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在武汉肺炎疫情演变成为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之后，中国各级政府终于转变了此前消极被动甚至瞒报的做法，从中央到地方、从民间到军队、从官员到民众，人们积极投入抗疫战争，整个国家进入最大的动员状态。
　　不过，中国社会对政府的作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如此分化，令人目瞪口呆。一端是冷嘲热讽者，骂爹骂娘者，人们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来抨击一下体制，把各种怨言都发泄在体制上，好像如果换一个体制就不会有病毒了，不会有疫情扩散了。另一端则是歌颂者，歌颂体制的伟大，好像只有这样一个举国体制才有能力遏止如此规模的疫情。人们从各自的角度来理解疫情，不同观点表达全然不同的感觉，或恐惧，或绝望，或愤怒，或同情，或祈祷。
　　尽管在灾难面前所有这些感觉既不可避免，也都有其合理性，但无论是质疑体制者还是歌颂体制者，人们所缺少的就是科学。病毒的发源和扩散有其自身的规律，在这一过程中，体制只是第二位的，即体制是否有能力有效预防或遏止病毒的扩散。如果要从源头上消除病毒，人们还必须有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生活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过于强调体制的作用，才会造成今天的公共卫生危机。与其他体制相比，中国体制的动员能力的确无可比拟。沙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SARS）危机之后，中国公共卫生体制有了实质性的进步，这也是今天人们对体制抱有信心的根源。不过，尽管沙斯传染病疫改变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制，但丝毫没有改变人的行为。
　　相信政治而不相信科学
　　强大体制所释放出来的强大能量，促使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们只相信政府，相信领导人，相信官方媒体，而不相信科学。很多人觉得政治和领导人无所不能，只要有权力，什么灾难都可以应付。实际上并非如此。没有一个体制是无懈可击的，最强大的体制也有其弱点。沙斯期间，体制呈现的一些弱点依然存在。地方政府等待上级，地方领导人等待中央领导，似乎在中央表态之前，地方不可以有所作为，不可以承认疫情危机。因此，隐瞒消息，松懈懒政，好像一切正常，什么都没发生。等到疫情扩散，上级政府和领导重视之后，地方才有了动力。
　　一旦动员，地方又开始竞争，看谁把疫情升级得高、快，比赛地方政府的反应能力。如果这样做还不足以控制疫情，人们便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愤怒。一般人恨不得对那些被视为应当负责的地方官员和那些超级病毒传染者“千刀万剐”，似乎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但除了发泄情绪，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实际上，政府和疫情已经进入一个几乎难以避开的恶性循环。人们相信权力，但权力并非万能；一旦权力不能作为，人们转而痛恨权力。2003年沙斯疫情以来，人们的行为改变了多少？除了对政治抱有更大的期望外，个体行为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例如吃野味，人们普遍认为，沙斯是吃野味造成的。这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也被认为是吃野味造成的。为什么不能改变吃野味的习惯？尽管有不少声音呼吁国家立法禁止吃野味，但为什么有关部门没有任何动作？尽管一些人认为捕捉野味的大多是没有文化的“乡下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消费野味的是被视为是有文化的城市中产阶层。
　　再如面对疫情，人们的行为改变了吗？不仅没有，反而变本加厉。尽管人们对他人的行为总是持批评态度，但从来不检讨自己的行为。疫情恶化，很多人仍然无动于衷，照常行走于大街小巷，走亲访友，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至于是否会感染病毒，则以“运气”来解释。数不清的谣言更是满天飞，自媒体凭自己丰富的想象“报道”疫情的发展，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吃什么就可以遏制病毒的消息更多。疫情更成为一些商家推销商品或哄抬紧缺物质价格的机会。各种愚昧的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鲁迅先生所描述的上世纪初人们所具有的那种麻木不仁的局面依然存在。一句话，人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从来就没有自我反思和进步。
　　如此看来，没有人可以断定，这次疫情后人们会自动改变自己的行为。人是没有任何记忆能力的。今天发生的事，也曾经在沙斯期间出现过。沙斯一过，人们竟然很快把那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忘记了。如果人们有足够的记忆，疫情就不至于闹得那么凶了。
　　政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不足
　　这说明人们的行为还没有从愚昧状态走出来。这是缺少科学启蒙的结果。没有一个民族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是科学的。科学是人类进步的产物，科学的行为是科学启蒙的产物。以西方的例子来说，人们经历了早期的文艺复兴，开始从宗教愚昧状态走出来，走向科学、理性和进步。科学向人们展示，任何事物总有起源，有发展过程；任何问题有其产生的根源，也有解决方案。后来西方又发生了启蒙运动，重点转向制度的改进。如果忽视了文艺复兴所产生的科学理性态度，很难理解西方体制的有效性。就公共卫生来说，西方也多次发生公共卫生危机，但近代以来并没有造成巨大的恐慌。以科学的态度对付疫情，公开透明，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责任。
　　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简单地说，政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缺失。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政治启蒙运动，而非文化启蒙运动，这不可避免。在西方列强面前，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危机，救国自然成为政治主题。政治成为主题既有其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其劣势。政治的优势在于组织，在于政治意识。用政治方法来组织国家、拯救国家，中国成功了。因为成功，人们相信政治的能力，相信权力的力量，相信什么问题都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可以用权力解决。但政治方法的劣势也是明显的，即强化了中国传统上根深蒂固的“顺民”意识，人们更加地服从政治，服从权力，服从到了极致，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其他，包括科学。
