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慕峰  来源：太阳照常升起

最近不少公众号都被各自的读者提了要求，希望谈谈对方方《武汉日记》海外出版的看法。还有公众号的作者，由于前期支持过方方的日记，看到海外出版的消息后，纷纷反水，表明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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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我的书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易中天等：站在方方这一边，就是站在“人”这一边

本号的读者好像对方方日记没什么兴趣，没提任何写作要求，挺好。有些话题吵来吵去，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闲来无事当戏看就行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留给更重要的事。今天写这篇，跳出方方日记本身，从另一个视角给一些解读。

方方日记的绝大部分，我在疫情期间都读了。在疫情封城期间，方方日记批评了地方抗疫的部分做法，有些批评，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并非唯一的声音。有些日记内容被认为失实，有些读者认为方方足不出户，仅依据两三位朋友的转述就发表自己的看法，有失公允。网络上还出现了对方方家庭隐私的曝光和人身攻击的言辞，方方也很有战斗精神的斥之为极左。

当然最有意思的，是一众支持方方日记、反对人身攻击的作者和读者，在得知方方日记将以英文、德文出版后，立马认为方方对不起他们的支持了。于是前期支持而后来反对者，开始寻找自己的感受从何而来，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以使自己的内心得以平抚。但我读了一些对方方180度转向的文章后，觉得许多作者并没有为他们的读者找到足够的先支持后反对的理由。主要争议在于，为什么方方日记在国内发表大家就能接受，而海外出版就不能接受呢？于是新的论争又集中于海外出版的合理性问题。

反思者提出，方方日记海外版的简介污名化了中国；方方立马回应自己并不知晓，后期会过目修改。反思者和质疑者提出，译者可能是反华人士；方方立马回应，“翻译白睿文先生，一向对中国友善”。反思者提出，方方日记大多是负面的内容，海外出版不利中国形象；方方反驳，日记也“写了方舱医院，写了下沉干部，更写了医护人员、志愿者、建设者们是如何努力的，以及武汉九百万市民是如何坚守的”，如果海外别有用心的利用，那无论出版什么，都会刻意利用，“难道因为有人利用我们就不出书了”？方方的支持者们更提出，难道鲁迅的《狂人日记》当年译成日文，鲁迅也罪大恶极？

我感觉，前期支持方方，因海外出版又质疑方方的人们，目前在情感上有些可怜，因为他们难受，却说不清为什么难受，他们去批评方方，却又迎来方方和支持者们一堆看似很有逻辑的回应，这又加重了他们的难受。忽左忽右者，一边继续批评海外出版，一边给自己找台阶下，认为这就是中国多元化的代价。

为什么那么多人在一开始支持方方每日一记，现在又集体反对海外出版？我的解释很简单，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疫情记录根本不可能在海外出版，方方却因作家身份与欧美译者建立的联系，使得能有海外人士替她张罗翻译、出版、推广，所以方方日记虽然在国内也算一个“不同的声音”，但国内各种“不同的声音”却不能平等的传播到西方世界，反而因为仅有方方日记的海外出版，使得西方只能获得来自中国的“一种声音”。换言之，先期支持方而后反对方方者，其实是不甘于为什么在海外只有方方“这一种声音”。

正是因为不少国人意识到方方日记在很大程度上将代表中国（因为大家判断基本不会有其他海外出版物），所以这本“私人”日记，在许多人看来，具有了“公”的效果。冲突就此展开。方方认为这就是私人记录，每个人都在记录时代，为什么要对她苛求？方方的支持者们也会表示，这是个体的言论自由，凭什么你们能说，方方就不能说？更进一步的想说而没说的是，“你们也可以在海外出版啊”。但很多国人认为（其实也是事实），恐怕这整个COVID-19疫情，也只有方方日记而不会有任何其他中国人的日记在海外出版了。没有逻辑的人会讲，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乔木日记也可以在中国出版啊！笑话，那能一样吗？很多人内心真正质疑的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个话题下，国内都能有“不同的声音”，而在海外却“只有一种声音”。说好的“不同的声音”呢？

前期支持而后来反对方方的人们，大体上是有理的。他们内心大概认为，正是由于只有方方的日记可能被海外出版，因此这份日记应当更加客观、公允的展现中国的抗疫实情，应当展现中国抗疫的方方面面，而不应当以批评为主，偏向暗色调。持有这种观点的，很多都是年轻人，尤其是，在海外有学习和生活经历，或者每天都能比上一代人更多阅读到欧美一手信息的年轻人。

不少方方的支持者认为，批评就是批评，只要是批评，无论是中文、英文、德文，都是一样的。他们可能认为，不让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是“家丑不可外扬”这种封建传统在作祟，并非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需要的。他们还可能认为，欧美国家的媒体、民众每天都能批评自己的政府、社会，这是现代文明的进步表现，所以中国的作家，为什么不能批评本国呢？所以方方的支持者们提出，“难道一本日记，就能摧毁一个国家的自信吗？”那许多人质疑方方日记海外出版，真的只是在担心“家丑外扬”吗？真的只是在反感批评自身吗？

这个话题进行到上述阶段，就已经完全错位了。国内当然有部分人会很担心“家丑外扬”，这部分人不在本号关心之列。本号关心的，是那部分既能勇于批评国内的负面，又能在现实中付出、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又远远超过方方这一代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担心和反感的，不是批评本国或者将批评本国的著作在海外出版，他们担心和反感的，是为什么在海外舆论中，批评中国的声音是主流，而中国能在海外有言论权的个体（比如方方女士），却没有努力尝试为海外提供一些“不同的声音”呢？反过来，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多少有足够影响力的人替中国在西方讲好话，却有那么多在中国有影响力的人替西方在中国讲好话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知识分子乐于将西方著作和各种声音传播到中国，却没有几个中国或者西方知识分子愿意将中国的著作和声音传播到西方呢？换言之，为什么会出现许多人今天所谓的，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要远远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呢？

我想最简单的回答，是关于获取信息的渠道和传播信息的可能。读者不妨分别在Amazon的美国和德国网站分别检索关于“China”的图书，看一看列表显示的书籍，对中国存有偏见的著作所占比例。以我的观察而言，在Amazon英文近期热销书籍中，关于中国的著作，有相当比例都存在对中国的敌视。

