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泰里·布兰斯塔德  来源：中国青年报

　　特朗普总统上月在白宫被问到美国是否欢迎中国学生以及中国学生是否可以获得赴美签证。总统的回答很直接：“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佳的大学体系……而它之所以伟大的其一原因是我们有大批来自中国的学生。……我们希望保持这样的状态。”
　　我们欢迎中国学生加入美国校园。美国学校因其充满活力的校园文化而蓬勃发展，它欢迎来自所有背景和所有国家的学生。从小型学院到大型大学，来自美国各地的学校管理者经常告诉我，他们重视中国学生的存在，中国学生的观点和精力帮助所有学生更加充分地参与教育。
　　我们关于学生签证的信息很明确，它没有变化。总统近期再次表示：我们欢迎所有合法的中国旅行者前往美国，包括学生和学者。北京的大使馆和全中国各地的美国领事馆中有尽职尽责的领事官根据具体情况裁定每一份签证申请。去年，美国教育机构里有36万名中国学生，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学生都多。这清楚地表明美国高等教育是向中国学生开放的。
　　父母们经常问：“把我的孩子送去美国读书有什么价值？”
　　我告诉他们，在美国读书是你对你的教育以及对你孩子的教育能够做出的最好的投资。在美国读书让中国的年轻人做好准备，能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施展才华。当你在全球经济中寻找工作时，这是一种绝佳的优势。他们在两个国家以及两种文化中都变得从容自如。他们学着去进行批判性和独立的思考。在美国，中国学生可以在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时提高他们的英文水平。
　　最后，我再谈个问题：中国学生要做什么才能在美国获得成功？
　　我要从我的亲身经历中举个例子。作为美国大使来到中国的两年间，我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去拜访中国的人民，去了解你们的生活。除了对中国主要城市的常规访问，我还有幸去参观过中国的许多自然风光和历史名胜，从哈尔滨的冰雕节到桂林的水稻梯田。朋友们教给我一点点中国书法和如何包饺子。虽然这不会让我成为一位专家或老北京，但这提高了我从事自身工作的能力，更好地向中国人民沟通美国的观点。
　　所以，我的建议是：当你来到我们的校园时，与当地人交朋友。加入一个校园俱乐部或在当地社区当志愿者。放下你的手机，阅读我们的报纸或社交媒体动态消息——即使你不同意你读到的内容。形成有力的见解。了解你的教授。看看你是否可以邀请一位美国朋友假期来中国拜访你。试试只收看美国电视节目来完善你的英语水平。
　　这并不容易。在两种文化之间建立桥梁并不容易。但这值得付出额外的努力。我相信，那些选择在美国学习并充分参与美国生活的人们将提升自身的事业前景，为中国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并加强美中关系。
　　（原题为《美国欢迎中国学生》）

来源时间：2019/11/11   发布时间：2019/11/11

旧文章ID：19964

作者：  来源：路透中文

　　两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一批在豁免高关税希望之下购买的美国大豆终于在中国卸货。此前由于大豆买家和海关官员对于关税税率存在争议，大豆的卸货拖延了一周时间。
　　据两名消息人士和一名与九三集团讨论过此事的贸易商透露，国有企业九三集团购买的这批美国大豆已经在大连港滞留大约一周时间，海关要求按33%的税率缴纳税款。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这批大豆周三卸货。
　　“大豆仍被扣留，不能压榨，除非九三集团缴纳(额外的)关税，”另一名消息人士称。
　　集团总裁史永革周四告诉路透，大豆已经卸货。
　　当被问及公司是否会支付这笔船货的额外关税时，史永革表示将会遵守合同，目前正在走手续。
　　中国去年7月对美国大豆加征25%的进口关税，作为美国关税举措的报复措施。随着贸易战升级，中国后来上调税率至33%，使得每艘船货的关税总额达到约6,000万元人民币(858万美元)。
　　但中国政府近几个月向一些大豆压榨商发放了关税豁免配额，目的是在贸易谈判期间鼓励展现善意的采购。
　　不过，政府从未公开过关税豁免的细节，以及如何落实这些豁免。
　　消息人士称，九三集团的大豆船货是首批基于豁免采购并抵达中国的船货之一，因此未来几周将接货的其他进口商正密切关注进展。
　　打给九三集团处理媒体事务的市场部的两通电话无人接听。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来自一家竞争对手，这家公司有部分美国船货将在11月底和12月运抵。另外两位消息人士与九三集团有定期业务往来。由于事涉敏感，消息人士均不愿具名。
　　两位消息人士称，大连海关当局要求九三以押金方式支付这批船货的额外关税，并称经北京授权后，可望在以后归还。
　　大连海关不予置评。
　　“当地海关没有收到上级(关于关税调整的)明确政策文件，只能按照最近下达的政策办事，对美国大豆征收33%的关税，”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
　　尽管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批货受到了影响，但这种情况已经引发其他美国大豆买家的担忧，担心未来几周他们的货运抵时会面临类似的押金支付要求。
　　“我们仍在等待进一步消息，可能暂时不装船，”其中一家进口商称。(完)

