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山  来源：rfi

　　目前持续进行系统与飞行测试，寄望旗下C919客机能早日取得飞航认证的中国商飞公司（Comac），恐怕将面临美方新的制裁大招：限制出售客机心脏的引擎。据路透社说，禁令剑指美国通用公司。
　　据上报今天报道说，扣住心脏制裁中国再传新招，华府拟禁通用提供C919客机引擎。
　　该报道说，从2017年首次在上海浦东机场试飞成功后，中国将希望寄托于这款自制的窄体客机C919身上，期盼能尽快取得国际多项飞航认证，打入全球市场、与劲敌空中巴士（Airbus）、波音（Boeing）一较高下，拓展其自制产品的市占率。据路透社透露，目前持续进行系统与飞行测试，寄望旗下C919客机能早日取得飞航认证的中国商飞公司（Comac），恐怕将面临美方新的制裁大招：限制出售客机心脏的引擎。
　　据外电指出，目前C919客机的引擎是采用美法合制的LEAP发动机（CFMLEAP engine），由美商通用电气（GE）与法国赛峰集团（Safran）联手制造。消息引述内部人士透露，特朗普考虑驳回通用正在申请延长销售许可的请求，借此禁止该公司向中国商飞提供LEAP发动机，作为中美两国科技制裁较量的新招数。据了解，白宫拟在28日召开跨部门会议，商议新一波禁止美国科技向中国输出的清单，LEAP发动机将是其中一项。
　　该报道说，但对于媒体的报道，通用电气尚无任何回应。
　　由中国商用飞机研发生产，C919计画从2008年正式启动，联手国际16间航空设备商共同研发，包含美商CFM国际、通用、汉威联合等公司，协助开发专属的引擎、燃油、飞航控制系统等设备。中国自制的C919客机于2017年，首次在上海浦东机场试飞成功。C919客机最大载客量为174人、单一经济舱设计则为168名，最大飞行距离则为5555公里（加强版），被定义为中短程区域航线使用。目前预计在2021年、首架认证客机将交付给中国东方航空。
　　该报道说，虽称为国产客机，可从生产线来看，基本上，C919客机除了少部份如雷达、机翼等来自中国国内厂商，其他的发动机、起落架、驾驶舱设计、模拟器等，都来自美法等多国供应商支援。C919引擎与关键零组件仍需倚赖进口。
　　商飞总工程师杨志刚2019年底受访时，就曾提出美方禁售引擎的警告，“倘若中美贸易战持续延烧，而北京将我们在美方的供应商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Unreliable Entity List），这当然会对我们公司造成影响。举例来说，就以飞机最重要的心脏-发动机为例，目前C919使用通用电气（GE）制造的发动机，一旦遭到制裁或禁止，我不认为现阶段、中国有能力产出能替代通用版本的发动机！我们与供应商之间，经常会因为需求或修改，而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和配合。如果真的被迫要更换供应商，从中国国内或欧洲另选，那光是重新媒合、就需要额外浪费一段时间。”
　　该报道称，新制裁方案可能在28日出炉。除了通用可能遇到阻碍，生产飞航系统的汉威联合（Honeywell International）也可能受到波及。汉威提供中国两款自制客机：C919与C929的飞控系统，属于飞机的关键零组件之一。
　　该报道称，不过，在华府正式命令出炉前，公司发言人拒绝对此传闻进行回应。

