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13期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6）

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不少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毫无疑问，从短期看，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将会非常明显。其中多数认为，一季度GDP增速可能会下降大约2个百分点，即增长4%左右，当然也有更加悲观的声音。剩下三个季度增速将根据疫情结束时间逐步回升，全年GDP增长将呈现出“V型”形态，全年的增速应该在5.5%左右，中长期的影响目前还难以预料。总体来看，本次疫情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将会明显超过17年前的“非典”疫情。一方面，本次疫情的规模都已明显超过上次。另一方面，与“非典”时期相比，中国当前的经济影响力已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

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普遍认为会很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利于美国。1月30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在接受福克斯经贸电视台（Fox Business Network）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伤害中国经济，并有助于就业机会和制造业回归美国。2月4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对福克斯新闻(Fox News)

表示，新冠病毒虽然会推迟华盛顿自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能得到的出口利益，但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会很小”。但对于美国在华企业来说，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上海美国商会(AmCham)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半数在中国的美国企业表示，他们的全球业务已经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企业停工影响。该调查称，有48%的受访者表示，工厂停工已经影响了其全球供应链。约78%的受访者还表示，他们在中国的工厂没有足够的员工。

评估和预测新冠病毒对经济的影响，正如2月12日路透社以 “每个人都在猜新冠病毒的影响” 为题一样，大部分专家都认为中国将面临一个短期但是强烈的经济冲击，而中国的“创伤”会波及全世界。但健康专家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数据上的不透明让评估变得困难，所以对于影响的程度和范围的判断存在分歧。¹为了更好的理解新冠病毒对中美及世界经济的影响，首先我们需要研判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影响力发生的巨大变化，其次借鉴SARS和近二十年来世界发生的十大传染病对经济的影响，然后综合各大机构和专家的意见，形成基本的判断。

一、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3年SARS爆发以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的年度经济产出翻了8倍多，从1.7万亿美元增至近14万亿美元。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增长了一倍多，从2003年的5.3%增至去年的12.8%。中国的人均经济产出从2003年的约1500美元增长到去年的约10000美元。 中国目前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左右，比美国、欧洲和日本加起来贡献的全球经济增长份额还多。所以这次中国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要比上次大得多。正如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经济学家、曾任美国商务部首席经济学家的苏珊·赫尔珀(Susan Helper)所说，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工厂，影响将是意想不到的。2月13日，《经济学人》报道，由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新冠病毒可能对全球供应链有更持久的影响。²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电气和电子零部件出口国，其出口额是德国的5倍，占全球总出口额的30%。安联研究(Allianz Research) 经济学家阿纳•博阿特 (Ana Boata) 表示： “新冠病毒疫情很可能使全球制造业在2020年上半年陷入衰退。电子产品和电脑面临的风险最大。”

二、 SARS对经济的影响 

由于SARS和新冠病毒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回顾2003年SARS对经济的影响作为参照。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显示：从GDP走势来看，在非典疫情最为严重的2003年二季度的经济走势形成了明显冲击， GDP同比增长9.1%，较一季度回落2个百分点。但从全年经济增长来看，SARS疫情并未改变中国经济的上升态势，当年GDP同比增长10%，较上年回升0.9个百分点。2003年SARS疫情对其他国家和地区GDP的影响如下：

三、全球十大主要传染病事件对经济的影响

新冠病毒作为传染病，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l Concern, PHEIC）。那么回顾全球近20年来的十大主要传染性疾病所带来的疫情，包括1994年印度肺鼠疫、2003年中国SARS、2006年中国禽流感、2009年美国甲流、2012年和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等，便具有可借鉴的意义。根据国泰君安对全球十大主要传染病事件、以及世卫组织5次PHEIC事件（绿色显示）对经济影响的回顾分析如下³：

四、新冠病毒对经济影响的预测
以下是来自各专业机构和相关专家对中美及全世界在新冠病毒疫情下的2020年经济预测：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R·拉迪 (Nicholas R. Lardy) 的估计：中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可能下降至4.0%。
标准普尔（S＆P）的分析师估计，新冠病毒可能使今年中国GDP增长率降至5.0％，第一季度达到最低，第三季度开始反弹。

毕马威（KPMG）首席经济学家兼NABE总裁康斯坦斯·亨特（Constance Hunter）表示，该病毒的不利因素可能会使美国预期的2020年每季度经济增长高达2.4％降低40至50个基点。她同时表示：如果感染和死亡率急剧上升，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该病毒可能会将中国上半年修正后的5％增长率降低一个百分点。

美国评级机构穆迪运(Moody)使用全球经济模型，预测在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下，中国GDP第一季度将降低2%。全年将降低0.8%。美国GDP第一季度将降低0.45%，全年将降低0.15%。⁴

据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基于病毒迄今为止造成的影响做出的保守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下滑至5.6%，低于去年的6.1%。这将进而导致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减少0.2%，年增长率跌至2.3%，这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新冠病毒疫情波及全球经济。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预测，受疫情影响，中国2020年首季经济增速将比2019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至4.6%。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下降0.5个百分点。⁵

 路透社2月7-13日对驻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以及欧洲和美国40位分析师的调查预测，中国2020年第一季经济同比增幅从前一季的6.0%降至4.5%。但分析师们乐观认为，中国经济最快将在第二季实现反弹，当季增速料回升至5.7%。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分析，中国旅游、娱乐和零售业受到的影响可能最为严重，工厂延长停工可能拖累工业生产和贸易。如果疫情在2月或3月达到顶峰，那么中国第一季经济增长可能被削弱0.5-1个百分点。疫情可能使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下降0.2至0.4个百分点。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则把2020年中国GDP按年增速预测调低至5.6%，原为5.8%。该行的大中华首席经济师乔虹认为，最坏情况是，如果疫情进一步的恶化使工业生产在更长时间内被打断，2020年和2021年GDP按年增速将可能降至5.0%及5.5%。

