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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健康差异与种族主义影响,美国非裔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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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博一,李馥琼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美国多个州相继报告了各自的新冠肺炎患者及病亡者的族裔数据,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非裔感染新冠病毒并因病身亡的比率明显高于白人,美媒指出这一结果不仅与种族间健康差异有关,而且也和医疗体系内的种族主义有关。纽约州州长科莫就此表示要加强少数族裔社区中的新冠病毒检测,并调查新冠肺炎死者的种族差异。
  健康差异使非裔更易感
  据英国《卫报》4月8日报道,美国疾控中心(CDC)于当地时间8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了美国14个州在2020年3月1日至30日期间的近1500名住院患者的临床数据。结果显示,全美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中约有三分之一是非裔美国人。
  研究表明,白人住院患者占研究样本总人数的45%,非裔占33%,拉丁裔占8%,而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76%,拉丁裔占18%,非裔占13%,各种族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各种族患者比例并不相符。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称,CDC的这份报告说明不同种族遭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并不相同。
  多个州卫生官员正在努力应对疫情对非裔美国人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影响。这种差异在新奥尔良、芝加哥和底特律等非裔美国人聚居的城市尤为明显。非裔美国人面临更高的接触新冠病毒的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他们集中在城市地区从事基础工业。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数据显示,只有20%的非裔可以在家工作,而白人则有30%左右。
  纽约州州长科莫认为,死亡率出现那么大的差异,部分原因还可能是非裔美国人群体中慢性疾病患者更多,这使得他们有更大的健康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之前,全美各地的非裔美国人无论其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他们大多长期患有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和高血压。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数据显示,非裔美国人因心脏病、中风、癌症、哮喘、流感、肺炎、糖尿病和艾滋病去世的比例普遍高于白人。
  美国Vox新闻网站刊文指出,一旦诸如此类的慢性疾病与新冠病毒相结合,便会使感染者遭受最糟糕的健康后果,如死亡。同时,一些健康专家强调,人们还需要注意到较不常见的慢性疾病患者,如肾功能衰竭患者,患有此类疾病的非裔美国人不能呆在家里,因为他们需要前往医院接受透析等治疗,而这使得他们可能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
  韦恩州立大学急救医学教授菲利普•利维(Philip Levy)指出,高血压患者也更容易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美国路易斯安那州4月6日公布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该州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病人身患有不少身患慢性疾病,如高血压(66.4%)、糖尿病(43.52%)、慢性肾病(25.1%)和肥胖(24.7%)。
  医疗体系内存在种族主义
  据《卫报》9日报道,医疗保健领域的种族不平等加剧了非裔美国人面临的健康风险。由于政府关闭部分医疗设施,并对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等公共医疗保险计划设置上限等措施,非裔美国人缺乏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同时,非裔美国人还更有可能生活在医疗服务不足的地区,那里基本医疗服务很少或费用昂贵。
  世纪基金会(Century Foundation还)发现,大多数非裔美国人或拉丁裔社区的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往往提供质量较低的医疗服务。
  促进医疗公平组织(Advancing Health Equity)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乌切•布莱克斯托克(Uche Blackstock)对此表示,“结构性的种族主义让非裔美国人受到新冠病毒更多的伤害。”
  布莱克斯托克指出,在疫情初期,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初发布了检测指南,将出国旅行的人列为优先。这意味着,在纽约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低收入地区的大部分非裔美国人患者没有曼哈顿的白人那样更快地接受检测,因为这些白人会更多地出国旅行。
  “非裔美国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这是一个社会、经济和种族平等的问题。”民权律师委员会(Lawyers Committee for Civil Rights)主席兼执行理事克里斯汀•克拉克(Kristen Clarke)说。
  所幸的是,已有美国政府官员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据美国《国会山报》8日消息,纽约州州长科莫当天表示,该州将要加强少数族裔社区中的新冠病毒检测,并调查新冠肺炎死者的种族差异。“让我们开始对此进行研究,并从中吸取教训,搞清楚为什么到底会这样。”科莫说。
  (实习生李馥琼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多语种新闻班)

来源时间:2020/4/10   发布时间:2020/4/9

旧文章ID:21269

为拉拢桑德斯支持者,拜登提出扩大医保,并减免学生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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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博一,曲思翰  来源:澎湃新闻

  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于8日宣布退出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后,另一名民主党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成为民主党“预计提名人(presumptive nominee)”。为吸引桑德斯的支持者,拜登提出了扩大医保,并减免学生贷款。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9日报道,在桑德斯宣布退选之后,共和党参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和拜登就开始争夺桑德斯选民的支持。特朗普8日在推特上表示:“桑德斯的支持者应该转而支持共和党!”拜登则在8日对他们呼吁:“我希望你们加入我们,你们将受到热烈欢迎,你们是被需要的!”拜登还称赞桑德斯“为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公正的美国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称其竞选活动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
  当地时间9日,为吸引桑德斯的支持者,拜登推出新政策——将美国老年医疗保险(Medicare)的最低年龄从65岁降低到60岁,并表示他还支持免除部分学生的学生贷款,具体对象为毕业于公立大学和部分私立学校,且年借贷额低于12.5万美元的毕业生。拜登同时强调,他还将驳回特朗普在新冠肺炎疫情纾困法案中给予美国“最富有的人”的减税条款。
  “桑德斯参议员和他的支持者能为这些由他们奠定了基础的想法而自豪。在这个应对疫情的关键时刻,我为将它们作为我竞选活动的一部分感到骄傲。”拜登说道。
  《华盛顿邮报》认为,这些举动是代表民主党中间派的拜登向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党内左翼人士伸出的“最新橄榄枝”。
  值得注意的是,桑德斯在2016年和2020年的两次总统竞选党内初选中都以建立“全民医保(Medicare for All)”作为其核心诉求。9日他在接受美国MSNBC新闻采访时称赞了拜登的转变,称其在医疗保险上的新姿态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认为民众将看到前副总统拜登会开始朝着更进步的方向迈进。”

来源时间:2020/4/10   发布时间:2020/4/10

旧文章ID:21268

桑德斯宣布退选:拜登与特朗普争相拉拢其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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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博一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4月8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宣布退出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对此,另一民主党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称赞了其竞选表现,并喊话其支持者转而支持自己,而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也对桑德斯的支持者发出了同样的呼吁。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8日报道,在桑德斯于8日发表声明宣布退选后,拜登称赞桑德斯“为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公正的美国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并指出桑德斯竞选活动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
  拜登还明确呼吁桑德斯的支持者转而支持自己,“对于桑德斯的支持者,我作出同样的承诺:我看到你们了,我听到你们了。我理解有些事情在这个国家必须加紧完成。”拜登说道,“我希望你们加入我们,你们将受到热烈欢迎,你们是被需要的。”
  另一名此前已退选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伊丽莎白·沃伦8日在其推特账户上发文称赞了桑德斯2016年与2020年两次竞选总统的经历,“你为进步思想而进行的斗争推动了舆论,并为候选人和活动家们指明了一条改变我们国家和政党路线的道路”。
  据美国MSNBC新闻频道8日报道,前总统奥巴马的前竞选团队经理吉姆·梅西纳(Jim Messina)表示,在桑德斯退选后,巴拉克·奥巴马及其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将“以非常大的力度”支持拜登竞选总统。
  至于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他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写道:“伯尼·桑德斯出局了!谢谢伊丽莎白·沃伦。假使不是她,伯尼将在超级星期二赢下几乎所有州!桑德斯的支持者应该转而支持共和党!”
  路透社此前刊文指出,桑德斯在2018年曾对沃伦说,他认为女性候选人无法打败特朗普,此后二人的关系恶化。沃伦通过一份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我认为女性可以获胜;但他(桑德斯)不这么认为。”桑德斯则否认他曾这么说过。
  目前,特朗普已取得了共和党内提名所需的初选票数,而在桑德斯退选后,不出意外的话,拜登也将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与特朗普展开最后的角逐。不过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多个州的民主党内初选被迫延期,7月用于最终提名候选人的民主党大会是否可顺利举行尚存疑。