来源时间：2020/2/18   发布时间：2020/2/16

旧文章ID：20737

作者：余智  来源：联合早报

　　台湾2020年领导人大选，代表本土力量的民进党与蔡英文，对于相对而言亲中国大陆的国民党与韩国瑜，取得压倒性胜利。笔者认为，此次台湾大选结果以及陆台关系发展历史均显示，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应该在坚持“一中”的前提下，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予以解绑，在继续争取“九二共识”生存空间的同时，探索“一国两制”之外的新思路与新表述。
　　一、此次台湾大选结果的启示
　　此次台湾大选的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民进党与蔡英文一举摆脱在2018年台湾地方县市长选举中被国民党与韩国瑜击败的溃乱局面，实现“咸鱼大翻身”,以大比分将对手反压在下。但这一选举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在选前较长时间即被新闻舆论与民调机构反复准确预测。
　　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导致这一选举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反修例”事件导致台湾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对大陆与“一国两制”的恐惧加深，从而使得执政绩效不算理想的民进党与蔡英文，可以充分利用“主权”牌、“民主”牌，赢得他们的选票。舆论的分歧之处只是在于，由于价值观取向不同，有人认可、有人质疑民进党与蔡英文的这种选举策略。
　　但无论价值观有何分歧，社会公众均不可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台湾各界与年轻人对大陆的“一国两制”政策普遍不认可并激烈反对。对“一国两制”的态度，俨然成了此次大选中考验候选人的“试金石”：谁反对得越厉害，谁就越能获得民众支持。在这一议题上，民进党与蔡英文牢牢占据制高点，而国民党与韩国瑜则始终落在下风，直至选举结束。
　　韩国瑜一开始对此议题含糊其辞，表示“台湾民众不接受一国两制”，而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在选民反复追问下，才表示自己反对“一国两制”。后来还赌咒发誓一样，说“一国两制”要被台湾接受，“除非从自己尸体上爬过去”。但这种在反复追问之后的表态，始终成为民进党与选民质疑其“不诚心”的把柄，在选举中成为其软肋。由此可见台湾选民对“一国两制”反对之深。
　　有评论认为，国民党与韩国瑜选举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被民进党牵着鼻子走，在大陆政策上不敢对民进党与蔡英文针锋相对，坚持自己主张。这种评论属于完全不了解台湾民意。韩国瑜只是在初始表态时对“一国两制”否定不够干脆，已经拖累其选情。如果再与民进党与蔡英文针锋相对，表态支持“一国两制”或坚持模糊化、不表态，那只会输得更惨。
　　选举结束后，国民党内部已经开始反思，认为其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为基础的大陆政策需要调整，需要寻求新的表述。国民党最近成立的改革委员会已经将此列为重要议题。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日前表示，大陆认可的“九二共识”，只有“一中”，没有“各表”，是“九二共识”在台受阻的原因。
　　国民党前副主席、表态参选国民党新主席的郝龙斌则表示，由于大陆不认“一中各表”，国共之间已经没有共识，国民党内部必须凝聚新的共识；而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并将其抹红成“一国两制”（实际上是基于大陆长期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捆绑宣传）。这就使得台湾很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逐步将“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而后者正是他们极力反对的。
　　国民党青年部主任萧敬严更表示，“九二共识”已经不是多数台湾人的共识，已在这次选举中被台湾人“有共识地否决”；他更直言必须找到新的共识，即反对“统一”的论述，这已经与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主张非常类似了。
　　如果大陆继续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捆绑宣传，那只能加剧台湾多数民众将“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的认知，使他们将对“一国两制”的反对延伸到“九二共识”，进而加剧他们对大陆的疏离，并加剧国民党被边缘化、甚至走向大陆对立面的风险，不利于两岸未来的和平统一。
　　二、陆台关系发展历史的启示
　　应该说明的是，目前台湾很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认为大陆认知中的“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从而将这两者捆绑理解。其实，这并非是大陆的本意。为此，有必要简要介绍与这两个概念相关的陆台关系发展历史。
　　“一国两制”产生于“九二共识”之前，是1980年代初大陆领导人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后来先在香港实践，并期待对解决台湾问题产生正面示范作用。
　　但台湾方面，无论是2000年政党轮替之前国民党威权政府及其统治下的多数民众，还是此后国民党、民进党轮流执政时的朝野双方及多数民众，都从未接受过“一国两制”，其官方表态也一直是明确拒绝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一国两制”视台湾为地方政权、矮化了台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担心“一国两制”并不能真正确保台湾保持自己的制度与生活方式不变。
　　最近十几年来，陆港关系风波不断，“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连累其无法为台湾产生大陆所期待的正面示范效应，反倒让台湾民众产生了畏惧心理，更加深了他们以前的忧虑与担心。
　　因此，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的排斥，并非现在才有，而是从其产生到现在就一直如此，香港实践只是加剧了这种排斥；这种排斥也不是少数人或少数政治群体才有的，而一直是台湾的主流民意以及主流政治群体的态度。
　　“九二共识”产生于1992年陆台双方在新加坡的“汪辜会谈”，晚于“一国两制”。作为“共识”，其产生之初，是陆台双方执政当局共同认可的，尽管当时的台湾威权体制无法使人准确判断其是否符合台湾主流民意。
　　台湾政党轮替后，民进党执政当局一直不承认“九二共识”，但国民党是一直坚持的，且其在台湾还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即使无法判断其是否代表主流民意。只是在此次大选后，国民党迫于形势，已经从这一立场开始动摇。
　　应该指出两点：第一，虽然大陆一直没有公开认可国民党对于“九二共识”的解读即“一中各表”，但其曾经提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尽管的确是强调“一个中国”，但并没有像台湾方面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明确将此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也并未正式否定国民党的“各表”。
　　第二，大陆从没有正式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划等号；但长期将两者捆绑宣传，确实容易被民进党利用，并加剧台湾民众将两者等同的认知，而且从逻辑上也的确会让人相信大陆版“九二共识”中的“一中”，就是“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结论：在“一中”前提下解绑“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
　　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总结三点基本事实：第一，“一国两制”一直被台湾官民双方的主流所排斥，这种排斥现在更加激烈，在台湾已经没有生存空间；第二，“九二共识”在台湾一直有一定的政党（国民党）与民意支撑，但这种支撑现在正在动摇；第三，大陆在正式表态上并未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划等号，但长期将两者捆绑宣传，很容易让台湾民众将两者等同，这是“九二共识”的原有支持基础发生动摇的重要原因。以上这三点，是抛开价值观判断不谈的基本事实。认清这些事实，是合理制定政策的出发点。
　　基于以上基本事实以及政治现实主义的考量，笔者认为，大陆应该适时调整对台政策：应该在坚持“一中”原则的前提下，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予以解绑；可以继续提倡“九二共识”，争取其在台湾的生存空间，其含义的正式表述仍然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应在“一国两制”之外，探索实现“一中”的新思路、新表述。
　　毕竟，“一个中国”（“一中”）是大陆追求的最终目标，而“一国两制”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与措施，其位阶低于“一个中国”。最终目标应该坚定不移，而手段与措施则应该与时俱进。同时，还应注意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即便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解绑，“九二共识”的提法在台湾还是会被不断质疑与否定。马英九最近指出：“九二共识是台湾与大陆的共识，如果北京不同意，你跟谁共识？”其实，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台湾不同意，大陆又与谁共识呢？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共识，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国民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动摇就是证明。
　　对此，大陆应有充分思想准备。这里的核心，应该是坚持“九二共识”的实质内容“一个中国”即“一中”，也就是两岸的未来统一。至于具体提法（是否称为“九二共识”），应该留有调整空间。
　　另一方面，“一国两制”之外的新思路与新表述，应该获得台湾尽可能多的政治派别与民众的接受，特别是获得支持两岸未来统一的政治派别与民众的支持，而非相反。以前国民党与其它支持两岸统一的政治派别也曾提出过一些不错的设想，包括“一国两府”、“联邦制”、“邦联制”等，这些设想大陆也可考虑。
　　只要有利于两岸统一，何必在乎是谁提出来的，又何必斤斤计较政党私利呢？一切有助于实现两岸最终统一目标的方案，都应该在大陆的考虑范围之内。对此，大陆可以展现充分的政治智慧与弹性。
　　最后补充两点看法。第一，以上建议，只是针对台湾问题的现时对策，不是长期根本之策；台湾问题的长远根本解决，依赖于两岸价值观与体制的融合；这一问题在近期内无解，但拖得越久，对统一目标越不利，需要两岸政党从民众利益而非政党私利出发进行决策。
　　第二，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不尽相同，但都属于政治问题；加强双方的经济融合，有助于缓解双方的对抗，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已经为历史与现实所证实；政治问题，最终还需政治解决。

　　(本文原发于《联合早报》，根据作者意见，各级标题略有修改。作者为中国大陆经济学教授。)

来源时间：2020/2/17   发布时间：2020/2/17

旧文章ID：20736

作者：  来源：MNTimes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美国疾控中心（以下简称CDC）之前一直坚称美国境内低风险、美国民众公开场合无需带口罩。然而，这两日CDC接连预警：病毒即将在美国社区爆发！
　　昨日CDC免疫与呼吸疾病中心主任Dr. Nancy Messonnier，在召开电话会议时“打预防针”称：“CDC正在为病毒将立足于美国，而做应对准备。”
　　今日（2月13日），CDC主任Dr. Robert Redfield接受CNN采访时又称：“这个病毒很可能不会在这一季就消失，有可能会持续一整年甚至一直到明年，我认为它迟早都会在美国立足并且基于社区进行传播。”
　　（原文："This virus is probably with us beyond this season, beyond this year, and I think eventually the virus will find a foothold and we will get community-based transmission."）
　　Redfield继续强调：“现在的遏制阶段是为了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新冠病毒将在今年或明年的某一时候，成为社区流行病毒。”
　　（原文："The containment phase is really to give us more time. This virus will become a community virus at some point in time, this year or next year," Redfield said.）
　　Redfield同时也表达了对“无症状传播”的担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症状感染，一些我们已经确诊的病例也只是出现了一点嗓子痛的症状而已。”
　　（原文："There’s much more asymptomatic illness," Redfield said. "A number of the confirmed cases that we confirmed actually just presented with a little sore throat."）
　　截至目前，全美共在七个州确诊了15例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加州8例，伊利诺伊州2例，亚利桑那州、华盛顿州、马萨诸塞州、威斯康星州和德克萨斯州1例。
　　由于最近的这3例病患皆来自武汉撤侨人员，CDC也在声明中警告称:“未来几天或几周可能还会有更多病例出现，包括最近从武汉撤离回来的美国公民。”

