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887

世界日报:抗疫对中国的世界意义

作者:  来源:世界日报

社论原标题:疫情危機 中國又見新的擴張機遇
新冠肺炎疫情給中國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損傷,也使歐美國家經濟遭遇巨大衝擊,全球性的新經濟危機與衰退無可避免。然而,由疫情加劇的世界局勢變化中,北京卻自認看到新的發展與擴張機遇。在世界格局重新洗牌幾成定局下,中共高層正設法將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危機、新挑戰,轉化為一個新的拓展機會。
3月22日,有微信公號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2013年2月出版的研究報告《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全文刊出,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演變和影響進行比較研究。有官媒稱,從報告可一窺中共高層對經濟危機的基本思路和觀點,特別是當前疫情下看待危局和抓住機會的看法。
在北京看來,這次危機勢將導致大國實力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重大變化,中國應積極抓住機會,拓展新的發展空間。官媒並引述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大外交》一書指出,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譬如:1929年大蕭條後,世界經濟重心由歐洲轉向美洲,美國在世界經濟發揮主導作用,美元占支配地位,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誕生,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發展重心向亞太轉移,20國集團(G20)平台誕生,世界實力對比急劇變動。劉鶴團隊上述研究認為,全球經濟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將導致大國實力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變化,無疑是指中美在世界的角色互換。
新冠疫情不僅給中國經濟和社會造成空前損傷,全球也劇烈動盪。 中國今年前兩個月工業產值同比下降13.5%,服務業生產指數下降13%,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及出口分別下降24.5%、20.5%和15.9%,2月份PMI指數(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只有35.7%,失業率突破6%。
同樣,疫情後發的國家特別是美國、歐盟遭受巨大影響。歐股跳水,美股半個月內四次熔斷,聯準會調低基礎利率至零,繼續推出量化寬鬆。彭博社指出,全球GDP在2020年第四季恢復時,世界經濟可能損失2.68兆美元。如果發生,美國、日本和歐元區各經濟體都可能陷入衰退。倫敦的牛津經濟研究院已將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2.5%下調至2.0%。
但在北京眼裡,中國疫情高峰期已過,而美國新增病例趕超中國,讓中國處於相對有利地位,只要中國能管住境外疫情回流,成功實現率先復工,將加深世界經濟對中國的依賴,提高中國在世界產業鏈中的地位。
另外,從中國和義大利、伊朗等多國疫情防控合作態勢看,北京認為,疫情或將促進中國改善和歐洲各國關系,促進「一帶一路」落實,為後疫情時代的外交和經濟合作奠定良好基礎。這是中國進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獲取更多話語權的良機。北京正努力抓住從危機中顯露的機會。譬如,隨著歐洲成為全球疫情重災區,中國對義、法、奧、匈、西班牙和塞爾維亞等國提供援助。習近平還給德、法、塞爾維亞領導人和西班牙國王打電話表示支持,再次提到「人類命運共同體」。
有外媒指出,這場疫情正考驗各國領導人能力,北京把握機遇,迅速採取行動,通過提供援助等軟實力,在國外給自己加分,填補美歐留下的真空,把自己塑造成應對疫情大流行的全球領導者。有分析認為,當病毒被打敗後,中國經濟復甦將幫助重建被摧毀的世界經濟,擔當關鍵角色。中國透過瘟疫大流行對其他國家援助,努力建立新基凖,中國可能很快成為「不可或缺的強國」時,未來可與各國建立不一樣的關係。從中國與日韓聯手應對疫情,向歐盟提供醫護物資,可見一斑。
北京認為,中國作為新興全球大國,即使疫情危機後也不會改變。中國自認應對疫情手段和績效,都勝過歐美發達國家,有能力疫情後恢復生產和經濟,保住世界生產大國地位。
不過,這些期待也可能流於一廂情願。北京提供各國援助或外銷抗疫用品,近日在歐亞頻傳質量低劣、被多個國家退貨或拒用;各國因疫情也看到一些物資仰賴中國供貸的潛在危機,疫後全球產業結構調整時,可能加速和中國脫鉤。產業外移中國會重塑經濟秩序,中國的優劣點互見,並非無往不利。瘟疫從中國爆發,對中國到底是新機遇或新危機,都待日後發展來驗證。
""

来源时间:2020/4/1   发布时间:2020/4/1

旧文章ID:21140

周天柱:台湾的统一与“被统一”

0

作者:周天柱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3月号

  上海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周天柱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3月号发表专文《台湾的统一与“被统一”》。

  作者认为:未来4年,蔡英文可能不会动那部承认一 中的“宪法”,但必将会把其下的法律体系用切香肠的方式统统修改个遍,让它们更加契合一个“独/立/的/台湾”的要求。

  遗憾的是,岛内选民并未意识到选举结果对自身生活、特别是对未来发展前景的深刻影响,没意识到这种危害要比他们所预见的大得多。

  民进党的持续执政正导致两岸统一方式发生裂变,从过去的共议统一、协商统一,走向台湾“被统一”。

文章内容如下:

  今年1月11日,台湾举行“史上最为激烈”的“总统大选”。

  原先为选民所不看好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最终竟以57.1%的得票率、攫取817万张选票而“轻松”获胜。

  台湾社会究竟怎么啦?!这是选后两岸民众面对现实,无法理解的最大疑窦。

01 蔡英文连任意味着什么

  这次极不寻常的创纪录高票胜选,使4年来口口声声声称“维持现状”的蔡英文底气大增。

  她在胜选后一改原先正式场合一向低调谨慎的表现,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公开向大陆叫板:“中国大陆应面对事实,我的连任证明台湾民意现在对一个中国原则和它带来的模糊空间失去兴趣。”“台湾/的/‘主权’无庸置疑,也不容协商。我们不需要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们已经是‘独立’的‘国家’,名叫‘中华/民国’/台湾。”

  在蔡英文通过外媒叫板的同时,台湾“大选”后,出现在大陆网络上最热搜的词是“统一”。

  回顾两岸关系的发展史,上世纪90年代至跨世纪,“九二 共识”使用最为频繁;新世纪初至本次“大选”前,“和平发展”最为两岸同胞关注;而2020年1月“大选”后,“统一”上升为网红词。

  两岸舆论界认为,统一成网红词,是给嚣张的/气焰倒逼出来的。
  两岸双方对垒,泾渭分明,聚焦一个重要的问题:蔡英文的连任对两岸关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02 两岸关系的不变与变

  面对出人意料的胜负票,面对民进党公开的挑衅,大陆应以高度的战略定力与自信,在积极推进统一台湾的进程中,充分认清现阶段乃至未来两岸关系的变与不变。

  这是蔡英文的连任给两岸民众最深刻的警示。
  1.两岸关系的确定性(即不变)
  站在统一台湾的战略高地来分析统一,目前两岸关系中的确定性(即不变)一清二楚。

  一是台湾岛的地理位置没有变。

  它不可能漂离大陆,始终在大陆西侧,最近距离仅130多公里。台湾岛离强大、崛起的大陆距离这么近,这是“台/独”最大的痛处。
  二是跨世纪前就形成的陆强台弱的趋势一直持续至今,还将加快持续下去。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陆综合实力变得越来越强大,绝不可阻挡,而台湾实力与大陆的差距只会一天天拉大。美国在台海局势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从长期看,也必将是逐渐削弱。蔡英文逆势推行的“联美反/中”路线必将破产。
  三是蔡英文当局能够骗取一些选票维持其政权,但却无法将台湾社会真正绑到/的战车上去。

  事实上台湾社会已经形成“不能独”的集体意识和情商。现在即使美国也不敢公然推动“台/独”,与中国大陆彻底“世纪摊牌”。中国大陆维护一个中国的国际大格局非常稳定,坚如盘石。
  理性认清上述的三个确定性,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以我为主,操之在我。

  不受岛内政治体制的限制,不以任何“大选”胜败为对台战略的主要考虑依据,按既定方针、部署、步骤办,扎扎实实开展各项工作。
  2.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即变)
  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反观台海态势的不确定性(即变),同样十分重要。蔡英文连任势必将会加大台海局势的某些不确定性。蔡英文和民进党历来极为看重选票,创纪录的高票给他们打了鸡血针,走激进路线大受鼓舞,使他们在政治上更加有恃无恐,从而加剧在两岸问题上的极端思维。他们自以为选举结果可以当成抑制大陆的一张管用的王牌,在“民意授权”的自欺欺人下,会否做出更加恶劣的表现,值得我们密切监视,做好预案。

03 为对抗 统一,蔡英文将打三张牌

  由于高票连任,蔡英文在岛内政坛占据优先,但在两岸关系领域,由于大陆牢牢掌控了主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民进党处于全面战略被动。蔡英文手里可打的牌确实不多。

  可尽管不多,不打更显被动。

  为对抗/统一,蔡英文主打的第一张牌将是继续推动通过类似/////的法案,来钳制岛内民众。
  民进党在“大选”之前11天,迫不及待强行通过“反/渗/透/法”,公然对不跟民进党走的台湾选民实行“绿色恐怖”。

  从最终的选票数可初见端倪,这种动用司法机器的超级奥步大获成功。紧接着,在选后第4天,此法就公布实施。
  新的任期,为进一步挑动岛内“恐/中”、“反/中”、“仇/中”情绪,初尝“甜头”的蔡英文大概率只会更加痴迷于推动类似的“法案”。

  她坚信,等这些“防中”、“抗/中”法案陆续颁布,形成一个“防陆”体系之后,寒蝉效应自然就会显现。

  到时候一些被认为亲中的媒体不敢再发声,那些与大陆联系紧密的台商也不敢再提“九二 共识”和“一国两制”,而这种极端恐怖的局面,正是蔡英文心心念念、求之不得的。
  未来4年,蔡英文可能不会动那部承认一 中的“宪法”,但必将会把其下的法律体系用切香肠的方式统统修改个遍,让它们更加契合一个“独立/的/台湾”的要求。

  大陆怕了吗?显然没有。

  对“台/独”的打击和遏制能力,这些年我们展现得很充分。倒是台湾社会,其实是害怕的。在集体的意识里,“台/独”“不敢独”,蔡英文们很担心有人会玩过火。

  不然的话,比蔡英文激进、大肆叫嚣要“独立”的大有人在,他们怎么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出来参选呢?
  蔡英文主打的第二张牌是为日后与大陆全面脱钩,在两岸之间继续建造更多无形的墙。