　　这当然不是说国家不重视科学。相反，“科学至上”成为国家发展的原则。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上升成为一种不可挑战的意识形态的原因。现实就是现实，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就是因为后者的科学与技术，中国要成为强国，自然也要学习和发展近代科学技术。事实上，“科技强国”一直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中国政治精英的共识，这种共识也促成了当代中国的崛起。
　　“人们只相信政治，不相信科学”，指的是科学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科学仍然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外。科技在进步，但人们的行为没有进步，没有用科学来作理性的思考，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更为荒唐也更为严峻的是，新科技往往成为人们传播谣言和迷信的有效工具。
　　如果与中国的邻居日本比较，可以看出中日两国人民对科学的不同态度。日本是科技强国的典型例子，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高度重视科学，先向西方学习，然后在此基础上创新，很快就促使日本成为科技强国。科学也影响日本社会的重组，更影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今天日本社会表现出高度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就体制来说，日本也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政府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在制度层面给社会足够的自治空间。人们看到，在危机面前，日本人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自主地组织起来自救，或互相救助。就公共卫生来说，日本人的公共卫生意识不言自明，为世界的典范。
　　中国需要全民科学运动
　　如果要促成科学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人们需要一场全民科学运动。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启蒙运动、科学文化启蒙运动。鉴于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科学文化启蒙也是政治的启蒙。也就是说，启蒙要从政治做起，但不是像从前那样的过度政治启蒙，而是处理好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这至少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治要确立自己的边界。政治或政治人物不要装成自己无所不能，要深刻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政治在国家组织生活中很重要，包括组织科学生活，但政治不能替代科学，政治意志不能取代科学逻辑。尤其在当代世界，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时，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科学来解决。
　　第二，政府本身更要讲科学，科学知识首先应当在官员当中得到普及。无论是西方还是亚洲，科学知识的普及都是从政府官员做起的。官员代表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行为对其他社会成员具有典范效应。官员的示范效应在中国尤其显著，因为中国就有深厚的崇拜官僚的文化。不过，官员的示范效应在中国也更为困难，因为经验显示，官员甚至比老百姓更迷信“非科学”因素。权力和财富并没有为官员带来科学至上的理性；相反，他们往往诉诸各种迷信来解释或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
　　第三，政府应当把应付危机的优势，转变为预防危机的优势。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应付各种危机上，包括类似沙斯的危机和今天的武汉疫情。不过，这种能力必须转化为预防危机的能力，因为应付危机表明危机已经出现，代价已经付出，只有具备同样的能力来预防这样的危机，才能减少甚至避免社会危机及其代价。很显然，要做这种转型，前提就是科学。只有尊重科学逻辑，政府才有可能意识到权力的局限性，才能使用科学知识来预防危机，用科学知识来对付危机。
　　第四，政府须分权社会，让社会自觉组织起来，让社会的每一分子成为社会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从而对社会负责。这里具有几个方面的意义。首先，人们可以把像沙斯或武汉疫情那样的“东西”称为“公共品”，是必须加以避免的“坏公共品”（publicbads）。这就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去提供这种“公共品”。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其次，没有政府有能力二十四小时监督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以除了社会成员的自觉，社会成员之间还须要互相监督。再次，一旦危机发生了，不是什么都依靠政府来解决，社会成员或社会团体必须自主地行为，自己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应付危机。所有这些都必须向社会分权。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尤其要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那就是“少点政治，多点科学”。知识分子无论左右，都要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不论是哪一种政治。很多事物例如沙斯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产生及发展，与政治毫不相关。正如在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是科学知识的最主要传播者。这就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传播“政治知识”转向传播“科学知识”，这样才能改变政治启蒙过度和科学启蒙不足的局面。
　　中国无疑已是科学技术大国，但这并不足以使中国成为科技强国，因为科学并没有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只有每一个社会成员学会了科学地生活，中国才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来源时间：2020/2/5   发布时间：2020/1/28