来源时间：2020/2/17   发布时间：2020/2/14

旧文章ID：20735

作者：熊蕾  来源：察网

　　继2003年非典之后，又一波新冠状病毒汹汹而来，再次肆虐中华大地。
　　虽然很多专家说这两波病毒没有直接关系（尽管都被追踪到一种蝙蝠身上），但是我这个外行却也能看出，这两种病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针对我们的肺，针对我们的呼吸系统，让我们窒息。
　　这让我想起美国哈佛大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国安徽猎取基因的事件。
　　早在1996年7月，美国《科学》杂志的新闻栏目就率先报道说，哈佛的群体遗传研究计划在中国的血样采集将“达到”2亿人。
　　我在2001年1月就哈佛项目引起的违背生命伦理的原则进行了调查。我们当时了解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网站上列出的2000年财政年度资助哈佛大学在中国安徽涉及基因的采集的项目共有9个，包括高血压、骨质疏松症、尼古丁成瘾等，而有关哮喘病和气管及肺功能的基因项目就有两个。这9个项目，全部是在中国采集样本，采样现场基本是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
　　然而，截止到2001年1月，中国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批准的哈佛大学在中国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一共只有3项，涉及高血压、尼古丁成瘾和冠心病及骨质疏松症方面的生态遗传学研究。没有哮喘和呼吸道方面的基因项目。
　　而2002年3月，美国政府公布的哈佛大学在安徽总共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共有15个，包括哮喘病、高血压、肥胖症、糖尿病、骨殖疏松等。有多少血样到了美国，至今还是未知数。仅哮喘病一项，项目负责人、当时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担任副教授的徐希平本人承认拿到美国的基因样本就有16000多份。
　　其实当时欧洲和美国有不少研究机构都在中国进行收集基因样本，并不止哈佛大学一家，也不止是在安徽。其中，1998年3月，欧洲和美国一些研究机构就曾经和中国某部委合作，想在中国各地收集老人的基因样本，试图了解长寿的秘密。这个项目遭到了当时中方一位工作人员童增的质疑。童增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个名为中国长寿老人健康调查的培训。其间，一个欧洲专家指导他们如何采集老人的血样，教他们把那些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的手，先在热水中浸泡，再搓热，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用针管从老人手指取血。第一滴血不能用，要求从第二滴血开始，从每位老人手指上取的血，要能充满直径为12毫米，或一枚一分硬币大小的5个圆圈。这个项目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出资、美国杜克大学和欧洲一些研究机构参与，中国老龄委等协助。这种取血办法引起了童增的怀疑。起初他担心这样采血，对高龄老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利。后来他发现，培训的中文资料和说明，都似乎有意识地回避英文资料中的基因字样。他认为，“这是在猎取中国的基因资源！”因此童增一方面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方面通过媒体，呼吁警惕中国基因资源的流失。结果，已经采到的4000份血样被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下令封存，不许出境，但童增也因为得罪了顶头上司，受到严厉处分，并被辞退。
　　当时来中国采集基因样本的国际项目，没有一个公开说是采集基因样本，大都是打着健康调查的旗号，却都要采集血样。在童增公开质疑长寿老人健康调查前后，就有一些专家也公开提出质疑，媒体上发出了不少警惕中国遗传资源流失的报道。然而很快，这种质疑的声音在媒体上就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国家很快出台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专门为管理人类遗传资源制定的一个文件由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6月10日颁布施行。
　　那么，哈佛大学为什么选择在安徽采集基因？
　　看看项目负责人徐希平本人如何讲的。他1996年在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申请资助“气管感应与肺功能的遗传因素”项目的预算论证中，这样写道：在哮喘病和慢性阻碍性肺病这类气管疾病中，要害的问题是具有很强的基因基础的气管感应和肺功能水平。而要剖析这些基本的基因“需要独一无二的人口资源，准确而全面的表型，以及有效的研究设计。”他之所以建议在中国的安徽进行“基因筛选”，是因为那里的人口“多，是同种，大多数没有看过病”。他说，在比较闭塞的安徽省，哮喘病人家庭的基因对这些表型的影响是普遍的。在美国，慢性阻碍性肺病患者很多都用过药物，使研究受到影响，而在中国这“很罕见”。选择安庆做基因研究是因为“个体在民族、环境、职业和饮食方面相对来说都是同质的”；“村庄已存在了几千年，常住人口相当稳定”；“580万人口的规模足以确保有4000户指标个案家庭”。而且“大多数受试者没有服用过任何降压药物”。
　　最早资助哈佛哮喘病项目的，是美国千年制药公司。千年公司成立于1993年。1995年12月，在它同意资助哈佛在安徽的哮喘病项目仅仅5个月之后，瑞典一家大制药公司就投给它5300万美元，对呼吸道疾病的遗传基因进行研究。千年公司和哈佛官员都认为，是安徽项目确保了这笔投资。到2002年时，千年公司的雇员已从最初的100来人发展到超过千人，资产已达数十亿美元。1994年底，千年公司与徐希平达成协议，在中国安徽表型500个家庭（400个哮喘家庭，100个非哮喘家庭），并把500个家庭的DNA提交给千年公司进行匿名基因搜寻，寻找哮喘基因。千年公司为此提供资金999996美元。
　　我们对哈佛大学在安徽的基因项目调查，重点只是看它们是否违规，即是否违反我们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法的规定，是否违反了生命伦理准则。
　　为什么选择这个重点？因为诸如基因流失、生物安全问题，不仅太过专业，而且当时也似乎被列为禁区，不好触及。而生命伦理准则，却是国际性话题。
　　2001年1月，我和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汪延一起，从徐希平的母校，也是哈佛项目中方合作伙伴之一的安徽医科大学开始调查。安医大主管科研的一位副校长介绍说，当强调合作“必须经国家批准才能做”时，“人家3个月就能拿来批文”。管理办法出台后，就因为基因材料不好出境，所以徐希平才在安庆成立一个研究所。但是，他以前究竟拿走了多少材料，谁也说不清。据他自己的一篇论文讲，1993年他在安庆做的一个高血压项目，就要在20多万人中筛选样本。这位副校长感觉到这些项目跨的单位太多，没有一个单位能和他完整合作。而且，在这些项目上，中方力量比较弱，项目又分成几块，“我们的利益不容易得到保护”，中方合作者“没有一家可以全程监控”。
　　对于美国媒体报道最初给哈佛项目投资的美国千年制药公司仅仅因为可以接触安徽的DNA资源，便在哮喘病等几个基因研究项目上获得投资一亿多美元的事，副校长毫不知情。他感到，合作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接下来调查农民的知情同意权是否得到尊重的问题。
　　联合国大会1998年12月通过了《人类基因组宣言》，宣言明确指出，生命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中，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中，必须遵守生命伦理的原则，而在对生命科学的所有研究中，知情同意是最重要的原则。
