普遍關注的問題”(見《澳門日報》3月23日文章“中美外交發言人推特對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則說這是謊言和誹謗,因為從1月3日以後,中方就一直在向美國提供關於疫情的最新資訊。當然在她說這個話的時候,中國人都在納悶兒,她到底向美方提供了什麼資訊,為什麼對這些資訊,中國的老百姓至少在武漢1月23日封城之前一直都被蒙在鼓裡?即使像華春瑩所說,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發布了關於不明肺炎的通告,但是通告同時也說沒有發現明顯人傳人的問題。而且中方向美方提供訊息的那一天,即1月3日,也是李文亮醫生被訓誡的那一天。那麼從3日到23日這20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不過華春瑩沒有否認美方關於中方銷毀樣本和讓醫生噤聲的指控。

特朗普繼續向中國發難,儘管他平常老是吹噓自己和習近平的友好關係,說習是他的好朋友,表揚習近平政府在抗擊新冠病毒肺炎方面“做了非常專業的工作”。他指責中國掩蓋最初在武漢發現的疫情。他說“可以肯定的是,全世界都在為他們做的事情付出著巨大的代價”。國務卿龐皮歐也批評中國政府歪曲重大衛生數據,“對全世界人民構成了風險”(見《紐約時報》2020年3月23日文章,“新冠疫情加劇美中分歧與對抗”) 。龐皮歐自己也經常使用“武漢病毒”一詞。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也強調中國政府要對該病毒的大肆傳播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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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說自己為世界包括美國贏得了兩個月的抗疫時間,美方說如果中國當初沒有多次拒絕美國疾控中心的專家去中國幫忙控制疫情,國際社會就不會浪費兩個月的應對時間。中國中央電視台新聞主播李梓萌3月21日在電台上說,“美國政府一直宣稱給中國援助資金和物資,我們的態度也很清楚:沒收到,也不需要了”。華春瑩說,“多位美國官員都曾表示,他們向中國和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億美元。我們感謝美國人民的善意幫助。但事實上,我們還從美國政府那一美元都沒得到”。趙立堅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見《澳門日報》,3月22日,“中方:無收過一分錢”)。

從中國外交部和央視的說法看,美國似乎沒有對中國有過任何幫助。美方對此憤憤不平。他們說美國通過前往武漢撤僑的包機向中國運送了18噸醫療物資。美國政府多次提出派專家去中國協助抗疫都被中國頂了回來,這也是事實。美國製藥公司吉利德主動提供了自己研發的藥物瑞得西韋供抗疫臨床試驗。而且截至2月2日,美國的企業就已經向中國捐贈了3.8億元人民幣的錢與物。美國還承諾向中國和其他國家提供1億美元的援助。或許是這些美元的援助還沒有到位?即使如此,對人家的好心幫助,也沒有必要說“我們不要了。你給別人吧”。華春瑩說美國“沒有提供實質援助”、“太不厚道”。但是從上面這些事實來看,她自己是不是也不那麼“厚道”呢?(上述信息見《世界日報》2020年2月9日,“中國新冠肺炎,美援助只說不練?”)

但不是所有中國的政府機構都不承認美國的援助。《人民日報》2020年2月27日關於“美國在中國抗擊疫情中表現如何?”的文章中說,“美國國務院協調組織慈善機構向湖北提供了16噸疫情防控物資【這也可能是上面美方所說的18噸貨物】,包括38萬只N95醫用口罩、2.9萬副醫用手套、6000套防護服等”。另外“中國美國商會的100多間會員企業向中方提供了總價值約5億人民幣的資金和物質援助”。“美國民間援助機構‘醫療共享組織’與可口可樂基金會、美國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合作向中國捐贈180萬只口罩”,“美國十大慈善援助機構之一‘直接救援’首批捐贈的20萬隻口罩、2.75萬副醫用手套、4000套防護服已於近日直接運抵武漢協和醫院”。蓋茨基金會提供1億美元供全球抗疫,其中500萬美元已經交付中國相關機構。僅紐約總領館區內的華人華僑留學生就向國內捐款捐物價值4000萬美元,其中包括700萬只口罩,21.7萬套防護服。儘管美國務院所宣布的1億美元防疫援助還沒有到位,那麼這已經到位的援助,外交部和央視沒有看到嗎?為什麼絕口不提呢?

另外美國現在疫情告急,多處醫院的醫生和護士都在呼籲各界盡快援助口罩、防護服、呼吸器。中國方面已經向幾十個國家提供了援助,包括美國,但是沒有具體說明到底為美國提供了多少幫助,具體是什麼幫助(見3月23日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的實錄)。如果中國像美國支持中國一樣幫助了美國,那麼為什麼不詳細說明呢?(不過馬雲說他要贈給美國100萬只口罩,50萬個檢測盒。)

為保位才是初心

綜上所述,一方面,美國官員利用新冠肺炎病毒的名字問題,試圖將鬥爭矛頭指向中國。其實世界衛生組織在這個問題上多年來已經有了結論,即不用地名來命名疾病,以免造成對當地人的歧視。這本來就是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另一方面,中國外交部繼承“戰狼”精神,罔顧事實,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罔顧美國幫助中國抗疫的事實,捏造美軍將病毒帶到武漢的故事,將美國說得一無是處,一點也沒有必要。那麼為什麼中美雙方都要這麼做呢?

兩國之間這樣的撕扯,讓我們想到或許是另有隱情。對於中國來說,造成如此巨大的生命財產和經濟損失的疫情到底有沒有人需要負責任?在老百姓的眼裡,當然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迄今為止,中國政府的追責只到基層警察,比如訓誡李文亮的民警,最多到省市領導的撤職但不查辦。人們對疫情伊始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比如為什麼在武漢和湖北兩會期間沒有病例增加,是否有人隱瞞疫情?為什麼武漢沒有盡快採取措施防疫抗疫,是否因為上層領導為了保持春節能夠氣氛祥和而故意拖延抗疫的步伐?民間追責的聲音不斷。在這個時候外交部的“戰狼”們出面將矛頭指向美國,轉移了人們的視線,鼓動千百萬人群毆美國,向美國問責,以便保護自己的老闆能夠坐穩自己的位子,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美國來說,特朗普上任以來一意孤行,在國內挑動種族仇恨,在國際上和其他民主國家屢屢發生摩擦,和極權專制或者威權國家的領導“稱兄道弟”,說他們都是自己的好朋友,導致自己的民意支持率在這次疫情發生之前的三年多來從來沒有超過50%。新冠肺炎在美國發生之後,他又屢屢聲稱這個不是問題,導致在疫情高發時全國都沒有準備,檢測手段屢屢發生問題,直到現在醫療系統都沒有他所聲稱的誰想檢測就可以檢測的能力,多處醫院面臨不堪重負而崩潰的危險。在這個怨聲載道的時候,將民眾的注意力轉移到中國,至少可以減輕他在國內的壓力,使他在競選連任的道路上可以稍微順暢一些。

