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博一 来源：澎湃新闻
多位美国和北约官员近期证实，美国政府已采取措施以大幅减少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NATO）的直接预算投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1月27日报道，美国国防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试图将美国对北约的财政投入减少至16％左右，使这一数值与德国的14.8％保持在同等水平。
此前，美国为北约提供了直接预算中大约22%的资金，其中包括北约总部维护费用、联合安全投资以及一些联合军事行动的费用。
CNN援引北约外交官员称：“所有北约成员国已经商定了新的成本分摊公式。在新的公式下，一些欧盟国家和加拿大的财政投入将上升，美国所占份额将下降。”
一位美国国防官员称，美国方面节省下来的资金将用于资助美国在欧洲的其他军事和安全行动，包括在非北约成员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展开的计划，这些均被视为应对俄罗斯的“前线”行动。
CNN同时指出，由于北约的直接预算相对较小，约为25亿美元。因此美国缩减投入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为象征性举措。
来源时间：2019/11/28 发布时间：2019/11/28
旧文章ID：20081
作者： 来源：外交部官网
今天，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此举严重干预香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美方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公然为疯狂打砸烧、残害无辜市民、践踏法治、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分子撑腰打气，性质极其恶劣，用心十分险恶，其根本目的是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破坏“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破坏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我们要正告美方，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和势力都无权干预。这一所谓法案只会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美国的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众志成城。美方的图谋注定失败。
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奉劝美方不要一意孤行，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制，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
来源时间：2019/11/28 发布时间：2019/11/28
旧文章ID：20080
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11月27日)宣布他已经将《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签署成为法律。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对香港的自治状态进行年度审议以确定是否维持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同时还警告要制裁侵犯香港自治和人权的官员。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说：“法案某些条款将干涉总统申明美国外交政策的宪法权威。我的行政当局将在符合总统与外交关系有关的宪法权威的情况下对待法案的每一项条款。”
特朗普总统同时还签署了《保护香港法案》。这部法案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美国制造的某些武器装备。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布的另一项声明中说：“我出于对中国习主席和香港人民的尊重签署了这些议案。实施这些议案是本着这样的希望，也就是中国和香港的领导人与代表将能够友好地解决分歧，走向造福于所有人的长期和平与繁荣。”
美国国会两院上星期高效率地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部得到两党议员广泛支持的法案在参议院获得无异议通过，在众议院只有一票反对。两院还无异议通过了《保护香港法案》。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的发起人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民主党参议员卡丁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里施与参议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梅嫩德斯发表声明，称赞特朗普总统签署法案。
里施参议员说：“这部法律是真正的两党两院努力的产物，我很高兴我们走到一起，异口同声地告诉香港人民，美国与他们站在一起。”
上星期五，特朗普总统说，他要“好好看看”这部法案。他还说，他既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也与他的好朋友习近平主席站在一起，并且说法案是给美中贸易谈判带来复杂性的因素。这让人一度猜测特朗普总统有可能会否决法案。
中国称这部法案“混淆是非”、“干涉中国内政”。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特朗普总统签署两法案后做出反应。在其官方网站发表的新闻公报里表示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另外一项有关香港的法案成为美国法律表示强烈反对，并对美方无视港方多次就两项法案提出的切实关注表示极度遗憾。港府表示两项法案明显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既无必要，亦毫无理据，更会损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利益。港府的声明中还说，美国在香港拥有庞大经济利益，包括在过去十年从香港赚取在美国的全球贸易伙伴中最高的双边贸易顺差，单是去年已超过330亿美元。美国单方面改变对香港的经贸政策，将会对双方的关系及美国的利益产生负面影响。
来源时间：2019/11/28 发布时间：2019/11/28
旧文章ID：20079
作者：Prashanth Parameswaran/文 汤杰/翻译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199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11月10日周五在越南中部城市岘港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该峰会是更宽泛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一部分——最后一天发表讲话。本周，各国领导人和商界资深人物齐聚越南城市岘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年度21国首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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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美国国务院发布一个新的关于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的进展报告，与最新一轮在曼谷举行的东盟领导的首脑会议相协调。尽管这一报告只是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发展过程中众多转折点中的一个，并非没有局限，但它仍然值得仔细研究，因为它揭示了美国政府对该区域远景演变和未来塑造的思考。
2017年在河内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提出对印度洋-太平洋的设想，与之配合的是一些其他指导性文件，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自此，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将“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这一概念转化为现实，它将涵盖安全、经济和政府这三大支柱。同样，通过印太战略报告等文件的发布，意味着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进行了阐释。
上周，随着最新的进度报告的发布，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再次受到瞩目。遵循印太战略报告和香格里拉对话中所阐述的一贯模式，连同最近一轮东盟峰会以及在曼谷举办的“2019届印太商业论坛”，美国国务院发布了美国政府印太地区战略的实施进展报告。
这份长达30页的报告题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详细介绍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印太战略的五个组成部分的进展情况。这五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建立伙伴与区域机构；促进经济繁荣；倡导善政；确保和平与安全；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正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中的介绍中所述，报告与其说是一份机构间的战略报告，不如说是一份“最新实施情况”报告，它描述了美国如何与盟国和伙伴国合作，实施共同的愿景。
新报告的发布并非没有意义。无论是对正在进行的美中竞争的关注，或是事关美国的参与程度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在最新一轮东盟首脑会议期间发布的这一报告，再次强调了美国政府对于“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一战略所取得的进展——尽管挑战和不确定性继续该地区的主要特点。从视觉上来看，该文件是迄今为止政府实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所取得的进展的最全面的、公开发布的报告，此前，美国官员在印太的几个分区域（包括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仅仅在口头上强调了这一战略的进展。
从实质上来讲，从美国的一贯的政策基调上来看，这份报告都踩到了点上。它把盟国和伙伴放在战略的核心位置（因为从标题开始即强调“共同愿景”），这一点与印太战略报告非常相似，这有助于消除“‘自由开放的印太’是美国强加于他国的”疑虑。它强化了“自由开放的印太”的广度，提到了在上述所有五个方面发展中取得的重大进展，包括将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四方会谈提升为部长级会议；启动基础设施交易和援助网络，以解决该地区的连通性和基础设施问题；在明年选举之前，为缅甸制定新的治理方案，使之举行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在其他策略和应对措施的演变中，出现了一些针对“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批评，该报告试图回应这些批评，无论是资源配置方面（报告提供了一些数据和指标，表明自该战略发布以来，美国的参与确实有所增加），还是“都是关于中国而非美国的地区战略”这样的认知（事实上，该文件仍然将重点放在推进美国的政策上，而不仅仅是批评中国，由于“中国”和“中华人名共和国”这两个词在整个文件中只提到了6次，且主要是在治理和安全部分）。
同时，这份报告在美国的亚洲政策上可以或者不可以揭示和实现的目标方面是存在局限的。一方面，从表面上来看，虽然进度报告确实提供了更全面的、跨机构的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最新情况，但它仍然不能充当政府总体的核心战略文件（总体的核心战略文件应当通盘描述政府的战略规划，仅仅这份文件是不足够的）。另一方面，虽然这份文件本身可能部分是为了加强美国的地区承诺，然而当前美国在亚洲峰会上只处于低级别的外交代表状态，同时部分地区在明年美国大选前处于观望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发布背景使得该报告完成其目标的能力趋于复杂。此外，尽管该报告可能会解释清楚美国政府机构打算如何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但是它本身无法解决这些优先事项与特朗普政府和总统自身在自由贸易或多边主义等领域的某些倾向之间的分歧。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该文件的发布是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演变的重要一步，这一点本身就值得注意。尽管如此，这确实意味着在2019年余下的时间里和即将到来的2020年，我们在分析和评估新文件时，也应继续认识到美国官员自身以及与外部合作伙伴一道制定这一方针时将面临更广泛的机遇和挑战。
原文Assessing the New U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Progress Report发表于The Diplomat。作者Prashanth Parameswaran是《外交学人杂志》（The Diplomat）的高级编辑，他主要关注东南亚政治和安全、亚洲国防事务和美国在亚太外交政策方面，并撰写相关文章。译者汤杰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来源时间：2019/11/28 发布时间：2019/11/28
旧文章ID：20077
作者：蔡何 (Michal Cerny)，刘亚伟/文 张涓/翻译 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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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象：如今，您的播客Sinica已经是中国时事新闻中首屈一指广受欢迎的播客，您能否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您的播客是如何开始的？
郭怡广：截止2010年，科恩（Jeremy Goldkorn）和我都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大约15年，而且一直都是朋友。 在当年三月份的一次聚会上，我们谈起个自都在听的播客。当中的一个人——我不记得是谁了——问有关以中国为主题的播客，以及我们是否知道有任何好的播客可以推荐。我们俩都不知道。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决定开始一个以中国为主的播客。
我们很快就对播客的形式达成了共识：这应该是一个比较自由的时事漫谈，我和科恩是节目的常客，并负责邀请记者和各种领域的专家加入我们的谈话。当时，我们的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朋友大卫·兰开夏（David Lancashire）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一名博士候选人。他想创业，推迟了博士学业，。他的主要项目是基于播客的中文教学系统Popup Chinese。他有一个录播室，并有一群现成的听众。他们学习汉语，所以有可能对中国时事的节目也感兴趣。科恩建议我们与大卫合作，以便我们可以使用他的录播室，还可以让他在他的服务器上主持播客。大卫立即答应了我们的合作要求。他认为——我认为他可能是正确的——我们还将把对时事感兴趣的人带入他的客户群，其中许多人将会通过他的服务学习汉语。
大卫d的“录播室”是他在朝阳门附近一幢肮脏的公寓里的一个房间，但是，他的麦克风和混音板都不错，他甚至还主动提议要帮助我们编辑播客。我们所做的就是请播客客人，设计播客的提纲——称其为脚本有点太慷慨了——然后坐下来聊天。我们的第一场播客是2010年4月1日与比尔·毕晓普（Bill Bishop, 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员）录制的。我们谈了谷歌从中国撤出的事，谷歌是在当年1月12日戏剧性地宣布撤出中国，之后两个月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预测听众可能会对这期节目感兴趣。当时，“中国推特”已经如火如荼，科恩和比尔等人已经有庞大的粉丝群。那时候很多中国人都有了智能手机，并且开始知道订阅播客非常容易。
中美印象：您的播客目标受众是谁？您觉得在哪些方面你的播客发挥了巨大影响？
郭怡广：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确保该节目是资深的中国观察者所钟爱的节目，并希望成为他们经常能够听的节目。因此，我们不想将受众群体扩大到太多。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前六年的播客仅仅是出自我们的一个爱好。我和科恩都有日间工作：他负责管理“单位”网站，该网站在我们成立不久后就被英国《金融时报》收购，而我当时担任百度国际传播总监。我们无意将我们的博客商业化，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让普通民众都能接触到我们的播客。
但是随着节目的走红（尤其是在2012年春季之后），当我们在《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当时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播客）中做了一期专题节目后，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整，将注意力转向了不仅关注时事新闻，也会关注不太会“过时”的主题。这样做可以使收听众在首次播出几个月甚至几年后还可能会觉得这些播客还有价值。我们还更加认真地解释了那些不熟悉中国的人们不一定理解的名称和术语。我们仍然希望这个播客能够引发听众更多的兴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听众再进一步进行探索，让他们打开维基百科或谷歌继续研究（我们所谈的主题）。
如今，尽管我们无法完全了解谁在听我们的播客，但我的感觉是我们的听众中仍旧有很多敬业的中国观察者，他们来自学术界，非政府组织，智库，新闻行业，还有政府官员——在外交、国防或者情报部门工作的人。我们的听众有很多学生，商人，甚至还有很多仅仅是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抱有真诚兴趣的人。
很难说这个播客目前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认为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为一些真正很复杂的问题提供了讨论空间，并为在所有其他重要媒体（例如电视或报纸）中经常需要删除的重要信息提供了发表空间。我认为Sinica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信赖的平台，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们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就与中国有关的重大话题进行深入的对话。我希望人们将我们视为平衡、公正和独立的（一个平台）。我们受到来自“双方”的批评——认为我们对中国太“软弱”的人，以及认为我们对中国有偏见的人——的事实表明，也许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中美印象：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一个核心重点是消除对中美关系的误解。我们认为，您的平台向观众提供有关中国问题的高质量且权威的观点。您认为构成中美关系的一些主要认知差距是什么？
郭怡广：首先，谢谢您的夸奖！当然，双方都有重大的认知差距。我的主要兴趣一直是着手解决美国人或其他说英语的人对中国的认知差距，尽管我认为也有必要解决反向的认知差距，但我现在只讲前一种。
美国在认知上的差距部分与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关。大多数美国人通过观看、阅读和收听新闻报道，了解当代中国。尽管我碰巧认为（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报道环境），我们的媒体在平衡报道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新闻的制作和受众市场仍然存在结构性的现实，这最终导致误解的发生。
当我阅读《纽约时报》或观看一个小时的网络或有线电视新闻时，每一天都有很多让我觉得这个国家就快分崩离析的报道——白宫更加混乱，总统在推特上的鬼哭狼嚎，又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被警察枪杀，又一名因性行为不端而被揭露的公众人物，但媒体还有提供其他有关真正平庸和琐碎事情的故事，以及许多令人欣慰的消息：什么东西正在走红，又有哪些好吃的东西，，科技突破，总之有很多与人情人性相关的报道。更重要的是，我还有美国的实际生活经验，我知道尽管我已经读过报纸上的所有负面文章，但我不觉得我打开窗户时会看到街头战斗的场景和闻到燃烧的轮胎的味道。
不幸的是，当我阅读同一份报纸或聆听新闻广播时，我可能关注的有关中国的几个故事将集中于不寻常的事上，而且通常这意味着它们将集中在负面的事上。 这不是因为媒体精英们心怀鬼胎，故意妖魔化中国，而是因为新闻业务的根本结构。 记者要报道的是坠毁的飞机，而不是安全着陆的航班。 他们写的是倒塌的桥，而不是不塌的桥。 因此，很自然地，他们会报道中国对少数民族的镇压，精英冲突，官员渎职，环境灾难或群体抗争。 问题在于，对于一个阅读这些内容的美国人来说，如果没有其他琐碎的故事，没有令人欣慰的故事提供更完整的图画，也没有在中国的真实生活经验，许多读者（我敢说，大多数读者）会得出与中国的现实格格不入的负面形象。
据我所知，美国媒体的报道是相当准确的。新疆确实发生了暴行，同化维吾尔人的努力包括不正当程序的法外拘留，维吾尔族文化本身的基本特征遭到蹂躏，以及无视人类基本隐私权而用用先高科技手段实施监视和跟踪。在中国许多地区，确实存在着可怕的环境恶化。另外，所有媒体，包括互联网，都受到广泛的审查。所有对这些问题的报道都是准确的。但是准确与现实并不相同。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媒体有责任描绘出更完整的现实图画。这恐怕不是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只能说我们所有人所希望做的是尝试展示更完整的图画。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会极大地导致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存在差距，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今美国人与历史的关系有关。我们基本上倾向于将历史视为目的论，即它具有目标或终点，并朝着特定方向移动。它已经根深蒂固地融入了我们的语言，并且很难超越。我们没有意识到历史是多么的有偶然性。我认为，自冷战结束和苏联共产主义崩溃以来，这一特点尤其明显。
在消灭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意识形态上的巨大敌人之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自己处于历史的正确的一方——不太倾向于审视我们的目的论历史观所依据的假设，更不容易认识到这一切的偶然性 。 因此，我们现在站在一个根本的历史鸿沟的一边，放眼中国，想知道为什么它不能跨入我们现在的位置。 我们不愿意再去审视条鸿沟，思考我们如何走到这一边的曲折道路而经历的所有的的死里逃生，所有的侥幸，所有鲜血和尸体。
我们缺乏历史的视角这个事实也往往令我们缺乏耐心。 （我们）很容易看到没有历史知识的人如何看待中国，看到一个非常现代化和发达的国家。 从表面上看，中国看起来确实如此。 但是，由于缺乏对历史的鉴赏力，我们无法认识到中国在硬件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光鲜的基础设施，特大城市，高科技——都是出自一代人的努力——这些硬件上的发达尚未与软件建设同步发展。 软件的发展需要时间。 公平地说，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成就是巨大的，但现代的外表与在我们看来并不现代的内在政治文化的脱节才是中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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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象：作为SupChina.com的总编辑，您拥有广泛的社交媒体影响力，您认为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郭怡广：毫无疑问，中国——即不仅仅包括个人，还包括媒体在内的党国实体——蓄意制造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 例如，推特确认了许多看似中文的机器人帐户。人们倾向于把任何看起来似乎与中共的叙述相符的网上意见，或者捍卫中国免受攻击的观点的人定位为“五毛党”，这令我感到不安，但我也意识到中共控制的中国确实试图通过付费帖子左右网上意见。
但是，我认为，对中国的错误或虚假信息所做的任何公正评估都会告知我们，中国的作为在规模上绝对不能与俄罗斯近年来在欧洲或美国的作为同日而语。正如俄罗斯人似乎在种族、变性人和堕胎等问题上试图对美国人挑拨离间，我从未发现中国也试图如法炮制。在像脸书这样的平台上，中国从未象俄罗斯那样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广告攻势。