　　我们驱车从合肥到安庆再到岳西，就是想亲自听听被采过血样的农民，是否知道他们是在为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作“贡献”。
　　由安庆市卫生局局长等人陪同，我们到了地处皖西的岳西县头陀镇。镇卫生院对当年的体检没有任何档案记录。我们提出找一户当时抽过血样的农民。他们说，这些农民不住在镇上，最近的一户要走十几里山路，那里不通车。山高路远，雪后路滑，“你们上不去”。我当时就有些犹豫，看向汪延。汪延患有心肌炎，走平路都常常会喘不上气。我觉得这样的山路会要了他老命！可是汪延毫不犹豫地说，你们找个向导来，我们走上去。不听听农民怎样讲，我们心里不踏实。我当时非常感动。最后他们找来一位向导，我们在山路上走了两个小时，到了松山村那位农民家。这时我们赫然看到一条宽阔的车道直通村边，虽然是土道，但是走拖拉机完全不成问题。向导有些尴尬地说，可以开拖拉机上去的，但是他们不让我告诉你们。我和汪延都没说什么。这些基层干部的担心，我觉得也能理解。
　　这位农民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在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参加了两次“体检”。他们每人有两本当年发的健康卡，一本记载着1996年11月5日的检查，项目有心肺功能、血压等，并抽了血；另一本记载着1997年3月10日的第二次检查，也抽了血，比第一次多，但“不知有多少”。他说，“胳膊从一个小洞伸进布帘里，医生在布帘后面，看不见”。两次都给了误工补助，头一次每人10元，第二次20元，外加两包方便面——NIH的资助标准是，每个抽血人员补贴10美元。第二次“体检”是有选择的，村里只有他们一家被挑上，而且不要儿子和外孙女，只要老两口和两个女儿去。他们愿意去，“因为大女的病情比较重，一到春天就咳喘得厉害，希望她能得到治疗”。但是他们盼望的治疗并没有来。只给了一个安庆美中生物医学环境卫生研究所开的居民健康检查报告单。另外说老汉有高血压，给了两瓶降压药。
　　他们一家都非常肯定地说，没有人给他们看过、念过知情同意书，他们也不知道与哈佛的合作。我们拿出县医院办公室主任给我们的知情同意书样本给他们念：“我知道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北京医科大学、安庆市卫生局、安庆美中生物医学环境卫生研究所联合主持题为‘中国（）病分子遗传流行病学研究’的科研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调查中国（农村）居民（）病患病情况，分布特征，研究其与遗传的关系，研究各种环境因素在其发病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终发展出对这种疾病的新的预防与治疗方法。在此我同意参加该项目活动。……我知道参加本研究会得到有关的免费体检、化验与咨询，今后还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优惠医疗保健服务……”他们听了，连声说，“不知道，不知道。”血样送到哪儿去了他们也不知道。老汉记得签过字，不过是为了领误工补助。
　　回到合肥，与哈佛合作的3个项目之一的中方负责人、安医大一位教授告诉我们，1996年在岳西的体检是他主持的，与哈佛的项目“没有关系”。哮喘病项目“从1993年到1994年开始做预调查，一直做到1998年结束”，但1996年在岳西的摸底“不是为哮喘来摸底”，而是“基线调查”，“基线调查是预调查”，“主要是看老百姓对合作医疗的恢复是否满意”。
　　我们问这位教授这个调查是谁资助的？他说是卫生部与世界银行搞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项目给的钱。我告诉他，世界银行的项目是有记录的。教授马上改口说，不记得钱是哪里来的了，因为“也没花多少钱”。“没花多少”是多少呢？他“不记得”了。为什么搞合作医疗的调查要抽血，而且要抽两次，而且第二次专挑有呼吸道疾病的家庭？他无法回答。两次调查有什么结果，有没有研究报告？他依然是“不记得”，只是一再说，“那是个很小的课题”。
　　回到北京，我们询问了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答复是，世行在中国从没有资助过需要抽血体检的卫生项目。
　　在合肥时，中科院“百人计划”教授徐希平和我们谈了近8个小时。他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跟国外合作，国外肯定有利。但是这种研究“从出论文到出专利还有很长的时间”。他说，人类基因有共同的部分，也有差异。研究中国的材料，对研究一些疾病的机理有好处。他对能拿到NIH的资金非常自豪，因为拿它的项目，“要经过最苛刻的评审”，因此它资助的课题“是最高荣誉的课题”。他认为有些科学家“耸人听闻”地夸大了基因资源的重要性，对他进行攻击。“妒嫉我的大有人在，”他说。“攻击我的人对我都不了解。”
　　对于知情同意，徐希平说，“我的要求非常清楚。我们作为sponsorinstitute（主导研究机构）有责任，但不负主要责任。执行不是我的责任。不能因为我杀人而让我的院长负责。我们是有协议的。他们没执行，不能开罪于我。”
　　我当时就提出，他这个比方不恰当。知情同意的概念在中国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他作为从国外带来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应当负责任地把这个概念灌输给每一个参加项目的人，并做好示范。最后他表示要“调查一下”。
　　从安徽回到北京，我们收到了安医大生物医学研究所、岳西县医院办公室主任等同时发来的四份传真，主要内容是说岳西县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的两次“体检”都“与哈佛大学无关”。虽然1995年安医大和哈佛大学就在安庆地区开展“支气管哮喘遗传流行病学研究”项目，但在各县是“分别自签协议之日起”才开始项目。“协议前的工作均属我们国内卫生部门自行开展工作，与哈佛大学无关；如在岳西县，支喘课题是1997年9月9日签定的协议，9月前的地方工作与哈佛大学无关。”
　　但是，我们在网上查到以徐希平为首署名的一篇论文，却与上述说法不符。徐希平和安医大那位教授、安庆市卫生局长等8位作者在1999年12月第160卷第6期《美国呼吸保健医学杂志》发表的题为《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肺功能族群》的论文中，明确写出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群体遗传研究项目采样的地点：“哮喘病指标家庭是通过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在8个县（枞阳、怀宁、潜山、桐城、太湖、望江、宿松和岳西）收集的。”岳西赫然列在其中。而且论文写得明明白白：现场调查是在1994年7月1日到1998年1月26日完成的。
　　这能说岳西的“体检”与哈佛大学的项目没有关系吗？
　　而且，NIH在2000年再次资助哈佛两项哮喘基因研究的项目，因为他们并没有别的哮喘病样本调查现场，所以我们怀疑他们仍然在使用1994年到1998年在安徽收集的血样。而国家遗传资源办公室并没有批准这些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在发表哮喘病方面的论文。这能说是合法的吗？
　　我们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收到了徐希平分别写给中科院、教育部和中科大领导的告状信，说我们“反全球化”、败坏中国科学家在世界的名誉、干扰了国际合作，还“泄密”。其他问题倒也罢了，“泄密”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所谓的“秘密”，就是徐希平是中科院百人计划的一员，他不希望美国方面知道他在中国有百人计划项目。我就此又专门请教了中科院主管百人计划的部门，他们肯定地说，百人计划项目的名称并不保密，都是公开的。
