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滕建群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20年3月19日，全球化智库（CCG）以“中美‘战疫’合作与全球经济影响”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邀请了相关专家学者就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中美合作展开讨论，为促进中美共同抗击疫情，抵御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贡献智慧。会上，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就疫情对中美关系和供应链的影响展开分析，他表示，抗疫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提供合作契机，中美在产业链上“脱钩”是不可能的。
　　以下为滕建群发言全文：
　　谢谢，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开会，应该是第一次。我觉得非常荣幸跟诸位国内大咖交流。首先我就从中美合作来说。简单地介绍一个问题，就是“脱钩”。之前，美国一直在讲“脱钩”。疫情开始后“脱钩”，美国在疫情开始时候说得比较狠。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也讲了，这是把更多就业机会，把更多投资拉回美国的好机会。
　　大家可以看一下，“脱钩”这种想法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宏观的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了，我就讲一下具体几个方面，讲一下疫情对中美关系和供应链的影响。“脱钩”也好，供应链保障也好，这些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疫情影响是现实，有人说，疫情可能对中美关系，特别在供应链的影响超过“贸易战”，这是个非常严峻的事实。
　　讲四个方面的相互依存或者相互依赖。
　　第一个是在药品和药品原材料供应方面。现在应该说，中国是全球范围内药品或药材的主要供应商，疫情使中国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供应链的地位不是削弱，反而是增强。医疗器材，特别是基本的器材供应，都与中国有很大联系。还有一个，美国这么多年一直在跟中国进行医药研发合作。刚才有专家讲了，未来在应对疫情的技术合作方面，中美是有合作余地的。按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数据，美国至少在中国进行了500次的药品检验，包括针剂、药品和器材等。
　　这次应该是带来了很大触动，中国在生产方面出了一些问题，这给合作带来一定影响。美国现在有声音说在药品供应链上要与中国“脱钩”。纳瓦罗提出，要尽量争取“脱钩”，要转移产业链结构，还有国会议员提出一些议案称要与中国“脱钩”。但目前看，“脱钩”是很难的。在全球供应链上，中美很难“脱钩”，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未来全面“脱钩”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合作，不管是原材料供应，还是科技合作，双方存在一个很大的合作空间。
　　第二方面是零部件供应方面。我们现在在一些零部件供应上也受疫情影响，也是出现放缓供应问题。目前看，这个供应链对于一些工厂，一些制造业的影响不是非常大。按疫情前的统计，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特别是零部件产业的1/3，是世界最大的零部件出口国。像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如果中国在这个方面出了问题，他们肯定会受影响，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找到替代产品，零部件应是第二个供应链的问题，中美保持合作有内在驱动力。
　　第三个方面是跨国运输方面。美国停航，我们没有，民航客机和货机都在飞。目前看，最大的影响是船运。中美双方都设置了一定限制，对计算机器材、电气器材的运输产生极大影响。出于对供应链需求的考虑，特别对中国依赖的考虑，美国也清醒认识到与中国在运输方面相互依赖。日本也是这个问题，比方说日本蔬菜20%都是需要船运过来的，但现在停了。运输业，特别船运应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第四个在供应链上的影响是零售和分销业。大家可能认为是个笑话，前两天Costco公司开始卖棺材了。我问了很多美国人，也包括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的中国人，说Costco卖棺材，这在历史上还没有过的，因为这个就是商机。关键是这些棺材是中国制造的，而因为疫情，超市开始出售这种商品。一口棺材要1200美元到1900美元或者更多一点。零售商业应该是中美合作的一个契机。从疫情来说，影响是负面的。但从整个过程来说，我觉得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地位，短期内也好，长远来看也好，是很难被取代的。
　　所以，我们要告诉两国决策者，我们必须要进行合作，在经贸里必须要进行合作，不是说“脱钩”就“脱钩”的问题。从抗击疫情来讲，在国际上现在有两种路径：第一种是把社会正常的运行，把经济运行按下暂停键，主要是保证生命安全，以人为本，这就是现在中国成功阻止疫情扩散主要的原因。
　　另一个方法是保护自己的羽毛，为了自己的经济也好，为了选举也好，不采取包括隔离等方法，让疫情扩散。这就是美国。现在看特朗普说大话，但大话是罩不住病毒的，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你不管有多强的军队，不管有多少美元，都会面临一个隐患——被传染。我个人感觉，美国很难抄我们的“作业”，但可借鉴一些经验。中国现在是“保卫战”，之前是“歼灭战”。那么美国也好，意大利也好，现在是“歼灭战”，打得非常残酷，非常艰苦。
　　抗疫合作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提供契机。但我们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去年12月份，我们到美国访问。一个结论是，美方认为中国开始进攻了。我们到美国政府、研究机构等拜访，官员和学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你们中国在进攻，我们美国在防御”。我觉得得出这种结论的最主要原因是大家跟不上形势发展。
　　我提几点建议：
　　第一，要重新认识中美战略关系，战略竞争。不是说中美两国关系出了问题，而是大家思维模式出了问题，美国在用“冷战”、“零和”游戏规则来对中国，双方都有这种思维模式，所以在认知方面要有新的考虑。
　　第二，疫情给我们提供新的合作契机。需要清楚的是，从药材、从供应链等一系列问题都要有个好的看法。
　　第三，要调整产业结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是世界最大的供应商，但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很大内需。改革走向深水区，国内现在加强产业结构调整。
　　我经常打一个比方：我们当年“闹革命”，把老楼推翻了。40年改革开放，我们建起新楼，今天中国要干的事是“精装修”。这就是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制度”和“治理”。我相信疫情总会过去，我们的“精装修”仍需要做好充分计划，要找一个好的施工队。
　　总之，疫情下的中美关系既面临着挑战，也面临着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毕竟美国想与中国在产业链上“脱钩”是不可能的。
　　（本文根据滕建群先生在全球化智库（CCG）于2020年3月19日以“中美‘战疫’合作与全球经济影响”为主题举办的线上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时间：2020/3/31   发布时间：2020/3/29