旧文章ID：20689

作者：  来源：律侠普法

　　2月3日，一场网上记者会让观众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美国。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
　　而包括环球网在内的媒体再次打出一记擦边球，它们表示：美方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

环球网相关微博

　　你能看出区别吗？环球网巧妙地将发言人口中的“美国政府”改为“美方”，并且将这一句篡改过的话再次打上微博标签，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种操作就是为了制造热门话题，希望这个标签成为微博热搜主题，以尽可能多地吸引眼球。
　　为什么环球网错了呢，因为美国政府的范围比美方小得多，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资源都为私人所有，美国绝大多数个人和企业的善举都不属于美国政府的行为。
　　但如果说这一记擦边球是媒体打出来的，不如说他们打球之前接到的也是一记擦边球。因为外交用语的选择是非常谨慎的，并且往往需要相当大的腾挪空间。
　　“美国政府”的定义是可以非常不清楚的，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如果是州政府，又是哪个州的政府？所以她并没有说错，如果你要挑她的错，她可以有很多方法圆场，或许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吧。
　　遗憾的是，互打擦边球的两方虽然都自认为非常高明，但其实都做了蠢事。因为这样做会分散我们抗击疫情的注意力，而且会让帮助我们的国际友人感到寒心。
　　我们下面看一看美方在这次疫情中做了什么。
　　先看企业捐款，有机构统计了在这次疫情中向中国捐款的境外企业，我数了一下，在188家公司中，美国公司占58家，占比31%，如果除去41家港澳台公司而只计算其他国家公司，那么美国公司占比接近40%，请注意，这里用数字说话，没有预设立场、也没有情绪。在此，感谢包括美企在内的所有境外公司对我们的帮助！

外企捐款列表

　　再看个人捐款，比尔盖茨这个世界首富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世界范围的慈善事业，纵有1000亿美元的资产，还是每天为救死扶伤而殚精竭虑，甚至有人说他脑子不正常，灭蚊子、人造肉，甚至研究从粪便中提取纯净水，这似乎不是世界首富应该管的事。但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会逐渐明白他的用心。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首页写着一句话：所有生命价值平等-我们是致力于消除不平等现象的乐天行动派。这句话的背景照片是三个快乐的非洲孩子。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中文首页

　　在这次新型疫情爆发后，盖茨基金会捐赠了500万美元（约合3500万人民币）用于抗击新型肺炎疫情，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和专家支持，用于帮助中国相关合作伙伴加速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应急干预实施和医药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工作。

