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特朗普下令，美国从2月2日下午5点起正式实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的旅行禁令——14天内去过中国的外国人被禁止进入美国。这意味着从此刻开始，中国留学生、游客、商务人士、在美临时工作者、文体交流者不能进入美国。再加上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将全面暂停今后两个月内的直航航班，美中之间的人员往来基本上被强行切断。
　　一场疫情，让美国“鹰派”过去一年多蠢蠢欲动却又难以实现的美中人文交往“脱钩”，名正言顺地部分成为现实。尽管世卫组织在宣布“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强调不建议限制旅行与贸易，但世界第一大国马上就带头对中国人实施禁入，又警告美国人“不要前往”被美国官方视为与叙利亚、伊拉克同等危险的中国，美国正在给世界做隔离中国的示范。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已经跟随，后续预期还会有更多国家跟进。
　　在1月31日之前，特朗普政府针对此次疫情的应对措施是谨慎的，美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反应也是理性的，但最新的针对中国人的旅行禁令走过头了。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不同程度的筛查乃至隔离观察，这些防疫措施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但禁止几乎所有中国公民（美国公民直系亲属和绿卡持有者除外）来美的极端措施，只会给中国人以“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感觉。
　　我们不知道这种决定与特朗普个人的反移民倾向有多大关系，但特朗普政府明明可以采取更加柔性和灵活的防疫措施，却采取这种针对中国公民的“一刀切”做法，势必加剧美中人民之间的对立情绪，给本已处于紧张之中的两国关系火上浇油。或许这是美国“鹰派”乐见的，却是致力于推动美中友好合作的人们所忧心和痛心的。
　　美方采取的类似极端措施越多，也会越削弱中方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与美方合作的意愿。在美方宣布这个极端措施的第二天，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警告：需要警惕妨碍中美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的“政治病毒”。他说：“可能有些人试图利用当前形势谋取政治或经济利益，甚至推动两国人民‘脱钩’。这样的企图违背人道主义精神，也悖离了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们应坚决反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日举行网上记者会时少有地直白点名批评美方的做法。她说：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却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就连美国媒体和专家都对美政府措施表达了质疑，表示“美政府对华采取的限制措施恰恰是世卫组织反对的，美方正在从过分自信转变到恐慌和过分应对。禁止过去14天内曾赴华旅行外国人入境等措施也有侵犯公民权力的嫌疑，而且并不能真正降低病毒扩散的风险”。
　　有人致力于美中“经济脱钩”，其实就是想推动美中供应链关系的调整，让更多美国公司撤出中国。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1月30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频道采访谈论这场疫情的影响，在美国即引发争议。他提到“我不想谈论与一种非常不幸、非常恶性的疾病相重叠的胜利，但事实是，这确实是企业在检视其供应链时要考虑的事情。”他甚至说，这种病毒将“有助于加速”就业岗位回归北美。
　　哪怕这些话说的是事实，疫情当前，重要政治人物说出这种话至少在道义上是有瑕疵的，对于两国关系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哪怕疫情真的会促使美国公司考虑重新部署供应链，实际运作也未必真能做到，未必对美国真有好处。特朗普曾经说过想命令美国公司撤出中国，已经被美国商界和经济学界嗤之以鼻。
　　《华尔街日报》1月31日发表社论批评罗斯的说法：这是将全球贸易和商业当作零和游戏才会有的想法。罗斯如此专注于把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对手，他认为中国的每个损失对于美国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市场反应（美国宣布紧急状态当天，道指跌去2.1%）已经表明，病毒和隔离带来的中国经济放缓或衰退，会有全球性的后果——包括美国。如果经济衰退蔓延到美国，在供应链迁出中国之前，更多的美国人将失去他们的工作。
　　这篇社论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商业和贸易方式是有合理的抱怨，但是美国工人并不会从被疾病困扰的贫穷的中国那里受益。当世界其他地方繁荣起来，可以购买美国商品时，美国就会受益。而中国经济如果显着放缓，将减少对美国能源和其它出口的需求，进而减少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工人工资。
　　在美国国内，有不少专家学者对这场抗疫行动中的过度反应表达担忧。《洛杉矶时报》1月31日发表布朗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梅森（Katherine A. Mason）的专文指出，“国际上对冠状病毒的过度反应比病毒本身更危险”。她表示，这不是世界末日，如果把冠状病毒疫情当作一场灾难来对待，将弊大于利。然而，在当前的氛围下，这位专家的观点也会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没有任何政治家支付得起不高度重视潜在风险的代价。
　　发生在中国的这场疫情，确实给了有意遏制中国发展的人以可乘之机。眼下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快抑制疫情的扩散，争取拐点的早日到来。我们呼吁，当中国抗疫形势开始好转时，特朗普政府能理性评估形势，及时取消旅行禁令。毕竟，在中国的星巴克、麦当劳、迪斯尼继续关下去，给美国带来滚滚财源的中国游客和学生来不了美国，美国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来源时间：2020/2/4   发布时间：2020/2/4