　　在安徽调查时，从安医大、安庆卫生局到中科大，我们接触的所有人都对徐希平赞誉有加，称赞他为家乡捐资助教，称赞他去国多年始终爱国，还保持着共产党员的身份等等。我承认这可能都是真的。但是，我认为，爱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并不表明做科研可以违反伦理准则吧？
　　最后，我和汪延的这个调查报道，以《令人生疑的国际基因合作项目》为题，发表在2001年3月26日出版的当年第13期《瞭望》周刊。我们在文章中，对安徽有些人不遗余力否认明显有失误的工作同一个研究项目的外国主导机构和主要负责人有关系的做法，提出疑问：美国哈佛大学一个机构在中国偏远农村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没有完全遵守生命伦理原则，我们为什么要帮着他们来遮掩和否认？如果一个目的在于造福人类的科研项目，对为它做出贡献却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群体，如安徽深山里的农民的权利漠然视之，它又能给参与其中的实力较弱的合作方带来多大的利益呢？我们作为这种合作的一方，又如何保证我们中国应有的利益呢？在与哈佛的合作中，中方付出的是独一无二的基因资源，是国家用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几级农村医疗体系。相比之下，哈佛项目提供给我们的，是独一无二的吗？中方的所得与中方的付出相称吗？
　　在采访中，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哈佛的这些基因项目，从样本筛选到采集，离开我们几十年建设起来的几级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是不可能的。这应当是中方的一笔巨大投入。但是中方参加项目的很多人却认为“我们没投什么钱”。持这种看法，能坚持中方在合作中的平等互利吗？
　　根据国际公认的生命伦理准则，参与人体生物医学研究一定要得到本人的同意，而同意的基础是知情。知情的内容，既包括研究目的、方法及研究项目是谁出资、谁受益等与研究有关的所有情况，也包括参与者的利益和权利。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根据1996年美国、欧洲等医药管理机构联席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通过的《临床实践指南》，“知情同意是一个过程，个人通过这个过程在了解了决定参与实验的所有相关方面之后，自愿表达他或她参加该项实验的意愿。”也就是说，知情同意强调的是获得同意的过程，而不是用书面、签字等形式获得文书的过程。知情同意不能仅凭一纸表格来证明，来取代。检查、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做到了知情同意，不能仅看参与者的签字，更要看参与者是否“充分了解研究的目的、方法、资金的来源、任何可能的利益冲突、研究者所属的机构、预期的受益、潜在的风险和研究可能引起的不适”，要看他们的同意是否是在充分知情而且完全不受胁迫利诱的情况下给出的，还要看他们是否了解自己在参与过程中的权益。
　　但是哈佛大学在安徽的基因项目完全罔顾了这些原则。2002年3月28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设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该办公室通报了他们对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安徽项目的初步调查结果说，徐希平所主持的12个人类基因研究项目，在生命伦理、监督管理和确保参与者的安全等多方面存在“广泛而严重”的违规。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随即承认，他们在人体医学实验的监督上，的确有改进的必要；该院已决定暂停在中国进行的一切研究，重新审查这些研究项目；并对徐希平进行了谴责。2002年5月14日，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在北京大学演讲回答学生提问时，公开承认哈佛大学在中国安徽农村进行的人体研究“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错误的”。
　　美方的调查通报公布之后，我和汪延再次在《瞭望》周刊发表了文章，题为《哈佛大学在中国的基因研究违规》。在这篇报道中我们再次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最终被证明违规的研究项目，为什么会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无阻？中国方面正式批准的项目与实际进行的项目数量能够差出这么多，说明了什么？怎样保护我们在基因研究中的权益？
　　而美方的调查虽然有了这些结论，但是仍然不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负责调查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首任主任就原在哈佛大学任职，领导过哈佛大学对哮喘病研究项目的内部调查。而他对这个调查其实并不用心，在担任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主任时，就向美国政府提出，没有必要对在中国的哮喘病基因研究做进一步的纠偏行动。
　　所以，我觉得对美方调查的不足之处，光是在中文媒体发声是不够的，我就在英文中国日报相继发表了一些英文评论文章，提出，这么大范围的违规，不能仅仅追究项目负责人个人的责任。美方有关机构成建制的不道德也应追究。比如以审核严苛著称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为什么会批准一个人负责这样多的项目？徐希平所在的哈佛大学，最早给项目投资的千年公司，难道没有责任？有人责怪中方合作人员没有认真执行有关伦理准则。我提出，发起和资助这些基因项目都不是这些中方合作伙伴。这是美方出资并主导的研究项目。问题不在于这些中国工作人员是否执行不力。问题在于美国的出资机构为什么允许这些不合格的合作伙伴参与这样的研究。
　　2003年春夏之交，我们国内突发了“非典”。就在这个期间，5月30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宣布，美国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对他们在中国进行遗传和环境流行病研究项目的调查结束。美国政府接受了哈佛对违规的“纠正行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两位教授到安徽做了现场调查，调查表明参与项目的中国农民都“给出了自愿的知情同意”。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强调，“哈佛谋求在其所有的工作中确保对人体研究对象最高水准的保护”，“没有一个参加者受到了伤害，没有发生一起有意违反人体研究对象程序的事故”。
　　我注意到，美方到安徽调查的人是本身就组织实施了违规项目的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自己的教授，而不是第三方。而且有人告诉我，带领并陪同他们调查的，是徐希平本人。由于非典期间北京还没有解禁，我出不去，就给其中一位哈佛的调查人员，也就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委员会的主任，发去电邮，问他是否讲中文？能否用中文与安徽农民直接交流？如果不能，他的翻译是谁？他在中国的访问会见是谁安排的？他去过哪些采样现场？他是如何肯定知情同意书是研究对象在研究进行的当时签署的？他的调查有多大的独立性？但是，他没有回答我这些问题，而是把我的邮件转给了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新闻发言人。这位新闻发言人只给我发来一份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在美国政府调查结束后于5月30日发的那份声明，对我提的问题一概没有回答。于是我就此再次写了英文评论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直接指出美方的调查掩盖了他们研究中的不端行为。