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综合国内外机构的主要分析预测结果认为，如果疫情在3月底或4月初进入收尾阶段，那么今年四个季度的增速可能分别为4.5%、5.0%、5.8%、5.7%，全年增速将在5.2-5.3%。⁶
     

经济预测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说，已经是二十多年来新低的中国经济增长，将从上个季度的6%，跌至今年头三个月的2%。

据美国《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报道，华尔街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能会像SARS期间那样，在第一季度疫情结束后快速反弹。但Autonomous Research高级分析师Charlene Chu则认为，世界低估了中国面临的困境。首先经济增长远低于SARS时期（现在是6%，2003年的时候是10%），其次银行系统更加脆弱，债务沉重。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在 “经济下行背景下更沉重的打击。地方政府面临需要完成经济目标的巨大压力，企业也面临不能裁员的压力，所以新冠病毒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比华尔街预计的时间更长。⁷

综合历史经验和现实考量，客观数据和专家意见，《中美印象》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当经济的“灰犀牛”遇到疫情的“黑天鹅”，第一季度受到疫情冲击导致经济增长再创新低应该没有什么疑义，关键要看疫情什么时候能得到控制，以及疫情过后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中国经济的宏观面和韧劲没有大的改变，疫情如果处理得当，能够尽早恢复生产，经济的恢复性增长还是可以预期的。我们持谨慎的态度是因为中国和世界经济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遗留了很多难以短时间内消化的矛盾可能成为经济不确定性的变数。

相关链接：

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health-economy/everyone-is-guessing-about-coronavirus-economic-impacts-say-experts-idUSKBN2060IP

2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20/02/13/the-new-coronavirus-could-have-a-lasting-impact-on-global-supply-chains

3 https://www.weiyangx.com/349659.html

4 https://www.moodysanalytics.com/-/media/article/2020/china-coronavirus.pdf

5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6279?full=y

6 https://mp.weixin.qq.com/s/EW8iajDHs3U3DFTIj3NZKg

7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hina-economic-recovery-wuhan-coronavirus-long-difficult-2020-2

来源时间：2020/2/19   发布时间：2020/2/19

旧文章ID：20747

作者：  来源：华为

　　[中国，深圳，2020年2月14日]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接连利用立法、行政、司法、外交、舆论等手段对华为进行打压。一个超级大国动用国家机器，全方位持续打压一家私营企业，破坏其正常运营，这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司法部对华为的新增指控是这一行动的继续，是对华为进行的政治迫害。
　　这些指控完全没有新意，而是基于过去20年华为与其他公司已解决的民事纠纷。这些民事纠纷或已经由双方和解，或已经过诉讼程序解决，有一些已被联邦法官或陪审团驳回。在这些纠纷中，华为没有一次被认定恶意窃取知识产权，也没有一次被要求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美国司法部将这些已经解决的民事案件上升为刑事案件，是受政治驱动的选择性执法，同时也不符合普遍的司法惯例。
　　企业在全球化经营中出现知识产权纠纷是普遍现象，根据公开数据，从2009至2019年，苹果公司的知识产权诉讼为596起，三星为519起，华为是209起。美国司法部坚持以行业内常见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为由对华为提起刑事诉讼，这是美国政府对华为先进性技术的抹黑、打压和诋毁行为，根本目的是为了打击和遏制华为在全球的领先优势。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靠偷窃领先世界。截至2018年底，华为累计获得授权专利87,805项，其中有11,152项是美国专利。自2015年以来，华为获得的知识产权收入累计超过14亿美元。除了自身专利外，华为累计对外支付超过60亿美元专利费用于合法使用其他公司的专利，其中近80%支付给美国公司。
　　华为没有任何一次产品成功、任何一项技术突破是通过窃取商业秘密获取的。华为的发展，依靠的是30年持续不断的巨额研发投入和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依靠的是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对华为的信任和支持。
　　打压华为并不能让美国更先进，不断重复的谎言也无法变成真理。我们相信法庭会基于事实和证据做出公正判决。