旧文章ID：21124

作者：秦元 陈文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2020年3月26日，美国司法部突然宣布，对委内瑞拉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和14名其他现任和前任委内瑞拉官员提出毒品恐怖主义和其他刑事指控，指责他及委内瑞拉其它军政领导人与向美国走私可卡因的哥伦比亚左翼游击队组织勾结，并悬赏1500万美元征集将马杜罗逮捕、定罪的相关信息。这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顿时让外界想起了美国当年以同样的罪名进入巴拿马捉拿军事强人诺列加的历史，只不过当前全球都在抗击疫情而多少忽略了这一事件。针对美国的这一做法，当事人马杜罗很快便反唇相讥，指出美国的做法是企图击垮委内瑞拉，但“不会得逞”。一纸司法令后，美国会重演当年的那一幕——跨国抓人吗？其影响又如何？
　　指控他国总统涉毒，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
　　3月26日当天，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和司法部的其他高级官员在为此而特别举行的一个视频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些让全球都为之震惊的司法指控。他宣布，针对委内瑞拉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美国司法部悬赏1500万美元捉拿他，同时对其他四位军政官员，美国则分别悬赏1000万美元予以通缉，其中包括马杜罗的铁杆支持者——委内瑞拉现任议会议长马卡韦略以及情报局长等人，而国防部长洛佩斯等人则分别在美国的华盛顿、佛罗里达遭到起诉。由于美国早已经不再承认马杜罗是委内瑞拉的合法领导人，因而在美国司法部长巴尔的口中，他避免直接称马杜罗为委内瑞拉“总统”。从一年多前开始，特朗普政府便正式承认反对派领袖胡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的临时元首，视其为委内瑞拉国家和人民的合法代表。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告诉媒体记者们说：“我们今天（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彻底铲除那些不再被承认的委内瑞拉官僚体制内官员的犯罪活动，如毒品走私、贪腐、洗钱等对美国构成的危害和影响，美国不会再允许委内瑞拉政府机构内的这些官员利用其身份作掩护，动用美国的银行来转移他们来自南美地区的非法所得或继续进行他们一直在进行着的违法犯罪活动。”
　　美国司法部当天的这一指控和宣布无疑是一个重磅新闻，注定会产生极大的反响和影响，只不过全球各国当下都在奋力抗击疫情而多少忽略了这一事件。从历史上来说，这是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司法部第二次起诉一位仍然在任的外国国家元首。1988年，美国司法部起诉了巴拿马军事统治者曼纽尔·诺列加，而罪名与此次指控马杜罗几乎完全一样，即指控诺列加贩毒。
　　如果上述指控的罪名完全成立，按照美国的现行法律，那么到案后的马杜罗至少会被判处50年监禁。
　　美国欲为军事行动打下司法基础？
　　“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向巴拿马军事强人诺列加提出了贩毒指控之后，美军特种部队于1989年12月20日向巴拿马发动了毫无正义可言的“正义行动”，以闪电般的军事进攻，仅用10多个小时的超短时间便迅速控制了整个巴拿马，一举推翻了诺列加政权。1990年1月3日，美军成功地抓捕了逃往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避难的诺列加之后，如同老鹰抓小鸡一般将诺列加空运到美国受审，后来美国迈阿密联邦法院1992年判处诺列加入狱40年，将牢底坐穿。
　　对比这一历史事件，美国针对一个南美产油大国委内瑞拉的做法有着惊人的相似。首先，无论是当年的诺列加，还是现在的马杜罗，美国所宣称的罪名都与毒品密切有关。所不同是，美国明知马杜罗不可能从事贩毒便指称他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即“哥武”，FARC)结成了所谓“毒品恐怖主义合作伙伴”，声称马杜罗收留了大约2500名“哥武”成员，使他们能够继续从哥伦比亚经过委内瑞拉和中美洲其他地区向美国走私可卡因。
　　其次，两人都高举起反美的大旗，在美国的“后院”与美国格格不入，甚至势不两立。所不同的是，美国还在委内瑞拉扶植了亲西方的反对派议员瓜伊多，欲以其来替代合法的马杜罗政府。
　　再次，上个世纪，美国以贩毒罪名指控诺列加始于里根政府时期。而美国当下的总统特朗普恰恰是一个对里根本人顶礼膜拜，信奉里根政府“以实力求和平”理念的人。以类似的举动复制当年里根政府的做法，亦完全在情理之中。
　　如今，美国国内的新冠疫情面临失控，且内患不断，而美国扶植的瓜伊多则进退不能、空留笑柄。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更需要一个“快刀斩乱麻”的行动来迅速处置其眼里的委内瑞拉危机，转移国内的视线。因此，美国首先要做的是为日后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制造充分的舆论来铺平道路，特别是司法程序，必须先“先打雷，后下雨”，否则其自我标榜的“民主法治国家”便现出原形。
　　悬赏一国总统，能如愿以偿吗？
　　以司法指控悬赏马杜罗等人，此举标志着特朗普政府推翻马杜罗左翼政权的行动开始进一步升级，尽管这是以本国法律替代国际法实施“长臂管辖”的又一例证。然而，就在美国司法部的上述指控作出之后，委内瑞拉方面作出了愤怒而坚决的反击。马杜罗表示，如果有人敢动其一根指头，他们将会引发全体委内瑞拉人民的愤怒，导致地动山摇。他还取笑特朗普“不会得逞”。的确，马杜罗似乎有充足的底气来反击美国针对其执政团队的抹黑和污蔑。
　　一方面，当今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剧烈的变化。在国际社会，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越来越难以得到广泛的理解，遑论是支持。而在当年，苏联处在解体前夜的风雨飘摇之中，无暇顾及到远在中美洲的一场变故和冲突。现如今，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明显更愿意在美国的“后院”与美国针锋相对，一解北约不断东扩之围。可以断言，一旦美国以武力入侵委内瑞拉，复制当年针对巴拿马军事强人诺列加的做法，那么，无论如何俄罗斯是不会沉默不语的！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产油大国的委内瑞拉，在影响力、国力等方面都是中美洲小国巴拿马不可比拟的。一是，综合国力、军力等，远在其之上，美国的任何军事入侵都会付出不小的代价。二是，委内瑞拉国内民众，特别是军方对马杜罗政府忠贞不渝的支持和力挺是美国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也是几年来美国一直无法真正撼动马杜罗的原因。委内瑞拉民众更能理解到，委内瑞拉当前的困境正是美国制裁结下的苦果，美国越压制，委国内民众就越反弹，对美国的仇恨自然会越深。三是，厌倦了战争的美国国内民众未必会支持美国军队入侵他国发动另一场战争。
　　当然，美国司法部门对马杜罗等人的刑事指控及悬赏所产生的影响依然是不容小觑的，至少会在地区起到进一步打压、孤立马杜罗政府的作用，在心理上使其恐惧，或许这正是美国的初衷，因为“极限施压”是特朗普政府极为推崇的一个“法宝”。

