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莉雅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在中国的新冠疫情基本上平息下来的时候，美国却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抗疫上的失误为中国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机会。中国有学者甚至断言，这次疫情终结了自二战以来持续了近80年的美国世纪。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力图对中国的有关叙事方式进行反击。
　　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国当局在疫情爆发之初应对不力，而且隐瞒疫情，但是后来采取果断措施，扭转局势，在自己的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向其他国家提供抗疫的经验和物资上的援助。相比之下，美国的表现却乏善可陈，没有发挥它一贯在全球危机时刻所扮演的领导者的角色。
　　戴利：中国的成功与美国的做法有关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负责人罗伯特·戴利(Robert Daly)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确在向很多国家提供公共物资，是口罩、呼吸机、检测试剂盒等物资供应的主要来源，尽管中国提供的有些物资的质量存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它造成了损害。但它正在力图对此做出调整。”
　　在他看来，中国基于公共产品的积极公共外交，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很可能会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而这种结果与美国在疫情上的表现以及之前的一些做法有关。
　　他说：“中国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取得的成功部分是因为美国没有提供那么多的公共产品，而且美国加征的关税与言辞等疏远了很多朋友和伙伴，以至于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尽管不是所有地方，它自己有一个信誉的问题。”
　　坎贝尔：利用美国的不作为，中国领导全球抗疫
　　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杜如松(Rush Doshi)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美国过去七十多年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仅仅是建立在财富和权力上，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也建立在来自美国的国内治理、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召集和协调全球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意愿上的合法性上。”
　　这两位作者说，这次的国际大流行病“正在考验美国领导力的所有这三个组成要素”。在他们看来，到目前为止，华盛顿没有通过这个检测。
　　他们在文章中写道：“除了那些最狭隘的党派人士外，现在所有人都清楚，华盛顿最初的反应是拙劣的。从白宫、国土安全部到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等关键部门的失策削弱了人们对美国治理能力和素质的信心。”
　　坎贝尔和杜如松指出，与此同时，北京正在极力宣扬自己体制的优越性，向其他国家提供重要的资源，甚至把其他国家的政府组织起来，应对疫情。
　　文章说，“在华盛顿跌跌撞撞之际，北京方面正迅速而巧妙地利用美国失误造成的机会，填补这一空白，使自己成为全球流行病应对的领导者。”
　　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霍利(Josh Hawley)也认为，中国正在利用这次疫情，为它的战略野心服务。
　　他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时说：“他们显然把这视为一个战略机遇，就像他们看待一切事物一样。他们有一个计划，他们想成为处于世界中心的大国，主导世界的大国。”
　　新冠疫情可能成为美国的“苏伊士时刻”？
　　坎贝尔和杜如松认为，对疫情造成的地缘影响的考虑应当次于健康和人身安全问题，但是这些影响，从长远来看，可能证明是同样的重大，特别是当它涉及到美国的全球地位的时候。在他们看来，它可能会重塑国际格局。
　　他们把美国目前的情况与英国的衰落进行明确的比较。他们认为，英国1956年占领苏伊士运河的行动失利，“暴露了英国实力的衰落，标志着英国作为全球大国统治的结束”。
　　他们在文章中说，“今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如果美国不迎接这一刻的挑战，这次的冠状病毒大流行病可能标志着另一个‘苏伊士时刻’。”
　　美国世纪的终结，中国世纪的开始？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最近也警告说，美国在抗击疫情上缺乏领导力会带来地缘政治上的后果。
　　他说：“如果美国在遏制病毒方面不发挥领导作用，别的国家可能会转向其他地方。”
　　马来西亚资深外交官伊格纳迪尔斯(Dennis Ignatius)认为，李显龙的这个警告来得太晚。
　　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历史学家很可能会认为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甚至可能是美国世纪的结束和中国世纪的开始。”
　　“美国世纪”的说法是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首次提出并普及。从1941年美国领导世界抗击反法西斯战争，“美国世纪”就轰轰烈烈的开始。美国所主导的这个世界秩序一直延续到今天。
　　王文：美国在疫情上的重大失误标志“美国世纪”结束
　　马来西亚外交官伊格纳迪尔斯还只是说眼下可能是“美国世纪”的终结，但一位中国学者则下结论说，这场疫情终结了美国世纪。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3月31日在《环球时报》英文版的“变局”专栏上发表的文章中说，新冠疫情是美国1941年以来第一次没有全面介入的全球事务。他说，与1941年美国开始领导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截然相反，“这次堪称世界大战级别的病毒抗击战争，美国连自身都难保。”
　　王文说，美国大规模爆发疫情，是在中国、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全面受到病毒入侵之后，本应有足够的防御时间。但是，特朗普政府盲目自信，错失良机，“还不断抱怨与甩锅他国，以至于到3月底美国感染人数就跃升至世界第一，本土死亡人数也超过了“911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之最。”
　　他还暗示，美国陷入了失道寡助的境地。文章说，“更令人惋惜的是，自称世界领袖的美国，在人类共同灾难面前，非但帮不了他国，也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争相去帮助与捐赠美国。”
　　这位中国学者说，“全世界不应该轻视这个曾经引领二战后全球发展的伟大国家，但疫情终结了美国世纪，这恐怕没有争议。”
　　美国反击中国领导全球抗疫的说法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正在反驳有关中国正在领导全球抗疫的说法。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31日在国务院对媒体介绍美国对抗新冠病毒疫情的努力时说，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机构提供的资金与资助金额远超过中国，这些机构正在采取紧急行动，帮助全球对抗新冠病毒。
　　他举例说，美国去年对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助超过4亿美元，是中国资助份额的十倍；美国去年对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资助将近17亿美元，中国只提供了190万美元；美国仅在去年就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价值80亿美元的资助，占其年度开支的42%。
　　他说，美国也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批为国际抗击疫情提供援助的国家。2月初，国务院将18吨民间机构捐助的物资运送到武汉，并承诺向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供1亿美元援助，包括向中国提出援助提议。他说，美国目前的援助已远超最初承诺，向多达64个国家提供了共计2.7亿美元的援助。
　　蓬佩奥还多次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正在发布有关新冠病毒的虚假信息，它们不仅涉及疫情开始的时候，还涉及到各国如何抗疫以及如何提供国际援助的问题。
　　他3月30日在与来自亚洲或者对亚洲进行报道的记者举行的电话圆桌会上说：“他们试图拿出某种话语方式，这些话语方式各有不同，但都有同样的成分，那就是回避责任，而且试图在全世界混淆视听，不仅在病毒起源问题上混淆视听，而且在各国如何抗击病毒以及哪些国家正在真正在全世界提供援助的问题上混淆视听。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纠正这些话语方式。”
　　蓬佩奥还告诫大家要警惕中国目前有关病例数字的准确性以及中国政府目前有关援助各国的宣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蓬佩奥的有关说法做出回应说，“我们无心、无暇也不屑于发起所谓的虚假信息运动。”
　　特朗普总统：支持中国帮助其他国家抗疫
　　针对中国正在向世界其他国家捐赠或是出售抗疫物资以及中国正在领导全球抗击疫情的叙述方式，特朗普总统4月1日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驻白宫资深记者对此提出的问题时表示，如果中国想这样做，他并不介意。
　　他说：“如果中国帮助其他国家，我把这看成是积极的事情。眼下有151个国家都遭到病毒的围攻。有的国家做得很糟糕。你知道，他们不知道保持社交距离。这些国家不是很发达。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良好的沟通。我的意思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而其他一些国家能做这些事情。”
　　特朗普说，如果中国能够帮助这些国家，他对此表示全力支持。他还表示，美国正在生产呼吸机等急需物资，而且会把剩余的送到其他国家。
　　他说：“我们将把多余的分发到世界各地。我们会去意大利，我们会去法国。这些机器会去西班牙，那里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