在美国运作的中国新闻媒体不像俄罗斯新闻媒体那样恶劣。 CGTN等并未故意参与阴谋理论的传播，也没有像“今日俄国”及其类似媒体那样涉入美国政治。 这也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对中国媒体放任自由或者不予监督。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媒体的方法与俄罗斯媒体的方法大不相同：它远没有俄国同行那样具有进攻性，它更加认真，并且无意以俄国人的方式破坏美国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而且，据我所知，中国的举动，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其他任何影响力方面，多呈防御性。 中国人的目的是淡化或转移对中国的批评。 请注意，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接受（中国人的这些防御性做法）：只要它影响言论或不符合透明规范，（我们）就不能接受。 虽尽管如此，防守和进攻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中国的举措相当笨拙，，在一英里之外就可见其（真实目的）。 因此，尽管我们应该始终保持警惕，但我们过度的反应对我们的公民结构造成的伤害大大超过中国的所作所为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美印象：作为生活在中国并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有更深刻了解的人，美国当前对中国的恐惧和担忧是否过分夸大？
郭怡广：是的，我相信这种恐惧的确被夸大了——但是这并不奇怪，而且并非没有事实的支撑和令人担忧的正当理由。 毫无疑问，例如，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的某些行业受到全球化的不利影响。 我们可以争论谁是最终的罪魁祸首：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以应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劳动力——成千上万的人迁移到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工厂。 但事实是，全球化的红利并未平均分配，与全球化相关的工作遭受损失最大的地区往往与现在遭受鸦片类药物成瘾或者容易受到药物诱惑的地区相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今天第一次面临一个艰难的心理挑战时刻，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多维竞争。 苏联和日本仅在单一方面挑战了美国。 而中国则不同。 在某些人看来，中国不仅可能在经济上超越美国，甚至在军事上超越美国，而且可能会提出其他国家希望效仿的替代发展道路。
尽管客观上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仍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其崛起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让美国人注意到了。 对于许多本来没有引起注意的人来说，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盛况让人警醒。 本来，被很多美国人视为仍在努力摆脱毛泽东的阴影和摆脱绝望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突然看起来像一个强大、现代化和充分动员的社会。 北京奥运会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前的三周结束（雷曼兄弟的倒闭引发了2008年大萧条的开始），这加剧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担忧。 衰落主义，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都使我们容易夸大来自中国的挑战。
中国习惯于挑战美国根深蒂固的关于世界运作方式的信念，这也不是一个加分点。 长期以来，我们深信，没有政治民主和自由就不可能有自由市场经济；没有思想市场的运转，资本市场或劳动力市场也就无法运转。 到上世纪末，我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中国推翻了这一信念这个事实。
在这个技术已经决定我们对国家力量、政治和经济如何思考的时代时代，毫不奇怪的是，技术也已成为我们对中国担忧的焦点。 中国再次挑战了我们长期存在的信念，即技术和威权政治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这些叙述中有两个颠覆了我们的理念。
直到不久之前，传统的观念认为数字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是固有的解放者：特别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威权统治者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而拥有更全信息和网络化的人们将会掀起新的民主革命的浪潮。现在，阿拉伯之春的失败，斯诺登爆料引发的的幻灭以及剑桥分析公司和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干预一起改变了我们的信念：技术实际上是威权主义的仆女，中国就是证明。在短短的几年内，我们对中国的技术独裁主义的程度深感关切。其中一些确实令人担忧：广泛使用复杂的监视技术，例如AI驱动的面部识别摄像头，以及DNA的收集和众多生物识别技术。这里的教训不应是技术固有压制性，而是它本身没有意志，而将意志归于技术是一种放弃明治使用这些技术的责任。
被彻底颠覆的第二个理念与技术创新和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有关。 二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开始涉足中国的技术领域时，已经有一种轻描淡写地谈论中国的创新能力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罪魁祸首一直是中国封闭的政治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深信不疑，审查制度和某些人身自由的缺乏将被证明会拖累社会的创新能力。 但是这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太强了，我觉得与人们分析当年日本的情况类似。 这种信念使人们坚信，在某些方面，自由不仅被视为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拜登2014年发表毕业演讲时谈到，由于美国是自由的，它与中国相比，将始终具有创新优势。
但是，仅在最近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完全逆转。 传统观念突然认为，中国正在创新方面超过我们，甚至要把我们的午餐也吃了——中国在人工智能、5G、超音速武器和磁轨炮等军事技术方面都遥遥领先——这是由于自上而下的研发努力以及相关的产业政策。 我在这里谈不了太多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如同我当年认为，我们轻视中国的创新能力是错误的，我们现在认为现在高估中国的创新能力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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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象：您正在与一群年轻的美国中国观察家合作，提出与中国竞争的新方法。 阻止中美竞争陷入全球对抗和冲突的一些关键因素是什么？
郭怡广：实际上，并非我们所有人都这么年轻！ 这个非正式团体中的许多人都已经五十多岁甚至六十多岁了。 我们所有人都是美国公民，成员来自两党，并且严格奉行独立的立场：我们不会寻求也不会接受中国或任何其他政府的资助。
该小组叫“今后四十年”（Next40），是指我们为中美关系的未来40年奠定政策基础的目标。 我们仍处于这一过程的开始，我们正在雄心勃勃地解决一系列的问题领域，我们认为这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国防与国家安全，贸易与美国竞争力，技术，人类权，气候与环境，以及社会与价值观。
目前我不想公布我们这个小组的政策建议。 但是，把我们这些人团结起来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有在中国工作的丰富个人经验，双边关系不仅与我们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也会影响人类未来的走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这对关系需要更少的压力和更多的鼓励。 我们认识到，当前推动“脱钩”的努力将给美国带来不可接受的成本，阻碍我们在需要共同努力的重大全球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能力，并大大增加各种不可想象的可能性。 我们旨在制定具体、一致的政策立场，并且确定可以实施这些政策的正确的政策执行人。
我们心里十分清楚， 仅仅牵起手、一起欢歌笑语，或者热切希望事情会回到原来的样子于事无补。虽然这样说，我们都对接触时代心有好感。但我们也不是为重回接触政策而争辩，我们过去不相信——现在也不相信——与中国接触是某种灵丹妙药，可以在一夜之间将中国变成自由民主社会， 我们确实相信，接触政策确实带来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虽然批评家们并不愿意承认。
我们接受在可预见的将来竞争会增加的看法，但我们希望在竞争中加装护栏，以确保它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我们普遍赞同竞争应该更多地是关于我们运行得更快，而不是击败其他竞争对手的观点。 即使我们处在竞争之中，我们也寻求促进合作，并就与北京在共同利益的项目上进行合作，这将有助于重建信任并减轻两国首都的敌意。 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更有能力解决我们在这对关系中面临的许多棘手问题，包括新疆和香港等重要的人权问题。
我想谈谈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代表我们的小组。我觉得在北京对安全的担忧较少的时候，中国国内的形势一般会更好。在八十年代以及本世纪前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因为有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中国国内政治也变得更进步、更具容忍性和协商性；于之相对比的是当今的情况，北京处于愤怒状态并感到不安全之时，它得政治往往也变得不那么开放，意识形态化更尖锐。
来源时间：2019/11/28 发布时间：2019/11/28
旧文章ID：20076
作者：达巍 来源：中美聚焦
中美“脱钩”现在成为两国学术界的“热词”。说到脱钩，中国学术界多数人有两个判断：第一是脱钩不好；第二是中美相互依存程度如此之深，所以脱不了钩。确实，如果说脱钩就意味着中美贸易变成零，中美人文往来变成零，或者变成冷战期间美苏的那个交往水平，那么脱钩的确不可能。但是如果脱钩指的是一个战略取向，指的是中美交往的宽度和深度受到限制甚至逆转，那么脱钩不仅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未来可能还会深化。所谓脱钩，是对挂钩的逆转。挂钩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结果。接触战略在美国受到批判，脱钩就是难免的。
过去几十年，中美在同一个国际体系里相互依存，而且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可是，两国又严重缺乏战略互信。两国政治经济体系差异很大，很难产生出高水平的互信。同时，两国实力差距日渐缩小，出于现实主义的原因，彼此防范心理越来越严重。总之，中美一方面相互依存，一方面互不信任，钩得越紧，双方越缺乏安全感。
在中美之间，中国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对挂钩的副作用担心比较多。中国担心在这种挂钩的过程中，美国会对中国的政治安全构成威胁，会对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同时也担心钩得太紧之后让中国在技术上形成对美国的依赖症，并且给美国的监控、侦察留下大量的“后门”。美国长期居于强势地位，所以过去美国对挂钩的心态比较放松。但如今，美国感到中国似乎快赶上来了，所以也开始担心与中国挂钩对美国的副作用了。美国总体上担心中国利用挂钩占美国的便宜，贸易上赚取盈余，技术上通过不正当手段超越美国，甚至在意识形态上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性质对美国民众施加影响。
国际安全理论当中的“安全化”概念认为，安全问题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人们主观定义的结果。当我们的担忧增多时，我们会把更多问题定位成安全问题，列入安全议程。为了实现安全，我们会寻求降低相互依存，给交流设置限制条件，减少交流的数量，降低交流质量，以便降低自己在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另外，脱钩与科技发展也有一定关系。一般的思维是，技术的发展会便利人们的交流，让大家挂钩越来越紧密。然而很多迹象表明，一些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沿着文化边界进行的。比如现在一个中国人更可能用微信，一个美国人则更多地使用脸谱、推特。美国人也许会说这与中国政府未开放这两个公司进入中国有关，但事实其实远比这个复杂。
十来年前，微软的即时通讯软件MSN Messenger在中国被QQ打败已经说明问题。今天，中国人非常普遍地使用手机支付，而多数美国人仍在用信用卡。美国人用Uber叫车，而中国人习惯使用滴滴之类的应用。Uber曾经在中国运营，但在与滴滴合并后，这一品牌在中国已经消失。
中国人喜欢使用共享单车，以连接全国主要城市高铁为骄傲。可是在世界很多地方，人口的分布以及生活方式让这些技术在他们那里没有用武之地。
我的一些外国朋友现在经常抱怨说，现在在中国出差没有以前方便，连个出租车都叫不到。我劝说他们下载滴滴，可是他们又没有中国的银行卡。这类问题其实都是一种脱钩。
因此，虽然我个人认为脱钩很不好，但是中美两国在一定程度上脱钩似乎又是必然的。中国对美国的担心过去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和技术两个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担心自己的政治安全，所以要通过立法加强对外国NGO的管理。在技术领域，中国希望在核心技术领域有自己的发言权。最近华为、中兴等公司被美国政府制裁后，中国人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能生产自己的芯片，美国政府可以随时扼杀一个关键的中国通讯企业。而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则主要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因此特朗普政府发动关税战，将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限制中美的技术交流，剥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签证。
要解决脱钩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当然是避免过度的安全化，但这恐怕短期内很难实现。那么，问题恐怕在于如何减少脱钩，以及如果必须脱钩时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如果我们双方都以一种法制化的、符合市场规则的方式来局部脱钩，同时彼此理解对方为何要推动脱钩，那么事情就不会变得过于糟糕。
来源时间：2019/11/27 发布时间：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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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帆 来源：中美聚焦
在即将过去的2019年，美朝首脑进行了三次会晤，半岛局势较之2018年出现了明显的缓和。但从未来的趋势来看，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首先，朝鲜在与美国三次会晤之后，发现美国仍然未在停和机制转换上采取更加积极的步骤，因而表现出对美国的担心、怀疑和失望。
近来不断试射导弹和火炮也是一种对美国不满的反应。朝鲜由于具备了更强的战略制衡力，有了平等谈判的新筹码，可以保持更大的耐心，并不急于为达成形式上的协议而匆忙做出决定，有可能会等待更为有利的条件。朝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如果感到政权处于危险之中，就会铤而走险。只要美国不放弃对朝鲜的威胁，只要朝鲜始终感到外部威胁，它就不会弃核。
其次，三次会晤之后，特朗普已经充分意识到半岛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一方面特朗普希望继续保持朝核问题缓和的势头，以作为其第一任期最为重要的外交成果；另一方面他又为朝核问题缓和无法更进一步而焦虑。关键在于，如果朝核问题虽然缓和，但问题得不到解决，特朗普会遭到美国国内的攻击；如果朝核问题出现新的危机，特朗普又可能失去已有的政治筹码。可以说，美国在朝核问题上是进退两难。加之，作为霸权国家，美国的战略聚焦一直难以保全，现在推出印太战略，战略重点南移，加上中东局势混乱，中美贸易摩擦，其面临的战略形势更趋复杂。因此，美国的对朝政策面临新的调整。有消息称，美国将重启美韩军演，这有可能给已经缓和的地区局势带来新的危机。
第三，虽然存在新的诸多不确定性，地区局势存在潜在的危机，但从综合因素看，半岛局势仍会总体稳定，危机可控。
原因在于，首先，特朗普会加大极限施压，比如进行军事演习和经济制裁，但也不想因为半岛出现危机而失去其国内选举的政治筹码。因此，即使出现新的危机，其目的也是施压，而不是制造失控。其次，朝鲜自2018年4月20日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改变了其对外政策，致力于发展经济，这就需要改善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关系。因此，虽然出现对美国不满的举措，但朝鲜的目的也是与美国继续保持接触。第三，中国主张地区稳定与缓和，推出“双暂停”主张。中朝关系的改善与强化有助于地区稳定和无核化进程。第四，日本东京奥运会将在2020年7月举办，它所带来的缓和氛围有助于促进各国采取总体缓和的政策。
因此，半岛局势虽然缓中有忧，但总体可控。不过，各国仍需要高度警惕，防止不确定性因素带来新的变数。未来要解决朝核问题，仍然要强调“双暂停”，共同努力相向而行，避免引发新的危机。首先，朝核问题必须与多边安全机制相关，给朝鲜等非结盟国家以安全机制上的保障。第二，朝核问题需要综合施策，需要给朝鲜发展经济的新机会和空间。对朝鲜而言，只要政权稳定能够有保障，它就会致力于发展经济，而经济是可以软化对外政策的。
来源时间：2019/11/27 发布时间：2019/11/26
旧文章ID：20090
作者：陈文玲 来源：人民智库
当前，中美两国关系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所身处的国际战略环境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作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最大变量，中美的互动联系将全球的目光都聚集。透彻理解两国关系走势和世界格局的动态，要求我们不仅仅看到经贸关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要深入探析以美国巩固自身霸权地位为目标的制度设计，以及这种制度设计向科技、金融、网络、军事和地缘政治等多维度的拓展。
如何超越对贸易战的表面理解，从本质上认识中美两国的竞争与博弈，解析经贸冲突和摩擦背后的美国掠夺世界财富的经济武器和运作密码，人民智库邀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教授进行了解读和分享。
核心观点
● 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关系到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前途命运。
● 现在中美关系走向，是影响当前和未来世界格局变化的最大变量。
● 经贸关系是所有问题浮出水面最浅的部分，是最表象化的部分，真正深层次的在于从贸易开始不断地向制造业、高科技、金融、网络、军事、地缘政治经济的拓展。他们组合起来就是就成了美国对中国全面战略遏制与围堵。
● 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美国的霸权何以存续至今？
第一是美元霸权。它正随着美国信用的损耗正在受到质疑与挑战。
第二是长臂管辖的域外权力。在科技战中，它成为杀伤力最强的经济武器。
第三是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举国体系。
第四是贸易讹诈。
第五是互联网根服务器和数据霸权。
第六是用军事打击配合经济战略。
● 现在中美聚焦的问题看起来是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但最后比拼的是制度设计，是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
中美关系的走势关系到世界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格局演化，关系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格局的演化。也可以说，现在中美关系走向，是影响当前和未来世界格局变化的最大变量，全世界都聚焦于中美关系。在中美的这场竞争博弈中，我们不仅要看到经贸关系，更要看到美国巩固霸权地位的制度设计。经贸关系是所有问题浮出水面最浅的部分，是最表象化的那部分,真正深层次的东西是从贸易开始不断地向制造业、高科技、金融、网络、军事、地缘政治经济的拓展，组合起来就成了美国对中国全面战略遏制与围堵。
在中美两国处于竞争和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能不能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能不能真正实现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能不能成为全球公认的世界一流强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近在会议上讲到，中美两个国家，当前这种竞争和博弈继续下去的话，将会出现一个世界，两套体系，两套标准，两个市场，世界经济将出现“大分裂”。所以，中美之间现在的这种竞争和博弈关系到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前途命运。
我们要从战略层面、从本质上来看当前中美这场竞争与博弈，而不仅仅只是分析贸易战。中美贸易战的后果中美两国都没有预料到的。今年一季度美国GDP增长3.1%，二季度增长2%，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中国GDP一季度增速6.4%，二季度6.2%，上半年平均6.2%，制造业荣枯指数下降到50以下，失业率达到5%左右。全球的国际贸易，从WTO预计的3.7%现在下降到2.6%，去年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是3.9%，今天以来四次下调了预期，从3.7%到3.5%、3.3%、3.2%，最近调低到3.0%，为10以来最低增速。贸易战越来越激烈的话，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下滑速度将会越来越快。
中国面对的是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遏制与打压，当最强大的国家把你当成竞争对手或者竞争敌手的时候，一方面说明我们已经有了与它势均力敌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应对这场已经到来的竞争博弈。
70年前，中国是从一穷二白、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一个国家。经过30年努力基本建成了工业体系，又经过40年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制造业产值排在第一位的国家，人民币成为世界五大货币之一，占SDR篮子里货币总量的10.92%。同时，中国成为创新大国，一批企业已经走入无人区，当然这样的企业数量还不多，我们的制造业总体上还处于中低端，但是已经具有了结构上与美国抗衡的力量。
而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而且持续了100多年？它有什么样的经济武器能够收割世界财富？围绕着美国掠夺世界财富的经济武器和“收割机”来做一个分析，看看美国到底有几台收割机？
第一台“收割机”就是美元。美元是支撑美国霸权的支柱之一，它是美国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第一台“收割机”，随着美国信用的损耗正在受到质疑与挑战。第二台“收割机”是长臂管辖的域外权力。起作用最大的是在科技发展领域，在科技战中，美国利用长臂管辖的法律，使之成为杀伤力最强的经济武器。第三台“收割机”是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举国体系。美国从多方面构建支持基础研究的体系，靠原始创新形成的高科技优势，收获了几乎全球科技创新产生的垄断利润。
第四台“收割机”是贸易讹诈。随着美国制造业转移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美国必须用没有任何实物和黄金做支撑的信用货币交换其他国家的实物商品，然后再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对出口国进行制裁，这纯粹是一种贸易讹诈。第五台“收割机”是网络武器。互联网根服务器和数据霸权，使美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抢占了制高点。第六台“收割机”是用军事打击配合经济战略。获取军火商和战利品双重利润，也是支持美元霸权的支柱。支撑美国霸权的最主要支柱就是美元、美军和美国建立在域外法律权的举国体制。现在美国的战略布局和它对中国、世界采取的手段，已经开动了这些“收割机”，攫取了世界财富，并能继续获得更大利益。
美元是美国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收割机”
美国掠夺其他国家财富，是靠美元在世界上的流通实现的。它是怎么获得这种权利的呢？