　　本文作者分别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3/31   发布时间：2020/3/30

旧文章ID：21123

作者：尼克·布莱恩特  来源：BBC中文网

通常人潮涌动的时报广场，现在几乎空无一人。

　　9/11纪念馆已经没有鲜花了。一个通常都是铺满玫瑰、康乃馨和星条旗卡片的美国祭坛，现在被一个临时的塑料栏杆隔离着。那条闪烁着白色霓虹，宛如“不夜城”的百老汇大街，现在暗淡无光。地铁变成了无人的幽灵列车。史泰登岛（Staten Island）的渡轮仍然继续穿梭在纽约港的碎浪水流之间，在进出曼哈顿下城的途中经过自由女神像（Lady Liberty），但是船上几乎没有乘客。通常都人潮涌动的纽约时报广场（Times Square）接近空无一人。
　　身处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中间，再没有人想在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Crossroads of the World）的商业区碰面。一个以传播活力著称的城市，一个号称永不入眠的城市，已经被迫进入冬眠。作为美国感染病例最多的集合城市，这里再次成为“归零地”（Ground Zero）——而这是任何一个纽约人都不希望再次用在这里的名字。就像那一年的9月11日一样，我们的世界再次猝不及防地被颠覆。
　　就像人一样，一个国家在危难之际也会显露出真正的面目。在如此重大的紧急境况下，只要很短时间就能看出一个总统是否扛得住这样的时刻。于是，在遭遇这场举国乃至全球性的灾难时，我们从中看到了怎样的美国？国会山那群仿佛在几年前就因党派纷争陷入瘫痪、处于立法封锁状态的议员们，能否起来迎接这场挑战？那个如今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坚毅桌”后面的那个自诩为“战时总统”的人，又怎样呢？
　　在上述三个问题当中，最后一个是最无趣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回应是那么不出意料。他没有改变过，没有成长过。他不认错，也不怎么谦卑。
　　相反，作为总统的所有标志性风格都被他激昂地展示出来。他荒谬地自吹自擂，说自己对危机的应对应得满分10分。他将本应无关政治的事情政治化——他戴着印有竞选标语“让美国继续伟大”（Keep America Great）的鸭舌帽拜访疾病控制中心。
　　他对真相的歪曲令人费解——现在他声称自己很早就完全关注到全球大流行的规模，哪怕他很多个星期里都在否认和淡化疫情的威胁。他以“假新闻”攻击媒体，包括特别恶毒地中伤一个白宫记者，在后者问他有什么话要对惊恐的美国人说时，他回答：“我告诉他们你是个差劲的记者。”他小器又刻薄——取笑在弹劾案审判结束时投票支持赶他下台的参议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因为他已宣布自我隔离。
　　他继续对那些在最前线应对危机的政府部门作出攻击——对于发出敦促美国人尽量不作任何国际旅行这一最极端出行指示的美国国务院，他在自己的总统讲台上形容是“深层国务院”。他极度沉迷于评分，现在又沉迷于确诊病例数字——他截停了一艘停在西岸的游轮，说：“我喜欢现在的数字，我不需要为了一艘错不在我们身上的船就让数字翻倍。”他沉缅于炒作——声称羟氯喹（hydroxycholoroquine）和阿奇霉素（Azithromycin）合用是“医药史上最大的改变游戏规则的事物”，哪怕医学官员已经警告不要宣扬虚假的希望。
　　他缺乏同情心。特朗普在白宫的每日简报并没有向死者家属发出慰问，也没有向医护前线的人们给予鼓励和赞扬，而基本上都是以一连串的自我表扬开始。在特朗普讲完话之后，他的忠实副手迈克·彭斯（Mike Pence）通常就会拿出他在过去三年里练得炉火纯青的本领，给总统唱一轮（美国首都华盛顿）“波托马克河上平壤”式的赞歌。特朗普对崇拜的自恋式渴望似乎永远填不满。与其说是战时总统，他很多时候听起来更像是“太阳王”路易十四。
　　还有，仇外心理一直是其政治经营模式的必要条件——他反复将疫症称作“中国病毒”。就像2016年总统选举前夕将中国和墨西哥移民说成是抢占美国工业心脏地带的替罪羊一样，他现在为了连任当选，又指责北京是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源头。
　　他试图做一个经济掌舵人的努力比起他对公共卫生的掌控要更令人信服一些。过去的金融冲击，特别是2008年的崩盘，教训就是要在早些时候“来大的”。这正是他试图做的。不过在这里，还是有很多他作为戏精的影子。他似乎一直围绕着最初1万亿美元的振兴经济方案不放，因为那听起来是一个那么大的数字——简直像财政领域的世界第八大奇迹。
　　特朗普与所有的民粹主义者和煽动者一样，喜欢用简单的方法应对复杂的问题。他对那些去过中国的人关闭边境，这在往后看来是个合理的举动。然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需要多管齐下的举措和长远的思维，似乎非他所能做到。这个总统一直都是活在当下，不管他是在白宫再呆10个月还是五年，他都并没有很好地准备应对这场将占据其任期余下时间的公共卫生和经济紧急状况。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经常都会创造一些讨好的场面，哪怕其实并没有实质的进展——他与朝鲜独裁者金正恩的高峰会面就是一个例证。但是，魔术师的伎俩或者标语党的营销技巧这一次并不奏效。这是一个全国紧急事件，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它不能够通过几条推文、几个外号或者几次炒作就能解决。事实无法逃避：死亡人数在飙升。
　　我们看到了怎样的美国？首先，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经久不息的善。
　　就像9/11的时候一样，我们惊叹于应急人员——护士、医生、医疗支援人员和救护车司机，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展现出的公共服务精神与当年冲向燃烧的双子楼那些消防员是一样的。我们见证了那些必须转向远程线上教学却没有漏掉一堂课的学校所表现出的正直和创造力。我们看到了那种让商店开着门、货架放着货和食物送到家的实干精神。换句话说，大部分美国人展现出的美德，和我们在每一个因病毒而暂时瘫痪的国家所看到的，是完全一样的。
　　至于那些表现出来的美国例外论，很多都属于负面，令人很难不羞愧得将头埋在手掌里。那些枪支店门外排的长龙，那些武器网店骤升的销量——Ammo.com的销售就上升了70%。人们慌忙购置AR-15步枪。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拒绝承认这场全球大流行疫症是流行病。为了证明其实没有病毒，阿肯色州的一名牧师吹嘘说，他的教区居民可以舔教堂的地面。
　　又一次，那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又在思考，为什么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没有一个全民医保计划。奥巴马医保（Obamacare）通过十年后，有超过26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没有团结一致，这场危机展现的是美国人如何在数十年里在政治维度上做到了保持社交距离：保守派和自由派各自的类聚，构成了一个个志同道合、对相反政见者有过敏反应的社群。又一次，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分裂的美国，那种惯常的、条件反射的部落主义。共和党人认为冠状病毒疫情的报道夸大其辞的可能性比民主党人高一倍。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说，他们相信来自总统的资讯，而在民主党人中间这个比例仅为8%。
　　就像乔什·金牧师（Reverend Josh King）绝望地向《华盛顿邮报》所说的那样：“在你那个政治保守的地区，封城不是解读成照顾你，而是解读成自由主义。”即使在3月13日，美国疾控中心（CDC）预测可能会有多达2.14亿人感染，右翼网站“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的联合创办人肖恩·戴维斯（Sean Davis）却在推特（Twitter）发帖说：“企业化的政治媒体仇恨你，它们仇恨这个国家，他们会永不停歇地要重掌权力统治你。如果这意味着要通过一场他们帮忙制造的恐慌来毁灭经济，同时抵挡那个开始这一切的共产主义国家，那就这样吧。”
　　最新一次盖洛普民间调查显示了这种分化：94%的共和党人认可特朗普对危机的处理，民主党人则是27%。然而总体上，十个美国人当中有六个认可，将他的支持率再次推高到49%，与他任内的最高分持平。与过去9/11等危机发现时一样，美国人倾向于围护在任的总统，尽管唐纳德·特朗普仍然是一个非常两极化的人物。在9/11袭击之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支持率就上升到90以上。
　　美国带有红州与蓝州互相分化的政治版图，甚至影响了选民的身体如何暴露在病毒之下。民主党人较多聚居在城市，那里的高人口密度令它成为高危区域。共和党人则多居住在较偏僻的乡村地域，那里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于是，在全球大流行之下，两极分化继续。
　　很多的美国蓝色州份都是向各自的州首府，而不是特朗普的白宫寻求领导指示：比如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州长安德鲁·库莫（他发推说特朗普应该“做得更多”）、加利福尼亚州的加文·纽森（特朗普表扬了他）以及华盛顿州的杰伊·英斯利（总统在拜访CDC时说他是“一条蛇”）。
　　对于美国的自由派来说，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西博士（Dr. Anthony Fauci）成为了当红的反叛英雄。作为对这个“后真相”（post-truth）当道的总统的解药，福西坚持科学事实。在关于疫情爆发的严重性上反复与特朗普唱反调之后，他现在与自由派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露思·拜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一样，受到同样的尊敬和爱戴。
　　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最终肯定会暂时结束国会山的僵局。鉴于经济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在可能出现21世纪大萧条的前景下，议员们别无选择，只能立法。
　　然而，前两次试图通过经济提振方案的努力都在惯常的党派斗争和边缘政策中失败。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争论，是否应该包括扩大有薪假期和失业救济福利，以及民主党所称的为美国公司（Corporate America）设立的一个贿赂基金，可能会遭到滥用。
　　人们再一次看到，国会山的失效是系统性和充满美国特色的。鉴于这场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的规模，人们的希望将是像统治了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那种具有爱国心的两党制回归。那段时间产生了战后的一些重大改革，比如建成了州际高速公路和订立了一些里程碑式的民权法案。毕竟，从历史来看，无论是冷战时期的苏联，还是9/11之后应对“基地”组织的最初那几个月，美国政客在面对共同敌人时都能最有效地展开合作。
　　但是，国会山的议员初期的反应绝对不令人鼓舞。即使有跨党合作——最终也必然会有——也不会是爱国两党制的产物，而更多是一种抓狂之后的两党制，相当于在立法领域当中来一次恐慌抢购。
　　这些议员彼此对峙，当中的悖论就是，危机掩盖了哲学的界线。就像2008年时一样，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派一夜之间变成了行动上的自由派。那些原本讨厌政府的，在这场紧急事件当中变成依赖政府。平常厌恶政府干预的美国公司（Corporate America），现在却极度渴望政府出手纾困。
　　他们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提振经济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涓滴经济学派和供给面学派变成了凯恩斯学派的大花费支持者。就连全民基本收入这个被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炒红起来的边缘概念也变成了主流。美国政府有意向每一个美国人发放1200美元。
　　在场举国行动的呼吁当中，我们被提醒了，联邦政府在过去40年里是如何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列根）时代开始的反政府攻势所消耗的。2018年，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负责全球大流行疾病应对的团队被解散了。在爆发初期未能进行对控制疫情有关键作用的合适检测，是与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资金短缺有关。
　　与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一样，政府内部的警告声音被屡次忽略。近年来，曾有过多番操作来测试这个国家对全球大流行的应对准备——其中一次就是针对可能来自中国的上呼吸道病毒——这些测试发生的易爆发区域与现在实际上出问题的完全一样。在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期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也应对得很艰难。一直以来，联邦机构与各州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政府结构性的退步导致了很多美国人都将他们的信念押在一个叫特朗普的个人身上。无论是口罩和防护衣紧缺还是初期检测的不足，都再次将这一点赤裸裸地摆在眼前。
　　结果，美国自称在全球的最优越地位日渐显得越来越不令人信服。在过去的危机当中，世界最强的超级大国或者已做出了全球的应对动员，现在没有人再对美国有这种期待了。美国优先主义实行三年之下的新孤立主义已经制造了一种地缘政治形式上的社交距离，而这场危机提醒了我们，即使与华盛顿最亲密的盟友之间也存在的海洋鸿沟。就拿欧洲的旅游禁令来说，特朗普在没有事先警告受影响国家的情况下就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全国讲话中宣布了这一措施。对此，欧盟在一份不寻常的公开声明中抱怨，这项决定是“在没有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作出的”。
　　美国也没有为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提供一种模式。韩国有大规模的检测项目，日本也有模范样本。甚至中国也显示出其威权体系在执行严格封锁措施时的优势，这在西方自由社会的同类封锁令显得如此松散时就尤其令人不安。希望没有人会忘记中国的官员曾经如何在多个星期里试图掩盖病毒的爆发，对吹哨人噤声，甚至在疫情扩散时仍显露出丑陋的专制一面。不过，与北京能在仅仅10天内建成一座新医院相比，五角大楼却要用几个星期才将一艘海军医疗船从弗吉尼亚州的港口挪动到纽约港。
　　从政治上讲，会有许多后果。比如值得记住的是，茶党（Tea Party）就是对乔治·W·布什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所谓“大政府保守主义”的回应，也是对贝拉克·奥巴马政策的回应。茶党运动的官方历史提到，它是在2008年10月3日诞生的，当时小布什将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签署立法，挽救了将要倒闭的银行。茶党人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政府权力入侵。
　　同样，值得记住的还有21世纪的两次重大动荡，一次是双子楼的倒塌，一次是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公司的破产。两个事件最后都对美国政治产生了两极化的影响。9/11之后形成的脆弱的两党共识，在小布什政府决定出兵伊拉克之后粉碎。金融危机助长了茶党的冒起，也进一步令共和党激进化。
　　这对总统选举有何影响？从乔·拜登（Joe Biden）拉撒路式的复活来看，迹象显示民主党将会投票支持正常选举。显然，大部分人都没有心情迎接伯尔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承诺的政治改革。这个78岁候选人的参选前景在初期就差点脱轨，他的触觉很好，在现在这个社会疏离的时代，他再次显示像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很多美国人都在渴望拜登所给予的那种同理心和人情味。即使在冠状病毒疫情抢占舞台之前，他就已经恢复了自己的主题，这一叙事与他的人生故事是吻合的。很多人也会希望能有一个稍为低调的总统任期，一个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不那么爱表现的人物。来点软爵士，而不是重金属。回到某种正常状态当中。但是谁又会去预测？就在几星期前，在艾奥瓦州初选的混乱似乎还是件大事时，我们还预测拜登的政治生涯要完了。
　　而且，正常状态应该不是我们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能够看到的东西。更可能的是，冠状病毒疫情或会大大地重塑美国政治，就像过去100年里的其他重大历史动荡一样。
　　“大萧条”最后带出了罗斯福“新政”，并通过社会安全等福利项目，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它还令当时政府里占主导的民主党成为政治主流。从1932年开始，该党连续赢得五次总统选举。二战以及其他的社会变迁，给黑人平权的抗争带来了动力，因为非裔美国步兵与白人陆军在同样的战场上对抗法西斯主义，而他们在回国后要求拥有同样的民权。9/11袭击令很多美国人对大规模移民和宗教多元主义更加担忧。“大衰退”则令“美国梦”的信念被消弱。
　　冠状病毒疫情会令美国带来怎样的改变，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
　　自由派或许希望，疫情爆发会凸显全民医保的迫切性，带来一场罗斯福新政式的政府新生，回归更讲求事实的政治，以及对全球暖化这场可能再次瘫痪世界多数地方的全球危机更有力的应对。
　　保守派或许会认定，私营部门比政府更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从而加强他们反对政府的宣传；枪械管制应该进一步放宽，让美国人更好地保护自己；还有个人自由不应该被那些“保姆式政府”所限制。
　　每一天在我上班的路上，我都会经过9/11纪念馆，那个双子楼曾经屹立的地方，看人们将鲜花放在那里然后默默祈祷。很多次，我都在想，我还会不会报道一场更加改变世界的事件。现在，我从我的窗外看出去，望着那个寂静而怪异的城市，它更像哥谭市（Gotham）而不是纽约，我怕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在面对这样一个事件。