在Amazon美国站默认的检索首页结果中，一共有14本书籍，对中国描述较为客观或者正面的，只有4本，包括：1、基辛格在多年前出版的经典著作Henry Kissinger On China；2、新加坡马凯硕刚刚出版的Has China Won？3、李开复等著AI Superpowers；4、John Keay在2011年出版的China: A History（并未读过此本著作，所以其实也不确定作者对中国的态度，但从介绍和推荐看，作者在中国史上花了精力）。还有1本，是健康类著作。除了这5本著作以外，其余10本都是很明显对中国存在偏见的著作，我的基本认识是，这些有明显偏见的著作基本也是肤浅而无深度的。Best Seller是Michael Pillsbury那本“著名的”Hundred-Year Marathon，其他的不列举了，读者可以自行检索。所以，一个普通美国人想了解China，他们目前被默认推荐的，就是上述。

反过来，在Amazon中国站上，检索关键词“美国”，首页默认的书籍是哪些呢？除因华为事件而热卖的《美国陷阱》外，其余12本书，都是正面或无偏见且有深度的（一本育儿宝典除外），无论是小说还是政治经济类著作。

Amazon德国站是比较有趣的，检索关键词“China”，首页默认的书籍14本，从亚洲和丝绸之路来谈中国的著作有5本，将中国喻为强国来讨论中国与欧洲关系的著作有6本，有1本是专门谈深圳的（《深圳——明天的全球经济》），还有1本题译为《中国的老板：我们未知的竞争对手》，以及1本历史著作《中国衰落与崛起》。总体来讲，这些德文著作没有上述英文著作那么具有偏见，不少是在认真思考中国对欧洲带来的影响。

以上只是最简单的比较，很不全面。但这一比较告诉我们，不同国家的人们，通过书籍去了解其他国家时，其实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对欧美而言，先发国家的人们，去了解一个后发国家，他们绝大多数不可能去阅读现成的大量中文资料，而只能通过欧美的作者和译者去了解，巴别塔在这个时代仍然存在。不但书籍如此，新闻媒体也是如此，绝大多数欧美人士，只能从欧美媒体去获取关于中国的日常信息。所以西方了解中国的渠道，其实是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也就是极少数的学者（作者）、译者和媒体人（我将他们称之为“中间人”），他们决定了非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应当以怎样一种方式呈现。尽管互联网突破了以往的局限，但能被西方普通人见到的另一个中国，也不是中国人日常的中国，而是诸如李子柒视频中那个互联网上的极具个人色彩的“中国”。但相反的是，不但最普通的中国人可以接触到大量西方文明载体（影视剧、译著、互联网信息），相当一部分年轻的中国人也可以经常性的阅读英语著作，以及欧美媒体和自媒体的信息。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东方和西方，究竟哪一边更开放，哪一边更封闭呢？难道不是因为东亚国家积极的接纳了西方文明并将其融入自身，才使得东亚诸国在短短数十年内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吗？难道不是因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才使得欧美先发诸国将自身屏蔽在其他文明之外而渐趋式微的吗？难道此次疫情中，西方忽视东方的信息和做法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不也是一个证据吗？

方方提到，武汉日记的英文封面征求过她的意见，但因为她不懂英文，所以没想到标题会改动。我想，作为一个出生于1955年且不懂英文的中国作家，无论她曾经花过多少精力去关注过中国的普通人，她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去了解和理解那个她都看不懂别人语言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量的年轻人既要在先前支持方方，又在后来反对方方，因为他们真正知道，“不同的声音”在全球与在国内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方方能够在西方代表中国人吗？完全不能。她其实连她那个时代的人都代表不了。当然方方会说她根本就没想代表谁，她只想代表她自己。但其实方方在忽视一个事实，她今天恰恰是在海外有话语权的极少数的中国人之一，而她由于语言上的无知，显然不知道她那些“不同的声音”，其实正是英语世界长期以来“没有什么不同的声音”。她也无法理解，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不但需要得到国内的尊严，同时也需要得到国际的尊严，因为今天的中国既不是20世纪的苏东，也不是1960年代或1980年代的中国。

为什么今天对外有话语权的人是方方这样的？因为历史，因为时代。我们何尝不希望今天对外有话语权的中国人，是学贯中西的辜鸿铭、陈寅恪、钱钟书们，如果他们还在，还需要什么“中间人”呢？但时代留给这一代的，恰好只有方方们。不要认为大多数年轻人无知到陷入极左境地，在疫情期间支持方方的大多数也是年轻人。也不要认为年轻人反对方方是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他们之中有相当部分其实是在不满于上一代的无知与自私。说到底，没有从个体角度对时代加以反思的，并不是年轻一代，反而正是方方一代。当方方自豪的讲，她算是吐出时代脏物那些人中的一员时，她仿佛也在自豪于，是西方的理念成为了她的药引。但方方仿佛不知，曾经不少批判计划阵营的欧美知识分子，其实后来也坚定的批判了欧美本身。所以当方方们只吐出一种脏物，而吐不出另一种时，在今天这个时代，只能将自己的靶点对准那些言辞出格的“极左”，而对那些需要更加持正公允的要求，她只能回复：这是我的日记，我想怎样就怎样。是的，谁让你在西方有话语权呢，年轻人又能拿你怎样呢？只是，生于反右、长于文革的方方们，属于他们的时代会很快过去。花时间跟他们争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前几天，我与一些学者讨论中西方文明“中间人”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曾经作为东西方沟通渠道的许多重要人物，已经老去，而新时代的中间人还没有出现。一位很资深的美籍华裔学者对我讲：中国研究在美国后继无人。这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此前很多次在文章中提到，1980年代的日本，同样是因为日本制造业的发达、影响了欧美经济，被欧美舆论所敌视。日本作为外向型经济体，高度依赖海外市场，因此必须改善国际形象。日本的做法是，邀请一批在欧美有足够影响力的人士，去中立的书写日本的经济和社会。仅傅高义就出版过Japan As No.1，Janpan’s New Middle Class等极具可读性的普及著作。这些精通东西方文化的学者，本身也是多元主义者，他们认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往的价值和意义。美国普通人对中国1980年代后的初步了解，也是依靠基辛格、傅高义等人的著作去起步实现的。这些重要的中间人，如今已垂垂老矣，在欧美年轻一代中，缺乏足够的影响力。而对中国仍然抱持善意的Ray Dalio、Bill Gates等人，却因自身是经济上占优势者，而美国又处于贫富差距悬殊、国内民粹情绪高涨的阶段，既不讨政客的好，也不讨年轻人的好。换言之，中国今时今日的国际舆论处境，其实比日本1980年代更为艰难。