由此可見,中美雙方政府的互掐,對他們自己保住自己的位子是有所幫助的。當然這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互撕對他們的幫助可能遠遠不如他們自己想像的那麼大,儘管幫助還是有的。中國的千百萬粉紅們就隨歌起舞,在網絡上對美國發起總攻,相信這次的新冠肺炎的始作俑者是美國人,中國人自己沒有責任。他們要把鍋甩給美國。美國共和黨的鐵桿支持者們則認為特朗普沒有錯誤,是民主黨的問題、中國的問題,並準備不僅要在今年的總統大選中打敗民主黨,還要繼續對中國共產黨問責。他們要把鍋甩給中國。

可見雙方的甩鍋其實在背後都有自己的政治盤算,像我們這樣的吃瓜群眾最好不要隨歌起舞,只有冷眼旁觀,保持清醒的頭腦,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才是正途。

結論

兩國政府相互之間的撕扯對抗疫沒有任何幫助,而且疫情過後,中美兩國都離不開對方。中國方面需要美國的消費者買中國製造的東西,否則自己的工廠很多就要倒閉,人民要失業。美國的很多重要的藥品都由中國生產,如果中國停止生產這些藥品,很多美國人的健康就沒有保障。這些都是性命攸關的問題。雙方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全脫鉤。將來也頂多是半脫鉤。它們無法完全擺脫對對方的依賴。

但是適當的撕扯,在自己面前樹立一個敵人,能夠幫助他們轉移老百姓的視線,對保護住自己的位子有所幫助。儘管這種幫助最終可能有限,但畢竟是幫助,這個策略能用的時候還是可以用一用的。

在本篇文章寫作結束的時候,傳來特朗普好像又不用“中國病毒”這個名詞了。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3月23日的推特中說他在接受Axios和HBO採訪時,向美國人民、美國企業和美國機構在抗擊病毒方面的支持和幫助表示了感謝。同一天,《人民日報》旗下《環球時報》的主編胡錫進的推文也說在抗疫期間,中美應該團結,挑動爭鬥的人會受到歷史的譴責。連趙立堅都說人類社會共享一個未來,國際間需要團結抗疫,拯救生命。

或許中美雙方都認識到合則兩利,分則兩害。不過從他們前幾天的表演來看,這種緩和的語氣恐怕只是一時的策略而已。他們到底要打還是要和,什麼時候打,什麼時候和,怎麼打,怎麼和,議題是什麼,可能還要看主政者們自己當時的政治需要。比如中方一直沒有提美國政府的援助,顯然還是留了一手的。美方在中美關係上也一直想從“完全掛鉤”調整到“半掛鉤”的狀態,因為前者並沒有能夠使雙方關係更加和諧。雙方都感覺到對方是自己的敵人,較量遠沒有結束。

這正是,初看“趙立堅立場不堅,特朗普特不靠譜”,細看“冷戰初心未變,大局亂中有序”。欲知中美抗疫的其他故事,我們下次再講
     【作者为澳門大學榮休教授】

来源时间:2020/4/9   发布时间:2020/3/27

旧文章ID:21253

董云裳:对中国将接管全球的恐惧被过分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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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云裳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35期
【编者按:董云裳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负责亚太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目前在多家美国智库任职。这篇时评2020年4月7日由美国财经杂志The Barrons发表。点击
这里查看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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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为应对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而展开的口水战令人沮丧。套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此时需要的是“鲜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不是指手画脚和无端的抨击。我们的社会是有韧性的。我们终将度过难关,但每一次推特上的攻击与指责,都使得中美携手共克难关的机会渐渐消失。

目前中美之间相互猜疑,互不信任。双方都认为对方的任何一个决策都旨在颠覆、损害或篡夺对方的利益。连中国向其他急需援助的国家提供医疗援助都招致美国的非议和中伤。更不用说中国是出于责任感而提供援助,生产大量的个人防护装备,而且是第一个面对病毒侵袭的国家,中国明明有足够多个人防护装备可以送到世界各地。

我们仍处在大流行的阵痛之中,然而有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敲响了警钟,他们担心中国可能从这场危机中获益:这场危机将动摇世界秩序,一个新的头羊会横空出世。这些担心被大大夸大了;中国不会因这场危机中而摇身成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大国。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中国必须直面她在疫情的早期所犯的错误,她将面临巨大危机后的压力。就像过去一样,中国会利用危机来做出调整,启动改革。

一些人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呼吁“把危险变为机会”是一种落井下石、“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这是对中国古老励志格言的误读,殊不知“危机”的汉字在字面上是由“危”(危险)和“机”(机会)两个字组成的。

那么中国有问题吗?当然有,而且有很多,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有问题是意料之中的。值得关注的应当是,中国是如何学习和改进的。

2003年非典爆发时,我住在成都,虽然有很多人将非典和新冠病毒进行了比较,但很少有人强调中国的的确确从非典中吸取了教训。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3月,中国一直未披露非典疫情。消息流出得很慢,直到一位被感染的医生前往香港参加婚礼,由此更多的人将病毒传播到了全世界。但是在非典之后,中国在疾病监测和卫生系统方面做了很多改进,其中有一些是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建议下进行的。

自非典以来,中国先后经历禽流感、H1N1、中东呼吸综合症、埃博拉、寨卡、非洲猪瘟等多种疫情。中国一直在不断适应中。对新冠病毒的反应似乎被早期的误判和误报所干扰。中国疾控中心直到疫情爆发时才承认病毒确实可以人传人。不过,尽管这些失误可能耗费了宝贵的时间,但令人欣慰的是,对病毒的应对与2003年大不相同。这次的应对非常迅速,湖北的早期封锁是戏剧性的和出乎意料的。可以想见的是,中国将摸清事实,并再次做出改变。

我还要谈谈中国在这场危机中蹩脚的公共外交。中国的管理体制并没有很好地适应社交媒体、公民新闻和网络视频。在一个脆弱的威权国家,公众舆论可以被绑缚,但也可能会破坏稳定。中国传统上把公众舆论看作是需要防范的东西,并花费了大量资源试图约束和塑造舆论。