  有学者指出,蔡英文的第一任期,其实已经开启了与大陆“脱钩”的进程。

  在政治上,大力推行“去/中国化”、精心培植“天然/独”。

  在经济上,强行推行“新南向政策”,呼吁大陆台商台资撤回台湾,并创造一些条件,鼓动台资回流台湾。

  在人员往来上,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手段,阻挠两岸交流。

  比如要求凡领取大陆居住证的台湾民众,必须在一个月内向台湾当局申报,逾期未报者处巨额罚款。并扬言对领证者限缩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不能担任某些重要职务等;处罚在大陆就业的台湾青年等等。

  这些动作其实质是切断两岸人员交流,强制与大陆“脱钩”。

  岛内的媒体认为,在这些方面,蔡英文未来只会更加变本加厉地加紧推行,不惜一切代价,退回到新威权新戒严时代。
  蔡英文主打的第三张牌是针对大陆出台的两岸社会融合措施,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反融合

  最近几年,大陆接连出台“31条”、“26条”等惠台政策,给台湾同胞在大陆生活、工作等提供各种便利。

  台民进党当局看到大陆真心对台湾民众好,便散布谣言,说这不是“惠台”,而是“利中”,台湾人不要上当。

  之后,赶紧东拼西凑,提出反制的“八大强台策略”,包括提升学研人才奖励、强化新创发展动能、强化员工奖酬工具、优化医事人员工作环境、加强保护营业秘密、强化产业创新升级、扩大股市动能和发展影视产业等。以各种小恩小惠,骗取台湾同胞不去大陆、留在台湾。

  预计在蔡的新的任期,大陆为推动“和平统一”,还会推出更多的惠台经济、民生措施、政策,实现两岸经济、民生的一体化。

  对此蔡英文拼凑班底,重用“智囊”,即刻反应,进行“反融合”。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种种手段,威胁利诱,摆脱被动。

04 台湾的“被统一”正在加速

  民进党执政4年,台湾的“被统一”正在不断加速。这是客观的事实。

  其一、2019年1月2日,大陆纲领性重要文件“习五条”在北京发表,正式吹响了两岸统一的进军号角。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这是在实现中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全新的创意,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尤其是当年是台湾“大选”之年。大陆一改以往“大选”之年噤声的做法,这表示大陆看淡台湾“大选”,不受蓝绿谁胜谁负的影响,按既定方针办,稳扎稳打,实施对台战略。

  这么多年来,大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始终坚定不移,也一直在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和平统一。

  经过与“台/独”的无数次较量,早已证明大陆是有能力遏制“台/独”的。若民进党错判形势,铤而走险,必将遭到灭顶之灾。
  其二、2019年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迈过1万美元关口。

  人均GDP是衡量当地民众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其水平提高的背后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

  1978年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2019年这一数字超过1万美元。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取得如此大成就,可谓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人均GDP的快速增长,真实反映了大陆综合实力的崛起,这必将有利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两岸统一进程。
  其三、反观台湾,8年前蔡英文参加竞选时,写过这样一段文宣:“过去4年,你过得好吗?你找工作有没有比以前容易?薪水能买得起的东西,有没有变多?你是不是害怕没有工作,觉得生活没有保障?面对未来,你是不是更无力?”

  重读这一段文宣,蔡英文不顾社会民怨,只管个人私利的嘴脸暴露无遗。

  她的胜选,掩盖不住、更解决不了台湾经济民生的固有矛盾。

  民进党当局继续分化台湾社会,继续与大陆 对抗、恶化两岸关系,最终受损的只能是台湾民众的福祉。台湾的未来也只能继续向下沉沦。民进党终将因此受到历史的严惩。
  民进党继续执政,势必会加速两岸统一进程。

  蔡英文一再声称,“拒绝任何被统一的过渡性安排”,但拒绝“被统一”绝非“台/独”政权能力和实力所能及。台湾实现“法理台/独”根本不可能。

  遗憾的是,岛内选民并未意识到选举结果对自身生活、特别是对未来发展前景的深刻影响,没意识到这种危害要比他们所预见的大得多。

  民进党的持续执政正导致两岸统一方式发生裂变,从过去的共议统一、协商统一,走向台湾“被统一”。

05 台湾为何恐惧“被统一”

  随着大陆快速崛起、两岸实力的此消彼长,如今岛内有近一半民众预期“台湾会被中国大陆统一”。

  随着时间推移,可以预判这个数字一定还会增长,但同样可以进一步预判的是,对“被统一”的恐惧感也会随着人数的增长而有增无减。

  那么台湾为何对被统一如此恐惧呢?

  各国的心理学家曾对社会恐惧心理做了如此综合描述:当一部分人感觉受到威胁时,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或没有资源可以加以解决,便会产生忧虑、苦恼之感。于是一种介乎集体焦虑、恐惧的心理随之蔓延开来。

  恐惧心理一旦产生,便不会自行停止,它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社会心理恐惧会不断循环。

  首先,是过度夸张的想像,虚构最坏的结果。

  如果此时社会不予矫正,反而予以蛊惑的话,其后果将更为严重。

  其次,是恐惧心理会自动开启更多对于现实的负面认知,开始扭曲事实。

  第三,是作出与理性完全不相符的错误选择。
  纵览全球,所谓的统一模式无非是两种,主动统一,或被动统一。

  而这两种模式、选项,对台湾意义十分不同。

  选择主动统一,台湾与大陆谈判时手中所掌握的各种筹码较多,由于筹码多,具体获益自然将大于被动统一。

  而被动统一,在不断流失原先所掌有的各种筹码、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下,才来谈统一。那这种统一更多体现的是大陆的意志,台湾失去更多获益机会。

  台湾社会对“被统一”的恐惧病态,完全符合上述心理疾病的特征。这种病态的社会反映,导致今天台湾社会出现集体非理性的政治盲想盲知盲动行为,也是不足为奇的。

  台湾民众对“被统一”的恐惧,“反/中/拒/统”是其政治表象,而“小确幸”的生活口号则是社会大众对害怕失去现有生活的无奈反应。

  长期以来,在台湾社会所充斥的大陆信息,清一色的是以片面、歪曲、负面、抹黑为主。

  在如此深不见底的大染缸里,许多人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是“文/革”时代;60多年的反/共教育使他们形成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模式;台湾当局长期持续的对“一国两制”的丑化、污名化,使他们与生俱有的“恐/共”心理变本加厉,担心被大陆/吞并、“被统”,失去今天现有的生活。

  这种主流民意对大陆的快速发展感到心惊,对两岸通过和平发展快速融合感到忧心,对“被统一”后自己的处境甚为担心。

  这几种综合因素的互相迭加,交汇,进而根深蒂固,对“被统一”必然表现为忧心忡忡、诚惶诚恐、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手中惟一的可用工具仅是选票。

  票投国民党,怕国民党“卖/台/亲中”。看来只有票投民进党,幻想至少可抵挡一阵,或拖慢一下“被统一”的节奏。

06  对于统一新态势的若干思考

  未来民进党完全执政的4年,两岸关系充满各种风险与挑战,对此大陆必须有充分思想准备,并尽早做好各种应对之策。
  1.“习五条”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中,强调要直接充分听取台湾民意,包括充分听取任何认同一 中原则的岛内政党、团体,及各界推举的代表性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共议统一,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推进政治谈判,当然就包含对“一个中国”内核认定。

  但想不到的是,台湾部分人士被自我设定的意识形态所绑架,想当然地刻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一国两制”的“一国”划上等号,画地自限,断然拒绝与大陆对话、协商的一切机会与可能,自动放弃了必要的解释的话语权,出现这种政治僵局所导致的被动统一,是两岸同胞所痛心所不愿看到的。

  2.十九届四中全会宣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十分重要。

  这是在原先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硬实力现代化的基础上,必不可少的实现软实力的现代化。

  大陆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依法治国,一切要以宪法、法律为依据。

  我们需要百倍警惕的是,台湾民进党所推行的“反/中”、“抗/中”的法案,都以“立法院”通过的法律呈现。

  我们同样必须依法对台施政,所有反“台/独”及惠台的举措,必须形成法律,才有权威性,才有威慑力,才有可信度,才能为国际社会所认同,为台湾民众所接受。
  3.由于红绿双方都在争取台湾民众,导致岛内民意在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问题上,至今仍然与大陆存在很大的认知落差。

  对台湾来说,相当比例的民众对民族复兴无感,对两岸统一能拖则拖。

  不过,需要看清的是,台湾民众通过选票,表达“拒/统”,但这并不意味着表示“台/独”。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两岸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差异太大,民众仍不愿意被大陆制度所治理。
  重温《邓小平文选》可以看到,统一最为重要的是“一国”。

  台湾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统一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与障碍会相对较少。历经一段时间的过渡,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最终社会主义的竞争力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各种优越性胜过资本主义,岛内民众自然而然会从向往以致跃升到自我重新认定与选择。
  4.台湾历史上长期的“孤儿”命运,让台湾人格外在意“尊严”和主体性问题,大陆应以同理心理解。

  但台湾人也有浓厚的权威崇拜心理。大陆应精准掌握台湾民众的特性,慎重评估对台施压的可能后座力。施压要针对明确的对象,尽最大可能减轻对岛内民心的负面冲击。

  大陆在规划惠台政策时,依据“心灵契合”、“两岸一家亲”等理念,透过更多台湾民众参与讨论,政策的执行成效就会更好,更能让台湾民众恢复对中国的认同,进而认知大陆的制度优势,建构制度的认同。

  当两岸在制度认同和生活方式上趋近,民众对统一的心理期盼就会增加,统一的道路自然平顺。
""

来源时间:2020/4/1   发布时间:2020/4/1

旧文章ID:21139

赵北客:国家制造恐惧的能力与抗疫初期的成败

0

作者:赵北客  来源:中美印象

浅析中国之于美国在抗疫早期的制度优势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肆虐,美国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同时,根据官方数据,作为疫情最开始的爆发地,中国已经控制住了病毒的蔓延,每天的新增确诊数也维持在百位以内。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人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于前期工作的总结,并从抗击新冠病毒的初步胜利中得出了中国体制具有优越性这一结论。然而,这些结论的落脚点无一不是“齐心协力办大事”或者“集中统一领导”这些大而化之的陈词滥调,并没有进一步剖析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笔者将从“恐惧”入手,通过对比中美两国,浅谈中国制度到底优越在什么地方。

369年前,由英国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所撰写的《利维坦》出版,并在日后成为西方政治学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在书中,霍布斯提到,人们出于对于死亡与战争的恐惧,构建了政治共同体。这种基于“恐惧”的政治理论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人类对于制度的思考,包括笔者。不过,我将讨论的是政治共同体如何将恐惧重新投射回人群中,达到用恐惧战胜恐惧的结果。
""