来源时间：2020/3/31   发布时间：2020/3/31

旧文章ID：21122

作者：拉娜•福鲁哈尔  来源：FT中文网

　　在纽约，十几岁男孩的父母最害怕的一句话莫过于“不许打篮球”。这里很少有人住得起宽敞的大房子，所以让像我家13岁小孩这样活泼的孩子出去和朋友打篮球，对家庭和睦至关重要。但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禁止这样做，因为这是纽约州保持社交距离措施的一部分。篮球架被拆掉了，人们的心情也很低落。
　　已经有很多文章批判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的方法不当——批判得对。美国目前的确诊病例数量已超过包括中国和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国家，而且确诊数量不太可能在五月前见顶。
　　但我在自己的街区看到的情况，突显出特朗普对新冠疫情的笨拙反应是一个更大的全国性问题的一部分。几十年来所做的政策决策都毫无例外地在整体上偏向私营部门、尤其是大型公司的利益，而忽视了国家和劳动者的利益，事实证明这给我们的健康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举个例子：许多没有全职工作、不享有福利的人依然在试图工作，尽管“就地避难”的命令现在只允许必要行业的员工工作。
　　除了邻居，我在街上看到的都是保姆、清洁工、承包商和其他按钟点计酬的人。当然，有些人正在成为病毒载体，但谁能责怪他们挣钱糊口呢？向每个成年人发放1200美元的福利是2万亿美元联邦刺激计划的一部分，旨在缓解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但这个方法不会走得很远。事实上，在纽约市，一个月房屋租金的中位数是3000美元，而1200美元只够支付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在我看来，优步(Uber)司机在纽约扮演的是一个应急角色（这里的人均汽车拥有量比美国其他地区少），他们的处境会稍微改善。联邦政府最终将负担这些合同工的失业保险成本，因为优步等公司在正常时期成功避免了承认这些司机确实是应该获得实实在在福利的真正员工。
　　如果我是一家直接承担这些负担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会对此感到愤怒。虽然我完全支持紧急刺激计划，但一家市值460亿美元的公司居然成功地利用自由市场的幻觉将这一负担推给了纳税人，这是荒谬的。这种幻觉就是，认为美国零工劳动者与美国那些最大的企业拥有同等的权力。
　　这将我们引向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虽然私营市场体系在许多领域都非常擅长分配资源，但一些市场——不仅是劳动力市场，还有医疗市场——需要更多的公共干预和投资才能正常运转。
　　美国支离破碎、成本高昂的医疗体系即便是在最好的时候也是错综复杂的，更不用说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今天的第三辆救护车从我的街区驶过。我很高兴自己不在车上，因为科莫曾发声明称，纽约需要3万台呼吸机，但眼下只有4000台。全美各地的市长和当地政府不得不在乱糟糟的自由市场上争抢市场所提供的物资。
　　联邦刺激计划确实为医院、医护人员、设备和服务提供了15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由州和地方当局提供。但这比大型企业将获得的5000亿美元少得多，联邦政府希望大型企业能利用其中一部分资金保留尽可能多的员工。
　　坦率地说，我希望美国企业像许多德国企业那样，将就业保护作为其商业模式中一个更核心的部分。德国的“短时工作”(Kurzarbeit)计划利用经济低迷时期对员工进行再培训、对工厂进行升级改造，该计划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许多德国出口商从美国企业手中抢走亚洲市场份额的重要原因。当时，美国企业之所以在竞争中落了下风，是因为它们需要额外花费时间和金钱，将在金融危机后裁掉的人手重新招聘回来并重新培训他们。
　　我们有一个“刚好来得及”的商业模式，以及一支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拥有过大掌控权的巨额企业黑箱基金。任何认为救助计划中的监管条款足以对企业救助的发放施加限制的人都过于乐观了。
　　承担新冠疫情大部分负担的将是地方和州政府，而不是上市公司。然而，面对疫情大流行希望套现的投资者近来一直在抛售市政债券。这提高了汉普顿(Hamptons)所在地萨福克郡(Suffolk County)——纽约最受欢迎的夏日圣地——等地的偿债成本。
　　我认识的许多人已经离开拥挤的纽约市，逃去了那里，但这很可能被证明是愚蠢的，因为那里的医院甚至比纽约市的医院资源更少。
　　在理想的世界，我们会有一个类似二战期间的那种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以及一个对如何组织公共和私营部门抗击疫情有一套整体计划的总统。我们还能打篮球。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20/3/31   发布时间：2020/3/30

