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刚  来源：中美聚焦

　　全球新冠疫情还在蔓延、深化，一个国际共识正在形成，这将是一种长期化的病毒，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各国都在据此调整防疫抗疫策略，然而，这样的调整没有全球合作，难以完整有效地推行。当前的中美关系远不能支持国际社会重拾“同舟共济”精神，相反，一段时间来的中美争斗，特别是话语恶斗，释放着削弱国际社会信心的信号。
　　中美这轮争斗的起源，是特朗普政府挑起“毒源国”争议，把新冠病毒叫做“中国病毒”，中方不得不做出话语还击，把两国本应也本可在全球防疫抗疫框架下形成的合作导向一场零和式的较量。
　　其背后的事态演变线是，中国疫情爆发后，美国政府一度摆出感同身受并愿与中国合作的姿态，但众多右翼政客和媒体出于政治本能，大肆污名化中国的防疫抗疫努力。美国疫情失控后，特朗普政府为转嫁防疫不力、管理虚弱的责任，并出于保选情的考虑，借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推特称“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事件，改口将新冠病毒叫作“中国病毒”，向中国“甩锅”。中方实施的反击策略有效对冲了美方的进攻和污蔑。白宫认定中俄联手发起一场“栽赃”美国的信息战，准备发起新一轮舆论反攻，主调是指责中国作为“疫源地”在前期防疫中掩盖事实、压制数据、拖延反应、放人出境，导致国际社会总体应对延迟，要求中国为疫情全球扩散负主要责任。
　　好在中美双方高层均无意在毒名、毒源这类问题上纠缠不休，因为这不是一件短期内能有清晰科学结论的事，借其相互攻击既对两国各自防疫抗疫努力无补，也将激起国际社会整体不满，对两国形象和利益不利。在多国深陷灾难的情况下，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启动全球合作机制，而一个没有领导力的世界是悲观的世界。
　　经过双方外交互动，包括高层电话沟通、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国媒体访谈以及精英群体喊话，这一轮激烈摩擦开始得到控制。特朗普公开表示放弃使用“中国病毒”提法，彭斯表示中国的透明度“比过去好多了”，还向美国华人社会释放了安抚信号。
　　急转弯是一些因素共同促成的。首先，中方实现了以非对称方式发起一次“舆论奇袭”的目标，在某种程度和某个时段意义上变被动为主动。
　　第二，新冠病毒在美国多地爆发，疫情深重，全面改写美国的国内议程，甚至对大选选情造成冲击，特朗普政府判断失误、准备不足、治理混乱，必须全力投入应对，争取用不太长的时间控制住疫情、恢复社会活力，而离开中国的配合这一目标无法实现。
　　第三，右翼污名化、种族化新冠病毒的作法违反人伦与科学，在美国国内遭到抵制，卫生防疫和科研专业机构拒绝配合，民主党集体抗议，共和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反对，西方G7盟友亦不支持。而与中国争吵不休，只会在美国国内激起更大一波对特朗普早期应对疫情失能的质疑和抨击。
　　中美双方以彼此心照不宣的方式给两国关系因疫情而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轻点了一脚“刹车”，使得全球合作抗击疫情希望的重燃。
　　3月26日，G20特别视频峰会在主席国沙特倡议下召开，对主要经济体合作领导全球对抗危机的模式进行了再确认，这种模式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传承下来的。在那次危机中，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和在G20框架下共同倡导的“同舟共济”精神为引领国际社会走出危机重新迈入长达12年的繁荣轨道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全球新冠疫情较之二战后历次全球安全危机有其独特性，因为病毒不分种族国界意识形态制度模式，对每个人构成均等威胁。这本是一次搁置传统歧见凝聚全人类共识的天赐良机，而真正有能力独立抗疫并组织全球防线的只有中美这样的大国。
　　接下来便是中美能否切实合作履行领导责任的问题了。这取决于两国能否在双边层面上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自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中美防疫专家、医护人员的交流一直在进行，医疗物资的贸易也没有中断。但两国国内对对方国家均形成了更深的政治成见，严重限制、解构了功能性合作所能产生的积极影响。特朗普政府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政治傲慢以及借疫情制造出的针对中国的“政治正确”，阻碍了中国的防疫成就在美国得到客观评价，更阻碍了美国公共卫生界对于中国经验和信息的获取。
　　中美必须克服高度政治化对彼此合作抗疫的干扰和损害。美国则需要放下傲慢，更何况它对疫情的应对已没有什么傲慢的资本。目前有几条路径可以发挥作用。
　　一是首脑外交，向各自国内释放一种先把矛盾放一放、引导舆论调控危机的信号，以修复信心。G20特别峰会之后，中美元首有必要多通话，讨论的问题不应再是彼此关系怎么处理，而是两国能为落实G20峰会精神采取什么具体的共同措施。
　　二是两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部门尽快接洽，开展降低全球大萧条风险的政策对话。
　　三是两国疾控部门和医疗专业人员、制药企业开展更广泛、直接和深入的信息共享和技术交流，不要受两国总体关系氛围影响变得束手束脚。这一群人最具人类视角和职业精神，理应得到充分尊重，两国政府需要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空间，两国媒体也应予以积极、客观、充分的报道。
　　四是开展防疫救援物资的非常规贸易，相互临时减免相关产品和原材料关税。
　　五是中美以各自方式驰援欧非拉，这种驰援应避免被地缘战略竞争思维主导。美国目前没有精力和资源投入国际救援，但它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跨国企业有这个能力，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和波音、苹果公司。美国军队也有能力和广泛的先例向别国自然灾害提供医疗船等紧急救援，这些等美国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后可以进行。中国应乐见其成，因为中国自己尽管掌握大量抗疫战略物资生产线和丰富的医护人员并已在向外广泛输出，但不可能做到全球覆盖。
　　美国该有紧迫感，因为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放弃国际责任的不满和失望情绪已非常高涨。美国战略界近期发表的一些报告、评论则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疫情驰援欧洲重塑世界秩序，而美国选择束手旁观，领导权危在旦夕。可以预见，就算美国自己病情稳下来之后出手驰援世界，也不会把自己和中国捆在一起。但不管怎么样，中美都动起来，对世界不是坏事。
　　这场全球疫情，不存在单独的国家胜利——除非这个国家完全与世隔绝，只有国际社会一起胜，才有民族国家的胜利。只有中美在各个领域围绕疫情协调出两国均能接受的行动框架，世界才有希望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指导原则。但是，由于中美之间已经积怨甚深，相互民间情绪因疫情变得更加疏离和怨怼，就算双方终能合作抗疫，也不足以扭转两国关系日趋消极的大势。
　　中美关系一段时间来的螺旋向下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双方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后果。本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给这种趋势踩了刹车，给双方留下各自冷静一下做些调整的时间，然而疫情接踵发生，最终以疫情为载体开启了中美关系重新加速下滑的进程。
　　与围绕疫情话语冲突同期发生的，还有互限新闻记者事件。在外界看来，这重现了冷战式的大国循环报复模式，加剧了人们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担忧。
　　该事件与疫情并无直接关联，但最终与双方因疫情产生的摩擦掺合到一起。起因是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竞争战略驱动下，担忧中国官方宣传渗透美国政治，决定将五家中国官媒当作“外国使团”看待。
　　疫情发生后，《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是真正“亚洲病夫”》的评论，刺激了中国的痛苦民族记忆，中方在该报拒绝道歉的情况下收回其三名驻华记者的记者证以示惩戒。
　　随后，美国国务院宣布限制中国五家官媒驻美工作人员总数，从160人减至100人。作为反制，中方出台对等措施，包括要求五家美国媒体驻华分社提交申报材料、年底前其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限期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中国领土上从事记者工作等。美方认为中方反制措施“不对等”，正研究是否以及如何进一步做反应。
　　中美两国濒临一场近乎战争模式的意识形态斗争。蓬佩奥最近坚持在谈及美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时刻意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开，在3月25日西方七国外长视频会上要求西方世界共同应对中国发起的“有组织散布不实信息的攻势”。美方对互限记者事件的应对完全由国务院把持，很大程度上反映蓬佩奥的个人意志。美国会不会在全球抗疫关键阶段执意推进互限记者事件的继续激化，并将其延烧到外交官层面，将是今后中美关系的重要风向标。
　　另有一条摩擦线是在战略安全领域，在南海、台湾问题上，美军最近明显加大了舰机进入中国控制岛礁附近海域和穿行台湾海峡活动的频率，自2020年新年起可查询公开报道已有六起。美国国会众议院最近审议通过了“台北法案”，另一项已经摆在白宫办公桌上的与台湾地位有关的法案也即将自动生效，即便总统决定不予签署。
　　同时，美国高层无意间暴露了中国疫情有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想法，特朗普在疫情失控后启动《国防生产法案》也很可能加速涉及公共卫生的战略物资生产链迁回美国本土。这些行动坐实了中方的怀疑：美国把新冠疫情视为进一步压制中国竞争力的机会窗口，有意利用中国集中精力处理新冠疫情扩大对华围堵和与中国脱钩。
　　可以说中美关系已经跨越选择的十字路口，朝着恶性竞争、正面冲突的方向去了，双方竞争和博弈不会因一场全球疫情就有实质性缓和，反而大概率会因疫情在美国的恶化而更加凶险。对于这样的趋势，我们尚可依赖“踩刹车”的作用，然而去过山区旅行的人都知道，在螺旋向下的盘山道上行车，有经验的司机一定会时时关注刹车片的状况，刹车片的磨穿同样会造成车毁人亡。
　　未来是开着口子的，现实却一再迫使人们承认它。中美关系是否存在“宿命”，是我们关注全球新冠疫情时不能停止思考的问题，因为它和这场疫情一样关乎国际秩序走向，关乎两国国内政治，关乎人类文明前途。我们必须努力避免非传统的全球危机与传统的大国战略竞争相结合可能产生的灾难性结果。
　　原文标题《中美能共同引领全球抗疫合作吗？》