众所周知,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中央领导地方,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特点。在这一制度和特点的加持之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了主要甚至是唯一对人民负责的政治团体,它对一切的功过都负有全部责任。例如,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2008年奥运会等丰功伟绩都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挥和领导;而三年饥荒、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也是党在探索路上犯下的错误。也许某个谈判代表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并不能大过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再或许是江青等一小撮人导致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也不能成为党的遮羞布,党依然要负全部责任。因此,不管是好与坏的结果,中国的政治体制导致了党需要全盘接受这些结果,而人民也只能将这些结果归结于中国共产党。

因此,在中国,当人们因为一个官员,甚至是公务员而产生医疗物资被劫的恐惧、不及时发放口罩的恐惧、社交软件发文被删的恐惧、被有关部门约谈的恐惧后,他们会将这一切恐惧的源头归结于党,因为没有别的组织可以为这些大小官员的行为负责。因此,虽然这些都是不伤害性命的恐惧,但是随着党的介入,这些恐惧瞬间就会被上升到国家层面,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这些恐惧加以重视和分析。随后,民众经过简单的思考,就不难明白这些轻度恐惧后所关联的是人类最终极的恐惧,那就是对于感染病毒而死亡的恐惧。得出这个结论后,大家所做的就是自保,避免死亡。在新冠肺炎时期,自保就意味着在家隔离,减少出门次数,配合防疫工作。

在李文亮事件中,随着几个武汉派出所民警对于李医生进行训诫,武汉医疗系统内部迅速传开这条消息,一时间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在微信群里公开讨论新冠肺炎。由几名警察对于李医生造成的恐惧迅速演变为体制对于整个武汉医疗圈造成的恐惧。人们也开始对这一恐惧重视起来,试图分析这种恐惧为什么产生。这个过程并不复杂,当人们知道这一个恐惧背后是可以致人死亡的新冠肺炎后,对于死亡的恐惧压倒了对于被训诫的恐惧。

因此,出于对自己和亲朋好友染病而死亡的恐惧,消息不胫而走,武汉市民也在官方消息出来之前,尽量避免前往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区域,在客观上与政府在日后的抗疫举措不谋而合,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综上所述,在疫情肆虐时的中国,由于其独特的体制,使得再小的恐惧都能被党无限地放大,并最终一遍又一遍地提醒着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也许党是无辜的,但人们除了党以外找不到第二个解释原因。因此,当中国政府制造出足够的恐惧,并让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达到峰值的时候,人民自然而然会选择自保,而自保的方式又恰恰与政府防疫的手段类似。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大部分民众谨遵政府指示,做到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将自己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也为疫情的控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其制造和放大恐惧的能力,跟中国相比就完全不一样了。稍微熟悉美国政体的人都知道,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联邦和州领导人的当选是通过人民直接投票的差额选举产生的,且两大主要党派几乎统治了整个政坛。这种独特的政治制度导致了联邦政府内部之间、联邦与州之间、州与州之间、党与党之间都可以有不同意志。打个比方,特朗普内阁要求在美墨边境修墙,但是众议院始终不同意;联邦法院系统存在死刑,但华盛顿州法院系统早已废除死刑;纽约州长支持女性堕胎的权力,但是阿拉巴马州长却不断签署限制堕胎的法律;共和党一直要求保护公民的持枪权,但是民主党却致力于限制公民可持枪的种类。
""

因此,在美国,如果政治体制中出现了一个意见,那么很快体制中的其他人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意见,人们就可以根据他们的喜好来选择支持哪一方。所以,美国政府很难作为一个整体制造恐惧,因为它本就不是铁板一块。这种体制导致即使政府的一部分制造了再大的恐惧,人们也能找到政府中的另一部分来稀释这种恐惧。如果说中国政府是恐惧的放大镜,那么美国政府就是恐惧的安慰剂,这也是两国政治最根本的体制所决定的。

以新冠肺炎为例,当纽约州长抱怨说纽约医疗系统的呼吸机快不够用的时候,总统特朗普却质疑是否有必要向纽约州运送大量的呼吸机。因此,居住在纽约州的人既可以选择相信由州长制造的医疗物资短缺的恐惧,也可以选择相信总统暗示医疗资源充足的意见。那一群选择相信总统的人,因为没有感受到医疗资源短缺的恐惧,自然就不会加深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恐惧。由于没有这个最终极的恐惧,这些人依然我行我素,轻视甚至是无视纽约州要求限制出门的法令,这也导致了疫情继续在纽约肆虐。

因此,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像中国那样成功对内制造恐惧。诚然,很多美国民众已经减少了出行的次数,这从大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航班次数的举动中就可见一斑。然而,美国民众能否像中国老百姓一样,即便是在自己的城市甚至是社区里也不走动呢?目前来看,美国的老百姓没有这样做。由于缺乏对于死亡的恐惧,加上对于国家公权力恐惧的不足,即使很多州颁布了shelter in place的法令,出门活动仍然是很多人日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意大利身上,也许可以看到美国防疫工作之后的发展。在意大利北部起初爆发疫情时,虽然地方政府颁布了限行令,但是人们并没有严格遵守,甚至爆出了上街游行的新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开始遵守法令,闭门不出。为什么意大利人在前后的行为上出现了这么大的反差呢?无外乎是因为疫情的持续肆虐和死亡人数的飙升。意大利民众逐渐感知到,由新冠病毒带来的死亡原来近在咫尺,因此他们对于死亡的原始恐惧开始占据上风。出于对这种恐惧,人们选择放弃短暂的自由,并遵守政府的禁令,展现出与中国人民类似的服从。
""

因此,笔者认为,当新冠病毒导致更多美国人离世后,美国人民对死亡的恐惧会使他们像中国老百姓一样的遵从政府指示。换言之,待疫情防疫工作步入中期,就算政府不刻意制造恐惧,人们因为看到节节攀升的死亡数字,自然而然会感知到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会使得民众进行自救,而自救的招数无非就是闭门不出,这恰好与美国政府的要求一致。到那时,国家制造恐惧的能力就已经无足轻重了,因为恐惧已经成为了一种无须制造或夸大的事实。

此次新冠疫情,测试了不同体制下的国家制造恐惧的能力,而中国可以说是佼佼者。凭借其独特的政治体制,中国政府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大化人民对于死亡的恐惧,甚至很多时候这不是政府的本意。不过,正因为这种恐惧,使得中国民众以令人惊叹的程度服从政府的法令,成功阻止疫情的扩大蔓延。反观美国,也是由于其独特的体制,稀释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恐惧。由于缺乏对于死亡的恐惧,美国民众对于各级政府要求的居家隔离并没有完全严格执行,这也使病毒继续在美国传播。

不过,正如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国家制造恐惧的能力只是在病毒防疫的初级阶段有重要影响。当任何一个国家进入病毒流行的中级阶段后,由于死亡人数的攀升,民众的恐惧也会增加,并开始自保。这种自保的表现,就是服从政府要求,减少出门次数。换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各国都可以在不接受中国制度的前提下使民众感知到相同的恐惧。因此,中国在此次疫情防疫工作初期中体现出来的制度优势,对于其它国家来说借鉴意义是极其有限的。

来源时间:2020/4/1   发布时间:2020/4/1

旧文章ID:21138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3月21日–31日)

0

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32期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11)

(3月21日—3月31日)

编者按:

 3月下旬,美国每天的确诊人数达到1-2万。截止31日,全球累计病例已经超过80万,其中美国18万,纽约州8万,3月26日美国已经超越中国和意大利成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编者注:有读者指出中美检测标准不一样,没有可比性。我们这里仅列出两国通报的统计数字,对数字的准确性和检测标准不做评论),死亡人数达到3774人,超过了911的死亡人数。
   与此同时,美国也加大了检测力度,检测的时间大大缩短,其中由雅培公司推出的检测方式最快可在5分钟之内得到检测结果。美国政府和民间加强合作,加快了疫苗研制的进程,增加了个人防护设备和医疗设施的供给,推出了2.2万亿的经济援助计划。美国有21个州和2个海外领地宣布进入 “重大灾难” 状态,其中纽约州最为严重,现在已有8万名退休的护士、医生和其它专业人员志愿者前往纽约参加抗疫工作,拥有1000张床位的海军医疗船也已经抵达曼哈顿。

累计病例:

3月21日,26747例;

3月22日,33222例;

3月23日,43901例;

3月24日,54893例;

3月25日,65285例;

3月26日,83285例;

3月27日,101512例;

3月28日,121701例;

3月29日,140340例;

3月30日,164785例;

3月31日,超过18万例。

每日新增病例:
""

  中美新冠病毒起源之争暂时告一段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称新冠病毒起源是科学家要做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来揣测。虽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3月23日的推文中仍然称呼 “武汉病毒” ,并在3月25日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要求将 “武汉病毒” 写进联合声明,但3月24日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他将不再使用 “中国病毒” 。最引人注目的是3月26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参加了20国集团领导人就抗击疫情举行的视频会议后通了电话,承诺共同抗击疫情。3月30日,一架载有中国援美医疗防护物资的飞机抵达纽约。

 但是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杂音”依然不断。继“台湾旅行法”在2018年3月生效之后,3月26日,经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特朗普总统又签署了一项“台北法案”,遭到中方的强烈反对。中美关于新闻媒体的矛盾依然是余波未了,中美贸易又再生波澜,3月25日,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日重新加征25%的关税。更有美国官员指责中国瞒报疫情,让中国为美国的疫情负责。

 虽然中美在抗疫领域的合作举步维艰,但此次新冠病毒疫情“人命关天”(中美在抗疫领域的合作人命关天),需要两国“精诚合作”。(全球抗疫需要中美精诚合作)。纽约大学教授贝纳特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美国越拒绝与中国在抗疫领域合作,越多的美国人就会死于非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在《环球时报》也呼吁中美领导人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摒弃前嫌,加强交流,守望相助。

""

——————————————————————————————————————

3月23日

——媒体公布了3月17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AXIOS和HBO的联合采访在备受关注的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大使说,“这是科学家要做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或者记者来进行揣测的,因为这样的臆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非常有害。为什么不让我们的科学家来完成他们的专业工作、并最终告诉我们答案呢?”