来源时间:2020/4/10   发布时间:2020/4/9

旧文章ID:21267

瘟疫时期的选战:拜登“奇迹”还能延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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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至敏,王建伟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超级星期二”戏剧性翻盘后,3月17日又在佛罗里达、伊利诺斯和亚利桑那的初选中以较大优势获胜。目前拜登得到1217代表票,领先桑德斯(914)303票。由于民主党初选采取按投票比例分配制(得票超过选票15%即可按比例获取相应代表票),桑德斯反超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民主党由拜登出线,同特朗普在今年11月争夺总统宝座已无大悬念。
  然而,拜登想要挑战特朗普并不容易。
  就民主党内部而言,拜登要过整合民主党内部势力、精准挑选副总统竞选搭档、加强自己竞选团队这三道关。
  第一道关是如何争取竞选对手桑德斯以及沃伦原来的支持者。拜登在这方面动作频频,由于疫情影响,他取消了竞选造势大会,选前或选后演说都采取视频方式。在演讲中,拜登向桑德斯的主要支持者尤其是年轻选民喊话,“我听到你们的呼声……我和桑德斯参议员的分歧是技术性的,我们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如建立(民众)消费得起的医疗体系和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死攸关的挑战”。
  不过,桑德斯何时退选尚不清楚。由于疫情影响,民主党在其余各州的初选大多会推迟到6月。以其不肯放弃的个性和众多年轻选民的热情支持,估计桑德斯会选择继续参选,但把重心转移到向拜登施压上面,利用自己在民主党左翼中的地位和影响迫使拜登接受其政策主张,或至少是向这些主张靠拢。
  桑德斯的这番用心在3月11日的选后演说中,已经溢于言表。他罕见地承认自己在代表票数上落后,但随即话锋一转,称即使在拜登胜选的那些州,多数美国人还是“强烈支持”他的主张,如把全国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一小时,他们选拜登只是认为拜登更有实力击败特朗普。
  桑德斯进而向拜登提出七个问题:如何解决50万美国家庭因看病负债而破产的问题;是否会否决全民医疗计划;如何回应科学家关于我们只剩下8年时间来彻底改造我们的能源制度的论断;如何让所有年轻人能够上大学或专科学校而不用背上沉重的债务;如何改造大量关押犯人并充满种族歧视的司法制度和失败的移民政策;如何解决贫困问题。
  桑德斯的策略取得了一定效果。尽管拜登在一些民意分歧很大的问题,如建立全民医疗体系上继续保持他原来的主张,但对一些在年轻人中间很有号召力的主张,如公立大学和专科学校免学费,他已经表示赞同。这里有不少选前拉票的因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拜登在社会政策上正在朝左翼靠拢。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说过,“如果拜登出线,那些积极支持桑德斯的25岁以下的年轻选民可能会像2016年大选那样,选择弃票。这显然对拜登不利。这些弃票以及由于对拜登不满而转投共和党的选票如何填补?拜登相对温和中道的选举纲领和个人品质能否为其争取到独立选民的选票,那些不满特朗普极端政策和个人品质的共和党人是否会转投拜登?我们的初步判断是,这两者大致互相抵消。”我们的判断保持不变,但对拜登来说,尽可能多的争取年轻人的支持,同时增加在拉美裔中的支持度,在一些摇摆州,如亚利桑那州的选举中可能会起到“神助攻”的效果。
  民调显示,拜登在非裔和中老年选民中一直有很高的支持度。同时,他在城市和郊区人口、妇女尤其是有大学学历的妇女,以及蓝领工人中的支持度,也均高于桑德斯。他的弱点是“代沟”,不招年轻人待见,他在30岁以下的选民,不论白人还是非裔中的支持率都远远落后于桑德斯。
  所以对拜登来说,选情不容乐观,尤其是在中西部特朗普仍有胜算的几个关键州,他必须竭尽全力,缩小“代沟”。但他又口拙,演讲能力有限,不像特朗普那样,善于鼓动蛊惑人心,孤军奋战的话,很难赢得年轻人选民的心。
  所以拜登要过的第二关,就是尽快选定一位能帮他补短板又有相当民意基础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在3月15日的电视辩论中,拜登公开说将选择一名女性做竞选搭档,想必他已有些腹稿。从目前的报道看,符合这一标准的有三位: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哈里斯、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克洛巴彻、南卡莱罗纳州前州长竞选人阿布拉姆。
  哈里斯和阿布拉姆是非裔,选她们做拍档有助于进一步巩固非裔的支持,突显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用人方面的区别。阿布拉姆虽然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惜败,但她在南部支持度不低。而且,她本人也早就表示有意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搭档。她的问题是无法改变所在的南卡莱罗纳州的“颜色”,该州在今年总统大选中“变蓝”的概率很低。换句话说,阿布拉姆无法替拜登拿到该州的选举人票。
  哈里斯在民主党初选前期人气不低,对年轻人也颇有吸引力。她在“超级星期二”前卖力为拜登站台,为后者加分不少。拜登当时就表示愿意让她担任任何她想担任的职位。并且,哈里斯能言善辩,有行政和立法经验,足以辅佐拜登执政。她的“缺陷”是来自民主党票仓——加州,同哈里斯一样,她无法替拜登直接拿到额外的选举人票。
  克洛巴彻是白人,政策主张和拜登接近,深受民主党内温和派的支持。她在参议院,尤其是几次关键听证会上表现靓丽。最为重要的是,她来自美国中西部,可以为拜登争取那里几个摇摆州的关键选票。
  如何挑选一位能为自己加分的拍档而又不引起太多争议和反弹,对拜登既是一大考验,也是一个机遇,有评论甚至认为这将是他在选战中“最为关键的决定”。不仅如此,何时宣布人选,在什么场合推出,以及如何对未上位的其他人选做出适当安排,对拜登来说都意义重大,必须精心筹划,否则好事也可能变坏事。
  拜登要过的第三关是强化竞选团队。不要说同特朗普相比,即便和民主党其他总统竞选人相比,拜登的竞选团队也相形见绌,不论领导能力、战略布局,还是文宣、筹款,都不行。好在不少原先的竞选对手已经转而支持拜登,如果能把他们各自的竞选组织和助选人员整合到一起,共同对付特朗普,则不仅可以弥补拜登团队的短板,还能大大扩展其竞选的广度和深度。
  所以拜登在“超级星期二”后做出的第一项决定便是充实竞选班子,由奥马利·迪伦担任竞选经理,负责竞选战略和对外联系。迪伦曾于2012年担任奥巴马的副竞选经理,她将与负责内部事务的舒尔茨一起领导拜登竞选活动。这一决定,加上之前任命安妮塔·顿为首席竞选战略家,使得拜登团队得到了明显加强,也获得了民主党内的普遍赞赏。
  除了上述三关,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大大增加了拜登选战的变数。毫不夸张地说,疫情从根本上改变了2020年美国大选的格局和形势,其影响之大足以推翻迄今对大选所有的假定、分析和推测。由于疫情发展和后果尚无法预计,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且战且调整,谁也没有胜算的把握,关键在于谁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瞬息变化的形势,把握选民的脉搏和意向。
  对拜登来说,目前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一,美国经济遭到重创,今年一、二季度大衰退已成定局,后两个季度能否缓和尚难预料。
  有人也许要问:经济衰退、股市暴跌,首先打击的不是现任总统特朗普吗?的确如此,情况对特朗普很不利,他赖以吹嘘的经济和股市两面旗帜都倒了,加上之前对疫情严重性判断不足,无视专家意见,多次以政敌阴谋论攻击主张强化应对的人士,以致美国在疫情大爆发时准备不足,因应失当。
  但美国社会有个特点,也可以说是传统,越是危机当前,越是要“团结在国旗周围”,搁置党派政见之争,团结在现政府的领导之下,一致对“敌”。这就是为什么在疫情急剧恶化,政府对策有效性普遍受人诟病之际,特朗普的民调认可率不降反升——在若干主流媒体的最新民调中,特朗普的执政认可率首次超过一半,为三年来所罕见。
  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对特朗普的批评若稍不注意,便会落下利用国家之难谋求政治好处的口实。换句话说,他在今后几个月甚至被提名后,都不能毫无顾忌地对特朗普火力全开。对拜登来说,如何既根据疫情的实际发展和民众的感受,有理有据地抨击特朗普治疫的失误之处,提出正面的和接地气的对策主张,同时又不让人觉得他是在利用疫情操弄政治,是考验其政治智慧的试金石。
  其二,疫情之下,公众对总统大选的关注度大不如以往。以往大选年,从春天两党初选一直到11月全国投票,选情一定占据着美国国内新闻的头条。两党候选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到媒体的全方位、全天候的追逐。而今年新冠疫情的出现和蔓延,使得总统选举的“行情”一落千丈。3月中以来,有关民主党初选或特朗普选战的报道都没有上过主流媒体的头条。
  总的来说,这种情况对执政党有利。特朗普作为总统拥有极大的行政资源,白宫基本上掌握着对舆论关注点的话语权。特朗普每天在白宫战情室主持疫情记者吹风会,开始几天只做个简单开场白,由专家们解答问题,最近几天几乎从头至尾,把记者会办成了个人秀。
  美国政治历来重视所谓“能见度”(visibility),抛头露面对总统候选人而言,至为重要。较之特朗普,拜登的媒体关注度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上,明显缺少展示自己、表达观点、影响事态的平台。这对不那么能言善辩的拜登来说,或许不是一件坏事,但长此以往,他也可能会被忽略甚至是遗忘了。
  而要挑战特朗普,拜登必须加深选民印象,突出自己不同的执政理念、政策主张和个人特质。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特朗普天天在白宫吹风会上表现自己,给拜登带来一个严峻的挑战,即如何在数字化竞选中提高自身的地位和能见度”。
  其三,随着疫情的蔓延,各种“社交疏离”(social distancing)及限行措施也相继出台,这些旅行和集会限制对不同候选人的影响是不同的。特朗普的基本选票相对固定,不少支持者只看一个电视台或听一个广播电台,受新闻事件的影响较少,与共和党基层组织的活动频率或范围关联度也不大。民主党的选民则相对分散和不稳定,初选前期民主党候选人人数众多、主张各异,又加剧了这种分散和不稳定。拜登要整合民主党选民,激励他们出来投票或捐款,更依赖与选民直接接触,以及聚集性的造势活动。
  根据最近的一个调查,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所谓“支持热度”(intensity in enthusiasm)上要远远超过拜登的支持者。拜登要想提高支持者的热情度,必须更经常地,更亲密地和支持者互动。疫情在这一方面对拜登的挑战,大于对特朗普的挑战。
  当然,拜登阵营也不是一点好消息都没有。由于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他可以相对从容地去完成从“与桑德斯竞争”到“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大位”的转变;在特朗普疲于应付日益严重的疫情的时候,他可以集中精力确定疫情下的选举策略,完善内外政策主张,整合团队力量,筹集更多竞选资金,网罗更多的支持者。有民调显示,特朗普应对疫情的言论和做法正随着美国疫情的恶化而饱受批评,而拜登的低调表现并没有对他在全国民调中和特朗普单挑情况下的领先地位产生负面影响。
  当然,拜登自己也明白,他在民主党初选的征途上能走到今天已经是个奇迹,日后想要在与特朗普的对垒中重复这一奇迹,除了要有过三关斩六将的实力,还需要运气的持续加持。