来源时间：2020/4/1   发布时间：2020/3/31

旧文章ID：21149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新冠肺炎的累计死亡人数在北京时间星期三凌晨超过中国，其最新的一次24小时统计显示，美国单日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达到了857例，超过了西班牙和意大利，成为当天全世界最高的单日死亡人数。这些消息非常不幸，令人同情。
　　华盛顿前段时间错误的应对政策让美国人民付出了代价。鉴于美国拥有超强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协调能力，美国应该还有机会避免被广泛预测的最坏情况出现，减少美国人民的生命损失。
　　由于美国国情的原因，美国政府之前一直在犹豫和分心，从外部看，那个国家迄今没有形成抗击超级疫情所需的全社会动员规模。社交隔离虽然搞了，但不够坚决彻底，联邦政府直到几天前还在提复活节复工，说明对形势的判断有严重偏差，行动的方向很难准确。
　　美国宣布了两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另一波刺激计划也在酝酿。然而如果疫情不得到缓解，刺激再多，效果也会有限。华盛顿需要把更多力量投入到压制疫情上去。一旦病毒被击退，经济的活力会自动回来。
　　现在到了美国团结国内和国外所有力量对抗新冠病毒的时候。中国刚刚经历了最困难的时期，作为中国的一家媒体，我们向华盛顿提一些中国社会普遍谈论的建议。
　　首先，亡羊补牢未为晚矣，这个道理永远成立。美国需要立即采取全国性最高级别的响应措施，不可再有任何犹豫。美国的州际交通、疫情严重城市的市内交通都应限制运行，阻止人们的流动和密切接触。在社区内部，人际间非绝对必要的面对面交流也需彻底停止，重点城市居民闭门不出需要强制推行。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集权国家的做法”，这完全无涉政治，它们是流行病学的经验总结。在美国之前，中国、韩国、伊朗、意大利、西班牙等先后严重沦陷，有大量的经验教训值得美国参照，华盛顿不必从头再来。只要美方摆脱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并且虚心面对世界，它的眼界会豁然开朗。
　　第二，应尽可能让所有轻症患者入院治疗，这是阻断疫情社区传播的另一决定性举措。医院不光是救人的地方，还要成为把所有感染源集中起来对社会进行隔离的场所。这也是各国设立大量方舱医院的主要作用之一。只有全部轻症患者入院治疗，美国的疫情才会真正迎来拐点。
　　第三，疫情一定要彻底去政治化。美国两党之争，加上华盛顿甩锅中国的宣传共同误导了民众，也绑架了美国政府和其他政治力量。共和民主两党不得不在考虑对抗疫情的同时，用很大心思琢磨怎样做才对自己在马上就要到来的大选中更有利。这会导致最重要的不是减少死亡，而是怎样诠释大量死亡的悲剧。
　　美国全社会需要共同树立一个目标：死10万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必须倾尽力量阻止那一局面的形成。只有达成这个共识，才会有联合行动。
　　为此，国际上与中国的冲突也应停下来，为中美真正携手抗疫创造条件。除了中国可以向美紧急供应医疗物资，两国还可以在研发疫苗方面有效合作。中国现在已经走到了疫苗临床试验的阶段。
　　这次疫情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最大危险早已不是地缘政治层面的，而是来自自然世界，对全人类也是一样。针对这一事实的思考必将影响疫后世界的秩序重建。实事求是，不与事实较劲，美国的强大力量就一定能够实现精准投放，打赢一场制服病毒的决战。

