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南山  来源：观察者网

　　禁售民航发动机到目前为止只是传言，还不是既成事实。
　　2月15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阻止通用电气向中国C919客机交付LEAP-1C发动机，这其实是在试图阻止中国大飞机产业的进步。

　　不过我认为美国内部对此的争论会非常激烈，不会像对华为一样高度一致。
　　原因有三个：
　　1：中国商飞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不具备军事应用能力，全球市场份额和技术优势
　　美国不允许美国企业对华为出售先进产品，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通信网络关系到情报和信息安全，同时华为不只是一家在中国本土占据优势的公司，也是在全球市场占据优势的公司，华为的5G技术也领先西方厂家，华为在全球大建通信网络，削弱了美国在全球各地获取情报的能力，也就是削弱了美国控制全球的能力。
　　简而言之，华为从事的产业和本身的能力，在军事能力，全球份额和技术优势三方面都很强。
　　而中国商飞的C919，本身不具备军事应用能力和技术优势，
　　在全球份额方面，即使在2022年如期在中国实现商业飞行，要开始量产逐渐放量也需要5年时间，要想真正进入国际市场要到2030年之后甚至更久，参考ARJ21在中国2015年开始商业飞行，至今累计交付才23架，而且还没有出口记录，也没有获得欧美的适航证。
　　即使C919成功商用，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10年甚至更久），中国商飞主要还是一家本土公司，在全球市场对美国的经济威胁是非常小的，那么为何不能在未来继续通过向C919出售高价值产品获利呢？
　　以美国人对华为的打击为例，
　　其最终目标并不是彻底消灭华为，而是实现把华为困在中国本土，彻底消除华为目前的技术优势即可。只要华为丧失了进军全球市场的能力，同时丧失了对西方厂家的技术优势，对美国不再构成威胁，美国是会容许华为继续存在，并且对华为继续销售高端元器件来赚钱的，参考美国对中兴的态度。
　　2：中国可以对等报复
　　在5G通信设备领域，美国已经没有和华为对应的企业了，没有哪家美国企业还能在中国大量提供5G设备而获取市场份额，因此制裁华为无需担心美国的5G企业被同等报复的问题。
　　而在大飞机领域，中国是波音的大客户，如果中国商飞被美国制裁，那么波音必然会遭到反击，中国只需要减少对波音一半的订单即可，那么很显然波音的经济利益损失会更大。
　　3：对中国伤害有限，不利于捆绑中国
　　航空领域是中国多年自主发展的领域，拥有较高的自主化程度，
　　中国军用的运20就是大飞机，已经服役多年，起飞重量超过C919.
　　和C919配套的国产发动机也在配套研发中，即使对C919禁售发动机，对于商飞而言最大损失就是飞机推迟商用几年，而中国商飞C919的订单主要集中在本土国有航空公司，即使商用推迟，相信大部分订单依然会还在，因此此种制裁，对中国的伤害非常有限，反而会刺激中国从一开始就实现去美国化设计。
　　半导体领域，中国产业链已经和美国技术，产品和生态深度融合，这样反而更有利于控制中国，中国的华为，联想，小米，OPPO,VIVO等顶尖科技品牌都使用美国的芯片，操作系统和生态，这些品牌进入了美国智能手机品牌苹果没有涉及的全球中低端领域，大大带动了美国高端零部件产品的销售和盈利，也成功实现了美系技术对产业链绝对控制。
　　如果让中国民用航空从一开始就冲着和美国脱钩的方向走，长期看反而不利于对中国的威胁和控制。
　　注意，以上三点只是我模拟美国国内反对对商飞禁售发动机人士的观点，
　　其实我们内心清楚，只要中国商飞有雄心，有能力，那么迟早是会和美国波音正面相遇的。
　　美国国内支持对商飞禁售的人士，也同样可以进行反驳。
　　1：中国是个有能力的国家，也许中国商飞未来10-20年不会成为美国的全球经济威胁，但是这一二十年也正是商飞的成长时期，一旦错过该时期，中国国产航空供应链完全成熟并且技术能力开始赶超美国，那么为时晚矣。
　　2：全球只有两家民航供应商，中国或许会减少波音订单，但是绝不会完全依赖欧洲，要是中国和欧洲关系出现问题呢？
　　3：深度捆绑并不能阻止中国出现超级企业，反而增加了中国通过吸收西方技术出现超级企业的可能性，美系公司对中国ICT产业深度捆绑，即使大多数中国企业似乎没有超强的技术和全球份额威胁性，但是一样出现了华为这样的排头兵，而此家公司让美国总统，国务卿，众议院议长，国会议员都投入了巨大资源和精力在全球围堵。
　　美国应该杜绝中国出现第二家能够威胁美国战略产业的超级公司出现的可能性，可以放过那些二三流的中国公司，这些公司可以成为美国高端零部件的理想销售目标，但是对排头兵必须坚决进行打击。而对C919,而言，很显然民航客机是美国的战略产业。
　　这篇写下从发动机禁售引申出来的想法，那就是中国各个战略产业的排头兵们，迟早会和美国正面相遇。
　　2020年1月15日，我们很不容易的在华盛顿和美国人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于这个协议，双方都各自怀有自己的目的。
　　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聚焦国内经济建设，就双方的实力对比而言，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为99.0865万亿元，增速6.1%；
　　按照2019年全年6.9的平均汇率计算，则是14.36万亿美元。
　　当然人均方面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人均为70892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0276美元，突破1万美元。
　　而美国2019年的经济总量按惯例是在2月底公布，不过估计肯定超过21万亿美元，IMF估计美国2019年的GDP总量为21.4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就是美国的大约67%。
　　按照中国经济每十年翻一倍的速度，不到十年我们是肯定可以在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在科技和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将会突飞猛进。
　　1：在过去的2年贸易战期间我们在高端产业和高端科技方面暴露出来的弱项，也将在未来十年大大加强。
　　10年内以海思，长江存储，长鑫存储，寒武纪，韦尔股份（豪威科技），汇顶科技，中兴微电子等为代表的国产芯片将会迎来巨大的发展，IC Insight统计的2019年的全球半导体15强中国公司一家也没有，而第15名联发科的营收是79.48亿美元。
　　在国产芯片设计企业领域，
　　十年内海思肯定能达到这个值，实际上我认为2019年海思就应该超过联发科了，进入全球15强了，只是IC insight还没有统计进去。