　　编译 李春喜/王兴亚/刘秀红；审校 艾茂林/王灿/王颖

来源时间：2019/11/11   发布时间：2019/11/10

旧文章ID：19962

作者：大卫·格罗斯曼  来源：BBC中文网

　　不管是华盛顿还是北京，都希望能在看得见的将来有一个帮助解决美中贸易战的协议；然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这场对抗所涉及的远不止贸易，还包括了经济、国防、文化和科技等多个领域。
　　所以，美国到底想从中国那里得到什么？美国要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短期内的解决方案，是上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握手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不过，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涉及的是比贸易更深的层面，我在华盛顿访问过的人当中，没有一个认为这项框架协议本身能带来多少改变。
　　在近些年的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有明显的负面转向，而重点是要知道，这种转向在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之前就已经发生。
　　“我想要是在2016年的时候出现了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政权，或者随便一个民主党或共和党人上台，我们都会看到政策大变，”美国国防部前资深顾问丹尼尔·克里曼（Daniel Kliman）说。
　　“有种感觉是，我们对中国的策略失效了，”克里曼说。他现在是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亚太安全项目的总监。
　　这种紧张关系升级的原因有很多。在2001至2018年在美国政府做经济分析员的雷·鲍温（Ray Bowen）表示，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那些带来经济效益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他说，中国从来没有想要按规矩办事。“情况更像是，中国想要加入多边论坛，来开始改变多边论坛管理全球贸易的方式。”换句话说，中国加入是为了改变别人，而不是改变自己。
　　这样的结果就是在美国称为“中国冲击波”（China shock）的现象：一大波失业和工厂倒闭。首当其冲的就是在2016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所谓的“铁锈地带（rust belt）州份”。
　　很多美国公司将生产线搬到了中国，从那里的低劳动力成本当中获益。然而，据丹尼尔·克里曼所说，企业转移到中国也有很高的代价：“中国逼迫它们交出自己的技术和知识产权。”
　　而即使是那些没有将生产线搬到中国的企业也发现，中国还是通过某些方式取得了它们的贸易机密。美国的执法部门有一长串控告中国个人和企业进行间谍活动和电脑黑客入侵的案件清单。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最近向美国国会表示，目前至少有1000宗有关盗取美国公司知道产权的调查，线索都指向中国。
　　美国政府估算，单从到2017年为止的四年里，被中国盗取的知识产权总值就达到1.2万亿美元（9360亿英镑）。
　　据保守派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专家成斌所说，这是美中之间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当一些企业发现，他们的专利权被大量查阅，产品被逆向工程拆解，研发程序被骑劫的时候，越来越多企业认识到，与中国合作最终不一定能赚钱，甚至可能要倒赔，”他说。
　　从政府内部，经济分析家雷·鲍温表示，他在2015年末就发现了氛围的变化。过去曾经支持与中国合作的人，现在已经警惕到中国追赶的速度有多快。
　　“对手（Rivals）”是BBC新闻部的一个系列深度报道，关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贸易、科技、国防和软实力等方面的竞争。
　　在这里阅读更多本系列专题报道
　　当时在五角大楼，罗伯特·斯帕丁准将（Brig Gen Robert Spalding）正在带领一个团队，试图想出一套新的国家安全策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他之后离开军部，写了一本书——《偷盗战争：中国如何趁美国精英熟睡时接管一切》。
　　在被问到中国给美国利益带来的威胁时，斯帕丁将军的回答颇为尖锐。“那是自二次大战德国纳粹党以来潜在后果最严重的威胁。”
　　“我觉得它的威胁远比前苏联严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已渗透到所有西方国家的政府体制里，能力之强前苏联都望尘莫及。”
　　斯帕丁将军在五角大楼的工作成果，就是2017年12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的中国发展图鉴（China Power Project）总监葛来仪（Bonnie Glaser）所说，该政策被看作是政府内部最重要的文件，旨在指导每一个部门，也代表着政策的深层转变。
　　“现在已经有从反恐战争当中挪开的倾向，转而让与大国之间的竞争取代恐怖主义，成为对美国的主要威胁，”葛来仪说。
　　美国国防部如今认为，应对中国的冒起将是未来数十年美国主要的军事目的之一。中国不顾国际法，在南海建造人工岛继而将其军事化的速度，令华盛顿的很多人感到警惕。
　　据成斌说，每天从南海通过的贸易量达5.3万亿美元。他表示：“中国的行动某程度上是一种意图，想要切断全球贸易的颈动脉。”
　　中国想要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未来的重大科技领域方面领导世界的野心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当前竞争的核心，”葛来仪说，“因为要是中国在这些领域有所成就，就很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这是当前攸关大局的事。美国的军事优势不是建基于一支庞大的军队，而是高科技的武器体系。假如中国在这些关键技术上取得领先，那么美国的优势可能就无法保持太长时间。
　　丹尼尔·克里曼认为，非军事技术的竞赛也很关键。“中国不仅是在完善本国的监控和审查技术，而且还越来越多地向外国输出这些技术，以及资金和相关知识。”
　　他认为，这场与他所说的“高科技独裁统治”之间的斗争，在有关中国的讨论中将会越来越占据中心位置。
　　所以，即将特朗普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落败，也不要期望美国的对华立场会在近届任期改变。华盛顿的情态已经有别于过去。
　　唯一真正存在的政治讨论不是是否与中国对抗，而是采取什么方式对抗。很多民主党更倾向于与盟友合作，而不是特朗普采取的单边操作。然而，多数民主党人也知道，要推动一种较柔软的对华政策，能得到的选票只会非常少。