首先是美国最早增加了黄金的储备，成为至今为止的第一大黄金储备国。一战之后，世界制造业中心在欧洲，欧洲几个主要大国用储备的黄金去美国购买武器，美国于是积累了大量黄金。到二战结束的时候，因为各国要购买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当时国际货币体系是金本位制，要用黄金做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大量黄金又一次流入美国。美国财长怀特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以实行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再和美元挂钩，推动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以，黄金是美国获取国际货币地位的硬实力。
为了继续创造美元霸权，美元和任何实物、与黄金没有任何关系了，它怎么创造的霸权呢？
第一，美国建立了石油美元，通过OPEC组织绑定石油结算。美国原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主要来源正是中东地区，世界主要国家进口能源，主要来源基本上都是中东地区。美国通过和OPEC组织合作，首先做通了沙特阿拉伯的工作，沙特阿拉伯率先发起在OPEC组织进行石油交易的时候，必须用美元结算。美国创造出“石油美元”，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也形成了美元的结算体系，脱离了黄金的美元，石油就等于它的一个新的标的物。它使美元继续保持着霸权地位。
第二，一方面国际贸易货币结算继续使用美元，一方面各个国家用美元储备去购买美国国债，形成美元的国际大循环。
第三，通过货币贬值或者升值“剪羊毛”。美元脱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主要是通过货币的升值贬值“剪羊毛”，升值是“剪羊毛”，贬值也是“剪羊毛”。总体上看经历了七个周期，每一个贬值周期大约是十年，美元走入贬值通道；每一个升值周期大约是六年，美元进入升值通道。所有买美国国债，还有用美元进行贸易和交易中使用的美元，在美元升值和贬值的过程中，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纯粹的受损者。
第四，利用战争打击保持美元霸权地位。比如说像海湾战争、科索沃战役、伊拉克战争。当时的背景是欧元诞生，欧元在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分布中比重不断上升，到目前为止，美国现在已经下降到40%左右，欧元占的比重已经上升到35%左右，所以才有针对欧元使用战争手段保持美元霸权地位的案例。美元有霸权地位，现在实际上还是锚定的准国际货币，主要是因为各国使用的惯性和美国霸权现在仍然还在。
第五，美国创造了全球的美元结算清算体系。一是美国主导建立了环球同业银行的金融电讯协会（SWIFT)，是世界国家间统一的银行间支付信息传输系统，全球200多个国家1.1万多个银行加入。即使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另外的结算体系，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庞大的结算体系。
二是美联储转移大额付款的系统(Fedwire)。它是银行间的大额付款转账系统，有了这个体系，美国就可以监控各国大额交易，他们经常把大额的短期信用暴露给系统的参与者和监管者
三是美国纽约清算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是全球最大的私营支付结算系统之一，最主要是进行跨国的美元交易清算，这个全球最大的私营系统所有用美元进行交易的，都要用这个系统结算，是替代纸票据清算的一个电子系统。
此外，美国还有其他一些结算清算和银行监管系统。银行间的往来业务，包括私人之间这些和银行发生的交易关系的，都有美国主导的清算结算体系和监管体系。美元霸权不仅是说美元的贬值升值可以影响世界，它的第二个层次，是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的地位、在储备货币中的地位和在全球结算清算体系中的地位。
美元的强盛周期会有多长呢？美元的周期又会有多长呢？英镑作为国际上最强大的交易货币和储备货币，它的周期是125年。1874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但是美元取代英镑是美国在经济总量超过英国之后又经历了70年。短期内可能没有一种货币像当年美元替代英镑一样，未来若干年后，会形成美元、人民币、欧元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仍然会延长到2050年以后。
另一个判断是，从现在开始，美元将进入由盛转衰的拐点。之所以现在由盛转衰，就是因为美国的大国信用损耗，且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就是自称最伟大的总统——特朗普。美国现在信用损耗非常大，不光是说话不算数，也包括一系列战略上的重大失误，用眼前利益替代长远利益，使美元的大国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美国正在从山颠上的国家和自由灯塔上跌落下来，美国国家信用跌落到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元靠信用支撑，因为国家信用下降，美元的地位就下降。使美元地位将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是一些国家推行的主权加密货币。也就是用区块链技术支撑的各国之间基于主权发行货币的电子化链接方式。
美国将由盛转衰，去美元、去美债的进程已经开始，独立于美元的清算结算体系，各个国家都在探索和尝试。一是欧盟建立独立于美元SWIFT的交易机制(SPY)，二是2018年底英国、法国、德国为了和伊朗进行石油交易，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结算体系INSTEX，三是中国从2015年开始，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OPS，四是俄罗斯建立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ES。
全球34个国家开始去美元，都开始减少美元储备或者是在贸易交易中的使用率。一些国家这两年加快抛售美债，同时全球各国央行加快增持黄金，2018年以来各国央行增持黄金创造历史最高水平。
长臂管辖是美国发动经济战中的“核武器”
长臂管辖是美国发动经济战中的核武器，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台“收割机”。美国长臂管辖相关法律形成了很多年，1993年，当时的国务卿向国会提出，要把政府曾经用于抵抗敌人的手段和资源来应对全球的经济竞争。
长臂管辖就是如此。本来这是美国国内的法律界的术语，即是说美国有关机构可以超过法院所在地，而在域外执行法律管辖权。这是美国创造的特有的管辖权的职责，用法律的形式输出，获得了域外利益。当然在这个经济武器之前，还有一些长臂管辖法律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但如今，长臂管辖已经被滥用和泛化，而且使用到整个世界。长臂管辖基本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初级制裁。也是美国制裁最起码的底线，是制裁一个国家。美国制裁另外的国家，列入被制裁的国家，其他国家就不能和这个国家发生经济往来。不是对某个国家、某个企业的制裁，而是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制裁。
第二个制裁层次，是限制美国本国的企业和境外组织、个人与被制裁的对象国之间有经济往来。
第三个制裁层次，是本国和外国都断绝与制裁对象交往，而且还要断绝和制裁对象有经济交往者的行为者。这个层次的制裁现在泛化得非常厉害。它的本质：一是实行域外管辖权；二是要坚持最低限度联系；三是不可预见性和随意选择性。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对世界上接近40个国家、一半以上人口进行过经济制裁，而且获得了很大收益。
对中国的制裁从1949-1979年，是第一个层次，所有的国家不能和中国有经济交往。所以我们说，建国初期我们国家是被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封锁。
特朗普任期以后，使用长臂管辖达到了高峰。现在在长臂管辖中发挥作用很大的是美国的《托马斯法》。它于1996年8月5日通过，主要针对伊朗和叙利亚，以切断支持恐怖主义的经济来源。违法者被美国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如果企业和机构出现在名单上，美国市场将对其关闭。美国财政部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对这些禁运国家的制裁，罚款的钱归美国财政部。美国2017年4月份对中兴通讯审查依据的正是这部法律。
美国现在正在建立的是长臂管辖的数据霸权，或者叫做网络霸权。这个霸权允许美国的执法机构可以收集各种信息和数据，将很多国家组织、个人置于美国长臂管辖之下。一部叫《爱国者法案》，在全球打击恐怖主义，这个法案是2000年以后制定的。2001年“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袭击使美国遭受了重创。美国之后制定了《爱国者法案》，建立了一种信息霸权。2001年遭遇“9·11”事件以后，取美国执法机构可以随意查阅一切认为对国家安全有威胁的信息和数据。
这样，美国迅速依据新的法律建立了一个信息共享的集权机制。美国本身的，国际上其他企业和个人的这些数据，一旦被列入实体清单，所有的共享信息的部门共同或者按照分工进行制裁。而且，这种制裁就是在美国信息技术先进的条件下赋予的特殊权力，其传输速度是非常快的，大数据系统对这些执法系统也是开放的。
还有一些长臂管辖的法律现在正在推进，也会非常快地形成域外执法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云法案》，全称《澄清数据在海外合法使用权》。任何拥有监管或者控制各种通讯、记录或其他信息的公司，像大数据、网络公司，凡是产生数据的，无论是不是在美国注册，也不论数据是否存储在美国，只要和美国发生某种联系，美国都有权力监管和控制你的数据。研究美国只是研究贸易逆差，还远远不够。
长臂管辖使美国获得了巨额收益，一个是想打谁就打谁，而且是依据国内法律打别人，再一个美国确实受益。从2009年到2017年，美国仅从欧洲就拿走了1900亿美元罚款，而且获取了大量企业的数据，大量的企业被罚款，大量企业被长臂管辖制裁倒闭后被美国企业收购。中兴通讯受到美国长臂管辖的制裁，2016年向美国交了13亿美元罚款，2018年交了8.93亿美元，一共超过22亿美元。
美国有一大群人是获益者，包括美国情报机构很轻易地获得了美国竞争对手的材料。美国律师为你打官司一方面收你的钱，一方面把你的材料奉献给美国，这就是很多企业被美国打垮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合规法律军团”。现在我们国家像华为、中兴通讯等企业，凡是和美国有交道的，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合规部门，研究如何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
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对华为实行制裁，对华为所有子公司都实行禁供。6月份美国商务部新增了天津海光、中科曙光、成都海光、无锡江南计算研究所等都纳入了它的制裁名单。2019年8月份把44家中国企业列入了美国出口管制清单，实施技术封锁。2019年10月8日，把28家企业列入实体名单，有6家是高科技企业。这是值得重视的，包括现在的腾讯、科大讯飞都在美国的实体清单里边了。唯一一个从清单出来的就是大疆无人机，大疆无人机在深圳生产，出口量占全球的80%，现在美国国防部40%的无人机是采购大疆制造生产的。所以应美国国防部的要求，大疆已经从名单上被撤下来了，这是中国企业进入名单唯一一个被撤下来的。
对长臂管辖相关恶法的抗争，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始终没有停止过。最典型的是《欧盟阻断法案》，法案主要精神，一是抵制性立法，严禁本国国民服从美国法律的命令；二是制裁性立法，对遵守美国法而不遵守欧盟法的主体实施制裁，不得按照美国的法律办；三是否认性立法，不承认美国法以及美国法派生的决定或者命令的法律效力，不承认以它作为执行的依据；四是补偿性立法，准许有关企业或者公民在欧洲法院起诉美国案件中受益方或者是胜诉方，对冲美国的法律制裁效果。我国如果期望从本质上研究应对的话，非常重要的必须研究美国的长臂管辖，中国也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立法废除美国恶法对我企业实行的那些不合理制裁。
高科技是美国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收割机”
中美贸易战是序曲，而科技战才是问题的实质、焦点、核心。美国靠高科技发展优势和与之相匹配的制定设计，获取了超额的垄断利润。一是靠美国企业，主要是知识密集型的企业赚了大量的钱。二是靠知识产权交易直接获得收入。三是靠无形资产获得收益。四是靠美国高技术举国体制创造垄断利润。
美国强大，美国强大在哪儿？我们怎么才能够战胜它？绝不是出口规模越大，我们就越能取胜美国。
美国科技与创新的举国体制首先表现在税收制度上。对企业开办实验研究费的优惠税收政策，已经形成永久性制度。1986年美国制定了《国内税收法》，一切商业性公司和机构从事基础研发经费的增加部分，新增值的部分按20%退税，个人研发新增值退税也是20%。这些税收制定是永久性制度，我国对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还没有形成永久性的政策支持。
美国通过法律对高科技产品实行出口的限制与企业购并。对于美国的尖端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采取限制或者封锁，限制国外企业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
美国围绕高科技获得超额垄断利润构建法律法规体系。包括专利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等。美国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支持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的制度保障。
美国特别重视动用国家力量支持基础研究。我们现在讲创新有三种，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一直以来我们比较重视和采用后两种。但是美国国家支持的主要力量用于基础研究，研发经费占GNP的2.5%以上。国家投入研发费用是很高的。联邦政府三分之一的科研经费通过商业合同即招标的办法给企业和大学所属科研单位。美国国防部科技预算20%以上用于基础研究，这些基础研究项目通过美国国防部，美国国防部把国家需要的重大需要，转化为若干基础研究项目，然后向企业和研发机构招投标，通过招投标再用商业合同的形式给予经费支持，这些经费是高昂的。
美国支持中小企业创新。不仅是给中小企业减税，美国允许中小企业和政府共同出资进行研究并取得专利，鼓励把知识产权注册给中小企业，要求国家实验室促进成果向中小企业转移，允许中小企业使用国家实验室，为中小企业创新专门开辟了NASDAQ股票市场，为中小型科技企业提供直接融资。
美国科技管理体制也非常厉害。科技管理体制分为三类，一类是行政性的，一类是立法性的，一类是国家科研机构。行政性的机构主要是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一个是白宫科技办公室，还有一个国家科技委员会，还有一个太空总署，组织航天航空研究。
立法性的机构主要是国会通过立法，推动科技政策制定和实施。
国家科研机构主要包括三个：一个是国家科学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科研经费占联邦科技预算的4%，投资方向就是基础研究。一个是国家卫生研究院，预算由国会决定。再一个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经费主要来自政府、企业捐款、学术组织委托的方式。还有美国国家工程院、医学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美国科学促进会、大公司的基金会等等。
还有一个举国体制，就是美国的政府采购体制。美国实际上也是一种举国体制，但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举国体制是政府加市场，是共产党的领导，当然有我们的优势，但是也有很多方面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而美国的举国体制是一种制度化、机制化、流程化的设计与管理，总统再不靠谱，但是这个体系运行起来却很厉害。打击华为、抓捕孟晚舟中一些事情特朗普并不知道，就是这个举国体制发挥的作用。把中国凡是有可能超过美国技术水平的261家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也是这个体系发挥的作用。
互联网技术研发，实际上是美国国防部为解决战争期间有效通讯进行军事项目研发的商业合同，是委托企业做的重大项目，先应用于军事然后到民用。GPS定位系统也是从军事项目军事合同开始的。现代物流的起源也在美国，是美国二战时期的军队后勤保障系统，成为现代物流体系，后来发展成全球化的现代物流技术和体系。
最后一个方面很重要，就是重视教育和人才。美国人均教育经费是我国的8倍，2017年美国接受留学生460万人，其中中国2017-2018年是36.33万人。美国的人工智能2030计划，最新推出的特朗普签署的计划，仅是教育方式就包括: 学徒计划、奖学金计划、技能提升计划、计算机科学教育计划、职业教育计划等等。
美国高科技获取了超额的垄断利润。比如说原创药，可以有15年、20年的专利保护期，在专利保护期间就是要保证技术创新引发的高额利润。
美方现在正在切断高科技的链条。如果切断科技链，美国的创新优势也会失去，一是会失去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像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60%的零部件来自于美国，换句话说讲，高通、博通、英特尔、亚马逊出口的关键零部件设备大部分是出口到中国，所以如果产业链断掉的话，美国不仅会失去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还会失去全球世界最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中国可以创造互联网应用场景，也是最活跃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市场，美国再高的科技也得要应用，虽然科技创新的原创的市场大部分在美国。所以，这两个国家有天然的互补性，如果真的把互补性去掉的话，美国还会失去产业链有效链接和相互依存的全产业链优势，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不利，对全球也不利。
全球已经形成的产业链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产权所属关系，没有行政上的任何隶属关系，是靠市场自发的发现上下游关系、发展链接关系、形成供给需求匹配的过程，逐渐形成若干产业链和产业链生态体系，一旦打断是产业链的整体损失。现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已经形成，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哪怕只是一个关键零部件的断裂，也会导致整个产业链的断裂。
美国贸易讹诈是获取额外财富的重要手段
美国贸易讹诈武器，一是无差别的贸易攻击，也就是对进口国加征关税。依据的是胡佛总统1930年制定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当时关税一下子从40%左右上升到59%，所以导致了贸易战，造成世界陷入十几年的大萧条。美国还根据1962年的《贸易扩大法》进行232调查，对特定产品进口是否危害国家安全进行调查，包括2018年美国发起的对进口钢铝产品的贸易制裁，认为钢铝进口涉及到国家安全，对12个国家发起了贸易制裁。
二是利用知识产权进行贸易讹诈。主要是进行337调查，根据1930年的《关税法》第337节以及相关修正案的调查，这个调查具有制裁性，是最具杀伤其和变通性的贸易保护手段。一家败诉，连同该国其他生产该产品的企业全部退出美国市场。
还有产业损害救济。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201条款进行的调查。主要是反倾销、反补贴和贸易保障措施。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光伏电池制裁，就是依据这个条款进行的调查，2017年调查一共16项。
再有一个是301调查。现在对中国2500亿美元输美商品进行贸易制裁就是根据301条款做出的。301调查是美国贸易保护的核武器，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和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1301条-1310节，对美国认为贸易不公平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罚。美国从1972年到2019年初，对贸易伙伴发起125起301调查，对中国进行制裁规模最大。
贸易讹诈还有一个是国家安全调查。依据的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这一条是对特定商品进口是否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进行调查，立案以后270天向总统提交报告，90天以后决定是否采取制裁措施。
网络霸权也是美国的经济武器
全球互联网根服务器总共13台，在美国有9台。世界上47个国家建立了网络部队，67个国家建立了非军方网络安全机构，美国网络部队规模最大。2018年8月特朗普签署美国15年以来首份网络战略，授权可以进行攻击的网络行动。
2015年美国制定了几个重要法律，例如《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紧急状态令》，运用这个法律第一个制裁的是中兴通讯，依据的就是《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紧急状态令》。还有就是增加了断网的威胁，2018年6月11日美国制定了网络终止原则。再有就是网络攻击，2018年以来，位于美国的3325个IP地址，向中国境内3607个网站植入木马病毒，采取很多网络攻击行动，像“金色激光”行动、“发光交响乐”行动，针对伊朗的“奥运会”行动等，这是很复杂的网络攻击。
各国也有一系列应对美国网络霸权的计划，包括我们国家的《雪人计划》，希望在IPV6时代突破全球13个根服务器的布局，包括“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数字丝绸之路与网上丝绸之路。俄罗斯也在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网络系统。将来比较厉害的是全球共治框架，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本。中国正在推进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但是仍处于测试阶段，完全替代美国还有一个过程。5G的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应用场景，业态变革、商业模式创新，现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5G的标准，中国占了35%，其中华为占了15%。所有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只要科技水平处于前沿，有可能超过美国，都有可能遭到美国举国之力的打压。
我们应该看到，中美现在的这场竞争与博弈，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越不过的坎儿，也是中国真正成为强国必须经历的一个“蝉蜕”的过程。现在中美聚焦的问题看起来是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但最后比拼的是制度设计，是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数字化优先出版
本文作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
来源时间：2019/11/27 发布时间：2019/11/27
旧文章ID：20089
作者：Thomas Wright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编译：韩翔宇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柯曼琪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Why Elizabeth Warren’s Foreign Policy Worries America’s Allies
来源：The Atlantic
作者信息
托马斯·莱特（Thomas Wright），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沃伦在竞选文件中提到，她将削减国防部海外应急行动(OCO)的预算来筹集其医保计划的开支。在美国外交政策大转变的背景下，欧洲对沃伦的政策忧心忡忡，害怕其将进一步收缩美国在世界范围的存在。
在总统竞选期间，很难判断候选人在国际舞台上将如何表现。毫无疑问，有时他们的言论只是为了跑赢一个竞选周期或吸引一个利益集团。但有时侯，候选人会在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沃伦最近便在一份医疗预算文件中透露了她的想法。
这份阐述沃伦将如何为其 “全民医保”计划筹集经费的文件暗示，她不会简单地把美国外交政策从特朗普时代拉回原有的轨道：随着沃伦寻求国内议程的转变，她可能不得不降低美国的全球地位来为其买单。
这个剧情的细节很复杂，但是也很重要。在过去10年里，国防部的预算一直受到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Budget Control Act of 2011)的限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动减支”(sequester)。“自动减支”计划威胁要大幅削减国防预算和国内开支，以刺激共和党和民主党达成预算协议，结束债务上限危机。该“自动减支”计划设计得如此惊人，本来不会启用，但由于两党无法达成协议，它开始生效。
两党领导人都认为削减开支是粗鲁和欠考虑的。为了规避它们对国家安全的负面影响，奥巴马政府将五角大楼的支出纳入了海外应急行动(OCO)的单独预算。海外应急行动最初是为覆盖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意外战时支出而设计的。到奥巴马政府结束时，海外应急行动包括为抗击流行病、扩大美国在中东的存在以及为欧洲安全提供资金。