要真正改变这一切，并非朝夕之功。我们今天有许多在欧美的留学生，在海外也有许多华裔。但他们之中有几人能够达到民国初年那些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学者水平呢？这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困境。自信不是口号，必须要有载体，这些载体需要有人去“翻译”和“发现”，不仅是接纳舶来，更需要穿透历史。正如西方学届不断从古希腊、古罗马穿透至今，将西方文明的历史感归于每个个体；正如日本学界自引入兰学开始去改造受中华文明影响至深的日本，并在战后美占期就开始通过挖掘战国文化去塑造日本个体的历史归属感；中国也必须经历这个过程，也就是通过对数千年文明的重新“翻译”和“发现”，去穿透历史，寻找根脉。这在今天不仅是中国自身需要做的，也是整个时代的催促。

中美之间的争执，东方与西方关系的演变，长期而复杂，我们以后会继续论述。在此特别想对年轻读者讲的是，在这个大时代，比前几代人更幸运的是，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去将这个文明的历史与现实加以贯穿，第一次真正有机会从全球的视角去看待这片土地和这个文明，也是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去横向比较不同文明间差异的长期影响。

所以，为什么你还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去讨论“方方日记”呢？

以上。

小山：方方谈武汉日记：温和却引发仇恨 让人害怕（RFI，2020年4月11日）

中国作家方方在武汉封城期间撰写的日记8月将在美国出版，引发环球时报在内一批人士攻击。方方今天回应，这样温和的纪录，都不能包容，都要引发这么多人的仇恨，这会让无数人感到害怕。方方强调，她所写的都是真实的，没有谣言。方方说，自己不只写下悲伤和究责的内容，也写了疫情是怎样得到有力控制，并写到医护人员、志工、外地来武汉协助的基层干部等，“这些人如果看了我的日记，会明明白白地看到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方方质疑，现在中国的网管技术很高，却放任这两个月来网络上大规模对她的辱骂造谣，“今天还看到有人要组队来武汉杀我的资讯，我是没有办法应对的。但是，我很想知道他们的后台到底是什么人。”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方方谈武汉日记：温和却引发仇恨，让人害怕。

中国微信公众号“学人Scholar”今天刊出对方方的专访，针对日记出版是否有“预谋”、日记中对武汉肺炎疫情的相关负面书写是否会“被境外势力利用”、中国国内是否会出版等，方方都细说分明。

据方方说，英文版和德文版并非事先约稿，出书就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她从大年初一（1月25日）那天上新浪微博开始记录封城下的武汉。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天天记，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像是她的微博被封禁，又遭遇极左势力的网络攻击，“让我产生一种我偏要记的想法”。方方的小说译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在2月17日时与她联系，表达想要翻译这些在网上发表的封城日记，当时方方表示，暂时没有出书的想法。到了2月底，有很多国内外出版社联系她，于是她知会了白睿文，并在3月初将全球版权授权给了代理人。

该报道说，方方决定，无论是中英文版，都会把这本书的所有稿费捐出来，帮助一些应该帮助的人。白睿文和版权代理人也都表示会捐出一些来帮助武汉人，“不要把人们都想像成坏人。不要觉得在国外出书就是卖国。这种想法很幼稚”。原本国内也有10几家出版社想出版这些日记，但是方方说，少数极左人士不断叫骂，“目前所有国内出版社都不敢出了”。

该报道说，书籍正式出版，内容将会有细微修订，但方方强调，她所写的都是真实的，没有谣言。

方方说，中国作家在海外出版作品是很正常的事，作者都愿意自己的作品能有更多人读到；英文版8月出版也是很正常的时间，因为这些内容只有大约13万字；只是国外有预售，这点和中国的出版过程不同。

方方日记写下了疫情下武汉人无奈和悲情的一面，也不断要求追责。当前有舆论炒作，这样的内容放到国外可能会被境外有心人士利用，是“缺乏大局观”的表现，是“为境外势力提供弹药”。

方方对此回应，既然是刻意利用，“你出什么书他都会利用是不是？难道因为有人利用我们就不出书了？什么时候中国人这么怕外国人的？”并称认为此事有“阴谋论”的人，比较适合去写小说。

方方说，近来对她的一波波攻击是有人绑架国家利益对她要胁，“而我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我的书只会给国家以帮助”。

该报道指，方方说，自己不只写下悲伤和究责的内容，也写了疫情是怎样得到有力控制，并写到医护人员、志工、外地来武汉协助的基层干部等，“这些人如果看了我的日记，会明明白白地看到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

方方说，这样温和的纪录，都不能包容，都要引发这么多人的仇恨，这会让无数人感到害怕，“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援我？因为我的言论尺度，是一般人们都会有的言论尺度，如果连我都不能容，人人都会害怕”，她并指“现在网络上几乎跟文革时差不多了”。

方方质疑，现在中国的网管技术很高，却放任这两个月来网络上大规模对她的辱骂造谣，“今天还看到有人要组队来武汉杀我的资讯，我是没有办法应对的。但是，我很想知道他们的后台到底是什么人。”

中央社说，中国外围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8日撰文表示，方方日记拿到美国和西方去扩散，“它不会是一般的纪实文学交流，它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并称中国人将会“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

该报道称，支持和反对方方的网友近期在网络上吵得不可开交，今天刊出的专访文章表示，必须要自己读过这60篇日记，不要人云亦云，用自己的理智、从常识出发，独立思考，这可能是弥合社会之间巨大裂缝的唯一方法。
【方方（1955年5月11日－），本名汪芳，祖籍江西省彭泽县，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成长于湖北省武汉市，中国当代女作家，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省文学创作系列高评委会主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文学创作一级作家职称，曾任《今日名流》杂志总编辑。 方方主要作有《风景》《软埋》等作品，获得过百花奖等奖项。】