　　除了海思以外，其他的国产芯片设计企业如韦尔股份，汇顶科技，寒武纪，比特大陆，紫光展锐，中兴微电子，平头哥，兆易创新等中国芯片设计企业，我认为未来十年会有1家能够进入这个榜单，就看是谁了。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未来十年会有1家进入全球15强呢？
　　第一点是目前中国芯片设计产业每年增长20%以上，
　　2018年度，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业实现销售收入2519亿元，同比增长21.5%
　　2019年整个行业规模会增长到大约3000亿元人民币，
　　十年内达到1万亿人民币的规模可能性是很高的，因为只要保证15%的增速，10年后就是现在的4倍（也就是1.2万亿人民币）。营收规模增长的背后，就是我国新兴大公司开始出现。
　　例如比特大陆（2013年），豪威科技（2015年被中资收购，2019年被韦尔股份并购），
　　寒武纪（2016年），平头哥（2018年）都是在过去十年新成立的半导体设计公司，海思第一款真正规模商用的处理器K3V2也是在2012年上市的。
　　也就是说，在10年前，这些目前中国半导体芯片设计10强的企业很多是不存在的。
　　除了总体规模增长之外，我国半导体行业的集中度也在提高，除了大型芯片设计公司实力越来越强也外，也反映在并购在不断发生推高企业的营收规模，例如韦尔股份就是通过并购了豪威科技成为了2019年中国A股市值最高的芯片设计企业。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有了一家芯片设计公司海思进入了全球15强，
　　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再有1家芯片设计公司进入全球15强是概率很高的。
　　在芯片制造领域，中芯国际只要保持持续增长，十年内也能够进入全球15强。
　　目前随着国产化浪潮，中芯国际总体态势向好，2019年盈利和股价都在连续上升，因此只要稳定增长，十年内全球15强是比较稳的，下图是中芯国际2019年的股价，其在2019年1月1日收盘的价格仅为7.39港元，而现在已经是超过16港元了。

　　2019年前三季度中芯国际营收为22.763亿美元，而2月13日中芯国际发布第四季度未经审核财报，当季实现营收8.39亿美元，同比增长6.6%；实现净利润0.89亿美元，同比增长595.9%；当季毛利率为23.8%，去年同期为17.0%。
　　也就是2019年全年营收为31.153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第四季度，中芯国际中国区营收占比为65%，环比增长11%，同比增长21%；另外其第一代FinFET14nm在Q4首次真正量产，贡献1%的营收，约合768.9万美元，产能利用率达到98.8%，几乎满产。
　　在国产化浪潮下，未来十年中芯国际进入全球半导体15强问题不太大。
　　而且中芯国际高端集成电路制造工艺，我们肯定会进军到3nm以下。
　　其实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中芯国际并不是华为这样的强力企业，而是更类似于中兴，具备一定的实力，但是始终无法给人一种“稳了”的感觉，不过受益于大环境，国产芯片设计企业集体转向国产制造，因此中芯国际的发展是受到环境推动的。
　　成为一家世界级企业问题不大，但是想在以后战胜台积电，则让人无法有足够信心，所以中国大陆保持两家大型集成电路代工生产企业很重要。
　　另外在IDM领域，看长江存储，长鑫存储，闻泰科技中有没有一家希望十年内闯进全球15强，闻泰科技在2019年完成收购了安世半导体，安世半导体是我国资本公司在2017年完成了对荷兰恩智浦的标准件部门收购后改名，目前总体规模还是较小，市场容量也不如存储器那么大。
　　而2020年是长江和长鑫两家存储公司真正的开始规模生产的第一年，存储器是在集成电路里面占了几乎30%金额的大市场，三星和海力士都是全球前四位的半导体公司，而他们主要就是做存储器。长江和长鑫这2家如果有1家能够在未来十年进入全球15强的话，那么在未来十年内，全球半导体15强里面中国公司的数量会从现在的0增加到4家以上，这其实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不只是芯片这个硬件领域，操作系统也是一样，
　　华为在被美国逼迫走上自立道路之后，目前在投入巨资搞自主生态，以华为的能力，相信十年内华为主推的鸿蒙操作系统和HMS生态将和苹果的iOS，安卓三分天下。
　　在集成电路设备制造方面，国产刻蚀机，离子注入机，薄膜沉积，化学机械抛光机，清洗机设备等会逐渐进入14nm以下主流制程并且大规模应用，
　　最大的短板是目前仅仅到90nm水平的光刻机，但未来更为先进的国产集成电路光刻机也将出现，虽然到时候还赶不上ASML这样的顶尖水平。
　　在2018年的美国打击中备受屈辱的中兴，也将在未来十年逐渐摆脱美国的控制。
　　2018年4月2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兴通讯出口权限禁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期限为7年。
　　在美国当地时间6月7日，美国商务部罗斯宣布和中兴达成和解协议，要求中兴30天内更换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层，同时缴纳14亿美元罚款（包括4亿美元的第三方托管暂停罚款），同时协议还附加了一条被暂停的拒绝令，观察期为期10年，如果在10年观察期内发生其他违规，那么BIS将可以启动这一拒绝令，同时没收第三方托管的4亿美元罚款。

　　实事求是的说，目前的中兴是在一种屈辱的环境下运营，必须痛定思痛，加大研发力度，摆脱美国的限制。我认为未来中兴摆脱这个十年协议将是中国半导体实现产业自立的标志性事件。
　　半导体只是中国高端产业进步的一个缩影，还记得我国从美国进口的三大产品是什么吗？
　　大豆，大飞机和汽车。
　　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注意，中国的喷气式民航客机已经进入了量产状态。
　　ARJ21飞机是我国第一款自主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涡扇支线飞机。2002年4月经国家批准立项，2008年11月28日在上海成功首飞，
　　2014年12月30日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
　　2015年11月29日正式交付成都航空，2016年6月28日成功首航，实现了我国航线上国产喷气客机零的突破。
　　通过ARJ21飞机的研制，我国第一次走完了喷气客机设计、制造、试验、试飞、批产、交付、运营全过程，掌握了民用喷气运输类飞机研制核心技术，填补了我国自主研发喷气运输类飞机全程实践的空白。
　　2019年12月28日，第22架ARJ21飞机交付客户成都航空公司。