多年来，沃伦一直是海外应急行动的批评者，并将其称为五角大楼的贿赂基金。在她的医疗保障计划中，她提议取消海外应急行动，并表示她将在10年内从国防预算中拿出8, 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似乎是海外应急行动(现在每年770亿美元)加上通货膨胀的总和。沃伦为这种做法辩护说，美国必须结束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无休止的战争。
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深入研究预算细节的专家托德·哈里森(Todd Harrison)告诉我，那些战争每年只占海外应急行动约200亿美元的预算。剩下的数十亿美元包括为驻扎在巴林的第五舰队、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大部分预算以及旨在加强美国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军力的欧洲威慑计划(EDI)等项目提供资金。尽管沃伦表示，海外应急行动的部分资金可以转移到经常预算中，但她的竞选团队没有说明将转移多少资金，或转移什么。
在沃伦发表声明后的一周，欧洲政策制定者担心欧洲威慑计划的预算可能会被砍掉。我问了沃伦的竞选团队，一位发言人澄清说，沃伦把欧洲威慑计划视为优先事项，如果当选总统，她将为欧洲威慑计划提供资金，这是其向海外应急行动提供资金的第一个正式保证。该发言人还表示，如果沃伦当选，他将削减五角大楼海外应急行动的总开支，但其中一部分节余将来自经常预算。不管怎样，她的政府将削减了大约11%的国防预算。
对许多评论员来说，直指海外应急行动听起来很严肃，也很详细——可以树立候选人有周密计划的形象。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算数的花招，让竞选团队得以回避有关它实际削减多少的问题。
例如，沃伦打算通过减少美国在中东的存在来节省多少钱？在10月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中，沃伦说她将从该地区撤出美军。一位竞选发言人立即澄清，她说的是美国作战部队。但沃伦对海外应急行动的关注将重新引发人们对其最终会撤军的猜测。即使沃伦结束了在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所有行动——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医疗保险计划仍然会有一个5, 000亿美元的缺口。
当然，在国防预算中找到部分结余是可能的，但要达到整个预算的11%，就需要在真正意义上削减作战能力，并承担主要战场的更大风险，包括中东的反恐战斗。国防预算的大部分是由人事和长期采购决策决定的。减少军队规模，更多地依赖于新技术，可能具有战略意义，但在政治上不可行。减少研发成本或海外存在可能会遭遇较少的政治阻力，但这不是一个好策略。
沃伦可能会想为什么她必须在这个早期阶段就明确外交政策。毕竟，在2016年，伯尼·桑德斯直到春季中旬才发表相关言论。其他大多数竞争者都没有在外交政策的细节上遭人细细追究。但沃伦的情况不同。她没有回避这个话题。她发表了一系列可能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大胆声明。除了11%的预算削减和从中东撤出作战部队的承诺外，她还提出了新的贸易标准，目前美国的任何现有协议都不符合这些标准。瑞典前首相兼外交部长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告诉我，沃伦的“保护主义冲动从欧洲的角度看并不令人放心”。
沃伦的外交政策是个谜。她和她的外交政策顾问们说话都很谨慎。她似乎没有激进的本能。她对外交政策建制派的批评比桑德斯少。她给人的印象是，她希望有一个坚定的外交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扞卫自由价值观，抵制威权主义。但她似乎也相信，美国在硬实力和安全竞争方面承诺过多。此外，她在国内推动的预算、军队和贸易方面的重大声明，将把她的外交政策引向与她深思熟虑的公开言论相左的方向。
沃伦提议征收财富税，为她的大部分国内的计划提供资金。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这种税收，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派很可能会认定它是违宪的。这将给沃伦政府带来巨大压力，迫使其为其国内计划寻找资金。国防预算将是一个诱人的目标，而主要的驱动力将是找到能够在政治上通过审核的节省开支的需求。它们是否具有战略意义可能是一个次要问题。
如果民主党人取代特朗普成为总统，他们将接手一个高度动荡的世界，美国主导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即将逝去。美国的对手和朋友们都在问同样的问题：“美国优先”是一种反常现象，还是一种未来的征兆；是来自右翼还是左翼？他们正在研究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的每一个细节。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表示，美国从中东撤军的可能性是他希望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原因之一。国际社会一般都在等待选举的结果，但如果他们得出结论说，这项政策是永久性的，我们会看到一些国家剑走偏锋，世界也将陷入进一步动荡。
民主党人最好记住这一点。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对部队架构和美国海外势力范围做出有影响的重大声明将会产生不好的后果。下届政府将不会有国际上的蜜月期，各位竞选人的竞选活动必须做好相应的准备。
来源时间：2019/11/27 发布时间：2019/11/26
旧文章ID：20088
作者：赵明昊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0期
摘要：特朗普政府执政两年多来，大幅调整美国对华战略，从经贸关系、地区安全、国际机制、意识形态、信息舆论等多方面对华加大施压。美国政策界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威胁认知、策略手段等正呈现冷战结束以来乃至中美正式建交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在对华强硬的总体取向上具有较强的两党共识和府会共识基础。在特朗普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一种明显区别于“接触+防范”战略的竞争性对华战略正加速形成。美国政策界围绕竞争性对华战略展开辩论，就如何与中国实现“竞争性共存”等问题提出建言。下阶段，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将进一步调整、深化、演进，对抗性或会更强，美方采取的“经济问题安全化”等策略和做法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复杂挑战。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总体上延续了“接触+防范”或曰“对冲性接触”的对华战略。然而，特朗普政府上台两年多来，显着、持续调整美国对华战略，从经贸关系、地区安全、国际机制、意识形态、信息舆论等多方面对中国加大施压，将“大国竞争”作为此番战略调整的主基调。应看到，美国政策界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威胁认知、策略手段等正呈现冷战结束以来乃至中美正式建交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在对华强硬的总体取向上具有较强的两党共识和府会共识基础。在特朗普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一种明显区别于“接触+防范”战略的竞争性对华战略正加速形成。如何认识和把握竞争性对华战略的基本框架，美国政策界如何评估这一战略，如何研判下阶段竞争性对华战略的走向，是本文试图探究的核心问题。
一、特朗普执政与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
与尼克松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定位的最大变化在于，将中国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战略挑战”，且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已经超过了俄罗斯，过去数十年所延续的“接触+防范”对华战略向竞争性战略转变。其主要标志是，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正面对“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并将中国明确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者”。中国在报告中被提及30余次，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份以应对“中国威胁”为导向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此后，特朗普政府陆续发布《防务战略报告》《核态势报告》《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等一系列战略指导文件，延续和深化了上述对华战略定位，并从各自不同角度和领域提出加大对华竞争的政策思路。正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前主席冯稼时(Thomas Fingar) 所言，过去数十年，中国都只是被美国决策者当作普通的“另一个国家”，在令美国感到忧心的国家安全议题排序中可能连前10位都排不进去， 但现在应对“中国挑战”已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议程上占据核心位置。
除了“首要战略挑战”之外，中国还被美国政策界人士视为一种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应当看到，当前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认知涉及经济、技术、安全、外交、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又是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尤其是，美国担心实现“经济崛起”的中国正在推动“政治崛起”，一些政要和学者宣称所谓中国的“锐实力”或曰“影响力行动”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价值观构成重大威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称，中国带来的是一种“全社会”(whole of society)威胁。2019年3月，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phen Bannon)等人发起成立具有浓重冷战色彩的组织“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国”(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该组织将应对“共产党中国对美国的生存和意识形态威胁”为使命。此外，在中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加大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背景下，美国方面日益担忧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和国际制度层面挑战、损害美方利益。2018年3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名为“全球威胁”的听证会，时任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Dan Coats)等人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自身地缘战略优势，对美国的影响力构成严重威胁。
在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态势和策略等也呈现相应的负面变化，“大国竞争”的战略思维和导向则贯穿其中。过去40年美国对华战略可以概括为“接触+防范”，即通过“接触”按照美国意图改造中国并将中国拉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同时借助打造亚太同盟、加大军事压制等手段进行“防范”，以应对与中国在台海等地区可能出现的武装冲突。这一战略的着眼点在于管理中国的崛起。如今，很大程度上，美国对华政策已经进入“后接触”时期，其目标已从管理中国崛起向阻滞乃至打断中国崛起进程转变。正如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和杰弗里·贝德(Jeffrey A．Bader)所言，“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关键性议题不再是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而是如何抵制或者是阻止(如果可能的话)中国向全球大国迈进的步伐”。从态势层面看，相较于此前几届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反守为攻”的变化，其进攻性、霸凌性、冒险性较为突出，在台湾问题等方面制造动荡、冲撞红线，摆出不惧与中国发生摩擦和冲突的架势。从策略层面看，此前的奥巴马政府对华“软硬兼施”且重视国际规则和多边打压，如今的特朗普政府则是打破常规，将“退群”与“建群”相结合，施压各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队”，试图借助美国在冷战期间积累的“阵营对抗”经验建立围堵中国的“统一阵线”。
过去两年多来，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将“大国竞争”理念不断前置，力图以“全政府”(whole of government)方式加大对华压制，一种竞争性对华战略的基本架构正在加快形成。
第一，在经贸和技术领域，为有效应对所谓中国对美“经济侵略”和提升本国经济竞争力，特朗普政府对华展开“极限施压”。一是以“对等”为旗号、以“贸易战”为手段迫使中国在降低对美贸易顺差、落实“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做出巨大让步，尤其是重视建立经贸协议的监督执行机制。二是在对华经济关系上实施一定程度的“脱钩”政策，力图从改变全球产业链的角度推动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西方国家企业从中国撤出，弱化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良性预期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减少美国在经济尤其是国防工业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三是对华展开“技术拒止”或曰“技术冷战”，进一步强化对华出口管制体制，阻止或迟滞中方获取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在5G等领域削弱中国实现技术进步的产业基础。特朗普政府强化“外国投资委员会”等机制，严格审查和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尤其是对技术类企业的投资。美国司法部实施“中国计划”(China Initiative)，对华为等中国企业进行定点打压。
第二，在地缘上以印太战略为抓手，继续增强美国军事力量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投放，注重采取将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相结合的策略，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过去两年多来，美国持续调涨军费，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加大对华军事压力，扩展在印太地区的军力部署，加大军事演习频度，与日本共同强化地区导弹防御系统等。自特朗普政府2017年提出印太战略以来，美方不断推动该战略的细化和可操作化，包括完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等。此外，特朗普政府还推出“对印太地区经济前景的构想”和相关安全合作倡议，在支持地区基础设施、能源安全、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方面与日本、澳大利亚等采取联动性措施，并加大对孟加拉湾沿岸国、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和安全援助。除了条约盟友，特朗普政府还重视增强伙伴国或“准盟友”的军事能力，包括印度、越南等。美方在技术输出、武器出售、防务贸易等方面大幅放宽对这些国家的限制，力图将它们扶植为抗衡中国的“前沿国家”，提升其对华威慑能力。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将印太明确视为美军“优先战区”，强调要与该地区国家以及法国、英国等共同打造网络状安全架构。值得警惕的是，美方将台湾作为落实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台军事和政治关系趋于深化。
第三，在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层面，对华采取反制性举措，意欲打造所谓“新自由主义秩序”，削弱和限制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美国方面看似大搞“退出外交”，但绝非要放弃其霸权地位，而是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手段，让盟友和伙伴对美国更加忠诚并愿承担更大责任，建立更加纯粹的自由民主国家阵营，进而更加有效地孤立、打压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同时也减少美国为维护国际秩序所付出的成本。特朗普政府刻意造成世贸组织相关机制瘫痪并威胁退出该组织，以最大程度削减中国“入世”以来享有的各种红利。美国加紧与欧洲、日本、加拿大等重新谈判经贸和投资协定，力图针对中国等所谓“非市场经济体”构建具有排他性的国际经贸阵营。此外，美国还注重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制中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如支持长期对华持批评态度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出任世界银行行长。应看到，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越发重视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大国博弈，通过设立“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等方式加大与中国的竞争，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区别于“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层面还采取“负担转移”策略，在涉及中国利益的国际安全热点问题上减少投入，“降低美国对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事务的参与将迫使中国在它的后院承担起成本高昂的责任”。
第四，强化涉华反情报、反间谍行动，加大意识形态攻势，持续在国际舆论中“抹黑”中国，将“信息战”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手段。美副总统彭斯等特朗普政府高官针对美国公众，在公开场合频频渲染“中国威胁”，试图推动以“全社会”方式应对中国对美国的“渗透”。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在美留学生和学者、华人专家等群体视为“非传统情报收集者”，加大甄别和防范力度。美国政府还要求中国在美媒体机构以“外国代理人”进行注册，施压美国高校中止与“孔子学院”合作，限制美国研究机构与中方的交流，进一步收紧中国人员赴美签证。另外，美国还大力推动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等盟国对中国开展反情报、反渗透行动，并通过“五眼联盟”等机制加大协调。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以来，特朗普本人在公开演讲中多次对“社会主义”进行抨击。美方利用委内瑞拉政治危机等影射中国政治体制，国务院高官公然宣扬美中“文明冲突”论调，进一步挑动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等人称，“当前围绕贸易、投资和技术的争端只是相互竞争的体制和世界观之间更大规模对抗的一部分”。此外，国务卿蓬佩奥、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等特朗普政府高官在国际场合对中国妄加指责，散播“中国是掠夺性经济体”“中国制造债务陷阱”等恶意言辞。美国国务院还委托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等美国智库发布一系列涉华问题报告，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等涉华政策议题加以负面评价，炮制“经济胁迫”“灰色地带”“技术威权主义”等歪曲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概念，试图加大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压力，为美国采取相关反制举措造势。
二、美国政策界围绕竞争性对华战略的争论
2018年下半年以来，围绕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竞争性对华战略，美国政策界人士展开评估和讨论。通过对相关研究报告等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虽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存在较多争议，但在加大对华施压方面，大多数美国政策界人士持认同态度。不仅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库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加以肯定，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新美国安全中心、亚洲协会、美国进步中心等智库发布的相关报告也认同美国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大方向。正如塔夫茨大学教授丹尼尔·德雷兹纳 (Daniel W．Drezner)所言，“抛开党派偏见，外交政策领域的多个派别一致认为，中国值得美国采取更强有力的应对”。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观察者，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国内出现一种“新麦卡锡主义”氛围，“就中国问题进行公开、深入辩论的空间在缩小”。这导致美国战略界人士日益将对华强硬作为新的“政治正确”。
在一些保守派政要和智库专家看来，特朗普政府采取竞争性对华战略的突出“成就”在于，其成功引导了美国各界前所未有地关注“中国挑战”，并给予中国“战略竞争者”这一明确定位。例如，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认为，2001年以来美国政府就误判了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观的威胁越来越大，特朗普政府发挥了“唤醒美国”的作用，“在北京果断地将大部分亚洲国家纳入其轨道并远离美国的时候，如果没有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力日益增长的危险进行持续的政治推动，美国可能还在继续其梦游。”扞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助理约翰·汉纳(John Hannah)甚至称，“特朗普政府迄今为止对国家安全最重要的贡献或许就是毫不掩饰地中国视为美国长期利益的主要威胁”。
这些主张对华强硬的政策界人士还认为，特朗普政府将经济和技术竞争作为其对华战略的重中之重至为关键，其对抗性的贸易政策有可能让中国在诸多经贸政策方面“改弦更张”。如范亚伦等人称，“这些报复性、保护性措施已经显着地控制了中国决策者的注意力， 迫使他们更加认真地展开谈判， 至少带来了实现最终变革的可能性。”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Cronin) 等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应对较奥巴马政府更加强硬，美军不顾中方不满持续开展“航行自由行动”，且在地域范围上深入西沙海域，重视巩固美方在印太、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优势，利用美国海岸警卫队力量等回应“灰色地带”挑战，这些举措有助于抑制中国的“地缘政治扩张”。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蒂亚·沙德罗(Nadia Schadlow)等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加大对中国对外经济和投资活动的关注，对特朗普政府注重在地缘经济方面“回击”中国，尤其是美国对“一带一路”强化制衡的做法加以肯定。