　　非典结束后，2003年8月，我和我的同事文赤桦，会同安徽分社记者汪延，再去安徽，直奔安庆市枞阳县的农村，采访了一位当年被采血样时受到伤害的农民，和一位村医。之后，我们三人的调查报道发表在2003年9月26日出版的当年第38期《瞭望》周刊，题为《哈佛基因项目调查：一场偷猎中国基因的活动》。同时，我和文赤桦联名写了一篇英文调查报道，中国日报在2003年9月25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报道，题为《一个农户的回忆》。
　　我们找的那个农民是知情人提供的线索。2003年时他55岁。他告诉我们，1995年秋天的一个早上，“上面来人”叫他到镇卫生院去“体检”。他们放下手里的活儿就去了，因为据称“体检”是给农民服务的，“有病给你治病还不要钱”。这对平时“没钱买药就望着”，有钱买药也得等到实在喘得受不了时才吃一片的这位农民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他们有4个儿子，按要求带着两个儿子去“体检”。因为没钱坐车，他们步行十多里地，赶到镇卫生院，得到一顿免费午餐后，下午开始检查。他们回忆，同时做检查的还有来自其他村的二、三十人。他们所在的村民组30来户人家中，他们是唯一被喊去参加“体检”的。“体检”时给他们量了体温，抽了血。然后检查者让这个农民张开嘴，向他嘴里喷了一种“雾一样”的东西，让他说“啊”。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吸入这种药品干什么用，可能引起什么风险。他记得那东西“是装在一个塑料瓶子里，像打灭蚊剂一样的，”“‘啊’了三、四下,他就上不来气了，像死了一样。”在场的医生都怕了，赶紧抢救，“挂水（输液）”、“灌氧气”。做检查的医生没有一个是当地的，说话口音就不一样。但是他们夫妻俩都说不上来他们是哪里来的。那位农民一直到后半夜“气才接上来”。这之后，就没人再管他了。第二天，无人过问的夫妻俩离开了医院，自己找了辆便车回家，因为“没有钞票了”，给他们的200元“抢救就花掉了”。抢救的时候，有个大夫答应以后给他们寄药来，但是他们“到今天也没有看到药”。那之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那些做检查的医生，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体检”的结果。两夫妻都是文盲，他们说，无论“体检”之前还是之后，他们从来没有看到或听说过“知情同意书”，更没有在这样的文书上签过名或按过手印。他们更不知道，他们的血样给了谁。
　　村医是我们到枞阳之后随机找的。他当年52岁，当村医已经30多年。他明确表示知道那次“体检”是“给美国哈佛大学一个基因研究”做的，但是他说不上项目的名称。他说，“当时要我们通知农民去‘检查身体’，看是什么原因引起哮喘的。”他肯定，当时“讲了要治疗，后来没有。”他说他对这个项目不是没有疑问。他说，“一听说这是美国人搞的项目，我心里就琢磨了一下，怕这里有什么名堂。”可是，他“又否定了这个疑问，因为当时它是有政府组织领导的”，所以他没有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按照要求，他把村里患有哮喘病的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名单及简单情况登记造册，大概“有十几个”。然后他陪着参加“体检”的村民到了县防疫站，“移交”名单之后他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体检”的过程。没有人告诉他或者任何受检农民，检查有哪些程序，也没有告诉他们“体检”的结果。他和这些农民都没有看到或听说过“知情同意书”，更不知道血样会被送往美国。这个事过后再没人提起，他说。“不了了之了。”但是他希望能对它们“追根究底”，“让我们都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当然也不指望我们的调查报道会有什么结果，当时想的就是立此存照。我们不能指望美国政府来为中国的农民伸张正义，来认真执行生命伦理准则。我只想表明，对你们美国机构在我们中国做的基因项目，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怀疑的。对你们就这些项目存在的问题所做的那种看似认真其实是走过场的调查，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看透的。你们要掩盖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把它们摊到全世界面前。
　　2004年第4期《美国生物伦理学报》刊登了国际知名生物和医学伦理学家致该刊编者的信，谴责哈佛大学在安徽的人体基因研究项目有悖生命伦理原则。这7位来自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南非和瑞士的知名伦理学家在信中说，哈佛大学在安徽农村的研究涉及环境和职业病、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遗传病、群体遗传学、生殖健康、哮喘和慢性呼吸障碍疾病等。这些研究并没有经过伦理审查批准，没有获得知情同意，而且中国的基因样本提供者也不大可能受益。他们对这样赫赫有名的机构，并且是拿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金进行的这种性质的研究，竟然能逃过严格的伦理审查而表示深深的关切。他们希望展开对这种研究的深入讨论，并敦促国际生命伦理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谴责哈佛的这些研究，并表明将来不要再发生这种性质的研究的意愿。一位德国伦理学家告诉我，这是国际伦理学界首次公开对此事表示关切，并对有关机构进行谴责。
　　非典之后，童增在2003年10月出版了一本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他以美国一些科研机构90年代以来猎取中国基因样本的事实，结合华人对非典病毒特别易感的现象，提出一个假设：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他因此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对此，童增说：“我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我有怀疑的权利。”
　　我个人认为，童增提出的问题的确很重要。中国人应该保持这样的警惕。科学研究当然需要证据。但是像基因武器这样的问题，真要拿到证据才可以怀疑，那什么都晚了。
　　201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我国第一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不得危害我国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符合伦理原则，保护资源提供者的合法权益。条例特别规定，外国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不得在我国境内采集、保藏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
　　根据这个条例，哈佛那些项目再也不能够在中国进行了。但是想想哈佛拿走我们多少基因样本，特别是哮喘病基因的样本，我们难道不该追究：它们最后到了哪里？做什么用了？美国的有关研究机构对安徽那些提供了血样的农民，对我们，难道不应该有所交代吗？
　　【熊蕾，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原副社长，高级编辑，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2/17   发布时间：2020/2/15