旧文章ID：21121

作者：钱军辉  来源：FT中文网

　　3月23日美联储再次加码，公布了几乎无限制的资产购买计划，以拯救受“新冠”疫情冲击的经济和金融市场。除购买美国国债外，美联储还首次宣布购买公司债，包括新发行的公司债。
　　在此之前，美联储已经恢复使用三个2008年创设的信贷救助机制，分别救助商业票据市场（Commercial paper market）、初级市场交易商（Primary dealers）、以及货币市场基金。美联储还扩大了美元流动性互换范围，以解决全球美元短缺问题。
　　可以说，“新冠”全球疫情爆发后，美国救灾最给力的机构莫过于美联储。美联储也已经使出浑身解数，再要出招，恐怕就要学日本央行直接买股票了。
　　而以上这些操作，本质上都是扩大货币供应，俗称“印钞票”或“放水”。宏观经济学的初学者不禁会担心，如此大规模放水，会不会有大通胀？
　　如果仅仅是这些，我的回答是不会。不管是购买资产，还是贷款给金融机构，美联储所供应的货币（储备）并不能自动转化成消费者和企业的购买力。如果总供应不变，要让通胀起来，就需要实体经济的总需求上升。对于美国来说，总需求的主要成分是消费需求。在疫情冲击下，消费者收入下降，此时即使总供应受到疫情冲击，通胀也很难起来，因为总需求可能下降得更快。
　　实际上，在过去十年间，美联储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抵抗通缩、“制造”通胀。美联储不仅把政策利率维持在历史低位，而且进行了两轮量化宽松，“放水”的力度可谓空前，但通胀率始终低迷，就是因为美联储无法把“水”直接放给普通消费者。虽然货币宽松催生了股票大牛市，让少数富人发了大财，但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其财富膨胀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很有限。
　　然而，3月27日落地的两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将带来巨变。该计划除了之前广受关注的直接派发现金（给年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下的成人1200美元，儿童500美元）外，还大幅提高失业保险福利。各州在原来失业保险保障水平基础上增加每周600美元，使得疫情期间失业人群能领到的保险金可能超过原先收入。比如失业保障水平较低的阿拉巴马州，之前失业保险最高额度为275美元每周，在疫情期间则提高到875美元，高于沃尔玛员工平均工资（每小时13.16美元）。而保障水平原本就高的纽约州，疫情期间失业人员最高能拿1100美元每周，远超美国中位数收入（约645美元每周）。
　　不仅如此，该法案也延长了失业保险赔付窗口。此前美国大多数州的赔付窗口为26周，但该法案把赔付窗口延长到39周。每周多加的600美元会持续4个月，到7月31日停止。
　　加强版的失业保险和直接派发现金加在一起，其实就是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所说的“直升机撒钱”。跟以往的货币刺激不同，“直升机撒钱”能把购买力直接交给消费意愿较强的消费者。因为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远高于富人，他们拿到钱后真的会去花。也就是说，“直升机撒钱”能在疫情期间帮助稳定总需求，这也是出台刺激计划的初衷。
　　但是疫情同时也冲击了供给侧，不仅是服务业大受影响，农业、制造业、以及物流也都受到冲击。实际上，过于慷慨的失业保险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倒忙，因为它会鼓励失业，增加企业保留员工的成本。如果供给侧受到冲击而收缩，而需求侧因“直升机撒钱”而相对稳定，那么通胀就要到来。货币政策多年请不来的通胀瘟神，财政政策一请就会来。
　　而请神容易送神难。最近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发生的一些重大转变，让持续通胀成为可能。干柴已经准备好，所缺的只是火星。
　　首先，美国左翼运动已从边缘进入主流，美国政府将不得不认真对待收入差距、贫困等社会问题，大幅增加福利开支。本次“直升机撒钱”，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其中向所有人派发现金的机制一旦形成，就能成为“基本收入”（Basic income）制度的基础设施。基本收入制度不仅很容易受到穷人欢迎，而且已经拥有众多社会名流的支持，包括扎克伯格、马斯克等著名企业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最主要的竞选纲领就是每月1000美元的基本收入。
　　增加福利开支容易引起通胀，不仅符合经济学直觉，也有历史先例。1964年约翰逊总统推出“光荣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大幅扩大福利开支，包括推出Medicare和Medicaid（分别针对老年人和穷人的免费医保），是美国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大通胀”（The Great Inflation）的历史背景之一。
　　其次，美国货币政策已进入“脱锚”新常态。一方面，美联储隐性的“全球央行”职责要求其无限提供流动性。美元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和融资货币，国际市场要求美联储行使全球央行的职责。2007年底，美联储开始为其他主要央行提供美元货币互换专线（Dollar liquidity swap line），标志着美联储正式承担了这一责任。
　　另一方面，美联储送给股票市场的看跌期权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可或缺。每逢股市大跌，市场就预期美联储降息和宽松，如果不给就“寻死觅活”。特朗普上任后，更是站在股市立场上动不动给美联储加压。
　　此外，越来越高的美国联邦债务，也要求美联储保持宽松，从而控制“借新还旧”的成本。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已高达108.96%，且债务缩减（财政盈余）几乎无望，因为联邦政府每年的刚性支出，包括Medicare/Medicaid、社保、军费、以及利息支出，已经达到联邦总收入水平（约3.4万亿美元）。本轮两万亿美元财政刺激后，联邦债务将再上一层楼。
　　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的量化宽松已经是“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美国基础货币供应量从2008年7月的8500亿美元不到，迅速膨胀到2015年的4万亿美元。如无意外，随着美联储开始实施无限制的资产购买计划，美国基础货币供应量将再创新高，达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按传统经济学思维，货币发行量应该有一个上限，该上限应该跟国家财政能力有关。从法律上讲，美元是美国国会委托美联储发行的美国债务（Obligations）。这是为什么美钞上既有美联储的印章，也有财政部的印章。
　　但是为给全球金融市场撑腰，美联储已经与美国的财政能力“脱锚”，开始无限提供美元。这种做法满足了金融市场的短期稳定性要求，而忽视了系统长期风险的累积。对股市的呵护鼓励了股市炒作，历史低位的利率和充裕的流动性鼓励了债台高筑，反而让金融系统变得脆弱，从而更需要美联储的呵护。
　　美联储发行基础货币的主要途径是在二级市场上购买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而大规模的国债购买，和赤裸裸的“债务货币化”之间，只有程度差异。“债务货币化”是指印钞票还债，正是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美国国债持有者最大的担忧。现在美联储不仅购买美国国债，还开始购买公司债，包括新发行的。这无疑是走向“债务货币化”的一大步。
　　货币“脱锚”后发生大通胀，也曾在美国演出过。1971年8月15日，美国单方面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从此美元“脱锚”于黄金。脱锚后，美国货币供应量不再受限于黄金储备，这是“大通胀”发生的另一个历史背景。
　　最后，中国经济增长在减速，“全球化”在退潮，因此长期以来抑制美国物价的供给侧因素在消退。美国通胀率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下降，除归功于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外，也跟中国重新加入世界供应链、“全球化”全面推开有关。
　　而如今，因“全球化”红利没能惠及普通民众，全球化在西方世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美国，特朗普上台标志着全球化的由盛转衰。尤其是中美贸易，将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导美国政治，前途都布满荆棘。自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进口商的利润空间已经被大幅压缩，贸易成本上升明显反映到终端物价只是时间问题。
　　总之，最近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变化已经提供了通胀大幅上升的环境。而“新冠”疫情，尤其是疫情所引发的“撒钱式”财政刺激，很可能是临门一脚，终结已经维持了近40年的低通胀时代。
　　因为有需求侧因素（如短期的收入下降、现金派发的时滞、长期的人口老龄化等）的抑制，通胀可能并非直线上升。但毫无疑问的是，疫情冲击和财政刺激结合，将打开通胀向上波动的空间。在某个时候，可能会出现物价上涨的恶性循环：通胀和通胀预期抬头，导致工人提高工资要求，消费者提前购买耐用品，厂商囤积原材料，流动性泛滥的金融机构炒作实物资产和大宗商品，导致国内商品进一步涨价。同时，基于同样的预期，外国机构抛售美元，美元贬值，导致进口商品涨价。
　　同样可以想象的是，因忌惮加息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也因为来自总统的政治压力，美联储的加息和“缩表”步伐会落后于通胀，因此进一步加强通胀预期。这样的场景，在美国“大通胀”时期也曾发生过。
　　即将到来的美国通胀周期，会对中国央行在外汇储备和汇率管理方面提出新的挑战。中国应加快放松居民对外投资限制，包括证券投资，以加快“藏汇于民”，降低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管理风险。同时，中国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让汇率起到缓冲国外通胀冲击的作用。
　　对中国企业和居民来说，我认为不能再对人民币汇率过度悲观。如果中国货币政策保持当前的“定力”，人民币兑美元的长期趋势是升值而不是贬值。

来源时间：2020/3/31   发布时间：2020/3/30

旧文章ID：21120

作者：Fintan O’Toole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随着伯尼.桑德斯和乔·拜登在民主党初选中的竞争逐渐白热化，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桑德斯的政治前景。曾一度被视作“局外人”的桑德斯究竟能否进入政治的主舞台，甚至入驻白宫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激进的政治改革又能否得到选民的理解和支持？相信时间终会给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

2020年3月3日，在美国埃塞克斯章克申，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发表讲话。新华社图

