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鲁  来源：参考消息

4月9日，白宫在其官网上发布的每日简报中谴责美国之音，原因是它为中国说好话，表扬中国抗疫做得好。白宫声称，“记者应该报道事实，但美国之音却助力北京做宣传”。

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的喉舌，它这次是如何“冒天下之大不韪”，帮助中国做宣传的呢？在白宫看来，它有以下具体“罪行”：“本周，美国之音称中国武汉的封城举措是成功的‘典范’，并被世界许多地方效仿。而且，美国之音还在推特上发布了中国政府庆祝封城结束的灯光秀视频。更糟糕的是，美国之音更进一步：它用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制作了图片，将中国的新冠病毒肺炎死亡人数与美国的死亡人数进行比较。正如情报专家指出的那样，中国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根本无法核实。”

白宫罗织的这些罪状非常可笑，因为美国之音这次只不过是客观报道了中国武汉的抗疫举措取得的成功，问题是，这不就是“记者应该报道的事实”吗？

白宫对美国之音的这份训斥“诏书”，暴露出美国政府的三大问题:

第一，美方鼓吹的言论自由完全是个笑话。美国政客和媒体引以为豪的言论自由根本就不存在。批评美国之音还算是轻的，白宫对于自己不喜欢的媒体记者，采取过多种限制措施：禁止参加白宫的吹风会、强行驱逐、吊销采访证、暂停采访权限、剥夺随同访问资格……CNN、《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都尝过这些苦头。

美国之音的此次遭遇再次印证了，美方所谓的言论自由是有前提的：只能说我想听的内容，我厌恶的东西，即使板上钉钉的事实也不许说，最好乖乖闭嘴，不然没有好下场。不光对美国媒体如此，对美国公民亦然，而且敢于说真话者，会面临严重后果。例如，“罗斯福”号航母的舰长布雷特·克罗泽因为一封拯救数千条生命的信件被撤职；近来，美国多地的多名医务工作者因为公开指出医院缺乏抗疫医疗物资被解雇……他们因言获罪时，言论自由在哪儿？

第二，美方对中国媒体存在赤裸裸的偏见。美方多次宣称，中国媒体是共产党的宣传机构，不是所谓的“真正的独立媒体”。所以，在美国政客眼中，美国媒体所做的工作才是搞报道，而中国媒体所做的工作则一律是“做宣传”。这凸显了美方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须知，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媒体管理和运作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美方没有资格从自身的意识形态出发，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国媒体，对中国媒体贴标签和污名化是非常荒唐的，因为，评判媒体的标准是它能否真实、公正、客观、准确地报道事实，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

美国多家主流媒体经常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多次在报道中妖魔化中国，甚至不惜扭曲事实来抹黑中国。当然，它们这种做法，在某些美国人看来天经地义。相反，当有美国媒体正面报道中国时，就犯了他们的忌讳，在他们看来，这不是报道事实，而是替中国做宣传，这种屁股坐歪的举动决不能容忍。例如，CNN报道中国援助意大利抗击疫情，就引发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不满，他在节目中批评说，“真不敢相信CNN竟然播这个”，这是在为中国说话啊。

第三，美方掩耳盗铃，拒不承认中国抗疫取得的成果。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经过两个多月艰苦努力，取得了疫情防控重大阶段性成果，现在正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这一成就摆在世人眼前，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和抹煞的。但是偏偏有人就是头撞南墙也不承认。在中国疫情暴发之初，部分美国政客和媒体隔岸观火，对中国战疫举措指手画脚，各种妄议之声不绝于耳。

等到中国疫情基本被控制住，美国疫情开始大面积暴发后，为了否定中国的成绩，这些人又开始动歪脑筋，找新借口，比如，中国的统计数字造假。证据呢？没有，这一指控完全出于如下臆想：我是自由民主国家，医疗体系发达，应对这场疫情都如此糟糕，而中国从社会治理体系到医疗水平样样不如我，绝对不可能比我做得好，中国肯定是在造假。在这种心态下，美国政客希望本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要百般挑剔，对中国的成绩要选择性失明。美国之音违背了这一原则，哪壶不开提哪壶，刺痛了特朗普政府，因此遭到谴责，并不意外。