来源时间：2020/4/6   发布时间：2020/4/3

旧文章ID：21209

作者：王文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一个时代已终结，新的时代已开启。”环球时报英文版3月31日刊发“变局”专栏第31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全世界不应该轻视这个曾经引领二战后全球发展的伟大国家，但疫情终结了美国世纪，这恐怕没有争议。

　　可能多数人都没有想到，新冠疫情是美国1941年以来第一次没有全面介入的全球事务。
　　与1941年美国开始领导世界抗击反法西斯战争截然相反，这次堪称世界大战级别的病毒抗击战争，美国连自身都难保。美国大规模爆发疫情，是在中国、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全面受到病毒入侵之后，本应有足够的防御时间。
　　然而，特朗普政府盲目自信，谎言连篇，错失良机，还不断抱怨与甩锅他国，以至于到3月底美国感染人数就跃升至“世界第一”，本土死亡人数也超过“911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之最。用史蒂芬•沃尔特教授的话说，是“美国能力之死（the death of American Competence）”。
　　更令人惋惜的是，自称世界领袖的美国，在人类共同灾难面前，非但帮不了他国，也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争相去帮助与捐赠美国。这与两个月前最早大规模爆发疫情的中国不同，当时至少53个国家对华实物捐赠，而现在取得抗疫阶段性胜利的中国也向100多个国家提供呼吸机、口罩等捐赠。
　　我不知道，1941年首次提“美国世纪”的《时代周刊》共同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先生现在会不会着急得从坟墓中跳出来？《时代周刊》会不会此后发一个首页讣告，直接标明：美国世纪（1941-2020）？
　　其实，许多年来一直存在美国衰落的争辩。我也认为，全世界不应该轻视这个曾经引领二战后全球发展的伟大国家，但疫情终结了美国世纪，这恐怕没有争议。在这一点，我佩服挪威教授、被称为“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的预测。2009年，他在《美帝国的崩溃》（The fall of the US Empire – And Then What?）一书中说，2020年美帝国崩溃。他在序言中自信地谈道，2000年我就预言美帝国在2025年将会崩溃，但现在我将时间缩短了5年。
　　加尔通的逻辑令人信服：美帝国的衰亡，一是源于帝国中心的上层建筑无限膨胀、过度剥削与压迫其他国家所至，二是源于社会离心型的发展。最终，美帝国从高高的神龛上被拉下来了。
　　2200多年、400多位皇帝的中国古代王朝兴衰史通常有四点惨痛的王朝覆灭教训：荒淫无度、穷兵黩武、少主年幼、众叛亲离。美国最近的四位总统执政期的特点，多少也有类似的味道。
　　克林顿的“莱温斯基性丑闻”暴露了白宫的丑陋；小布什连续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过度军事扩张，导致美国国库空虚，更爆发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奥巴马试图“改变”，却拙于行政经验不足而荒废八年；特朗普推崇“美国优先”，频频“退出”，导致传统国际体系几乎崩盘。
　　按理说，美国有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吸纳与大学教育体系，全球最多的优秀企业与金融公司、法律人才，却迄今为止耗费了近一年时间，只能在74、78岁的两位老人之间选择一位成为下届总统。更糟糕的是，美国社会的分裂，使得任何国内政策都有近一半的反对者，致使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政策更能讨好国内，美国最终将从全球帝国沦为区域大国。
　　美国世纪终结，中国人并不会幸灾乐祸。即便身处疫情险境，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忘记打压中国，蓬佩奥国务卿企图在G7、联合国等国际平台的声明中加入“武汉病毒”、“中国病毒”字样，特朗普签署“台北法案”继续插足两岸事务。很明显，中国是濒临死亡的美帝国最惦记的国际对手。
　　对此，我更愿意致敬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一位名言：“当他们堕落时，我们应高尚。”（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中国不愿与美国纠缠，而是全力协调统筹本国疫情防控与经济生产，也力所能及地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
　　如果美国政府恳请中国帮助其抗“疫”，我相信中国会愿意的，正如2008年中美两国团结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那样。不过，形势已变了。正如美国《外交政策》期刊最新一期的系列主题“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所说，一个时代已终结，新的时代已开启。

来源时间：2020/4/6   发布时间：2020/4/1

旧文章ID：21208

作者：马国川  来源：政知记者

张伦，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从师社会学大师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获博士学位。

马国川：目前国内很关注其他国家的疫情，但是信息很混乱。作为一个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法国教授，据您了解，目前欧美国家的真实疫情怎么样？