　　2020年1月19日，江西航空有限公司在南昌瑶湖机场接收了首架ARJ21飞机，成为成都航空，天骄航空公司之后，国内第三架拥有ARJ21的航空公司。

　　目前为止总共交付的23架ARJ客机的生产交付速度是这样的：
　　2015年：1架（全部是成都航空）
　　2016年：1架（全部是成都航空）
　　2017年：2架（全部是成都航空）
　　2018年：6架（全部是成都航空）
　　2019年：12架（成都航空9架，天骄航空3架）
　　2020年到2月21日：1架。
　　我们的大飞机也在快马加鞭，2019年12月27日，C919大型客机106架机在浦东机场经过2小时零5分的飞行，在完成了30个试验点后平稳降落，顺利完成其首次飞行任务。
　　至此，C919大型客机6架试飞飞机已全部投入试飞工作，项目正式进入“6机4地”大强度试飞阶段，在上海浦东、西安阎良、山东东营、江西南昌开展试验试飞，4地并行协同。
　　我国2021年就将交付首架C919大飞机，也就是明年，从交付到正式开始航线飞行还要几个月时间，所以最可能是2022年开始正式商业飞行，前提是如果美国人不进行出口限制的话。
　　2：除了高端产业方面的进步，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将会继续大发展，在不少方面逐渐领先发达国家。
　　就2019年来说，我们已经至少在两个基础设施里面领先绝大部分的西方国家的，
　　一个是高铁网络，2019年底为3.5万公里，而之前的规划是2020年达到3万公里，像往常一样，计划又提前完成了，这个里程数比全球发达国家高铁里程的总和还要多。
　　我曾经在微博发了条问全国还有没有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还没有高铁，发现山东，江苏，四川，山西等省都还有不少城市没有高铁，因此还有空间发展。
　　不仅如此，中国的更高时速的高铁已经在研发中，下图为2016年10月24日中车集团发布在官网的，启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等项目的研发。
　　非常显然，速度继续提高，目前的高速轮轨技术已经不再能满足需要，必须要上更先进的磁浮技术。

　　新闻通稿说“我国正在推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科技部把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10个专项中的7个定向委托给中国中车组织实施，这是目前唯一定向委托企业组织实施的专项，具有很强的试点和示范效应。”
　　其中时速600公里磁浮项目由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牵头，要建设一条长度不小于5公里的高速磁浮试验线并研制一列高速磁浮试验列车。
　　同时在2016年启动研制的还有时速400公里可变轨距高速列车
　　可满足跨国联运需求，列车具备可变结构转向架，能够在600毫米到1676毫米的不同轨距的铁路上运营。中车长客、中车四方、中车唐山各研制一列，设计时速400公里，采用6动2拖8辆编组模式。新型列车将比现有时速350公里能耗降低10%。
　　经过三年的研制，到2019年9月17日，中车株洲电机公司发布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牵引动力装备，中车株洲电机公司磁浮研究所副所长何云风表示：“未来，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动力装备将规划用于沪杭线和粤港澳大湾区地区。”

　　目前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已经进入了样机总装制造阶段，下图为2019年9月中车集团发布的总装生产试制的工具招标和评标公告。

　　除了中车集团的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之外，还有航天科工集团从2017年开始启动研发的时速1000公里以上的高速飞行列车。

　　2017年8月30日，航天科工在其官网发布了其研发时速超过1000公里的超级高铁的计划，成为世界第三家对外宣布开展大于1000公里/小时运输系统研究的公司，包括美国的HTT公司、HyperloopOne公司以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航天科工在其官网声称，其拥有丰富的重大项目系统工程实践经验和技术积累，具有大工程必备的仿真建模和大系统试验能力，以及国际一流的超声速飞行器设计能力，这些为高速飞行列车项目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工程项目实施注重发挥各方面优势建立国家队，联合了国内外20多家科研机构，成立了国内首个国际性高速飞行列车产业联盟，目前（2017年8月）团队拥有相关领域的200多项专利。
　　创新模式实现项目“三步走”
　　第一步通过1000公里/小时运输能力建设区域性城际飞行列车交通网，
　　第二步通过2000公里/小时运输能力建设国家超级城市群飞行列车交通网
　　第三步通过4000公里/小时运输能力建设“一带一路”飞行列车交通网,最终形成一张继航天、高铁、核电之后的中国新名片。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时速600公里的高速列车是中车集团在研制，而时速1000公里以上的高速飞行列车则是航天科工在研制，理由是航天科工“具备国际一流的超声速飞行器设计能力”，可见如果时速提升到1000公里以上，就相当于是地面飞行器了。
　　2018年5月26日，2050大会在杭州云栖小镇盛大开幕，这是由阿里CTO王坚博士发起的云栖基金会主办的大会。
　　航天科工三院磁悬浮与电磁推进技术总体部应邀出席。磁电总体部主任毛凯在“空天梦幻”分论坛作了题为《第五类交通工具：高速飞行列车》的主题演讲，浙江省省长和杭州市市长均到三院展台参观并了解高速飞行列车研发进度，从模型来看，是使用管道高铁技术。

　　几个月之后，在2018年11月的珠海第十二届航展上，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其中吉利集团（新业务）有限公司与航天科工三院将共同致力于高速飞行列车等项目的研发和市场推广。
　　除了和吉利以外，航天科工还在航展上与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都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同时在此次航展上，航天科工首次提供了高速飞行列车的仿真模型，并且确认“自项目开展以来，中国航天科工已快速组建磁悬浮与电磁推进技术总体部，并联合国内外相关优势单位，全力开展高速飞行列车全系统的方案论证和关键技术攻关，目前各项科研工作有序进行。”

　　2020年1月8日，航天科工与中国铁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航天科工董事长高红卫强调的三个重点合作内容，第一条就是在出行方面，超高速磁悬浮飞行列车让世界真正变成地球村。