与此同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有很多美国智库专家提出批评，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如何有效展开对华战略竞争而不是简单延续以往的对华战略。概要而言，对于竞争性对华战略存在的问题和弱点，美国政策界人士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举措过当，美国政府内部协调仍存在问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称，特朗普政府仍然缺乏“持久而全面”(enduring and encompassing)的对华大战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Adam Posen)指出，特朗普政府在美中技术竞争问题上应对不当，相关对华政策举措被一种“红色技术恐慌”(red tech scare)所驱动，长期看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竞争力。布鲁金斯学会杰弗里·贝德(Jeffery Bader)等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威胁”的判定应更为精准，而不要随意夸大；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应追求可实现的、现实的目标；美国对“一带一路”等中国提出的政策主张进行指责，但相关国家却并不全然认同。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艾立信(Andrew Erickson)称，美国应当奉行“竞争性共存”原则，“不要整体打压中国，而是要反对它的有害行为”。此外，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专家希拉·史密斯(Sheila Smith)认为，特朗普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司法和立法部门之间的严重分裂，导致难以在外交政策中整合美国资源，同时美国政府内部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缺乏也是一大问题。而这不利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展开。
二是认为特朗普政府在经贸等问题上“四面出击”，致使美国难以与欧洲、日本等结成有力的对华“统一阵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等人指出，美国不应武断地认为，在对抗中国方面，盟友和伙伴必然会与美国站在一起。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对华“脱钩”措施将引起全球产业链和贸易关系的急剧重组，而这会给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带来不少冲击，难免损害它们对美国的信任。在他们看来，“由于对中国在海外日益强势的姿态出现政治性的抵制，在采取协调性行动方面存在新的机遇”。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中美是两个相互关联且与世界深度融合的经济体，当今最具决定性的争夺将发生在经济领域，虽然有人认为美国要想赢得这场冷战，就必须切断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并说服其盟友也这样做，但这种做法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要求美国不仅要承担自己的损失，还要对盟友损失进行补偿。
三是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损害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国际机制，从长期看这不利于美国赢得对华竞争。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 指出，“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增加了军事开支，动摇了与中国的关系，并且清晰阐明需要一种更具竞争性的大战略，但它也采取了很多削弱国际秩序和令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更无力的举措”。在大多数美国政策界人士看来，特朗普政府选择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一大败笔，而该协定被认为是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做出的重大地缘经济回应，美国应考虑加入目前由日本等国推动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此外，美国进步中心中国项目主任韩美妮(Melanie Hart)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采取了过于消极的政策，这不仅为中国填补国际领导的“真空”提供了机遇，也压缩了中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帮助美国分担负担的空间。
四是认为特朗普政府未能与中国开启真正的战略对话，而这种对话应聚焦于如何防范双方从竞争陷入对抗。大多数美国智库专家都认为，避免美中陷入恶性对抗和冲突符合美国的利益，遏制中国或者是与中国开打“新冷战”并非可行的政策选择，因而美国仍然需要对中国进行必要的对话，寻求管控竞争的更好方式。前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认为，美国应当寻求与中国实现共处(co-existence)，对华竞争应着眼于在军事、经济、政治和全球治理四大领域确立相对于中国的有利条件和地位。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美中未来陷入激烈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有所增强，双方不仅要重视处理“无意的冲突”，还应避免“有意的冲突”。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美中可以构建“合作性的争斗”(cooperative rivalry)关系，他强调“这种关系的某些方面会涉及正和博弈。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与中国分享权力，而不是控制中国”。太平洋论坛高级顾问布拉德·格罗瑟曼(Brad Glosserman)认为，美中两国的竞争应该是有限度的，双方仍需要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如核不扩散以及确保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此外，布鲁金斯学会专家何瑞恩(Ryan Hass)等提出，在两国关系紧张因素更趋凸显的情况下，双方需要坚持“无意外”原则，加强危机管控机制，并将外太空、自动武器系统等问题纳入相关考虑。
三、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的走向
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看，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是一种范式性转换，或将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一是美竞争性对华战略的形成，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变化等因素带来的必然结果。虽然特朗普政府是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的主要推动者，但应看到，实际上从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美国决策层和智库就已经开始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思考对华政策。换言之，竞争性对华战略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在政策界也具有较大的共识基础。二是竞争性对华战略高度符合“美国优先”的政策逻辑。“拉斯穆森报告”(Rasmussen Reports)等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执政满意度维持在45%左右，而其在共和党党内的支持率达到80%以上。目前看，特朗普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胜选连任的可能性仍较大。预计在未来一个时期，特朗普政府会坚持“美国优先”政纲，以巩固其选民基本盘。在这一背景下，其竞争性对华战略也将保持延续性。三是从政策制定层面看，彭斯、蓬佩奥、纳瓦罗等对华强硬派在白宫决策层中的地位相对稳固，对华态度较为一致，忠于“美国优先”路线和特朗普本人，是竞争性对华战略的有力推动者。在政策执行层面，随着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大卫·史迪威(David Stillwell)等官员就位，美国对华施压的力度及其内部机构的协调性或会有所增强。应看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博明(Matthew Pottinger)、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大卫·史迪威在对华态度上都颇为强硬，且皆有很强的军方背景，这一“小三角”或在美国推进竞争性对华战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下阶段，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的以下几点走向值得引起重视。第一，特朗普政府或会进一步在美国国内营造美中“战略竞争”的整体氛围，强化针对“中国威胁”的防范和压制。特朗普政府前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Nikki Haley)称，“中国给美国带来情报、技术、政治、外交和军事挑战。必须展开相类似的多方面回应，需要在情报、执法、私营商业和高等教育部门这些不同领域采取行动”，她将此称为“举国”(whole of nation) 应对方式。过去两年，特朗普政府基本实现了在美国战略精英阶层的动员，未来一个时期的重点则是在美国社会和普通民众中提升应对“中国威胁”的意识，劝说美国民众承受对华施压所带来的短期成本，着力减少中国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性进行“渗透”“分化”的空间。可能采取的具体举措如，要求美国各类私营机构增强对中国在美实施“政治战”的警惕性，公布相关中国基金会、文化交流团体等与中国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要求美国私营部门及时上报接受这类机构捐赠等情况。
第二，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完善和细化“全政府”对华战略，加大政府内部相关机构的协调配合。新美国安全中心副总裁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等人建议，以白宫主导、跨部门参与的方式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更有效地运用综合性手段应对中国带来的经济挑战。未来，美国政府或将根据不同议题领域的具体风险，在区分中国与俄罗斯等其他美国“对手”差异的基础上，施行更有针对性的对华博弈策略。在经贸问题上继续加大对华施压，将惩罚性关税与潜在的中美经贸协议的执行效果挂钩，从而“在结构性问题上取得重大的、可验证的进展”。在对华技术竞争方面采取“小院高墙”策略，在技术管控方面更具选择性。针对所谓中国的“混合战”、“灰色地带”策略，美方将加大应对力度，包括派遣海岸警卫队等力量在印太地区进一步开展活动。此外，美国智库专家还建议通过多部门协调，充分发挥美国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优势。如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美国政府或通过“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伙伴计划”等平台，提升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第三，特朗普政府将推动中美竞争向“第三方”延伸，与盟友和伙伴共同制定应对“中国威胁”的战略，在重要地缘节点和战略性领域加大对华制衡。在经贸和技术竞争方面，美国或会向以色列、德国等国施压，进一步截断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渠道。例如，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施道安(Andrew Scobell)等提出，美国应影响以色列对华政策的制定，可为以色列设立外国投资审查机制提供支持，在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等具体领域可由美国商务部等相关美国机构进行指导。在地缘竞争方面，有美国专家建议，邀请韩国、欧洲国家、沙特等参与美日印澳四国机制，适时将日本和印度推动“亚非增长走廊”纳入四国机制。此外，美国会更加注重在全球战略节点地带和国家加大投入，通过“经济问题安全化”等策略，离间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为应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现实和潜在挑战，美国政府或在驻外使领馆增设专门职位，负责严密监查中国行为体在相关国家的行动。同时，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全球的海上战略竞争能力，通过“印太海上安全倡议”等机制，继续增加对战略节点国家的军事安全援助，对中国方面参与的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加以制衡。
第四，特朗普政府或会加大人权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华攻势，增加中国的“国际声誉成本”。哈尔·布兰兹提出，“美国应当升级而不是减少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美方将进一步在国际舆论中加大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抹黑”的力度。一些美国专家建议，美国政府应借鉴冷战期间应对苏联宣传的做法，恢复“美国新闻署”等机构，向中国民众传递中国国内政治的负面信息。此外，下一阶段，美国或将加大干涉新疆与西藏问题等中国内政问题。还有美国专家提出，需对中国进行“反话语”行动，阻挠中国提出的政策理念的传播，在国际场合“揭露中国言和行的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应对中国的“政治性威胁”方面，美国还筹谋加大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联动。曾担任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朱利安·史密斯(Julianne Smith)等提出，美国和欧洲国家应共同应对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分享中国统战部门和个人的活动信息以及防控中国“政治战”活动的经验，利用“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下属的“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机构宣扬所谓中国在各国的“影响力行动”。
四、结语
执政两年多来，特朗普政府将深化大国竞争作为其对华政策的主基调，一种在很多方面与“接触+防范”战略有根本性差异的竞争性对华战略已现雏形。而且，这一战略的进攻性和对抗性似越发突出。同时也应看到，虽然不少美国鹰派人士试图将两国推入“新冷战”，但特朗普本人对于打“新冷战”并无兴趣。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仍处于演变发展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将遭遇不少问题和挑战，对于如何管理中美战略竞争的辩论也将会长期持续。
实际上，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大对华施压的情况下，很多美国政策界人士已经意识到这种趋势令人担忧之处，强调两国利益并非绝不相容，接触和竞争也不是互斥的选择。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通过对多个政策领域的细致分析提出，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接触并非是失败的。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宾(James Dobbin)认为，接触和竞争仍然都是美国必不可少的对华政策工具；美国的目标不应该是“让中国出局”，而应该是成为更有活力、更好的自己。与此同时，在如何看待“中国威胁”方面，美国朝野之间仍存在不小温差，2019年9月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公众并未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2/3的受访者仍认为应通过合作与接触应对中国的崛起。
应看到，在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的背后，一种事实上的新型中美关系或者说两国关系的新均衡正在形成。中国宜继续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维护好两国元首交往渠道，通过中美经贸谈判等摸索处理新时期对美外交的路径和经验，重点防控双方在台湾、南海问题上的可能冲突，逐步适应双方在多领域“竞争性共存”的新态势，为构建以稳定合作协调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而不断努力。
（注释略；有改动）
来源时间：2019/11/27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0087
作者：宋泓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
在中美经贸关系陷入困难之际，本文回顾了历史，分析了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众多因素：中美关系甚至国际格局；从双边到多边、再到全球的规则和制度基础；战后的国际经济环境，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大潮。文章也分析了相对实力变化、中国积极开拓对外交往的姿态以及美国固守成规的做法所引发的中美经贸摩擦和挑战。本文的研究发现：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美经贸合作的基础；多边、甚至全球化的平台是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制度保障。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美经贸合作的潜力巨大。摈弃狭隘的单边思维，通过平等协商方式才能开创双边经贸合作、甚至全球经济的未来。
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借口中美贸易不平衡、中方不公平贸易做法，对中国展开“301调查”，并对中方输美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把近半个世纪蓬勃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推到了空前的困难之中。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对华态度的大转变。在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中，美国明确地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最近一段时期，一些美国高层官员和资深人士也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发表了尖锐的评论，认为中美经贸关系会脱钩，甚至中美会走向新冷战。[1]
那么，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如何呢？本文试图在全球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历史、规则和制度以及国际比较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和探讨。这样的研究和现有的文献截然不同。现有文献中，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对于应急性问题的处理上。最近的关注是有关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的政策调整、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应对上。[2]早一些的文献则是关注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等问题。[3]总体上，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分析缺乏一种历史、全球视角，显得单薄；或者虽有历史回顾，但是缺乏系统分析和全球视野。[4]
本文的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首先研究中美经贸关系的历史发展以及影响因素，其次分析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规则和制度基础，再次分析中美经贸从普通贸易伙伴到全球化两极的快速演变以及背后的动力，之后研究中美经贸关系由互补向竞争的转变；最后是文章的结论和启示。
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跌宕起伏的70年
中美经贸关系，只是整个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受制于中美关系的大局变化；而中美关系，也只是整个世界关系中的一个部分，受制于世界大格局的发展和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以意识形态重新划界，将一年前并肩作战的盟国作为敌人、死敌作为盟友，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敌视政策，并推动世界形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并立，以及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由于革命的性质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中国早早地被置于这样的国际大格局之中。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美国扶蒋反共。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苏联即致电承认并建交。随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承认并和新中国建交。中国自然地选择了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美国不承认新中国，并试图以台湾问题作为手段，拉拢中国，分化中苏之间的联合。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字。作为冷战大构架的一部分，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开始形成。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介入，并在两天后发表声明：派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协防台湾，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第二天即进行了回应。同年10月19日，为了保家卫国，扞卫新生的政权，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进行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中美关系由此也陷入了激烈对抗之中。除了战场上的冲突之外，1950年11月28日，在联合国讲坛上，中国特派全权代表伍修权全面驳斥了美国的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美国于12月16日宣布冻结中国在美的公私财产，中国也作出了强烈反应，冻结了美国在华的公私财产。1951年9月8日，美国为了对付中苏两国、特别是中国，极力扶持日本，单独对日媾和。在排除中国、朝鲜、越南参会，且不顾许多参会国家反对的情况下，美国悍然与日本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随后，又同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签订所谓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在中国周边建立了一个遏制中国的防御链。这样，以美国为首，军事上围堵中国的网络开始形成。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中美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结束。1955年3月，美国与台湾的蒋介石政府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扩大在台湾的驻军。1965年3月，美国登陆越南，在中国南部边疆制造紧张局势，甚至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中国随后开始了抗美援越的斗争。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中国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努力往往会冲击美苏之间的对峙格局；同时，美苏之间的合作也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从而引发中苏之间的不和、甚至矛盾。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1959年平叛西藏叛乱属于前者，1962年美苏之间有关防止核扩散的协议则属于后者。随后，中苏关系不断恶化。1959年，苏联单方面停止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1960年7月，在事先不和中国政府商量的前提下，苏联单方面撤回全部专家，终止了中苏之间的所有协议和合作。1963－1964年，中苏两党公开进行论战，双方的分歧扩大，两党两国的关系全面恶化。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界地区，把中国作为敌对国，甚至制造流血事件。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高达4189起。其中，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甚至将中苏两国推到了大规模战争的边缘。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苏之间的对立，以及美苏争霸中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使得中美两国开始接近，并改善关系。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发表《联合公报》，相互隔绝20多年的中美关系进入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和建交谈判的新阶段。中美敌对状态的结束，对中国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世纪70年代成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建交最密集的时期。这样的外交格局，为随后的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充足的国际空间。同时，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促使一个对抗苏联霸权扩张主义的世界战略格局逐渐形成。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摒弃过去封闭政策、打破过去西方国家禁运和封锁、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的战略性转变。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中国深深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苏东国家解体、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结束，美国对中国的要求提高（比如入世承诺的提高），这样的政策也没有改变，并且还在进一步深化。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见图1）。