然而,至少可以说,在一个以全球受众和信息爆炸为特征的时代,这是很难做到的。

毋庸置疑,中国人民被国外对武汉的遭遇和苦难的无动于衷感到震惊。例如,《华尔街日报》的题为“中国是‘亚洲病夫’”的时评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概。正当人们死于无法治疗的病毒之际,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低级趣味的。中国遂以驱逐威胁那些与报道无关的记者,这样的回应也是不恰当的。

中国在这方面的笨拙还表现在去年秋天的一件事上:当一位NBA教练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支持香港的图片之后,中国取消了对整个NBA赛季在中国的转播,而这一事件发生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中国能否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尽快学习和适应新媒体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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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许多人轻视中国在软实力和公共外交上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确实好坏参半。但有迹象表明,一些中国人认为,这场危机为中国公共外交的改变创造了机会。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近日撰文称,“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判断将随着中国自身话语和行为的改变而改变”,关于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她接着列举了几点,包括“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基于事实和行动,因为模糊不清的概念和声明无法令人信服。”

另一位中国前外交官在一份关于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早期应对中“犯了错误”,包括“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但此后中国开始认真对待这些错误并加以纠正。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种观念,即中国将利用这场危机进行改革和改进。

我们自己会吗?

【作者、译者简介:董云裳(Susan Thornton)是一名退休的美国外交官,她在2018年前在美国国务院出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她目前是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the Paul Tsai China Center)的高级研究员。翻译:汤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

来源时间:2020/4/9   发布时间:2020/4/9

旧文章ID:21252

Susan Thornton: Fears of a Chinese Global Takeover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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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usan Thornton  来源:The Barrons

It has been discouraging to see the war of words wag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at is ravaging the globe. Now is the time for Winston Churchill’s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not finger-pointing and gratuitous swipes. Our societies are resilient. We will get through this, but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hands and overcome this shared tragedy is evaporating with every Twitter barrage.  

The level of suspicion and mistru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currently so high that each side sees the other’s moves as deliberately aimed at undermining, damaging, or usurping the other’s interests. This has included the U.S. casting aspersions toward Chinese efforts to deliver medical aid to other countries in dire need. Never mind that China feels a duty to help, manufactures large quantities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was the first to confront the disease. They now have enough PPE to send it elsewhere. 

We are still in the throes of the pandemic, yet alarm bells have already been ringing in the U.S. and elsewhere over China’s possible gains from this crisis. Some worry that the crisis will shake the world order and put a new dog on top. These fears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China will not emerge from this crisis as a dominant world power. It has much to answer for in its early handling of the outbreak, and it will come under enormous post crisis pressures, as others have noted. But it will use the crisis to adapt and change, as it has in the past. 

Some see i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call for “turning danger into opportunity” a Machiavellian plot to gain advantage from others’ misfortune. This is a misreading of the oldest Chinese motivational aphorism, a reference to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crisis” is literally composed of the characters for “danger” and “opportunity.” Are there problems? Of course, and many, but this is an unparalleled situation and problems are to be expected. The thing to watch is how China learns and makes improvements. 

I lived in Chengdu during the 2003 SARS outbreak, and while many others have made comparisons between SARS and Covid-19, few have highlighted that China learned from SARS. China failed to disclose the SARS novel coronavirus between its discovery in November 2002 and March 2003. Word leaked out slowly, until an infected doctor traveled to a wedding in Hong Kong and many others spread the virus around the world. But after SARS, China made many improvements to its disease surveillance and health systems, some with the advice of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ounterparts. 

Since SARS, China has confronted several avian flus, H1N1, MERS, Ebola, Zika, African swine fever, and others. It has been adapting. The Covid-19 response seems to have been marred by early misjudgments and misreporting. China’s CDC did not acknowledge that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was occurring until well into the epidemic. But despite the fumbles that may have cost precious time, the response was thankfully much different than 2003. The response was much faster and the early lockdown of Hubei was dramatic and unexpected. And it is likely that China will get to the bottom of what happened and will make changes again. 

Which brings me to China’s poor public diplomacy response to this crisis. China’s governing system has not adapted well to social media, citizen journalism, and viral videos. In a fragile authoritarian state, public opinion can be harnessed, but it can also be destabilizing. China has traditionally seen public opinion as something to be defended against and has spent enormous resources trying to constrain and shape it. 

In an era of global audiences and an information explosion, however, this is proving difficult, to say the least. 

Chinese were no doubt taken aback and offended by an apparent unsympathetic reaction abroad to Wuhan’s trials and suffering. Many Chinese who saw it were incensed 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s headline calling China “the Sick Man of Asia,” for example. To do so at a time when people are dying of an untreatable virus is in obvious poor taste. But China’s response, to threaten to exile journalists who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tory in the middle of a crisis, is not appropriate.

That China has a difficult time with such things was reflected in its disproportionate response to a Twitter GIF about Hong Kong posted by an NBA coach last fall, resulting in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entire NBA season in China, even before Covid-19 hit. Can China learn and adapt in this difficult area as it has in others?

Many in the West belittle Chinese soft power and public diplomacy efforts, and it is true that the results have been mixed. But there are hints that some in China see an opportunity from this crisis for changing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Former Vice Foreign Minister Fu Ying wrote recently that “the outside world’s perception and judgement of China will change with changes in China’s own discourse and behavior.”  She goes on to list the qualities of persuasive discourse, including that “successful efforts should be based on facts and deeds, as vague concepts and pronouncements are not convincing.”

Another former diplomat noted in a report on China’s Covid-19 response that China “showed shortcomings” in its early response, including “formalism and bureaucracy,” but that it takes the problems seriously and is making corrections. We should not dismiss the notion that China will use this crisis to make reforms and improvements. Will we?

Susan Thornton is a retired U.S. diplomat who most recently was former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until 2018. She is currently a senior fellow at the Paul Tsai China Center at Yale University Law School.

来源时间:2020/4/9   发布时间:2020/4/9

旧文章ID:21251

Thomas Geddes: WHO ha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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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homas Geddes  来源:merics.org

As the Director-General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declared China’s coronavirus outbreak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on January 30, he praised China’s “impressive” leadership for “setting a new standard for outbreak response” and urged “other countries globally to have that kind of political commitment”.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s plaudits were a godsend for 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grappling with one of its gravest challenges since Tiananmen ­– but a blow to the WHO’s credibility as an independent and trusted organisation.