　　竞选美国总统的意向声明有一种特殊的“制图法”（cartography）。一切都必需朝向华盛顿（就像在旧时的地图中，一切都朝向耶路撒冷那样）。但是视觉上来看，候选人应该与首都保持好一段“精神距离”（spiritual distance）：候选人们应该来自堪萨斯州少年时代的房屋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明尼苏达州的暴风雪中（艾米·克洛布查尔Amy Klobuchar）或在纽约市自己的大楼中（唐纳德·特朗普）。然而，在2015年4月30日，一个不太可能获得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在距离国会大厦只有几十码的一块空地上宣布了参选消息，大厦壮观的古典门廊框装裱了他新闻发布会的部分电视画面。实际上，这片空地被称为“参议院沼泽”，或者如官方新闻网站所命名的那样，叫它“沼泽”。华盛顿沼泽（Washington swamp）有了自己的名字了并成为了一个聚集地，而特朗普（借用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话）则表示，这个地方必须被抽干。毫无疑问，一个希望领导一场反对当权派的叛乱的局外人，绝不会选择在这里开始他的革命。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正是在这里首次坚定了自己的雄心壮志。直到此刻，他的言论仍在美国政界内引起共鸣。现在看来，他的这些雄心似乎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但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桑德斯从根本上改变了局内与局外（inside and outside）的定义。
　　根据乔纳森·艾伦(Jonathan Allen)和米·帕内斯(Amie Parnes)在《粉碎：希拉里·克林顿注定失败的竞选内幕（Shattered：Inside Hillary Clinton’s Doomed Campaign）》中所写，在计划他的声明时，桑德斯试图更明确地把自己定位为华盛顿的圈内人。他考虑在国会大厦内部进行发布会，在被告知这不被允许时后，他试图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内获得一个房间（但被拒绝了），这是一个特别厚脸皮的要求，因为在那个新闻发布会上，当有人问他是否现在是民主党人时，桑德斯回答说：“不，我是无党派人士。”
　　这些都是小细节，但它们确实告诉了我们两件关于桑德斯的重要事情。其一是，与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可能当选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不同，他不需要表现得太像“局外人”。他在1997年发表的政治回忆录名为《众议院外来者》（Outsider in the House），这个标题在2019年被乐观地更新成《白宫局外人》（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此次，这说法不是假的。1991年，在桑德斯成为40多年来首位不属于任何一个主要政党的众议院议员后，强大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乔·莫克利(Joe Moakley)对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说，“他在那儿独自哭泣。他尖叫和嘶哑，但他是孤身一人。”另一位有影响力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说，桑德斯的独立身份让他“有点像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这个哭哭啼啼的流浪儿不需要努力让任何人相信，他不是华盛顿精英阶层中的一个惬意成员。
　　不同的是，他需要证明的恰恰相反。选择在这里宣布他将在2015年参加总统竞选所表达的另一个信息是，桑德斯属于“圈内人”，尽管他谈论革命和抵抗，但他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并不陌生。桑德斯对如何获取权力，如何使用权力非常感兴趣。他明白，为了在最高层次上获得权力，他必须让人觉得他属于这里。桑德斯的政治奥德赛（political odyssey）是一个非常漫长和渐进的尝试，他试图说服美国人民，他和他的想法不是古怪的。1970年代末，当他处于低潮时，他与大学时代的女友离婚，在连续四次选举中被击败，并被逐出他在佛蒙特州伯灵顿的家；当时，他与另一位活动家理查德·舒格曼（Richard Sugarman.）同住一个房间。2015年，舒格曼告诉《琼斯妈妈》的蒂姆·墨菲（Tim Murphy of Mother Jones），“我会说，‘伯纳德，也许你开场的第一句话应该是‘早上好’之类的。但他会说，“我们。还没。疯。”
　　桑德斯从来没有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4年的著名广告中那样，对美国说过一句愉快的早安。他一直在说，一遍又一遍，我们。还没。疯。或者，正如他在《白宫局外人》(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中更直白地说道的那样，“我支持的想法并非‘太过遥远’或‘边缘’。”’坦率地说，他们是‘主流’。”在一个“主流”，作为一个受欢迎的术语，在政治上被滥用的的时代，桑德斯可能是最后一个想要（实际上是需要）接受它的主要政治家。即使假定桑德斯不会在11月的大选中接受“主流身份”的最终考验，特朗普总统的命运仍可能取决于桑德斯的支持者届时会显得多“边缘”。
　　如果桑德斯不是一个“自称的社会主义者”（a self-described socialist），这个任务就会简单多了。因为这个自封的革命者的矛盾点在于，他同时也是美国保守主义的光辉典范——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桑德斯，而不是特朗普，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与特朗普不同，他并非生来就拥有巨额财富，也没有利用全国电视名人的身份作为其竞选总统跳板的优势。桑德斯喜欢引用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话：“这个国家有针对富人的社会主义和针对穷人的个人主义。”但他本人就是政治领域中顽固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如果选票是钞票，桑德斯可以成为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小说中的英雄，这个默默无闻的可怜男孩在挫折面前的努力、决心和无畏使他从赤贫变成了富豪。
　　在1976年第二次竞选佛蒙特州州长失败后，桑德斯决定退出政治,离开了他所执掌的小型自由联盟党，建立了自己的微型公司（micro-company）,他在《白宫的局外人》（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中写道，他写了一部相当成功的“教育题材的小电影”，并亲自制作，卖给了大学。如果有一部关于桑德斯这段时期生活的电影，它可能被称为推销员的诞生（Birth of a Salesman）——可以想象他从一间大学跑去另一间大学，试图通过魅力和信念说服忙碌的管理人员，他们确实需要购买他的产品：有关美国伟大社会主义者尤金·戴布斯（Eugene Debs）生平的电影。
　　小商人伯尼的形象并不容易让人想到，但它很符合他作为一个勇敢的自我激励者的过去。尽管桑德斯承诺大幅增加联邦开支，但他始终认同小企业主对于钱财的吝啬。他的长期竞选经理杰夫·韦弗（Jeff Weaver）在《伯尼是如何赢的：正在带领我们国家走向复兴的革命内幕》(How Bernie Won：Inside the Revolution That is Taking Back Our country and Where We Go from Here)一书中写道，“伯尼天生就是一个节俭的经理。”他总是相信，任何十个人正在做的工作，五个人也能完成。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桑德斯吹嘘自己在担任伯灵顿市长的八年时间里非常节俭：“绝对有必要表明，我们可以管理一个精打细算的高效的政府。”
　　同样，或许因为他已经78岁了，我们很难通过另一个伟大的美国比喻——自我创造——来看待桑德斯。他的主要方式是重复，而不是变化。韦弗（Jeff Weaver）回忆起1986年和桑德斯一起参与竞选的故事，他一次又一次听到同样的演讲，桑德斯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着。他说：“在竞选结束，我们开车去下一站时，我会通过背诵演讲来取笑他。”他的前民主党提名竞争对手皮特·巴蒂吉格(Pete Buttigieg)在桑德斯的额头上贴上了“不可动摇”的标签，它机敏地强化了一种针对桑德斯的，“合理的教条主义”的固定观念。然而，如果我们想想伯纳德·桑德斯（他开始在佛蒙特州竞选公职时对自己的称呼）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平易近人、更普通的伯尼的——我们就会发现，伯尼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产物。桑德斯已经设法摆脱或淡化了之前的两个身份。
　　首先是他作为布鲁克林犹太人的身份。他依然带着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他也不否认自己是犹太人。但他也没有强调这两种背景。令人惊讶的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关于他的家庭、童年、青年以及他的犹太身份，他几乎只字未提。他的出生地与佛蒙特州的乡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出生在布鲁克林，27年后我来到佛蒙特州时，我对于牛一无所知。在他最近的新书《我们从这里出发：两年的抵抗》（Where We Go from Here：Two Years in the Resistance 2018）中，桑德斯的确短暂地，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提到了他的父母伊莱·桑德斯(Eli Sanders)和多萝西·格拉斯伯格(Dorothy Glassberg)。他的哥哥拉里(Larry)在2016年7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民主党海外代表提名了桑德斯。伯尼引用了他哥哥的话，拉里说：“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英年早逝……他们热爱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尤其为伯纳德重新开始这一政策而感到自豪。”这本书的正文中，提到了他省略的部分。在拉里的演讲中省略了两句话：“他们会为他们的儿子和他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他们爱他。”桑德斯在讲述拉里的话时,淡化他当下的情绪和对于个人的重要性，以及它背后所有的家族和民族历史，并使它几乎成为了纯粹的意识形态宣言：父母对儿子的自豪感和爱直接交织在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的魅力中。。
　　在同一本书的后面,桑德斯引用他自己的在参议院一个移民问题上所作的演讲：“我是第一代美国人,一个移民的儿子。他来到这个国家时17岁，身无分文，高中辍学，不懂英语，也没有做生意的天赋。”这里也省略了一些内容。在那次演讲中，桑德斯还提到了“我妻子的家人来自爱尔兰。”简·奥米拉·桑德斯的家庭是从那里来的，但是他的家庭却决定前往爱尔兰生活。没有被提及的是他的父亲,当时称为Eliasz Gitman，实际上来自于1921年的小村里的犹太社区Słopnice（现在位于波兰南部）。(他的母亲出生在纽约，父母是来自俄罗斯和波兰的犹太移民。)这个社区后来被纳粹消灭了。
　　2018年4月，在自由派犹太组织J街(J Street)的一次会议上，桑德斯称自己是“一个年轻时在以色列生活了几个月的人，对自己的犹太血统非常自豪。”然而，他的书中却只字未提他说意第绪语的童年，他所受的希伯来语教育，以及他为什么去以色列。他在基布兹工作的经历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教训，而不是民族团结的教训。只是在过去几年，桑德斯才公开谈论他的家庭与大屠杀的关系。他在2013年首次访问Słopnice（位于波兰）。韦弗（Weaver）在他的竞选回忆录中讲述了2015年10月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乔治梅森大学发生的一件事：一名穆斯林学生问桑德斯如何看待关于美国日益增长的伊斯兰恐惧症。伯尼被她的问题感动了。他把她带到台上，拥抱了她。接着，他描述了自己对抗击种族主义的承诺，援引了自己的家人被纳粹政权杀害的故事。这样的个人回应在伯尼身上很少见。他讨厌谈论他自己。这一切只是关于问题本身。
　　这里引人注目的是，在过去近30年的许多竞选活动中，一直陪着桑德斯的韦弗，很明显对于大屠杀的记忆突然出现在他老板的公众形象中大为吃惊。桑德斯在2019年9月接受雅虎新闻(Yahoo News)采访时说，“我认为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屠杀……以及它对我父亲的家庭和600万人的影响。”
　　但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选民们对他并不了解。在公众眼中，佛蒙特先生让桑德斯参与了美国人自我创造的盛宴。正如韦弗所言，“尽管伯尼是公众人物，但他在很多方面都很低调、保守。尽管出生在布鲁克林，他已经内化了扬基人的气质。”他的独特口音意味着桑德斯永远不可能被完全当作一个北方佬，但他选择了不被他的传统同化。当然，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选择，它与桑德斯坚持的，美国的本质差异是社会阶层而非种族是相吻合。但桑德斯肯定花了很大的努力和意志，才能在这么长时间内坚持这样的做法——它揭露了一个深刻的，有着自我意识的公众人物的创造过程，它掩盖了任何将桑德斯视作“不可动摇的”的看法。
　　犹太身份并不是桑德斯设法压制的唯一身份。1964年，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学习了四年后，桑德斯以政治学学士学位毕业。毕业后，他加入了嬉皮士大军，前往佛蒙特州，寻求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他并不是一个嬉皮士。他没有生活在公社里。除了大麻，他没有接触过任何毒品。在1972年的第二次州长竞选中，他记录了一次与佛蒙特州劳工委员会(Vermont Labor Council)代表的会面：“‘你的胡子在哪儿?我以为你有胡子。’我这辈子都没留过胡子，但我想激进派应该留胡子。”