1）经贸关系的中断（1951年）。1950年3月，美国商务部宣布“战略物资”运往美洲之外国家，必须领取“特种许可证”。7月，美国撤销了已经批准的向中国出口物品的“特种许可证”，并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将中国列入管制范围，实施与苏联、东欧国家同等的全面禁运货物清单。9月，美国政府也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列入战略物资特种许可证的范围，以防止战略物资通过这两个地区转运中国内地。12月，美国又分别宣布，美国生产或者转运的物资运往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均须领取“特种许可证”；管制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美国船只和飞机，停止运输或者装卸以苏联、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为目的地的战略物资；美国船只不得停靠中国港口；任何外国船只运货去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经过或者进入美国港口均需检查，如无特种许可证，物资就地扣留。此后，美国又宣布冻结中国和朝鲜两国政府和人民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财产；寄往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邮包必须领取特种许可证。[5]这样，中美进出口贸易，从1950年的2.38亿美元下降到1952年的5万美元，[6]基本上中断了。
2）禁运，相互隔绝时期（1952－1971年）。1951年5月，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非法通过了对中国、朝鲜实行“禁运”的提案；美国还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全面封锁中国。[7]此后20年间，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往来完全陷于停顿。
3）恢复和相互交往的深化时期（1972年至今）。1972年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双边贸易开始恢复，并蓬勃发展。四十多年间，中美经贸关系从零开始，不断扩大和深化。目前的情况见图2。
2018年中美货物贸易跃升到了6335亿美元（按照美方的统计，是6653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国与国之间最大规模的双边货物贸易伙伴，中方顺差3233亿美元（实际上，从2016年开始，中美就互为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同年，中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253亿美元，中方逆差485亿美元。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394.73亿美元，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1165.18亿美元。其中，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业、金融和保险业；而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则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和仓储业。
总体上，目前美国对华的经常账户，存在着巨大的逆差。这种逆差的最大来源是货物贸易逆差，在服务贸易上，美国是顺差（主要来源于旅游上的差额，是中国游客和学生所创造的，2018年旅游上的贸易顺差占了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的71%）。在直接投资上，虽然，中国是“逆差”，无法和美国相比，但是，在间接投资上，中国却有巨额“顺差”，这是因为从2002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大规模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在一万亿美元以上，由此带来的收益有300多亿美元（收益率为2%~3%）。另外，在国际转移支付上，中国也有一定的“顺差”。
回顾过去70年中美经贸关系跌宕起伏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判断。
第一，中美两国的经贸发展潜力巨大。即便是经历了很多次的挫折和动荡，两国仍然很快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伙伴。
第二，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制于中美关系尤其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影响，认为经贸是中美关系压舱石的观点，值得商榷。相反的例子比比皆是——为了战略利益，美国宁愿牺牲、甚至放弃对华经贸关系。1946年，美国对华出口贸易占了美国对亚洲贸易的35%；对美贸易占了当年中国对外贸易的53%。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冷战格局之下，双方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种贸易关系。
目前，我们似乎又一次回到了70年前的起点：在本文构思和写作期间，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华限制，其间华为公司成为焦点。中美关系又一次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中美经贸关系的制度基础：从双边到多边的拓展
除了受制于中美关系大局，以及国际格局的影响之外，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还受到双边政策以及制度安排的直接影响。中美建交之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双边到多边的扩展过程。
（一）中美经贸关系的双边基础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1979年1月，两国关系正常化；同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的《贸易关系协定》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最基本的法律基础。自此，中美双方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也成为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基石：有了这个待遇，美国出口中国的产品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同样地，中国输美商品也可以享受最惠国的关税税率（10.5%），否则，就要缴纳普通关税（20%）。
但是，美方给予中方的最惠国待遇是有条件的，受到了1974年贸易法中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的约束，每年需要国会审议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要求美国给予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最惠国待遇要与该国允许本土居民移居海外的移民政策相挂钩。这一法案最早是针对苏联限制本国的犹太人移居他国的移民政策的，但也影响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在中美关系正常运行的时候，这种限制和条件无关紧要：只是例行程序，每年审议，每年通过。但是，中美关系一旦有风吹草动，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议就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高度敏感的议题。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美关系恶化。以《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为依据，20世纪90年代围绕对华贸易政策，美国政府和国会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为美国国内不同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相互较量的重大议题。在布什执政的1990年、1991年和1992年，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为布什政府和国会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斗争焦点，同时也是国会内部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主要焦点。
这几年是最惠国待遇年度审查最激烈的时期。布什总统采取的策略是将最惠国待遇与制裁、人权等议题分开来处置，否决一切将最惠国待遇与其他议题相挂钩的提案。1991年、1992年布什总统否决了这类提案后，国会再次进行投票试图推翻布什总统的否决。投票的结果是，布什总统的否决惊险过关：在众议院获得2/3多数票后，参议院距离否决需要的2/3多数票仅差几票——1991年，只差7票；1992年，只差8票！
1992年，布什总统竞选连任失败；1993年，民主党人克林顿上台。1993年5月，白宫公布了《总统关于中国最惠国地位的声明》，决定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一年，同时要求中国必须在人权问题上有重大改进，否则，下一年最惠国待遇将不会延长。5月28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关于1994年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条件的行政命令》，明确提出1994年美国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两大条件，即：人权问题和军控问题。
这是中美交往中第一次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军控等问题相挂钩。这使得最惠国待遇、乃至中美经贸关系的根基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做法引起了美国商界的强烈反对，也于美国的商业利益不利。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中共十四大召开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快速发展轨道。如果美国取消最惠国待遇，那么不仅中国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也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中国也不会给予美国产品最惠国待遇。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就会被征收更高的关税，使其在与欧洲、日本产品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因此1994年，克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的审议与人权等议题“实质脱钩”，从而使得最惠国待遇问题不再受到其他议题的冲击。尽管竞选中对华态度强硬，承诺上台改变对华政策，但是总体上，克林顿总统上任后，对华仍然采取了比较聪明而折中的措施。通过总统命令形式，表面同意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军控等问题相挂钩，但是将决定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避免了在国会中再次讨论这些议题所引发的不确定性；从而既平息了国会中的反华情绪，兑现了自己的竞选承诺，又将对华最惠国的决定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放任国会决定。
1994年之后，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议平静了很多。虽然，每年国会中仍然会有一些顽固反华、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议员提出涉华提案，但总会被否决。这种将移民政策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年度审议机制，不仅使得中美经贸关系风雨飘摇，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的长期投资和营商决策，也使得中美双方每年都投入众多的政治资源保驾护航。长此以往，繁杂的年度审议，就成为双方难以承受的一种负担。因此，不少人要求修改中国最惠国待遇中涉及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
在此期间，中国长期追求的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原始缔约国地位的努力，随着WTO的成立，也转入到申请加入WTO的过程之中。中国加入WTO的动力之一，就是要获得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8]。而获取这种待遇的过程，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的众多谈判来解决。经过长期艰苦谈判以后，1999年11月，中美终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了协议。达成这个协议意味着美国需要修改国内的法律，给予中国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给予中国无条件的、永久最惠国待遇，也意味着中国获得了美国的正常贸易关系。2000年9月，经过多方努力，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中国贸易法案》，决定给予中国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实现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自此，中美两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正式确立。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多边基础
中美双边协定达成之后，2000年5月中欧也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之后，中国加入WTO的进程明显加快。2001年12月，经过14年多的努力，中国终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多边贸易体制。加入这个组织意味着所有成员之间的经贸关系都要置于多边机制之上，成员之间的双边经贸交往也需要符合WTO规则的要求，否则就会引发其他成员的不满。这样，中美两国之间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也由双边进一步扩展到了多边基础之上——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可以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化解；两国可以和其他成员一起，在多边平台上共同进行谈判新的贸易规则和议题。
加入WTO后，多边基础之上的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时期。尽管美国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不给予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享受的普惠制（GSP）[9]，但是，这不足以影响中美经贸高歌猛进的步伐。国际范围内，中国加入WTO也大大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而全球化的发展也推动多边基础上的中国经贸跃升到全球领先位置。因为，加入WTO，不仅使得中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建立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之上，也使得中国与所有WTO成员的关系多边化。优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良好的基础设施、潜在的庞大市场、积极而有效的开放政策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和对外投资的热土。“国际资本、技术、品牌+中国优质廉价的劳动力”成为决定国际竞争的核心因素。为了与这样的“中国制造”相竞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纷纷将制造基地转移到中国，这使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长为世界的制造和加工中心。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从一般贸易伙伴到全球化下的两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互补性很强，潜力巨大。在中美关系以及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基础之上，中美经贸发展很快就超越了双边的范围，成长为全球化中的两极。
（一）正常的外贸伙伴（1972－1978年）
这一时期，虽然中美之间外交关系没有建立，双边的贸易协定也没有签署，互不享受最惠国待遇，中国国内也没有进行改革开放，但是，中美经贸活动从零开始，快速发展。到1978年，中国对美出口2.71亿美元，占中国出口的2.81%；从美国进口7.21亿美元，占中国进口的6.67%。[10]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如纺织品、土畜产品、工艺品和五金产品等，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粮食、纺织品原料、化工品、机械产品等。这是一种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和形式：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并且，通常发展中国家处于赤字状态。
（二）三来一补、港粤合作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的改变（1979－1983年）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国内外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毗邻港澳的珠三角地区开始悄悄地进行开放合作的探索。最初的合作是从“三来一补”活动开始的。这一时期，在国际石油危机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出现了滞胀现象。为了应对这种危机，美国推行高利率的紧缩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大幅度升值。而与美元挂钩，实行联系汇率制的港币也快速升值，导致中国香港地价、租金以及劳工成本大幅度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业开始探索和临近的广东周边地区合作生产的可能性。另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珠三角地区人们的生活非常艰辛，甚至出现了很多人偷渡中国香港的“逃港”事件。这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类合作就在珠三角地区开展起来。
最早的企业有三家，第一家是1978年6月签订协议的顺德大进制衣厂，第二家是1978年7月签订协议的东莞太平手袋厂，第三家是1978年8月签订协议的珠海香洲毛纺厂。
1978年6月，由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广东分公司出面，同香港大进（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组建顺德大进制衣厂，联合生产成衣出口。协议的内容是：港方出资400万港元，广东顺德的容奇镇腾出旧厂房和聘请工人，合办300人规模的制衣厂。产品由港方销售。工厂通过港商进口国外先进制衣设备，容奇镇以加工费偿还设备款，合作期6年。工厂在当年的7月份开始试生产，8月8日开张。1978年7月，来自香港的企业家张子弥与当时广东省东莞县第二轻工业局的太平服装厂合作，创办了太平手袋厂。合作协议规定：手袋厂所有的原料和设备由港商从中国香港进口，手袋厂赚取加工费，加工费的20%要返还给港商作为偿还设备的费用。虽然有港商投资，但是最初的工厂还属于集体企业。几乎在同时，即1978年8月，广东省也与来自香港的企业家签订了毛纺织品的来料加工协议，在珠海创办了珠海县香洲毛纺厂。这些合作协议经广东省革委审查后上报国务院审批，国家以“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的形式放行。三四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新战略解除了当地干部和群众“搞资本主义”的顾虑，也为这类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至1979年底，珠三角地区从事“三来一补”的工厂已达一万多家，其中，发展最快、最着名的地区当属当时的东莞县和宝安县，“三来一补”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开始运行。
“三来一补”活动的蓬勃发展，带来了中国贸易结构的巨大变化。从1981年开始，一种新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快速增长（图3）。
其次，这种活动也带来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改变。这一时期，中美刚刚建交，签订了双边的贸易协定。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获得了最惠国待遇，竞争力大大提升。其中，中国对美出口中，纺织和服装的出口比例大幅度上升，成为最大的出口产品。而从美国进口中，民用飞机、柴油机车、电子计算机以及石油勘探设备、化工和发电设备等也在快速成长。这一时期，中国出口中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开始发挥作用，进口中美国的技术优势也已显现。双方潜力无限。
最后，从美方的角度来看，中美贸易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根据美国的统计，自1983年开始，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就处在贸易逆差状态，并且不断扩大。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香港转移中国内地的加工贸易活动以及相应的转口贸易活动。这和1981年以来，加工贸易出口在中国出口中的比例快速上升是一致的。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加工贸易，主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参见下文图4）。但是，这样的贸易活动，尚不足以扭转中美货物贸易的大局。因此，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对美贸易仍然处在逆差状态之中。