3月24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推特上对崔天凯的评论表示“欢迎”,她说,“挽救生命比挽救面子更重要”。

""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出版人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政府禁止这三家报纸的美国记者在中国工作的决定。“我们强烈敦促中国政府改变迫使我们新闻机构的美国工作人员离开中国的决定,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缓解此前对独立新闻机构日益严厉的打击”。

——特朗普总统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中,表示他将不再使用“中国病毒”。这被认为是他为缓和因新冠病毒起源论而导致的紧张关系所做出的努力。

——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举行新冠肺炎疫情专家视频交流会。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全部建交国及尼加拉瓜等25国近200余名官员和专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泛美卫生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4个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参加了此次视频交流会。

3月25日

——自2018年7月6日起,美国对总价值约为34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加征25%关税。2019年3月2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上述商品中的部分商品暂时免除加征关税,为期一年。在一年期限到期前,美方更新了暂时免除加征关税的名单,其中11项商品获得延长免征期限1年,22个商品未获得延长,将于3月25日起将被重新加征25%的关税。

——七国集团(G7)外长因应新型肺炎疫情举行视频会议,但会后却未有发表联合声明。 美国CNN报道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坚持于联合声明中加入「武汉病毒」(Wuhan Virus)一词,结果遭到其余6国拒绝。

3月26日

——美国超过中国和意大利成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病例数量超过8.5万, 死亡人数超过1200人。

——特朗普签署了简称《台北法案》的《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TAIPEI Act)。《台北法案》的目的是要支持台湾的外交地位,条文鼓励和奖赏那些与台湾加强或升级关系的国家;而对那些采取重大行动削弱台湾安全繁荣的国家,则要求美国“改变与那些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外交接触”。“台北法案”是继“台湾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2018年3月生效之后,另一个以台湾为名的法案正式成为美国的国内法。另一项以台湾为名的法案“台湾保证法”(Taiwan Assurance Act)则已经在众议院院会通过,正在等候参议院的立法程序。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了20国集团领导人就抗击疫情举行的电话会议后的当天晚上通了电话,承诺共同抗击疫情。这是两人自2月7号以来首次进行的一对一的交谈。特朗普总统说:他将确保美中两国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开展抗疫合作。感谢中方为美方抗疫提供医疗物资供应,并加强两国医疗卫生领域交流,包括抗疫有效药物研发方面的合作。并表示美国人民非常尊敬和喜爱中国人民,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教育事业非常重要,美方将保护好在美中国公民包括中国留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应该团结抗疫。 他还说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特朗普在电话交谈后发的推文中说, “刚刚与中国的习主席进行了很好的交谈,详细讨论了肆虐我们地球大部分地区的新冠病毒。中国对这种病毒有很多的经验和深刻的理解。我们正在紧密合作!很多的敬意!”

""

《中美印象》发文指出,习特通话标志着中美的抗议合作被列入两国外交的议事日程

3月27日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至周五下午5点的数据,美国确诊病例过十万,达到100,717,死亡1,478,死亡率升至1.5%。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签署了一项超过2万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将帮助公司和个人应对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经济衰退,并向医院提供急需的医疗用品。这项救助计划将是国会有史以来通过的规模最大的财政救助措施,将在三周内向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发放现金。这项2.2万亿美元的法案包括5000亿美元用于帮助遭受重创的行业,3500亿美元为小企业提供贷款,并至少为相关卫生系统提供1000亿美元。

""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台北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他说,世界上已经有180个国家与中国建交,这个法案却“要求阻挠其他主权国家同中国发展正常国家关系”,这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逻辑”,中国强烈敦促美国“纠正错误,不得实施该法,不得阻挠各国同中国发展关系,否则,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

——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27日分别约谈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驻京分社负责人,就三报发行人日前联名致中国政府公开信,提出严正交涉。

——雅培公司(Abbot Labs)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已经针对公司研发的新冠病毒分子快速检测授予紧急使用批准。该检测是目前检测速度最快的分子即时诊断(Point-of-care)产品,阳性结果最快可在5分钟内获得,阴性结果可在13分钟内确认。

""


3月28日

——3月28日零时起,中国不再允许持有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


3月30日

——据国会山网站报道,一架从上海起飞的,载有医疗防护物资的飞机,当地时间29日顺利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JFK)。这架飞机载有1200万副手套、13万N95口罩、170万外科手术口罩和5万套防护服等医疗物资。此次空运是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紧急空运项目 “空中桥梁计划” 中的一部分。《纽约邮报》介绍称,美国政府计划出动20架飞机从多个国家紧急运送医疗物资给疫情严重的州。未来将有一系列航班将急需的物资从其他国家送往美国。这架来自上海的运输机是该计划中首架抵达美国的飞机,同时搭载的也是该计划中第一批抵达美国的医疗物资。

""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疫情简报会上表示,“我不得不说,我们与很多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给我们送来了一批物资,非常好的物资”。

——美国企业强生公司(Johnson&Johnson)表示,它与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HS)旗下的生物医学高阶研究和发展管理局(BARDA)合作,共同投资超过10亿美元研究疫苗,将于9月开始对新冠病毒疫苗进行人体测试,并将于2021年初获得紧急使用授权。强生公司表示计划生产超过10亿剂疫苗,这将通过该公司在美国的新工厂以及全球各地现有工厂来提高生产能力,快速生产和分发疫苗。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讨论了世界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局势并共同指责俄中散布相关假新闻。

——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通电话,就两国疫情的防控进展交换意见。

——美国海军医院船“安慰号” 抵达纽约中城曼哈顿码头。美国海军方面表示,这艘船可以提供1000张床位,将用于非新冠病毒患者,以缓解当地医院的压力。

""


3月31日

——美国灾情最严重的纽约州的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表示,纽约州需要多达100万的医护人员。目前已经有大约8万名退休的护士、医生和其它专业人员申请作为志愿者前往纽约参加抗疫工作。
""
延伸阅读: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美互动大事记(1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美互动大事记(2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美互动大事记(3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美互动大事记(4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美互动大事记(5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美互动大事记(6)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美互动大事记(7)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美互动大事记(8)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美互动大事记(9)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美互动大事记(10)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中美互动大事记(11)

来源时间:2020/4/1   发布时间:2020/4/1

旧文章ID:21137

美罗斯福号航母舰长警告:舰员不能死

0

作者:  来源:台讯

《台訊》据路透社华盛顿31日消息,美国罗斯福号在一封直率的信中呼吁海军领导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以挽救其舰员的生命,并阻止冠状病毒在这艘大船上的传播。
""


美国官员周二向路透社证实了这封长达四页的信内容,其中描述了这艘核动力航母的惨况,有越来越多的舰员检测到对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


海军将这艘舰只的舰员数定为5,000人,相当于一个美国小镇。


这封信最早是由《旧金山纪事报》报道的。


该舰指挥官布雷特·克罗齐尔(Brett Crozier)舰长写道,这艘航母缺乏足够的检疫和隔离设施,并警告说目前的策略可以减缓感染速度,但无法根除病毒。


在周一的信中,他呼吁采取“果断行动”,从船上遣散4,000多名人员,并将其隔离,包括全体舰员、海军飞行员和其他服役人员。


“我们没有交战,舰员不能死。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就无法适当地照顾我们最值得信赖的资产–我们的舰员,”克罗齐尔写道。


一周前海军报告了首例冠状病毒病例时,这艘航母正在太平洋上。此后,它已驶入西太平洋的美国岛屿领土关岛。


代理美国海军部长托马斯·莫迪(Thomas Modly)说,他已经在周二早上听到有这封信,海军已经为舰员从关岛下船准备了好几天。莫迪说,关岛没有足够的床位,海军正在与当地政府商谈,以使用酒店和搭建帐篷。
""


他对CNN说。“我们与该舰(指挥官)没有不同意见,我们正有条不紊地做好准备,它与游轮不一样……舰上装有武器装备,有飞机”。


另外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们对路透社说,船上有近80人对病毒呈现阳性反应,随着对船上所有人员进行检测,这一数字可能还会增加。


海军仍然拒绝确认罗斯福号上有多少人被感染。


路透社上周首次报道时说,美国军方决定停止提供舰上官兵感染冠状病毒的更详细数据,理由是担心随着病毒的传播,美军对手会利用该項信息。


但是罗斯福号只是冠状病毒在美军内部传播的最新例证。海军官员们说,许多舰只上的船员都被检测到阳性,包括停泊在圣地亚哥港口的一艘两栖攻击舰在内。
""


五角大楼周一说,新泽西州陆军国民卫队一名现役人员上周六因冠状病毒去世的第一位军人。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周二,有673名现役军人的冠状病毒检测呈现阳性,比前一天增加了100多例。

来源时间:2020/4/1   发布时间:2020/4/1

旧文章ID:21136

张涓:纽约人抗疫面面观

0

作者:张涓  来源:中美印象

正在全世界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没有国界。病毒更不识别有钱人和没钱人,有权之人和无权之人。但有钱人和没钱人在防疫病毒方面却是不同的。这在天堂和地狱同在的纽约市显示的淋淋尽致。

孩子不用上课,大人在家上班。纽约富人于是纷纷一窝蜂地跑到他们的郊区夏季度假房躲避疫情。在素有纽约游乐场、位于长岛东端的汉普顿(Hamptons)附近的机场里,各种各样的私人飞机不停的穿梭于机场的上空,异常繁忙。
""

汉普顿有农业,渔业,葡萄园,高尔夫球,还有艺术画廊,因此,这里有很多工薪阶层的原住民。又因为风景秀丽的自然风貌,这里吸引来了很多短期居住的有钱人住户。他们一般是在假期尤其是夏季来这里度假,成为当地主要经济来源。

但是,因为躲避新冠疫情而来到这里的有钱人却受到了当地人的另眼相看。这些有钱人来到当地之后,疯狂地到超市扫货,似乎要把一年的存货都要买下。这让当地人很不舒服,看着很不顺眼。有的超市看到有的顾客不顾其他人,买很多肉的时候,会上前阻止,告诉他们买的太多,要想想别人。

为了避免这些避疫的人把病毒带给他们宁静的小镇,当地政府出台了各项限制措施,特别提醒这些“逃难人”不要在这个时候把他们这里当作度假休闲的圣地,到处游玩,希望他们在各自家里隔离。

突然出现在度假胜地汉普顿的新冠访客也在美国其他旅游胜地也暴涨起来。当地居民和逃离疫区的有钱人之间的紧张气氛正在浮出水面,成为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很多媒体关注的问题。

能够有钱和有地方跑出去的是一波富人。在城里,还有一群可以在家里工作但没有足够的资金买度假房的富有中产阶级。《纽约时报》采访了一位居住在纽约的富人区上东区的中产阶级女性。她在这个时候感到莫名的诅丧,因为她的邻居或者朋友不是去了夏季度假房,就是跟着有钱的朋友去了他们的度假房。这让没有办法离开城里的人感到伤害。