来源时间：2020/4/1   发布时间：2020/4/1

旧文章ID：21147

作者：MATT STEVENS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特朗普总统第一次冒出“中国病毒”这个说法后没多久，众议员孟昭文(Grace Meng)便接到了父母的电话。他们在报纸上读到了有关内容。他们想知道，特朗普真的给冠状病毒起了这样一个恶劣的绰号吗？
　　她告诉他们，是的，他的确起了。但不行，尽管是国会议员，尽管父母不断地要求，她没有办法阻止他。
　　她说：“有时，我感到很无助。”民主党人孟昭文来自纽约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大选区，涵盖皇后区的不少社区，包括法拉盛。“不断听到世界各地都有人受到骚扰和袭击的事情，这真的提醒我，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还是常常被视为外人。”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排斥、种族主义和歧视，其中包括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章节之后，亚裔美国人有理由带着对政治前景的乐观态度进入2020年。大批第二代亚裔美国人已经成熟，这激发了他们在秋天打破选民投票记录的期待。与此同时，三名扎根移民群体的人士竞选总统，其中杨安泽(Andrew Yang)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激励着亚裔美国选民。
　　接着，冠状病毒来了。这种大流行病引出了强烈的仇恨和暴力，偏执的人把疫情归咎于亚裔美国人。近几周来，他们被人大吼大叫、吐口水、遭到人身攻击等等，导致至少三个组织开始追踪这些事件。这些组织说，有数百人已经提交了报告，由于受害者选择沉默，很可能有无数的事件没有被统计在内。
　　在采访中，十几位亚裔美国政界人士、学者和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谴责了危机期间出现的种族仇恨，誓言公开反对种族歧视，保护自己的社区，尽管他们本人也承认感到愤怒、恐惧和不安。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政治动机，而且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包括亚裔美国人在内的其他群体的影响，”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Judy Chu)在谈到国会和白宫的共和党同仁时说。“我希望这能唤醒人们。”
　　一些受访者表达了谨慎的希望：在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亚裔政治势头的基础上，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将庞大而多样的亚裔美国人群体团结起来。
　　但是他们也谈到了深深的悲伤。尽管为争取来之不易的教育、经济和政治利益进行了长期奋斗，但上个月的仇外袭击和政治言论提醒他们，尤其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亚裔美国人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摆脱自己是永远的外国人的感觉。
　　“这些刻板印象已经存在数十年了，”赵美心说。“它们总是隐藏在表象之下。但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就能把它们全部带出来。”
　　杨安泽直言不讳地说：“突然之间，全国各地都有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当作了目标。这令人非常沮丧。”
　　展现出来的种族主义辱骂唤起了人们痛苦的回忆。亚裔美国群体的领袖马上想到了背后有政府支持的歧视，它出现在1882年的《排华法案》和1940年代把日本人送进集中营的行为中。专家说，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事件助长了“永远的外国人”和“黄祸”迷思，它们助长了具有亚洲面孔的人是疾病携带者、对国家构成威胁，并且永远不可能真正成为美国人的错误观念。
　　马里兰大学美国研究系教授黄吉娜(Janelle Wong)说，换句话说，“他们仍然认为你喝蝙蝠汤。”
　　还有一些亚裔领袖脑海中浮现的是1982年遇害的陈果仁(Vincent Chin)——那是经济衰退期间，他在底特律被两名汽车工人殴打致死。
　　还有一些人说，当前局势很像2001年911之后的日子，当时“棕色皮肤的人都被等同为恐怖分子”，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政治学教授卡尔蒂克·拉马克里希南(Karthick Ramakrishnan)说。
　　“我真的很害怕那些日子，他们开始像对待我的祖父母和父母那样围捕穆斯林，”来自加州河滨市的日裔民主党众议员马克·高野(Mark Takano)说。他父亲的腿上仍然有在集中营留下的伤疤。“作为亚裔美国人，我们知道，在这种时期，有一群人被强加了巨大的指责和巨大的负罪感。”
　　形势迫在眉睫，使得马克·高野、赵美心和孟昭文等民主党议员对于来自特朗普和一些共和党人的信息更加沮丧，他们的控诉得到了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支持。
　　几天来，特朗普坚称导致了新冠肺炎的病毒为“中国病毒”——他最初为这个词辩护，称其“根本不是种族主义”，而是因为这种病毒“来自中国”。
　　凯莉安·康维(Kellyanne Conway)、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和南卡罗来纳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等特朗普的顾问和盟友也都主张使用这个词，理由既是因为病毒的起源，也是希望中国政府为其延缓公开承认危机的严重程度而负责。
　　这些论点随后被一些非主流的保守派媒体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和艾奥瓦州参议员查尔斯·E·格拉斯利(Charles E. Grassley)等共和党议员提起，格拉斯利公开重复了“中国病毒”的说法。
　　历史学家、公共卫生专家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团体都建议，不要将地理位置放在传染病的名字里，并强调将传染病与种族群体联系起来，可能导致歧视和仇外心理。
　　亚裔美国人领袖尤其对共和党传达的信息发出了警告，他们说，这些信息侮辱了他们的社区，煽动了种族主义。身为国会亚太裔美国人党团(Congress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主席的赵美心上个月致信同事，敦促他们不要传播错误观念。马克·高野说，他亲自与麦卡锡进行了交谈，要求他停止使用“中国冠状病毒”一词。孟昭文最近提出了一项决议，谴责与该病毒有关的反亚洲情绪。
　　在一片抗议声中，特朗普最终停止使用这一措辞，并公开表示，“彻底保护我们在美国和全世界的亚裔美国人族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并说，病毒“无论如何都不是他们的错”。
　　民主党议员表示，特朗普的声明来得太晚，专家指出，即便是在收回这个说法的时候，特朗普用来指代亚裔美国人的语言也强化了他们是“他者”的观念。“他们正在与我们密切合作，摆脱这一切，”特朗普发推说。
　　国会亚裔议员的批评与党派立场一致，部分原因是除了代表美属萨摩亚的无投票权代表奥玛亚·阿玛塔·科尔曼·拉迪瓦根(Aumua Amata Coleman Radewagen)之外，国会中没有亚裔或太平洋岛民共和党议员。
　　前州议员金映玉(Young Kim)似乎与特朗普的“中国病毒”言论保持距离。她是正在竞选国会议员的几名亚裔美国共和党人之一。
　　“这种病毒不会由任何一个群体传播，也不会基于性别、种族、种族或社会阶层予以区别对待。它影响到每个人，”她在一份声明中说。“现在不是进行划分、贴标签或点名的时候。”
　　圣迭戈亚洲商业协会(Asian Business Association of San Diego)顾问委员会主席谭丹（Dan Hom，音）表示，他认为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行为“不可原谅”，但他还是表示，支持特朗普处理危机的方式。
　　“我相信总统是在让中国负起责任，”共和党人谭丹说。“如果你一开始就假设总统是种族主义者，那无论他说什么或做什么，你都会说他是种族主义者。”
　　前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在竞选期间基本上尽量避免攻击特朗普，他说，他认为总统这么说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他领导的政府对冠状病毒反应迟缓的注意力”，并对他煽动敌意的决定感到沮丧。
　　杨安泽说，过去几周，他在公共场合也感受到了突然的自我意识。他强烈地回忆起自己孩提时代作为学校里仅有的几个亚裔美国人的那种悲伤和愤怒。
　　“在我的人生中，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我感觉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说。“然后又感觉到我们正在以各种方式倒退——这很痛苦。”
　　孟昭文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她说，这可能是第一次，在她生命中的一段漫长时间里，她无法确定“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有人会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你好不容易有了那种感觉，‘哦，我们成功了。’我父母那一代——第一代移民——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现在被接受了，”她说。“这件事引发了一些我一直认为已经成为历史的感觉。现在我们必须处理这些问题。”