  林至敏:美国Valparaiso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
  王建伟: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

来源时间:2020/4/10   发布时间:2020/4/2

旧文章ID:21266

桑德斯宣布停止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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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布雷德迈尔  来源:美国之音

  11月美国全国总统大选的两大对手已经明确: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决前副总统乔·拜登。
  星期三(4月8日),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宣布暂停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他战胜拜登的成功机率越来越渺茫,因此决定退选。这是拜登三十年来第三次问鼎白宫。
  桑德斯在他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家中发表讲话,他称拜登是“很体面的人”,并说他将与拜登就“进步派理想”而合作。
  桑德斯说,他虽然暂停竞选,但他的名字仍将留在还未进行民主党总统初选的各州的选票上。
  桑德斯希望,他把名字留在选票上的决定将帮助他赢得更多的宣誓支持他的党代表的人数,这些党代表将参加8月的全国党代会,让他在制定民主党政策纲领方面拥有发言权。
  桑德斯主张政府接管美国的医疗保健,而拜登反对。他还支持其它开支项目,以类似斯堪地纳维亚国家的模式,大力扩大美国的福利。
  桑德斯说,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他将与拜登合作打败特朗普。他称特朗普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危险的总统”。
  不过,总统竞选此刻似乎从美国人的意识中消失了,大家一心关注的是如何避免感染致命的新冠病毒,并担心是否能保住自己的工作。这场大流行病正在重创美国经济。
  在美国疫情大爆发之前,在宣誓支持某特定候选人的党代表人数方面,拜登已经掌握了桑德斯几乎无法赶超的优势。
  星期二,虽然有居家令,而且人们普遍害怕感染病毒,但是威斯康辛州仍然举行了初选,由拜登与桑德斯对决。几百处以往使用的投票站由于选举日缺乏选务工作者而关闭。
  投票结果将在下星期宣布,但是选前民调显示拜登在威斯康辛大幅领先桑德斯。美国政治分析人士在投票前就说,这将是桑德斯最后一次正式与拜登对垒。最后果然如此。
  11月3日,两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将展开对决:73岁的特朗普对阵77岁的拜登。一些年轻得多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曾挑战拜登但纷纷败阵。而特朗普被共和党人提名竞选连任则从来也没有疑问。
  两位候选人为选民提供了两个截然相对的选项。
  特朗普入主白宫期间,推行一套打乱华盛顿政府生活常态的议程,用他常讲的话说,试图“排干沼泽”。
  他推行保守派政策,并任命了几十位终身任职的法官,他们在今后几十年来将影响着美国的法律框架。
  特朗普主张削减政府开支,但是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他突然转向,全心全意支持2万亿美元的救援方案,而且还会拨出更多开支来拯救美国经济。
  拜登在2009年至2017年做了八年的副总统,是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副手。他主张中间偏左的政治观点,跟特朗普相比,更同情由政府来援助低收入者的立场。
  拜登呼吁改善2010年通过的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国家医疗保险计划。他既反对特朗普试图废除“奥巴马医保”的做法,也反对桑德斯推动的由政府全民医保来取代“奥巴马医保”的计划。
  拜登已表示要选择一名女性做为他的竞选伙伴,这将是美国政治史上的第三次。
  特朗普和拜登多年来没有什么联络,不过他们星期一交谈了15分钟,谈论美国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危机。
  近年来,总统候选人会进行三场面对面的辩论,副总统候选人会进行一场面对面辩论。但这一次还没有做出辩论安排。