问题是，掩耳盗铃、否认事实、见不得别人好，甚至转移视线、转嫁矛盾，无助于缓解美国当前的疫情，损害的只能是美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希望美方能分清轻重缓急，把精力用在做好本国疫情防控工作上，毕竟治病救人远比捂媒体的嘴重要。

来源时间：2020/4/12   发布时间：2020/4/11

旧文章ID：21292

作者：郑永年  来源：正和岛

01

疫情带给世界的3点影响

面对突发疫情，没有哪个国家是准备好的，难免会有一定的滞后和恐慌。

但这次新冠疫情，我们看到了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整个国家即刻都动起来了。如果换成其他一些国家，难以做到。

中国有一点做得非常明确，无论封城、封路，还是封小区，最终围绕的都是“治病救人”、生命第一位，并非是为了稳定而稳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是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最优先的。

目前疫情在中国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却在世界呈现出“大流行病”的态势，许多国家仍处在上升期，仍有许多不确定性。

历史上，瘟疫和战争几乎是孪生兄弟，如果社会恐慌控制不住，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几乎只有一墙之隔。必须看到，这次是“综合性危机”，是经济危机、社会恐慌、国家治理危机的“三合一”并发症，在西方尤其明显，要非常警惕。

此次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主要有这3点：

1. 经济：重新反思全球化

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我认为会远超2008年，可能会比1929-1933年大萧条时还糟。

从经济层面上来说，疫情使人们对全球化产生了怀疑。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毫无疑问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财富只是流到一些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出现了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政府税收、就业流失等现象。

全球化原本是为促进资源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配置、梯次分工。但在疫情笼罩下，一些规则突然不灵了。许多国家发现，产业链一受影响，自己连普通的口罩和防护服都生产不了。国家、政府的经济主权没有了。

他们就重新反思，全球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有人就说，疫情可能敲响了全球化的丧钟，是对全球化的最后一击。

但我认为，疫情并不会完全终止全球化，而是会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状态——传统的投资与贸易的形式，是一种“有限的全球化”。

各个国家会重新去争取对自己国家经济主权的掌握，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将重要的、与安全民生相关的产业放回自己国家以及交通、沟通都相对方便的国家之中。

2. 政治：种族主义抬头

在政治上，大家能看到这次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种族主义抬头。

尤其是美国，此前一直揪着“新冠病毒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呢”这个问题作文章；《华尔街日报》还说中国是“亚洲病夫”。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实际上就是围绕着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展开的。

再举个例子，欧盟原本是作为欧洲区域人类共同体的典范的，但这次疫情一来，欧盟国家又都回到了主权国家的时代。意大利、塞尔维亚急需帮助，但没有哪些欧洲国家可以帮他们。大家又走向了自私。

未来10年，将会是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

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知识可以在全球流动，但是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动，贫困也无法流动，政治权力更是无法流动，所以各国主权意识势必日益强化，民粹主义日益高涨。

3. 国际关系：二战后的国际体系摇摇欲坠

而从国际关系来说，以往国际关系的基石正在慢慢消解，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疫情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

这不仅是对西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该如何解决？目前为止整个世界都还没有方案。

谁都不知道新的体系是什么样的，由谁来建立，而且也不是说美国主导的世界不行了，中国就可以主导。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再强大，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品。

但不管怎么说，“逆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了，中国再怎么努力都很难逆转。它的主要动力来自中美关系的恶化，从科技到意识形态，现在中美在科学技术上的人员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两国意识形态对立。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美国主要是想借机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不希望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期望通过一场“技术战”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不能那么乐观，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合作，另一条腿是斗争，后者不可避免。

未来的全球化，或许是“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一个世界、两个体制”，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另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一些国家跟美国多做些生意，另一些跟中国多做些生意，也有些国家两边的生意都做。

中美两个市场之间也不会完全脱钩，会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但两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已是不可避免，接下来中美贸易依存度必然会有所下降。这未必是坏事。

中国政府和民间，都不想与美国交恶，但这已经不是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的了。因为美国视中国为“眼中钉”，我们只能“以直报怨”。

02

未来10年

中国要避开陷阱，我的6点建议

所以说，未来10年，中国或许将会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前方“陷阱”重重：“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