来源时间：2020/4/11   发布时间：202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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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视线君  来源：新视线周刊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因确诊后病情恶化，已转入ICU。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正得到一步步改善，如今可以起身坐着了，可以与人进行交谈了。

然而，为什么欧美国家的一些政要频频被感染，被确诊呢？因为他们除了是政要外，还是一位普通公民。他们真正与民众在一起。

这是英国首相曾前去便利店的一个视频，他自己掏钱买单，他骑着普通的自行车，他与普通民众在一起。他配合着与民众合影，完全没有领导人的架子。

关键的是，英国民众并不怕他。

约翰逊作为英国首相，还曾来北京和市民一起乘坐地铁，向普通市民交换名片，了解真实的北京。

当北京市民知道他身份后，吓得起身让他坐下。他却感到极大意外：“我真不习惯，这么多人还站着，我却坐下了。”他拒绝了让座。

他对中国民众有着极大善意。

然而，无数的中国民众昨天却在庆祝他病情恶化。把灾难当作一场庆祝会，把英国首相的病痛当作谈笑，进行了一番庆祝。

昨天，新浪微博有一条“英国首相病情恶化转入进ICU”的报道消息，点赞数达到了四十多万，留言极为不堪，大部分是幸灾乐祸。

四十多万人为这一场悲哀的事情进行了点赞。当达到43.4万次赞时，这微博的点赞功能就被取消了。也许，连新浪微博对这幸灾乐祸也感到羞耻。

同样是人，我们怎么能为他人的苦难点赞，庆祝呢？英国如今的确诊病例已达到60733例，死亡数也快接近万人了。

连英国首相也惨遭病痛折磨，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感染，我们都是受害者。

那些幸灾乐祸的狭隘民族主义者，进行了反人类行为。这就是以人为本，这就有什么人道可言呢？

一群无知的、被洗脑的人正对此次灾难中的受害者们的苦难进行庆祝，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这群人同样也是受害者，但，他们却始终不明白真正的被害者们是谁。

此次灾难已经波及全球，造成了一场场惨烈的苦难，而中国也尚未完全控制疫情，某些人却开着一场场场的庆祝会，他们到底在庆祝什么?四十多万人为这惨烈的苦难点赞，绝对是反人类的行为。希望能够停止这样的行为，因为我们都是人。