　　由于全球在开展地面飞行器研发的只有中国和美国，因为这是航天技术和地面工程能力的融合，由于中国的工程能力远远强于美国，美国现在已经基本丧失制造高速列车的能力，其铁路和地铁轨道交通车辆主要从欧洲，日本和中国进口，再考虑基建在美国的推进缓慢。
　　因此即使双方都实现了技术突破，但是能够大规模应用的只有中国，未来将会在中国出现时速1000公里以上的科幻地面飞行列车，这将会让我们远远的领先西方国家和日本韩国。
　　第二个就是5G通信网络了，这个由于华为首次实现在全球真正的领先西方公司，因此中国的5G网络将是全球最好，最可靠，速度最快的通信网络，在目前4G网络领先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在5G时代进一步拉大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领先水平。
　　为什么美国从2018年底开始全球到处游说要抵制华为，全球至今没有几个国家响应，大家都清楚目前全球发展最快的产业就是信息技术产业，在过去的几年，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Facebook，阿里，腾讯这7家信息技术公司在全球企业市值10强中占据了固定席位，基本没有掉出全球10强，这意味着信息技术产业是未来长时间内的最核心的赚钱产业。
　　在每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谁最先抓住了新兴产业崛起的机遇，谁就能实现国家大幅进步和领先，反之则会大幅落后，没有谁想在信息技术时代花费巨资建造一张落后的网络，只是为了让美国高兴。
　　只要华为保持技术领先，将会让全球其他国家很难拒绝，
　　因为通信网络属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费用非常高昂，我们可以从华为的营收看出来，华为2018年运营商业务全球收入为2940亿人民币，华为的收入可以看成是全球运营商的支出的一部分，就算华为份额占全球30%，那么全球运营商每年支出就有1万亿人民币，
　　考虑到5G的大规模建设会导致全球各国支出升高，所以可以估计每年全球各国花费超过2000亿美元来建设通信网络。
　　如果不选择先进技术，耗费如此高的支出，最后建设一张比他国落后的通信网络，对本国的产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计的，
　　全球资本对于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敏感的，当前的全球市值10强有7家是信息技术企业，足以说明未来全球发展的方向在哪里。
　　然后是其他基础设施领域，
　　我们的特高压电网技术也已经是世界领先了，未来还会向智能化继续进化。
　　另外我们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本来就是世界第一了，还在继续延长，美国人现在每年新增的高速公路里程不超过100公里。
　　同时还有全国的机场建设速度，民航这方面我国是落后西方国家的尤其是美国，2019年上半年全球客运量前十中国大陆只有北京首都机场和上海浦东机场2个上榜，前20名中只有3个（再加上广州白云机场），这和我国的人口体量和经济规模是不相称的。

　　我国还在继续加强机场建设，
　　2015年新建了8个民航机场；2016年新建了11个民航机场，
　　2017年新建了8个民航机场；2018年新建了6个民航机场
　　因此十年后我国还会继续新增数十个机场，同时大型机场的吞吐量还会继续上升，
　　例如在2019年，香港机场年客运量为7150万人次，与2018年相比减少4.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在2019年旅客量首次突破7000万人次，达到7338万人次并超过香港机场；而深圳宝安国际机场2019年旅客量首次突破5000万人次、国际旅客量突破500万人次，都在快速追赶香港。
　　随着基础设施的进步，阿里，京东，顺丰等公司建设的全国物流体系将会更快。
　　所以在未来十年，中国的科技能力和基础设施将会继续大幅度的进步，而且经济总量规模也将超过美国，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他们当然清楚，而且美国人非常清楚的知道，中国最需要的是时间。
　　因此对美国人而言，贸易协议是贸易协议，他们绝不会因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而放弃阻止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美国人和中国人的风格截然不同，美国人对对手没有怜悯的习惯，
　　对于自己的对手，美国人往往会充分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倾向于对对方获得彻底的胜利，会显得蛮不讲理。
　　简单的例子，美国的精英们对待自己历史上的敌人：
　　1：对印第安人直接种族灭绝，尽管都是从欧洲来的白人，但是今天美国的主流人种情况，和墨西哥和南美就有显著的区别，美国以南的美洲，大部分国家能够明显的看出主流人种有印欧混血的痕迹，不再那么欧洲了，和美国的白人为主区别极大。
　　2：对日本，直接使用核武器，另外1945年3月9日-10日的用燃烧弹火烧东京，一个晚上烧死了8万以上的日本平民（美日不同的报告有不同的数字，例如日本Tokyo Metro Politan Police Department公布的数字为83793人死亡）。

　　3：对越南，在1962-1971年间大量使用Agent Orange(橙剂)，总共喷洒了超过8000万升，用于使得地面植被坏死，让越军无法藏身。
　　More than 80 million litres of Agent Orange are estimated to have been sprayed by US forces over South Vietnam between 1962 and 1971.
　　这种对人体高度有害的物质，在当时对数百万越南平民造成了痛苦，考虑到越南不过是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这个比例非常惊人了，下图是BBC视频的截图，注意越南平民的左手，高度肿胀和扭曲。

　　不仅如此，由于橙剂会影响人体生殖，因此导致大量有缺陷婴儿的出生，按照越南政府的估计高达15万人，因此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下图是我从BBC2013年的一个视频中截图的，下图中的越南妇女照顾她30岁的儿子，儿子具有出生缺陷，身体无法控制，只能躺在床上，造成了这个母亲一生的痛苦。

　　4：敢于和美国作对的国家领导人，伊拉克不用说了，1999年南联盟被空袭时候的总统米洛舍维奇也于2006年死于海牙的监狱中。
　　所以不难想象，如果叙利亚政府也被推翻，美国会如何处理阿萨德。
　　举以上的例子，并不是想证明“美国人是残忍的种族”，也不是想说美国平民不善良，因为以上的种族灭绝，对对手平民使用燃烧弹，核武器，化学武器，杀死敌国领袖等事件都是美国的精英层做出的决定，是一种国家行为。从这些国家行为我们不做探讨，但是可以看出美国精英层对于竞争对手的毫不留情的残酷态度，为了胜利他们可以对其他种族没有底线。
　　不只是对对手的残酷，和中国人不同，
　　由于美国的精英层有着高度的种族和制度文明优越感，
　　导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极其难以容忍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和自己平起平坐。
　　若是有一个国家希望能够获得和美国平等的地位，和美国人平起平坐，
　　在美国的精英层看来就是对美国极大的侮辱，是对其尊严的极大伤害。
　　要想成为美国的朋友而被美国接受，对于美国人来说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对方不仅需要接受美国的领导和主导地位，在地位上处于下风，不能寻求挑战和超过美国，而且还要具备能够给美国带来战略价值的意愿和能力。
　　当然，如果还能接受和认同美式价值观，成为民主国家，那就更加完美。
　　纵观全世界的美国盟友，具备都具备这一特征，
　　二战时期的国民政府，二战后被美国大力扶持的德国，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等都是如此。
　　他们基本都在反社会主义的冷战前线，同时都接受美国的驻军，而反过来美国领土上却没有任何这些国家的驻军，你不能想象德军，日军，韩军，乌军驻扎在美国本土，连想都不要想。
　　美国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与美国是真正的平等关系。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2020年1月，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允许华为进入英国5G市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马上到英国访问和施压。显而易见，在华为问题上，是美国人要求英国和自己保持一致，而英国却难以从自身利益出发，反过来要求美国与英国保持一致。
　　美国人从内心不愿意接受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种族的中国和自己平起平坐，他们并不想和中国双赢，而是想单方面的彻底击垮中国，
　　一个只会造中低端技术产品，技术和产业永远无法向高端发展的中国最符合美国利益，对于美国的这个最终目标，我们对此不要抱有任何形式的幻想美国的精英层会放弃。
　　我们回到这个协议，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个协议文本，
　　我自己也阅读和审核过不少合同和协议，对于这些合同而言，非常重要的就是终止条款，
　　在中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终止条款是这样写的，
　　明确的写明，任何一方可通过向另一方提供书面终止通知终止本协议。
　　该终止应自一方向另一方提供书面通知之日后60日起生效，或双方同意的其他日期起生效