旧文章ID：20581

作者：  来源：大国策智库

　　编者按：2019年6月美国出台《印太战略》，并将台湾作为重要战略支点，重新解读《与台湾关系法》，加大对台扶持力度，出台多份涉台文件，插手台湾问题。在中美战略博弈的大背景下，美智库全美亚洲研究所近日以《与台湾关系法》出台40周年为契机，邀请多名专家围绕美台关系问题联合撰文。其中，美海军研究中心（CNA）研究分析人员劳伦·狄凯（Lauren Dickey）发表题为《美台安全关系的现状与未来》的文章，评估《与台湾关系法》给美台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合作带来的影响，以及美台防务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一、美台安全与防务关系的基础
　　过去40年，《与台湾关系法》为美台安全与防务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法案为美台发展安全与防务关系提供了一个持久性的框架，并且在实施过程中根据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形势做出灵活调整。《与台湾关系法》明确了几大关键问题。一是将台湾海峡的稳定与和平确定为美国的利益。任何影响台湾未来的非和平之举都被视为美国的“严重关切”及对地区安全的威胁。二是《与台湾关系法》明确了指导双边安全关系发展的要素，并指出“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是美国的政策。三是《与台湾关系法》还为美军如何介入台湾危机或冲突提供了宽松的指导。美国将维持“抵抗任何可能危害台湾民众安全或社会经济体系的诉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活动”的能力。
　　但另一方面，有关《与台湾关系法》要求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说法夸大了该文件的法律含义。在为台湾提供防御与安全保障方面，《与台湾关系法》会根据美国对台湾需求的评估，指导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性物品及服务。该法案授权总统、国会和国防部决定哪些商品和服务属于防御性质。正如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卜睿哲（Richard Bush）所指出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一项法律承诺，必须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台湾海峡及印太地区的战略环境的变化，导致美国不同政府对《与台湾关系法》的解读和实施方式各不相同。
　　二、美台安全与防务关系发展现状
　　尽管美国与台湾的接触始终得到国会两党的大力支持，但《与台湾关系法》的灵活性意味着不同政府在执行对台政策时将采取不同的方法。在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分别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及“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持续关注美国在台湾的利益，但每届政府如何实施相关对台政策各不相同。特朗普执政后，美台安全与防务关系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向台湾出售作战平台的频次不断增加；国会在指导美台安全关系方面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台湾被纳入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
　　（一）美加大对台军售力度
　　入主白宫后，特朗普政府即发出信号，表示将采取与上届政府完全不同的对台湾政策。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在坚持上任政府对《与台湾关系法》的解读的同时，增加了对台武器销售的次数。例如，时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2017年香格里拉对话中表示：“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国防部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与台湾及其民主政府合作，以便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国防物品。”截至2019年年中，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额已达到约120亿美元。相比之下，奥巴马政府任内的八年时间里，美国仅向台湾出售了三批武器装备，总价值约为140亿美元。
　　武器销售的频次和总价值的增加并不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台军售唯一值得注意的变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台出售的武器类型。特朗普政府向台湾出售M1A2“艾布拉姆斯”坦克及F-16V战斗机等。这些都是往届美国政府拒绝向台湾出口的武器系统，将成为台军武器库中作战能力最强的武器。奥巴马政府选择帮助台湾升级现有F-16战机，而不是向其出售更先进的新型F-16战机。布什政府在2001年拒绝了台湾提出的购买新型“艾布拉姆斯”坦克的要求，导致台湾只能使用相对老旧的M-60A3坦克。特朗普政府决定向台湾销售“艾布拉姆斯”坦克和F-16V战机将有助于台湾对其地面部队和作战飞机进行现代化改造，并且有可能实现台湾、美国和日本空军之间的协同作战。特朗普政府决定继续销售这些先进系统进一步表明，美国不惧怕中国可能做出的反制措施，并寻求区别对待中美关系及美台安全关系。
　　（二）国会在美台防务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除了改变对台军售外，美国国会还表示愿意在安全关系上发挥比以往更积极的作用。国会在涉台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已不仅仅包括制定一些加强安全合作或军事交流的模糊规定。尽管近期的立法试图扩大美台安全关系的规模与范围，但一些更加重要的立法仅仅是为了表达国会的立场，并不具有约束力。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提出了国防部为提升台军战备水平而采取的几项行动，但这些条款在法律上并没有强制性。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包含比以往更多的涉台条款。法案明确指出，美国通过增加与台湾之间的实战演训及对台出售防御性武器（重点是提高台湾的非对称及水下作战能力），来加强与台湾的防务与安全合作，这是“国会的意志”。