For sure, Beijing does deserve some praise. Since its belated acknowledgement of the severity of the problem, its engagem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been remarkable. Not many countries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respond to such a crisis the way China has. It has deployed legions of doctors to Wuhan, the epicentre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built hospitals in days and, somewhat controversially, quarantined tens of millions of its citizens. The entire country has slowed down to a crawl, but China seems as if it may be winning. 

The WHO refrained from addressing Beijing’s failings

But there is also much to criticise. Despite Beijing’s belated yet praiseworthy efforts, CCP censorship and stringent controls over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have led to deplorable results. The government initially silenced doctors, claimed that no new cases were emerging and covered up mounting evidence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of the disease. Not until January 20 di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tart warning its citizens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outbreak. Only three days later, Wuhan was placed under total lockdown.

But by then the damage had already been done. Some five million people had been allowed to leave the city and the virus was spreading quickly across the country as well as being carried abroad. On January 26, Zhou Xianwang, the mayor of Wuhan, apologised for his mishandling of the outbreak, but stated that “as a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 after I get [sensiti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pread of a disease] I still have to wait for authorisation before I can release it”. He was saying, in other words, that Beijing was also to blame.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over the WHO

Yet the WHO has proved unwilling to suggest such a thing. What’s more, on the day of Wuhan’s lockdown, the WHO decided against declaring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 citing an absence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cases outside China. There is now little doubt that China pushed for this decision, fearing that such a declaration would hurt its economy. Only after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Beijing a few days later did Tedros declare a PHEIC — when the disease had already infected some 10,000 people and spread to at least 18 other countries.

China’s increasing sway over the WHO appears to have affected other officials who should know better, too.  Why else would Michael Ryan, head of the UN agency’s Health Emergencies Program, have sought to defend China on January 29 by claiming, quite erroneously, that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they [the Wuhan authorities] have had red alerts and they’ve been warning the population”? “In fact”, he continued, “I think it’s probably state-of-the-art in terms of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that’s been published.”

Some observers have rightly argued that criticism of China could have aggravated the crisis by putting the country on the defensive and prompting it to share less information. But was there no middle ground to be found between “face-losing” criticism of China and overblown – and possibly misleading – praise? The WHO did not need to condemn China, but could have refrained from both praising Beijing excessively and making spurious statements.

Compare Tedros’s comments at the outset of the outbreak that the CCP was “completely committed to transparency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and that he would “praise China again and again”, with former WHO director-general Gro Harlem Brundtland’s thinly veiled criticism of China during the SARS outbreak in 2003.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been more open in the early stages,” she said. “Next time something strange and new comes anywhere in the world, let us come i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Win-win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lso comes at a cost for the WHO

Of course, the world has changed over those 17 years. For one thing,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earned some lessons from the SARS epidemic. But, more importantly perhaps, China has become an economic heavyweight and an expert in dollar diplomacy.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threats to cut global health funding and its effective retreat from a number of UN agencies, China has repeatedly demonstrated its firm commitment to supporting the WHO and, more broadly, the UN. Right now, Beijing may not be the WHO’s largest contributor, but its potential to become a major funder is one which Tedros cannot be insensitive to. Indeed,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WHO’s budget are up by over 50% since 2015.

While ties between Beijing and the WHO have been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s been increasing, be it along President Xi’s “Health Silk Road” or in support of the WHO’s goal of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by 2030. China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funder of independent health projects across the world, many of which the WHO supports. Last year, after lengthy Chinese lobbying, the WHO controversially includ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its global medical compendium.

This “win-win relationship”, as Xi might call it, has come at some cost to the WHO – an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waiting to declare a PHEIC, the WHO helped accelerate the virus’s spread; and by lavishing praise on Beijing, it helped legitimise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whose initial cover-ups are now costing the lives of hundreds of people. The world needs a WHO that can not only be trusted, but also respond to epidemics independently from any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bout the author:

Thomas Geddes is an intern in the Economic Research Program at MERICS. He has recently completed his Bachelors degree in China Studies at SOAS. He has also studied at Yunnan University in Kunming for three years.

来源时间:2020/4/9   发布时间:20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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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ia Schadlow: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That Trump Is Right Abou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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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adia Schadlow  来源:The Atlantic

Critics are letting their disdain for the president blind them to geopolitical realities.

When a new coronavirus emerged in China and began spreading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many critics in the American foreign-policy establishment were quick to identify him as part of the problem. Trump had campaigned on an “America first” foreign policy, which after his victory was enshrined in the official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published in 2017. At the time, I served 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orchestrated the writing of that document. In the years since, Trump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supposedly overturning the post–World War II order and rejecting the role the United States has long played in the world. Amid a global pandemic, he’s being accused—on this site and elsewhere—of alienating allies, undercutting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ausing America to fight the coronavirus alone.

And yet even as the current emergency has proved him right in fundamental ways—about China specifically and foreign policy more generally—many respectabl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letting their disdain for the president blind them to what is really going on in the world. Far from discrediting Trump’s point of view, the COVID-19 crisis reveals what his strategy asserted: that the world is a competitive arena in which great power rivals like China seek advantage, that the state remains the irreplaceable agent of international power and effective action, tha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have limited capacity to transform the behavior and preferences of states.

China, America’s most powerful rival, has played a particularly harmful role in the current crisis, which began on its soil. Initially, that country’s lack of transparency prevented prompt action that might have contained the virus. In Wuhan, the epicenter of the outbreak, Chinese officials initially punished citizens for “spreading rumors” about the disease. The lab in Shanghai that first published the genome of the virus on open platforms was shut down the next day for “rectification,” as the Hong Kong-bas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reported in February. Apparently at the behest of officials at the Wuhan health commission, news reports indicate, visiting teams of experts from elsewhere in China were prevented from speaking freely to doctors in the infectious-disease wards. Some experts had suspect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but their inquiries were rebuffed. “They didn’t tell us the truth,” one team member said of the local authorities, “and from what we now know of the real situation then, they were lying” to us.   

Now China’s propagandists are competing to create a narrative that obscures the origins of the crisis and that blames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virus. This irresponsible behavior and lack of transparency revealed what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ad identified early on: that “contrary to our hopes, China expanded its power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Instead of becoming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a term George W. Bush’s administration used to describe the role it hoped Beijing would play following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sed the advantages of WTO membership to advance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at odds with America’s free and open society. Previo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ocuments had tiptoed around China’s adversarial conduct, as if calling out that country as a competitor—as the 2017 document unequivocally did—was somehow impolite.