张伦：中国民众关心其他国家的疫情，显示出对世界的关怀，当然是好事，不过由于身处特殊的信息空间，国内对于外界发生的情况多少都有一些认识偏差。现在欧美的疫情确实比较严峻，但是并没有达到中国人认定的那种程度。确实，这些国家的公众、媒体和反对党对政府有批评和不满，不过批评政府本来就是这些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永远都会有。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一定会有很多批评声音，更不要说这些国家的应对之策确实有值得检讨之处。

但同时要看到，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遵守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即使带来一些不便。政府本就是批评的对象，该批评就批评，但它既然又是公民授权的合法政府，因此还是要遵守它做出的决定。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公民文化。所以基本上看不到除与防疫相关之外的什么社会紧张。当然，我也只是就我的个人观察所及。

马国川：为什么美国股市会数次熔断？是否说明确实有社会恐慌情绪？

张伦：其实很多人(包括华尔街的)早已看到，美国股市泡沫已经比较严重。股市下泻一方面和疫情造成的恐慌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股市内在的回归调整趋势有关。我想，只要防控措施进入轨道，随着人们的情绪逐渐平复，股市也会回归理性。

马国川：目前法国和美国病例都在极速上升，为什么法国如此大意，特朗普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张伦：据我所知，法国早就按照惯例准备了非常详尽的计划，但是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前所未有，有些措手不及，根据以往的经验所做出的防疫安排与此次病毒诡异又疾猛的传播状况可能也有些不适应。由此造成的医疗资源的某些短缺也很难在短期间改善，尤其是前期一些资源如口罩等产地多在中国又有很多库存的都支援、汇集到中国去了，调度起来就更困难。法国准备了5000张重症病床，现在有2500左右已经用上，还有一半备用，但鉴于疫情的发展，依然在动用军队紧急设立新的临时医院增加床位。还有，一些急需的医疗设施比如吸氧机，只有一家生产，加班加点，一个月也只能生产出所需的轻重两类型的相关机器1600台。而从此方面生产能力更强的德国进口也不可能，因为也都在加班加点为德国政府的订单赶货。法国的公共医疗系统公认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但2003年夏，因夏季凉爽家里一般不装冷气设施，猝不及防的持续高温炎热还是夺去一万多高龄老人的生命。打个比方，这波疫情攻击，“敌人”力量甚为猛烈且狡猾，遭受损失也就难免。

至于美国，刚开始做得对了一些事情，如提早中断与中国的航飞，但因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方面，没想到欧洲和中东的感染者入境，“马奇诺防线”从背后被突破。此外美国政府对病毒的传播认识可能也有个过程，加之特朗普或因担心民心波动影响股市、经济状况这他引以为傲的成就，在大选年对其不利，处置上有些忽略。还有就是，这些国家和平日久，自由惯了的人民适应起来也要有一个过程。

这也牵扯到民主国家政府处理这类问题时的悖论：尽管知道问题可能严峻，但是在疫情还没有大的发展，人们还不认可的时候，如果采取一些过激政策会引起反弹，反而达不到效果。所以，怎么把握分寸很关键。就像“二战”，美国某些精英很清楚早晚恐怕要介入，但是只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才宣战。这次的麻烦在于，新冠肺炎病毒一旦传播起来迅猛异常，而行政运作、生活方式、文化宗教活动等要在几天、半个月内忽然发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改变(比如戴口罩，且不讲是否具备，西方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戴过一次)，适应起来确实不易。

马国川：意大利疫情严重，死亡率尤其高，有人因此说，民主制度确实存在效率问题。你对于这种观点作何评论？

张伦：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一定不能很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那么就没有办法解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什么防疫成功？即使同为民主体制，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应对之策，效果也不一样。例如，意大利的死亡率为什么那么高？除了医疗资源不足，感染面积过大之外，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特别是与人口的老化结构也有很大关系。意大利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22%以上，死亡者中很多都是7、80岁以上老人。法国85%的死亡者为七十岁以上的长者。但日本、南韩、中国台湾地区人口老化也相对严重，为什么问题没有这么严重？可能就是与其处置方式、文化因素等相关。除这些国家和地区行政部门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外，人们的卫生习惯，团队、自律精神相信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评价各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的措施与效果，涉及国家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医疗资源等各方面，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变量来解释。更不能老是盯着人家一时的问题，为自己寻找一些心理满足。我们要看人家的长处，少看人家的短处，千万不能过度地自满，一自满就会有问题。我们身处大变革时代，只有多了解一些事实、多一些看问题的角度，才能不会失之偏颇。

马国川：中国解决公共卫生危机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举国体制”受到了国内许多民众的追捧，在解决这种突发危机的时候也确实见效。

张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时效果我不否认，但好多人或许没有想清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要有条件的。在中国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体量因素，不是其他所有国家都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将资源全部集中投放武汉防疫，但如果同时出现五、六个武汉，即便我们集中力量恐怕也是很难收一时之效的。意大利的状况如此困难就与此有关。让疫情扩散了的意大利集中力量办大事又是怎样能做到？其次，我们不能只看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也要看它的成本和次生后果有时候更严重。比如，现在武汉疫情得到控制，当然是好事，但现在的聚光灯都聚焦在防控新冠病毒的成效上，由于医疗资源集中而造成得不到及时治疗的其他病人有多少？其他次生伤害有多大？这些或许我们都尚未有个更明晰全面的评估。

传统上中国就是个“量”的帝国，可以靠集中力量办很多巨大的工程，但一旦出现危机，因为缺乏地方自主和有效的平衡机制，灾难的传递效果、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在现代世界，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过分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其王牌，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变动不居、充满风险，随时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和不可预测的危机，一切都等着一个决策中心，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隐藏着各种各样重大的隐患。

马国川：欧美国家的应对办法尽管各有不同，但是普遍被中国网民批评手段太软，应该“抄作业”，学习中国。您怎么评价这些舆论？

张伦：大疫来袭，西方国家很难强迫把国民像监狱一样地关在家里，而是依靠唤醒每个人的自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硬”的方式，对所谓“软”的方式不理解，这反映出中外的制度差别、文化差别和价值标准差别。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国家制度的基本哲学是什么？是以效率为所有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基础，还是以道义和自由权利为合法性基础？不能说这些因素与效率相互之间完全不匹配，但是它们有的时候确是有矛盾和冲突的。最后要有个制度价值目标的选择。到底要什么？因此带来的一些制度条件也完全不一样。国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类街道管理体制，能够在警方之外还有如此强制性的限制居民行动的手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制度有其“软”的一面，其实也有“硬”的时候。一旦按照法律程序进入“紧急状态”，政府获得相应权力后，不见得就比威权的效率差。国家应该追求长治久安，效率是需要，但局限于一时的效率、一时的经济发展，都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表现。长远的效率与短期的效率，自由与秩序之间应尽可能找到合理的平衡。