美国近期通过的涉台法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再保证倡议法》。该法案由特朗普总统于2018年12月签署生效，重申了美国的对台政策，并为对台军售及美国官员赴台旅行提供了指南，进而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美国对台湾的政治承诺。该法案遵循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有关条款，声称总统“应定期向台湾转移国防物品”，这些物品应“量身定制，以满足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需要”。尽管以往的法案，包括《与台湾关系法》本身，也表示应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国防物品或服务，但哪些平台或装备被认定为防御性质取决于对法律条款的解读。与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一样，《亚洲再保证倡议法》首次将“具有机动性，且生存能力强、费效比高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确定为对台军售的必要组成部分。
　　中国军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美国防界普遍认为爆发台海危机的风险在增加，促使美国更加注重对台出口这些武器系统。鉴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公开谈论台军作战细节，美国专家为加强台湾现有防御措施提出了许多想法和选项。这些选项影响了美国的对台政策及对台防务关系，并在《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等法案得以体现，使美国对台军售的重点从一些知名作战平台转移到可在未来冲突中发挥最大作用的作战能力。但现任政府是否会将此类系统出售给台湾则另当别论，因为《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并未明确要求或强迫总统这样做。
　　（三）台湾成为美国印太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
　　美台安全关系的转变也反映在台湾被纳入美国重要的印太地区战略文件中。美国的非保密战略文件，特别是《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明确阐述了台湾对于美国维护印太地区利益的重要性。这些文件将中国确定为寻求削弱美国地区影响力的“修正主义大国”。国防部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要继续保持与台湾的秘密接触，维护台湾的安全。根据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美国与台湾开展防务接触的目标是“确保台湾保持安全、自信和不受胁迫，并且能够和平、建设性地与中国大陆开展接触”。台湾被纳入美国“印太战略”还体现在美国在该地区实施的海上行动。自2018年7月以来，美国海军舰艇11次过航台湾海峡，几乎一个月一次。尽管公开数据表明，这种过航频率可能没有以往政府高，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许多过航并未在媒体上报道。特朗普政府坚持对美军过航台湾海峡进行公开报道，释放出美国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信号。尽管媒体对此类行动的报道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正如海军前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海军上将所指出的，美国海军过航台湾海峡是根据国际海洋法实施的，与“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和政策一致”。
　　三、美台安全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美台安全与防务关系的未来将以《与台湾关系法》建立的基本政策为基础。正如过去几十年美台关系的起起伏伏所表明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一个灵活的框架，使美国可以根据其对战略格局的认知变化来调整对台安全与防务支援。换句话说，尽管美台安全与防务关系的基础没有改变，但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判断却发生了改变。这种认知变化影响了美国政策调整的规模与范围。对于台湾而言，这意味着《与台湾关系法》使美台安全关系不断拓展，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军售、国会的作用、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作用等多个方面。
　　未来，美台防务关系可能会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2020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后，2020年11月美国大选前这段时间。美国目前的对台军售方式似乎表明，特朗普政府试图使对台国防支持“正常化”。如果决策者遵循国会的指导，那么美国未来对台军售将越来越侧重于非对称平台和能力，包括导弹防御系统和水下作战能力。由于台湾面临的威胁不仅局限于传统战场，美国的国防支持可能需要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如网络空间。
　　美国对台湾的国防支持还必须考虑对台湾的军事战略及国防的软性投入。对台军售只是维持一支有能力的、可靠部队的第一步，即用更高级的武器取代老旧武器系统。为了维持这些系统，台军必须有足够的训练和人力。未来，在决定对台军售时，应充分考虑到台湾正在实施的向全志愿部队过渡所带来的影响，以确保台湾在和平时期和冲突时期有足够的人手来操控这些从美国采购的系统。
　　美国现任政府将中国确定为“修正主义大国”的立场可能不会改变，这将导致美国政府公开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尽管台湾可能不会成为中美全方位竞争的受益者，但美国当前的政策评估强调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威胁，以及中国的“地区霸权主义”，这已经为建立更加紧密的美台安全与防务关系铺平了道路。未来美台关系将如何发展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编译：吴天昊
　　作者：Lauren Dickey
　　原文标题：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U.S.-Taiwan Security Ties