　　他可能没有胡子，但在思想上，桑德斯是上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产物，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性心理压抑是万恶之源。在2016年初选之前，桑德斯曾经历过一个尴尬的时刻，当时琼斯妈妈(Mother Jones)发现了他1972年2月在《佛蒙特弗里曼》(Vermont Freeman)上写的一篇文章，开头写道：
　　一个男人回到家，对他的典型幻想开始自慰。一个女人跪在地上，一个女人被绑起来，一个女人被虐待。一个女人喜欢和她的男人性交，因为她幻想同时被三个男人强奸。男人和女人在星期天盛装打扮——去教堂，或者可能去参加他们的“革命”政治会议。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一个笨拙但善意的尝试，试图戏剧化性别刻板印象对心理的扭曲作用。更无耻的——因为鲜为人知的——是来自同一来源的另一篇文章。1969年12月，桑德斯在《佛蒙特弗里曼》(Vermont Freeman)杂志上发表文章，试图证明患上乳腺癌和宫颈癌的女性之所以患病，是因为她们受到了性压抑。他广泛引用了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1948年的著作《作为生物病的癌症》，他写道，该书“非常明确地阐述了情绪健康和性与癌症之间的联系”。桑德斯在书中赞同了赖希将这种疾病与“性能量释放的干扰……（经验丰富的妇科医生很清楚这种联系的存在）”联系起来。随后，桑德斯以亲自警告读者：
　　这意味着，非常坦率地说，你在性态度方面教育你女儿的方式很可能决定她是否会患上乳腺癌，以及其他疾病。
　　在同一篇文章中，出于同样的原因，桑德斯暗示应该废除义务教育，因为它抑制了儿童的自然冲动。(非压制性育儿的先驱、当时正在竞选总统的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于1972年在佛蒙特州与桑德斯一起竞选。)
　　对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场（尽管不太可能）的竞争感到后悔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将无法看到，，共和党候选人将（讽刺地）受到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的热情支持，而他们对于必须毫无节制地释放性能量仍然抱着人们应该“什么都不做”的信条。特朗普的猖狂身份正是桑德斯曾经如此热情地相信的反文化信条的怪诞僵尸转世（grotesque zombie afterlife）。但关键是桑德斯不再相信它，或者至少抱负远大的官员伯尼不再相信它。事实上，这恰恰造成了相反的结果：一种完全回避个人的政治形象，使北方佬纪律严明、吝啬成为一种美德。反对一切形式镇压的桑德斯却成功地镇压了自己。
　　这对政治家伯尼的诞生至关重要。1972年12月，桑德斯在佛蒙特州州长选举中获得了1%的选票。在他的竞选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桑德斯用自我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
　　我在班宁顿圣安东尼高中的学生面前做了讲话，结果很糟糕……我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没有把两个连贯的句子放在一起，也没有考虑到我是在一群17岁的年轻人面前作演说……我无法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情，这使我很烦恼。我说了“你可以引用我的话”，但是做得很糟糕。那属于“我没有进入状态”的情况，我一直处于守势。我有点恍惚，没有真正醒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是竞选中最重要的半小时……当我们离开演播室时，我对自己感到厌恶……我完全不能很好地处理自己。
　　另一方面，看着自己在一场预先录制的电视辩论中，“我惊讶地发现，当我放慢语速时，我的效率要高得多。”
　　最近，桑德斯罕见地回顾了自己早年试图成为一名政治家的不称职之处，他回忆道，在《白宫的局外人》(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一书中，他第一次参加竞选时的一幕，在一次特别的参议院选举中，他在电台上首次亮相：
　　我太紧张了，我的膝盖都颤抖了，简直是无法控制地弹向桌子。录音师从录音室和控制室之间的玻璃隔墙里疯狂地向我挥舞着手臂。麦克风接收到了震动台的声音。当这位自由工会(Liberty Union)的美国参议员候选人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一种奇怪的砰砰声传遍了电波。接到的少数几个电话毫不怀疑地表示，他的职业生涯将很快结束（career was to be short-lived）。“这家伙是谁?”一个听众问。
　　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存在，但那些姗姗来迟地，意识到自己低估了桑德斯的人，他们的内心发出了奇怪的砰砰声。因为他在政治上似乎很狂野，很容易让人忽视他严格的自我控制，以及它可能被证明是多么有力。在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关于2016年总统竞选的回忆录《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中，她总结了这个家伙所激起的困惑，以及这个不称职的外行如何转变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我承认，我没想到伯尼会这么受欢迎。我在美国政坛的经历表明，一位来自佛蒙特州的社会主义者不可能发起以入主白宫为目标的、可信的竞选活动并。但伯尼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自律和高效的政治家。
　　桑德斯严于律己，树立了全国性的威信，他从市长到议员，再到参议员，在各级政府中的不懈努力，最终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了一个现实抱负的机会。他从边缘地带开始的漫长长征，只朝着一个方向缓慢而稳定地前进：走向权力的中心。因此，他宣布了从国会选区竞选总统的意向——他想表明他已经深入到中间了。他希望选民们看到他已经跻身主流。
　　与此同时，他需要将主流转向自己的主题立场。这种双重转变的一个侧面体现在《我们从这里开始（Where We Go from Here）》一书中，一个明显的减少是：桑德斯只两次提到“社会主义”——一次是关于“社会主义者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另一次是关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当写到他自己的时候，他现在所用的词是“不断发展的进步运动”和“进步议程”。这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但它确实反映了一个现实，即桑德斯设想的未来的美国模式不是古巴。而是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国家——丹麦。无论以如何巧妙的方式，桑德斯一直致力于完成自我重塑的最后一步：让自己成为罗斯福家族的继承人，而不是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的继承人。
　　另一方面，尽管特朗普扩大了“高级职务”的权限，但桑德斯在公共政策上重新划定了理智和疯狂之间的界限。他使这个古怪的东西变得受人尊敬。某种形式的免费大学学费——桑德斯的标志性政策——现在几乎是民主党人的共识。凯泽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对医疗政策态度的最新跟踪调查显示，约半数(52%)普通民众现在支持桑德斯竞选纲领的另一个核心部分，即全民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 for All system)，所有美国人都将从一个政府运营的单一计划中获得保险。认为桑德斯改变了人们的态度是错误的：在2008-2009年，46%的公众已经支持全民医疗保险。但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桑德斯将这一想法在主流政治话语中常态化，并在民意上给予了更大的支持。
　　然而，他的野心并不仅仅是改变人们的观点。而是摧毁他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的定位，赢得民主党提名，然后赢得总统职位。最后的目标，似乎与找到三个大问题的答案的难度息息相关。
　　首先是成为“不是疯狂”是否足够。以医疗保健为例，桑德斯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使全民医疗保险成为一个不疯狂的想法。但是，“让人们接受一个抽象的想法”和“让他们相信它会在自己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民意调查显示，全民医疗保险成为一个主流概念，同时它也显示，67%的支持它的人(错误地)认为，如果实施了该政策，他们还能够保留目前的医疗保险。
　　事实上，正是当这样的想法开始变得正常时，它才遇到了现实的尴尬与复杂。正如科尔·波特(Cole Porter)提醒我们的那样，从一个全新医疗体系的宏观经济学，到一个家庭对自身当前福利的微观经济学，存在着一个从大到小的奇怪变化。桑德斯在大调上赢了，但在小调上非常脆弱。对他来说，比起向纽约的消防队员或内华达州的餐饮工人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必担心失去现有的来之不易的医疗保险计划，对付那些宣传“社会化医疗”的医疗保险公司要容易得多。桑德斯，以及任何可能成为他政治继承人的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填补这一空白。
　　他的运动必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民粹主义能否在非偏执的情况下奏效。在很多方面，桑德斯都继承了美国民粹主义的传统，即鼓动民众（农民和劳动者），反对共和党维护企业和银行利益的寡头政治。(值得一提的是，桑德斯之所以能在佛蒙特州赢得州级职位，部分原因是他把自己塑造成该州家庭奶农的捍卫者——他把为保护农业所作抗议嫁接到了自己的城市激进主义urban radicalism)但是特朗普已经重新利用了这样的能量——虽然只是在口头上，并肯定不是在现实中——并赋予了它偏执的毒性。在他的支持者看来，他将反精英主义与对移民的愤怒融合在一起。如果他能在大选中面对特朗普，桑德斯就会提供一个缺少本土主义愤怒的，反精英主义版本的民粹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走向主流的过程中，桑德斯不得不放弃的一件事，就是他以前对移民的怀疑态度。他反对2007年的肯尼迪-麦凯恩移民改革法案（Kennedy-McCain immigration reform bill），并始终表示，外来劳工计划背后的动机，本质上是“用来自海外的廉价劳动力取代美国工人”，以提高企业利润。无论这是对是错，它都与桑德斯可能讲述的一个更大的保护主义故事相吻合。但他不能再讲那个故事了。一方面，随着他的运动变得更加多样化，桑德斯不能提供任何看起来敌视移民的东西。另一方面，特朗普偷了那些服饰（clothes），并让它们显得更加无礼。
　　最后，还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桑德斯在1972年竞选的日记中写道，“告诉人们，他们应该为自己相信的东西投票，而不是为他们认为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东西投票”是很困难的。作为一名来自两党体制之外的候选人，桑德斯必须说服进步人士和左翼人士，让他们相信，把票投给一个像他这样的真正的激进分子，要比优先考虑共和党候选人的失败，并把票投给一个“可选的”民主党人更重要。令他沮丧的是，他发现大多数这样的选民“喜欢我说的话，但……不会投票给我，因为他们‘不想浪费他们的选票’，他们想击败(共和党人路德)哈克特。”“删除”“哈克特”，加上“特朗普”，同样的困境在2020年也会存在：如果许多进步人士觉得乔·拜登(Joe Biden)是“将特朗普逐出白宫”的更有力保证，他们会投票给拜登。
　　如果我们以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职业生涯为向导，帮助那些被这种通常令人痛苦的计算困扰的人，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没有直接的答案。桑德斯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建立在他那，能让足够多的人相信“投给他们所相信的东西”不是在浪费一张选票的能力上。如果他不能让人们相信，他实际上能够获胜（而不仅仅是一个“把权力交给共和党人的搅局者”），他就不会成为伯灵顿的市长，更不会成为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
　　然而，在关键时刻，桑德斯自己却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投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抱怨民主党是寡头政治的俘虏，但自从他当选国会议员以来，他一直支持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1996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竞选连任。桑德斯不喜欢他，对他“平均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ical triangulation）抱有强烈敌意。桑德斯被要求支持绿党(Green Party)候选人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他认为纳德是“自己的朋友，堪称进步主义者”。他和纳德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但桑德斯没有支持纳德。尽管“没有热情”，但他公开表示打算把票投给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他这么做最明显的原因是：克林顿可以击败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而纳德不能。桑德斯关心的是胜利，他和所有人一样清楚，当失败的代价如此之高时，必须无情地作出选择，才能最好地避免失败。
　　本文原刊于《纽约书评》。译者：龚思量