马国川：经常有人辩解说，人类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制度，所有的制度都可能犯错误。

张伦：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制度让错误可能性小一些，犯了错误之后容易纠正，对错误有人负责。

自由民主制度当然不是绝对完美的制度，但它是一个少犯错误的制度。民主制度下为什么有些人会下台，会被选民换掉呢？就是因为执政个人或集团他们犯错误，引起民众不满。民主制度的哲学前提，就是假设人会犯错误。一个认定自己永远不会犯错的人和制度犯错误的概率大呢？还是承认自己会犯错、允许追责的人与制度犯错误的概率大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承认可能犯错误，同时又能够更好地让人们对此加以警惕的制度呢？

马国川：就像这次大疫，各国家处理方式不同，也都会犯错误，关键是什么错误不该犯，什么错误不能犯？是否有人为错误承担责任？

张伦：对。隐瞒疫情不仅是错误，也是犯罪，绝对不允许；信息掌握不足、决策迟缓失误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不管是哪种，都要有人承担责任。也许某一个时间点上，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比集权制度还要糟糕。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自由民主制度犯错误要少得多。因为这个制度允许犯错误，允许批评，允许追责。责任政治是现代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如果没完没了地犯错误，却无人承担责任，一个社会就会缺乏正义基础，早晚就会出大问题。

马国川：不容否认，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成就很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张伦：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人赞美苏联，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也在赞美之列。有相当一段时间，北韩经济增长率也比南韩要高。所以，不能用一时的成果和效率的单一变量来看待这些问题。看问题既要考虑具体的情境，也要有历史视角和文明视角。如果仅仅从效率讲，现代国家很少二战时纳粹德国那么富有效率。但二战前期在欧洲战场上的所向披靡却并不能确保其长久的强势。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否认，但是各方面代价之大也许要很久才能修补上来。缺乏平衡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很多。这几十年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满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标准去衡量一切，缺乏价值追求。今后要在制度上做调整，让公民有参与空间，有价值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在面临着重新寻找平衡、重建文明的任务。我们又到了要解决中国现代性构建方向与标准的问题的时候了。

从长远角度讲，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是重建中国文明、构建中国未来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幸福与尊严的制度基础？我们要寻找一些超越性的价值作为制度基础，作为文明转型和制度转型的坐标。马国川：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应对大疫的措施整体评价如何？

张伦：近代以来可能和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结构崩塌有关系，中国人对于外界的态度极其敏感，特别喜欢人家说自己的好话，过度解释人家说的好话；也讨厌，过度解释人家的批评。同时津津乐道于人家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批评，不明了其实这恰恰可能不是其真的软弱衰败的象征，反之，是他们能不断调整发展的关键所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百年前一战后中国知识界盲信那时在西方流行的所谓“西方沉沦论”。中国的国民心态在自卑和自傲中不断地徘徊，这可能是中国在将来发展中需要处理好的问题。

就这次疫情来说，首先，大部分国际舆论对中国应对措施的评价比较客观，认为一些措施有效，但是在他们的国家没办法实行。谁有我们上面提及的中国的街道制度？没有，也就没法“抄作业”。即使这些西方国家也说“封城”，禁止日常外出，根本上还是基于民众的认可与自律。这和中国的“封城”不一样。其次，也对中国有批评。赞美者习惯看效果，批评者在意其中发生的侵害公民权益行为。这些都不脱平常我们听到的对中国的两种基本看法。

马国川：许多人士担心，这次大疫会不会增加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任？

张伦：这是一个新型病毒，传染力极强，在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和不足，别人都是能理解和原谅的。现在的问题是，该承担的责任要不要承担，该认的错要不要认？不能因为所谓的“面子”，该承认的责任也不承认，该认的错也不认。这种情况下，人家对中国就会不信任，甚至中国普通人的形象也会很负面，搞不好将来就是灾难性的。

这些年，一些中国人在海外的不文明举止、暴发户心态、对他人缺乏尊重、自以为是、强词夺理等做法，让我越来越忧虑。十几年前，有欧洲华人商库被烧时，我就预感将来搞不好在国际上会出现排斥华人的潮流。我非常担心这次疫情会增加世界对中国人的不信任，造成严重后果。作为向世界传达信息的主体，如果中国官方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强化这种趋势，引发更糟糕的局面。

马国川：现在看，国内有少数民众夸耀中国的抗疫成绩，对于其他国家的疫情幸灾乐祸。

张伦：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从中国疫情爆发以来，从欧洲到美国，也许有，但至少我个人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什么人对中国幸灾乐祸。虽然有些人士可能对中国应对疫情的做法有一些批评和怀疑，但是对普通中国人的命运没有幸灾乐祸，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关怀。

有些中国人对其他国家有幸灾乐祸的心态，和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暴力、不人道、不人性对待本质上是相类似的，其实质都是缺乏对人的尊重，对他人生命的关怀。这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将来最难恢复、最难建设的问题。我希望，从灾难中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认识能够更深刻一些，能够对文明、对生命的认识有所提升。不论在中国还是身处世界各处，都应该对正义、人的权利与尊严有些普遍性的关心与追求，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自己群体的权利与利益。

马国川：可惜没有，反而出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张伦：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从来不是把一个民族推向文明的动力。近代的历史表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反而会导致灾难。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毫无异议的，但是能不能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之上有一些更超越、更深广的价值？这可能是决定中国未来文明走向的关键。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依然一切以国家、民族来界定，恐怕是会给中国、世界的发展造成伤害和灾难。

马国川：文明转型是长期的，在短期里制度转型更重要，因为如果制度不转型，那么文明转型也无法启动。

张伦：这是互动的关系，现代文明价值的不确立，会对体制的弊端更多宽容和认可；体制不允许健康的理想声音传递，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向狭隘。这就是灾难性逻辑。所幸的是，每次灾难，都会有一些人觉醒，破除灾难逻辑。“文革”就是这样，于是才有了改革开放。