盖茨基金会捐赠500万美元

　　盖茨是一位美国人，不知道能不能作为“美方”提供帮助的一个证据？有趣的是，不仅个别发言人无视了这位捐助者，盖茨甚至还被王石在一次演讲中嘲笑和同情。
　　王石说：比尔盖茨这几年衰老的非常迅速，因为他发愁一年50亿、60亿的美金怎么花出去，我对于他的处境挺同情的。假如1988年万科股份制改造时，我没放弃40%的股权，现在也是百亿级别的富翁，那我也会是盖茨这样的状态。让人感叹王石真了不起，他拿自己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相比较，展现了自己的胸襟是多么广阔。
　　再看技术合作，美国卫生部门在1月28日针对武汉肺炎疫情举行记者会，卫生部长阿萨尔（Alex Azar）指出，美国曾多次向中方提议可派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专家前往当地协助，但当时没有成行，好消息是现在得到了中方批准。
　　而被誉为“病毒猎手”的利普金教授也来到中国帮助我们抗击疫情，利普金教授是世界知名的医学病毒学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卫生组织人畜共患病和新发传染病联合诊断中心主任。
　　这回不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他在17年前就应邀协助中国抗击非典疫情，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分子手段诊断病原菌的科学家，利普金非典期间为中国培训了许多会使用该项技术的医务人员。此时此刻，他正在与中国科学家们一起加强必要的基础科学研究，以减少疫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作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我有责任为中国提供服务。”利普金教授与中国有患难之交。他不仅在抗击非典时做出巨大贡献，之后还帮助中国加强公共卫生科研建设，协助建立了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广州生物医药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与中国疾控中心共同组建了病原发现联合实验室。2015年，他荣获中国授予外籍科学家的最高荣誉“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2019年，获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利普金教授还说：“科学无国界，尤其在全球化时代，积极应对、预防各类传染病威胁是各国科学家的共同使命。”

钟南山院士与“病毒猎手”利普金

　　另外，美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在病情恶化后接受Remdesivir(瑞德西韦)的注射治疗，隔天症状出现了大幅改善，开发和拥有这项药物的吉利德公司正在进行积极测试。根据《科创板日报》记者的报道，国内有多家药企正寻求与吉利德洽谈在研药物Remdesivir（瑞德西韦）的相关合作。
　　有趣的是，另一部分来自美国的捐赠被人为除名。武汉协和医院于1月31日受到了大量急需的医用物资，包括环球网在内的部分媒体表示：这批物资是由武大和华科校友联合捐赠。

环球网相关微博

　　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华中科技大学官方微博告诉了我们真相：这次物资全部由美国非政府组织Direct Relief捐助，国际运费由美国联邦快递承担。华中科技大学北加校友会和武汉大学北加校友会合作，在运输过程中提供了大量便利。部分媒体对真正捐款人进行除名不仅在行为上很不恰当，用心更是极其险恶。

华中科技大学相关微博

　　我们不能否认华科和武大校友在这次捐助行动中的付出，但我们也不能抹去真正的捐助者Direct Relief的名字。Direct Relief成立于1948年，是一家位于北加州的慈善机构，他们非常关心这次疫情的发展，首页上方第一个入口就是新冠病毒（coronavirus）。这次慈善行为得到落实也令他们感到欣喜，我们可以通过该慈善机构的官方页面查看相关消息。

Direct Relief官方页面对于这次援助的介绍

　　谁捐的就是谁捐的，我们不能抹去行善者的名字，更不能因为立场而颠倒黑白篡改事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言犹在耳，它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凭借这一精神我们创造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辉煌，而在今天的疫情面前，我们更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感谢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务实精神和开放胸怀

　　如果说暂停交通、撤侨等行为是落井下石，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是谁最先“落井下石”的，看看是谁做的最绝。
　　早在1月22日，朝鲜就关闭边境，是世界各国中反应最快的一个，俄罗斯也于1月30日关闭了远东边境。在2月3日，俄罗斯新总理米舒斯京宣布：如果有外国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俄罗斯可能会将其驱逐出境。目前俄罗斯境内有两名感染者，他们都是中国公民。