对此，我有6点建议：

1. 做好制度建设

在这场抗疫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再深思的地方，许多人讨论中央政府足够果断，但早期一些地方政府还比较自我，甚至隐瞒信息“不作为”。然而光是“谴责”地方政府就足够了吗？

一般来说，今天地方的行政机构里，可以发现3类群体：一类是唱赞歌的，热衷讲大政治和大话，“口惠而实不至”；另一类是不作为的，准时上下班，上班读书看报写文件，但没有行动；还有一类是想作为的。

三种群体，三个结果。每天吹牛拍马、唱赞歌的，被上级领导注意到，被提拔了；不作为、也不干活的，他不犯错误，也有机会提拔。那些想作为的却困难重重，一旦做点事情，就容易触动到其他人的利益。利益被触动的人就会变成告状者，就有人来查你。因此，对想作为的干部来说，不作为便是最理想的选择。

这样的情况下，谁来干活呢？大家都学着吹牛拍马，大都学着不干活。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低级红，高级黑”多了起来，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从制度上去改进。

就人性来说，不管什么样的体制，总会出现这3类群体。但要想促成领导干部有所作为，就必须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体制的设计就是要克服人性的弱点。最高领导人这几年也反复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所以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负责任”？你不能光指着某个领导说：你不负责。新冠疫情的扩散就说明了这点：武汉市长辩说他不报也是根据法律和政府规定来的，没有权力把这个公之于众，他也有他的说法。

我多次说过，一个国家崛起的核心就是制度崛起，而外部崛起只是内部崛起的延伸而已。没有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所以面对未来的不确定，从体制角度来说，中央、地方还是需要改革，目标就在于如何使得地方政府更具责任感。

不能光从人的角度来说“你不作为”，要从制度上找到不作为的原因。核心是找到“谁来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一点中央政府要明确，中央政府谁承担责任，地方政府又是谁承担责任，然后从体制上保证他们能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说光去批评。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有些该集权的地方没有集好权，该放权的地方没有放好权，这样地方政府的权力就不足。所谓“使命型政党”不是说不会犯错误，也是会犯错误，但是他有使命，可以自己去纠正错误。

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

比如不到600万人口的新加坡只有一级政府。武汉市有几级政府？至少三级半。中国哪怕像新加坡这样规模的城市都是三级半政府，需要这么多层级的政府干什么呢？中国从秦朝、汉朝到晚清都是三级政府，现在有这么多级别政府，还是需要改革的。

其次，怎么激发公务员、官员的积极性呢？除了强调意识形态，或许还需要物质。新加坡是世界上公务员工资最高的国家。当然不是说中国公务员的工资都要像新加坡这么高，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务员也是人，也要过体面生活的。

还有一个要法治，要是太讲政治，法治就会受到影响。政治都是比较主观的，不像法治比较客观，依法治国是国家现代性的主要表征。

我一直在说，利益的困局始终是需要利益来突破的。要让责任跟利益正相关。你不能叫我承担无限的责任，而没有利益。有多少利益就有多少责任，我想这个道理整个世界是普适的。

2. 破除“唯GDP主义”

这次疫情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容易出现社会问题；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就会造成社会失序的局面。

经验地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的问题。我们需要重视起来，防止中国未来陷入到各种陷阱之中。

目前的中国，主要存在着两条政策思路：第一条就是盛行多年的GDP主义。在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时期，GDP主义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但说穿了，GDP主义就是要把中国社会货币化、商品化。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变GDP主义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货币化，比如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从这次疫情也能看出，中国现在最主要的不光是追求GDP的增长，还应该搞社会建设。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改革要分三步走，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以后条件够了，中产阶层做大了，再去做政治改革。这几年我觉得最遗憾的就是社会改革比较缓慢。

第二种政策思路就是通过社会政策的改革，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和第一种把社会商品化的思路相反，第二种思路就是要通过保护社会，建立消费社会来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未来的核心在哪里？就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这也正是美国、特朗普所害怕的地方。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大市场”，也就是经济力量。

真正可以促成中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是其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乃至可以和美国博弈的世界经济重心，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消费水平。