来源时间:2020/4/10   发布时间:20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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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奇:美国多个州住院患者人数开始下降,社会隔离正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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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美国多州新冠肺炎患者住院人数开始下降,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医生就此认为,社会隔离正在起作用。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0日报道,福奇在9日的白宫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近日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人数与确诊人数正缓慢下降,这表明社会隔离起了作用。
  “新冠肺炎患者死亡人数增加的同时,我们看到住院需求明显下降。”福奇说道,“这意味着我们的努力起了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社会隔离举措。”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医生9日也强调,对付新冠病毒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社会隔离。“我们并非毫无防备。”雷德菲尔德说道,“新冠病毒最大的弱点是它的传播距离在7英尺(约2米)以内。”
  9日,纽约州州长库莫宣布,8日纽约州新增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人数日增长数为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最低的一天,8日新增入院数只有大约200人。“我们还未走出困境,不过我们做了伟大的事情,因为我们遵守政策(如居家令),借此我们拯救了生命。”科莫说道。
  福奇认为,只要美国能继续采取积极的抗疫措施,并及时修改政策,那么美国疫情在今年夏天之前就很可能得到缓解。
  (实习生邢颖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多语种国际新闻班)

来源时间:2020/4/10   发布时间:20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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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46万,死亡病例超160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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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旭  来源:央视新闻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10日上午10时(北京时间10日22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达到466396例,死亡病例达到16703例,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覆盖美国所有50个州、华盛顿特区以及域外领土,怀俄明州是唯一还未报告死亡病例的州。
  其中疫情最为严重的纽约州确诊病例超16万,据纽约大都会交通局局长介绍,纽约公共交通系统内,已经有至少50名员工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超过1900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目前,纽约市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设施乘客人数均减少90%以上。

来源时间:2020/4/10   发布时间:20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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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的特朗普政权与奉承政治学