俄罗斯媒体报道包括驱逐在内的处理方式，上图为原网页，下图为网页翻译

　　伊朗的反应也不慢，和朝鲜不同的地方在于，朝鲜是禁止任何外国人入境，而伊朗则是更有针对性地禁止中国人入境。

伊朗禁止中国人入境

　　当然，新的逻辑很快又要搬出来了：
　　xxxxxx禁止我们入境：「落井下石！不要脸！」
　　xxxxxx禁止我们入境：「情有可原，理解，毕竟他们医疗水平还不如我们」
　　客观来说，无论是哪个国家撤侨、关闭边界或航班停飞，本质是一个国家保护自己公民的一种手段，是不容干涉的内政，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选择。我们可以把这些行为理解为封城的国际版，只是它相对还是柔和得多。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国家对我们的态度是关爱和同情的。下面是一个网友分享的日本某小学给学生家长的一份通知，通知的最后还不忘强调避免孩子产生对中国及武汉相关的人和事产生歧视。

日本的一处家长通知

　　而反观我们自己的个别街道办，标语不仅滑稽，更会深深伤害湖北同胞们的心。可能很多人还不明白，我们抗击的是病毒，而不是人。

这样的口号是不妥的

　　最后，如果我们要问：美国究竟想不想遏制中国发展？
　　从保护其全球地位和霸权利益的角度看，美国当然是存在这个动机的，我们也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会在合作的竞争中前行，我们要做的是扩大合作、良性竞争、减少冲突。
　　在疫情这种人道主义问题面前，美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将这次事件作为落井下石的筹码，否则美国政客在国内会受到巨大的民意压力，当年的越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如此在意选票的川普作为一个精明商人，在2020年这个大选节点，不至于蠢到做这种对自己来说损失远大于收益的赔本买卖。
　　而美国目前的新型肺炎确诊的患者数量也达到了16例，而且分布比较广，在东西海岸和中部地区都出现了案例。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他们也希望这次疫情快点过去，而他们抗击疫情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和发源地国家（中国）进行合作，共抗疫情，因此美国知名教授，被誉为“病毒猎手”的利普金教授赶到中国，与中国的同行们展开合作。

截止2020年2月4日，全球发生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的城市示意图

　　疫情这个大敌当前，我们要坚强，不仅是行动上的坚强，更是精神上的坚强，丢掉不必要的玻璃心，将注意力集中到抗击疫情上去，而不是转移注意力、树立假想敌、渲染仇恨，这只会对我们抗击疫情起到反作用，请不要再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我们也需要清醒，外部援助终究只能起辅助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只要我们做到透明的信息、科学的治疗、高效的援助，就不怕战胜不了疫情。而对于其他国家的行为，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对于伸出援手帮助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多一份感恩；对于忙于自保而无暇帮助我们的国家，我们也应该多一份理解。
　　相信爱与善良能够跨越所有国界和意识形态。