来源时间：2020/2/18   发布时间：2020/2/14

旧文章ID：20756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正当中国举国抗疫之时，美方传出消息称，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华技术实施更严格的管制措施。这些正在酝酿中的举措，已经引发美国科技产业界的广泛担忧。他们担心此举将加剧美国高科技研发外移，与美国“脱钩”，最终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近日传出的消息包括，美国可能禁止通用电气和法国赛峰的合资公司向中国供应民用飞机发动机；限制全世界对华为出口芯片的工厂使用美国制造的设备和技术。美方上周以违反美对伊、朝、叙制裁法案为由，制裁6家中国企业；以涉嫌对美国信用公司数据库发动网络攻击为名，起诉4名中国军方人员。美方高官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也对中国提出各种指责和围剿。
　　美中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贸易战偃旗息鼓没几天，新的“技术冷战”暗潮已在涌动，随时可能掀起大波澜。
　　《纽约时报》16日发表长篇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阻止中国主导先进技术市场的努力，已使它与它希望保护的美国公司发生冲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限制技术流入中国来保护国家安全，但科技公司担心，这反而会损害它们的利益。
　　美国商务部据报正在考虑采纳一项全面提案，阻止美国公司与中国公司之间的技术交易。新的提案将扩大美国政府监管全球制造产品的范围，禁止企业在随后供应给华为的外国制造产品中使用美国零部件、技术和设备。据透露，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计划在2月28日就此议题开会讨论，而美国相关企业已经闻风而动，纷纷向政府表达关切。
　　美国高科技行业发出警告，无论是在产品销售还是购买方面，限制进入中国都可能削弱美国公司的实力，最终削弱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研发中心的地位。这些公司表示，他们越来越别无选择，只能把更多的研发工作放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以确保不间断地进入中国市场。
　　“那些认为我们的担忧被夸大的人，应该和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工人谈谈，他们已经因为我们最大的市场被隔离而失去工作，”代表晶片制造商的半导体行业协会执行长纽佛（John Neuffer）对《纽约时报》说，“来自这个（中国）大市场的收入为我们的巨额研究投资提供了动力，这让我们能够创新，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
　　特朗普政府已经酝酿了几个月的动议引发科技行业的恐慌。行业律师和贸易团体警告说，除非特朗普政府能够说服其盟友采取类似的限制措施，否则企业将决定，最安全的做法是设法限制它们自己对于美国技术和零部件的使用。安可顾问公司大中华区主席麦健陆（James McGregor）表示，在那种限制之下，进入中国市场的经济动因，将促使企业“与美国脱钩”。
　　美国对中兴和华为下手之后，中国企业也在努力将美国的零部件从他们的供应链中剔除。华为的“备胎”启用了，中国其它企业也正在加快自主研发、自给自主的步伐。
　　对于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新冷战”，不仅美国企业和产业担忧，美国的传统盟友也不买账。
　　《大西洋月刊》网站17日发表题为“在与中国的冷战中，美国孤独”的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若真的全力以赴与北京竞争，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本人是否完全赞同这么做。现在清楚的是，美国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并不愿意加入。尽管华盛顿已经建立了全球联盟网络，但它仍无法说服那些盟友登上“大国竞争”快车，把中国甩在身后。
　　文章指出，美国官员正在认识到，说服友好国家相信美国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有能力为它们提供替代中国的可行方案是多么具有挑战性。这一方面是因为特朗普自己对盟友的承诺将信将疑。另一方面，当今国际关系太过错综复杂，中国的力量太过强大，他们不可能加入美国领导的联盟，迎来一个冷战式的分裂世界。
　　作者弗里德曼（Uri Friedman）说：“如果美国打算重建这个世界，它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的。如果美国希望不被孤立，它将不得不为盟友开发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
　　典型的两个例子是：第一，尽管美方高官百般劝说阻挠，英国依然允许华为向英国下一代5G移动网络提供设备。因为在盟友看来，美国阻止华为的动机最主要的并非保护盟友安全，而是保住美国自己在技术上的统治地位。第二，菲律宾正式知会美国，将终止两国间的《来访部队协议》。杜特尔特这么做，是因为他对美国的承诺心存怀疑，并不愿激怒北京。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最近发布报告指出，虽然美国的合作伙伴通常不想成为一个由中国领导的新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但他们也不能忽视北京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和地理现实”。报告警告：任何美国战略都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建立明确反华联盟的企图将会失败。

来源时间：2020/2/18   发布时间：2020/2/18

旧文章ID：20746

作者：辛恩波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18日终于满足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设定的辩论资格，将于2月19日在拉斯维加斯首次登上民主党辩论舞台。
　　据《纽约时报》2月18日报道，NPR/PBS NewsHour/Marist周二（18日）公布的联合民意调查显示，布隆伯格在全国民主党选民中的支持率达到19%，满足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此前设定的参与民主党辩论的资格要求。
　　2月19日，美国2020年大选民主党第八次全国辩论将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上演。根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此前的规定，参选人必须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认可的四项全国民调中取得至少10%的支持率，才有资格参加。
　　在原先的辩论资格规定中，对参选人还有捐款人数量的要求。但是1月31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突然取消了这项规定，只要求参选人在民主认可的4个民调中达到10%或以上标准。由于自费参选的布隆伯格不接受外来捐款，因此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这一修改规则之举，被视为是为布隆伯格参加辩论扫清道路。
　　参加19日拉斯维加斯辩论资格的民调统计截止到2月18日晚上24点之前。在截止时间前发布的NPR/PBS NewsHour/Marist民调，是四项民调中的最后一项。
　　布隆伯格去年11月宣布参选，迄今为止没有参加一场民主党辩论。2月19日将是布隆伯格作为民主党参选人的辩论“首秀”。
　　参选较晚的布隆伯格选择直接投入3月3日的“超级星期二”，没有直接参与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因此19日的辩论，也将是布隆伯格首次与桑德斯、拜登等其他民主党参选人直接对抗。
　　根据NPR/PBS NewsHour/Marist发布的这项最新民调，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获得31%的支持率，位居第一。布隆伯格排名第二，前副总统拜登获得15%的支持率，居第三位。
　　其他几位主要的民主党参选人，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Warren）、联邦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彻（AmyKlobuchar）和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前市长皮特·布蒂吉格（PeteButtigieg）分别以12%、9%和8%的支持率，位列第四、五、六位。