But at some point, an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needed to shift the conversation away from hopes for an imagined future China to the realit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duct—which is hardly a secret. For the decade and a half prior to 2017,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leaders publicly worried about China’s unwillingness to play by the rules, but were reluctant to deal head on with China’s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and statist economy. The bipartisan U.S.-China Economic Security Commission has consistently called out China’s unfair practices. In 2010, President Barack Obama lambasted China before the G-20 for its currency manipulation. The need to compete effectively with the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one of the few points of agreement between Trump and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Even as he seeks to find ways to conclud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his administration has not lost sight of China’s aggressive rise.

At least as controversial as Trump’s critique of China is his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sovereignty and his insistence that strong sovereign states are the main agents of change. But states are the foundation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fundamentally, of security. It is the citizens of states who vote and hold leaders accountable. And it is states that are the foundation of militar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in alliances such as NATO, or organizations like the United Nations.

Trump’s emphasis on protecting U.S. sovereignty brought to a boil a simmering national debate about the overlooked costs of globalization. A blind adherence to what the economist Dani Rodrik has called “hyper-globalization”the idea that the interests of big corporations and the principle of market integration took precedence over widely shared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security—had come at the expense of domestic industries. For years, people who complained about these consequences were dismissed as isolationists or as being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

The coronavirus experience demonstrates that economic interaction does not occur in a vacuum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Dependence on China for crucial medical equipment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has illuminated the dangers of a hyper-globalized economy. Experts had warned of American dependence on key drug ingredients from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as reported that China is the only maker of key ingredients for certain classes of drugs, including established antibiotics that treat a range of bacterial infections such as pneumonia. American reliance on Chinese suppliers for other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supplies is also worrisome. Americans should not depend on an authoritarian rival state for its citizens’ health—any more th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should give Chinese companies, and by extens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over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sensitive personal data.

Many of President Trump’s critics in the foreign-policy community put great stock in the ability of multilater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constrain the misbehavior of China and other states. These organizations, at their best, promote concerted action against commonly recognized problems. But Trump’s critics tend to view them mainly in their idealized form and as the central instruments to solve global problems and advance values shared by all. In practice, though, ho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erform i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power relationships among member states.

China’s leaders have become quite skillful at using these bodies to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made it a priority—as he put it in a 2018 speech—to “reform” and lead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viewing such efforts as integral to “building a modern, strong socialist country.” Despite its record of stealing patented technologies, China tried to lead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an effort thwarted by Washington. Chinese tech companies have also sought to induce the United Nations to adopt their facial-recognition and surveillance standards, to clear the way for the deployment of their technolog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hallenged the assumption tha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always driven by a common global good. China’s undue influence in ke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as evident most recently, whe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sitated to declare COVID-19 a public-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WHO officials amplified Chinese officials’ early claims that the virus posed no danger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e head of the organization even congratulated China’s top leadership for its “openness to sharing information.” Apparently seeking to avoid Beijing’s wrath, the WHO refused to respond to Taiwan’s early concerns about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outbreak in Wuhan.

The COVID-19 experience, although far from over, has generated strong evidence that, while the WHO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of course important for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oordination, nations continue to do the heavy lifting.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to the WHO, paying about 15 percent of the organization’s budget—compared with China’s 0.21 percent. In early March, Trump signed a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act that included $1.3 billion in additional U.S. foreign assistance for pandemic response. Most recently,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announced an additional $274 million in emergency funding for at-risk countries. This aid does not come with the strings that China attaches to its aid.

Contrary to what critics argue, “America first” does not mean “America alone.” That Trump might be introducing needed correctives to the hyper-globalization pursued by earlier administrations is generating serious cognitive dissonance in some quarters. And the reality is that only one organization in the entire world has as its sole responsibility the American people’s safety. That institution is the U.S. government. Whether led by Republicans or Democrats—or by Donald Trump or anyone else—it should always put the American people first.

NADIA SCHADLOW, a former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for strategy, is a senior fellow at the Hudson Institute.

来源时间:2020/4/9   发布时间:2020/3/29

旧文章ID:21248

Lanhee J. Chen:Lost in Beijing: The Story of the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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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anhee J. Chen  来源:Wall Street Journal

China brok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U.S. has to fix it or leave and start its own group.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sn’t just “China centric,” as President Trump called it on Tuesday. It is also broken and compromised. The WHO fell short in its dithering reaction to the 2014 Ebola outbreak in West Africa, which claimed more than 11,000 lives. Now its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shows it is willing to put politics ahead of public health. The way the WHO has consistently acted to placate China’s leaders makes clear the need for fundamental reform.

The U.S. is the biggest financial contributor to the WHO—more than $400 million in 2019, when China sent only $44 million, according to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Mr. Trump suggested that the U.S. might hold its funding while his administration takes a “good look” at what the country is getting for its money. He and Congress should go further.

While Washington pays, Beijing works behind the scenes to influence WHO leaders. The current director-general,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was backed strongly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his campaign for the job. Mr. Tedros was a controversial pick, dogged by allegations of having covered up cholera outbreaks in his native Ethiopia, where he served as health minister (2005-12) and foreign minister (2012-16). During those years, China invested in Ethiopia and lent it billions of dollars. Shortly after winning his WHO election, Mr. Tedros traveled to Beijing and lauded the country’s health-care system: “We can all learn something from China.”

Under Mr. Tedros’s leadership, the WHO has accepted China’s falsehoods about the coronavirus and helped launder them into respectable-looking public-health assessments.

On Jan. 14, before an official WHO delegation had even visited China, the group parroted Beijing’s claim that there was “no clear evidence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wo weeks later, after China had reported more than 4,500 cases of the virus and over 70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were sick with it, Mr. Tedros visited China and heaped praise on its leaders for their “transparency.”

Recall that China waited six weeks after patients first saw symptoms in Wuhan to institute a lockdown there. During this time Chinese authorities censored and punished physicians who tried to sound the alarm, repeatedly denied that the virus could be transmitted between humans, and held a public banquet in Wuhan for tens of thousands of families. In the meantime, more than five million people left or fled Wuhan, according to the city’s mayor. This included the patient with the first confirmed case of the virus in America.

The WHO finally declared a public-health emergency on Jan. 30, after nearly 10,000 cases of the virus had been confirmed. China’s reported figures rose in early February to more than 17,000 infections and 361 deaths, yet Mr. Tedros rebuked Mr. Trump for restricting travel from China and urged other countries not to follow suit. He called the virus’s spread outside China “minimal and slow.” It took until March 11 for the WHO to declare a pandemic. By that point the official world-wide case count was 118,000 people in 114 countries.