　　Matt Stevens是一名驻纽约的政治记者。他此前在时报的快讯版面负责报道突发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ByMattStevens。
　　翻译：晋其角、邓妍

来源时间：2020/4/1   发布时间：2020/3/31

旧文章ID：21146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死亡飞快地向你袭来。就在三周前，白宫和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官方说法还是这个新冠病毒没什么大不了的，相反的说辞都是居心不良的政治谎言，是那些想让特朗普下台的人在搞鬼。现在，纽约全面暴发卫生危机，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很多城市很快也会陷入同样的境地。
　　几乎可以肯定，情况会越来越糟。在发达国家当中，美国处在最糟糕的发展轨迹上——没错，比处于大流行这个阶段时的意大利还要糟糕，确诊病例每三天翻一番。
　　我不确定大家是否明白，这种指数级的增长意味着什么。如果它以目前的速度持续增长一个月，数量将增加一千倍，几乎一半的美国人将被感染。
　　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发生。许多州已经处于封锁状态，虽然并非所有州都这么做，但流行病学模型和一些初步证据都表明，这将会“压低曲线”，也就是说，大大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但是，当国家的噩梦触底之前，我们有必要后退几步问一问，为什么美国的应对如此之烂。
　　最高领导人的昏庸，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正在死去，而总统还在炫耀他的收视率。
　　但这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无论是导致对大流行的初期应对不力的科学否认，还是现在看来可能发生的成千上万的不必要死亡，都并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所独有。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否认和死亡之国。只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国家性格上的缺陷，正在以越来越惊人的速度呈现出来。
　　关于否认：试图遏制住新冠病毒威胁的流行病学家猝不及防，他们的工作迅速被政治化，即指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用来伤害特朗普、宣传社会主义或者其他目的的骗局。但对于这种反应，他们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气候科学家多年来面临着同样的指控。
　　虽然否认气候变化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但它的中心显然是在美国：共和党是世界上唯一否认气候变化的主要政党。
　　气候科学也不是他们唯一反对的东西；没有一个共和党2016年总统提名候选人的角逐者表示愿意支持进化论。
　　共和党否认科学的背后是什么？答案似乎是对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小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 Jr.)等福音派基督教领袖这二者的忠诚的结合。福尔韦尔认为冠状病毒是针对特朗普的阴谋，然后不顾卫生官员的警告重新开放了他的大学，似乎已经自己动手创造了一个病毒传播热点。
　　无论如何，关键的一点是，几十年来在多个方面对科学的否认，为否认病毒奠定了基础，而对病毒的否认在当前大流行关键的前几周令美国的政策无法运转。
　　关于死亡：我有时还是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坚信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全世界最高的。毕竟，我们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吗？事实上，我们的预期寿命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几十年来，这一差距一直在稳步扩大。
　　这种不断扩大的差距，反过来，肯定反映了美国独有的全民健康保险缺失，以及同样独有的“绝望之死”——因毒品、酒精和自杀导致的死亡——在看到经济机会消失的白人工人阶级中的激增。
　　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我们每年多死数十万人，而我们即将因冠状病毒而多死数万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具体来说，当我们对疫情进行“解剖分析”——这个惯用语在此刻已经不是什么隐喻——我们可能会发现，对政府的敌意经常破坏对有需要的美国人的帮助，而在减缓对当前危机的有效反应方面，这种敌意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那更大的图景呢？在美国独有的否定科学之风盛行和美国独有的高死亡率之间有联系吗？老实说，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一种可能的说法是，美国的政治格局赋予了反科学的宗教右翼以特殊权力，后者曾支持反政府的政治人物。但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一个全面的说法，像福尔韦尔这种人掌握的权力，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
　　在任何情况下，重要的是，尽管美国是一个拥有光辉历史的伟大国家，有许多值得骄傲的方面——我深深认为自己是一名爱国者——但强硬右派的崛起，正如我说的，也在把美国变成一座否定与死亡之国。这种转变在过去几十年里逐渐发生；只是现在我们正在目睹后果以快进的方式展开。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自2000年以来一直是时报的专栏作家。他也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杰出教授。克鲁格曼因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方面的成就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PaulKrugman。
　　翻译：晋其角、杜然