来源时间：2020/2/5   发布时间：2020/2/5

旧文章ID：20617

作者：ANA SWANSO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迅速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制造另一个受害者：美中贸易协议。
　　病毒已经造成360多人丧生，数万人患病，而工厂停工、航班停飞和供应链的扰动将给中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截至2月3日24时，病毒在中国大陆造成死亡病例425例——编注。）上个月，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官员签署了初步贸易协议，经济上的打击可能会减缓中国对部分贸易协议承诺的履行。
　　根据该协议的条款，中国已承诺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额外的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包括大豆、机械和能源产品。要想完成如此高额的指标，中国公司将很快需要开始购买大量美国产品。
　　中国政府按说还应该迅速采取行动，为美国农业和金融公司开放市场，并在几个月内对这些领域进行重大改革。
　　但是，分析人士说，随着中国各地工厂和商店关闭以及政府官员专注于遏制病毒传播，北京将难以满足特朗普总统的条件。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玛丽·E·洛夫里(Mary E. Lovely)说：“这可能会有麻烦，特别是对于制造商而言。”
　　她举出一个例子：航班停飞和旅游业务减少将对中国的航空公司造成压力，这可能会减少他们今年新购美国飞机的数量。
　　“美国将如何应对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她说。
　　明尼苏达大学的供应链专家卡迪克·纳塔拉坚(Karthik Natarajan)表示，城市和工厂的关闭严重影响了制造业和旅游业。
　　他说：“部分协议定于2月中旬生效，但随着中国政府专注应对疫情，制定行动计划以履行贸易协定的承诺可能会暂置一旁。”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最后一句话可能成为关键。该规定要求“如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双方不可控的不可预料情况，导致一方延误，无法及时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双方应进行磋商。”
　　但是，即使面临致命的灾难，中国无法履行承诺仍可能会在美国引起一些反对，有可能使两国回到在签署贸易协定之前的艰难关系。
　　经济学家预测，至少从短期来看，该病毒会拖累全球增长。在美国，高盛(Goldman Sachs)分析师估计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将下降0.4个百分点，尽管这种影响可能会减弱。
　　这些代价可能很快超过贸易协定的经济利益。尽管特朗普政府吹捧协议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但经济学家的预测较为保守，因为该协议仍将对超过3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官员私下里说，中国可能以该病毒为借口推迟履行承诺，希望特朗普最终在今年的大选出局。
　　中国一些人对特朗普政府限制两国间旅行的禁令做出了负面反应，该禁令包括禁止所有最近有中国旅行史的外国人入境。
　　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在致客户的信中说，中国政府认为美国采取关闭边境的举动是“没有必要的挑衅，在最近商定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背景下，加入了一点不良的气息”。
　　为特朗普政府提供咨询的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国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表示支持采取紧急措施，并可能要根据情况逐步升级。
　　他还说，政府必须在病毒的潜在后果和破坏与中国的关系之间作出谨慎权衡。
　　白邦瑞说：“流行病传播可能会伤害我们自己的经济，我们需要在限制流行病的防备性担忧和一些人做出过激反应的冲动之间找到平衡。”他说，这样的回应可能“促使中国的强硬派陷入多疑妄想，他们已经在说美国正在无情地利用这次健康危机”。
　　一些美国官员的评论引发了这些担忧。在周四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Fox Business)采访时，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似乎表示该病毒为美国带来了可能的经济机会。
　　罗斯对冠状病毒的受害者表示同情，但他说这很可能有助工作岗位回流到美国。
　　“这确实使企业在评估其供应链时，成为他们需要去考虑的一件事，”他补充说。“因此，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加快北美地区的就业机会回归。”
　　洛夫里说，这种病毒就像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一样，一直在鼓励企业评估其供应链，并投资于某些在中国境外生产的相同产品，从而使它们不完全依赖单一来源。但是往往这些工厂并不回流到美国。
　　她说：“我们看到墨西哥和越南的贸易份额有所增加，但其中也包括韩国和日本这样收入较高的国家。”

　　Ana Swanson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贸易记者。她此前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报道贸易、美联储和经济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AnaSwanso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0/2/5   发布时间：2020/2/4

旧文章ID：20611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黄严忠

　　海国图智研究院高级顾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主持“全球卫生治理圆桌论坛”。同时担任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暨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负责成立了全美国际关系学院中第一个明确从外交和安全角度研究健康问题的专业方向。担任《全球卫生治理：新公共卫生安全范式》学术期刊的创始编辑。在全球卫生治理、卫生外交和卫生安全，以及中国公共卫生问题方面著述颇丰。他撰写出版了大量报告、期刊文章和书籍章节，发表在包括《外交事务》、《生存》等诸多刊物上，并在《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南华早报》上发表评论文章。2012年3月，他被InsideJersey杂志列为“新泽西州20位正在改变世界的杰出知识分子”。