来源时间：2020/4/11   发布时间：2020/4/11

旧文章ID：21275

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歌手麦当娜3月22日在她的Instagram和推特账号晒出视频，片中她赤裸裸地坐在洒满玫瑰花瓣的乳白色浴水中，告诉她的粉丝新冠病毒是社会“绝佳的平等器”：“新冠病毒不管你有多富裕，你有多出名，你有多有趣，你有多聪明，住哪里，多大年龄，你能讲出什么惊人的故事。”
　　尽管麦当娜认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如果船下沉，我们都会一起下沉”。但一个粉丝写道：“对不起，我的女王，我如此爱你，但我们并不平等。我们可以死于相同的疾病，但穷人将遭受最大的痛苦，不要把这场悲剧浪漫化。”
　　美国疫情爆发一个多月以来，已经穷于应付、狼狈不堪，目前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追踪网的数据，确诊人数逼近45万，居世界之冠，因此引发了关于美国体制的辩论。一个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又崇尚个人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战胜无孔不入的病毒吗？
　　民主体制效率低？
　　一旦新冠病毒登陆之后，目前有一种刻板印象，民主国家缺乏效率应对，但事实证明，韩国和台湾的民主机制本身并不意味着防疫效率的缺失。
　　韩国从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症学到了教训，了解到检测对于控制新兴传染病源至关重要，也加强了医院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此后颁布的法律赋予政府权力，可以针对测试呈阳性的人收集手机、信用卡和其他数据，以重建他们的近期活动轨迹，然后把去除了个人标识的信息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共享，从而使其他人可以确定他们是否曾经曝露在有病毒的人或环境面前。
　　新冠病毒在武汉出现后，韩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鼓励开发测试，并与诊断品制造商合作开发商业测试试剂盒。第一次测试于2月7日获得批准时，韩国只有少数病例，但测试盒已经分发给区域卫生中心。11天后，一名61岁的女性（称为“病例31”）测试呈阳性，借着追踪这名超级传染者的足迹，韩国在12天发现了2900多个新病例，其中绝大多数是新天地教会成员。
　　到3月17日为止韩国已经对27万人进行了测试，每百万居民中有5200多次测试；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当时美国对每100万居民只有74次测试。
　　武汉疫情爆发之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1月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说，由于海峡两岸之间的距离和交通联系紧密，台湾是中国大陆以外最危险的地区之一，但最近CNN称赞“台湾有全球面对新冠病毒最好的对策之一”。
　　台湾拥有世界一流的全民健保医疗体系，在去年12月31日即开始筛查从武汉抵台的旅客。在农历新年前夕，当中国大陆疫情告急，SARS之后成立的台湾卫生指挥中心的官员迅速采取行动，应对潜在威胁。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在3月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台湾在头五周内迅速制定并实施了至少124个行动项目清单，这些政策和行动不限于边界控制，当时其他国家和地区仍在辩论是否采取行动。
　　这些早期的决定性措施中，包括禁止到中国大陆许多地方旅行，停止在港口停靠游轮，以及对任何被发现违反家庭隔离令的人实行严厉惩罚。在口罩严重短缺后，政府征收口罩，统一分配限购，并增加了口罩的生产，包括在春节期间从德国引进口罩机器。
　　台湾卫生指挥中心在民间有很高的公信度和支持度，每天实时公布疫情实况，包括每一个确诊病例传染源的追踪，每晚的众多政论节目讨论各种传染源的情况，显示民众的高度关注。政府还在全岛范围内开展了新冠病毒检测，包括对以前患有无法解释的肺炎的人进行了重新检测，并宣布了对传播病毒的虚假信息的新处罚。
　　最近CNN主播法里德•扎卡利亚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写道：怪罪特朗普很容易，总统从一开始就无能。但美国抗疫惨败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事，数十年来，美国政府缺乏资金，独立机构政治化，迷恋地方控制，贬低政府工作人员和官员，美国人正在为此付出严重的代价。
　　扎卡利亚认为最近的几十年中，美国政府背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创建的现代、精简和高效的现代的联邦机构，政府功能失调越来越严重。在1950年代，联邦文职雇员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超过5％；如今美国尽管人口增加了一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七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但联邦雇员已降至2％以下。
　　联邦机构人手不足，但负担重重，法规繁多，政治授权和规则政治化，官员几乎没有权力和酌处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繁琐的规则和官僚主义即为显例。在约翰•肯尼迪任期，内阁部门拥有17个“层级”；到特朗普上任时，已经达到了惊人的71个层级。
　　扎卡利亚认为这不是个别党派的问题，两个政党都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贡献，使联邦政府成为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杂志更是直言不讳：“美国力量已死”。华盛顿的专业知识声誉一直是其力量的最大来源之一，但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永远结束了这个力量。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的巨大影响力建立在三个支柱上。首先是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结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经济体，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第二个支柱是一系列盟友的支持。即使不完全同意华盛顿的看法，但许多国家都认为它们从美国领导中受益，通常愿意与美国保持一致。
　　第三个支柱是对美国能力的广泛信心。当其他国家认识到美国的实力，支持美国的目标并相信美国官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他们更有可能效仿美国的领导。反之，如果他们怀疑其力量、智慧或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那么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必然会受到侵蚀。
　　沃尔特指出，“特朗普完善了谎言的艺术，同时逐步清除了对具有真正专业知识的人的管理，转而依靠B级黑客、马屁精和不合格的女婿。当突然面临需要成年领导才能的复杂问题时，特朗普不可避免地会处理不当，然后推卸责任。这是美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格失败，而且出现在最糟的时刻。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人感到非常惊讶。”
　　根据沃特的分析，问题的一部分是来自美国极为有利的历史的傲慢。迄今为止，它一直是现代世界中最幸运的国家，美国人开始认为成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需要获得、培养和保护的东西。
　　这个“美国例外”的心态，使得美国人尽管接收到了所有的警告信号，但由于自满情绪，一些美国人愿意为完全未受过考验的领导人赌博。