　　简单的说，这是一个可以随时终止的协议，如果中国在未来认真履行了协议，也无法获得美国人的真正贸易停战，如果美国反而不断扩大关税规模，或者在科技和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变本加厉的打击，那么该协议是可以随时提前终止的。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人还是依旧出尔反尔，那么这个第一阶段协议是随时可以作废的。所以对协议的具体文本，我就不分析了，当然了，就算分析了，想发出来也比较困难。
　　对于贸易领域而言，要相信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即使在过去的2年美国不断加大对我国出口美国商品关税打击的力度，
　　2019年我国对美国出口的金额仅仅比2017年减少了200亿人民币，而我国对外总出口规模依然是不断扩大的，加上此次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实现暂时的停战，所以出口贸易的领域我们依然可以不用太担心。
　　注意力和目光还是要回到科技和产业上面来，
　　贸易战停战，不代表美国人会停止在科技上遏制中国，
　　在科技和产业领域，美国始终是以遏制中国科技的发展，把产业链赶出中国为最高目标。
　　最简单的，美国对华为的打击在2020年只会继续加强，而不是减弱。
　　中国尤其需要保护好本国的ICT产业龙头企业，全球第三大电子科技公司华为，华为公司2019年营收超过了8500亿人民币，按照全年6.9的汇率，就是1232亿美元。
　　2020年1月15日，路透社从消息人士方面了解到的信息显示，美国商务部草拟的新规则中规定，将对华为出口的产品的最低限度门槛从25%降至10%，而且把产品范围扩大到非技术类产品，例如包括非敏感性芯片在内的消费性电子产品。
　　由于这个消息流出到现在已经一个月的时间，因此估计美国还在进行内部讨论和博弈阶段，但是预计最终落实的时间已经不是太远，很可能2月份或者3月份就会宣布实行，
　　如果10%这个消息最终落地，对于华为将是又一次的重磅打击，尤其是台积电的供货将是很大挑战。
　　而华为不只是最有价值的品牌，而且拥有大批的中国本土供应商，其背后是中国的本土产业链，中国大量本土供应链企业的第一大客户就是华为。
　　华为在自身产品上的每一个创新，都必须要有供应商的技术进步来配合，华为实际上在成为不少中国供应链厂家在技术进步上的教练，指引和引导供应商进行技术能力升级，
　　跟上华为的脚步，这对中国的本土厂家来说是除了简单的获取订单之外的极大好处。
　　一个简单的例子，比亚迪电子以前是不生产手机金属壳的，但是华为找到比亚迪要求合作生产智能手机金属壳，经过反复联合工艺改进，最终在Mate7上得以应用，加速推动智能手机从塑胶后壳时代进步到金属后盖时代。
　　除此之外，华为还是最为坚决的要求其供应链留在中国本土的公司，早在2018年12月孟晚舟事件爆发后，台湾媒体便爆出，已经对美国开始有所警觉的华为就在试图游说台系供应商把产能转移到大陆，虽然此事从未得到华为证实。
　　2019年华为成功的抗住了美国的第一波攻击，但是2020年的第二波攻击只会规模更大，而华为也会迎来真正的考验。
　　目前华为面临的三大决战：
　　一个是硬件领域的供应挑战，美国可能会把美国技术和产品含量下调到10%，这会让台积电和中芯国际都面临无法给华为供货的巨大压力，需要对产线和设备材料供应商进行调整。
　　一个是软件生态领域的自主化挑战，谷歌已经停止了授权，因此华为智能手机目前在海外无法使用GMS框架，无法安装和使用美系的应用，华为必须把自己的HMS作为主力推向市场，像苹果一样下决心建立起自己的生态。
　　一个是5G的部署挑战，如果华为不能在全球5G网络部署时，参与尽量多的网络建设，那么会丧失未来的发展机会。
　　简单的例子，汽车厂家每向消费者卖出一部车，那么后续消费者更换轮胎，电池，雨刮，保养，软件升级等的消费都会和该汽车厂家绑定，对于华为也是一样，全球通信网络10年换代一次，如果这一波没有抓住，那么下次就是10年以后，而这十年间则无法从现有网络中获取收益，因为不是你的产品。
　　实际上，这三大挑战也是中国产业面临的挑战，ICT产业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核心领域，而该领域只是华为走在了最前面，因此到了2020年年底，如果要观察中国对美国科技站的防守效果怎么样，只需要观察华为的运营情况即可。
　　但是，中国其他ICT公司也要加强危机感，小米，OPPO,VIVO，联想，中兴等品牌企业，以及阿里，腾讯，百度等互联网企业目前暂时还在后方，必须利用好华为在作为主力吸引了大部分炮火的情况下，加快供应链国产化的步伐，同时必须考虑推进国产软件生态。
　　要相信，面对美国的科技战，躲是躲不过去的，华为已经放弃了幻想，还没有被制裁的其他公司千万不能也抱着幻想，正如海康威视，大华科技，科大讯飞等公司，他们对美国又有多大威胁呢，一样在一夕之间就在2019年10月7日被美国列入了实体清单。
　　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么快，一个晚上一切就改变了。
　　加快国产化步伐，这不只是一个民族产业问题，实际上对自身的长期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华为这些年在国内相对其他品牌的优势本来就已经在越来越大，
　　而一旦华为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成功的建立起了自身的独特软件生态和国产硬件技术供应链，那么它对国内其他厂家的优势将会进一步扩大，完成了进化的华为对于国内其他厂家而言，差异化优势会更加明显，将会更加的难以战胜。
　　正如苹果公司一样，拥有强大的生态和技术护城河，
　　虽然近年看似创新乏力，但是其依然保持了超强的净利润能力。根据苹果公司发布的2020财年第一季度（2019年10月1日-12月31日）业绩，苹果公司单季度营收为918.19亿美元，同比增长9%，单季度净利润222.36亿美元，同比增长11%，均创下历史记录。
　　单个季度超过200亿美元的净利润，比华为公司2019年全年净利润还多。
　　如同我之前写的一篇文章《要做困难的事情才能成为发达国家》一样，一家企业也要做困难的事情才能成为伟大的公司，华为目前就在美国的逼迫下做困难的事情，看起来千难万难，但是一旦华为成功，那么国内其他大品牌会相当危险，
　　我们参考苹果攫取了全球智能手机产业大部分的净利润，一旦华为成功实现了软件生态和硬件的差异化优势，那么华为一家横扫中国市场，获得中国市场大部分净利润的事情很可能也会发生。
　　因此对于其他中国公司而言，不能躺在舒适区，大力开展国产化和自主化替代，不只是发展“民族产业”的问题，更是公司未来在本土市场生存发展的问题。
　　阿里，腾讯，头条，百度等中国互联网企业随着出海和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战略产业发展，也会迟早和美国正面相遇。
　　2019年，华为的余承东在多个场合，大力呼吁中国互联网企业加快出海，其背后的用意不言自明，进攻海外市场，只靠华为建立生态是不行的，中系应用目前主要还是在国内，微信，微博和国内视频网站的国际化进展并不顺利，美系应用在全球仍然是绝对优势，如果不能在海外占据一席之地，那么华为的HMS也很难在全球做起来，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华为也不可能承担所有的任务。
　　2019年8月9日，华为在松山湖举行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余承东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下面的这一段话：
　　“在此，我呼吁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微信只用在全球华人市场，太可惜了，我们的APP应该出海，我们的生态发展也会更快一些。
　　当华为在中国还很小的时候，就出海了，做到了海外第一，在海外的市场远远超过中国。中国互联网公司决心不够，其实在国内做的好，在海外也一定能做好。”
　　记者继续追问：记者：华为出海的经验能否分享？
　　余承东：“第一点，出海是企业战略决定的，确定战略后，就下决心持续投入；”
　　余承东反复提到的决心问题，其实就是华为进军海外市场的最大经验，当然了华为进军海外市场也是被逼的，2001年华为开誓师大会的时候，由于技术路线选择失误在国内市场接连失利，不得不大规模进军海外寻找机会。
　　如果中系电子品牌开始集体攻坚芯片国产化和软件系统生态国产化，
　　同时中系互联网公司集体攻坚海外市场，不仅需要坚定持续投入的决心，而且也要做好和美国正面相遇的准备，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动摇美国发展国本的行为。
　　美国目前净利润最高，市值最高的公司大多都集中在这些领域：谷歌，亚马逊，Facebook，苹果，微软，高通，英特尔….美国难以容忍作为美国核心产业的ICT产业被他国超越。
　　目前互联网公司中在国际化领域做的最好的抖音海外版TikTok，就连续遭到了美国议员和Facebook公司的关注和指责
　　2019年10月25日，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