旧文章ID：20734

作者：  来源：南加州全美万通

　　美国总统川普将公布一项移民改革方案，该方案将极大地改变获准移民美国的人的类型。
　　白宫定于16日公布全面的移民改革计划。
　　此次全面翻新的移民计划将彻底改变目前的移民结构，改采“择优制”（merit-based）以及结束绿卡抽签计划，并且纳入加强边境安全，维护实体基础设施等项目。
　　美国三位高级官员在白宫表示白宫即将公布的“建立美国签证”（Build America Visa）计划欢迎“非凡人才”以及“专业和特殊技能人士”（包括优秀学生）进入美国。
　　川普16日下午将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介绍这个计划。
　　该计划将重点减少以家庭为基础的移民到美国，支持以就业技能为基础的移民。
　　川普将这次的“移民改革”作为2020年总统竞选的核心卖点，愿意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
　　此次的移民方案六大议题。
　　1、缩减亲属移民配额；
　　2、绿卡110万总数量不变，但取消多元化绿卡抽签项目；
　　3、大幅度增长高学历，高技能背景的职业移民配额；
　　4、保卫边境，完成边境墙；
　　5、保护美国的工资，阻止低工资劳动力的流动；
　　6、维护人道主义价值观：保留庇护制度，但要加以限制；
　　此政策一出来不少华人家庭纷纷受重大影响，我们来看看这些措施到底包括什么？
　　大幅度减少亲属
　　这份综合性移民改革提案由川普女婿Jared Kushner主导、白宫移民事务顾问Stephen Miller配合完成。
　　依联邦政府统计目前大约12%的移民来自职业移民，66%属于亲属移民。
　　根据川普新移民计划美国未来引进具有工作技能的移民人数将增为四倍以上，而亲属移民人数将大幅削减。
　　大家都知道华人在美国是最老实本分的移民，不少华人家庭为了等待亲人的团员，耐心安分的等待了十年甚至更长。
　　如今政府宣布亲属移民砍掉33%，虽然华人并不是政府最终要管的那部分人。
　　但是这种“捎带”一竿子打死的政策让辛苦等待的华人感到后路被一刀砍断。
　　美国的移民有12%的人依靠工作技能获得身份，66%的人依靠家庭成员获得身份，还有22%的人是人道主义者或寻求庇护者。
　　川普将把这个准则改为57%的人依靠技能，33%的人依靠家庭成员10%的人是庇护者。
　　此改革一出民主党领袖佩洛西Nancy Pelosi就已经开始抨击“川普说靠家庭关系的移民没有价值，那么我们国家历史上大多数来到美国的人，都没有价值因为他们没有工程学学位。”
　　可见亲属移民的比例大大下降33%，不仅对华人来说是个重挫，对来自世界的优秀人才亲属也是个重大打击。
　　技术移民增长
　　另外方案还提出了三个“高技能”的类别，分别是。
　　1、具有杰出才华者；
　　2、美国国内急需的职业；
　　3、专业人士以及出色的学生；
　　其中后者将有机会在就读学校的支持下，于尚未毕业时就申请留美。白宫官员称计分的目的是选择“最有可能在美国成功的移民”。
　　也就是说你越优秀能留美的概率就最大；你对美国作出越大的贡献留美概率也会随之增加。
　　川普移改政策受到多数媒体极大关注，但是有些媒体却对此静悄悄，比如纽约时报在川普发表演讲后一直未有及时报道。
　　而福克斯新闻也指出川普政府移民改革计划力度之大，但是民主党人却说没什么了不起的。
　　看来这份政治成绩未正式出台，已经受到民主党人的不待见。
　　终止绿卡抽签计划
　　虽然绿卡发行的总数量将保持在每年约110万张不变，但是对拿绿卡的人要求更高。
　　1、择优制
　　川普政府打算未来将终止绿卡抽签计划，改采“择优制”，计点评估申请移民的外国籍人士。
　　新的移民制度将更公正清晰，同时使获得美国国籍的人群明显地向受过更高等教育、收入水平更高的群体转移。
　　白宫官员表示“我们就是要改变新移民的人口结构。”
　　川普在这次讲话中提到“现在美国有很多名校留学生，通过复杂的工作签证又很难留下来，再加上又没有美国公民亲属，孤身一人无法亲属移民，但事实上，他们才是美国最需要的优秀人才！我需要他们留下来！”
　　所以这次的改革也增加了积分系统，除了对美国的基本认识和移民的身体情况外。
　　2、积分系统
　　移民申请者将根据其年龄、英语熟练程度、是否有工作offer或承诺对美国进行投资创造就业，以及教育程度等，获得相应的积分。
　　其中打分制度语言流利度（28分）、教育（25分）、工作经验（15分）、年龄（12分）、有效聘雇（10分）、适应能力（10分）等，每个因素配分不同，总分为100分，最低达到67分才有移民的可能。
　　尤其是会特别考虑申请者是否承诺在美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
　　这套系统将更偏向于年轻人以及受过高等教育、有较高工资收入的移民。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联邦政府打算提高对移民工资水平的要求。“这对美国工人、也就是‘已经在美国的人’有利，也是非常‘亲移民’的举措”，白宫官员说。
　　川普总统就职以来一再传出拟改革移民领取福利制度及加强审核作业的议程的风声，在移民社区引发忐忑与担忧，全美华人银发族社区。
　　华人老徐表示近年来美的老人们，多是在两岸退休后移民美国，他们在母国有财产、收入，或隐匿不报，或提早过户给子女，当"假性"无产阶级，图的是美国的医保白卡、社安福利金和租金补贴老人公寓。
　　"不拿白不拿"、"能多拿为何不多拿？"成为老人们互相仿效，滥用福利的藉口。
　　而此次川普政府的改革，也严重应对之拿福利不干活的人们。
　　白宫官员表示过去数十年来美国的低技能和无技术移民猛增，致压低工资、伤害美国公民，而现有移民系统未以最高技术移民为先，这次的方案将在经济上给美国带来好处。
　　预计10年内每年让GDP多增加0.17个百分点，带来5千亿元的税收并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大约1千亿元。
　　此前白宫提出了“公共负担”的规定，让享受福利的移民更难以成为公民。
　　减少难民，保护边境
　　不仅如此打击非法移民主要重点还是在美墨边境建墙上。川普政府要求进一步加强边境的防范。
　　从源头上减少非法移民偷偷进入美国领土。
　　另外庇护的申请依旧在，但是必须从各个维度制度上严格限制，提出了更高的门槛申请。
　　无论是哪一届总统在移民上总是会做出有所改革。
　　但是自从川普上台后不断对移民大环境进行打压，将美国的经济国土安全，就业率等等都扯上移民事务，在移民圈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川普在竞选时曾发话表示是移民抢走了本该属于美国人的工作机会，一边又不得不把世界最优秀的人留在美国来为美国做出更大伟的贡献。
　　可他却忘了美国本身就是移民大国，这么多优秀的美企，雇佣大量优秀的的人员很多并非美国人。
　　而川普一再打压的移民政策必是会影响企业的发展。而许多优秀的美企在这两年间也不断的向川普政权施压。
　　演讲中川普也直言这份提案不会得到民主党的支持。
　　但是他并不care，他依旧有信心在拿下2020总统选举后共和党会夺回众议院，这样这份移民改革方案就能顺利实行了。