来源时间：2020/2/18   发布时间：2020/2/18

旧文章ID：20743

作者：刁大明  来源：澎湃新闻

　　“艾奥瓦和新罕布什尔仅仅是一个开始。现在，这场竞选将转战到内华达和南卡罗来纳，我们必须尽全力实现胜利。在紧要关头，请捐款帮助我们的竞选吧。”2月12日，陷入苦战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还是坚持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募款广告，高调宣誓自己的总统竞选仍在继续。
　　2月3日艾奥瓦州初选的第四名、2月11日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第五名，对任何参选人而言，都是高兴不起来的开头。具体而言，在两场初选分别产生的65个承诺代表（pledged delegate）和吸引到的至少47万选民中，拜登只很惨淡地获得了6个代表和仅占10.4%左右的4.8万张票。
　　即便两场揭幕战并没有冲出搭上“顺风车”的绝对领先者，但拜登却有点陷入了“落水狗”模式：2月3日之后，拜登在全美民调中被桑德斯反超，甚至在2月11日之后其最大落后幅度扩大到10%，平均值也在4%。这也是去年4月底拜登正式宣布参选以来在全美民调中的最差表现。甚至，桑德斯已开始展现出在拜登心心念念的内华达州民调领先的趋势。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似乎预示着拜登第三次总统竞选之旅将很快止步。不过，美国舆论界对这位前副总统的竞选前景却还是表达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有观点明确提出，败走麦城的拜登早已无力回天，应尽快知难而退，为民主党主流派阻击桑德斯让路；但也有很多人站出来为拜登打气，其理由是1992年也上演过克林顿的经典逆袭，而且放眼民主党参选人的“水池”，拜登仍握有“最大公约数”。
　　数字游戏可以继续玩
　　在最初预估拜登参选之时，我们就曾半开玩笑地提出拜登获得提名的机会或许只是“白等”。虽说与前副总统当时几乎无敌的民调表现格格不入，但支撑这个判断的理由其实很多：初期的高民调可能只是知名度而非支持度，而且那张华盛顿圈内人的老面孔、那种总统也该轮到他的想当然，以及后来冒出来的所谓“电话门”中父子俩的拎不清……这些隐忧都是拜登不太容易绕开的暗礁。
　　不过，艾、新两州的连续惨败，即便算是这些隐患引爆的结果，但客观讲也还不是给拜登的竞选直接判了“死刑”。换言之，艾、新两次的落败只是将一个真实水平的拜登展现出现，但被打回原形的他在理论上都并非彻底失去了所有机会。
　　初选本身毕竟还是一道数学题：参选人们走走停停、一站一站按比例（跨越15%门槛以上）收获代表支持，最终凑齐半数以上者过关。而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之中，任何参选人大概都不会如大选那样一夜成王败寇。在艾、新两州“风向标”意义褪色的同时，两州初选能决定的承诺代表数量原本就微乎其微。即便算上2月22日的内华达和29日的南卡罗来纳两州，整个二月产生的承诺代表也只有155个，仅占7月份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承诺代表总数（3979个）的3.9%。相比之下，14个州加美属萨摩亚同日举行初选的3月3日即首个所谓“超级星期二”就显得太至关重要了：当天将决定1344个代表的支持归属，占总代表数的33.7%。
　　如此悬殊的实际权重才给予了布隆伯格如今的迷之自信，而这道数学题也理论上为拜登等人创造足够空间。一方面，拜登可以有充分理由反复强调前两站初选的极大局限性，不会对其选举有任何影响。另一方面，即便桑德斯仍在“超二”赢下更多州，但如果在获得选票以及代表的比例上不具备压倒性，也就难以坐稳“绝对领跑者”的位子，拜登等人也就还会留在选举当中。
　　不要忘了，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实现的只是25.6%比24.3%的险胜，远远逊色于2016年时以60.4%对38%完胜希拉里的霸气。就算是有415个承诺代表的加州和228个承诺代表的得克萨斯也加盟首个“超二”，但倘若各州都平行出现桑德斯以微弱优势领跑、其他参选人紧随其后的局面，至少在数字上还是难分胜负。
　　此次拉锯战的重演不排除一种很难堪的结果：即在初选全部完成之后，届时跑道上如果还有三位或以上的参选人锲而不舍的话，或者说所有承诺代表至少还有第三种选择的话，就完全可能酿成无人在3979个承诺代表中过半的尴尬情形。进而，按照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新规，在允许771位政治精英出任的“超级代表”（Super delegate）表态的第二轮投票中过半者将获提名。可以想见，这些建制派精英当然会尽可能阻止桑德斯出线，这也就自然构成了拜登得以胜出的最后希望。但不难料想的是，2016年时“超级代表”强化民意选择、确保希拉里过半的结果都能在民主党内部激起轩然大波，此次若有机会充当起“造王者”，那也不外乎导致一场1968年级别的党内地震。沿着这个路线图推演下去的话，拜登闯出提名战的机会，没准是要以民主党的加剧裂解为代价，那样的话，更不用讨论夺回白宫的可能性了。
　　南卡一战意义有限