3. 做大中产阶层

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中产阶层占70%以上，现在已经降到不足50%。美国、欧洲为什么现在不稳定？就是因为中产阶层变小了。

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阶层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像泰国那样，如果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农民选出来的总理城里人不接受，城里人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不接受，永远都会是一个斗争的局面。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而其他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所以，要做大中产阶层的规模。

但培养中产阶层的关键并不是“杀富济贫”，光是分蛋糕的话，这个蛋糕马上就分完了。所以还是需要做大蛋糕，比较有效的选择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是一次分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

在这一点上，日本有着丰富的经验。日本是东亚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20世纪经济起飞后，日本政府实施了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在短短几十年内成功培植了中产阶层社会，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社会之一。

4. 辅助好中小型企业

从汉朝到现在，除了几个很短的历史阶段外，中国呈现出“三层资本”的经济结构：顶层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底层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和一个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互动的中间层。

只要这3者的力量是均衡的，经济发展就会是稳定、可持续的；反之，就会出现经济问题。

当下要做好的是扶持好中小型企业。对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而言，目前仍然缺少投资空间。新的空间从哪里来？一方面需要国有企业让渡一些自己不作为、也很难作为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技术创新。

第二个问题是缺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因此需要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比如设立大量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中小型银行。

5. 重视社会改革

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今后几十年社会制度的建设。因为社会秩序、社会稳定有它的制度基础所在。

像在英国，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钱主要用于消费。房子很便宜、看病不需要很多钱、读书不需要很多钱，那么存钱干什么用？这就是社会政策在起作用。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发展，而不是说社会分化的发展，比如在一二线城市外，着力发展三四线城市，包括产业、卫生、教育等资源和服务，增强国家综合抗风险能力。

6. 避免陷入“明朝陷阱”

从整个世界史来看，进步需要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面开放。

1500年世界海洋时代拉开帷幕，拥有着强大海上力量的明朝却实行了“海禁政策”，中国由此失去了一个时代。但即便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中国的瓷器也远销欧洲，在当时中国瓷器受追捧的程度超过了今天的iPhone。

中国要吸取这个教训，切勿陷入“明朝陷阱”。改革开放的道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国家领导人这些年宣布的几项重大改革，比如海南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都必须是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做起来、发展下去的。

当下，需要社会上每个人负起责任来。当每个人对社会有担当时，这个社会才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就可以减少内耗、增进团结。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

来源时间：2020/4/12   发布时间：2020/4/10

旧文章ID：21286

作者：支振锋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突然把社会的撕裂放大在人们面前。极左极右互咬，国际国内“脱钩”。一个朋友说，这是“大撕裂时代”。方方“日记”（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日记）被很多人认为助长了社会的撕裂，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这个撕裂时代的副产品。

方方日记全文第一部分（1月25日－2月22日）点击这里阅读或下载；方方日记全文第二部分（2月23日–3月24日）点击这里阅读或下载；方方：我的书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易中天等：站在方方这一边，就是站在“人”这一边

我的专业是法学，也做互联网治理研究，都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强调实证，因此我近年来对文学（特别是那种作协的文学）并不感兴趣。起先曾偶然浏览过方方“日记”的某些篇章，虽然觉得有一些描述封城状态下武汉同胞生活的文字挺好，但也只是一扫而过，基本上无感。不是不关心武汉同胞的境况，我有一位研究生一直在武汉，我也曾对湖北F4的颟顸几乎出离愤怒。在互联网时代，“日记”里所提供的信息并不稀缺。

突然之间，这个“日记”火了，有文章说互联网上相关话题讨论达数十亿人次。争议极大，很多人甚至以对方方的态度为交友标准，不少朋友因此拉黑、断交，割袍断义。但我仍然无感。在认识极化的互联网时代，互撕太常见了。但近几天，由于“日记”英文版和德文版在国外开始预售，争议更加炙热。我在朋友群里也和一些师友进行了讨论，甚至争论。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员，似乎该说点什么了。