来源时间：2020/2/3   发布时间：2020/1/31

旧文章ID：20579

作者：刘遵义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刘遵义（Lawrence Lau），是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荣休教授。

　　1月15日，有关中美贸易争端的“第一阶段协议”在华盛顿签署，两国之间持续了近两年的贸易战暂时休战。不仅对中国和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这都是最值得欢迎的进展。估计，我们将迎来一个相对平静稳定的时期，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下降，这反过来将增加全球投资和消费，加快经济的增长。
　　然而，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这不是净赢，当然也不是大赢。彼此的关税让两国都蒙受了经济损失，并且它们还将继续蒙受经济损失，因为“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并不意味着事情会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不会的。美国仍然对大约3600亿美元的商品维持平均近20%的关税，占到中国输美商品的60%以上。同样，中国也将保持对美国近60%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
　　另外，根据协议，中国承诺到2021年底以前增加进口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然而，中国此类采购必须基于商业考虑，并要符合WTO规则。这些采购本身不能被看作损失，因为中国对大豆和猪肉、石油和天然气、飞机和先进半导体等产品有巨大的需求，及时从美国进口这些产品可以使严重的国内短缺得到缓解，使中国受益。
　　至少，有了“第一阶段协议”，两国彼此之间的关税升级已叫停。双方承诺早日展开“第二阶段协议”磋商，并将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出结果。它预示着贸易战的战场会有一年时间的相对和平。
　　贸易战还令现有的技术供应链面临脱钩威胁。这不仅仅是由于两国彼此征收关税，还因为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事实上，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初因为朝鲜战争而对中国实行的高技术出口限制从来不曾彻底取消过。华为、中兴和海康威视等中国高技术企业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清单，实际上就是要阻止它们购买美国的高技术零件、设备和服务。建立“实体清单”的动机与中美之间的巨额双边贸易逆差没有多大关系，在高科技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美国拥有巨额双边顺差，停止此类贸易只会扩大美国的双边贸易逆差，而不是使之减少。
　　美国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其主要目的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滞缓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这种技术脱钩是中美在经济、技术乃至地缘政治主导权方面有意无意竞争的体现，说明双方缺乏互信。
　　实际上，此类做法会在短期内产生影响。例如，所有华为手机都采用谷歌安卓系统作为操作系统，而美国的那些限制让它无法再这么做。对华为来说这是它自己的“人造卫星”时刻，它意识到若要继续留在手机行业，就必须为其手机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新的操作系统可能要一年左右时间才能完善，而开发人员可能再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发出应用程序。与此同时，华为在美国差不多被禁，在欧洲也丢了业务。不过鉴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仍然把“买得起”作为考量因素的发展中经济体市场，华为手机业务会生存和繁荣，只不过在这期间它将付出额外的研发成本。
　　但“第一阶段协议”没有说明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出口限制是否会取消，而人们的预期是这种可能性不大，两国间争夺经济和技术主导地位的竞争会一直存在，成为“新常态”。对全球经济脱钩及其负面影响，特别是对现有全球高技术供应链的影响，相关讨论继续有增无减。
　　不过，脱钩不只有代价，它还有潜在的好处，不幸的是，这些好处只有在中长期才会表现出来。其实，对全球来说，让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至少能有第二供应源是个好主意。供应链不仅可能因为贸易争端和地缘政治紧张中断，也可能因为地震、海啸和台风等自然灾害以及疫情而中断。拥有第二供应源可能成本更高，但它为应对意外突发事件提供了保险，并有可能防止供应商过度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如果一家公司有多个潜在供应商，它的议价能力就会增强。脱钩为成功培养第二供应商创造了条件。事实上，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高技术企业必须要不惜一切成本，找到非美国的第二供应源。
　　而这种短期阵痛可以变成长期的收益，因为走到最后，第二供应源不仅可以让中国的高技术公司继续像以前那样做生意，它也可以服务于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用户。如果竞争者能够提供类似的产品和服务，出口限制就百无一用了。这会制约一些高技术公司垄断权力的行使，降低所有用户的成本。
　　正如空客、波音两家大型商用客机制造商让全世界明显受益一样，存在两个独立但并行，而且相互兼容的5G无线通信系统不是坏主意，它将防止一家企业成为垄断性5G设备与服务提供商。竞争只会让全世界消费者以更少的成本享受到更高的福利。某些多样化、分离和冗余，实际上有利于整个体系的稳定和可持续，这样，灾难冲击之下才不会一切全都垮掉。例如，对一个大国来说，国家电网可分离或许更好，这样才不会全国同时断电。
　　而且，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兴起，无节制的垄断企业可以更多地盘剥消费者，因为它获取到潜在客户的大量信息，可以根据客户的支付能力及愿望对产品或服务价格进行个性化处理，针对每一位顾客实行完全的价格歧视，从而榨取它的所有消费者的余钱。只有通过有效竞争，也就是通过第二供应源，这种垄断权力的滥用和完全价格歧视才能被遏制。
　　中美技术竞争的后果之一是全球高技术供应链脱钩，这对所有人来说，包括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它们美国供应商，如谷歌和英特尔，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在短期内都是代价高昂的。可从长期看，这实际上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我们应当承认，短期内脱钩也许不可避免，但我们要努力通过建立共同、开放的全球标准，来确保互通性。而长期来说，存在两个必须相互竞争、提供类似产品或服务的供应商，会让世界变得更好。