China’s influence is also apparent in the WHO’s exclusion of Taiwan. The WHO didn’t even bother replying to Taiwanese inquiries in December about whether the coronavirus could, contrary to Beijing’s claims, be transmitted between humans.

Last month a Hong Kong TV reporter asked Bruce Aylward, who leads the WHO-China Joint Mission on Coronavirus, if the organization would reconsider its refusal to allow Taiwan to join. Dr. Aylward, on a remote video connection, sits silent and expressionless for nearly 10 seconds before the reporter prompts him again: “Hello?”

“I’m sorry,” he finally says, “I couldn’t hear—I can’t hear your question, Yvonne.”

“Let me repeat the question,” she says.

“No, that’s OK. Let’s move to another one then.”

When she presses him on Taiwan, he terminates the connection. The reporter calls back and tries a different tack: “I just want to see if you can comment a bit on how Taiwan has done so far in terms of containing the virus.”

His reply: “Well, we’ve already talked about China, and, you know, when you look across all the different areas of China, they’ve actually all done quite a good job.”

The exchange demonstrates how the WHO prioritizes politics over public health. It has internalized Beijing’s view of Taiwan and seeks to praise China’s leaders at every turn. And at no point during the crisis has the WHO substantively investigated the Chinese regime’s claims about the virus or been transparent about the thinking behind its decisions.

As the biggest financial contributor to the WHO, the U.S. has the leverage to push for radical reform. Congress should condition all future funding on the WHO’s explaining in detail how it reaches its public-health decisions and rigorously and independently investigating the extent of disease outbreaks.

The U.S. should work aggressively to change the culture and leadership of the WH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ok a good first step in January by creating a special envoy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focused on countering China’s attempts to contr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WHO’s next director-general must not be a rubber stamp for Beijing.

If efforts to transform the WHO are ineffective, the U.S. may have no choice but to walk away and start over. That could mean creating an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 open to any country willing to abide by higher standards of transparency, good governance and the sharing of best practices. The world needs an organization that can be trusted to address public-health problems that transcend borders—if not the WHO, then something else.

Mr. Chen is a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nd director of domestic policy studies in the public policy program at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s://www.wsj.com/articles/lost-in-beijing-the-story-of-the-who-11586365090

来源时间:2020/4/9   发布时间:2020/4/8

旧文章ID:21247

唐学新:来自美国新冠病毒诊疗一线的信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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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学新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唐学新在美国某大城市做家庭医生,一直在新冠病毒诊疗第一线工作。他在百忙之中通过随笔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和心得体会。本站获得唐大夫的授权发表他的随笔。今天发布的是他在3月14日和4月7日的随笔。这两篇随笔折射了美国抗疫早期的一些失误和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之后的变化。我们期待唐大夫能与读者分享更多的抗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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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4日

国内全民动员恶战新冠病毒,我们只能隔岸相望。就在疫情即将烟消云散的时候,瘟疫则如洪水般扑向欧洲,扑向北美大陆,我们只能仓促应战。

作为在州最大的公立医院外周门诊部行医多年的我,在过去的五天已经和疑似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多次接触,算是抗毒先锋啦。

周末休息,紧张了一个星期之后,希望给大家简介一下美国医院抗病毒的现状和程序方法,也讲点自己的感受。

据今天(3/14)的数字统计,美国本土已经有2700例新冠病毒患者,蔓延49个州。但根据本人的经验,其真实数据,远远超过了这些。

非常遗憾的是,已经是三月份了,我们这个医院,据说直到两天前才做了几例新冠病毒化验检查。全美国没有合适、足够的检测试剂。这消息真的让人感到失望。有消息传,从现在开始,我们医院要开始对患者进行病毒常规检测了。

所以,在此之前,因为没有病毒检测最后结果,医院所有有典型症状体征的病例只能被标为“疑似病例”。 相信这些病例不能被加入统计数字。

面对日常病人,医院的要求是,病人登记看病的时候,对有咳嗽发烧及特殊旅行史也就是筛选阳性的病人,要发给口罩。

医务人员只有在检查室内才需要带口罩,或在必要的时候戴防护眼镜。医务人员在每一次走出检查室门之前,一定要把口罩摘掉。也就是说,带口罩的地点只是局限于诊查室内!外科口罩surgical face mask 为指定口罩。不允许戴N95口罩。

因为急诊室和病房床位不足,人手不足的关系,更因为没有特殊的治疗药物,经门诊诊断的病毒感染轻度症状患者,一律送回家隔离观察。病人发一张隔离观察注意事项文件。文件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病人仍然可以和家人在一起生活”。但建议病人和家人日常生活活动保持2米(6英尺)以上的距离。病人感染症状,尤其是发热症状,消失三天后可以回工作单位上班。因为没有特效药物,病人在隔离观察期间不接受任何治疗。病人的医生和护士会通过电话在病人隔离观察期间进行医患联系。病人如果出现病情变化,如呼吸困难等等,则需要到医院急诊室就诊或呼叫911。

门诊诊断的严重病毒感染患者,如有呼吸困难等等,必须和医院传染科的值班医生取得联系。得到同意后,方可以让病人自己开车,或他人开车到医院急诊室接受诊疗。

急诊室在经过进一步筛选之后,如果是病情稳定的病人,要重新送回家隔离观察。病情不稳定的病人,才可以收住院接受治疗。

医生、护士和其他医务工作人员如果有新冠病人接触史,只要本人没有症状,需要继续正常工作。

被诊断为新冠病毒感染,或者是疑似感染的医院工作人员,其周围所有没有感染症状的工作人员,应该照样正常工作。

中美两国,经济文化传统政治截然不同。新冠病毒的处理方式的差异相信也会让大家感到惊姹。 写此短文,仅供参考。由衷的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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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

在州内最大的公立医院外围门诊部与疑似和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打交道已经有一个月了。

上次发送信息的时间是3月14日。我们这个医院总共才做了几例新冠病毒化验检查。因为当时全美国没有合适、足够的检测试剂。

一个月过去,现在我们医院的检测试剂已经充足。检测试剂已经不再局限于医院和急诊室。检测试剂已经发放到了我们医院外围的门诊部。也就是说,这个星期,我们就可以从来门诊部看病的新冠病毒疑似患者的鼻咽腔采集分泌物,做病毒核酸检测。据说检测报告在4-5个小时内可以出来。也就是说,病人当天可以得到结果。

上次的信息提到,“面对日常病人,医院的要求是,病人登记看病的时候,对有咳嗽发烧及特殊旅行史也就是筛选阳性的病人,要发给口罩”。

现在医院对此规定已经做了大幅度的修改。所有医务工作人员和病人只能通过一个入口进入门诊部建筑内。需要经过体温检测。如果发现有不正常的进出人员,需要立即报告护士长或者是门诊管理人员。

上次讲到医院里的口罩政策,引起了广泛争议。医院当时规定是,“医务人员只有在检查室内才需要带口罩,或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戴防护眼镜。医务人员在每一次走出检查室门之前,一定要把口罩摘掉。也就是说,带口罩的地点只是局限于诊查室内!外科口罩surgical mask 为指定口罩。不允许戴N95口罩”。

今天刚刚接到医院里的通知。

《G医院戴口罩新规定》:

“鉴于社区广泛传播COVID-19,强烈建议在医院工作的所有人员从这个规定发布的时间起(4月7日下午5:30)需要戴口罩工作上班!