一、多少人认真读过方方“日记”？

这个所谓的“日记”，毁誉之多，争论之戾，令人唏嘘。如无意外，围绕“日记”的互撕，将成为2020年上半年一个极其醒目的舆论现象。誉之者认为方方是社会良心、暗夜明灯，把“日记”视为武汉封城状态下的“信史”；毁之者则认为方方动机不良、中伤抹黑，所谓“日记”也不过是不足为凭的道听途说。但从双方的争论来看，很多人有没有认真看过方方这些文字，其实很难说。

我以前也没有认真看过这个“日记”。但为了写这个东西，出于做基本的严谨，我还真在财新网读了“合集”。但坦率说，看到第23篇，就坚持不下去了，后面的主要是挑着浏览。她的文笔和思想，都不足以打动我；她所提供的信息，基本上都很容易获取——从封城之初就很容易获取。在“日记”里，她主要是根据个人所见、朋友所言，与医生聊天以及新闻报道和网络信息等信源，叙述了封城下一部分武汉同胞的生活。她自己也说，“不相信媒体这说法，也过于偏颇。大的报道，总体疫情走向，还是得看媒体报道。”“日记”中，有对志愿者表达的感谢，对警察尽忠职守的认可，对一省包一市、举国援鄂的赞叹，她还表示“一定会和政府和所有武汉人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共同抗疫。”也有不满和愤怒，指责当时专家组做出“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结论是犯了“滔天大罪”，批评主政官员“土未守民不安，他们怎么会没有责任”，质疑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领导为何不为本院严重的伤亡承担责任，表示要“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

她的文字，越到后期越刺激；她的心态，越到后来越激动。她有很多激烈的批评，既批评“应负责任者”，也批评她的批评者。很多批评，动辄“戴帽子”，几乎已经是“互骂”。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与她认为的那些“极左”批评者，在思维方式上是同一类人。言论自由，既包括言论者表达的自由，也包括其他人对该言论进行评判的自由。这个“日记”，既非不刊之论，更非绝对真理，为什么别人批不得？

二、方方“日记”的“危害”是什么？

对方方“日记”的质疑，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失实”。比如关于一地的“无主手机”、护士是否已经牺牲等等。二是“抹黑”。认为她对武汉抗疫期间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那么多勇敢无畏的“最美逆行者”视而不见，却主要盯着疫情防控中的问题，动机显然不纯。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系到她以前的作品《软埋》（我没读过），认为她就是对体制不满，很明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最严厉的指控是第四点。在英文版和德文版开始预售，标题改为《武汉日记》（英文版副标题中还曾有original epicenter（最初疫情中心）字样）之后，公众对方方纷纷“粉转黑”，甚至有人斥她为“汉奸”。不少人认为，她这是故意与国外敌对势力里应外合，是在西方政客不断“甩锅”中国、甚至意欲向中国提出“索赔”的情况下给敌人送“弹药”；还会导致全球性对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和华裔的歧视、排斥甚至仇恨。当然，还有人指责方方利用特权送侄女赴机场、小产权别墅“转正”等。

武汉封城前后那一段时间，湖北和武汉有些主政官员的表现的确糟糕，对此进行批评当然可以。但方方在文字中所或明或晦表达的政治立场，有一种源自冷战和文革的陈腐味儿，令人难以接受。对于大部分80后、90后、00后，甚至70末看来，既觉得那些早已经翻篇了、不感兴趣，也对他们营造的西方乌托邦无甚敬畏。所以余亮先生说，方方之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新旧之争。信哉斯言。

新型冠状病毒之所以说是“新型”，乃是由于人们对其知之实在太少，到现在很多基本的问题都没搞清楚。一座1400万人口的城市，封城是史无前例的，哪儿那么容易？特别是时值国人最重视的春节，主政者一时无法做出最明智的判断，虽然结果不可接受，但实践中很难避免。但在中央介入之后，无论是及时发布信息，统筹防控资源，免费救治、应收尽收，还是邻里相望、社区防控，可以说，整个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执行以及效果，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横向比较，美国等西方国家竟然能够白白浪费中国作出重大牺牲所争取的宝贵两个月，导致全球大流行，酿成150余万人确诊、近10万人丧生的惨剧；谁更对人民负责，谁更对社会尽责，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如果仅仅因为个人的政治立场、偏见甚至情绪而罔顾事实，那就丧失了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操守。