来源时间：2020/2/3   发布时间：2020/1/31

旧文章ID：20576

作者：彦子  来源：美国华人

　　从1月16号开始，经过了半个月的审理，共和党主导的弹劾特朗普案于周五进行关键性投票，结果，共和党以51票对49票的两票优势，拒绝传唤新的证人——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参议院弹劾案没有传唤新的证人。这意味着，弹劾审理基本结束了。
　　下周一，代表弹劾起诉方的众议院经理与特朗普辩护团队将进行最后陈述总结，下周三，正式就“免除总统特朗普”进行投票。
　　免除总统需要三分之二参议员同意，大家都觉得这几乎不可能。但是，对于传唤像博尔顿这样的证人作证，大家还是有期待的——没想到，共和党连装装样子也懒得装了。
　　民主党众议院领袖佩洛西表示：“没有证人的审判是假审判”，“假审判无法证明特朗普清白”。
　　参议院民主党少数党领袖舒默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的大悲剧。
　　相信民主党众议院肯定会继续传唤证人帕纳斯、博尔顿、以及通俄调查时期的白宫律师麦金，让真相一步步显现。

参议院是否传唤新证人投票结果：49:51。（Globe News截图）

　　共和党：党派利益为先
　　我们以前曾经提及，共和党把持参议院，100名议员中占了53席。当中，有几位媒体及民众眼中的所谓温和派、中间派，包括了缅因州的科林斯，阿拉斯加的穆克斯基（Lisa Murkowski），以及犹他州的罗姆尼。
　　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大家的目光自然聚焦这几位参议员，看看在就传唤新证人证据投票时，他们能否放下党派成见，给出公正的审理。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田纳西参议员亚历山德（Lamar Alexander）。星期四晚间，他宣称反对传唤新证人。亚历山德已经宣布退休，并没有连任压力。他在弹劾案过程中，对自己的投票意向守口如瓶，令人揣测。
　　而到了星期五，穆克斯基也公开表示，自己会对传唤证人说“不”。
　　至此，只有两位共和党人，缅因州的科林斯以及犹他州的罗姆尼，同意传唤新证人。
　　民主党这段时间以来，说服共和党少数中间派的努力最终功亏一篑。
　　同时也感觉，共和党为了自己的总统连最后一点信誉与对美国民主的坚守也丢掉了。