作者:李海默  来源:澎湃新闻

  在最近的美国防疫大战中,不少政治分析评论人士都注意到民主党籍州长和特朗普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民主党籍州长若想从联邦政府获得足够的医疗资源支持,就必须在媒体上公开赞扬特朗普,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特朗普往往会刁难他们,甚至当众批评他们的需索是不合理的,因而不会得到联邦政府全力支持。作为典型政治强人(political strongman)的特朗普的这种行为,和美国联邦制度之间的固有设计存在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的极化与对立,但笔者更多注意到的是特朗普“求表扬”举动背后充斥的奉承政治学的逻辑。归根结底,特朗普为什么要“求表扬”?难道仅仅只是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而已?
  明眼人一看便知,特朗普的真正意图在于借由民主党州长之口为他维系一定的选民支持度。特朗普想要州长们奉承和表扬他的最终目的在于,他希望能通过利用这些赞辞,来塑造他本人积极且有效领导全美防疫的政治形象,从而希求能够弥补全美确诊个案数剧烈增长的事实。早在2019年10月,CNN就有评论认为谄媚奉承(sycophancy)是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生态和政治行为的一个核心重要特征。另外,我们需要看到,特朗普这套打法虽然非常不合于美国政治传统,却未必就完全无效,最新的一项Gallup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人对于特朗普的防疫政策感到满意,而对特朗普政权的执政满意度综合测评也不降反升,达到47%左右。三月底《华盛顿邮报》和ABC News的一项联合民调反映出52%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更能掌控好经济,只有42%的受访者在此项投了拜登;47%的受访者相信特朗普更能应对新冠病毒爆发的事态,只有43%的受访者在此项投了拜登。政治学者JeffreyDavis预计,在各州层级共和党人的助力下,特朗普仍有可能再次赢得总统大选。所以还是那句老话,特朗普对美国基层选民心理走向的拿捏和操控,是很有自己一套的(而且美国选民一定程度上有一种在危机时刻倾向于信任现任领袖的习惯)。特朗普一切政治行动的核心意旨就是希望营造一种环境,能让美国选民对其感恩戴德,进而增加其连任的胜算。
  疫情下的奉承政治学
  上述现象让笔者想起了不久之前读过的一部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Daniel Kapust教授所著《奉承与政治思想史》(Flattery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在Kapust教授看来,政治上的阿谀奉承是一种值得让世人警觉的不良现象,奉承是奉承,友谊是友谊,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事。奉承说白了就是以迎合讨好的(ingratiating)言辞来巩固个人利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本就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唯有友谊,而非奉承,才能真正消弭这种不平等性。Kapust教授在书中明确指出,特朗普希望别的政客说他好话,和特朗普对于支持他的选民群体的谄媚跪舔,本质都是错谬的赞扬(false praise),丝毫也不真诚,但通过在政治论域里广布这种错谬的赞赏,最终可以起到凝聚出听众支持的效果。
  Kapust教授一方面承认其实所有的政客都会一定程度上有参与过奉承之行为,但另一方面认为当前的美国政治里充斥着过度的和没有真实凭据的谄媚奉承,多余和不必要的恭维大行其道,而这一切的流行是大大有悖于美国立基建国所依赖的共和主义传统的,也与共和主义所倡导的自由观格格不入。在共和主义的传统视角下,过度夸大的无根据的奉承等同于屈从的奴性(servility),在美国建国一代的语境中,阿谀奉承者发出的称赞都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导向的,不管是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俱认为“奉承”这个词属于贬义,和旧的宫廷吹捧型政治文化密切相关连。联邦党人责备反联邦党人跪舔地方上的民众,将有害于统一国家的型塑,反联邦党人则指斥联邦党人妄图构建和推销一个虚无缥缈的帝国,势将危害到地方上的多元性传统和自由底蕴。
  更细化地说,Kapust教授倾向于将奉承分为两种,基于道德层面的奉承和纯粹基于策略考量层面的奉承。他并不否认道德层面的奉承有时可能也有一定正面意义和效能,但他明确指出,那些不真诚的表扬和赞美,往往真实目的只是在于达到操控别人(这或多或少有点类似中文语境说的“口蜜腹剑”)。Kapust教授也在书中提及有时候奉承可以被那些权势地位上处于劣势的人当作一种策略来实现自身利益,目前一些美国州长对特朗普政权的奉承,大约走的正是这个路径,大略相当于中文语境里有时会提到的“捧杀”。书中还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奉承者,前者是狡诈型的,主要动机基于其贪婪,后者则是依附型的,主要动机基于其自身地位的劣势,他指出有时候那种完全的顺服,也许会为依附型的奉承者提供一层保护。目前美国若干抗疫战争中的民主党州长正是属于这第二种的,尤其是当联邦层级可支配的抗疫资源较稀缺为各州所争抢时,其奉承颇有不得已而为之之感。
  有趣的是,奉承似乎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有时候搏出位大骂特朗普,也可能是问题的解套方案之一。比如伊利诺伊州(并非摇摆州)州长J. B. Pritzker一开始对特朗普的评价也是好声好气,希望获得足够的联邦支援,但由于后来支援并没到位,他就在媒体上公开抨击特朗普,成功获得特朗普注意,两人在推特上爆发口水战,最终特朗普做了一些让步,宣布给伊利诺伊州25万个口罩和300台呼吸机作为支持。这是个很有深意的例子,说明在一定的情况下,跟特朗普对着干,可能会有“爱哭的孩子有糖吃”之奇效。
  联邦和各州的博弈
  本来依据美国联邦体制,州层级与联邦层级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应该变成如今这样,因为毕竟美国国会的人员来源完全植根于各州地方,是以从原理上来讲各级立法机构本应扮演一定程度的润滑与调和的角色。但是正如美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的那样,美国联邦制政治当下的一个特色是行政机构主导的联邦制(Executive Federalism)的兴起,比如对于政治拨款的主导性影响力就已渐渐从各州与联邦层级的立法机构移转到行政机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州州长(尤其是民主党州长)和特朗普就防疫资源分配产生的一系列文辞上的互动和攻防,才浮现到美国时政新闻的焦点前端。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另一个因素,即各州法律框架是有差异性的,因此各州州长手中的权力强弱是不同的,比如,历史性地讲,纽约州、俄亥俄州、犹他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的权力属于极强,而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亚特兰大所在的乔治亚州和洛杉矶所在的加州州长的权力则较弱(参阅Robert Lineberry et al: Government in America,Longman, 2009, 674页)。
  Politico则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新冠病毒全美大爆发之后,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将应对的权力和责任都下推到各州层级政府,以示自身并不需对大爆发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各州一方面从特朗普那里得到更多的权力,另一方面却仍得不到足够的联邦层面防疫技术和工具支持。如此情况下,有的州长(如科罗拉多州和马萨诸塞州)就干脆绕过联邦政府,直接向中国采购防疫材料。此外,人们也注意到,当纽约疫情大爆发后,联邦政府与州层级政府开启了互相甩锅模式,特朗普说民主党先前主导的弹劾客观上导致他在应对疫情方面分身乏术,又认为目前情况恶化主要是由民主党籍的纽约州与新泽西州州长防疫工作太晚起步而造成,但纽约州长则直指联邦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支持、援助和相关指引,才是问题延烧的罪魁祸首。当有人提出是否要全国封关防疫时,特朗普也说交由各州层级自行决定,不会在联邦层级进行全国性封关。特朗普还表示现在各州州长与其动辄叫联邦援助,不如先全面清查州内现有资源(尤其是私人医疗体系手中掌握的资源),然后再合理统一调配,来得更实在有效。
  现在许多评论者都认为特朗普是在拒绝执行领导整个国家的任务,也许,在此可以为特朗普稍微辩护一下,因为我们回看当年特朗普选战时的口号,的确有一条是这么说的:他上任后,将减弱联邦政府扮演的角色,并让地方政府有更多发挥的空间。总体而言,就美国民众观感来说,近来的一项民调(Monmouth poll)告诉我们,大约50%的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表现优良,而有72%的受访民众认为其所在州州长防疫工作做得好,相较而言,还是各州州长占上风。特朗普一度想在复活节前后使全美日常生活重新运转起来,后来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一部分是由于疫情快速发展,另一部分也是由于各州州长极力阻止。但我们也需要明白,即使在美国的联邦制制度框架下,州层级的政治实力归根结底也是比较有限的,且普遍而言,各州都需要平衡其预算,因此州层级很难运用赤字性开支(deficit spending)去纾困救市,各州亦无联邦储备系统那种开机大量印美钞的权力。
  特朗普的防疫修辞术及其后果
  特朗普此次防疫工作,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修辞的色彩,而疏于基于科学实证的充分准备,在一二月间明显试图淡化事态,安抚人心,却没有做出足够的相关应对,等到三月大爆发时,医院里医护人员防护器材短缺,市面上病毒检测试剂不足,人群行为模式上的彼此距离间隔措施推行得太晚等现象俱昭然可见,按照华盛顿大学IHME给出的预测数据,到八月初全美将有超过93000名死者,美版钟南山Fauci医生已经公开预测疫情最后可能导致10-20万美国人付出生命代价,数百万人感染(当然,我们也需看到,此次防疫工作中,一些民主党州长,如纽约州Andrew Cuomo的表现,也引起一部分美国评论者批评)。以反特朗普著称的CNN就在其主页直接说特朗普顽固的自我庆贺式的修辞术,与美国疫情的惨痛现状格格不入。MSNBC更说特朗普根本不是在实际地当总统,而只是试图在电视荧幕上扮演一下总统的角色而已。
  就特朗普时代的奉承政治学及此次美国防疫工作,笔者也征询了美国政治学者的看法。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Robert Shapiro教授向笔者指出:特朗普的确是太热衷于在奉承政治学一事上投机了。奉承政治学的这一现象,我们从各州州长与特朗普的互动关系上清晰可见,也可从Fauci医生与特朗普行政团队成员(及FOX新闻台里特朗普的拥趸们)对疫情的截然不同陈述中窥见,我们亦可从普京是如何通过吹捧特朗普而实现其战略目的(及特朗普对普京的吹捧中)而窥知。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的Jeffrey Green教授则向笔者谈到,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内阁各机关首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似乎常常被迫以称赞总统及其处理危机的方式,来作为其言论发表的开端。即使很少有证据表明奉承已经实际影响了抗击疫情的具体政策,但这种奉承倾向却一直是特朗普整个总统任期的特征,而且与真正的民主价值观并不一致,且对于应对目前公共卫生危机所亟需的最大程度聚焦和精明睿智决策,都有一定的扰动效应。
  可以预见的是,此次疫情之后,特朗普与美国联邦主义政治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势将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乔治梅森大学Ilya Somin教授早在2019年就已敏锐地观察到,在特朗普时代,越来越多的左翼进步主义者开始对联邦主义原则心存好感,他们寄望于各州层级和地方政府层级能有效制衡来自华盛顿的政令,并对脆弱的少数派势力提供一定的庇护。目前有的学者认为疫情过后美国将进一步地方分权化。
  毫无疑问,特朗普时代也是一个美国政治生态和行为模式激烈变革的年代。正如业师休斯敦大学政治学系Jeremy Bailey教授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传统里,一直有一种思潮试图将总统视之为代表国家的人(The Idea of Presidential Representation: 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9),总统应能综汇融合并具象化地代表举国之意志,并对此意志高度负责(Thomas Jefferson and Executive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若居总统高位之人沉溺于一种奉承的政治学,想来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发展,真未必是什么好事。