这位女性没有想到的是她还能够呆在家里隔离,纽约城里还有很多隔离不起的低收入阶层。这部分民众虽然知道疫情猛于虎,但因为生活所迫还必须要向虎山行。他们主要是从事各种工作的小时工,没有在家工作的福利。
""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危机爆发之前,每天有超过500万人乘坐纽约的公交系统。如今,公交的载客量还不到100万。但是,并不是城里所有车站的下降幅度都是类似的。最富有的曼哈顿区是地铁乘客下降最大的地区。那里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8万美元,是纽约市五个行政区中最高的。而在一些低收入的社区里,那里的地铁站仍旧熙熙攘攘,似乎疫情和他们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每个人又都是为了生活所迫,必须勇敢的出门谋生。

纽约州处于美国新冠疫情的震中。在美国十万余例病例中,纽约州有差不多六万,占了一半多的比例。纽约州周日经历了自疫情暴发以来24小时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一日新增死亡病例237例,总数到达965例。

而纽约州的病例又有一半的病例发生在人口稠密的纽约市。

疫情严重的纽约,开始动用军队驰援这座城市。3月30日,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舰艇医院“慰藉”号驶入纽约港口停靠,参加救援。这艘舰艇可容纳1000个床位,拥有12个手术室,一个医学实验室和1000多名军官。与此同时,陆军工程兵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建成了的野战“方舱”医院也投入使用。纽约疫情的严重程度不言而喻。
""

至从3月20日纽约州长宣布封锁令之后,全州的所有不必要的业务都关闭了,只保留杂货店,药房和其他重要业务。封锁还要求所有不必要的政府和私营部门雇员都在家工作。

鉴于美国的疫情仍旧处于攀升的阶段,眼看着3月16日宣布的15天隔离令即将结束,特朗普总统在本周末的疫情简报会上宣布将4月30日定为社交隔离令解除的新截止日期。

""
(图片说明:这张图是纽约到目前的疫情分布图,图的右上编号404地区是华人社区法拉盛,完全没有疫情。而皇后区大部和长岛及曼哈顿北部都是重灾区,长岛富人区已经红透。曼哈顿下城华尔街地区还好,所以纽约交易所还在运转。布鲁克林2月时曾有一个华人诊所出现两个病例,但很快控制住了,并未造成社区传播。再往前推,1月中国过去美国的几个病例都在西雅图,很快被发现并隔离治疗了,密切接触者也隔离了。美国对中国也禁航了。并未造成社区传染。时隔两个月,美国再次爆发,川普自己说都是欧洲传染过来的,所以对欧洲也封航了。–中美印象读者。)

来源时间:2020/3/31   发布时间:2020/3/31

旧文章ID:21135

Wang Wen: Virus portends end of "American century"

0

作者:Wang Wen  来源:globaltimes.com

""

来源时间:2020/3/31   发布时间:2020/3/31

旧文章ID:21134

Three reasons why China could overcome virus

0

作者:Robert Lawrence Kuhn  来源:globaltimes.com

Editor’s Note:

The coronavirus is posing an increasingly tough challenge to the entire world. What can China’s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fer? What role does it play in the global anti-virus fight? What’s behind some Western politicians’ slandering of China’s efforts? Dr. Robert Lawrence Kuhn, chairman of The Kuhn Foundation and recipient of the China Reform Friendship Medal (2018), shared his insights on these issues and more with Global Times (GT) reporter Yan Yunming.

GT: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within China has almost been brought under control. How do you evaluate China’s efforts in curbing the epidemic?

Kuhn: To me, one of the probative insights of why and how China has contained, and will continue to contain, the epidemic is the remarkable parallelism between China’s war on the novel coronavirus and China’s war on poverty. Consider the parallel factors:

First, the opera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not just giving directives and pronouncements but actually implementing programs and projects through the CPC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 central and five levels of local government (provincial, municipal, county, township, village).

Second,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sets an example for other government officials. President Xi makes the remarkable statement – "I have spent more energy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an on anything else." I know no other national leader who has made such an assertion.

Third, the mobilization leadership of the CPC, able to command the country’s resources in personnel and materials. For example, assigning "sist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16 strong provinces and specific cities in Hubei. An important factor is that since the CPC controls the PLA, through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the military can be mobilized instantly to help in domestic crises, like earthquakes, floods and now epidemics. 

I take it seriously whe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alls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a major test of China’s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 a phrase of such significance that in my 30-plus years of watching China, I do not recall the like. 

Let me explain why I was, from the beginning, confident that China would overcome the epidemic. I had three reasons: China’s commitment, competence, and readiness to change and improve.

China’s commitment to fight COVID-19 is exemplified by the country’s astonishing mobilization to stop its spread. The government issued strict and resolute directives with instant and draconian punishment for non-compliance.

The whole country marched to this music. This was China’s monumental "whole of society" commitment. China’s mobilization was unprecedented in global health history. Nowhere could it work like it works in China. And the reason it works relates to how the party system works.

As noted above, it is the same kind of commitment and mobilization that the party has been using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since around 2012, with its targeted or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campaign, coordinating party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at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five levels of local government. The structural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a’s war on the coronavirus and its war on poverty are indeed striking.

China’s competence to fight the virus is exemplified by the country’s unremitting implementation of its commitment: locking down Wuhan; house-to-house temperature checks; the party’s grid management system of social control; postponing the return to work after the Lunar New Year break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travelers.

When I discuss the five or so primary reasons for China’s remarkable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I always include the party’s willingness to admit and correct errors. Hence, in tracking this virus epic, I focus on the leadership’s forthright acknowledgement of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country’s response.

As with any contagion early action is always essential in stopping the spread of virulent diseases. But how to develop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The challenge is handling an avalanche of information, from diverse public and private sources and of variegated and uncertain quality.

On the one hand, who can deny that false rumors can increase anxiety, trigger panic, and even destabilize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become evident that suppressing information in the name of social stability can foment disaster. Early local efforts to play down the risks of the coronavirus delayed the response as the contagion mushroomed.

A strong, top-down system is effective at stopping rumors, especially with advanced IT technologies, but it is challenged to enable diverse voices to surface and expose vital truths about frontline problems early in the process. Chinese top leadership has pledged to rid the party of "formalism and bureaucratism."

Transparency is the key. The government states that it will learn lessons from the outbreak, which will enhance its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Self-correction, the party says, is its hallmark.

If so, future historians may well look upon China’s figh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as a turning point in worldwide efforts to contain outbreaks of novel diseases and stop their spread, which globalization and ubiquitous air travel have made vital. History may well thank China for pioneering how to deal with virulent contagions in a globalized world.

GT: Some politicians have politicized the epidemic and used it to attack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CPC. What’s your comment?

Kuhn: Those who use the pandemic to score political points have their priorities mixed up. They nourish the virus with US-China competition, when they should starve the virus through US-China cooperation.

Never has such cooperation been more urgently needed – to battle and contain the pandemic and to sustain and bolster the world economy. Containing the global pandemic, like bolstering the global economy, depends on US-China collaboration. If climate change is the world’s most intractable chronic problem, then COVID-19 is the world’s most severe acute problem.

My two favorite countries have a choice: either work together to fight the pandemic by developing drugs and vaccines to kill and stop COVID-19, or suffer an out-of-control global pandemic and a chain-reaction cratering the global economy. Nations can fight the virus and collectively win, or fight each other and collectively lose.       

GT: Some observers view the epidemic containment work as an assessment of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Europe has become the new epicenter of the global pandemic, and the number of infections in the US is also rising rapidly.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se democracies? 

Kuhn: There are no perfect political systems; all political systems have tradeoffs. No doubt, China’s system of party-led, strong government can deal more effectively, more efficiently and more rapidly with the stringent demands of a lockdown, quarantine and containment, and mobilization of national resources an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Democratic countries, such as those in Europe, are used to policy decisions being hotly debated by opposing political parties, and in the media, and thus are not as suited in dealing with emergency situations. Given the emergency situation in Europe, especially in Italy and Spain, they are now seeking to learn from China’s containment success. Conversely, there are other areas of contemporary societies where China may learn from Europe.

In this time of global shifts, the global community must understand one another,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China. Simply put, China’s path i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stresse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the CPC’s commitment to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broad-based fulfill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 China’s path maintains a strong government in all sectors, promo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market playing a "decisive role," enforces social stability and regulates social discourse, and prioritizes the welfare of all citizens, including the poorest.

The unique feature distinguishing the China model from Western models, of course, is that the CPC, the party, maintains perpetual leadership and utilizes a meritocratic system rooted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al policies that must have long-term commitment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can have long-term commitment.

As for the trade-offs, the sustained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ddresses one such trade-off.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rule of law addresses another. Continuing challenges also include how to provide diverse opinions in policymaking.

GT: How do you see China’s role in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Kuhn: President Xi’s four proposals at the G20 on Thursday to enable humanity as a whole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this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 and the virtual proximity of world leaders in this extraordinary G20 meeting, give enriched and real-world meaning to the vision of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a common destin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all humanity" is a grand vision with multiple applications. For years, it has driven foreign policy, especiall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elping to rectify global imbalances.

Few ever imagined that a pandemic could become so grave so fast. But as the pandemic has burst into planetary consciousness, it demonstrates viscerally the global criticality of "shared future" thinking.  

The challenge for China is to elevate this vision above what appears to some as competitive positioning or even as a sprint to assert China’s leadership. China’s experience in containing the contagion, which many countries now desperately need, provides just such an opportunity.

By sending "battle-tested" medical teams to countries suffering under the siege of contagion, China brings to bear experts with contemporary, frontline, epidemic experience. China’s evolved know-how in fighting and containing the novel coronavirus, especially the selfless work of dedicated Chinese healthcare and logistics professionals, can enable other countries, where outbreaks occurred after China’s, to benefit from China’s experience.

In addition, as China is the world’s manufacturing center, and having ramped up production of healthcare goods, the country has unexcelled capacity for supplying desperately needed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Now is the time to get needed supplies to where they are needed. Nothing else should matter.

GT: The Daily Beast reported on March 21 that the White House is "launching a communications plan across multiple federal agencies" which focuses on accusing China of "creating a global pandemic." At this critical time for world cooperation, what’s your comment on such acts?

Kuhn: Emotions worldwide are frayed, rubbed raw by the pandemic’s daily-life disruptions, with economic devastation threatening to exceed that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this toxic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when non-stop news, especially in social media, amplifies fantastical, scurrilous, unsubstantiated rumors by insensitive officials or block-brained conspiracy theorists, attitudes harden and antagonisms ossify. Indigenous nationalism flares in vicious circles.

Containment of the polemic will be more challenging than containment of the coronavirus, the latter likely to burn out before the former. If so, Chinese views of America, and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re only going to deteriorate further, to the detriment of all. 

GT: What influence will the pandemic have o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it be a short or long-term effect? 