马国川：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次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危机会不会进一步催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张伦：这次的公共卫生危机肯定会强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浪潮。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崛起，2008年经济危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之前趋势就有了，恐怖主义就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折射着一些相关问题。美国出现“銹带”，法国爆发“黄马甲”，英国“脱欧”，都是这种趋势的强化。我基本的判断是，以这次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为标志，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特别是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一波全球化前些年就受到重创，现在彻底地结束了。

马国川：在您看来，这一波全球化结束是不可避免的？

张伦：就像第一波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直到一战爆发结束，这期间世界发展突飞猛进，被称为“美丽时代”。引发“一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当时任何一个细节如果不出现，很可能一战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但是还是有些结构性的趋势性、必然性的东西，比如国家间内部与国际间发展的不平衡、新兴力量崛起之后对既有世界格局的挑战、新兴国家信奉的原则与现存价值系统的冲突等。一战那个时代英国、法国除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批评德国之外，意识形态上就是视德国为不民主国家。同样，这一波全球化也有些结构性问题，导致这一波全球化走向终结的因素不断累积，未得到及时恰当的调整。当然，我并不认为全球化就此彻底终结。怎么样重新定义全球化？怎么样协调管理全球化？未来将有激烈争论。可以基本确认的是，通过对这一轮全球化的反思，比较浪漫的全球化会遭到批评，民族国家的角色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得到强化，象一战后那样，一些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张在某些国家或群体里会有所泛滥，强调国家至上，敌视外界。与此相反， 一种主张新的世界主义，更积极的国际合作的立场也会得到发展。在如何处理人类共同的挑战及各国内部的问题上，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博弈将普遍长期存在，成为基调。未来世界如何发展？可能要召唤世界各国领袖的眼光。

马国川：这次危机不但会彻底冲击全球化，也会冲击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就遭到质疑。

张伦：本来，二战奠定的世界格局已经被全球化、中国崛起和大国博弈冲击得摇摇欲坠了，这次疫情将造成进一步的冲击。为人类的未来着想，应该保留这些国际机构，不过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革。

马国川：现在知识界最担心的是，这次危机不但会冲击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崩塌，而且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张伦：完全有可能。在我看来，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但是牵扯这么多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从波及人群、遭受损失、国家动员、社会心理等方面看，这完全是一种战争的状态。而且各国动用的处置办法基本都是和战争性质有关的，因此以战争做类比并不为过。这是一场非传统性的世界大战，跟恐怖袭击一样，是对国家、个人安全的新型的重大威胁。

从人和病毒的大战，连带造成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上的后果，进而引发人和人的战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造成经济资源萎缩，会引发各地社会冲突，甚至包括没受过疫情影响的地区，可能也会因次生的经济问题带来局部冲突。就像二次大战一样，有些国家没有参战，但事实上大战对其的影响深远，也都没逃得掉。总之，它会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旧时代已经崩塌了，从此人类历史会分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

马国川：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挑战，比如中美关系将经受严峻考验。

张伦：如果中美双方处理不好，互不信任，或者一方做出某些选择，中美渐行渐远的趋势就不可逆了。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应该推动更深刻的制度转型，实现法治国家。

像历次人类经历的大灾难后一样，“2020年之后”的人们会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历史上许多狂欢节、节日就是这么诞生的。此次疫情也一定会引发世界范围内某些重大的思想讨论，有关公共健康与政府角色，市场的地位，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运作的逻辑，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塑，也或许会引发些有关现代文明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人与自然界，动物的关系，如何看待财富、环境与发展，据说从威尼斯到中国，各地的空气、水都前所未有地清洁，让人印象深刻，那么重新开工后人们会怎样来寻回这境地呢？灾难会改变人类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展现出来的东西，会勾起人们的一些记忆、激发新的想法。这次危机也在考验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有没有反思性，到底有没有思考和检讨的能力？我希望，在制度转型之外，国人能够在价值方面做出更深层的调整，加快文明转型。当代的中国人要以怎样的文明形象展示给世界？中国人也需要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了。

来源时间：2020/4/6   发布时间：20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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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孤烟暮蝉  来源：作者微信公号

最近，很多媒体和有一些专家学者都在呼吁：中美应该合作抗疫。而看了一些呼吁合作的文章和倡议的网友评论却普遍的不看好。

原因何在？试着论述解析一下：

持中美应该合作抗疫的媒体与专家学者的看法大致都类似：

新冠疫情是全人类的威胁，从原理上来说，从现实角度出发，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事外，开展全面的全球合作是应对新冠疫情的最好方法。

中美单独一国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与领导力来阻击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而中美加一起基本上有40%–50%的全球GDP，差不多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当时独霸全球的水平。所以中美合作抗疫是理智的，也是最好的出路

这些呢，其实我们民间、我们普通人网友都能接受和理解。道理都对，但能不能变成现实实现就是个大问题了。

我个人也是不看好，中美能合作抗疫的。

我想今天文章就不要太情绪化了，就单纯的说说不看好的理由。尽量学术一些。

问题1：我们先抛开中美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中美之间的固有问题，单纯研究一下疫情下的欧洲。

欧洲欧盟有国家在抗疫中合作了么？世界上有任何两个国家联合抗疫了么？新冠疫情之下有合作抗疫取得成功的例子么？

欧洲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欧盟作为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公共治理工具和平台，欧盟的领导力在疫情期间，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欧盟针对各成员国爆发疫情与控制疫情有没有起到指导、协助、合作的作用？

欧洲的疫情是由欧盟统一的措施下进行抗疫是各个国家各自为政，这是为什么？

疫情期间欧盟的各成员国彼此的关系，以及彼此与欧盟的关系是更亲密，更团结了还是相反？

我想这些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欧盟是德法两国为主体提供核心领导力的，在国际组织或者能提供全球领导力的公共治理工具的组织中，要起到带头作用和提供核心领导力，是要出钱的，要出资源的。

欧盟就是如此，德法就是出钱出资源最多的。但是很显然的，在欧洲或者说欧盟在面对新冠疫情时，实际上欧盟的领导力在下降。彼此抢口罩不是一次两次了。各国的抗疫政策，因为各国国情不同也都不一样。