来源时间:2020/4/10   发布时间:2020/4/4

旧文章ID:21262

奈:如果新冠是一场考试,中美两国都考砸了

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中美聚焦

  新冠病毒让人类面临着1918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当年一场流感大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这次没能通过第一轮考试。
  中国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一开始的反应都是否认。检测和遏制的关键时间被浪费了,国际合作的机会被糟蹋了。
  相反,在国家付出高昂代价实施封锁之后,两国互相展开了宣传战。中国外交部将武汉出现冠状病毒归罪于美国军方,特朗普则称其为“中国病毒”。可是,新冠病毒并不在乎它杀死的人类属于哪一国。没有中美两国某种程度上的合作,任何全球的响应都不会成功。
  病毒袭来的时候,中美双边关系已经迅速恶化。特朗普《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重点是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美国两大政党的许多人都同意,特朗普惩罚中国是对的,因为中国网络盗窃知识产权,强迫知识产权转让,并且有向国营企业提供补贴信贷等不公平贸易行为。
  确实,需要实行互惠。如果中国出于安全原因禁止谷歌和Facebook进入其市场,那么,美国也可以对华为或中兴采取类似的措施。在两国的政治中心,愤怒和不信任感都在不断加剧。
  但新冠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这种竞争态度对国家安全来说是不够的。新冠病毒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给世界政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贸易战虽然令经济全球化倒退,但流行病和气候变化所反映的环境全球化却必须服从生物学和物理学法则,而不是政治学法则。从毒品和非法资金流动,到传染病和网络恐怖主义,所有一切都让边境越来越容易被渗透,在这样的世界上,各国必须利用自身具有吸引力的软实力来发展应对新威胁的网络和体系。
  正如技术专家理查德·丹齐格指出的,“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其他国家不小心释放的辐射,这些可能成为我们和他们共同的问题。约定的报告系统、共享控制、共同的应急计划和规范、条约是减轻诸多共同风险必不可少的手段”。而关税和边境墙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在新冠病毒和气候变化等跨国问题上,权力变成了正和游戏。仅仅考虑对他人施加权力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与他人一起拥有权力。在许多跨国问题上,赋予他人权力有助于一个国家实现自身目标。例如,所有国家都会因为其他国家提高能源效率或改善公共卫生系统而受益。
  所有的领导人都有责任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但重要的道德问题是,他们是选择广义还是选择狭义地定义那些利益。中美两国在应对新冠病毒时都倾向于采取短期、零和、竞争的方式,不太关注国际上的机构与合作。正如我在《道德重要吗?》这本新书中所写的,特朗普对“美国优先”的解释过于狭隘,背离了由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设计、标志1945年之后美国态度的曾被长期奉行的开明利己主义。
  不过,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手之间是有可能合作的。例如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就都支持联合国消灭天花的计划。2002-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中美两国建立了国家卫生主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网,它们还一起抗击了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
  新病毒的攻击有可能一波接一波,一个世纪前的第二波流感大流行比第一波更加致命。对新冠病毒,我们还有很多未知数。北半球和南半球可能会出现季节性高峰。当北半球得到喘息,病毒(或突变)可能向南移动,然后随着天气变化再次向北传播。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必须为一场多年战斗做好准备,这就需要分享信息,开发生产出疫苗和找到疗法,并制造和分配医疗用品及设备。
  当前的新冠危机将继续考验美中两国。为确保通过考试,双方应当缓和散播不信任和阻碍合作的宣传战,清楚展示“权力分享”而不是“权力施加”的重要性。他们应当为将来的冠状病毒冲击制定计划,建立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加强合作。他们应认识到,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新冠病毒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因为,任何地方的病毒宿主都会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处于危险之中。
  出于自身利益和人道主义原因,中美两国应宣布为联合国的一个向所有国家开放的新冠基金提供慷慨捐助。他们还应共同领导G20为该基金提供资金。
  最后,考虑到人类对于这种新病毒还需要大量相互学习,中美两国应修复十年前科学家和医疗专业人员之间丰富的联系网。明智的做法是成立一个由美国副总统和中国总理领导的两国新冠问题高级别委员会,以提供政治保障,减少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
  中美两国在第一轮新冠考试中考砸了。但对他们来说,学习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还为时不晚。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China and America Are Failing the Pandemic Test”(2020)

来源时间:2020/4/10   发布时间:2020/4/8

旧文章ID:21261

肯尼斯·罗格夫:疫情给美国带来“经济后遗症

作者:肯尼斯 · 罗格夫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要点

  • 本次危机与1929年金融危机存在相似之处,即前期经济增长势头迅猛,股市飙升等。
  • 疫情影响之下,美国经济持续下行,通过推行财政刺激计划,或有可能实现V型复苏。
  • 美国的经济干预果断强劲,但疫情防治不力,缺乏共同协作。
  • 疫情将带来持续的经济后遗症:如政府债务高起、债务利率上升等。

  本次危机与大萧条的异同?
  近期,我与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整理并分析了1870年以来历次严重金融危机,并发表成文《这次不同》(This Time i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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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本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一些相似之处。
  1929年危机前美国的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危机暴发后经济随即跌落谷底,之后的4年内产出下降了29%,历时10年才重新回到峰值。
  但即便如此,我们仍不确定这次会与1929年有很大的差别,也许下降的幅度更大,但恢复的时间不需要很长。
  美国的GDP受到了多大的影响?
  疫情对美国GDP的影响很难有完全科学的测量。政府部门的产出、金融服务的产出等等本身就很难测量,不像就业率、贸易余额那样容易统计。
  目前,航空、酒店、餐饮等行业因疫情完全停摆。虽然这只是一小部分的行业,但其他行业的效率也因居家办公打了很大的折扣。
  学界较为乐观的预计是二季度美国GDP将下降20%,一些学者预测二季度GDP将下降50%。
  美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刺激经济?
  美国政府目前采取的财政刺激计划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推出的刺激计划规模达到GDP的10%。美联储也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其涉及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强,甚至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动用一系列工具支撑私人市场,还启动了掉期交易以缓解国际上的美元短缺。
  本次举措之大令市场充满信心,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也随之上升。
  但当然,疫情本身也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目前没有相关的统计能帮助我们预测病毒的传播范围。我们目前仍然摸不清疫情的发展状况。
  更严重的是,美国人群有可能相较中国、意大利、德国人等风险更大。中国早期的经验是高血压或做过手术的人群风险更大。这与肥胖高度相关,而美国有42%的成人和10%的儿童肥胖。
  如何评价美联储采取的刺激经济措施?
  如果疫情很快结束,那么股市将得到复苏,此时美联储可以比较容易地减少或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若企业部门或市政债出现大规模违约,美联储的独立性将接受更大的挑战。由于美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好比从瀑布上往下跳,在无法见底之前,我认为美联储作为货币市场的最后借贷人,目前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防止市场崩盘。
  下一步美国应该怎么做?
  尽管人们对抗病毒药保持乐观的态度,许多专家仍认为,唯一解决方案是广泛地应用疫苗,然而疫苗的使用至少要等到2021年下半年。
  除此之外,最好的做法是进行广泛的测试、监控,并在必要时共享个人信息。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足够多的检测,发现感染的人,并对其进行隔离,就能控制住疫情的蔓延。
  然而,美国目前也没有条件进行广泛的检测。
  我们需要国际合作,但美国的州与州之间都未形成合作,各个州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比如,纽约和麻省实行封城,而其他州却未见有任何相关措施。二是美国的文化不仅十分抗拒封城措施,而且不太愿意牺牲隐私,共享个人出行信息。
  美国的医疗系统一直是被视为世界顶级。但美国在此次疫情应对中各个层面都出现了问题。早期,检测试剂出现了缺陷,拖延了检测时间。政府高层起初也不重视。
  全球疫情发展将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随着南半球国家即将进入冬季,新冠病毒将在世界各地蔓延。比较遗憾的是目前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仍存在一些漏洞。
  可以确定的是新兴市场将出现大规模的违约,其程度甚至可能达到1929年的水平,范围将扩展到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
  新冠病毒可能导致至少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
  目前,我们预测美国失业率可能会达到15%,也有人认为会达到比20%更高的水平。
  若美国经济能够在7、8月份恢复,那么美国在2020年可能会达到3%至4%的负增长率,这是相对较好的情景。另外,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刺激措施也许能够挽回疫情的损失。
  若经济恢复的速度较慢,或者大规模疫情反复发作,未来的情况将更加不明朗。此外,2020年11月将举行大选,美国政治上也存在不确定性。
  美国哪些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哪些行业迎来利好?
  美国的很多行业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零件,比如汽车、科技、医疗行业等,我们大概需要从中国进口1/3的零件,因此造成了供应链的问题。
  但这次疫情的冲击下,我们也看到一些非常有益的创新。在美国,科技行业孕育着新机遇,比如教育行业开始进行线上授课,商业开始网上会议等等,这是基于创新的结果。
  疫情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后遗症”?
  第一,政府债务高起。历史上,经济危机后政府债务平均攀升GDP的86%。此次疫情后,美国的债务很可能增加5-10万亿美元,经济随之被持续地推向较低的增长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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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各国政府积累巨额债务