Kuhn: It is natural for the economy to suffer because consumption is so dramatically suppressed, the outbreak having come at the worst time, right before the Chinese New Year Spring Festival. But there is no simple statement about the economic condition because the epidemic’s impact is differential – some industries are hit very hard where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recoup the losses, like hospitality, restaurants, airlines; some industries are hit hard but should expect to have a "bounce" make-up after the epidemic is over, like automotive.

I expect e-commerce to do very well, even to accelerate its market penetration, because people will feel more comfortable, at least for a while, shopping online and not going to public places.

Certain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enacting policies in support of companies that must navigate several hard months, providing special financings and abatements, particularly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panies. These programs are in process, giving a confidence boost.

There is concern about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some of which have prior to the epidemic felt their supply chains threatened by US/international trade tensions, and the virus may reinforce their risk-management sense to diversify their supply chains outside of China. Here is where China can take pro-active steps in accelerating furth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domestic markets, which will encourage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o remain committed to China and perhaps even to take advantage of new opportunities.

In general, China’s economic recovery, once the epidemic is contained, is the "easy" part. One need only review China’s recent history to appreciate the potency and resiliency of Chinese workers, who are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historic transformation, and to recognize the depth and sophistica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which has development dramatically in recent years and is the deep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in the world.

One need not be an economist to forecast that, with the novel coronavirus largely contained — but with the country remaining cautious and alert — there will be "snap back" or a "make up" period of strong growth driven by pent-up demand. 
""

来源时间:2020/3/31   发布时间:2020/3/31

旧文章ID:21133

王文:美国世纪,1941-2020

作者:王文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一个时代已终结,新的时代已开启。”环球时报英文版3月31日刊发“变局”专栏第31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全世界不应该轻视这个曾经引领二战后全球发展的伟大国家,但疫情终结了美国世纪,这恐怕没有争议。

可能多数人都没有想到,新冠疫情是美国1941年以来第一次没有全面介入的全球事务。

与1941年美国开始领导世界抗击反法西斯战争截然相反,这次堪称世界大战级别的病毒抗击战争,美国连自身都难保。美国大规模爆发疫情,是在中国、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全面受到病毒入侵之后,本应有足够的防御时间。

然而,特朗普政府盲目自信,谎言连篇,错失良机,还不断抱怨与甩锅他国,以至于到3月底美国感染人数就跃升至“世界第一”,本土死亡人数也超过“911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之最。用史蒂芬•沃尔特教授的话说,是“美国能力之死(the death of American Competence)”。

更令人惋惜的是,自称世界领袖的美国,在人类共同灾难面前,非但帮不了他国,也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争相去帮助与捐赠美国。这与两个月前最早大规模爆发疫情的中国不同,当时至少53个国家对华实物捐赠,而现在取得抗疫阶段性胜利的中国也向100多个国家提供呼吸机、口罩等捐赠。

我不知道,1941年首次提“美国世纪”的《时代周刊》共同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先生现在会不会着急得从坟墓中跳出来?《时代周刊》会不会此后发一个首页讣告,直接标明:美国世纪(1941-2020)?

其实,许多年来一直存在美国衰落的争辩。我也认为,全世界不应该轻视这个曾经引领二战后全球发展的伟大国家,但疫情终结了美国世纪,这恐怕没有争议。在这一点,我佩服挪威教授、被称为“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的预测。2009年,他在《美帝国的崩溃》(The fall of the US Empire-And Then What?)一书中说,2020年美帝国崩溃。他在序言中自信地谈道,2000年我就预言美帝国在2025年将会崩溃,但现在我将时间缩短了5年。

加尔通的逻辑令人信服:美帝国的衰亡,一是源于帝国中心的上层建筑无限膨胀、过度剥削与压迫其他国家所至,二是源于社会离心型的发展。最终,美帝国从高高的神龛上被拉下来了。

2200多年、400多位皇帝的中国古代王朝兴衰史通常有四点惨痛的王朝覆灭教训:荒淫无度、穷兵黩武、少主年幼、众叛亲离。美国最近的四位总统执政期的特点,多少也有类似的味道。

克林顿的“莱温斯基性丑闻”暴露了白宫的丑陋;小布什连续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过度军事扩张,导致美国国库空虚,更爆发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奥巴马试图“改变”,却拙于行政经验不足而荒废八年;特朗普推崇“美国优先”,频频“退出”,导致传统国际体系几乎崩盘。

按理说,美国有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吸纳与大学教育体系,全球最多的优秀企业与金融公司、法律人才,却迄今为止耗费了近一年时间,只能在74、78岁的两位老人之间选择一位成为下届总统。更糟糕的是,美国社会的分裂,使得任何国内政策都有近一半的反对者,致使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政策更能讨好国内,美国最终将从全球帝国沦为区域大国。

美国世纪终结,中国人并不会幸灾乐祸。即便身处疫情险境,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忘记打压中国,蓬佩奥国务卿企图在G7、联合国等国际平台的声明中加入“武汉病毒”、“中国病毒”字样,特朗普签署“台北法案”继续插足两岸事务。很明显,中国是濒临死亡的美帝国最惦记的国际对手。

对此,我更愿意致敬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一位名言:“当他们堕落时,我们应高尚。”(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中国不愿与美国纠缠,而是全力协调统筹本国疫情防控与经济生产,也力所能及地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

如果美国政府恳请中国帮助其抗“疫”,我相信中国会愿意的,正如2008年中美两国团结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那样。不过,形势已变了。正如美国《外交政策》期刊最新一期的系列主题“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所说,一个时代已终结,新的时代已开启。
""

来源时间:2020/3/31   发布时间:2020/3/31

旧文章ID:21132

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0

作者:Robert Zoellick  来源:state.gov

Robert B. Zoellick,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2005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Earlier this year, I had the pleasure of making the acquaintance of Mr. Zheng Bijian, Chair of the China Reform Forum, who over some decades has been a counselor to China’s leaders. We have spent many hours i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discussing China’s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t has been my good fortune to get to know such a thoughtful man who has helped influence, through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the outlook of many officials during a time of tremendous change for China.

This month, in anticipation of President Hu’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Mr. Zheng published the lead article in Foreign Affairs,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 Power Status." This evening,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a sense of the current dialogu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y sharing my perspective.

Some 27 years ago, Chinese leaders took a hard look at their country and didn’t like what they saw. China was just emerging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was desperately poor, deliberately isolated from the world economy, and opposed to nearly ever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Under Deng Xiaoping, as Mr. Zheng explains, China’s leaders reversed course and decided "to embrace globalization rather than detach themselves from it."

Seven U.S. presidents of both parties recognized this strategic shift and worked to integrate China as a full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ince 1978,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so encourage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market reforms.

Our policy has succeeded remarkably well: the dragon emerged and joined the world. Today,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rom agreements on ozone depletion to pacts on nuclear weapons, China is a player at the table.

And China has experienced exceptional economic growth. Whether in commodities, clothing, computers, or capital markets, China’s presence is felt every day.

China is big, it is growing, and it will influence the world in the years ahea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the essential question is – how will China use its influence?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it is time to take our policy beyond opening doors to China’s membership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e need to urge China to becom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that system.

China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at has enabled its success. In doing so, China could achieve the objective identified by Mr. Zheng: "to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ways for great powers to emerge."

As Secretary Rice has stated, the United States welcomes a confident,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China, one that appreciates that i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depends on constructive connect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deed, we hope to intensify work with a China that not only adjusts to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developed over the last century, but also joins us and other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century.

From China’s perspective, it would seem that its national interest would be much better served by working with us to shape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ystem.

If it isn’t clear 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uggest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onsider the alternatives. Picture the wide range of global challenges we face in the years ahead – terrorism and extremists exploiting Islam,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poverty, disease – and ask whether it would be easier or harder to handle those problems i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re cooperating or at odds.

For fifty years, our policy was to fence in the Soviet Union while its own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undermined it. For thirty years, our policy has been to draw ou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result, the China of today is simply not the Soviet Union of the late 1940s:

·  It does not seek to spread radical, anti-American ideologies.

·  While not yet democratic, it does not see itself in a twilight conflict against democracy around the globe.

·  While at times mercantilist, it does not see itself in a death struggle with capitalism.

·  And most importantly, China does not believe that its future depends on overturning the fundamental or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fact, quite the reverse: Chinese leaders have decided that their success depends on being networked with the modern world.

If the Cold War analogy does not apply, neither does the distant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of 19th Century Europe. The global econom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a tightly woven fabric. We are too interconnected to try to hold China at arm’s length, hoping to promote other powers in Asia at its expense. Nor would the other powers hold China at bay, initiating and terminating ties based on an old model of drawing-room diplomacy. The United States seeks constructive relations with all countries that do not threaten peace and security.

So if the templates of the past do not fit, how should we view China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On both sides, there is a gulf in perceptions. The overwhelming priority of China’s senior officials is to develop and modernize a China that still faces enormous internal challenges. While proud of their accomplishments, China’s leaders recognize their country’s perceived weaknesses, its rural poverty, and the challenge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Two-thirds of China’s population – nearly 900 million people – are in poor rural areas, living mostly as subsistence farmers, and 200 million Chinese live on less than a dollar a day. In China, economic growth is seen as an internal imperative, not as a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China clearly needs a benig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its work at home. Of course, the Chinese expect to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and will want to have their views and interests recognized. But China does not want a conflic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Nevertheless, many Americans worry that the Chinese dragon will prove to be a fire-breather. There is a cauldron of anxiety about China.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 which in the 1990s saw China as a land of opportunity, now has a more mixed assessment. Smaller companies worry about Chinese competition, rampant piracy, counterfeiting,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 Even larger U.S. businesses – once the backbone of support for economic engagement – are concerned that mercantilist Chinese policies will try to direct controlled markets instead of opening competitive markets. American workers wonder if they can compete.

China needs to recognize how its actions are perceived by others. China’s involvement with troublesome states indicates at best a blindness to consequences and at worst something more ominous. China’s actions – combined with a lack of transparency – can create risks. Uncertainties about how China will use its power will lead the United States – and others as well – to hedge relations with China. Many countries hope China will pursue a "Peaceful Rise," but none will bet their future on it.

For example, China’s rapi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increases in capabilities raise questions about the purposes of this buildup and China’s lack of transparency. The recent report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n China’s military posture was not confrontational, although China’s reaction to it was. The U.S. report described facts, including what we know about China’s military, and discussed alternative scenarios. If China wants to lessen anxieties, it should openly explain its defense spending, intentions, doctrine, and military exercises.

Views about China are also shaped by its growing economic footprint. China has gained much from its membership in an open,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U.S. marke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 Many gain from this trade, including millions of U.S. farmers and workers who produce the commodities, components, and capital goods that China is so voraciously consuming.