来源时间：2020/4/1   发布时间：2020/4/1

旧文章ID：21145

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自从我到美国读研究所、学法律、在华尔街工作和后来创业以来，我所认识的天真、自信、乐观的美国，在新冠病毒危机冲击下首次显示出极度慌乱。这也是特朗普上台以来面对的最大全面危机，包括健康、经济、和社会危机，也可能会变成极大的政治危机。
　　在我生活和热爱的纽约市，到3月30日早上为止，全市新冠肺炎感染人数达到36221例，死亡人数790例。合计纽约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66497例，死亡人数共1218例。而疫情还未达到高峰。
　　纽约市长白思豪指出，纽约市的关键医疗设备供给仅能够支持到4月5日，呼吸机已经面临短缺。在他看来，目前纽约市疫情的升级速度是他有生之年从未见过的，唯一的参考坐标是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
　　《纽约时报》在3月28日发文探讨美国如何错失了原可以遏制病毒扩散的宝贵的一个多月。由于技术缺陷、监管障碍、惯性官僚主义，美国并未对可能的感染者进行大规模测试。美国人正在为此疏漏付出生命的代价。
　　同日《今日美国》写道：“从最大的城市到最小的城镇，自从美国卫生官员推翻测试计划，然后误导在各州实验室的科学家，七个星期以来这种严重的失误，让美国眼看着遏制新冠病毒危机的机会来了又去了。联邦监管机构未能意识到不断加剧的灾难，并且没有放宽规则，从而阻止实验室和大型医院进行备份测试。”
　　NBC新闻主播查克•托德3月29日采访民主党总统候选提名人拜登时问，特朗普是否因他对新冠病毒爆发反应延迟而“双手沾满鲜血”？一直抨击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毒危机处理方式的拜登也承认这个问法“太苛刻了”。
　　但是，随着疫情的扩散和死亡人数的激增，特朗普在11月的总统大选的胜算是否会开始受到威胁？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学院战略媒体与公共关系副教授吴旭认为，除非他身体出现问题，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特朗普连任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概率高过95%。“我打从他刚当选的时候，包括这两年，我都说他100%会连任，毫无悬念。这疫情出现之后，他反而几率肯定会更高。”
　　检测和准备不够，但民调不降反升
　　我不是民主党人，也不是共和党人，但说实话，看到最近有关疫情的民调，我着实吃了一惊：至少一半的美国人给特朗普面对新冠危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随着大流行病的恶化，过去一个月他的支持率竟然提高。身在纽约，当下每不到半个钟头便可听到救护车呼啸而过，很难想象如何给联邦政府一个点赞的大拇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3月27日发布了综合5家民意调查（时间跨度最早为3月13日，最晚为3月25日）的结果显示，特朗普当前的支持率（47%），平均高于其任期内所有CNN统计的支持率。
　　特朗普对新冠病毒爆发的处理得到更高的评价：52％赞同，45％反对。这个结果比CNN在3月初对同样话题首次进行民调时，有了明显提高，当时41％的人表示赞成，48％的人表示反对。
　　从历史上看，这些民意趋势反映了面对危机“团结在领导背后”的效应，每当国家面临严峻挑战时，领导人支持率就会上升。9•11恐怖袭击后小布什的支持率增加了约40%。但团结效应的持续时长并非定数。
　　CNN数据中包括了蒙茅斯大学在3月18-22日的民意调查，显示有5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不错”，45％的受访者则认为他做得“不好”。接受调查的人中有3％表示对特朗普的表现有不同的评价，而1％的人则没有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民调反映的是极端的党派分歧：89％的共和党人、48％的独立人士和19％的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方面做得“不错”。
　　蒙茅斯大学的数据也显示，现在有46％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胜任总统职务，比2月的44％有所增加。特朗普的在职总体评分也有明显的政党分歧，91%的共和党人、44%的独立人士、11%的民主党人表示支持特朗普。
　　而ABC新闻/益普索民调在3月22-25日的调查结果显示，55%的美国人赞成特朗普处理此次疫情的方式，而43％的人不赞成。
　　可能受时间点和受众群的影响，美国公共广播台在3月13-14日的民调显示，49%的美国人不赞成特朗普处理新冠病毒的方式，而44％赞成，而且66%不太相信或不相信他们从特朗普那里获得的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
　　70%的民主党人认为联邦政府没有采取适当防疫措施，而77%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领导的联邦政府做得足够好。
　　我在《一个美国，两种疫情》中分析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对于疫情判断的差异。特朗普虽然来自纽约市，但他出生的皇后区是纽约市灾情最严重的地区，纽约市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大多数纽约人在2016年没有投票支持他。作为一个铁瓷的“蓝州”，又有大量不受共和党保守派待见的新移民，2016年总统大选，希拉里•克林顿拿下59.01％的纽约州选票，而特朗普得到36.52％的选票，民主党获胜优势为22.49％。说难听一点，不管特朗普疫情管控得好不好，2020年大选大概率纽约也不会支持他。
　　由选情主导的防疫机制
　　这次疫情的爆发显示，以股票指数作为执政的指标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回头看来，特朗普经历过弹劾审判后在2月5日被宣布无罪，正是意气风发。美国股市在2月19日冲到最高点，这些都足以使他飘飘欲仙，因此防卫警惕之心大为降低。
　　美国媒体对于这次联邦政府面对疫情的种种失误正在逐渐披露问责，但在民主党人看来，特朗普政府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不专业的团队，而且由于特朗普喜欢强人政治，喜欢唯命是从的亲信，而不是依据数据的科学家，也因此他在疫情早期的决定和姿态，似乎都反映了他执政以来的一贯想法，就是只要他的铁杆粉丝继续团结在他背后，他便可以无视疫情可能的严重性，直到疫情一发不可收拾。这是一种美国式的“国王的新衣”。
　　反讽的是，有“共和党党媒”之称的福克斯新闻在3月27日发布的民调显示，根据3月21日至24日间的随机采访，拜登（49%）在2020年大选时将有9%的胜算击败特朗普（40%）。这是自拜登在民主党初选中整合各派势力以来的首度民调。