　　虽然民主党初选的这道数学题不会很快有答案，但拜登要留下来，就必须有一个可以证明自身实力的理由。目前看，拜登的最后一棵救命稻草只有尚还保持住的非洲裔选民的绝对支持了。新罕布什尔初选名落第五且颗粒无收之后，拜登曾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对非洲裔选民喊话，抨击艾、新两州选民结构“太白”有失公允：“99%——这是到目前为止的初选提名过程中没有参与的非洲裔选民的比例。任何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没有黑色和棕色人种选民支持的情况下赢得民主党总统提名。”此外，拜登在公开集会中也反复强调自己的独一无二：民主党人不能想当然认为非洲裔选民必然支持自己而可以不去回应他们的诉求，他不是这样的。
　　虽然首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至今并未对任何人公开背书，但拜登显然还是在不遗余力地祭出“奥巴马牌”，也正是因为其与奥巴马搭档8年的履历才有这样的资本。不过，在作别奥巴马时代三年多之后，拜登的“奥巴马牌”到底还有多大效力呢？
　　一般认为，2月29日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将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一方面，南卡初选的时间与3月3日的“超二”仅隔两天，或更易掀起乘胜追击的势头，对任何参选人而言都是稀缺资源。另一方面，南卡注册民主党选民中的大部分（2016年为61%）是作为民主党关键基本盘的非洲裔选民。这就意味着，如果在南卡败北，即得不到南卡非洲裔选民认可的话，即便最终获得提名，也不得不正视无法动员足够非洲裔群体投票率的负面后果。
　　要知道，即便是赢下南卡的希拉里也还是遭遇了非洲裔投票率整体下滑的颓势（从2012年的66.6%下降到2016年的59.6%），更何况无法在南卡胜出的其他人呢？至少从目前看，拜登在非洲裔群体中的支持仍是包括桑德斯在内的其他参选人所不具备的。除了“奥巴马牌”之外，支持民主党的非洲裔选民往往持有相对温和甚至在某些议题上的保守立场，进而对桑德斯的激进议程或布蒂吉格的性别取向都不太容易接受。
　　但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即就算非洲裔持续保持了对拜登的情有独钟，这位前副总统就可以凭借这么一张王牌成功逆袭吗？答案估计也存在很大难度。比较新的民调显示，对比最终获得提名者为桑德斯或拜登的两种假设，非洲裔选民等少数族裔在大选中的投票意愿差距并不大。其解释或是特朗普在非洲裔选民中的支持度奇低，而包括非洲裔在内的民主党选民的唯一投票目标就是“下架”特朗普，这种强烈意愿可以弥合党内选择上的分歧。
　　同时，在民主党必须同样重视的拉美裔群体当中，桑德斯的支持度已较大幅度超过了拜登以及其他对手：桑德斯36%、拜登24%以及沃伦10%。与2016年的表现相比，桑德斯在拉美裔支持上的进步不排除在族裔选民盘上有所突破的意味，但年龄因素再次超越族裔标签成为更强驱动因素也是事实。按照2018年的数据显示，“Z世代”（编注：在1990年代中葉至2000年代出生的人）在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分布分别为31%和38%；而54岁以上即“婴儿潮”一代以及更年长者在非洲裔中达到了四分之一，但拉美裔中的这个年龄段人群只有17%。
　　由此可见，即便拜登在初选中坚守非洲裔的“防护墙”，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拜登才能团结非洲裔选民；而就当今民主党选民结构而言，代际标签正在持续对冲乃至超越族裔标签，上升为更强大的动员抓手。这是拜登的弱项，却是桑德斯或布蒂吉格的强项。或者说，当年奥巴马的竞选成功在于很好地兼顾了两个标签，而这却是今天的拜登学不来的。
　　拜登仍是最大公约数？
　　艾、新两州初选之后，桑德斯领跑民主党内激进派的态势几乎确定了，关于沃伦的下一个爆炸性消息大概就是何时退选或者为谁背书了。但在温和派阵营这边，却很难做出布蒂吉格将领衔主导整合的评估。至少从全美、内华达、南卡、加州以及得克萨斯等多层面的民调表现上，布蒂吉格并未进入明显上升通道之中。有可能的原因是，目前温和稳健派光谱中仍存在着多位资质不同的参选人。他们各自具有布蒂吉格无法取代的优势以及相应的选民动员能力，比如拜登的非洲裔支持、布隆伯格的财力与犹太人支持、科罗布察的女性票以及这三位竞争者都具备的更资深的执政经历。
　　在整合节奏上，温和稳健派一定更加复杂且具有难度，其中占据最大支持份额的拜登势必最为关键。如果一开始稳健派这边基本上就是拜登与布蒂吉格的对决的话，那其主线可以说就是世代之争，拜登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而杀入布隆伯格之后，稳健派内部的争夺奏响了更多的旋律。在衬托之下，拜登反而成了多选一中的最大公约数。未来布蒂吉格或布隆伯格任何一方退选的话，最大的受益者一定是拜登，而如果拜登退选的话，桑德斯、布蒂吉格以及布隆伯格都会分配到拜登的支持者。或者说，没有拜登的温和派几乎难以整合来对阵桑德斯。从参选以来，布隆伯格的所有努力都是希望最终改变这个事实。甚至，最近还传出布隆伯格正在考虑选择希拉里作为副手人选的秘闻，希望以此在温和稳健派中排上C位。但其实从一开始就很难想象这么一位一掷千金的前共和党籍市长能符合当下民主党选民的政治审美，至少是不具备足够多到赢的吸引力。
　　或者目前可以做这样的判断：拜登在理论上仍有机会，但极可能将在“超二”之后变得更小。拜登在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中的最大意义在于他将掌握节奏，即决定何时桑德斯才能作为绝对领跑者锁定提名胜局，以及桑德斯最终可以实现多大程度上的党内整合。其实，2016年时的桑德斯就是这么个角色，当年他做得并不大气，不知道一贯“大嘴”的拜登会如何呢？