口罩可以是N95口罩,外科口罩或覆盖您的鼻子和嘴巴的布口罩。

有关护理治疗COVID-19患者的工作人员口罩和个人防护(PPE)使用的建议不变。

所有员工都应该得到N95口罩。 如果您需要更换N95口罩,请直接与您的领导联系”。

这规定太让我感动了。医院领导、医院防疫专家们终于认识到了戴口罩对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重大意义。联想当初,为索取一个N95口罩花费的艰辛,真是感慨万千。

 

我在3月14日的随笔中讲道,“因为急诊室和病房床位不足,人手不足的关系,更因为没有特殊的治疗药物,经门诊诊断的病毒感染轻度症状患者,一律送回家隔离观察”。这个政策依然在执行。“

最近两三个星期,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这些门诊医护人员,医院发布了很多措施。医生工作时间每周五天改为在门诊工作两天,在家里工作三天。而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电话上进行的。也就是远程医疗。视频远程医疗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在门诊工作的两天,医院也是尽量鼓励病人通过电话来看病。如果病人坚持要看医生,或者对那些必须来看医生的病人,门诊照常提供医疗服务。

现在因为医院医生紧缺,我们这些在门诊工作的基层医生已经开始填写自己的工作经历和个人医疗职业信息。大家都清楚,有可能在需要的时候,我们会被派遣到医院病房或者是急诊室,面对更复杂的环境。

过去的一两个月,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国本土的发生和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难以想像的巨大的影响和挑战。

非常理解大家对找到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灵丹妙药的心情。电视报纸和各种媒体包括美国总统最近报导传播了众多振奋人心的有关氯喹和其它治疗病毒的药物的神奇疗效。本人不是新冠病毒专家,亦没有亲自参与任何新冠病毒的病人的治疗。但是,两个月过去,至今为止,依仗高度现代化的医疗设施和高超医疗技能的医护人员,美国本土、佐治亚州新冠病毒患者死亡率维持在3%-3.5%左右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现实是残酷的,道路依然漫长…

大家都在期望着这个星期或者是下个星期疫情发展的拐点到来。随着大规模社会隔离措施的施行和寒冬已过,春暖花开,这个奢望应该是很有可能的。和万众一样,我虔诚的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再次由衷的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来源时间:2020/4/9   发布时间:2020/4/9

旧文章ID:21246

郑永年:个人意志、责任担当与群体抗疫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每个个体的选择决定了这场已经被称为“战争”的抗疫运动的成败。

在任何社会,当大规模疫情发生和扩散时,抗疫便是群体行为;没有群体的努力,个人在疫情面前会显得极其渺小,世界会变得毫无希望。不过,群体抗疫如果要有效,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责任担当。因此,疫情不仅是对制度的检验,更是对国民性的检验。

2019新型冠状病毒疾病扩散后,中国进入一个举国上下的动员状态。这里人们既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悲哀。希望的一面是人们组织起来,无论是正式政府系统还是非正式的自愿者,一旦组织起来,人们显示了无限的力量,医生护士、政府官员、军人、志愿者、平民百姓,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全力对抗疫情,他们的努力和背后的精神为世界瞩目和惊叹。

悲哀的一面是在个体层面,看不到被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之外的人们的自由意志和责任担当;随处可见的是把自己的责任最小化,甚至是毫无个人责任感,而把别人的责任无限放大的个体,似乎抗疫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别人的事情。

个体责任的缺失在疫情期间的社交媒体上表现得异常明显。社交媒体可以说像个放大器,把社会的真实面搬到了平台上。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把不能通过传统媒体反映的事情反映出来,尽管不是那么完整,但也为相关方提供了一些非常宝贵的信息,只要人们足够细心,总能够找到有用的真实信息;但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赤裸裸地显露出人性的丑恶面。有一些平台为追求流量而消费各种极端事件,道德化和妖魔化的语言比比皆是,甚至制造或者传播谣言。

尽管多数社交媒体本意在于传播事实,但社交媒体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片喧嚣和集体亢奋,甚至把他人的悲哀当成自己的娱乐源。尽管骂声遍地,但都是对他人的无限度指责,不见有任何的自我反思。除了制造一种气氛,或悲或喜,或愤怒或恐慌,不仅无利于抗疫,而且最后什么都留不下来,促成不了愤怒者们宣称所要实现的任何变化。

危机面前人的表现

如何理解这场危机及人们在危机面前的表现?危机是群体性的,但群体性危机是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的选择结果。每一个人选择的总和,既造就了人们所看到的现时局面,也决定这个局面的未来走向。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个人意志和基于个人意志之上的选择足以影响全局。也在这个时刻,尽管没有任何个人能够强制另一个人作怎样的选择,但每一个人的个体选择决定这场危机的性质、发展路径和未来。

李文亮医生的选择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李文亮在作选择的时候,就是一个平常人的一个理性而诚实的选择,或许只是为了家人、同仁、朋友的安全,才把有关疫情的信息公之于自己的朋友圈。他并没有想哗众取宠,想成为一个特别的人物;相反,他只是觉得把这个信息发到朋友圈,是基于对自己在意的人的责任,或者道义的选择。任何选择不仅有代价,也是有结果的。就李文亮来说,他并没有想成为英雄,但结果让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没有想拯救世界,但至少拯救了世界上的很多人。

反之,疫情发生的初始阶段,其他的知情者,包括地方官员、从地方到中央的疾病控制官员、精英大学的学者等,他们又作了怎样的选择呢?如果所有这些群体有责任担当,又有像李文亮那样的个人意志,把疫情的信息以任何方式传播出去,现在的情况或许会有很大不同。不过,他们作了他们的选择。地方官员或许受制于各种制度或政策制约,或许为了保持自己的位置,或者主动依照规则限制信息传播。