博尔顿新书爆料。（《纽约时报》截图）

　　博尔顿新书爆料：特朗普指导对乌克兰施压
　　许多人把特朗普利用总统权力换取私人利益遭到弹劾与前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因窃听民主党而遭调查，最终辞职的尼克松相比。
　　从现有证据看，特朗普派遣自己的私人律师，前往外国，以军事援助为要挟，换取对政治对手黑材料，无论从性质还是胆大妄为的程度上，都比尼克松更胜一筹。
　　而当时，尼克松首先是失去了共和党内部的支持，才选择辞职，
　　但还是那种分析，现在的政治环境比起70年代，两党分歧分裂更大。
　　在整个的弹劾案审理过程中，有关特朗普亲自参与对乌克兰总统施压，要求他宣布调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爆料几乎没有断过——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劲爆。
　　星期五早上，就在参议院就是否传唤证人投票前几个小时，《纽约时报》爆出，前特朗普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新书中描述：
　　“在去年五月初，特朗普与几名高级亲信开会，亲口要求博尔顿与乌克兰总统通话，安排其与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会面。在场的还有朱利安尼、白宫办公室主任马洛尼、以及白宫法律顾问斯帕洛尼（Pat Cipollone）。”
　　爆料在媒体上引起轰动，因为博尔顿的书稿爆料可能还有更多，对特朗普更加不利的证据。
　　不过，这些对共和党参议员的投票意向没有丝毫影响。
　　特朗普的辩护律师在三天时间里，并没有对民主党指控的事实提出直接证据反驳，而是不断提及程序不公，以及拒绝传唤证人证据等。
　　在整个儿辩护过程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特朗普律师德舒维兹的一段话：
　　“我认识的所有政客都觉得，特朗普当选代表了公众利益。所以，如果特朗普为寻求连任做了些什么，这个做法他认为是符合公众利益。”
　　德舒维兹的意思是，总统认为自己代表了公众利益，所以得到外国势力帮助赢得大选没有问题——这直接危及美国的民主制度基石，也就是公正选举。再有，这段话里的逻辑显然是，特朗普认为自己代表着大众利益，他就代表着大众利益——这也是所有极权领导人才有的逻辑。
　　美国民主政治的挣扎
　　在弹劾案参议员提问的环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沃伦对美国的最高法院法官罗伯茨提出严肃质疑：在大多数美国人对政府失去信心的时候，首席大法官主持的弹劾审理中，占多数的共和党人甚至拒绝证人出席，这是否会导致大法官、最高法院、以及宪法的合法性遭到质疑？
　　当时，大法官罗伯茨的脸上一派默然。

　　看到这个地方，我忽然感觉，或许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更大的历史事件：美国民主的衰落，甚至消亡。
　　如果连特朗普这样无视法律，以国家利益为个人谋私利都能够在没有证人出席情况下，逃过下台，那么，弹劾还有什么用处呢？
　　美国总统真的凌驾于法律之上吗？
　　从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到近代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人类历史上的民主统治，其实无论是时间上还是范围上，都远远比不上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皇权或是极权统治。
　　也就是说，人类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民众并不是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很艰难，但是，破坏起来却很容易——民主其实很脆弱。
　　过去三年，特朗普就像是一个超级大病毒，对美国民主法治造成空前破坏，而且，受特兰普病毒感染的共和党人，处于狂躁仇视的非理性状态中。
　　甚至有多位共和党重量级人物在媒体把特朗普成为“上帝挑选的领袖”，这就不像政治党派，而像是特朗普邪教了。
　　现在，人们唯一能够寄予希望的就是11月的美国大选。去年12月初，美国民调显示，50%的民众认为，特朗普应该被弹劾、被免除。
　　我希望美国人对民主的理念是清晰的，并且有捍卫民主的决心——以选票捍卫民主。
　　让共和党这一次弹劾审理中的行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与未来的历史中都有公正的裁决。
　　

来源时间：2020/2/3   发布时间：2020/2/2

旧文章ID：20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