来源时间：2020/2/18   发布时间：2020/2/18

旧文章ID：20742

作者：祁昊天  来源：澎湃新闻

　　美军祁观|美军战“疫”①

　　美军在联邦应急响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因为反应缓慢、效率低下时常遭到诟病。这固然与外界预期太高有关，但军地联动、部门协调障碍重重也是不争的事实。此外，美国的军政大趋势也使这一局面难以改善，比如联邦收权、现役部队对此类任务失去兴趣、国民警卫队的防控优势等。
　　两道难题
　　第一道难题是联邦与州的协调。
　　《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规定，“凡是宪法没有赋予联邦，且没有禁止各州所享有的权力，均由各州及人民保留。”1878年《地方民团法案》（Posse Comitatus Act，字面意思为“郡的权力”）对此宪法精神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强调州长对国民警卫队的调动权。此即美国联邦与地方政军关系的基石。
　　1988年的《斯塔福德救灾与应急支援法案》及其修订版虽然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但并未突破《民团法案》。从根本上来说，国民警卫队仍然是“州长的队伍”，不同于现役部队和预备役。
　　《民团法案》的另一个重要精神是严禁军事力量介入国内执法、治安、维稳，可引申至疫区相关任务。不过，《美国法典》第十卷却明确了州长在多种任务场景下调配国民警卫队的权力，包括维持治安。而《法典》第三十二卷还规定，警卫队可在执行州长任务同时接受联邦酬劳，执行包括治安、执法在内的任务。“9·11”之后，警卫队在美国多地机场维持治安，便是根据这一条款来进行的。这些规定打开了军队的国内执法治安禁区。
　　当重大疫情发生时，州长应急响应的首选肯定是自己的队伍，亦即本州的国民警卫队。多数情况下，州长还会依据《民团法案》实行“联州自保”，在调动本州警卫队的基础上向邻州“借兵”。只有在地方部队无力应付时，州政府才会向联邦请求现役部队的介入。
　　这时，州和联邦之间的协调就成了问题。上篇说过，州政府向联邦求援，要经过一套十余步的“协助申请”。对于不熟悉华盛顿相关机制运作的地方文官来说，这一机制带来了巨大挑战。例如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期间，地方及联邦层面都宣布了紧急状态，但这一程序始终未启动，致使联邦和地方协调沟通一度陷于崩溃，直接影响了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有效灾害评估、军队部署决策，以及人员和物资的调配。
　　第二类协调难题在国防部与其他联邦机构之间。
　　联邦机构之间通过多种机制进行协调，包括跨机构工作组、跨机构联络官、共同编制行动预案与计划，以及机构联合训练演习等等。在军方，“国防协作官”很关键，他们向联合部队指挥官及北方司令部负责，传递协调军事响应的需并派遣联络官。
　　尽管如此，联邦机构间的沟通仍然障碍重重。比如，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联邦应急管理局、国土安全部、国务院等部门往往高估军队的响应能力，而低估了疫情灾害对物资、物流、人员等方面造成的巨大压力。再如，五角大楼与其他机构虽有日常沟通机制，但在联合行动计划的实施与评估过程中难以实时对表，各机构步调不一致导致效率耗损是大概率事件。
　　在具体表现上，联邦机构的信息系统并未做到无门槛共享，特别是军方的数据信息，即使不涉密，获取成本也偏高。目前，联邦应急管理局承担了绝大部分跨机构信息的汇总工作，联邦机构很难绕开它去获取其他部门的信息数据，这样一来，既抬高了行政成本，也降低了效率。一些非常重要的日常推演数据、经验汇总及相应预案修正无法有效同步更新。
　　这也是为什么应急管理局一再建议各机构加强信息透明和分享机制，比如将信息发布在“国土安全信息网络”上，这是一个对联邦、州、地方、政府及私人国土安全相关部门都开放的网络平台。
　　至于军队和地方，原本就有矛盾和偏见，加上统筹协调不足，互相不买账的情况时有发生。美国军地联训联演具有下沉式、基层化的特点，预案和准备也都在基层展开。这种演习的好处是实操性强，微观及基层迅速发现问题；弊端是中高层协调缺失，有些演习军方只出动连级防化部队，而地方执法机构如警察系统的大员们常常不买他们的账。
　　历史趋势
　　美国立国早期，联邦政府参与国内灾害救援是禁区，被认为超越了宪法赋予的权力。即便各州向联邦政府申请救灾援助，也往往被拒绝。加之大规模常备军被认为有损美国政治健康，又受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人口密度等因素，在天灾人祸面前，美军基本派不上什么用场。这种情况在南北战争之后有所改变，但总体来说，军队参与国内民事支援的幅度依然有限，1868至1898年的三十年间，有案可查的只有17次。
　　进入20世纪，联邦统筹的观念得到强化。这时，美国已经从相对扁平分散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工业国，随着州与联邦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垂直治理”和“统一调配”的优势日益凸显。相应地，联邦救灾的相关法律程序和经费管理进行了调整，现役部队成为主力。
　　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930年代以后，红十字会和国民警卫队开始承担更多责任，现役部队逐渐边缘化。二战爆发后，美军专注海外作战，基本淡出了国内任务。
　　二战后，联邦政府在国内应急响应中的重要性再一次提升，但军队的作用却在持续下降。1950年，《联邦救灾法案》授权总统先斩后奏，可以绕开国会对灾害进行反应。红十字会与公共卫生局可基于联邦立场，统一调配各州国民警卫队与民防部门。1974年，国会通过《联邦救灾法案》修正案；1979年，联邦应急管理局成立；1982年，《经济法案》进行修订，调整了联邦机构间的物资与服务交易规则……这些都强化了联邦政府在国内救援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冷战结束后，强化军队本土应急响应支援职能的声音再次出现。原因有二：一是联邦应急管理局及地方官员在1990年代初的几次灾害中应对不利，最后还是靠军队才挽回危局；二是冷战结束后，美军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定位和任务转型提上议事日程，强化对内功能是诸多新主张之一。
　　尽管如此，现役部队的应急响应能力并未明显提高。除了上文提到的诸多掣肘，军队扩大救灾参与的最大阻力，来自军队本身。美军向来对所谓的“美式战争”情有独钟，这种战争的特点一是渴望并依赖技术上的优势，二是对于低烈度任务和非战争行动缺乏兴趣。美军高层更是时刻警惕军队资源被“挪用”到训练与作战之外的领域。
　　现役部队在应急响应中的角色持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各州的国民警卫队。一来国民警卫队拥有“子弟兵”属性，奔赴疫情一线的官兵救助的都是本乡本土亲人朋友。相较之下，现役部队则像是“雇佣兵”，为了联邦薪酬才出动的联邦“雇员”，与美国社会的隔阂十分明显。
　　二来国民警卫队熟悉其所在的州，与相关行政部门打交道的经验丰富，沟通渠道相对畅通，加之对当地的人文、经济和地理状况都更为了解，人员和物资调配起来也更快更妥当。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国民警卫队是“州长的兵”。各州府调动本州国民警卫队并向邻州求援兵，效率比启动联邦应急机制高得多。
　　鉴于国民警卫队的上述优势，近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曾做过相应调整，授权使州长与总统在必要时协商安排国民警卫队军官担任灾疫区前线特遣部队的总指挥官，不仅指挥本州警卫队，也可在紧急状态下指挥联邦现役部队。不过，这项安排的实际操作困难重重，遭到现役部队抵触，不仅难以提高救援前线的效率，反而可能加剧军队内部矛盾。
　　进入后反恐时代，美军再一次面临任务转型。特朗普总统的大国竞争定位，势必会影响美军在国内民事支援中的作为。虽然也有意见认为，参与疫情防控、抢险救灾有助于提高部队应对战场环境下不同任务的能力，但总的来说，五角大楼对挖掘美军的对内功能不感兴趣，而更希望把人力、财力、物资、装备和时间集中起来，专注于地缘竞争。