　　当然，这种民调很粗糙，完全忽略不计美国选举人团制度可能会造成的选举结果与普选计票的差异。
　　特朗普竞选活动代言人凯里•麦肯尼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访谈时，坚持说福克斯新闻的民意调查结果是假的：“我不相信。你知道，我们的内部资料显示特朗普将大胜拜登。”
　　我不认为麦肯尼说谎。事实上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一个领导人是否应该根据民调数字来指导他的抗疫举措？病毒大流行是否会重写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格局？
　　专注研究和教学社会调查的吴旭对我指出，略倾向民主党的《华盛顿邮报》和ABC电视网在3月22-25的民调显示，特朗普（47%）只差拜登（49%）两个百分点，完全在误差范围之内。
　　吴旭指出：“这种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的样本反馈率不足7%，没有代表意义和参考价值。放在美国各州，更没意义，因为纽约和加州等几个（倾向民主党的）人口大州会获得超比例的代表性，另外，凡是用陆线电话作为样本方法的调查，都会给民主党3%-5%的偏向。”
　　吴旭解释他的看法：“从两个参照系来看，一个是在大灾大难的时候展现出的领导力让美国人心服口服，这显示在民调上，不仅因为共和党人的支持率没可能再提升，已经90%多支持他。民调的提升全是由中间派和民主党那边出来的。那么民主党在弹劾他极度负面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提升呢？很简单，因为他所展现的领导力，放到两个另外的参照系来对比的时候，就觉得他确实是超凡的，就是说，他确实能够表现危难出现时候的领导力。这两个参照系是什么呢？一个是所有其他的西方的民主国家，包括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这些国家如果跟特朗普的应对和当时反应比起来的话，那简直是太穷于应付吧，不仅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且也可以说是大门四敞造成的后果。其次，第二个比较的参照系，就是民主党。民主党无论是党派的核心力量，还是党派现在的两个总统参选人（拜登和桑德斯），在特朗普提出的所有措施之后，都是在抨击指责。而且他们抨击指责，不仅现在来看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展现不出来任何权威领导人的风范。两相比较，特朗普肯定还是更好的。两害相较取其轻，因为美国人常说，美国永远不是选择最好的，而选择的肯定是两害相较取其轻。那么肯定相比而言，特朗普马上遥遥领先。”
　　“战时总统”的连任几率
　　现在的抗疫阶段是类似于紧急状态的战争行为。吴旭认为，如果媒体认为疫情会影响特朗普的民调，就说明根本不了解民意是怎么回事儿。“首先，美国的历史显示，只要美国一遭遇到这种大的国家性的安全灾难，美国人就会团结在星条旗下。这次疫情可以说是一个危机，但它更多地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层面的灾难，这个灾难又不是人为造成的自然灾难，而且是从外部进来的，那么当国家面临灾难的时候，美国人总是紧密团结在领袖的后面。”
　　“从历史的先例而言，9•11之后小布什的原来支持率从40%一下子冲到91%；波斯湾战争的时候，老布什原来支持率40%一下冲到93%左右，也都是创纪录的。这可以说是美国人的一种爱国主义和国家情结吧。”
　　吴旭认为疫情在美国出现之后政府确实是应对迟缓，特朗普轻描淡写，但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这个疫情本身从中国开始出来之后，大家对这个东西的准备都不足，全世界的心理和各方面准备都不足，而美国又是最早向中国提出要派专家去实地了解情况未果，从中国那边反馈的东西其实并不反映中国实际的危机的程度，所以美国并不真正了解到底出了什么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的一些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一旦疫情出现，发现确实比想象的严重之后，他的转换很快，包括大幅地提高救济计划，然后宣布联邦紧急状态，然后给各州提供支援。”
　　特朗普1月31日宣布在2月2日中断中美之间的通航，所有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人都要隔离14天。吴旭认为这显示他的决断力：“当时这个政策刚发出的时候，可以说是举世震惊，最震惊或批判特朗普最多的第一个是民主党，第二个是所有的美国媒体，包括WHO也是对美国抨击，中国也说美国是落井下石。但现在回头看，事实证明，特朗普的做法为美国争取了起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当然，并不是说就完全避免了危机，但回头来看的话，起码为美国争取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时间具体做了什么，这是另当别论，但从决策者的思路和位置来讲，他当时做的政策非常英明和果断，而且有领导人的魄力。”
　　真人秀总统如何造势
　　疫情另一个对美国大选很大的影响是，除非疫情在夏天出现拐点逆转，否则动辄聚集成千上万选民的造势活动和党代表大会可能会因此被迫取消。而真人秀出身的特朗普号称“造势大王”。
　　尽管有些记者质疑此举是否“安全”，但特朗普坚持3月28日亲自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主持美国海军医院舰“安慰号”出发起航，准备前往疫情风暴中心的纽约市。
　　当媒体版面充斥着特朗普在一艘白色挂着红十字标志的“安慰号”前发表演说的图片，你可以领略到这个极精明的媒体运作大王实在厉害。特朗普说：“我身后的这艘伟大的军舰向非常棒的纽约人发出了7万吨的希望和声援。”
　　“安慰号”于3月30日抵达曼哈顿，并于隔天开始治疗未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让不堪负荷的医院腾出更多床位治疗新冠肺炎患者。“安慰号”是一个全方位的海上医院，可容纳1000多张病床、12个手术房，随船有1200多名医务人员。
　　特朗普对纽约人说：“我们在这里为你们服务，我们为你们而战。我们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你们有整个国家的坚定支持。”
　　作为纽约人，虽然平心而论，特朗普政府错过了遏阻疫情的黄金时间，但到了紧要关头，不适合一股脑儿猛挑刺儿，特朗普的姿态和结合实质的援助对于在一线抗疫的医护人员很重要。
　　特朗普的反对者认为，他应该把麦克风让给美国疾控中心的专家，他每天霸屏地主持新闻发布，充斥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主要目的是把这作为政治秀场来炒作。当疫情迫使两党取消总统大选的造势活动，特朗普在每日新闻发布的腔调，分明就是把这个电视曝光转化成他个人的造势活动。