But no other country – certainly not tho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or Japan – would accept a $162 billion bilateral trade deficit, contributing to a $665 billion global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China – and others that sell to China – cannot take its access to the U.S. market for granted. Protectionist pressures are growing.

China has been more open tha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there are increasing signs of mercantilism, with policies that seek to direct markets rather than opening them.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be able to sustain an ope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 or domestic U.S. support for such a system – without greater cooperation from China, as a stakeholder that shares responsibility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ssues.

For example, a responsible major global player shouldn’t tolerate rampant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unterfeiting, both of which strike at the heart of America’s knowledge economy. China’s pledges – including a statement just last week by President Hu in New York – to crack down on the criminals who ply this trade are welcome, but the results are not yet evident. China needs to fully live up to its commitments to markets where America has a stro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such as in services, agriculture, and certain manufactured goods. And while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offered stability in the past, times have changed. China may have a global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this year of nearly $150 billion, among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This suggests that China’s recent policy adjustments are an initial step, but much more remains to be done to permit markets to adjust to imbalances. China also shares a strong interes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negotiating a successful WTO Doha agreement that opens markets and expands global growth.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s driving its thirst for energy. In response, China is acting as if it can somehow "lock up" energy suppli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not a sensible path to achieving energy security. Moreover, a mercantilist strategy leads to partnerships with regimes that hurt China’s reputation and lead others to question its intentions. In contrast, market strategies can lessen volatility, instability, and hoarding. China should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s to develop diverse sources of energy, including through clean coal technology, nuclear, renewables, hydrogen, and biofuels. Our new Asia 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 as well as the bilateral dialogue conduct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 offer practical mechanisms for this cooperation. We should also encourage the opening of oil and gas production in more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We can work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fficiency, including through standards for the many appliances made in China. Through the IEA we can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and management of strategic reserves. We also have a common interest in secure transport routes and security in producing countries.

All nations conduct diplomacy to promote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Responsible stakeholders go further: They recogniz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ustains their peaceful prosperity, so they work to sustain that system. In its foreign policy, China has many opportunities to b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The most pressing opportunity is North Korea. Since hosting the Six-Party Talks at their inception in 2003, China has played a constructive role. This week we achieved a Joint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with an agreement on the goal of "verifiabl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 peaceful manner." But the hard work of implementation lies ahead, and China should share our interest in eff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compliance.

Moreover, the North Korea problem is about more than just the spread of dangerous weapons. Without broa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 North Korea poses a threat to itself and others. It is time to move beyond the half century-old armisti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o a true peace, with reg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 Korean peninsula without nuclear weapons opens the door to this future. Some 30 years ago America ended its war in Viet Nam. Today Viet Nam looks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help integrate it into the world market economic system so Viet Nam can improve the lives of its people. By contrast, North Korea, with a 50 year-old cold armistice, just falls further behind.

Beijing also has a strong interest in working with us to halt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missiles that can deliver them. The proliferation of danger will undermine the benign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healthy international economy that China needs for its development.

China’s actions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ll reveal the seriousness of China’s commitment to non-proliferation. And while we welcome China’s efforts to police its own behavior through new export controls on sensitive technology, we still need to see tough legal punishments for violator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do more together in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Chinese citizens have been victims of terror attacks in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China can help destroy the supply lines of global terrorism. We have made a good start by working together at the UN and searching for terrorist money in Chinese banks, but can expand our cooperation further.

China pledged $150 million in assistance to Afghanistan, and $25 million to Iraq. These pledges were welcome, and we look forward to their full implementation. China would build stronger ties with both through follow-on pledges. Other countries are assisting the new Iraqi government with major debt forgiveness, focusing attention on the $7 billion in Iraqi debt still held by Chinese state companies.

On my early morning runs in Khartoum, I saw Chinese doing tai chi exercises. I suspect they were in Sudan for the oil business. But China should take more than oil from Sudan – it should take some responsibility for resolving Sudan’s human crisis. It could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 and others to support the African Union’s peacekeeping mission, to provide humanitarian relief to Darfur, and to promote a solution to Sudan’s conflicts.

In Asia, China is already playing a larger role.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s China’s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and recognizes the useful role of multilateral diplomacy in Asia. But concerns will grow if China seeks to maneuver toward a predominance of power. Instead,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with ASEAN, Japan, Australia, and others for regional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through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nd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China’s choices about Taiwan will send an important message, too. We have made clear that our "one China" policy remains based on the three communiqué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t is important for China to resolve its differences with Taiwan peacefully.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China will need to cooperate effectively together on both regional and global challenges. Given China’s terrible losses in World War II, I appreciate the sensitivity of historical issues with Japan. But as I have told my Chinese colleagues, I have observed some sizeable gaps in China’s telling of history, too. When I visited the "918" museum at the site of the 1931 "Manchurian Incident," I noted that the chronological account jumped from 1941 to the Soviet offensive against Japan in August 1945, overlooking the United States involvement in the Pacific from 1941 to 1945! Perhaps we could start to ease some misapprehensions by opening a three-way dialogue among historians.

Clearly, there are many common interes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But some say America’s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will preclude long-term cooperation with China. Let me suggest why this need not be so.

Freedom lies at the heart of what America is… as a nation, we stand for what President Bush calls the non-negotiable demands of human dignity. As I have seen over the 25 years since I lived in Hong Kong, Asians have also pressed for more freedom and built many more democracies. Indeed, President Hu and Premier Wen are talk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strengthening the rule of law and develop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We do not urge the cause of freedom to weaken China. To the contrary, President Bush has stressed that the terrible experience of 9/11 has driven home that in the absence of freedom, unhealthy societies will breed deadly cancers. In his Second Inaugural, President Bush recognized tha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must reflect the values and culture of diverse societies. As he said, "Our goal… is to help others find their own voice, attain their own freedom, and make their own way."

Being born ethnically Chinese does not predispose people against democracy – just look at Taiwan’s vibrant politics.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ve successfully blended a Confucian heritage with modern democratic principles.

Closed politics cannot be a permanent fe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It is simply not sustainable – as economic growth continues, better-off Chinese will want a greater say in their future, and pressure builds for political reform:

·  China has one umbrella labor union, but waves of strikes.

·  A party that came to power as a movement of peasants now confronts violent rural protests, especially against corruption.

·  A government with massive police powers cannot control spreading crime.

Some in China believe they can secure the Communist Party’s monopoly on power through emphasizing economic growth and heightened nationalism. This is risky and mistaken.

China needs a peaceful political transition to make its government responsible and accountable to its people. Village and grassroots elections are a start. They might be expanded – perhaps to counties and provinces – as a next step. China needs to reform its judiciary. It should open government processes to the involvement of civil society and stop harassing journalists who point out problems. China should also expand religious freedom and make real the guarantees of rights that exist on paper – but not in practice.

Ladies and Gentlemen: How we deal with China’s rising power is a central quest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r. Zheng’s idea of a "peaceful rise" will spur vibrant debate. The world will look to the evidence of actions.

Tonight I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U.S. response should be to help foster constructive action by transforming our thirty-year policy of integration: We now need to encourage China to becom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s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China would be more than just a member – it would work with us to susta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at has enabled its success.

Cooperation as stakeholders will not mean the absence of differences – we will have disputes that we need to manage. But that management can take place within a larger framework where the parties recognize a shared interest in sustain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systems that provide common benefits.

To achieve this transformation of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this Administration – and those that follow it – will need to build the foundation of support at home. That’s particularly why I wanted to join you tonight. You hear the voices that perceive China solely through the lens of fear. But America succeeds when we look to the future as an opportunity, not when we fear what the future might bring. To succeed now, we will need all of you to press both the Chinese and your fellow citizens.

When President Nixon visited Beijing in 1972,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as defined by what we were both against. Now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efine our relationship by what are both for.

We have many common interests with China. But relationships built only on a coincidence of interests have shallow roots. Relationships built on shared interests and shared values are deep and lasting. We can cooperate with the emerging China of today, even as we work for the democratic China of tomorrow.
""

来源时间:2020/3/31   发布时间:2005/9/21

旧文章ID:21131

中通論壇:中美可能聯手抗疫嗎?

作者:張婕舒  来源:香港中通社

在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時間3月30日舉行的白宮疫情簡報會上表示:“中國給我們送來了一批物資,非常好的物資。”一改前段時間一味指責中國的態度。有學者指出,美國近期確實出現態度轉變的跡象,中美合作空間很大,對全球抗疫很有意義。

不過,在特朗普口氣緩轉的同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30日又再度聲稱,要抗擊來自中國等國有關新冠病毒的虛假消息。此外,據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透露的消息,五角大樓會利用總統啟動《國防生產法》對付新冠病毒之機,解決長期以來美軍高度依賴中國醫藥產品的問題。

現任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近日也再次用“新花樣”向中國“潑髒水”,他稱1月中訪美簽署第一階段中美經貿協議的中國官員隱瞞疫情信息,甚至污衊可能是這些官員把疫情傳播到美國。更荒謬的是,美國有眾議員呼籲提高關稅來報復所謂“中國病毒”。

與此同時,美國的新冠病毒疫情愈演愈烈,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3月31日上午8時8分,美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累計達163429例,3008人死亡。美國確診數字已達中國累計確診數字的兩倍。這種情況下,美國會轉而與中國合作抗疫嗎?

中美印象網站主編、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劉亞偉3月31日在接受香港中通社記者採訪時指出:“近期確實出現了一些美國態度轉變的跡象,包括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時說的話, 並不再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而且向中國抗疫鬥爭表示了尊重和敬佩。對比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與美國國務卿的通話,可以說不到10天,中美關係已有大反轉。”

劉亞偉指出:“中美間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間,中國至少可以提供硬件援助。中美合作不僅對兩國自身好,對世界抗疫的意義更大。因為大國資源多、經驗多,可以協調和領導全球抗疫鬥爭。其中的關鍵問題在於,中國能否高姿態援助,以及美國能否接受中國的經驗和知識。”

至於中美脫鉤的聲音為何絡繹不絕?劉亞偉解釋道:“是因為疫情開始以來,美國主張全面脫鉤的人以為機會到了,有點落井下石和隔岸觀火之意。納瓦羅等人一直在推進脫鉤之事。”

近日,紐約大學教授貝納特在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發表文章,批判美國政客和評論員在疫情開始時提出的中美脫鉤論。貝納特指出,美國越拒絕與中國在抗疫領域合作,越多的美國人就會死於非命。這場流行病的教訓不是美國應停止與中國的合作,而是美國必須重建特朗普政府毀掉的美中公共衛生合作。

事實上,從過去經驗看,中美聯合應對傳染病是非常有效的。2003年“非典”(SARS)襲擊中國時,布什政府治下,美國疾控中心派出了40名專家協助中國抗擊“非典”,令該疫病基本被控制在亞洲。2009年爆發H1N1病毒和2013年出現H7N9時,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均共享了信息和技術,當中國研發出疫苗時,也迅速與美國同行分享。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衛生安全中心主任湯姆·英格萊斯比也表示,從抗疫方面講,美中關係的重要性怎樣評價都不為過,美國應向中國學習。

劉亞偉表示,新冠病毒的入侵再一次告誡兩國和世界,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或科技規範把自己變成孤島的企圖,都會變成把自己拖入黑暗的實踐。中美只有守望相助,才能造福自己、造福對方和造福世界。
""

来源时间:2020/3/31   发布时间:2020/3/31

旧文章ID:21130

Trump’s Break With China Has Deadly Consequences

0

作者:Peter Beinart  来源:The Atlantic

After scuttling its partnership with Beijing on public health, the U.S. was unprepared for the pandemic.