表格为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制作,2009

  第二,政府债务高启、贸易下滑、外商投资减少可能推高通胀,利率可能随之上升,股市可能继续下滑。
  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可以采取哪些合作?
  近日,中国多架运载医疗物资的飞机飞抵美国,这对美国人无异于救其于水火之中,美国人非常感谢中国的善举。
  目前是最需要在公共卫生领域方面进行全球化合作的时刻,若进行贸易壁垒或是禁止医疗物品出口,人类将倒退几十年。
  是否有可能说服总统,取消与中国贸易战中增收的关税?
  虽然无法预测特朗普总统的想法,但我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取消贸易战关税来支撑市场的信心,这可以使股市立刻恢复10%。
  美国大选临近,也许特朗普总统会宣布一些政策以获取选票,但这都是无法预测的。

  肯尼斯·罗格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时间:2020/4/10   发布时间:2020/4/7

旧文章ID:21260

Jia Lynn Yang:When Asian-Americans Have to Prove We Be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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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ia Lynn Yang  来源:New York Times

This isn’t the first time we’ve been treated as a threat.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unleashed a torrent of anti-Asian racism in America that shows no signs of abating. Asian-Americans have been spat on in the streets, harassed and insulted. Even children have been attacked as our fellow citizens blame us for a virus that threatens our families no less than any other household.

This is not the first season of darkness for Asian-Americans in this country. Nearly 80 years ago, Japanese-Americans were forced from their homes into barren internment camps. It did not matter how long they had lived here or what they had contributed. They were still considered foreign — dangerous to their neighbors and a threat that had to be contained.

Today, as then, Asian-Americans are wondering how to respond. The former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ndrew Yang on April 1 called on the community to “show our American-ness” by pitching in to fight the pandemic, invoking the example set by Japanese-Americans who proved their loyalty to white America by volunteering to fight in World War II.

Books and movies have memorialized the dramatic story of those soldiers, who made up the 442nd Regiment of the U.S. Army, one of the most decorated American units from the war. Less known is what happened after their sacrifice, when Japanese-American leaders leveraged the regiment’s heroism to end a ban on Asian immigration and to win naturalization rights for all Asians.

But that political fight did not have a happy ending. Appeasing white America did in fact achieve some victories — even major ones — for the Asian-American community. As a strategy to defeat racism in the long run, though, it fell painfully short.

The chief architect of this plan was Mike Masaoka, a son of Japanese immigrants who grew up in Utah. He was 26 years old when the U.S. military placed his family in an internment camp. Working for a group called the 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he told terrified families to cooperate with evacuation orders and lobbied the Pentagon to allow second-generation Japanese-Americans to enlist in the military.

Not all Japanese-Americans were on board with Mr. Masaoka’s strategy. After the 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s leadership voted on a resolution endorsing military service, fights broke out at an internment camp in Manzanar, Calif. But Mr. Masaoka dismissed these protests, arguing “the most effective weapon” against Japanese-Americans being persecuted would be “a record of having fought valiantly for our country side by side with Americans of other racial extraction.”

Among the first to join the 442nd Regiment, Mr. Masaoka participated in one of the unit’s most daring episodes: the 1944 rescue of a battalion of Texans in the Vosges Mountains in eastern France, in which the regiment suffered about 800 casualties. The dead included Mr. Masaoka’s older brother Ben.

When the war was over, and with Japanese-American sacrifices on the battlefield still fresh, Mr. Masaoka believed there would never be a better time to demand equal treatment.

It is hard to imagine now, with Asians the fastest-growing racial group in America, bu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y were largely blocked from entering the country and prevented from becoming citizens after they arrived.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 had banned the immigration of Chinese laborers, and in 1924, Congress enacted a new set of ethnic quotas dreamed up by eugenicists aimed at maintaining their conception of America as a white and Anglo-Saxon nation. By designating some races as more desirable than others, the law sharply restricted Jewish and Italian immigration — and banned nearly all Asians.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a small group of Jewish lawmakers fought to abolish the quotas. In 1952, when Congress embarked on its most ambitious overhaul of the country’s immigration system in decades, they recognized their best opportunity in a generation.

Mr. Masaoka joined the fray, successfully lobbying to add a measure giving Asians the right to naturalize, and ending the nearly comprehensive ban on Asian immigration by allowing a small number to enter each year.

But defeating the overall quota system proved more difficult. Faced with a Red Scare climate at its zenith, lawmakers were wary of admitting Eastern and Southern European immigrants, whom they associated with radical political activity. And so to the dismay of Jewish leaders, lawmakers refused to abandon ethnic quotas giving preference to countries like Britain.

Nor were African-American leaders pleased. By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more than 250,000 black immigrants from the Caribbean had sett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mostly in New York City and Chicago, counted within the large quotas of their colonizers, the British, the French and the Dutch. But the 1952 bill aimed to cap this flow of immigrants at 100 a year from each of these European colonies.

Mr. Masaoka did not relish having the interests of Japanese-Americans pitted against those of other immigrants. But to secure gains for his community, he decided to abandon the other groups to support what became known as the McCarran-Walter Act.

Winning the right to naturalize was a watershed moment in Asian-American history. But the fight left others bitter. “It is impossible to compute the amount of harm which the 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and Masaoka caused to effective opposition to this legislation,” concluded an analysis conducted by the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

It would take another 13 years of pressure from Jewish lawmakers and activists and support from the Irish-Catholic Kennedy family before race-based quotas were finally abolished from the country’s immigration system. The success of the black civil rights movement also provided moral momentum for the cause. In 1965,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signed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at last abolishing the race-based quotas once and for all.

The 1965 law proved much more transformational for Asian-Americans than Mr. Masaoka’s 1952 effort, opening the gates to non-European immigration, especially from Asia, in numbers that this country had never seen before.

But Mr. Masaoka’s battle was not inconsequential. Once Asian immigrants became citizens, they were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law’s preference for keeping families together by bringing relatives living abroad to American shores. If Mr. Masaoka had not previously won Asians the right to naturalize, far fewer of them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in this country.

Yet because he decided to go it alone in his fight, Asian-Americans lost a precious opportunity to build allies across racial groups — a pattern that persists to this day. The recent attacks have exposed the fact that Asian-Americans remain dangerously isolated politically, estranged from one another and from potential allies.

This current spasm of racism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tenuous Asian-American community to come together as never before and demand true equality — for itself and for others. The battle cannot be won alone.

Jia Lynn Yang is a deputy national editor at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author of the forthcoming book “One Mighty and Irresistible Tide: The Epic Struggle Over American Immigration, 1924-1965,” from which this essay is adapted.