　　但是吴旭从新闻学的角度有不同的分析：“更关键的一点是在危险的环境下，每天坚持在众人面前做一个多小时的新闻发布，在没有隔离的条件下，面对着记者团的那么多人，很明显地有危险，然后每天做一个多小时不厌其烦的讲解。当然他说的可能有不到位的地方，这是他本身个人的修养和学识的问题，但从领导人的角度来讲，绝对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那你可以比较一下其他国家领导人。这个绝对是让人感觉到领导人在这块儿确实让人心理踏实的。”
　　在3月29日的白宫病毒简报会上，特朗普说他刚知悉最可怕的新冠病毒预测显示美国至少有220万人死亡。他指的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早在3月16日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但特朗普强调那是在政府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并且说如果美国死亡人数在10万到20万之间，就代表对冠状病毒的胜利，显示政府有作为。
　　借着10万与220万之间的对比，一方面让美国人开始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似乎在替政府卸责，具有煽动性地把从220万降低到10万死亡病例显示为政府的“功绩”。
　　我们回顾过去一个月间特朗普对于新冠病毒的评估：2月26日美国累计15例新冠病毒病例，特朗普预测病例数将很快“降至接近零”；3月5日特朗普表示世界范围内约有3000例死亡，而美国只有11例死亡；3月9日特朗普指出只有22人在美国因新冠病毒死亡，而季节性流感今年造成3.7万美国人死亡；3月13日特朗普又说，2009年的猪流感在美国造成1.4万人死亡，他指责奥巴马政府当时的应对措施为“一场灾难”。
　　现在，特朗普要美国人接受10万至20万例死亡是“很棒”的数字。
　　从纽约人的角度来看，到3月30日美东时间13:30为止，纽约州有66497例，占全美的46%；死亡人数1218例,死亡率目前为1.8%。同日早上10:30为止，全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221例，占全美的25%；死亡790例，死亡率目前为2.1%。
　　照特朗普的说法，因新冠病毒而丧命的美国人如果控制在10万到20万之间，假设目前的诊断和致死的比例维持不变，那么纽约市将有2.5万到5万人因此丧命，推算出纽约市有120万到240万人确诊，占人口比例14%到28%。但确诊人数绝对比感染人数少，如果用冰岛的测试结果显示，大约50%的阳性感染者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由于纽约不测试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的人，那么纽约市的感染人口可能会高达半数。
　　如果你是纽约人，看了这样的数据，开心地起来吗？
　　股市与选情
　　虽然我不认为执政者应该以股市动向作为政策指标，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股市在3月间的四度熔断终于唤醒了特朗普。
　　耶鲁大学经济学家雷•费尔做出了一个经济如何影响选举的模型，显示如果拜登代表民主党，若经济以-4.4%的速度萎缩超过三个季度，多数选票将流向民主党。自1952年以来，美国经历了7次如此急剧的经济下降，但从未在总统大选年发生过。前财政部官员罗伯特•斯坦表示，在如此动荡的经济中举行选举是未知的领域。
　　盖洛普在2019年4月的民调发现，当被问到是否拥有任何个人股票、通过基金或退休储蓄帐户持有股票，55％的美国人称自己拥有股票，这与盖洛普自2010年以来调查的平均值54％持平，比2007-2008年金融风暴前的62％低，但仍然影响了超半数的美国人。
　　特朗普对于股市指数的痴迷举世共睹。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自就任总统以来到3月20日为止，特朗普至少在推特上发布过131次关于股市的推文，并且仔细记录了因为“特朗普红利”而不断刷新的股市纪录（至少135次）。
　　特朗普1月9日发推文说，“历史最高的股票市场！你的401K（退休基金）在做什么？涨了70％，80％，90％？只涨了50％！你做错了什么？”
　　2月19日的推文说：“迄今为止，历史上最高的股票市场！”
　　到了3月20日，在持续了为期一个月的崩溃后，道琼斯工业指数跌至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总统时的水平，标普500指数基本与特朗普总统任期之初持平。
　　随着新冠病毒蔓延和油价暴跌而造成的市场错位，美国股票指数暴跌了约35％，摧毁了超过8万亿美元的市值，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全抹去了“特朗普红利”。
　　我问吴旭股市暴跌是否代表了“特朗普红利”气数已尽？吴旭认为“特朗普红利”不会消失：“股市大跌可以说是一种非可控的因素造成的冲击，所以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跌的账不能算到他头上。财富虽然损失了，但现在美联储还有财政部大幅的刺激计划，肯定会使股市在未来半年有所反弹，虽然不可能反弹到2月19日的最高点，但起码反弹50%-60%以上，算是正常。所以我倒是觉得在大选之前的未来的四、五个月，从现在见底之后是会连续上涨的，这个涨幅肯定会超过他当选总统时候的水平。在今年10月到11月的大选前夕，估计标普指数应该在2700-2800左右，远远要超过现在的水准。”
　　美国人如何秋后算账？
　　美国自由派媒体现在已经陆续发文声讨特朗普政府中各个部门如何反应迟钝，或计策失误。但吴旭认为：“说要算账的话，我觉得好多民主党人自己现在也在反思，其实对整个西方的主流媒体来讲，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整个自由派媒体如MSNBC、CNBC、《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等，在整个疫情的前期，最关键的需要信息传达的时候，他们把目标、位置和评判放反了。”
　　他认为从1月21日中国出现疫情开始，到武汉宣布封城1月23号，到李文亮去世2月6号，到中国疫情最惨的时候2月15号左右，“这整个一个月的时间，都是最关键的、需要把信息传达的时候，美国所有的主流媒体除了福克斯新闻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疫情的报道。它们报道什么呢？它们在报道每天的弹劾听证。这是民主党，还有美国主流媒体，包括CNN等等，无法逃避的罪责。我记得当时每天看的时候我就连连摇头，我觉得美国人最后会很惨。”
　　最重要的是，尽管面临类似的情况下，奥巴马做得可能更好，但吴旭认为特朗普绝对比拜登和桑德斯强。“毕竟他是CEO，不是一个政客，他现在的表现就是一个大企业的领导人在面对生死攸关的危急时，表现出来那种雷厉风行和果断的判断力。”
　　吴旭认为，只要不到社会瘫痪的地步，即使死伤惨重，从选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特朗普反而是因祸得福。”