来源时间：2020/2/17   发布时间：2019/5/19

旧文章ID：20731

作者：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中美双边关系对两国及国际合作与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陷入的贸易摩擦随着今年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才有所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近期，美方也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愿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并以其他各种方式向中方提供援助，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中美双方合作。

　　当地时间2月14日，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MSC）在德国慕尼黑举行。本届会议以“西方缺失”为主题，旨在探讨世界安全形势与欧美关系新风向。会议共吸引了来自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等领域的超过500位全球高级别的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参加，包括数十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100多名外长和防长。当日，CCG作为慕安会唯一来自中国的非官方合作伙伴，与慕安会联合举办主题晚宴——“中美冷战？迷思与现实”（“The US-China cold war? myth and reality”），为从贸易和安全的角度审视美中双边关系、减少两国间的误解、加强交流搭建了国际平台。

　　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美双边关系的竞争性使得不少国际专家开始寻找历史类比，甚至将如今的中美类比为1914年的英德。更多的人开始担心中美将“脱钩”并进行“新冷战”，这也加剧了对国际秩序稳定性的担忧。在此背景下，CCG与慕安会联合举办“中美冷战？迷思与现实”主题晚宴。本次圆桌座谈会上，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2020慕尼黑青年领袖苗绿对会议背景进行了介绍，CCG理事长王辉耀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和美国前国务卿Joh Kerry发表了主旨演讲。期间，与会嘉宾就如何对“脱钩”进行前瞻性讨论以促进实际解决方案、中美间不会爆发“新冷战”的原因、中美关系现状和国际社会哪些建议能够防止大国竞争升级为类似“冷战”的冲突等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与交流。

　　出席晚宴并参加讨论的嘉宾还有：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总检察长John Demers，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Graham Allison，德国前驻华大使、宝马基金会主席Michael Schaefer，美国前国务卿、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杰出研究员、美国前国务卿、慕尼黑安全会议顾问委员会成员John F. Kerry，Agora Strategy Group AG高级顾问、前德国驻英大使Peter Ammon，慕尼黑安全会议副主席Boris Ruge，美国和平研究所所长Nancy Lindborg,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Thomas Wright，墨卡托中国研究所所长Mikko Huotari，大西洋理事会常驻高级研究员Ian Brzezinski，投资管理公司Invest corp执行主席Mohammed Maahfoodh Alardhi，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国际关系和联络处高级副总裁Henry Alt-Haaker,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总裁Stephen B. Heintz，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公共和监管事务高级副总裁Wolfgang Kopf，“防御一号”执行编辑Kevin Baron，德国《时代周刊》首席国际通讯员Matthias Naß，伦敦《经济学人》副主任Edward Carr，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里国际中心政治学教授、临时主任Michael C. Horowitz，2013慕尼黑青年领袖、香格里拉对话会亚太安全高级研究员郭林，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肖茜，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宝时得科技董事长兼总裁、CCG资深副主席高振东等。

　　2019年，CCG作为受邀的非政府合作伙伴以及唯一来自中国的智库，在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MSC）期间成功举办“‘一带一路’：中国、欧盟及‘16+1合作’”主题午餐会，对“一带一路”可以带来的新机遇进行了深入探讨。今年，CCG与慕安会联合举办的“中美冷战？迷思与现实”主题晚宴，旨在为与会的各国政要、国际组织专家、高效学者搭建交流观点、消除误解、探索中美合作新方向的桥梁，从而在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国际秩序等领域积极发挥中国智库作用。在作为高级别国际安全会议的慕安会期间，CCG本次与慕安会联合举办中美边会，不仅为增进国际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也成为了沟通中西方的重要纽带，更在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为中心话题的西方主流舆论场上发出了中国民间智库的声音。

来源时间：2020/2/17   发布时间：2020/2/16

旧文章ID：20728

作者：李东尧  来源：环球网

　　“别接近华为。”“各国不能为了财务上的方便而把电信基础设施割让给中国。”当地时间2月14日，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举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会上这样就所谓华为“风险”警告欧洲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当天在现场直接反驳了佩洛西的相关言论。
　　综合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英国《金融时报》等报道，佩洛西14日警告各国不要与华为公司做生意，并同时呼吁其他国家在全球竞相发展5G网络之际与美国合作。佩洛西甚至警告欧洲国家，声称如果它们让华为参与推出5G技术，将是“选择独裁而非民主”。

　　佩洛西当天称，“如果你们想要建立一种价值观与尊重人权及其他方面的集体意识，那就不要接近华为。”
　　“我们必须投资其他可行的选择，这些选择将能够带我们进入未来，同时维护我们的价值观以及制度。”佩洛西说。她称，“各国不能为了财务上的方便而将电信基础设施割让给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今日俄罗斯”(RT)14日报道提到，佩洛西当天发言后，一名在场的中国立法者当即反驳，对华为的过度关注表明，如果美国的“民主”的存在能够受到一个手机网络的威胁，那么这种“民主”就不可能持久。
　　美媒披露，驳斥佩洛西言论的正是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
　　据美媒报道，傅莹当场向佩洛西发问。她首先提到佩洛西曾经对中国的“成功”访问以及双方“建设性的对话”。
　　紧接着，傅莹话锋一转：“就我所知，世界运作的方式是，技术是一种工具，自从中国40年前开始改革后，引入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技术，微软、IBM、亚马逊，他们在中国都很活跃。自从我们开始1G、2G、3G和4G以后，所有的技术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保持了它的政治体制，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取得了成功，没有受到技术的威胁。”
　　“可为什么如果把华为技术引入西方国家的5G，就会威胁政治制度呢？您真的认为民主制度这么脆弱，华为区区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威胁到它？”
　　美媒称，傅莹的挑战式提问引来了观众席中的掌声。
　　在此次慕尼黑安全会议前夕，德国《世界报》12日曾报道，德国执政党基民盟与其姐妹党基社盟通过文件，不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加德国5G网络建设。“继英国后，德国也决定不禁用华为”一度引起西方媒体关注。
　　彭博社14日报道称，佩洛西当天支持特朗普有关使用华为技术设备建设5G网络对国家所构成威胁的评估，是两党在围绕总统弹劾展开激烈斗争后罕见达成一致的时刻。
　　中国日报欧盟分社社长陈卫华14日在推特上评论，佩洛西正在重复欧洲人已经听厌了的鬼话。“在弹劾失败后，她仍在竭力吸引眼球。”

　　佩洛西的表态，当天也引起了部分外国网友的讨论。
　　有网友评论说，“华为与欧盟应该无视美国的勒索。他们是害怕失去对世界地位的垄断。”

　　还有人调侃说，“如果有人是科技方面的权威，那南希(佩洛西)就是。”

　　网友Shan Saeed说，“她不明白5G的好处。中国是科技领域的领导者。”

来源时间：2020/2/16   发布时间：2020/2/16

旧文章ID：2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