来源时间:2020/4/10   发布时间:20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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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与鹰为邻—全球疫期的生活随感

作者:吴国光  来源:硅谷人文

之一:邻里的小街(2020/03/29)

今天上午阳光灿烂,照例与内人在邻里走路—平日是下午走,周日则上午走。街上的人,比平常日子裡的周日还要多些,大约每走上四、五分钟总会远远遇上一个两个的—说是远远,因为老远看见有人从那边迎面来了,我们就换到马路另一边去。有时甚至会为了躲人而特意拐进旁边的小一些的街道。 

这一拐,就有一些新的发现:那都是平日裡走不到的街道,那里的房子、草坪、满树的花,也因此都是平日裡看不到的。如果在不熟悉的街道上连续走上那麽十来分钟,就不免会有恍然不知身在何地的感觉,身边的小街好似远方的某个旅游地,人生的新鲜感于是淡淡地飘散进春天的气息。


此地的邻里街道,设计有很多不通的小街道。为的是减少穿行的车辆,求其安静。这时当然必须一百八十度转弯。同一条小街,同几栋房子,换了个方向来走、来看,景观又自不同,也给人新鲜感。


人类历史也是这样,并不一定每一条路都是走得通的。有些路,人们走了许多年之后,才发现此路不通;有些路,拐也拐不回去—应该说,在人类历史上,不通的路,大都是拐不回去的,因为时间是一维的,一路走来的历史经历是不可能一笔勾销的。人类的进化, 因此有弯路,有歧路,有死胡同——多年前我读一本关于人类流传的种种神秘现象的历史,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方法论启示:许多后来视为神秘的东西,可能就是当年进化的一支走入了某个死胡同,灭绝在了那裡,后来发现其遗迹的人们,按那走通了进化之路的逻辑,就怎麽也理解不了那一现象了。


能灭绝一个部落、一个国家、一部分人类的东西,并不少;甚至,能够灭绝整个人类的东西,在人类已经具有了神一样的种种能力的今天,也还不仅存在,而且时时发威。当今这场大瘟疫即是一例。面对这样的危机,人们要努力生存下去,也要把真相记载下来。不然,索多玛的盐柱,就会成为不可索解的东西。“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裡的街上“(启 示录 11:8)—如果后人不知道 2010 年代的武汉、中国走的是怎样的路子,当他们用某 种科技手段发掘、还原并看到了这种景象的录影时,不就只能认为那是一种神秘现象吗? 

之二:孤独与清洁 (2020/03/30)

本周是这学期最后一周上课。当然,所有课程在两周前都已经改为网上进行了。学校裡的会议,能不开的都不开了,非开不可的也是线上举行。

我感觉,线上交流的效果不怎么好。吹牛吹了多少年的似乎无所不能的种种线上交流软 件,平时大家偶尔用用,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等真的要人人使用、完全依靠这些东西 了,就会发现还是容量有限、交流不便、缺陷很多。当然,这次全球疫情危机会给相关技术带来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和动力,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自 3 月 12 日之后,我已经18 天不出门—除了每天外出快走 50 分钟作为锻炼之外。我 平时走的速度是每分钟 143 步,8.5 分钟一公里。这段时间大多和内人一起走,速度慢一 些。她本来是每天和邻居女士去爬山;她们总是边走边聊,锻炼结合 social。我习惯独行,喜欢走的时候放飞思绪。唯一的苦恼是:50 分钟走下来,所浮现的关於写作的种种 想法,十年也写不完;一个星期走路所思,足够写上一辈子。

现在流行的social distancing,其实就是我平时的生活状态。不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现在这种social distancing 并不适用於线上,人们通过网络还是相互密切地联系着, 而我的线上 social 也很少。不用手机,不用社交媒体,上 Facebook 是唯一例外。 最近在想,是不是改变一下?还没有想好。全球疫情危机以来,上 Facebook 已经比过去频繁多了;也许那天就忽然破门而出了哈。

很多朋友都批评我不用手机,大学同学说“就你不上咱班同学的微信群,你去潜水也好嘛”。我总是说:容我再坚持几年。坚持什么呢?就是坚持这种自我隔离的生活方式。这 个世界太喧闹了!因此,它浮躁、浅薄、混乱、骯脏、虚荣、腐败。中国人尤其喧闹,离 开和别人之间的唧唧喳喳、推推搡搡、拥来挤去、咬三喝四,就会百无聊赖、无所事事、 失魂落魄、不知生趣。我非常、非常不喜欢这种状态。在我看来,一个喧闹的人,很难诚 实,更很难有智慧;一个喧闹的世界,必定是一个低劣的世界,也会是一个飞速堕落的世 界。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这种状态,只能自己躲开。

在我看来,这次大疫与那种以喧闹為特点的生活很有关系。不然,怎么需要 social distancing 来作為应对疫情的主要手段呢?可是,人们有没有在人生哲学层面对此做一些 反思呢?很多很多人,仍然害怕孤独到了病态的地步。他们不知道,当尼采在自传中开卷 自问“為什麼我这样智慧?”之后,他自己给出的答案就是:孤独与清洁。是的,孤独与清洁,这不也正是克制病毒的两大法宝吗?

我愿这样生活:孤独而清洁,如尼采所说:“与老鹰为邻,与白雪为邻,与太阳为邻”。


之三:全球大战,敌人是谁 (2020/03/31)

三月过去了。这是怎样的一个三月!表面的喧嚣看似退潮,人们心中的焦虑却在激烈翻涌;平静与动荡浑然一体,无力感与切身感两面互嵌。头上没有轰响的抱弹或轰炸机,身边却可能到处隐藏着病毒杀手;危险,但没有信号;致命,却不知何来、因何、為何、如何。藉著浩浩荡荡的全球化,一个无赖、一个懦夫、一个白痴,仅需要有权力干掉一个吹哨人,就可以把全部人类推到巨大的灾难之中。

不错,是全部人类 —不分黄白黑,无论亚欧美。在这个意义上,此前的所有被冠以 “世界”头衔的重大历史事件,相比之下都不过是部落事件、教区事件、或至多是地域事 件。张伦兄说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说得很好。不过,我却想说:也许不是吧?这应该是第一次全球大战。

最糟糕的是,人们不知道敌人是谁。是冠状病毒吗?以战争的眼光来看,病毒似乎更应被看作敌人的武器,而不是敌人本身。不同类的事物,难以构成敌对关系:颶风或地震都会使很多人丧命,但颶风或地震都不是人类的敌人;它们只是对人类有害的自然现象。你可以说,那是大自然的武器,以之来毁灭人类。可是,大自然也不是人类的敌人,毋寧说那是人类的母亲。这场史上第一次全球大战,对人类的攻击究竟来自何处?为什麼站在第一线的负有警卫人类的使命的哨兵早早就被干掉?为什麼不断出现军情的谎报而导致病毒的攻势节节得利挥师全球?这都是让人不能不深思的严峻问题。

我没有任何要往某种阴谋论上引导的企图。相反,我想说的是某种意在超越地缘政治的观点。说这不是世界大战而是全球大战,强调的就是:问题的症结,不在国与国之间,不在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在文明与文明之间,也不在人种与人种之间。歷史上的两次世界大 战,都发生在这些单位之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次大疫似不宜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是,这也并不是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战争,即:不是大自然要毁灭人类,当然也不是人类要毁灭大自然。那么,人们究竟是在和什么东西作战?我要提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这无关阴谋论;它关乎本体论。就是说:人类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与人类生命本身在本体意义上互不相容的吗?如果有,那就是人类的敌人,也就是这场全球大战的敌人。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寻求答案的思路与逻辑——应该只是很模糊的思路、很初级的逻辑, 所以由之我还难以找到答案。

也许应该深入一些,继续思考下去。

[作者介绍] 吴国光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来源时间:2020/4/10   发布时间:20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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