　　沃尔特将美国能力衰退的深层原因归诸于整个文化导向的转变。美国社会放宽了标准，并拒绝追究责任，这反映在大学教育上，近年来美国大学盛行“分数膨胀”，教授几乎没有动机来判断糟糕的作业，与真正的学习成绩相比，对运动球队的关注更多。最近的大学招生丑闻暴露了某些父母无所不用其极地想办法把不合格的孩子送入名校，但大学在为校友子女和主要捐款人的子嗣提供“传承录取”上，也显示了同样的对标准的懈怠。
　　这种情况可以解决吗？沃尔特认为，文化腐烂不能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来解决，唯一的希望是，当前的危机能使足够多的美国人想起，在关键的领导职位上拥有能干和可靠的人确实很重要，对腐败、裙带关系或纯粹的无能承担更多的责任，对于有效的公共政策至关重要。
　　另外，我认为民主机制很重要的防卫线是媒体，作为监督政府、挖掘真相的重要势力，但很多美国自由派媒体现在成为与特朗普对干的势力，一开口便开始进行人身攻击，无济于事。在武汉疫情爆发之际，特朗普弹劾案霸屏美国媒体，对于病毒的报道则不到位。
　　联邦与各州分治
　　特朗普采用的各州各自为政的抗疫策略，反映出传统的联邦制方法避免对各州强加一致的国家标准。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有分治的传统，不能像集权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批评特朗普的人认为，联邦政府借着让州政府各自抢夺资源，拒绝对呼吸机、口罩和其他关键医护用品的短缺承担任何责任。
　　美国抗疫的另一大挑战是，像9•11恐袭之后，美国人的应对方式是不要受到恐怖分子逼迫而不敢上街，反而要更勇敢地外出生活，然而这种态度在无孔不入的病毒面前，反而引起反效果。但在缺乏联邦政府统一指令的情况下，许多地区的美国人任性地“勇敢外出生活”来实践“美国精神”。
　　当特朗普在3月29日表示可能对纽约、新泽西州和部分康涅狄格州的重灾区实施隔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时，这立马掀起舆论大波，许多评论员指出此举将会“违宪”，因为联邦政府没有权力限制州民的行动。后来特朗普改变主意，改由疾控中心向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发出“强力旅行警告”，而不是进行隔离。
　　武汉式的封城既然不可行，“应收尽收”把轻症和接触感染源的人强制集中隔离，在美国，社会可预期反弹太大，几乎难以想象。
　　同样地，目前美国50州中还有9州没有颁布任何形式的“居家令”。但全国封锁对疫情专家来说虽然是有效之策，在法律上却可能行不通。
　　纽约大学法学院自由与国家安全计划联合主任伊丽莎白•戈汀对媒体表示，美国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强迫每个人都留在家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教授詹姆斯•霍奇说：“我认为这样做会在司法上立即受到挑战。”
　　MSNBC电视网的主播问：没有联邦政府的领导，逼迫各州各自为政，甚至彼此倾轧、竞争物资，就像明明同在一个游泳池，不准一些人在里面撒尿，却允许另一些人撒尿。
　　让市场决定谁可以高价搞定呼吸器？
　　身处世界和美国的疫情中心，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先是埋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派送400名呼吸机到纽约州，他问：“400台呼吸机？我需要3万台！”
　　纽约卫生部官员估计，冠状病毒爆发的“顶点”将在大约7到21天的时间内袭击纽约州，届时纽约将需要多达4万台呼吸机。
　　科莫描述各州竞标的怪象：“看一下我们陷入的奇怪局面：每个州都有自己的采购，因此纽约州的采购，加利福尼亚的采购，伊利诺伊州的采购，我们都试图购买相同的商品，这就像与其他50州一起在eBay上竞标呼吸机一样，效率低下。”
　　更添乱的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介入，也开始与50州竞标，反而推高了价格。科莫认为应该是联邦政府同意采购代理，购买所有东西，然后根据需要分配给各州。鉴于全国范围内的短缺，科莫认为特朗普政府唯一的选择是进行全国部署，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转移资源。由于纽约疫情将领先于其他各州达到高峰，科莫个人担保说，在纽约疫情暴发之后，纽约州可以帮助“将资源转移到受影响最大的下一个疫情热点”。
　　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在4月2日的白宫新闻会上表示，州政府不应该指望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使用“我们的”联邦紧急医疗设备储备，而应该先自己设法解决供应问题。之前反对派人士已经质疑没有公共卫生和医疗背景的库什纳，如何成为“暗箱”操作私人企业搜购紧急医疗物资的“影武者”，这番“我们的储备”言论顿时引起政界和舆论炸锅反应。
　　虽然联邦政府面对嗷嗷待哺的50州的各自需要很难取舍，但库什纳的言论似乎直接抵触了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运营的“国家战略储备”的目的。隔天早上“国家战略储备”的官网对库存的描述是：“美国最大的用于紧急情况严重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救生药品和医疗用品供应。当州、地方、部落和领土要求联邦援助以支持他们的响应救难工作时，库存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最需要的人获得正确的药品和物资，包含足够的物资以同时应对多个大规模紧急情况。”到了下午，原文已经被替换为强调联邦库存是各州自己的物资之后的临时备胎：“国家战略储备的作用是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补充州和地方的物资。许多州也储备了产品。联邦储备中的物资、药品和救生设备，可用于当无法立即提供足够数量的这些州和地方物资时，作为短期权宜之计。”
　　资本主义市场本来就不是对付灾情危机的适当工具。由国会通过、特朗普签署的2万亿美元纾困计划难道不是国家机器的行动？为什么在拯救人命上不能够总动员？目前特朗普政府只以新冠病毒为由在3月底和4月初引用《联邦国防生产法》两次：命令通用汽车制造呼吸机和禁止3M外销口罩和医护用品，这期间失去了大量宝贵的时间。
　　隐私与个人主义
　　美国抗疫的挑战也涉及多种层面，包括缺乏戴口罩的文化，缺乏经由SARS和其他重大流行病冲击的“忧患意识”。同时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也经常与公共卫生的目标冲突。
　　比方说，1月下旬美国首例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出现在西雅图的时候，当地的传染病专家海伦•朱（音译）博士想要知道这个病患是否感染了其他人，病毒是否已经潜伏在其他社区并在传播。
　　几个月来，作为针对流感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朱博士和一组研究人员一直在西雅图普吉特海湾地区出现症状的居民中收集鼻拭子。她想要将测试用于监测新冠病毒，但州和联邦官员都反复拒绝了这个想法。到2月25日，朱博士和同事们终于忍不住了，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新冠病毒测试。
　　研究室的发现显示，有一个没有旅行史的当地少年确诊为阳性，证实了他们最大的恐惧，就是新冠病毒已经在美国国土上出现社区传染。
　　另外一个本土感染的病例是一名加州患者于2月19日被转移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中心，尽管医院提出了要求，但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直到四天后才核准对新冠病毒进行测试，检测结果呈阳性。测试的延迟同样延迟了对传染源和密切接触者的跟踪。
　　当硅谷在1月下旬发现第一例冠状病毒时，当地卫生官员面临一系列问题：患者居住在哪个城市？曾与谁联系？在确诊之前曾去过哪家诊所？
　　但圣克拉拉县首席卫生官萨拉•科迪博士拒绝透露细节，基于个人隐私考虑，不会提供有关病人在哪里求诊的信息。其他医学专家认为，公众应该有权知道住家和工作地点附近是否已检测到病毒，以便采取更多措施避免接触，同时这样的资讯有助于研究人员获得分析疫情的数据，而美国支离破碎的医疗系统更妨碍了防疫所需要的信息流。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密切跟踪了新冠病毒在武汉的扩散，早在1月就警告特朗普新冠病毒即将爆发大流行，虽然没有预测病毒何时将传播到美国，但政府中的许多其他人却感到预警的严重性。然而他们根本无法让特朗普对此采取任何行动，在公开场合特朗普持续淡化病毒的风险，并坚称美国已做好应对病毒爆发的充分准备。