（三）广场协议、产业转移和中美经贸关系的转型（1984－1992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打断了西方国家二战后持续20多年的黄金增长时期，进入到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时期，风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1979年撒切尔夫人就任英国首相、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他们联合推出了反凯恩斯主义的自由主义政策，鼓励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去规制化，推行供给学派革命，从而将世界经济推进到了全新的全球化时代。一方面，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进行产业外包，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生产环节和功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另一方面，又大规模地进口这些低端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外包的产业，不仅包含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和制鞋，也包括高技术的电子机械产业中的某些劳动密集型环节和功能，甚至包括一些标准的服务业。因此，世界范围内，就出现了发达国家与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紧密合作的区域生产网络、甚至全球生产网络。加入这类网络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会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贸易赤字的快速增长，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干预国际外汇市场，重新调整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汇率，达成广场协定。相对于美元，日元以及相应的亚洲四小龙货币也都大幅度升值。[11]一时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丧失了比较优势，需要向海外转移；同时，其他产业也需要升级转型。
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产业的空心化，以及庞大的“海外日本”的建设。这样，虽然日本国内的经济增长缓慢，但是，通过“海外日本”经济的支持，日本仍然顺利实现了经济的转型。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一方面是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向中国大陆转移；另一方面是本土的产业又一次抓住了美国IT产业外包和标准化转型的机遇（温特主义），顺利实现了整个产业的升级转型。[12]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推行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沿海的经济特区已然成型，充满活力。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中国有意识地实行了和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相对接的战略——沿海产业大循环战略，顺利地融入到了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之中。
前边提到的改革开放之前珠三角地区的“三来一补”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最初的时候，是海外企业委托国内企业从事加工和制造活动：提供原材料和设备，提供样品和设计，产品回购。这属于来料加工。机器设备部分，甚至通过加工费的形式可以抵偿，这是补偿贸易。随着这种活动的扩大，中国的政策也更加开放，鼓励海外企业设立生产工厂，直接从事此类活动——这就是最初的四个经济特区的宗旨和目标之所在。中国实行的政策是全世界最开放的——所有的加工贸易活动的进口，不论是中间品原材料，还是机器设备，都是免税的，但是产品要外销。因此，在中国的出口中，加工贸易的比例要先于、快于外资企业的比例上升。
因为这种融合，中国很快成长为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的轴心：一方面，从亚洲四小龙进口大量的中间品和原材料，进行加工贸易，并与这些经济体维持长期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又将加工之后的产品再出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从而对这些发达国家保持贸易顺差。中国成为连接亚洲四小龙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的中介。以1993年为例。这一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806.2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41.19%。其中，加工贸易出口442.5亿美元，占中国出口的48.23%，加工贸易进口363.7亿美元，占中国进口的34.98%。加工贸易出口主要供应美欧市场，其中，美国市场占了26.33%，欧盟（15国）占据13.55%。同时，主要转口欧美市场的中国香港也占了29.14%。而加工贸易进口则主要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来自这三个经济体的进口占据中国加工贸易进口总额的53.65%。[13]这样，1993年中国的加工贸易平衡就表现出如图4的形式：一头连着中国大陆处于巨额逆差地位的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107.39亿美元），另一头连着中国大陆处于顺差地位的美国（96.73亿美元）、欧盟（42.68亿美元）和中国香港（57.63亿美元）。
就中美货物贸易而言，这时的贸易结构和形式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首先，就企业性质而言，三资企业异军突起，已经占据中国对美出口的39.79%和进口的32.33%。而在十年前，几乎所有的进出口贸易都是国有企业完成的。其次，新兴的加工贸易已经占据中国对美出口的2/3强，达到68.80%和进口的18.63%。而加工贸易以及三资企业的突出作用也表明：中美经贸关系已经突破了纯粹的双边内涵，而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区域生产网络的新内容（见表1）。
（四）全球化的两极（1993年以来）
在中国成为区域性的生产和制造中心之后，美国的地位和作用何在呢？难道美国只是一个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市场吗？当然不是。实际上，美国是这种区域、甚至全球化的核心环节。
按照美国学者的分析，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一种新的国际安排开始出现（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II）。[14]其核心是：一方面，美国通过经常账户逆差的形式不断向其他国家输送美元，为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流动性；另一方面又通过美国国债的形式吸纳外国的美元储备，从而形成一种互补性的新均衡。其中，美国处在经常账户的逆差方，而众多的国家则处在对美经常账户的顺差方——这种国家的数量和范围不断扩大，同时，也在不断更迭。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输出国（OPEC），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等。很长时间以来，中国都是美国经常账户的最大逆差方。
与此相伴随的是，美国的产业外包以及对于全球化的推动。比如，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IT革命而来的产业大规模转移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后所促使的汽车等制造业向墨西哥转移。因此，在美国就逐渐形成了产业转移、经常账户逆差以及美元地位强化的全球化驱动机制，即：开放全球市场经济的形成，促使美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并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制造环节和功能不断地转移出去，而本国则集中在品牌、研发和市场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伴随产业外包，美国出口了大量的廉价产品和服务，从而导致美国的贸易平衡不断恶化，贸易赤字连创新高。但是，这种贸易赤字，又完美地完成了“输出美元”的工作，推动和加强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而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的、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和地区，除了保障本国的金融稳定之外，也将多余的美元储备通过购买美国国库券的形式借给美国，从而，既平衡了美国的贸易赤字，也延续了本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具有了可持续性。因此，在这种体系中，美国首先拥有独一无二的国际货币——美元。据此，它一方面可以大量地进口廉价的产品和服务，甚至进行过度消费，并通过国库券的形式吸纳国外的贸易盈余，平衡赤字；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这些外资（如果没有全部用于消费支出的话），从事海外投资，获取高额的利润。其次，美国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并维持着整个国际经济治理秩序的健康运行：一方面，它依靠蓬勃的创新活力，从最初控制一体化的计算机主机产业（IBM为典型），转型到全球外包下的控制计算机核心零部件（以微软和英特尔为代表，即：所谓的温特主义）；从互联网的建设和输出到控制核心的零部件，以及广阔的知识产权网络、品牌等，从而构建起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支配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也推动和维持着国际范围内多边体系的有效运行，推动着国际经济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从而成为这一轮全球化的毋容置疑的核心和领导国家。
2018年，美国的货物贸易前20大逆差方都为美国国债的外国持有方，其中9个国家和地区还位居美国国债持有方的前20大，它们是：中国大陆、日本、加拿大、爱尔兰、瑞士、中国台湾、德国、法国和韩国。中国既是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的最大来源方，也是美国国库券的最大外国持有方之一。显然，中美处在全球化的两极之上。
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摩擦、协商中的重塑
经过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美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时期。影响中美经贸关系未来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两个。
（一）中国崛起及其影响
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得以重回世界经济大家庭，并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实现了强势崛起。
1.中国经济圈的形成（2001－2007年）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三年后，中国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就越过了3000美元的轿车进入家庭的临界线，轿车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城市居民改善住房的需求也导致房地产行业兴旺起来。加上国内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化浪潮，使得中国进入到了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化过程之中，对于钢铁、水泥、工程机械等的需求蓬勃发展。这样，围绕着中国国内需求的国际生产和供应网络正在逐渐形成，一些石油、铁矿石以及农产品等大宗产品出口国开始进入到中国国内需求所拉动的繁荣周期之中。发达国家中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发展中国家中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印度，中东和非洲的产油国，比如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卡塔尔、安哥拉、苏丹和委内瑞拉等国家都是受益者。
另一方面，入世后的进一步开放也使得中国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热土。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各行各业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开办生产工厂，“国际技术、管理和品牌、营销网络、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发达完善的生产体系”成为国际竞争力的标配。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和加工基地，是世界几乎所有主要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国。比如，世界纺织服装产品的1/3，办公室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通信产品的几乎一半出口都来自于中国。这样，国内强劲需求的拉动，加上全球化的蓬勃发展，使得中国不仅成长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而且，逐渐形成了以自己国内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中国经济圈”。
尤其重要的是，从2000年开始，中国将越来越多的经常账户顺差转化成为美国的国库券。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成为美国国库券的最大外国持有方。这是美国所乐见的——美国通过经常账户逆差向中国输送了美元，中国再将这些美元以购买国库券的形式返还给美方。这样做，既维持了美元的国际地位，推动了美国的产业外包、从而全球化的进程，也促进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一种互补性的牢靠均衡。
2.中国经济崛起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相对地位快速上升。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报告指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场金融危机，一方面使得西方国家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也更突出了中国的快速崛起。一时间，国际范围内，中美之间的霸权更迭成为热点议题。
3.中美经贸：从互补到竞争过渡（2008－2016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情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愿望却在不断下降，甚至出现了减持美国国债的情况（图6所示）。这清楚地表明：中国不再将自己的经常账户盈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与美国的经常账户盈余）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了。
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干什么用了呢？主要用于两个方面：其一，对外投资，以及建立各种不同的国际机制，比如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其二，国内消费者的旅游支出。
关于后者，最近十多年来，多国为了吸引中国游客所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比如，两年多次旅游签证、十年多次旅游签证、落地签等等。在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总是可以看到大批中国游客的身影。但是，前者却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全球化下，维持美国国际地位的基础是美元，以及技术、品牌等。而维持美元地位的关键是，其他国家拥有的美元储备需要回归美国，并且，只能购买美国国库券，而不能购买美国的优质资产，比如，美国的品牌、技术以及初创企业等。而2008年以后，中国的对外投资却往往针对的正是这样的优质资产。不仅如此，中国甚至还在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直接与美元进行竞争。
同时，美国国际地位的维持还是通过现有的国际机构和国际秩序实现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国际范围内最好不出现与此相竞争的制度安排以及国际动议。而2008年，尤其2013年以后，中国不仅大力推动新的国际机构的创设，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以美欧为主的西方国家的对立越来越明显。
以上情况说明，在目前的全球化框架之内，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已经逐渐从互补向竞争过渡。
（二）美方的调整和改变
1.美国对于中美关系的调整：从合作伙伴到战略竞争对手
正是感受到了中国巨大的潜在竞争压力，金融危机之中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开启了对华政策和战略调整的序幕——重返亚太战略的潜在战略目标就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及其影响。这个时期，从经济上看，美国的主要战略是强力推进TPP建设，在亚太地区塑造高标准、高水平的开放格局；然后，迫使中国作出最大的开放承诺，从而加入TPP。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对华战略作出更进一步的调整。在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报告》中，新一届美国政府反思了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政策，认为：“过去美国与中国接触，帮助和鼓励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有一个预设前提，即是希望中国逐渐转变成为对西方友好、甚至类似西方式的国家。但是，这样的假设是不对的，随着不断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实现了重新崛起，同时，却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更加威权化，因而需要重新调整对华政策”。这种调整背后的潜台词就是：阻止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触，孤立、打压甚至封锁中国。在此背景下，新一届政府更是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并从各个方面采取遏制和打压政策。
2.中美经贸合作的制度基础：重回双边、甚至单边轨道？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试图以“301条款”为框架重新调整中美经贸关系。“301条款”是美国的国内法律，是对于对美国企业和商业采取不公平做法的外国政府进行调查、并采取报复行动的法律条款。调查一旦认为外国政府的不公平做法对美国的企业和商业造成了伤害，就会要求对方作出调整和改变，否则就会采取报复行动。
2017年8月18日，美国正式对华发起“301调查”；2018年3月22日，公布调查报告。在谈判磋商未果的情况下，2018年7月6日正式对34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8月23日开始对另外的160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美国单边提高关税的做法，引发了中国的反击；美国再次提高关税，再次引发中方反击。在关税战不断升级、贸易摩擦越演越烈的情况下，双方最终确定进行贸易谈判。
从美方的角度来看，中美双边的贸易谈判是为了解决美国“301报告”中所认定的中方不公平贸易做法。谈判目的是迫使中方作出让步和改变，而美国无需作出新的承诺。因此，从美方的立场和中方作出的承诺上看，这种谈判是不对等的。同时，双方将达成的协议不是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协议（FTA），而只是一种行政协议（an executive agreement），无需美国国会的通过。更严重的是，美方甚至进一步要求设立协议的执行机制，即一旦中方没有落实协议中的承诺，美方将会启动报复程序。这样，“301调查”及其执行过程将会长期化、甚至永久化。
“301条款”下的中美贸易谈判，如果按照美方意图达成协议，其潜在影响将是巨大的。1）将中美经贸关系重新置于貌似双边、实则单边的基础之上，从而陷入高度的政治化、不确定和动荡状态。2）如果这次谈判形成的协议是长期的，那么，不仅违反WTO的多边贸易规则，而且会引发欧盟、日本等主要国家向中方提出同样的要求。这样，中方就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也会遭受损失。3）化解上述矛盾的最可能的情形是：WTO成员认可和接受这次中美贸易谈判形成的双边协议，但要求通过最惠国原则（MFN）分享其成果。这意味着，该协议单方面扩大了中方在WTO的承诺和义务。4）这次谈判采取双边方式处理两个成员间的经贸摩擦，将给多边贸易体制以及整个世界经济治理带来负面影响：轻则危害多边贸易体制的可信度和严肃性，重则将世界贸易、经济治理重新拉回到以实力为基础的强权时代。
3.中美经贸的前景：从合作、互补的全球化两极到分化对立的两方？
正如前文所述，在现在的全球化格局中，中美两国分别处在互补性的两极上。美国处于价值链的高端，提供技术、管理和品牌，以及营销网络和市场；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进行着长期的“过度”消费。中国则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是世界加工和制造中心，提供众多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利用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购买美国的国库券，维持着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在这次中美经贸摩擦中，有不少美方人士甚至提出了中美经贸脱钩、甚至孤立中国的想法。实际上，中国在目前全球化中的角色和地位，是许多贸易盈余国——不论是石油出口国，还是出口导向型的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曾经经历过的。即便是目前的全球化格局不变，中国自身的角色也会逐渐转变：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和生产能力逐渐转移到周边国家、非洲等地区，一部分贸易的顺差也会一起转移出去。因此，即便美国不施加压力，中国也会自发进行这类的调整和改变，而其他新的国家和地区也会“填补”中国的位置。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的角色和地位的调整。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已经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过度消费”了，并且，这种“过度消费”还在不断扩大。显然，这是不可持续的，也不是想当然的。美国应该明白：这样的“过度消费”是世界对于美国的一种“恩惠”，而不是相反。同时，美国也应该明白：中美之间经常账户的不平衡，也不是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导致的。即便是把中国排挤出去、将中国孤立起来，如果仍然过度地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进行过度消费，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仍然会存在、甚至会不断扩大。更进一步讲，伴随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而来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民粹主义，对于全球化的怀疑、反对等思潮也只能通过这些国家内部的政策调整来实现，将问题转嫁到其他国家头上于事无补。
因此，面对中美在全球化中的这种调整，双方首先应该有这样一种共识，即：开放的全球市场经济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民族国家的政策应该适应这种发展，创造条件促进这种发展，而不是阻碍它，甚至逆转它。要推动全球化的正常发展，至少要更坚定地维护、而不能破坏全球化发展的国际多边规则和现有国际秩序。其次，调整的方向，应该是美国降低不合理的过度消费，调整内部的收入分配关系，中国则需要扩大内需。在“301调查”、中美经贸摩擦下，号召或者企图推动中美之间经济脱钩、甚至试图再次孤立、封锁中国的想法是幼稚和不现实的。
（三）摩擦、协商中的中美经贸关系重塑
目前中美关系仍处在反思和调整过程之中，属于最动荡、最焦躁时期——既有对于过去交往的反思，也有对于未来双边关系的各种设定。越是在这个时期，越是要保持沟通，保持克制，保持理性，不要走极端，并要及时进行调整和纠偏。这个时期的任何不冷静、过激行为都会对于未来的关系界定和交往带来灾难性后果。