因此，作为文学上的非虚构写作，方方在“封城日记”中有客观全面、如实记述武汉封城生活的道义责任和伦理要求。不应失实，更不应抹黑。但说方方是汉奸，是为西方反华势力送去抹黑中国的“弹药”，甚至为某些国家将来向中国索赔提供“证据”，则有些言过其实，高看她了。从法律上讲，即便方方不加校订就出版了所谓“日记”的外文版，也不可能成为将来其他国家向中国索赔的“呈堂证供”。原因很简单，这是文学作品，不是调查报告，根本不具有证据的可采信性；而且，这60篇日记早已在中国互联网发布并广泛传阅，如果真能作为所谓“证据”，也根本无需外文版。真向中国索赔，除非靠“不平等条约”，指望方方“日记”肯定是不行的。今天的中国不是晚清，丧权辱国，可能吗？

也要看到，方方文字的主基调是晦暗的，她对封城期间武汉市民生活的描述，尤其是对疫情防控的描述，显然是不全面的。她记述的“事实”（即便不失实），也是主观裁剪的。特别是以外文版来呈现这些被裁剪的武汉抗疫历程，对10几万为包括方方本人的健康在内付出重大努力和牺牲的医护人员、志愿者是不公平的；在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对5000万海外华人、华裔甚至亚裔则是危险的。可以说，在置国家于尴尬境地、置海外华人、亚裔于更大险境的同时，实际上也置方方个人于不义之中。

三、是谁给了方方“日记”春天

方方“日记”引发如此关注和争议，从“流量”上来说，好像挺成功的。但作为非虚构写作，无论是文笔，还是思想，这个“日记”都难言成功。它也未能起到“实时”报道，全面传递信息的作用。据在武汉的同学讲，她身边的武汉人对这个自封的“武汉日记”也并不“领情”，还颇有意见。如果复盘的话，可以说，如果不是“删帖”的神助攻，它大概率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因此，很难认为方方的“日记”成功了，或者说方方因为这些文字成功了。

根据现行中国法律，方方当然有写作的权利，有表达的自由。现在，这个“日记”全网可见，任人阅读，既体现了方方言论自由的实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封城时武汉同胞生活状态和疫情防控的信息渴求。在国外出版也无妨。很难说方方能以“日记”卖国或成为汉奸。她没那个能力，“日记”也没那么厉害，不过是让一些人感觉别扭、不爽而已。除非在“日记”中找出了明确损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秩序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这事儿也扯不上法律责任。但从政治立场上，从作家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操守上说，是另一回事。

然而，真正值得思索的是，一个年过六旬、并无生花妙笔和深邃思想的老太太，是怎么单枪匹马纵横两月余，数进数出，将全国舆论系统百万大军杀得人仰马翻，最后还能载“誉”而归的？过去两个多月，亿万人都在冬寒料峭中，是谁给了方方“日记”春天？

不管方方主观上如何，尽管国家肯定不会因为一本书而坍塌，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客因抗疫无力而四处“甩锅”、煽动民粹主义风潮的背景下，方方“日记”外文本的出版，已经成为他们反中努力的一部分。这不是“动机论”！2011年秋天，我在纽约亲眼见到过一个精致谎言的炮制。那是哥伦比亚大学某系的一个所谓“中国民族理论问题研讨会”，但“理论研讨会”不允许作为参会者的我谈理论，只鼓励谈“体验”。所以，一个藏族女孩儿发言，她应该是中国留学生。她说自己从小被送到汉语小学，要学汉语，感到很压抑，她不明白自己一个藏人为何要学汉语。了了几语，是不是一副文化压迫的景象？也许她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但这些话放在一起却构成了极其精致的谎言。我问她，是政府还是你父母送你去汉语小学的，当地有藏语小学吗。小姑娘避而不答。很显然，当地有藏语小学，是父母为了子女前途才送她去汉语小学的，不是政府的强制。但会议主办者要的就是这“体验”。对我而言，那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体验”。“学术”的外衣下，“教授”的外表下，的确可能有一颗政治和偏见的心。而这，也同样是美国和西方媒体最擅长的。前一阵曾接受彭博社记者采访，我直言不讳地要求她，发稿前要给我审核，因为美国媒体“太会精心炮制每句都是实话的谎言了”。西方精英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傲慢太强烈了。方方“日记”即便多属于“事实”，但传递给西方公众的信息却未必是真相。