　　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时间：2020/2/18   发布时间：2020/2/15

旧文章ID：20741

作者：祁昊天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历史不长，却也经历了许多灾害和危机，仅1918年的流感爆发就造成了约67.5万美国人的死亡。
　　在应对灾害的过程中，美国形成了一套以联邦政府文官机构与州政府为主体的灾害响应体系，包括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应急反应、防控、善后和重建。不过，军队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一些作战与和平时期非战争行动具有互通性，如疏散、维稳、后勤、运输、通讯、监测等等，在这些领域，军队无论在动员、装备，还是人力、物资上都具有优势。
　　军队参与灾害、疫区救援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专业知识与训练，专职单位数量小。不过也有特例，比如海岸警卫队，过去十多年，在国内民事支援任务中，它是反应最为迅速、作用最为显著的联邦军事单位。当然，这与过去十余年美国主要国内灾害的性质有关系，如在应对飓风灾害时，海岸警卫队的装备、训练和部署特点都为其专业化响应提供了基础。
　　具体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了提高军队的响应能力，美国做了不少顶层设计和机制建设，上下与平行联动设计比多数国家精细得多。这些设计和工作经由法律确认和行政保障，常年更新和完善，是美军进行民事支援的前提。其中存在诸多问题放在后面谈，先来看一看其总体设计。
　　多层面响应
　　顶层设计方面，美国公共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由一整套法律框架加以规范和保障，《美国宪法》、《民团法案》等根基外，在历史的演进中还产生了一系列法案与行政框架，包括1950年《联邦救灾法案》、1982年《经济法案》、1988年《斯塔福德救灾与应急支援法案》、1992年《联邦响应预案》（FRP）、2004年《全国响应预案》（NRP）、2008年《全国响应框架》（NRF），一系列总统令和行政方案，如2003年《国土安全第五号总统令》、2006年国安会的《大流行流感国家战略行动预案》、2011年的《第八号总统令》等。
　　由于军队拥有更高的组织协调能力，更集中的人员、后勤、运输动员和物资分发能力，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程度甚至不逊于专业民事机构，作为上述应急体系的一环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军介入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有两种情况：一种在国际层面，另一种在国内。先简单说一下国际层面，本文主要讨论美军在国内的角色，海外疫情防控暂不深入。
　　美军参与国际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由美国国务院牵头，国防部辅助，主要职责首先确保美军自身人员健康和安全，在此基础上协助全球疫情监控，为伙伴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主要是军队间的协作）。2014年，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美国国防部提出“全球卫生安全框架”，先后有30多个国家加入。该框架有效期五年，可视作美国强化全球公共卫生领导角色的尝试。
　　军队介入海外疫情防控的挑战很大。政治层面的利益冲突自不必说，一线人员和病患每日面对的沟通障碍乃至冲突风险，也难以逾越——一边是缺乏专业防疫训练的美国军人，他们荷枪实弹却又对传染病充满恐惧；另一边是被困在疫区的当地百姓，他们迫切需要物资和救治。一步不慎，摩擦便起，这一点美军在埃博拉疫情中便有体会。
　　在国内，美军响应分两个层面：一个是联邦层面，动用现役部队及预备役；另一个是地方层面，由州政府直接调动国民警卫队。前者掌握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级别动员力度，但启动程序和协调复杂；后者资源相对有限，但也更加方便，国民警卫队根据宪法受所在州政府节制与调配，对当地疫情能够做出即时反应。
　　在联邦层面，美军通过执行“应急支援功能”（ESF）履行《全国响应框架》所规定责任，与其他机构如“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国土安全部（DHS）等联动。五角大楼与这些机构同为卫生部的“公共卫生突发医疗措施项目”成员。该项目于2006年启动，美国政府希望借此更好地协调各机构关系，以应对大规模传染病以及生化和辐射等原因造成的公共卫生危害。这一联动机制在H1N1和埃博拉疫情中均发挥了作用。
　　在国防部内部又细分为若干相关机构：国防卫生局（DHA），为美军内部提供支持，向各军种及战区提供医疗队伍；全球新兴传染病监测系统（GEIS），用于加强疫情监视、爆发响应、全球实验室网络的协调合作等；社区传染病早期预警电子监测系统（ESSENCE），针对传染病爆发、快速蔓延或非常规病例加强提供监测与预警能力；各军种的“国家灾难医疗系统联邦协调中心”，依据五角大楼指令启动疫情防控、病患收治工作。
　　概括地说，美军在联邦响应中的职责包括：疫情监控；病患转移安置与收治；为公共卫生医疗系统提供食物、水、垃圾及废水处理等物资和后勤支持；协助死者身份识别、遗体处理；进行疫情相关动物处理；维护关键地区、设施、物资安全等。
　　在美国历次大规模疫情应急响应计划与实践中，在上述领域美军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美军在疫情防控中的行动也受到诸多掣肘，并没有好莱坞演绎得那么神。联邦动员体制、军地与机构协调、联邦与地方关系、军地预期差异等，都会影响其发挥。
　　联邦应急动员
　　疫情爆发后，如果地方需要现役部队支援，首先需要启动联邦响应机制，办理“协助申请”（RFA）手续。这是1988年《斯塔福德救灾与应急支援法案》规定的。
　　该法案扩大了联邦权力，授权总统建立联邦统一的灾害应对救援体系。当州或地方无法应对重大疫情时，总统可宣布紧急状态，由相关州长或地方政府向联邦政府提出援助请求。根据2003年《国土安全第五号总统令》，国土安全部长为联邦响应的第一负责人。
　　“协助申请”的流程相对繁琐，一个重要考虑是避免联邦过多干预地方事务，并提高军队介入国内民事的门槛。具体说有十余步，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美国国防部、美国政府问责局制图：作者、澎湃