　　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联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Charles E. Schumer）和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10月23日致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马奎尔（Joseph Maguire），要求政府对中国社交网络应用媒体抖音展开国家安全调查，以保护美国下载客户的隐私不受侵犯。
　　信函说，“TikTok仅在美国就有超过1亿1千万次的下载，TikTok因此是我们无法忽视的潜在反情报威胁”。
　　“由于存在这些顾虑，我们要求情报机构对TikTok和其他在美国经营的中国内容平台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构通报国会”。
　　扎克伯格也明确的把TikTok列为了Facebook的竞争对手，
　　2019年10月17日，扎克伯格在美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演讲时，先宣传了自家旗下的即时通讯应用WhatsApp，称这款软件因其加密性和隐私保护，而被世界各地的抗议人士和活动分子使用。在谈论到中国的TikTok时，他说“这个中国的应用程序在全球迅速发展，即使在美国，在TikTok平台上提及相关抗议活动，也要受到审查。”
　　由于面临美国的莫须有罪名和压力，TikTok宣布在美国不接任何政治广告，尤其是2020年总统大选来临之际。
　　下图是2019年9月全球App下载排行榜，TikTok在苹果的AppStore和谷歌应用商店都排名全球第一位，请注意TikTok是抖音的海外版，和抖音在中国的下载量是分开的。

　　非常明显的，只要你继续在先进领域，尤其是美国极为看重的ICT信息技术领域继续攻坚克难，获得全球市场份额和技术能力的提升，那么早晚是要和美国正面相遇的，早晚是会被美国的议员们认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包括像阿里，腾讯这样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企业，海外做大以后一样也会面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进行打击。
　　典型的是阿里的云业务，2019年10-12月的季度业绩(2020财年第三季度财报)，阿里云单季营收达到107亿元，首次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62%，由于大量数据存储于云上，云业务也属于全球性的战略产业，因此阿里云的海外业务做大以后，早晚也会遇到华为，中兴，海康威视，TikTok等遇到的类似问题。
　　中国战略产业的排头兵们，要深刻认识到美国精英层对于竞争对手打击的残酷，
　　要抛弃掉一切的幻想，要认识到自己作为本行业的第一方阵，和美国人相遇是迟早的事情，这个相遇的时间会因为行业的战略价值（尤其是军事能力属性），技术优势，全球份额的不同而有先后，但是最终是一定会来的。
　　我国的军工企业，核工业企业，ICT产业企业，航空航天等都是这样。
　　以前有人说，ICT不是战略产业吗？
　　美国人为什么不对阿里，腾讯，百度，头条等互联网公司下手，非常简单，这些企业国际化程度还比较差，技术上也没有形成优势，主营业务战略价值较低。
　　以市场份额为例，我国制造业企业的顶尖品牌，海外收入普遍在30%-50%以上了，例如联想，小米，OPPO,VIVO，华为都是。
　　家电集团的美的和海尔，海外收入占比都在40%以上。
　　而互联网公司阿里，腾讯两家领头羊，海外收入占比10%都不到。
　　以腾讯发布的2019年第三季度财报为例，单季度营收为972亿元，同比增长21%，而作为其海外主要收入来源的游戏，该季度的游戏海外收入只有大约30亿人民币，占集团总营收不过3%不到。
　　如果支付宝，微信和百度在全球占据90%的份额，他们对应的是金融支付，社交软件和搜索，而这和战略价值，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强相关，你看美国人会不会来找麻烦，头条旗下的TikTok仅仅是在美国下载量很高，就开始被国会议员们认为影响国家安全了，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除了出海提升海外份额会让美国人有反应之外，另外一个是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这两者对于军事和产业的战略价值极高，而这两者发展的主力则是互联网企业。2019年10月我国科大讯飞，商汤，旷视科技等数家人工智能公司就被美国列入了实体清单，而阿里腾讯百度等公司也在大搞人工智能，进一步增高了在未来被打击的可能性。
　　最后说一句，千万不要幻想美国人会任由你在战略产业超过他而什么都不做。
　　国与国之间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与国的竞争是没有明确的底线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
　　没有什么民主自由，没有什么人权，没有什么种族平等可言。
　　不要被长久的和平误导，美国人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做就任由我们超越呢？
　　我觉得对这点认识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这些年争夺多秒的加快军事力量建设，就是为了避免美国精英层做出以前做的那些残酷的国家行为，保护中国人民在和平中争取自身的发展权。
　　以上是我的一些想法。