前两天荷兰还和葡萄牙吵起来了。意大利求援，欧盟无反应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下降。

而且多年以来的申根协议，彼此国境开放，欧盟人民无限制自由移动也在第一时间就废了，欧盟主要国家都关闭了国境。

欧盟各成员国，彼此实力是相对接近的。文化血统上彼此也近，政治理论也类似，制度也差不多。欧盟各成员国彼此之间原本的互信，远不是复杂的中美关系能比的。可疫情之下欧盟各成员国彼此之间有合作么？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欧盟各成员国之间都不能合作抗疫，欧盟也没有能在疫情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也不能统一协调医护人员人力资源与物资资源，那么为什么能认定，中美就能合作抗疫？就能取得成功？

问题2：中美民间对于彼此的看法和印象，能否促进中美合作抗疫？

任何政策与合作都是需要民间的支持与配合的。我们中国能迅速扭转局面，能取得抗疫第一阶段的胜利和我们医护工作者的奉献，与我们全体老百姓的支持配合是离不开的。

反观美国，历经了几个阶段，在床破和美国媒体真正开始认真对待疫情之后，还有一大帮孩子在海边party，口出狂言不在乎疫情。搞得疫情急速传播。那就是美国老百姓在那个时期，不配合不支持的结果。

中美民间对彼此的看法是什么情况？也不用多说了吧，简单说绝大多数老百姓针对过去一两年美国的种种操作都是极其愤怒，掐中兴，搞华为，毛衣站，涉及X港、T湾等地的美国政客言论与法案，甚至在美国疫情如此严重的阶段还又签了一个法案。

加上前几个月针对我们疫情的美政客和美媒体的言论和态度。这个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能支持中美合作抗疫的环境么？

有很多人说，中美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但我们老百姓心里都清楚，他们是频繁的在踩踏我们的政治底线和红线，美国的目标不仅仅是钱的问题。美国的确是我们的大客户，但我们也是美国的大客户啊。有美国这样的大客户么？

反过来美国人民也是一样，连续几年的美国媒体和政客针对我们中国的抹黑造谣，甚至在疫情期间进行污名化，甚至强行要在美国人民的认知中将病毒与中国进行联结。这是个美国人民能支持中美合作抗疫的环境么？

昨天，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美近百学者前政要联名呼吁中美合作抗疫。这算是回应那封中国百名学者在国际知名期刊《外交学人》刊发致美国社会各界的公开信，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呼吁全球团结合作的公开信了。

乍一看吓了一跳，远远出乎我的判断啊？但仔细一看，里面问题大了。美近百学者前政要联名呼吁中美合作抗疫是实事，但是这份呼吁文件是有前提的。

前提是什么？美近百学者前政要的公开信批评中国“最初抗拒与美国合作”，在初期掩盖疫情，且持续缺乏透明度。

在这个回应之下，我们中美能合作么？直接开始合作，就是默认了美国这封公开信的污蔑与谬论。

要是针对这个公开信的污蔑和谬论开始争论争吵，那还不是各说各话，哪来的合作？

这就好比合作前两边要互换喝下交杯酒，美国的那杯酒是有毒的，我们喝不喝？说有毒，那就是不合作，不说有毒，我们喝下去就中毒了。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几年的中美纷争中，各自民众对彼此国家都累积了很多负面印象，中国学者提议的中美团结合作，携手抗疫，结果美方学者回应了这么一杯有毒的互换交杯酒。美国学者这封信这是奔着合作的目标而来，还是奔着其他的目标而来？

问题3：中美合作的利基点在哪里？

中美合作抗疫在我们最艰难的一月二月，我可以理解。那时候就有媒体和学者呼吁中美合作抗疫。

在当时的我们看来，中国在实践抗疫措施，能累积数据、病例与大量的诊疗记录，累积治疗经验，可以为全球即将发生的新冠大流行做参考资料。而美方在医学、流行病传染病学有极强的学术积累。药厂的科学技术更是领先全球。双方可以互补。

而美国官方当时有任何反应么？承诺捐款1亿美金，到今天好像都没到账吧。之后美国媒体与政客的种种恶劣事件相信大家都历历在目。

那现在中美合作的利基点在哪里？

我们已经成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抗疫，而且是全球唯一一个扭转局面的大国。我们能提供美国的反而是抗疫经验、数据、诊疗记录、当然了还有抗疫物资。请问美国现在疫情大爆发状态下能提供中国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我单方面的认知，那我们看看美国学者与前政客写的那封公开信里是怎么说的：“中国的工厂可以制造防护设备和抗击病毒所需的药物。中国的医务人员可以分享他们临床治疗的宝贵经验。中国的科学家可以与我们的科学家一起开发抗击病毒所急需的疫苗。”

涉及到美国技术美国知识产权的东西，我想我不用多说了吧，10%以上美国技术的芯片，美国都要封杀华为供应链不让华为买了，一起研发疫苗？呵呵。

所以，中美现阶段合作抗疫的利基点在哪里？

现实点吧，现阶段合作那就不是合作了，是我们援救美国。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以美国现在的疫情局面，我们能起到多大作用？已经确诊30万了，轻症还不给测，月底破百万是必然的。

也有人说，疫情影响全球，我们外贸吃紧。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胡扯。

第一：疫情影响全球，单单救美国快速恢复国内经济发展效率么？其他国家，尤其是东盟、欧洲作为我们最大出口区域，不是依然封停中么？疫情影响的是全球经济，只要一个地区还有大量感染，其他区域即便没有了疫情也会二次流行爆发的。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尤其对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打击力度尤其明显。我们中国的经济从整体来看，对外贸依存度是有的，但比重不高，美国掐住产业链上游远比疫情对中美贸易的影响造成我们更大的损失。

那中美合作抗疫，能换来美方不对我们产业链卡脖子么？

第二：美国的确诊数量都是假的数字。轻症根本不让测试，4月2日截止，美国就回收了65万份检测报告，确诊24万。这种检出率怎么可能是正常检出率？就是给很严重的疑似病患测试是否感染新冠。轻症不检测，没追踪，不集中隔离，完全是一团浆糊状态。更何况当今天美国还有8个州根本没封城。