　　同时，美国疾控中心一开始把全国的检测权力揽在自己手里，当疾控中心自己开发的检测盒出问题后，美国的检测系统便在停滞中制造了错误的少确诊假象。
　　种族、移民和低收入
　　眼睁睁看着纽约疫情狂飙，特朗普政府慌乱无序的抗疫行动，让人不禁怀疑是否他不在乎，因为疫情最惨重的地区仍然是充满移民和少数种族的穷人区。作为目前灾情中心的纽约市，华尔街精英纷纷逃往长岛的乡间别墅，但“资本”逃离“劳动力”前往“高地”避难难以长久。
　　目前有迹象显示，到4月6日为止，长岛300万人口中的确诊率（0.96%）远超过曼哈顿（0.52%），而且还在急速增加，即将成为下一个疫情热点。长岛多是宽敞、带户外空间的独户住宅，却有这样高的确诊率，同时公共卫生组织担心当地的医疗设施不及曼哈顿。
　　根据纽约市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到4月4日为止，纽约市有6万多例病例，至少2254人死亡。纽约市五个行政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皇后区有超过2万人确诊，每10万人中有820病例，而曼哈顿地区每10万人中有469例。
　　纽约市的低收入社区受新冠病毒的打击最重。布鲁克林区、皇后区和布朗克斯区的部分地区是疫情重灾区，这些重灾区是有色种族和移民聚集的低收入社区，而曼哈顿的大多数白人和上流社区的病例相对较少。
　　这些社区通常居住环境拥挤，居民从事的行业很多没有办法远程工作，如超市收银员、送货员或是公共运输服务员，并且移民可能担心影响移民身份资格，或因缺乏医疗保险而延误或拒绝求诊，这使移民成为最不能够自我隔离并寻求医疗保健的群体。美国政府最近推出政策照顾没有医疗保险的病患，并强调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治疗不会影响移民身份，但能否改变这个群体的行为还未知。
　　同时，美国多处出现病毒在黑人社区中的传播速度加快的情况。世代相传的环境，经济和政治因素加剧了黑人的慢性病风险，使肺部和免疫系统脆弱，这些基础病包括哮喘、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在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黑人的预期寿命比白人平均要短14年。
　　到4月3日为止，密尔沃基的黑人占当地945病例的近一半，27例死亡中的81％是黑人，而黑人仅占人口的26％。
　　密歇根州的人口14％是黑人，到4月3日上午为止，黑人占当地病例的35％，死亡人数的40％。底特律大多数居民都是黑人，已经成为一个死亡人数高的热点地区。另一个疫情热点是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未按种族公布病例，但该州40％的死亡病例出现在奥尔良教区，当地居民多数是黑人。
　　伊利诺伊州和北卡罗莱纳州的数据显示，黑人的感染比例远超过他们占人口的比例。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新冠病毒对于新移民和非白人的社区造成更严重的打击。根据凯瑟家庭基金会的数据，23%的美国合法非公民和45%的非法移民没有健康保险。
　　《新共和国》杂志评论新冠病毒所暴露的社会鸿沟：垄断社会资源的1%权贵和他们周围出卖劳力的普罗大众遭遇到不同的经历和待遇。2007-2008年的金融风暴造成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和失业，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作为始作俑者的华尔街金融机构脱离困境，当时高盛前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捍卫了造成金融危机的高管所拿到的奖金，声称“高盛人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人之一”。而新冠病毒证明了医疗保健工作者、超市货架储藏员和送货员才是使世界保持运转的人，而不是躲在高频投机交易机背后的股票交易员。《新共和国》很刻薄地说，无论布兰克费恩是在他布里奇汉普顿的乡间别墅，还是曼哈顿上西区的豪华公寓，如果没有工人来满足他的所有需求，他可能不会维持很长时间。而且如果他感染了新冠病毒，那么利率再低也不会低到可以抽掉他肺（里的痰），也没有医护人员可以帮助他。美国自由市场思想家数十年来一直力求削减的社会服务，现在回过来使他们“感染生病”。长期资金不足的医院，企业竞相从新颖的测试和疫苗中获利更多，数百万未投保的人，以及即使感染也因经济需要而不得不上班的患者，这些都是许多企业及其代表花费数十亿美元政治游说所创建的“美国愿景”。
　　高科技和非政府行为
　　虽然美国已经输在防疫的起跑线上，还是有人认为拯救美国的是伟大的资本主义。《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写道：“正当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显示了资本主义的硬伤，到目前为止，这是病毒的教训：仅依靠政府官僚主义是疯狂的。就目前而言，美国能够挨过这个风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蓬勃发展，富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参与者的力量，独创性和灵活性。”
　　我认为这个论点与那些把美国疫情完全归诸于资本主义腐败的论点一样片面果断。在不同的时间点和工作上，政府和市场应该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在某些行动上，应该结合公家与私人企业行动的力量。
　　的确，相较于欧洲和亚洲，长久以来美国的企业、基金会、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在文化和慈善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既然美国大部分地区的疫情，已经演进到不能够靠遏制的方式控制，接下来只有仰赖科技和民间的力量，大大加强检测的幅度、范围和时效，并且鼓励各种疫苗和药品的研发、实验和生产。
　　比方说，作为“加州的第一个本土化血清测试”，斯坦福大学在4月3日和4日推出一项新的检测，吸引了2500志愿者献血，检测的是针对病毒的抗体，而不是病毒本身。这可以反映检测地区多少人已经被感染，有多少没有重病并且没有意识等数据，而且可以告诉受测者是否携带潜在的保护性抗体，因此可以抵抗未来的感染。
　　这样的研究可以指导公共卫生措施和决策，显示流行病的发展方向，何时可以安全地取消居家避疫的限制，以及社区离“群体免疫”还有多远。
　　比尔•盖茨基金会也宣布花费数十亿美元开发新冠病毒疫苗，帮助最有前途的七家制造商建立工厂。虽然最终至多只能选择其中两个疫苗进行量产，为了避免选定哪种疫苗有效后再建立工厂浪费时间，基金会将先为全部七个工厂提供资金。
　　基辛格眼中的“美国精神”
　　基辛格4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当新冠病毒大流行结束时，许多国家机制将被视为失败了。此判断是否客观公正无关紧要，现实是新冠病毒之后的世界将永远不一样。
　　他认为美国政府做到了避免立即发生的大灾难，但最终的考验将是新冠病毒的传播是否可以被阻止，然后以一种维持公众对美国人自我管理能力信心的方式和规模扭转。
　　在基辛格看来，在控制疫情和复苏经济的同时，美国必须同时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现代政府的开国传奇是一个围墙包围的城市，由强大的统治者保护，有时统治专横，有时仁慈，但始终强大到足以保护人民免受外部敌人的侵害。启蒙思想家重新定义了这一概念，认为合法国家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安全、秩序、经济福祉和正义，个人无法自己保护这些东西。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引发了怀旧主义，在这个繁荣取决于全球贸易和人才流动的时代，这座城墙里的城市正在重新崛起。”
　　在4月1日举行的白宫每日新冠病毒简报会上，特朗普称赞美国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表现的团结一致。他歌颂“美国精神永不屈服、永不动摇、永不可摧”，并预测当美国人“恢复正常生活”时，经济将从“被压抑的需求”中反弹。
　　事实是，某些美国引以为傲的特质，可能在防疫上不利，但如果政府能正当引导，利用其他有利的特质，仍然能有逆袭的机会。新冠病毒疫情之后，“美国精神”不应该只是一个资本主义横行的经济反弹，或是一个高墙包围的后疫情中古城市，而是一个有反思、自我纠正调节能力的真正重生精神。