　　引言：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牵动各方的心。如何提升疫情初期的应对能力？如何看待关于封城措施和复工时间的争议？怎样缓解定点救治下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
　　此次疫情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北京时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国内一部分人担忧，世卫组织的这一宣布是否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邀请了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专家黄严忠教授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与分析。
　　1、疫情初期的应对以及防控上应该如何提升？
　　可以说在这次疫情中疫情上报系统几乎没有起到作用。改变疫情初期反应迟缓，“瞒报”现象频繁发生的状况，制度调整、程序改善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根本上需要改变单单向上负责的制度。出现疫情并非首先向社会公开，而是上报之后被动等待上层决定。同时，各级官员怕担责，明哲保身的心理，缺乏主动性，造成事实上的“懒政”。疫情爆发的情况下，疫情初期最佳的应对时间就在这被动等待的过程中被错过。
　　2、怎样看待武汉封城措施的决定和执行引发的争议？
　　总的来说，这一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十分仓促，从制定到执行都存在瑕疵，缺乏事先整体的规划以及对后续影响的预先考虑，例如武汉市内出现医疗资源紧张、口罩脱销的现象。封城措施采取的时机，如何快速有效地执行，采取什么样的保障措施等执行过程中的问题都暴露出事先准备的不足。
　　封城之前一段时间流出的人口与在武汉的外地人口数量接近，这一部分是春节假期的正常人口流动。而且武汉作为中部的交通枢纽，在缺少事先规划的前提下，完全实现交通管制也十分困难。因此，封城措施实施以后仍有少部分人口流出也是在所难免。
　　3、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成使用，能否缓解武汉医疗资源不足的现状？
　　两所临时医院的建成使用应该不会给整个武汉医疗资源不足的现状带来十分明显的改善，毕竟增加的床位有限，相比于被感染的人数，医院的收治能力仍然不足。
　　如何从平时提高医院对于大型传染病疫情的应对能力？
　　客观来讲，面对这样规模的疫情爆发和感染人数，要求各级医院立即做到从容应对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可以采取一些其他措施来缓解医院的压力。现在的情况下，全部送往医院，定点救治已经不太现实，可以考虑异地救治，即在做好周全规划的前提下，将患者集中送往异地专门的医院，采取封闭式隔离进行治疗。这样既保证患者能够入院治疗，控制进一步传染，又能最大程度上避免当地群众的过激反应。
　　4、对于是否继续延迟复工各方面反应不一，复工后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公共卫生工作将面临很大挑战，应该怎样看待关于复工时间的决定？
　　公共政策的决定要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复工对公共卫生工作的挑战要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去考虑。不仅要考虑扑灭疫情，更要考虑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各方面的影响，防控疫情不能使得经济活动陷入停滞，否则无异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虽然目前看来，这次新冠病毒的传染力较强，但相比于SARS，致死率比较低，大多数是轻症病例。现在抗疫采取的还是“围堵”的策略，但如果这一策略大概一周后未见成效，二代三代病例继续传播，病例数量继续上升，那么再继续“围堵”的策略将并非上策，可能考虑其他方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提升群众的信心，恢复生产，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继续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去追踪接触者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应该集中资源救治重症患者。
　　5、怎么看待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数据显示，SARS时期旅游业和投资方面有很大的下滑，这次世卫组织的宣布会不会再次造成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这两次情况是有不同的。SARS时期《国际卫生条例》还未修改，还没有出现“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这一说法。由于当时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并且拒绝世卫组织专家组的实地调查，所以当时世卫组织公开批评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合作，世卫组织发布的旅游警告（travel advisory）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但这一做法本身是有待商榷的，而且不止针对中国，多伦多也被发布了旅游警告。这个旅游警告发布后，当时旅游业的确损失很大。
　　但是这一次不太一样，很难将很多国家最近对中国采取的航班停飞、拒签、禁止入境等措施归结于世卫组织的这一宣布。在此之前，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各行其是，而且世卫组织的宣布对主权国家的约束力有限，其他国家更多还是根据中国疫情传播本身来做出措施。世卫组织的这一宣布一方面是为了引起国际重视，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来促进关于此次疫情的国际合作。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这一事件中世卫组织还没能发挥出它的影响力、领导力和协调能力。
　　6、怎样看待社交媒体在这次疫情中的作用？从湖北红十字会事件和名古屋机场事件中上海市政府的做法和回应，是否可以认为舆论已经能够影响到决策？这是否是一种好现象？
　　首先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在推动媒体监督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湖北红十字会事件在被完全曝光之前，只有极少数几家媒体在追踪，可以看出媒体监督实际上是比较缺乏的。而且，如果在疫情初期能有多家独立媒体监督政府工作的话，疫情初期的“不作为”现象可能会大大减少，也能尽量避免现在出现的这些后续问题。
　　但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作用也并不是完全正面。有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博取个人利益，传播充斥着狭隘民族主义的阴谋论和谣言。这种情况也大量存在。
　　7、SARS以后有过多次全球卫生挑战，中国在经历SARS以后在全球卫生问题中的应对思想以及实际参与上有什么改变？
　　近年来，无论从对外援助还是国际卫生问题相关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上，中国的参与都更加积极主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于充当“世界领袖”不是十分热衷，这也给了中国一些机会，在全球健康治理上推出了一些与西方不同的模式，使其更为多元化，但是否真正具有竞争性，个人认为还有待观察。除此之外，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上也是有进步的。例如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设中，中美双方都有合作参与。可以看出，在推动全球健康安全方面，中美合作前景广阔。