我们就算想救，即便是拼了命，救的起来么？

就算我们拼了命送了足够足够的物资，那美国就能执行我们中国的抗疫政策了么？现在再执行不觉得晚了么？真正的感染者有多少？每天继续增加多少感染者？美国能严厉封城么？能全国50个州一起封么？能扛得住日薪时薪一族的吃饭压力和生存需求压力么？能解决美国新增的千万失业么？能解决今后一段时间美国急速上涨的失业人口么？

国情不同，我们的成功案例在美国也就只能当做参考，抄都是没法抄的。对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我们的案例和措施很可能在任何一国都无法复制。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现阶段中美合作抗疫能成，还是合作么？如果是中国去拯救美国，我们有那个能力与实力能救的起来么？就算能把美国救起来，全球还有这么多地区新冠肆虐呢？合作开发疫苗？我们有那个能力能改变美国知识产权和美国国内立法保护利益？所以，中美合作的利基点在哪里？

问题4：疫情来袭，中美之间是竞争加剧，还是合作加剧？或者说国际间各国之间的竞争加剧，还是合作加剧？或者说全球化的正面意义在加剧，还是负面意义在加剧？

说几个例子：

美国很多政客与媒体最近都在说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现在都没办法生产大量的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了，这应该是很简单啊？比如纽约州州长，最受妈妈喜爱的儿子科莫就这样说。

呼吸机的问题尤甚，讨论最多。

美国很多媒体和政客都呼吁，今后一定要医疗物资实现美国本土化产业链生产。

美国封禁了我们中国的KN95口罩，然后又停止封禁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马云送了1000台呼吸机给纽约州，科莫在FB上感谢后，下面美国网友的评论都在骂科莫，油管上更是一大片都是骂科莫的。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美国现在禁止3M出口口罩给其他国家，3M在反抗。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问题？

对于医疗物资，我们中国的态度其实特别清晰，卖是所有人都同意的，送都送了很多了，那是什么原因美国媒体、美国政客都在呼吁一定要在未来实现医疗物资和设备自主化，生产本土化，产业链本土化？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

疫情全球爆发，其实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没有全球化今天如此发展的高度，就没有这么快短时间内全球疫情的大爆发。疫情全球爆发是全球化的负面意义，而且疫情使得很多面向的全球化负面意义被更多人重视到了。

美国媒体和政客说的要实现本土化医疗物资设备的产业链，这就是反全球化，和全球化是背道而驰的。包括美国正在实行的封禁很多国家的人前往美国，也是反全球化的举动，包括其他国家封闭国境也是这样。

这样就回答了一个问题，疫情之下，其实全球化的正面意义在衰退，同时负面意义在加剧，甚至反全球化都在加剧。

疫情之下，各国其实都在做一件事儿，就是减少本国人口的感染死亡，降低疫情带来的损失。当全球各国都在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场看不见的竞争。是一场彼此不能说竞争的竞争。

这种竞争很好理解的，当疫情之下，原本国家A和国家B的实力是一样的，但疫情使得国家A受的损失小一点，国家B受损更多，那国家A和国家B是不是在疫情下实际是在竞争？而国家之间如果要合作抗疫，那就复杂了。争论付出与责任都会争论不休，原本互信基础很好的欧盟内部，不是出现这样的争论了么？说的是挺血淋淋的，但这就是实际的情况。

如果有人认为这不对，那如何解释已经隔三差五出现的，一个国家抢其他国家的抗疫物资的情况？这不是竞争这是什么？美国抢到了就能更多的保护美国的医护人员，就能减少医护人员的感染死亡，加拿大被抢了，加拿大就增多了自己医护人员的感染死亡。美国抢了加拿大口罩，加拿大就受损更严重，这不是竞争这是什么？美国和加拿大关系够好了，彼此互信远超中美之间这大家没有人会否认吧？美国有和加拿大合作抗疫么？封锁边境是合作抗疫么？抢加拿大口罩是合作抗疫么？

中国的局面现在是什么？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抗疫工作的成功，只要能保持下去，不要一下子放松警惕，就不太可能发生二次流行。而美国的情况是什么？其实根本目前就看不到疫情拐点。

那么问题来了：疫情来袭，中美之间的竞争的动力在加剧，还是合作的动力在加剧？显然是中美竞争的动力在加剧。美国媒体和政客为什么要抹黑和甩锅中国，说中国疫情依然严重，现有数据造假？因为疫情之下，其实大家所有国家都在竞争，这些年纷纷扰扰的中美之间更是如此。因为疫情而竞争加剧的中美之间有合作的基础么？

问题5：其实我不太懂，中国媒体和学者提出的中美合作抗疫具体指什么内容？

美国现在的局面其实有点进入了一个悖论陷阱。

他们重视抗疫启动抗疫措施都太晚了。信息和真实情况的传导到白宫，花费了太多时间，或许是白宫误判了疫情的发展。

其实床破复活节重启美国的计划和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排除道德因素，排除舆论压力、排除政治理论，反正把一切光明的思想和价值全部排除之后，仅仅作为机器人般的思考，复活节4月12日重启美国，或者尽快重启美国，恢复正常的上班上课，是美国对抗疫情的最有效率，受损失相对较小的方式。

至于有很多人会生病，死亡那也只能那样了。因为继续保持目前美国的抗疫方式，会对美国造成更大的整体伤害。

拖下去其实是对美国很不利的，因为日薪时薪的人很多，拖下去就意味着失业，意味着有吃饭的问题。如果仅仅2,3个月，我想问题也不大，损失也不大。但美国真的实现抗疫措施和重视的时间太晚了。而且到今天还有8个州根本没有进行封城，这对控制疫情传染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况且，现在美国就是重症才能检测，这个葫芦都很难按下去，一片大乱。

美国历史上有大规模骚乱，打砸抢，仇恨犯罪，就是因为失业率大增导致的。相比骚乱和打砸抢，新冠疫情对美国来说真不算什么。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统计，美国枪支死亡率在疫情期间，大幅度下降了。