来源时间：2020/4/10   发布时间：20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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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翔  来源：澎湃新闻

　　新冠肺炎在美国大流行后，美股多次熔断，经济势头急转直下，引发经济崩溃的恐慌。从疫情的蔓延形势看，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显然没有做好应对重大危机的准备，这既包括心理上的准备，也包括现实政策和物质储备上的准备。但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远非其他经济体可比，美国因所谓“疏忽”导致的经济形势恶化不仅将给美国自身，也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
　　不确定性：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最直接风险
　　美国经济是美国强大抑或衰落的基础。当前阶段，美国经济的确面临诸多风险，最大、也最直接的风险是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政策落地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在美扩散后，特朗普政府、国会、美联储相继推出三轮救市举措，总规模高达6万亿美元，约占美国年度GDP的30%。上述6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其中2万亿美元由特朗普政府和国会推出的财政政策组成，另外4万亿由美联储货币政策构成，基本上覆盖了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对民众的直接补贴，如对符合收入标准的美国人每人发放1200美元的现金补助；提高失业保障，每周增加600美元，延长失业补助4个月；也有对中小企业的救助，如为小企业提供3490亿美元援助贷款，美联储将直接购买企业票据；为受损失严重的企业，如航空、邮轮公司，提供约5000亿美元援助贷款或贷款担保；有为抗击疫情的医疗系统的资金支持，如向医疗系统提供约1000亿美元援助；也有为地方政府提供约15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基金，还有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支持。
　　上述救市政策从内容上看，具有覆盖面广，力度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从规模上看，目前的救市政策力度已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时奥巴马政府出台的7870亿美元的救市规模。但上述救市政策如果不能落地，就是空中画饼。而市场是不相信空中画饼的，担忧和恐慌自然也无法纾解。
　　从目前救市措施落地的进展看，速度还是非常缓慢的。企业和民众迟迟接不到特朗普政府承诺的补贴补助。特朗普政府希望主要通过社区银行发放救助款，但隔离措施令社区银行业务线下开展严重受限，而社区银行的线上业务能力远不如大型银行发达。
　　有着强大线上业务能力的美国大银行却并不是落实救市政策的主渠道。截至4月4日，只有两家大型银行，美国银行和大通银行接受救助计划申请。其他大银行则表示不清楚救助细节，参加积极性不高。民众对此非常不满。
　　二是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虽然国会传出会继续推出新刺激政策，如国会正在酝酿新一轮5000亿到1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但市场对政策空间是否存在仍然表示怀疑。
　　三是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爆发的影响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具有共同点，在病毒的规模、传染率、死亡率、并发风险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由于不清楚何时能研制出抗病毒疫苗，并找到治疗药物，民众和市场难免担心病毒回潮的问题，在第一波疫情过去后，可能还有第二波、第三波再次来袭。
　　四是能否形成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的不确定性。2008年美国首先爆发严重次贷危机。危机持续发酵，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但那时的美国通过G20机制，与他国联手，共克时艰。而面对新冠疫情，由于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优先”原则和政策实践已经严重削弱了国际合作的信心和机制，国际分工和产业链遭到割裂，很多国家都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如果疫情继续在非洲等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爆发，没有国际社会共同抗疫行动，届时将有可能爆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上述诸多不确定性汇聚在一起，对企业投资生产和居民消费产生了强大的抑制作用。企业被迫推迟投资，因为他们难以预测供应链及市场需求变化情况。金融投资者担心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的未知风险，纷纷转投安全标的。国际资本争购美元资产推高美元汇率，而坚挺的美元将增大美国的出口成本，使美国公司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竞争。
　　有关数据也印证了上述趋势。由西北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制定的美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创下了2019年8月以来的历史新高。最新市场调研结果显示，美国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都高度关注新冠疫情走向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约50%的小企业表示已经遇到了客户对其产品和服务需求减少的问题；超过50%的小企业预计未来12个月市场会出现衰退，而在今年1月份这一比例仅为14％。
　　疫情的拐点就是美国经济的拐点
　　决定美国经济走向的关键是看美国感染和死亡人数何时能迎来拐点。疫情的拐点就是美国经济的拐点。按照目前的趋势看，感染或死亡人数的拐点可能要到5月或6月份才能到来。因为美国感染人数还未到达峰值水平，因此美国经济的“至暗时刻”可能还未到来。
　　中小企业是美国经济的绝对主体，占美国企业总数的九成以上。中小企业多处于“手停则口停”的状态。受经济停滞的影响，中小企业经营业绩严重下滑。很多中小企业歇业，一些企业则依靠自有资金储备在勉强维系。
　　据摩根大通研究所的研究，目前美国所有小型企业中有一半的现金缓冲不到30天；1/4的小企业的资金储备最多只够支撑13天。从行业上看，中小餐馆现金储备能够支撑16天；房地产行业的中小企业状况好些，可支撑47天。但即便如此，可能也无法撑到6月份。从企业性质上看，与资本密集型或高薪行业相比，劳动密集型或低薪行业的小型企业的现金缓冲天数较少。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现金缓冲天数为38天，劳动密集型行业为23天。
　　如果疫情持续，而上述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得不到政府救助，就会出现一波中小企业破产关门潮。在过去的两周中，已有近1000万美国人向政府申请失业救助，失业率从2月份的3.5%大幅跃增至4.4%。如果中小企业持续关门停业，向政府申请失业救助的人数和失业率还将跳增。
　　此外，目前，美国银行体系相对稳健，这是最后的一块安全堡垒，也是此次疫情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重要不同之处。圣路易斯联储2020年3月26日发布的金融压力指数显示，目前美国金融市场的压力远超2009年中旬以来水平，但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未来如果救市政策迟迟不能落地，疫情仍得不到控制，市场迷茫的情绪持续自我强化，可能会演化成恐慌，引发抛售和挤兑行为，此前流动尚充足的银行体系，也可能出现流动性枯竭。公共卫生事件就将转变成流动性危机，并升级成信用危机。
　　专职负责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美国两“房”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目前的资金相对充足。但截至4月1日，已有约30万人向两“房”申请贷款展期。如果疫情持续，按目前的市场发展趋势，两“房”的资本规模最多只能再支撑3个月。届时，两“房”将不得不在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再次向政府申请救助。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近日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称，新冠疫情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基辛格提出的，为巩固美国国际领导力，美国必须在三大领域做出努力：一是增强全球抵御传染病的能力；二是努力医治世界经济遭受的创伤；三是维护当前自由流动的世界秩序。但美国显然在上述三个方面做的都很不足。
　　展望未来，相信疫情终将会过去，我们不知道将为此付出何种代价，但我们知道，全球合作条件下付出的代价将必然小于不合作、各自为战。
　　（余翔，清华大学全球化中心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4/10   发布时间：20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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