来源时间：2020/3/31   发布时间：20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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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昊  来源：澎湃新闻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结束之后，中美两国元首通电话，就如何共同应对疫情挑战等问题进行沟通，向世界释放了“集中精力开展抗疫合作”的积极信号。
　　目前，疫情已经对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构成影响，全世界累计确诊病例突破70万，死亡超30000人，感染者和病亡者人数仍在急剧上升之中。可以说，人类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而且这是一场公共卫生挑战、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相互交织的复合型危机。很大程度上，全球能否有效应对和尽快走出这一危机，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
　　美国国内疫情显著恶化
　　近期，美国国内疫情形势日趋严峻，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所言，美国将成为新冠肺炎疫情的下一个“震中”。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至截稿前，美国国内确诊病例超过140000人，死亡2513人，死亡率升至1.7%。已经有17个州及2个地区宣布进入“重大灾害”状态，国民警卫队和陆军工程兵等力量介入当地疫情防控工作。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则向全国50多个州和地区派出工作组，与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处理物资供应、医疗资源调配、移动医院建设、交通运输保障等突出难题。
　　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国内疫情形势料将进一步恶化。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专家评估认为，美国疫情高峰将在4月到来，接下来的四个月或有80000多美国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疫情可能要到6月份才能缓解，且不排除在今年秋冬季节再次来袭。
　　其他一些机构做出的测算更为悲观。比如，在意大利等国疫情数据基础上，摩根士丹利通过模型预测称，美国或将有20万人感染，而在最坏情况下，确诊病例总数将达9600万（即全美40%的人口感染），数百万人需住院治疗，48万人将因此死亡。
　　除了感染范围将扩大，疫情的长期性也令美国民众感到忧虑。据《纽约时报》披露，一份美国政府的内部报告认为，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将持续18个月之久。
　　在这种情况之下，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越发显著，甚至引起很多人对1929-1933年“大萧条”场景再现的恐慌。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认为，美国二季度经济增速或为-5%，疫情将导致大量的失业，4月初公布的就业人数或减少100万左右。哈西特本人目前已经重返白宫，参与特朗普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制定。
　　实际上，他的估算是较为乐观的。大部分美国经济学家预测，二季度美国GDP将出现1947年以来最严重的萎缩。美国银行预计美国二季度经济将萎缩12%，损失350万个就业岗位。3月26日，摩根大通大幅下调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预计一、二季度美国经济将分别萎缩10%和25%，萎缩幅度远高于此前预期的4%和14%。
　　受疫情冲击，美国经济活动陷入停摆，大量企业已经开始裁员，失业问题日益严峻。美国财长姆努钦警告称，如果政府不迅速向工人和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支持，美国失业率或将上升至20%。根据高盛公司的预测，美国在今年1-6月会有300万人失业。目前，受到疫情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中大西洋地区（包括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等州），其工业活动指数已经跌至2012年来最低水平。在美国，员工人数低于500人的中小企业对于解决就业问题十分重要，其所雇佣人数约占全国总雇用人数的47%。而根据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NFIB）近期进行的调查，美国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中小企业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
　　美国政府面临巨大压力
　　为应对疫情，特朗普政府从加强病毒检测和医疗能力、保障重要物资供应、动员私营企业参与抗疫等方面多措并举，推出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纾困计划。特朗普总统已经签署《新冠肺炎援助、救济和经济保障法案》，该法案涉及的经济救助规模高达2.2万亿美元，特朗普称未来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6.2万亿美元。
　　目前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着力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布旅行禁令，要求美国公民停止全球旅行，实施为期15天的“社交疏离”（social distancing）措施，尽力减缓疫情的传播速度。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加大支持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州和地区，包括承担国民警卫队的相关支出。
　　第二，对受到疫情影响的美国民众给予直接救助，包括为每个家庭提供约3400美元现金援助、为低收入或弱势群体提供约10亿美元食品救济援助、为中小企业员工提供带薪休假救济金、暂时免除学生贷款利息等，估计针对个人和家庭的援助金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
　　第三，通过启用《国防生产法》等确保重要物资供应。美国正经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工业动员，联邦政府直接协调口罩、呼吸机等关键产品的生产和调配。福特汽车、通用电气、特斯拉等美国企业予以响应，特朗普称未来100天将生产10万台呼吸机。
　　第四，大力解决市场流动性问题，加大对航空业、酒店业等特定行业援助，注重为中小企业纾困。美联储以量化宽松等政策维持金融市场正常运转，预计为市场注入约5万亿美元的流动性。特朗普政府为波音公司等大企业提供上千亿美元援助，同时大幅提升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借贷额度，对美国中小企业的救助金额将达到4000亿美元。
　　近期，美国皮尤中心公布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评价特朗普（45％）和彭斯（48％）在应对危机方面做得很好，或感到非常或较有信心。随着疫情在美国的蔓延和恶化，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的批评有所上升。
　　一是认为特朗普政府未能有效解决物资匮乏、医疗机构不堪重负等问题。如纽约市需要30000台呼吸机，而联邦应急管理署仅拨给400台。3月中旬，美国部分食品、消费品和药品零售企业向白宫和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这些行业对疫情准备严重不足，若其他国家限制药品、食品或其他基础原材料出口，可能造成美国国内的供应短缺、加剧公共卫生危机，呼吁特朗普政府减免关税。
　　二是认为货币政策、经济救助计划恐不足以应对冲击。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美联储的措施不能阻止美经济下行趋势，最多只能稳定金融市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唐纳德·哈蒙德（Donald Hammond）等认为，对低收入群体的现金救助并不能解决长期问题，应通过大幅改革失业保险制度等方式为其解困。
　　三是批评特朗普政府未能有力推动国际合作。虽然美国是G7的现任主席国，但直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催促后美国才召集G7应对疫情特别会议。
　　中美合作面临阻碍
　　无论是应对美国国内疫情的恶化，还是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抗疫合作，都迫切需要中美两国缓解紧张关系、增进协调协作。然而，清醒地看，实现这一目标面临多重阻碍，部分美国政治精英仍然试图借助疫情因素进一步促使中美“脱钩”，并在外交和国际舆论上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
　　自疫情发生以来，美方内部就一直存在两国将加快“脱钩”的看法。《纽约时报》等刊文称，疫情蔓延带来的恐慌情绪为特朗普政府内的对华鹰派提供了攻击中国的依据，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打击，成为鹰派推动与中国进行更彻底“脱钩”的新依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表示，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美国企业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寻求替代者。白宫高级顾问纳瓦罗称，美国97%的抗生素来自中国，80%的药物活性成分来自中国和印度，疫情导致医用口罩需求激增，美国医疗供应链过度依赖海外的弊端凸显，有必要采取行动将其转移回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推出一项行政令，为美国企业在本土生产药物和医疗产品提供长期激励，减少美国对外国药品的依赖。
　　其次，虽然特朗普总统已经停止使用“中国病毒”的说法，但美国方面在舆论和外交上对中国的“攻势”仍然没有减弱。在3月25日举行的G7外长视频会议上，国务卿蓬佩奥执意要求将“武汉病毒”写入会议联合声明中，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强调，不应为了政治目的而消费当前的危机，为有效应对疫情，任何其他考量都应让位于国际团结与合作。然而，美国方面“批评中国”（“blame China”）的策略并未熄火，近日美国驻英国大使伍迪·约翰逊（Woody Johnson）等外交官在当地媒体刊文继续挞伐中国。甚至中国向欧洲多个国家提供援助的做法，也招致部分美国政界人士的指摘，如纳瓦罗称之为“政治宣传手段”，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则建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特别小组，应对中国在疫情期间的对外宣传。
　　第三，疫情如何影响中美在国际秩序、国际组织层面的博弈，正成为一些美方人士关注的焦点。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美国战略界人士提出，此次疫情将对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会加剧中美两国围绕全球领导力的竞争。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和防务政策研究主任科里·舍克（Kori Schake）直言，疫情是一场“领导力的测试”，“由于美国政府的狭隘自私与无力，美国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
　　近期，中国在处置疫情方面的举措和成效，得到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这令部分美方人士感到不满，他们认为，世界卫生组织被中国“收买”了，以致其误判疫情、阻挠台湾人士参与相关会议等。除了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人指责中方对国际民航组织等机构进行“渗透”，导致台湾方面无法获取涉及疫情防控的民航信息。应当看到，压制、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将全球治理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突出特征。
　　尽管如此，中美在应对疫情挑战、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等方面展开合作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尤其是美国方面呼吁停止“贸易战”的声音越发强烈。近日，美国商会等80多个商业团体联名致信姆努钦、库德洛、罗斯和莱特希泽，称特朗普政府现行的贸易政策将加剧美国国内物资的短缺，损害美国应对疫情的能力和经济复苏前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呼吁，美中面临疫情带来的共同挑战，应该以此为契机降低关税。民主党众议员斯蒂芬妮·墨菲（Stephanie Murphy）表示，降低关税完全在行政部门权力范围内，可通过此举为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减负。有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内部已开始讨论削减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商品加征的关税。这一做法无疑将为中美合作抗疫创造有利条件。

来源时间：2020/3/31   发布时间：20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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