来源时间：2020/2/24   发布时间：2020/2/23

旧文章ID：20792

作者：曹习华  来源：曹教授

　　一
　　都说古代读书人的一大雅趣，是雪夜闭门读禁书。春节过后，本应到了上班时间，但疫情解禁的等待还在焦灼之中。
　　闲来无事，本着学习是人生的第一要务，回想中国四十余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彻底改变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就想起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于是决定再好好读读《邓小平文选》。静心读之，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邓小平年幼接受过四书五经的国学教育，年轻负芨德法洋墨水没有少喝，更是在莫斯科取过马列真经。但你读《邓小平文选》中的每一句话，既无华丽的词藻，也绝无名句典故，更不会引用权威之语给自己壮胆。但细细读来，可谓字字珠玑。
　　在朴实的文风里，你会看到他的坦诚，他知道自己是革命家，是领导人物，又不是科班的读书人，何必纠结于自己的学历和阅读面。他有一句很好的总结是：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邓小平文选》共三卷，收录了他一生的重要著作、讲话谈话。三卷形成一个整体，特别是第二卷到第三卷，展现了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的历史全貌，集中体现了同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华。
　　在文选中，有耳熟能详的经典著作，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南方谈话《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有一些文章，也许称不上经典，但只要看一眼标题，就会让人眼睛一亮，灵魂里冒出一阵热气。一个标题，就是一个闪光的观点，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这些文章，诸如《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拿事实来说话》、《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二
　　一个时代的进步，思想的解放是进步的先声。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就是西方近代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它把人从神的信仰中解放出来，把科学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类的世俗生活开始洋溢着自由快乐的烟火气。
　　中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也是从解放思想入手。经历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洗礼，邓小平在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此文中，邓小平对思想僵化、民主集中制被破坏痛心疾首。并且对思想僵化进行了具体描述。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那么思想僵化怎么破除呢？邓小平认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批评了一种现象，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实行的过程中，“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那么怎么为民主创造条件呢？邓小平说：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针对群众的批评意见，邓小平语重心长的说：
　　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
　　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
　　解放思想，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邓小平处处倡导“能讲真话，敢讲真话”的氛围。可谓用心良苦。但氛围总是人为制造的，只有用制度，才能建立起“能讲真话，敢讲真话”的法制保障。他郑重地说：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
　　走出十年文革，邓小平将反思的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发表了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
　　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问题进行批评分析，指出五大主要弊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他批评官僚主义，不仅批评了官僚主义现象的表现，也分析了形成的原因。其中病根有两个。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
　　其次，邓小平批评了权力过分集中现象。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
　　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再次邓小平批评了家长制作风。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最后邓小平对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提出批评建议。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
　　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邓小平针对特权现象，也不讳疾忌医，批评起来更是针针见血。
　　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
　　邓小平在陈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存在的弊端后，进一步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特别强调，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邓小平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他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启动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事业，带领中国走出贫穷落后的桎梏，甚至给予今人批评他的自由。
　　他的包容、开放和大度，他的勇气、担当和责任，泽被当代惠及后人。要警惕邓公批评的问题回潮，他的思想在今天依然熠熠发光。

来源时间：2020/2/24   发布时间：2020/2/11

旧文章ID：20789

作者：卢先堃  来源：为星星的孩子送上一点烛光

　　2019年6月23日，投票选举，中国候选人、原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当选为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新一任总干事。作为农业大国的候选人，屈在191票的总票数中获得108票，首轮即顺利当选，自然可喜可贺（详见下图）。