　　在特殊情况下，若事态十分紧急、响应时间极为有限，美军也可以在协助申请程序未完成时便采取行动。这种情境下，当州或地方民事机构向联邦军队申请协助时，根据国防部3025号《民事机构防务支援》命令，在未获得更高级别正式授权时，五角大楼可以动用军用资源参与救助，该类行动时长不得超过72小时。美军在不同层级上设置了指导方针与行动方案，其中顶层设计为2013年颁布的《国防部流行传染病全球行动计划》。此外，其他非专门针对公共卫生应急反应的计划如《力量使用方针》、《联合战略能力计划》也对关键单位的民事支援角色做了规定。
　　联邦应急指挥
　　美军联邦民事支援任务的总负责人曾长期从陆军中指派，这与陆军的救灾传统和人力优势有关。陆军第一军负责美国本土东半部，亦即密西西比河以东，第五军负责密河以西。这一安排在2003年发生了变化，改由负责国土安全的助理国防部长协调。其下，另有联合军事支援主任负责军内协调和监督的具体事宜。
　　2002年，北方司令部成立，主要任务第一是国土战略防御，第二便是民事支援，包括疫情防控任务。此后，具体救灾指挥也从陆军移至北方司令部。2006年，陆军第五军重组为“北方军”，在北方司令部统筹指挥下负责全美本土的救灾协助任务。北方军每年都会进行一项代号“强势响应”（Vibrant Response)的演练，模拟美国大城市遭遇万吨核爆后的救援。此外，北方司令部还专设民事支援联合特遣部队。
　　北方司令部为各战区和军种制订疫情防控计划提供指导，统筹各战区、军中的救灾行动，并督查其行动符合《国防部流行传染病全球行动计划》的要求。司令部内部文件《大规模流行病应对》，则细化了其自身职责及执行手段。
　　北方司令部之外，美军其他地理战区也都编制了重大流行病疫情防控及应对文件，包括具体的行动方案。例如，前太平洋司令部在计划中详列了对应白宫“六步走”的方案，即预备、保护、缓解、响应、稳定和过渡恢。此外，各军种根据自身特点也有各自的应对方案，以支持战区行动的需要，具体到基层设施、单位级别的隔离防控措施计划。
　　美军在联邦层面的这套响应体系设计不可谓不严谨，行政与法律支撑俱全，能够吸收过往经验教训持续演化完善。但问题也显而易见，比如机构协调机制复杂，统筹决策不足，部门权责重叠，响应程序繁复等。这些问题将在下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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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时间：2020/2/18   发布时间：2020/2/14

旧文章ID：20740

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中国当局2月18日宣布第三轮减免对美进口商品的反制关税，涉及美国的猪肉、牛肉及大豆等696项商品。这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2月14日生效后，中国采取的最具实质性的关税减免措施。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企业从3月2日起可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自美采购商品关税减免申请，逐一审核批准后，有效期为一年。
　　中国承诺未来两年增加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及服务。这次关税减免商品包括猪肉、牛肉、大豆、液化天然气、原油等曾被中国征收额外关税的美国主要农业和能源产品。
　　不过，自去年年底前爆发的武汉新冠病毒疫情，令人担忧中国完成购买美国商品目标的能力。中国各地方当局为控制疫情，严格限制旅行及交通，令许多工厂无法开工或只能部分开工，居民也无法离家外出，严重影响消费。
　　目前，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已使7万多人感染，1800多人死亡。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这个月早些时候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与特朗普总统通话时确认，中国将完成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目标。

来源时间：2020/2/18   发布时间：2020/2/18

旧文章ID：20739

作者：小山  来源：rfi

　　华尔街日报今天引述熟悉内情人士消息，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实施新贸易限制，拟限制使用美国设备替中国电信巨擘华为制造芯片。目前美国正试图切断中国获取关键半导体技术的管道。但美国业界人士则说，这项行动旨在拖延中国的科技进展，却可能干扰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并对许多美国公司的成长构成打击。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传华盛顿再剑指中国，拟限制用美设备替华为制芯片。
　　“华尔街日报”（Th eWall Street Journal）今天报道，美国商务部正在草拟修订“外国直接产品规定”（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的提案。这项规定将对外国企业把美国技术用于军事或国安产品实施限制。根据熟悉相关讨论的人士，修订后的规定可能允许商务部对全球芯片工厂提出要求，若这些工厂有意使用美国设备替华为制造芯片，必须取得许可。
　　该报道说，曾听取相关简报的人士表示，中国企业也一定会把这项行动视为对他们的威胁，这就是修订提案的一项目标。美国业界人士则说，这项行动旨在拖延中国的科技进展，却可能干扰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并对许多美国公司的成长构成打击。
　　根据消息人士，修订规定的讨论已经进行数周，但直到最近才有提案。之后还会有另一条规定，限制美国企业从旗下海外机构供应产品给华为的能力。
　　该报道称，但数名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内部并非人人都支持这种想法，特朗普本人尚未检视过修订提案。
　　特朗普曾表示，他希望美国公司能供应华为从国安观点来看不具敏感性的设备。

来源时间：2020/2/18   发布时间：2020/2/17

旧文章ID：20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