但对于方方“日记”的春天，却不能说“不是皇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永远不要去责怪别人的强大和狡猾，关键要看自己是否能战善战有智慧。如果说疫情是对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那么，舆论系统考试及格了吗？

第一，专业素养很重要。一是将舆情应对能力纳入到执政能力之中。不要怪方方卡了C位，要问自己人为何缺位。要认识到，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的生产方式注定了信息市场的良莠不齐。信息内容在数量上呈爆炸式增长，在生产上也由专业生产（PGC）为主转变为以用户生产（UGC）为主。全世界传统媒体每天生产的信息不过数千万条，作者基本都是专业人士，受职业伦理和法律法规约束，信息质量较有保证；而全球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每天生产的信息超过数十亿条，但其作者却主要是普通网民，信息内容的生产更难控制，质量也更难保障。这意味着，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更大程度上的信息混乱、复杂和良莠不齐，已经成为任何个人、组织甚至政府处理几乎任何问题时的先决条件和前提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试图打造一个完美的信息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可望不可即的理想。生活在一个有问题的信息环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因此，明智的做法就不应该是试图去管控甚至消除每天数十亿条良莠不齐的信息，而只能是在充分理解和把握社交媒体信息生产规律的前提下，依靠法律和技术控制网络信息内容生产的底线，然后通过政府部门和专业部门提供的权威信息，穿透复杂网络信息的噪声，传递给社会公众、特别是有需要的人，实现“良币驱逐劣币”。这是一种“灯塔效应”。正如在无垠的黑暗中，让迷途的帆船返航，依靠的不是消灭大海，而是高高耸立的明亮灯塔。这就意味着，不可能消除舆情，而只能将舆情应对能力纳入执政能力之中。比如，4.2万甘赴险境的医护人员，10几万“最美逆行者”，里面有多少故事，多少“日记”，但咋就没见到春天呢？二是法律素养。如果有一定的法律常识，怎么能够相信西方国家可以将方方“日记”作为向中国提起索赔的“证据”呢？

第二，凝聚共识是正道。理论竞争比粗暴斗争更重要，驳倒比打倒更重要。一是要认识到，舆论工作是吸引同道，而不是四面树敌的。舆论工作也要敢打敢冲，但不能蛮干，徒逞口舌之快，但却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简直就是高级黑，能有何意义？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凝心聚气、凝神聚魂，主要靠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实，主要靠国家发展的伟大成就，主要靠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然后靠宣传、理论部门把道理讲清楚。二是舆论工作要科学、讲究方法。极左极右都是少数，绝大部分是中间派。争取中间派不易，但把他们推开却很简单。后真相时代，情绪为王。只要受众不喜欢你，对手就赢了。所以动脑、动笔、动口为要，尽可能别在思想、舆论问题上“动手”“动脚”“动粗”，删帖、屏蔽、“跨省”，很多时候就是给对手的神助攻。

第三，贯彻“双百方针”，鼓励思想创新。一是区分批评监督和反对党的领导。习近平说，共产党要能听得进尖锐批评。尤其是对于党内客观存在的贪污腐败、形式主义、官僚习气等问题，必须大加批判，这才是对党和国家负责。二是要清楚区分不同见解和反党言论。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人民内心的呼唤。要能够吸引人民群众自发的、出自内心的拥护党的领导。思想的问题要靠更深刻的思想来化解，理论问题要靠更彻底的理论来澄清。要允许人民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自由思想和发言，要鼓励健康、宽容的讨论氛围，鼓励解放思想、观念创新，防止扣帽子、打棍子。不能“站队”胜过讲道理。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什么时候别人愿意掏腰包买你的文化产品，说明你真有文化了。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是希望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分析，为国家谏言。有朋友批评我两边不讨好。我想，这也许就对了，不讨好应该是学者的本分啊。所以我不喜欢“站队”。如果非得说“站队”，那我永远站自己的国家。

作者简介：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博士生导师。

来源时间：2020/4/12   发布时间：20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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