中国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聘任领导人的具体情况

　　但是，中美在此次竞聘中的角力，颇值得关注。此次FAO总干事候选人共有3位：中国候选人屈冬玉；格鲁吉亚候选人基尔瓦利泽，格鲁吉亚前农业部长；法国候选人凯瑟琳，法国前农业部长。美国支持的是基尔瓦利泽，法国等欧盟国家则自然支持凯瑟琳。
　　早在2019年1月，美国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文·莫雷就提出，要把“尽一切手段打败中国人候选人”，并将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9年10月23日报道，标题为“Outfoxed and Outgunned: How China Routed the U.S. in a U.N. Agency”）。在6月18日，距离投票还有5天时，美国国务院向各国发出外交照会，鼓励各国向基尔瓦利泽和凯瑟琳投票，但别投给中国参选人。美国常驻FAO的代表也专门发表了一个声明，称“新任总干事不应是用职位为国家谋利益的人”（新浪财经2019年10月26日报道，标题为《美国百般阻挠中国人当选粮农组织总干事猛料曝光》）。
　　而在基尔瓦利泽败选并只得到区区12票之后，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戴维·黑尔(David Hale)在美国国务院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即表示：“我们要从中汲取教训，并应用于今后其他的一些斗争（battles）中。”（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9年10月23日报道，标题为“Outfoxed and Outgunned: How China Routed the U.S. in a U.N. Agency”）
　　中美在国际机构领导人竞选上的冲突并不止FAO。2019年底，同属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领导人也开始换届，共有10名候选人参选，其中3人来自亚洲（中国、日本和新加坡），3人来自拉美（哥伦比亚、阿根廷和秘鲁），2人来自非洲（尼日利亚和加纳），1人来自欧洲（爱沙尼亚），1人来自中亚（哈萨克斯坦）。中国推出的是现任WIPO副总干事的王彬颖女士。
　　对此，美国大为紧张，已经明确表示将全力阻击。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专利及商标局（USPTO）局长Andrei Iancu于2020年2月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公开表示：“如果我们确实严肃地认为知识产权对我们所有人均十分重要的话，我们就必须从一个尊重知识产权的国家挑选下一任WIPO总干事。”如果说Iancu的表态仍是犹抱琵芭半遮面，此前美国一些国会议员联名给特朗普政府的联名致函则是直言不讳：“考虑到中国持续违反知识产权保护，包括通过盗窃贸易秘密、推行商业间谍以及强制性技术转让，美国及其同盟国必须坚决反对（中国的候选人）。”（《知识资产管理》杂志（IAM）2020年2月6日报道，标题为“Iancu makes US concerns about possible Chinese WIPO leadership clear”。）
　　据有关媒体报道，美国力推的是新加坡候选人邓鸿森（现任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局长）。美国还表示自己将确保获得一个副总干事职位，以抵消在WIPO中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2016年美籍前任WIPO副总干事James Pooley不久前就表示曾力阻WIPO在中国上海设立专利办公室（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9年11月26日报道，标题为“China Bids to Lead World Agency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总体看来，在WIPO总干事竞选阻击中国问题上，美国影响力有限。主要原因如下：
　　一、按照WIPO不成文的轮替规则，WIPO此前四任总干事分别来自荷兰、美国、苏丹和澳大利亚，且均为男性。因此，按照不成文的轮替原则，此次总干事人选应来自亚洲或者拉美，发展中国家的人选优先，而且有较多观点认为应注意性别平等并优先选择女性。这样一来，中国的王彬颖女士就有比较大的优势。
　　二、与FAO一样，WIPO的总干事竞选也是通过选举，这为中国发挥影响力、做其他国家的工作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负责选举的WIPO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on Committee）共有83票，其分配情况如下：发达国家组成的“B集团”（Group B）占23票；“非洲国家集团”占19票；“中亚、高加索和东欧国家集团”（CACEEC）占4票；“中欧和巴尔干国家集团”（CEBS）占6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集团”（GRULAC）占15票；“亚太国家集团”（APG）占15票；中国单独为一个集团，占1票（相关数据来源于WIPO网站）。
　　三、不同于主要依赖会费且美国占比较大的其他联合国机构，WIPO的运营经费基本上是靠征收专利费，而近年来中国在WIPO的专利注册上一直独占鳌头，是排名第二的美国的5倍。一些观点据此认为，由中国人出任WIPO总干事更为合理。
　　按照WIPO的竞选程序，总干事花落谁家，2020年3月即会水落石出。但是，中美冲突的影响不会止步于此。据笔者与日内瓦有关人士交流，他们均对中美在此事上的对抗表示担忧，认为中美作为WIPO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公开冲突将严重影响WIPO今后的运作。
　　此外，2020和2021年是国际组织的大选年，联合国贸发机构、世贸组织（WTO）、国际贸易中心（ITC）等均将领导人换届，各方已在积极布局，例如非盟正在考虑其成员国推出的3名候选人（分别为埃及的Hamid Mamdouh，WTO前服务和投资司司长；贝宁的Eloi Laourou，现任常驻WTO大使；尼日利亚的Yonov Frederick Agah，现任WTO副总干事、尼日利亚前任常驻WTO大使），强力角逐WTO总干事一职。虽然这些机构的候选人不大会来自中美，但很难排除双方在背后进行角力。2013年WTO总干事竞选时，中国和美国就存在分歧，中国支持的是巴西的阿泽维多，美国支持的则是墨西哥的Herminio Blanco。直到2013年4月底，美国时任常驻WTO大使庞克（Michael Punke）才不得不向选举委员会表示，美国仍继续支持墨西哥候选人，但如多数成员支持巴西候选人，美国亦可接受。阿泽维多最终当选WTO总干事，并于2017年连任。
　　从实质上来看，中美在国际组织领导人竞选上的摩擦是当前中美整体关系走向对抗的反映，背后是双方在理念、体制和模式的迥异及由此带来的冲突。而特朗普当选则使这一冲突提前公开化，目前来看他很有可能连任，双方冲突加剧将是大概率事件。对中国而言，中美冲突并非中国选择，也非中国乐见，维系中美关系不破局仍是今后较长时期内中国外交格局中的难题，如何破解需要大智慧，这也包括如何在国际组织领导人竞选中减少双方冲突。
　　国际组织领导人竞选问题所体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各国际组织中的中国籍雇员人数。随着中国国力日升，中国希望更积极地参与国际治理，向国际组织输送更多人才，符合情理，更何况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雇员中所占比例偏低。据统计，在联合国系统雇员中，中国籍雇员目前仅占1.12%，列第11位，居菲律宾、印度、俄罗斯等国之后；而中国给联合国缴纳的会费占比为7.921%，是缴纳会费第三多的国家（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1/401759.shtm）。
　　尤其是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来源于北京大学校长郝平2019年11月16-17日在北大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论坛上的讲话，http://www.sis.pku.edu.cn/news64/1315750.htm），中国相关工作力度明显加大。总体来看，经过这几年的工作，中国不断向各国际组织输送人才，尤其是在高层职位上已大有建树，在联合国下属15个专门机构中出任领导人的已有4个，分别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的秘书长柳芳、国际电信联盟（ITU）的秘书长赵厚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总干事李勇以及FAO的屈冬玉，如果王彬颖胜选则进一步增加到5个。此外，中国在联合国、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贸组织（WTO）、国际法院等还出任副职等高级职位。与之相比，美国也只是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一个机构中长期执掌领导人职位，在其他国际机构中则多聘任副职。
　　目前，中国在国际组织人才中的短板主要是中低层雇员偏少。例如，就中层雇员而言，在WTO的33个司局级职位中（按WTO级别划分分别为4个G10，16个G11和2个G12），中国只有1位司长（服务和投资司司长柴小林），美国则有3位（规则司司长Clarisse Morgan、新闻发言人兼信息和对外关系司司长Keith Rockwell、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和统计司司长Robbert Koopman）。低级别雇员亦是如此，作为WTO第二会费大国，在WTO共计669名秘书处雇员中，中国只有17人，位于法国（175人）、英国（56人）、西班牙（45人）、美国（38人）、意大利（24人）、德国（22人），与巴西（17人）齐平。这还是经过努力的结果，2010年我在担任中国常驻WTO代表团参赞并分管WTO预算委员会工作（含WTO秘书处雇员的多样化）时，曾牵头起草了《关于改善WTO秘书处多样化》的提案，批评WTO秘书处雇员中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只占20%，并获得巴西、古巴、厄瓜多尔、印度、巴基斯坦和南非等其他WTO发展中成员联署，于2009年11月4日向WTO提交（WT/BFA/W/191），促使WTO从2010年起，历史上首次就秘书处多样化问题提交年度报告，并一直持续至今。2010年的首份报告中，中国雇员人数只有9人，而且全部是司局级以下的低层雇员。（以上数据来源于WTO关于秘书处多样化问题的年度报告。）
　　因此，中国今后向国际组织人才的输送，更为迫切的是中低层雇员，这尤其需要中国教育部和各相关大学着眼长远，从点滴之处做好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逐步改善中国在各国际组织中雇员偏少的局面。而对于高级职员尤其是一把手的竞选，在中国目前已经占优的情况下，或许暂时刹刹车，给其他国家留点余地更为聪明。
　　（2020年2月21日，于日内瓦）

来源时间：2020/2/24   发布时间：20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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