疾控官员和大学学者则选择了写文章,向国际刊物投稿。这些群体都可以找到一大堆理由,来论证自己当时的选择是正确或理性的。没有人会质疑他们作选择的难处,也相信他们的选择有“不得不”的理由。但是无论如何解释,依然必须指出,在疫情发生的初始阶段,作为知情者的他们缺少了责任担当和基于责任担当的个人自由意志。

无论怎样的社会,任何选择都需要受环境的制约(包括文化、制度和政策)。所谓的“选择”是指在各种环境制约面前的“选择”。美国被视为最典型的自由民主社会,在很多人眼里拥有几乎完美的言论自由,但为什么美国还需要“吹哨人”,还需要保护“吹哨人”的制度安排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任何一个社会,不管多么自由,自由都是有外在制约的。但是,因为外在制约而选择了“不自由”,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本质上还是缺乏自由意志和责任担当。

社会个体的责任与担当

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在早期,说“自由”就是说“责任”。自由是就自我而言的,而责任则是就与自我相对的他者,或者自我之外的群体而言。即使是人们高度重视的言论自由,也是具有责任和边界的,西方很多国家因此有反诽谤的法律,就是要彰显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而这种社会责任必须为每一个享受言论自由的社会成员所履行,并且有法律制度保障。

但对很多人来说,具有制度制约的自由是远远不够的。近代德国的哲学家因此转向了个人意志的自由,意志的自由才体现出个体的自由本质。到了尼采的哲学,强调个人意志到了一个顶峰。在尼采看来,只有具备了强大的个人意志才有个人自由可言。尼采的哲学受到传统自由主义的谴责,认为过于强调个人意志导致个人英雄主义的出现,可以为世界带来灾难。但是,强调个人意志的自由在法国的存在主义者(尤其在萨特、加缪等)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

存在主义强调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人与其说是社会制约的产物,倒不如说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人存在的本质不是被上帝或神决定的,所以人要从具有压迫性的、在精神上具有摧毁性的“传统顺从”中解放出来,追求自身真实的“存在”。人成为英雄还是失败者,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再者,不管个人面临怎样的选择,选择是自由的。哪怕在遇到诸多制约,人们也可以“虚无”一些,把一些外在的制约东西“虚无化”了,就不见得那么可怕,人还是可以作自己的选择的。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国家如果陷入集体危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负有责任,而不仅仅是几个领袖或决策者的责任。

简单地说,社会就是一个共同体,每一个个体都负有责任;负责抗疫的并非仅仅是医生、政府官员、志愿者,而是所有人。不管是直接参与者还是间接参与者,不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每个个体的选择决定了这场已经被称为“战争”的抗疫运动的成败。

李文亮、地方官员、疾控官员和学者们所作的选择,导致今天的疫情局面;同样,中国社会每一个成员的选择,会决定抗疫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这里的关键便是担当和责任。极端自私的选择和具有担当责任的选择,结果全然不同。

问题在于,担当与责任从哪里来?即使是基于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也具有“先天”因素。李文亮所作的选择表明,人们实际上不需要那么伟大,选择其实就是一个自己认为是真实的决定,为了家人、为了同事、为了朋友的决定。或者说,强大的个人意志就是自由,这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是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和担当。

在危机时刻,没有一种外在制约可以促成人们只作“李文亮医生”那样的选择,而不作地方官员、疾控官员和学者那样的选择。人们也可以相信,很多人仍然会继续作后者那种极端自私的选择。但公平地说,人们对结局的评判也是公平的。不管官方如何评价,人们对李文亮、地方官员、疾控官员和学者已经作了“盖棺定论”式的评判。

个人选择对社会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只要人是社会的人,个人的选择必然对社会产生影响,而社会对个人的判断也是基于其选择对社会的影响。或者说,处理好个人自由(选择)和责任担当之间的关系,就是处理好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或者严复当年所说的“己群”关系。

严复当年用文言语句翻译穆勒(今译密尔)的《论自由》时,将书名译作《群己权界论》,仔细思考一下,这种翻译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严复看来,“群”者,群体、社会公域也;“己”者,自己、个人私域也;亦即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要区分清楚。严复在这部书的《译凡例》中说明了他所以用“群己权界”这四个字的意思,说:“自由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也。”

也就是说,社会和这个社会中的个人都有自己的“权”,但他们的权又都有其界限。每个人都有权行使他的自由,其界限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如果妨碍别人的自由,社会有权制裁他。换句话说,个人自由的行使必须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利益。

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严复所说的“群己权限”不仅“知”难,“行”也难,“知行合一”更难。孙中山先生在早期革命过程中就看到了中国民众的极端利己主义对国家建设所造成的困难。因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性质,所以孙中山转向了组织的力量。

不难发现,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依靠组织的力量来构造新国家这个政治主线从未变化过,不同的是看谁的组织力量更强大,更具有竞争能力。尽管孙中山的理想是实现群己权平衡的社会,但他并不认为这种理想会从天上掉下来,为此,他设计了一种渐进主义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

组织必然涉及权力的集中,权力的集中必然影响权力在一个社会的内部分配,即分权形式。近代以来,权力集中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大趋势,因为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的制度区别在于现代国家的集中性质。但世界各国内部的集权程度又是那么的不同,以至于人们把一些政体称之为“民主”,把另一些政体称之为“专制”。

当然,仍然有相当多的社会,其权力根本集中不起来,社会始终停留在无政府状态,甚至是失败国家状态。也很显然的是,民主或专制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说的,由少数政治人物决定选择的产物,而是大部分人的选择结果。一个社会是否能够具有足够的“分权”(或“民主”),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个人能否在选择过程中实现群己权之间的平衡,也就是个人自由(选择)和担当责任之间的平衡。只有实现了基于责任担当的个人自由时,分权或民主才会有希望,因为那个时候权力集中就失去了基础;否则,这个社会永远逃避不了集权体制。

危机暴露社会的真实面,它检阅这个社会的一切,拷问这个社会的一切。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以来,一方面表现为有组织的抗疫,另一方面表现为没有责任担当的无政府状态。尽管越来越多人对危机后中国社会制度转型开始抱有高度的期待,但社会群体行为的种种作为,最终会导致人们作出最为现实的集体选择。一句话,在缺失具有责任心的公民的情况下,除了高度集中的组织化,还有其他替代选择吗?

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20年3月3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来源时间:2020/4/8   发布时间:20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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