中美关系的重塑，既由相对力量变化所引发，也由全球化发展中所积累的不平等、不平衡所推动，更由过分利用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所引发的过度消费所促使；这种调整不仅涉及中美双方，更会影响地区、甚至世界格局，因此，直接推动这种调整的中美两国要有一种世界担当。
1.换位思考，客观认识各自的角色和地位，摒弃一些错误的认识和幻想
首先，对于美国而言，要纠正过去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将中国的崛起、对外交往的转变解释为对于美国霸权和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是狭隘的；将中国崛起的原因解释为实行了种种不公平的做法，认为中国欺骗了世界、违反了国际规则，也是片面的；将过去几十年中国参与、融入国际社会解释为是美国允许、支持和帮助的，似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这种权力是美国决定和赐予的，是可笑的。对于中国而言，想当然地认为：在人均收入赶上发达国家之前，中国会一直享受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待遇，不应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想法是不可接受的；作为一个崛起的国家，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以做的事情、可以采取的政策和战略，中国也可以的想法是错误的。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一方面我们在大力进行对外投资、扩展对外贸易交往，甚至在推动建立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和机制；另一方面，本土的市场也要更加开放。认为我们可以一直、甚至永久享受（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优惠对待、不进行对等自由化的想法是异想天开。
其次，美国应该明白：战后，正是因为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的封锁、禁运才导致了中国与世界的隔离，才导致了中国被孤立。被隔离、被孤立并不是中国应有的选择和宿命。美国也应该明白：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并不是要否定自己、放弃自己的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要为自己寻找一条转变成西方国家的通道，而是要回归正常状态，寻求自我发展的更大空间；假定中国会按照西方国家的设想进行这种转变是一厢情愿。美国更应该明白：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努力的结果、是中国早该取得的，并不是中国采取了不公平做法，利用了WTO规则，违反加入WTO的承诺的结果。美国也应该明白：中国实力的相对上升，并不意味着对于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也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建立新的替代秩序，更不意味着对于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利用自己的外汇储备进行国际投资不应该受到歧视和限制，比如，只能购买美国的国库券；作为一个新兴的强国，中国维护自己的传统边疆领土也是名正言顺的。对于中国而言，应该明白：战后的国际环境和秩序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秩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精心策划、付出很多努力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参与和分享是某种程度上的搭便车。中国还应该明白：国际社会可以接纳、宽容、不干涉中国的制度、道路、理论选择，但是，在全球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应该有一个基准的规则存在——正如中国加入WTO所接受的“特殊对待”（入世条款中的242段纺织品特保机制、专门针对中国产品的特保机制以及入世十五条中的反倾销条款等）一样。中国也应该明白：中西方都可以接受的准则，不是一次性谈判可以构建起来的。即便是中国兑现了入世的承诺，也应该以开放、平和、客观的心态关注美方的关切，通过协商的方式完善这样的规则。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试图在国际社会中我行我素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中国应该明白：任何重大的国际机制和平台建设，都应该和西方主要国家尤其是美方进行沟通和商量，应当承担这些做法的国际责任和国际影响，也应该和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方进行充分的协调和沟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可以为所欲为地建设新的机制，进行各种投资，而不和国际社会商量、协商，不和现有的机制和规则相协调的想法是鲁莽的。闭门造车的做法不可取。既然人家把中国当做一个大国、当做一个崛起的超级国家，那么中国更应该像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一个大国那样行为。
2.调整心态、积极协商，重构中美经贸关系
新型中美经贸关系的构建，首先需要两国客观、平静地调整心态。美方需要建设性地解读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对外交往中的调整，并通过协商寻求解决方案；中方也应该逐渐推进对外交往，理性对待外部的反应和美方的关切，积极化解各方的担心和顾虑。
其次，双方都应该避免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和评判对方，而应该寻找和构建一个共同认可、都可以接受的市场模式。同为市场经济，一个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是资本主义的，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比如，对于国有企业参与竞争的界定和要求，“竞争中性”就是一种建设性的方案，尽管这方面的努力仍然需要继续。再比如，对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也应该有一个（大家可以接受、认可的）界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后发国家的“威权政府+市场经济”或者“发展中主义政府+市场经济”，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模式，都应该参考。
再次，作为一个崛起大国，中国需要将自己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与美方提出的关切和改进要求综合起来考虑，尽量化解二者在节奏上、范围上的不一致，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结构转型中，化解美方的关切和诉求。
最后，试图割裂两国联系、甚至试图将两国经济脱轨、制造世界经济分裂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也不会得逞。即便是中美两国割裂，但是，在中美之外，世界经济仍然会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受损的将是中美双方。
总之，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对华关系的调整进入到了新的更广泛和激烈的阶段，目前，这种调整仍在进行之中，朝野各界尚未形成共识。广泛的、建设性的双边沟通和协商非常重要。
几点结论和启示
从以上的回顾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跌宕起伏的70年历程表明：中美两国都具有世界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制于中美关系、甚至国际格局的影响。因此，两国关系的调整应该谨慎，不仅要考虑双边，更要考虑多边影响。
第二，狭隘的规则和制度会限制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而更加广阔的规则和制度则会发挥促进作用。中国加入WTO后，将中美经贸关系从双边推进到多边基础之上，为两国的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开拓了宏大空间。
第三，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具有广泛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拓展，并很快发展成为全球化的两极。
第四，在目前的全球化格局下，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中竞争的成分在增加。两国需要通过协商方式进行经贸关系的调整。
当然，也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1）运用狭隘的“301框架”，通过高压手段试图迫使中国单方面做出巨大减让的做法是不会奏效的。作为全球化的两极，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是全球化的凝缩和体现，也具有广泛的全球影响。在此基础上，推动中美经贸关系脱钩、甚至中美冷战的做法会分割和阻碍全球化进程，对于双边和世界经贸的发展都是灾难。
2）中美经贸发展的潜力巨大。在二战后的70多年中，即便是受到各种打压和限制，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中美经贸关系从零到有，一直发展到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并成为目前全球化的两极。这样的发展本身就是中美经贸巨大潜力的一种体现。中美之间，应该创造更加便利的制度和规则环境以促使这种发展，而不是限制和约束它。
3）随着相对实力的变化以及中国的结构转型，美国传统的对待其他国家的做法需要改变。墨守成规，试图用过去的做法限制和约束中国，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是不利的，也会带来更多的摩擦和动荡。比如，利用外汇储备，中国可以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购买股票、技术，雇佣人员等。美国不应该对于这种投资附加种种限制和约束，以至于中国只能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同时，现有的国际秩序，也需要适应中国的崛起和调整，美国应该适应这种变化，并顺势参与、甚至引导这些变化，而不是冰冷的拒绝、甚至阻碍。当然，中国也需要尊重和维护现有的秩序，任何重大的行动、国际动议和机制建设也要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4）中美经贸关系的调整，应该在更加平等、宽阔的平台上进行，现有的单边的、“301框架”需要尽快终止。展望未来，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应该更加开放、深入，因此，最直接的方式是进行双边FTA谈判以及投资协定谈判。[15]这样的谈判，不仅能够照顾到双方的关切，而且还能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当然，中美联手共同推进WTO改革，重塑多边贸易体制，或者推进亚太地区的巨型区域安排，比如扩版后的TPP或者CPTPP，甚至APFTA等，不仅会化解中美经贸关系纠纷，更会对于区域和世界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1] 比如，2018年9月、10月和11月，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前财长保尔森分别对于中美关系的评论。
[2] 宋国友：“融合、竞争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再锚定”，《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140~146页；鞠建东：“中美贸易争端的冲击与中国长期发展路径”，《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7月，第16~20页；王勇：“论中美贸易战与双边关系的未来选择”，《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3期，第71~86页；孙振宇：“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应对”，《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12期，第6~8页。
[3] 宋泓：“美国的霸权地位与中美经贸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06年第5期，第17~21页；宋泓：“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几点不同解读”，《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第27~28页。
[4] 金卫星：“中美经贸关系的历史轨迹（1979-2016）”，《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34~50页。
[5]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389~390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52页。
[7]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389~390页。
[8] 龙永图曾在中国入世十周年的一次纪念会上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中国入世十周年：回顾与展望”，《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第14~21页。
[9] 美国给予非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普惠制的条件是：必须是关贸总协定缔约方或者WTO成员。在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确立的时候，中国不是GATT缔约方，或者WTO成员；而在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又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10]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387~388页。
[11] 只有港币是一个例外：与美元的汇率，在经过1971－1982年的升值过程之后，1983年有一个较大的贬值，之后基本维持稳定。
[12] 中国台湾进入到电子产业全球价值链的各个关键环节。韩国除了电子产业之外，也进入到了汽车、石化、钢铁等重化产业领域，而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转型到服务经济。
[13] 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也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只是所占比重较小——在中国加工贸易进口和出口中的比例，均分别维持在2%左右。
[14] Dooley, Michael, David Fol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 “Dollars and Deficits: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Deutsche Bank Global Markets Research, 2003；Dooley, Michael, David Fol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 , “An Essay o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NBER Working Paper 9971, 2003；Dooley, Michael, David Fol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Effects of Periphery Intervention and Reserve Management on Interest Rates and Exchange Rates in Center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10332, 2004；Dooley, Michael, David Fol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 “Direct Investment, Rising Real Wages and the Absorption of Excess Labor in the Periphery”, NBER Working Paper 10626, 2004；Dooley, Michael, David Fol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Collateral for a Total Return Swap”, NBER Working Paper 10727, 2004；Dooley, Michael, David Fol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 “Savings Gluts, Deficits and Interest Rates: The Missing Link to Europe”, NBER Working Paper 11520, 2005；Dooley, Michael, David Fol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Interest Rates,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NBER Working Paper 11771, 2005；Dooley, Michael, David Fol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The Two Cris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BER Working Paper 13197, 2007；Dooley, Michael, David Fol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 “Bretton Woods II Still Define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4: 3, 2009, pp. 297-311, NBER Working Paper 14731, February 2009；Dooley, Michael and Peter Garber, “Is It 1958 or 1968? Three Notes on the Longevity of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147-187, 2005；Dooley, Michael and Peter Garber,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Crisis: A Solution in Search of a Problem”, Vox, March 21, 2009, http://www.voxeu.org/article/what-did-not-cause-global-crisis[2019-07-20]；Dooley, Michael and Peter Garber, “International Imbalances Balance Risk”, in Rebala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A Primer for Policymaking, Claessens, Stijn et al. eds., VoxEbook, 2010, pp. 51-53.
[15] 或者在现有的双边经贸磋商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到FTA。这样比直接谈判FTA或BIT要快。感谢苏庆义博士的建议。
来源时间：2019/11/27 发布时间：201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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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丁立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俄罗斯以及西欧几乎同时陷入了“核焦虑”。俄罗斯上月在本土多地同时举行“雷霆-2019”战略核演习。与前年一样，美国在俄罗斯核演习结束次日，就立即开始它今年的一系列核军演，包括年度性“指挥与控制演习”“环球雷霆”演习以及“警惕之盾-20”演习。虽说是常态性的年度演习，但五角大楼还是动用了美军战略司令部、北美防空司令部和美军北方司令部的大批核家当，大有与北方核邻居一较高低之态势。就连欧洲的北约盟国也不闲着，在部署着美军B61核弹的德国西部军事基地，德军在一场名为“坚定正午”的核战争模拟演习中，颇是忙活了一遍运送核弹的标准流程。
临近年底，美俄却不消停。莫斯科与华盛顿都搬出各自的核武库，彼此将对方视作核战争假想敌的姿态十分明显。即便是所谓冷战已结束30年，但它们互秀核肌肉的游戏并未消退。
深受美国经济制裁和战略挤压的俄罗斯，这些年同美国的关系每况愈下。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金融、科技以及安全的综合优势不仅继续扩大，而且还在全球各地继续挤兑莫斯科。虽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战略核威慑家底还大致保存，但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后，可能较快恢复陆基中导的研发与部署。如果美国陆基中导在欧洲部署，势将打破欧洲大陆的战略平衡，并对俄罗斯构成新的威胁，这就是当前俄罗斯的“核焦虑”之外患。在美国可能动手之前，俄罗斯不得不亮剑示意，以免让自己处于被动。
冷战结束以来，俄军的战备状态已不如前。大约500亿美元的年度军费，只及今年同期美军军费7200亿美元的7%，俄罗斯核部队所能分到的军费更不足以使其能力升级到同美国并驾齐驱，由此导致其核导弹的战备水平也不理想。这种战备状态，则是俄罗斯“核焦虑”之内忧。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更加重视现有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尤其是陆基核导弹的机动部署与发射能力以及海基核战力的隐蔽发射，这些都是俄罗斯核演习的主打科目。美国指责的所谓俄罗斯发展新型陆基中导，但这些导弹并没有跨越中导定义之边界，但至少也反映了俄罗斯试图在框架范围内扩大陆基战术导弹能力的努力。
就华盛顿而言，它正处于历史性的全球统治力下降时期，不仅硬实力增长疲软，软实力也萎缩显着。但是，如果说美国还有一样实力在世界仍居压制地位，那就是它的核威慑，而其目前面临的唯一实质性对手，便是俄罗斯的核力量。因此，最近几年，每次在俄罗斯核军演之后的第一天，美国就会启动自己的年度核军演，借此提醒莫斯科乃至整个世界谁才是这个地球的老大。
尽管美国核力量在这个星球仍高居榜首，但内部问题多多。美国核武器多成型于冷战时期，在冷战结束已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大批美军核武器已进入老年阶段。经历了小布什总统老八年的“军费错位”(以反恐为优先事项)，再经历了奥巴马总统时期军费克制的新八年之后，美军这两年才开始恢复军费增长，但美国军方自我觉得，其战略核力量的结构性老化以及核部队的士气低落已深入骨髓，这就是美国“核焦虑”的来源所在。
所以，当前这届美国政府有意加大了对美国核力量的资源投放，一要对现有战略运载工具以及核弹头继续延寿，二要研发新型“可使用”的核武器，即所谓小当量、高精准、深钻地的核武器，以威慑他们口中的那些所谓“流氓政权”，这也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核战略的发展一脉相承。
毋庸讳言的是，美国在今年的年度核军演中，还贯彻了它去年2月新版《核态势评估》所提出的一些指导思想，其中论述了俄罗斯和中国的核力量是当前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该报告特别指出，“美国将对中国的核打击和非核打击”做出“决定性的反应”，让中国遭受“不能忍受的打击”。新版美国核战略可能将导致美国在东北亚部署战术核武器。美国如果在本地区引进核巡航导弹以及低当量核武，以及引进新型陆基中导，都将对东亚地区稳定以及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消极影响。
如果美国不顾后果地努力使中国产生“核焦虑”，后果必定是中美互信继续受到损害，彼此防范进一步升级，还很可能导致相互间战略攻防动态更为消极，这对两国以及亚太安全与发展都不利。中国不想“核焦虑”，也不会主动让美国“核焦虑”，但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也不怕“核焦虑”。如果有人一定要让中国“核焦虑”，那它自己也必然会因“飞去来器”之效应而患上更大的“核焦虑”。看过今年中国国庆阅兵的人都懂这点。
同贸易摩擦一样，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施压都不能解决问题。在更为重要的核威慑问题上，一个超级核大国针对一个崛起中的有核力量国家发号施令，颐指气使，更是行不通的。无论如何，希望有核大国的“核焦虑”，不要四处蔓延，那可能会对世界和平和稳定产生更广泛的负面影响。(作者是复旦大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9/11/27 发布时间：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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