如果爆发因为失业率大增的大规模骚乱，到处出现打砸抢，那对美国才是真正的大伤害。

而另一方面，因为美国启动抗疫太晚，实际上即便拖下去维持现在的美国抗疫政策也已经很难控制疫情了，拖下去也不能保证什么时候能看到疫情拐点，床破不是自己说了么，死10万就算白宫做的不错了，按照床破自己说的死亡率1%，就是1000万感染了。何况他们数据是假的。

但是，排除一切人性光辉的复活节重启美国计划，应该是不可能会被床破搞成的。美国自诩为世界灯塔，皿煮领袖，有价值观同盟，白左思潮，还有媒体和舆论的压力，还有反对党的制约。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行复活节重启计划的。

所以，美国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悖论陷阱。

拖下去越久，受损越大。而最有效率的方式又不能执行。但从整体实力方面来看，美国目前并没什么明显的受损。只是隐忧很大，进入了上面说的陷阱中。

我认为美国还是会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个美国老百姓忍受不了没工作没钱的时刻，重新重启美国。至于控制疫情就不能兼顾了。

很多国家也会照这个路径走，或者干脆就不积极抗疫，实际在搞群体免疫。

所以我就一直很疑惑，我们的媒体和专家说的，中美合作抗疫，到底合作的点是什么？

我们政策和抗疫措施，美国也没法执行啊，执行了也没用，国情不同，老百姓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秩序不同。我们的数据对他们帮助也不大，我们是全检，全追踪，全收，全治。美国不是。

我们也不可能也不可以干涉美国自己的防疫政策的，那是美国的内政，我们不干涉内政不是么？

还有关于我们诊疗记录与诊治经验的问题。我们来看一张图片：

假设先设定这份表格是科学的，可信的。那不同人种间，检测确诊率与确诊死亡率差别这么大，我们中国自己的抗疫诊疗记录和诊治经验对美国来说根本没用啊，不同人种差别这么大不是么？

如果这份表格根本就不是科学的，那作为美国官方的卫生部门给的这样表，是什么意思？是要搞仇恨犯罪的引导么？是要挑拨离间甩锅么？那如果不是科学的，那我们的医生和这帮人有什么好合作的？不同人种间的些微差异或许是存在的，这种差了几十倍的数据，怎么可能是真的？

那么问题来了：所以我就一直想不明白，我们究竟在哪些点上，可以和美国合作抗疫？可能也就是能卖能送抗疫物资吧。那现在没合作，我们一样在卖在送抗疫物资啊？想不明白。合作研发疫苗，成功了共享？我是真不信美国能做到共享。

而且大家直白一点，疫苗竞争是现在中美疫情下加剧竞争的核心组件。这个判断没问题吧？

如果是以合作抗疫的说法，缓和紧张关系，那我到是能理解为什么说中美合作抗疫。但看到美国专家和前政客的公开信，我觉得我们也是白费好心，白给了台阶。提议在疫情当下中美合作抗疫，美国官方一直都没反应，我们媒体和专家学者显得很尴尬不是么？等来的这一封回信，内容也不太令人愉快的。

最后问题6：全球抗疫，中美作为最大的第一第二大国，加上复杂的关系和这几年的历程，不被人拿出来比较是不可能的。而中美各自表现差异在目前极大。作为我们老百姓的看法是很简单的，就是中美制度不同导致的表现差异。

制度之争在未来全球疫情越发严峻的预判下是避免不了的，会与各国疫情造成的损失伤害正相关。也不光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在说，美国的一些政治学者和媒体人已经开始讨论了：政治制度是否是中美各自抗疫不同成绩和结果的原因？

过去一直以来，美国政客和媒体就是污蔑造谣，塑造我们中国的坏形象，然后得出一个先射箭再画靶的结论，那就是污蔑抹黑我们的政治制度，然后说个故事出来并“证明之”。

那如果在疫情下中美要进行抗疫合作，就必然有一方是表现好的，有一方是表现差的。

那就是延伸了两个问题：

如果美国媒体政客，继续抹黑造谣我们的抗疫成就和成绩，那中美合作抗疫不是显得很搞笑么？两个差生在一起合作互相补课，就能考进985了？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要帮助成绩不好的同学，不都安排到全班第一身边做同桌么？

那如果美国媒体政客承认中国抗疫成绩好，效果佳，那不就直接陷入制度之争了么？美国怎么可能能接受抗疫表现等同于制度优劣这种老百姓简单的想法呢？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事实与结果，那就是美国媒体在不断地升高对我们抗疫成就和成果的抹黑与造谣。

在这个局面下，在这个首先要让美国人民接受和承认我们中国抗疫成就好，表现好的事实基础下，然后又要满足美国媒体与政客不涉及两国制度之争的前提条件下，才能有可能开展中美抗疫合作。

我们再看一遍，美国学者与前政客回应我方学者的，呼吁中美展开抗疫合作的公开信里面的一些内容：

美近百学者前政要的公开信批评中国“最初抗拒与美国合作”，在初期掩盖疫情，且持续缺乏透明度。

“中国的工厂可以制造防护设备和抗击病毒所需的药物。中国的医务人员可以分享他们临床治疗的宝贵经验。中国的科学家可以与我们的科学家一起开发抗击病毒所急需的疫苗。”

他们的这封公开信，到是绕开了我说的前提：首先要让美国人民接受和承认我们中国抗疫成就好，表现好的事实基础下，然后又要满足美国媒体与政客不涉及两国制度之争的前提条件下，才能有可能开展中美抗疫合作。

但说实话，他们这条件，我是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有人能够吞的下去么？

或许，我们的媒体、我们呼吁中美合作抗疫的学者专家与社会精英人士，能从学术角度来分析一下全球抗疫局面下的国际关系，中美关系，能就中美合作抗疫，回答一下我提的这六个问题。

最后，假如我以上的判断全错，以美国如今全球确诊最多新冠的局面下，新冠疫情全球最严重的局面下，中美就进行了合作抗疫，并取得了成功。逻辑上是中美合作才能使得美国抗疫成功，所以美国不是必要条件，中国合作是必要条件。

那逻辑反推，中国就能够和任何一个国家合作，并成功抗击新冠疫情。

那第二个国家我们要不要合作？第三个国家我们要不要合作，第N个国家我们要不要合作？这个世界上除了神话和小说外，有一个国家能拯救全球的？

那不是电影里的美国么？

来源时间：2020/4/6   发布时间：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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