来源时间：2020/4/1   发布时间：2020/3/31

旧文章ID：21143

作者：曹茗然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3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三州疫情严重地区进行以联邦政府名义下达的强制隔离。特朗普认为强制隔离可以有效控制纽约州等三州的疫情扩散。在过去的半个月中，纽约及其附近地区已经成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截止3月30日，纽约州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60000例，死亡病例也已接近1000例。
　　特朗普此项表态遭到了纽约州州长科莫(Andrew Cuomo)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这么做是非法的也是不可行的，并且会造成混乱与恐慌。他还称特朗普的建议基本相当于“联邦政府向这些州宣战”。
　　有意思的是，科莫指出在美国历史上上一次以如此强硬手段隔离各州边界还是在美国内战的时候——这也是历史上美国联邦体制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刻，南方各州意图单方面宣布脱离联邦，而联邦政府领导北方各州进入了同南方的战争，联邦体制面临着州主权和联邦主权到底哪头大的深刻危机。
　　为什么各国都较为常见的，由中央政府下令的“封城”、“封州”以避免疫情扩散的手段，在美国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呢？
　　疫情考验美国联邦体制
　　同英国、法国、韩国等其他国家不同，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而英、法、韩等国虽然政府权力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下放，都是单一制国家。
　　在联邦制国家中，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地方政府在具体事务上有着不同的管辖权限。比如美国，警察是由所属各州指挥管理的，警权由州政府掌握，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命令各州警察执行具体的公务。而在单一制国家，大体上各级地方政府在具体领域的事务上，要遵照上级政府的命令，除非已经明确规定该项事务的管辖权已由上级政府下放到下级政府。
　　要具体了解美国联邦体制的历史由来，就不得不谈到确立联邦制的“立宪时刻”。在北美十三州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如何确立“国体”的问题。当时以汉密尔顿、麦迪逊为首的联邦党人在定立“国体”之争中占了上风。
　　学界普遍认为麦迪逊是美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麦迪逊本人的政治思想深受以哲学家休谟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影响，在政府权力的划分上深信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政府的权力应该被限制，这样才能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同时，他早年在弗吉尼亚的从政经历告诉他，国家应该与教会分离，国家应拥有世俗事务的主权，而教会应拥有属灵事务的主权。一些观点认为，政教分离的双重主权学说影响了麦迪逊勾勒联邦制的蓝图：内政属于州权，只有那些州际事务，也就是国防、外交与贸易应处在联邦政府的管辖之下。
　　美国的联邦体制正是确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宪法意义上，州政府不是联邦政府的下级政府，而是拥有准主权的政治实体，与联邦政府分管不同领域的具体事务。可以想见，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一定会在边界模糊不清的事务上发生冲突，这也构成了美国两百年政治史与宪政史的主线：联邦政府的逐步扩权与州权的逐步削弱。
　　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联邦体制的特点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套建立于18世纪末的颇具“古典”色彩的体制也正经受着巨大压力的考验。
　　联邦与州政府应对疫情的角色
　　在应对此次新冠疫情中，美国联邦政府面临着扩权与限权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新冠疫情形势咄咄逼人，要求联邦政府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进行防疫，同时在紧急状态下以强制手段限制疫情在人群之间的传播；另一方面，美国宪法并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的专断权力，诸多内政事务上的紧急权力是属于州政府的。
　　即使在3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联邦政府也在很大程度上无权过问属于州内事务的警察、卫生、教育等领域。比如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联邦政府也不被允许调动州警察进行防疫、隔离相关的公务，警权是州权的一部分，如果联邦政府通过任何方式调动州警察会涉及“强征”（Commandeering），在现行美国宪法下是违宪的。国家紧急状态主要赋予了联邦政府运用联邦负责的社保项目、财政资金和调动联邦各行政机关向美国各州政府与民众提供援助。
　　自3月初以来，美国50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与联邦政府不同的是，美国各州政府的结构是单一制的，也就是说在除了已明确规定的下放给地方政府的权力以外，本州州政府在很多领域有权要求下级政府遵守上级的法令。在紧急状态下，各州州长可以动用紧急权力来动员资源遏制疫情，暂停行使或回避一些联邦与州法律，同时可以使用强制手段禁止本州居民聚集。但是各州宣布紧急状态之后的措施要视本州法律而定。
　　和宣布紧急状态一样，居家令(Stay at Home Order)也是由州政府下达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各州给本州居民下达的居家令各式各样，在华盛顿州、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等州，州长下达的居家令要求居民没有充足理由不得离家；在肯塔基等州截至目前州长仅仅下令关闭非必要的商业机构；而在缅因、怀俄明等州截至目前还没有下达关闭商业设施的法令。
　　不过和法国、西班牙等国不同，美国各州的居家令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采取使用包括警察在内的强制力量保障实施，而仅仅要求居民自觉配合。不过也有例外的例子，比如新泽西州海洋县(Ocean County)警方指控一位主人在疫情期间以结婚名义进行了50人以上的聚集，而这在新泽西州的紧急法令下是违法的。
　　在各州和华盛顿特区相继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并且在州长或市长向总统发出请求的情况下，联邦政府方可动员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简称FEMA）和其他联邦机构对所在州疫情进行反应与援助。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也只有在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援引斯塔福德法案（Stafford Act,全称斯塔福德灾难与紧急援助法）之后，方能得到授权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应对灾难的援助，并采取包括调动联邦资金在内的手段，协调各州应对疫情的行动。
　　在科莫以及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的反对下，特朗普最终没有宣布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三州为“隔离”地带，只是在28日通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向这三州居民发出了旅行建议，敦促他们在14天内避免不必要的国内旅行。若特朗普坚持以联邦政府名义宣布强制隔离三州，将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合宪性的争议之中。
　　有观点认为，如果援引公共卫生服务法（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特朗普政府阻止纽约、康涅狄格、新泽西三州与其他地区的州际交通是合法的。但也有反对意见指出，这样做涉嫌违宪。州际贸易属于国会的管辖范围，如果需要管控州际交通需要援引美国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总统贸然行事将会造成违宪。
　　州与州的嫌隙和党争下的抗疫阴影
　　应对新冠疫情期间，在美国的联邦体制下，不仅仅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职权出现了张力，各州之间也出现了针对隔离政策的争议。截至目前，已有至少5个州出台了针对抵达本州的它州居民进行14天隔离的政策。
　　3月26日，罗得岛州州长吉纳·雷蒙多（Gina Raimondo)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所有从纽约州抵达罗德岛的人员都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并且部署州警察在高速公路巡查纽约州牌照车辆，派遣国民警卫队逐户告知来自纽约的人员进行居家隔离。随后，纽约州州长库莫强烈反对同属民主党的雷蒙多的举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罗德岛分支负责人斯蒂文·布朗（Steve Brown）认为雷蒙多此举涉嫌违宪，因为只有国会有权力援引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对州际人员交通进行管控。
　　在反对声中，当地时间3月29日，雷蒙多废除了上述命令。同日，雷蒙多下令所有因“非工作”原因到访罗德岛的外州人员需进行14天自我隔离，公共卫生、安全等人员除外。
　　除罗得岛州外，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州长查理·贝克（Charlie Baker）第一个下令所有从外州进入本州人员一律居家隔离14天，他还强调了不欢迎有新冠肺炎症状人员进入马萨诸塞州。
　　南卡罗莱纳州、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也已先后下达针对外来人员的居家隔离命令，南卡罗莱纳州要求所有外来人员一律隔离，得克萨斯州要求所有来自纽约州的人员进行隔离。而佛罗里达州的居家隔离令则针对来自纽约州、新泽西州和新奥尔良的人员。
　　照这样的趋势，我们可以推测，在未来几周时间内随着美国新冠疫情更为集中地暴发，美国各州也会相继对外来人员施行更为严厉的隔离政策，这将进一步考验联邦体制下美国各州政府之间的协同能力。在罗得岛州州长雷蒙多宣布要求纽约州来罗德岛州人员进行14天居家隔离后，纽约州州长科莫已表示他会起诉罗得岛州。各州政府之间的矛盾，恐怕会给美国已经迟缓的疫情防控蒙上一层阴影。
　　联邦制确实给予了美国各州政府在联邦政府反应迟缓条件下高度自主的政策空间。但是随着各州疫情日益严峻，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在抗疫方面势必需要采取更为强有力的合作，方能更有效地动用人力物力。同时，各州在处置疫情问题上难免会爆发一定程度的矛盾，在这样的时刻，只有联邦政府同各州政府勉力协调才可能尽可能地避免各州出台严苛的“排外”政策。
　　但是，在美国政治深陷极化局面的今天，民主、共和党两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能否携手共同抗疫，无疑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美国“震中”各州大多为民主党州长领导的，两党激烈党争大背景下恐怕会给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可以预见，受到此次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的联邦体制或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
　　（作者就读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专业）

来源时间：2020/4/1   发布时间：20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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