　　原文摘自《全球健康医疗动态汇编》总第53期

来源时间：2020/2/5   发布时间：2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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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宕  来源：学爸视界

　　2月3日，我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1月3日美方就已经知道我国疫情信息，却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
　　里面有个重大信息：1月3日就已经之情，人命关天的事，美帝竟然一直不向我们通报、公布！
　　川普太不实诚了！美帝太坏了！！难道我们的命真不金贵？！！
　　假如美方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8名义士就不会蒙冤这么久；万家宴及团拜会就不会举办；如果1月3日就采取管控措施，疫情完全有可能被控制在海鲜市场及周边很小的一个区域内，何至于过不好年、死这么多同胞？何至于如今扩散到全国，全世界，包括美国？
　　病毒是没有国界与种族，和病毒的斗争争分夺秒，一刻不能拖延。美帝隐瞒不报，不知安的什么祸心？害人者必害己，中国的这句古话如今应验到了美国人身上。
　　美帝可能会狡辩：我们没有发布的有效通道。
　　可摸着良心说句真话，你们尝试了吗？微博、公共号、推特，你们发哪了？和临危蹈难的8名义士，能比么？
　　天佑中华！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发现真相，发出封城呼吁。各级政府闻风而动，大刀阔斧，于亡国灭种之危急时刻挽救了国家和人民！
　　近几天，美帝送我新药伦地西韦的消息被一些美分党热炒！朋友们哪，凡事要擦亮脑门多想想，美帝为什么要在治愈一例后才送给我们，早干什么了？
　　还有人拿我国社科院的一张表格替美方张目，说什么此次疫期美帝这次对我援助排名各国第一，达到了海外援助总量的40%。可你有没有仔细看那张表格，那上面统计的是各国企业对我援助情况。美国企业严格意义上不能代表美方！
　　说到实质性帮助，哪有金同志给我们的那封信作用大！精神上的激励和鼓舞永远超越小恩小惠的物质！试想，金同志给几个国家写过如此热情洋溢，饱含血浓于水真情的慰问信？物以稀为贵！好话胜万金！
　　不错，北韩是第一个全面关闭国境，俄罗斯是第二个对我关闭4250公里边界，中断铁路和民航运输的国家，昨天俄总理又决定将把染病者驱逐出境，可他们采取的这些措施不正显示了他们对自己国家人民生命健康的珍爱与重视吗？这又有什么错呢？一个不爱本国人民的元首还是人吗？
　　我们一定要认清美方真面目，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糖衣炮弹所迷惑！美帝的坏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以人性与爱伪装的那种。美帝的坏，是大坏，比“好”还坏的那种坏！不像俄罗斯、北韩，寓爱于口，形狠实慈，虽说有时吃相难看，但也干脆利落，一气呵成，不乏率真、可爱。
　　无论如何，此事攸关我们生死存亡，美方必须有所交代！

来源时间：2020/2/5   发布时间：2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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