The lesson of COVID-19, influential politicians and commentators are claiming,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delink itself from China. “China unleashed this plague on the world,” Senator Tom Cotton of Arkansas recently told Sean Hannity, “and China has to be held accountable.” Cotton, who has proposed legislation to ban Americans from buying Chinese pharmaceuticals, isn’t alone. Representative Jim Banks of Indiana has urged Donald Trump to boost tariffs on Chinese products and put the money—which he incorrectly thinks would com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rather than American importers—into a fund for Americans hurt by the coronavirus. In a recent essay in The American Interest,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Andrew Michta used the virus to demand a “hard decoupling” from China. Citing that essay approvingly, my Atlantic colleague Shadi Hamid recently argued, “After the crisis, whenever after is,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annot and should not go back to normal.”

These arguments are exactly backwa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was not “normal” before COVID-19. It was in rapid decline. And that decline has left Americans more vulnerable to the disease. The lesson of this plague isn’t that America should stop cooperating with China. It’s that America must rebuild the public-health cooperation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elped destroy.

U.S.-Chinese collaboration against infectious disease isn’t a globalist fantasy. It has proved immensely effective in the past. And one of its greatest champions was George W. Bush.

When SARS hit southern China in late 2002,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Beijing’s response. Deborah Seligsohn, a Villanova University political scientist who worked on science and health issues at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from 2003 to 2007, told me that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 Atlanta sent 40 experts—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to assist China in battling SARS. “They provided the major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ce in combatting the disease,” Seligsohn said. The Americans helped their Chinese colleagues “create records, do contact tracing, do proper isolation—all the stuff you needed to do.” The effort, she said, “turned out to be strikingly successful.” SARS was largely contained to Asia. Only 27 Americans were infected; none died.

The SARS success story produced what the Brown University medical anthropologist Katherine Mason calls an “explosion of form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fighting infectious disease. As Jennifer Huang Bouey of the Rand Corporation has documented, Bush’s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visited Beijing in October 2003 and established a partnership with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Health. In 2004, the U.S. and China began a collaboration “to build Chinese capacity in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s Bouey put it. The number of U.S. government employees working on public health in China grew dramatically, with some CDC officials even given offices inside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 (which, in homage to the American agency, is also called the CDC).

These efforts saved American as well as Chinese lives. When a new virus, H1N1, broke out in 2009, Bouey noted, “American and Chinese health authorities shared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to facilitate national monitoring of H1N1’s spread and to develop a vaccine.” When the H7N9 virus emerged four years later,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CDCs collaborated throughout … by sharing epidemiological data and engaging in joint research.” When Chinese researchers developed a vaccine, they quickly shared it with their American colleagues, who produced a ver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Barack Obama’s second ter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re expanding this public-health cooperatio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en Ebola hit West Africa in 2014, American and Chinese personnel worked together at a Chinese-built laboratory in Sierra Leone and off-loaded supplies from a Chinese transport plane in Liberia. As the Carter Center has noted, many of the health experts whom China dispatched to fight Ebola had been trained by the Americans who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had sent to Beijing a decade earlier.

Once again, these joint efforts saved lives. From 2014 to 2016, 28,000 people in West Africa contracted Ebola, far fewer than the 1.4 million the U.S. CDC had predicted near the beginning of the outbreak. In August 2014, 40 percent of Americans told pollsters that they expected a “large outbreak” of Ebola in the United States. Ultimately, only a single American died. On Obama’s final trip to China in 2016, the two governments agreed to jointly finance a headquarters for the African Union’s Centre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o that the continent could better fight infectious diseases itsel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now trying to prevent that headquarters from being built. That’s just one example of the wrecking ball it has taken to public-health cooperation with Beijing. In 2018,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 “dramatically downsizing” the global “epidemic prevention activities” Obama had launched following the Ebola crisis. This year, even as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was raging, Trump proposed cutting American funding for WHO in half.

These cuts have taken a particular toll on American initiatives in China. Since Trump took office, both the CDC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have reduced their staff in Beijing.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has shut its office in the country entirely. The sentiment insid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ouey told me, is that “if you hav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with Chinese scientists, you’re helping China to build their capacity, and that’s not good for the U.S., because China is a strategic competitor.”

This hard decoupling on public-health matters almost certainly undermined the U.S. government’s initial understanding of COVID-19. To be sure, Beijing responded to the outbreak with a disastrous cover-up, followed by a harsh quarantine. It repeatedly and inexcusably delayed allowing a WHO delegation into Wuhan. Nonetheless, academics who study U.S.-Chinese cooperation on public health told me that had experts from the CDC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maintained close contact with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those informal channels would have given the United States much better information in the virus’s early days.

“Five years earlier,” Bouey said, “CDC and NIH officials would have been on the ground in Wuhan.” Seligsohn insisted that American officials during the Bush years “would have had a better sense of whether disease was being contained.” Elanah Uretsky, a medical anthropologist at Brandeis University who focuses on China, suggested that “the cooperation on health project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ould have helped to pick up the virus sooner.” This week, Reuters reported that among the position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efunded was that of a medical epidemiologist who had been embedded inside China’s CDC. An American who previously occupied that role told the news service that “if someone had been there, public-health officials and governments across the world could have moved much faster.”

 

Now that COVID-19 is sweeping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cooperation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remains essential. “It’s hard to und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n getting through this,” Tom Inglesby,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at the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old me. Since China—after its mistaken early attempts to suppress information—has gotten the virus under control, Inglesby said, “we need to learn from them about what’s going to work. Are they finding ways of returning to normal life without a vaccine? What did China do in terms of social distancing that made the most difference? We can’t and shouldn’t do what they did in terms of movement restrictions and compulsory action, but understanding what they did that we could emulate is very important.” Jeremy Konyndyk, who led the Office of Foreign Disaster Assistance within 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Obama’s second term, told m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ring Chinese doctors to every American city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coronavirus to explain how they managed COVID-19 cases.

In Italy, Chinese doctors are doing exactly that. China is also sending large quantities of protective equipment to Europe now that its enormous manufacturing capacity no longer needs to be directed exclusively toward its own sick. Beijing’s intentions aren’t purely humanitarian, of course. It’s not only donating supplies; it’s selling them. But less of that equipment is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as Chad Bown of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as documente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mposed tariffs on almost $5 billion worth of Chinese medical products. The administration sheepishly lifted some of these tariffs when COVID-19 hit the United States. But, Bown notes, “many critical medical products from China remain subject to tariffs.” Plus, even the tariffs that have been suspended are set to return, thus making America an unreliable market. Trump’s protectionism, Bown observes, “creates perverse incentives for Chinese medical suppliers to make American customers their last choice.”

American doctors and nurses need masks, goggles, gloves, gowns, and thermometers now. That Trump’s tariffs are already making these supplies harder to procure underscores the absurdity of Representative Banks’s call for hiking tariffs even higher in retaliation for the “China virus.” Sure,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over time, boost its capacity to produce vital medical supplies. But a hard decoupling in which keeping Americans healthy no longer depends on Chinese products and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fantasy. When I asked Brandeis’s Uretsky about Senator Cotton’s call for banning Americans from buying Chinese drugs, she noted that many of the drugs America already produces rely on Chinese raw materials.

 

Hard decouplers might also contemplate the possibility that Chinese scientists will create the first COVID-19 vaccine, as was the case with H7N9 in 2013. Konyndyk said it’s urgent that the U.S. and China help forge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to ensure rules for coronavirus-vaccine distribution, no matter which country’s scientists first create it. A world in which vaccines are distributed quickly across borders is far safer for ordinary Americans than a world in which countries hoard them. But that require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omething Trump’s anti-Chinese insults make far harder.

With brutal force, COVID-19 is clarifying two realities that run directly counter to Trump’s worldview. The first is that in a deeply interconnected world, the safety of ordinary Americans is often better protected by intensifying global cooperation than by buttress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Some elements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re, indeed, zero-sum. When China fortifies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s regional power goes up; America’s goes down. But nothing China has done on Mischief Reef has ever tanked the U.S. economy or forced millions of Americans to shelter in their homes. It is now obvious that the two ways through which Chinese behavior most threatens ordinary Americans—pandemics and climate change—do not obey the zero-sum logic that Trump and his ideological allies favor. The same virus that devastated Wuhan is now devastating New York. The rising seas that imperil Miami also imperil Guangzhou. Deep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world’s two superpowers is the logical response to these mammoth common threats. And on infectious disease, we know that such collaboration works.

The second reality the coronavirus is laying bare is that the balance of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oday’s globalized world has changed. When SARS hit in 2003, the United States was China’s tutor. Now America’s doctors and scientists are desperate to learn how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vanquished the coronavirus in Wuhan. If America’s factories were the arsenal of democracy during World War II, it is more and more clear that China’s factories will be the arsenal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is shift would be jarring to any U.S. president. But it is particularly threatening to a president who flirts openly with white supremacy. It’s not coincidental that the White House has become a geyser of anti-Chinese bigotry at the very moment America needs China most. Trump’s rhetoric reflects an inability to cope with a geopolitical transition that, to his supporters, is also a racial transition—the kind of racial transition many of them elected Trump to prevent.

The lesson of this plague is not onl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cooperate more deeply with China. It is also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less able than in the past to dictate the terms on which that cooperation occurs. Trump, Cotton, and other hard decouplers may find these realities excruciating. But the more they resist them, the more Americans will die.

PETER BEINART is a contributing writer at The Atlantic and a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来源时间:2020/3/31   发布时间:2020/3/28

旧文章ID:2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