来源时间：2019/11/9   发布时间：2019/11/9

旧文章ID：19969

作者：  来源：万维读者网

  川普长子小唐纳德·川普6日在推特上公布揭发了川普“通乌门”事件的举报人姓名和身份。
  据法新社报道，小唐纳德·川普当天发推特公布了一名中央情报局分析家的姓名，还贴出极端保守主义媒体布莱巴特新闻网报道，暗示此人支持民主党，反对川普。

  事实上，今年10月份保守媒体"Real Clear Investigations"刊文称，埃里克·西亚拉梅拉（Eric Ciaramella）就是“通乌门”的举报人。
  据悉，西亚拉梅拉是中情局的乌克兰问题专家。他于奥巴马第二任期加入中情局，2015年调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时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手下工作，期间在乌克兰问题上和时任副总统拜登合作过。
  举报人的律师巴卡伊不证实也不否认被爆出的姓名，仅表示小唐纳德·川普等人危及此人安全，以及已然确立的举报者保护系统。
  巴卡伊称：“透露任何举报人的身分，只会让那个人和他们的家人置于危境。”“但就算这样，总统还是得解释实质的指控，这种种指控大致上都已被证实为真。”
此前曾被披露在中情局工作
  此前，《纽约时报》9月26日曾披露，这位举报人是一名中情局（CIA）的男性官员，曾被指派到白宫工作。尽管这位举报者的姓名尚未公布，但他的真实身份已得到了3位消息人士的佐证。
  随着举报文件的公布，媒体指出，这位CIA官员在长达9页文件中的措辞暗示，他是一名受过训练的分析员，对美国针对欧洲的外交政策细节颇为熟悉，这表明他对乌克兰政治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至少了解一些法律知识。
  与此同时，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6日宣布，将于下周就针对总统川普的弹劾调查首次举行公开听证会。目前已经确定有三名证人出席公开听证会，分别是美国驻乌克兰使馆临时代办泰勒、负责欧洲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肯特，以及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万诺维奇。泰勒和肯特将于下13日出席听证会，约万诺维奇将于15日出席听证会。
川普要求媒体曝光举报者身份
  近日，川普公开发文，向媒体施压，要求其说出“通乌门”事件的告密者。
  川普声称媒体明知道举报者是谁却因为不想报告而帮忙隐瞒。同时，川普还向媒体施压表示，媒体揭露举报者身份是对美国公共事务的贡献。
  川普随后在社交网站上发推文称，散播虚假消息的新闻媒体拼命保护举报者的身份，不让其曝光在公众视野里，但这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民主党朋友很不利。
  2019年9月2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开一份情报官员所写报告，内容是关于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今年7月25日的一次通话。据这名情报官员的报告显示，川普私自致电泽连斯基，要求其调查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和他的儿子。这一事件被媒体称为“通乌门”，而这名美国官员也是“通乌门”的第一名举报者。

来源时间：2019/11/9   发布时间：2019/11/9

旧文章ID：19961

作者：达巍  来源：澎湃新闻

　　过去两年，中美关系发生了太多的重大变化。建交四十年之后，中美关系正经过一个历史的峡谷，前方将是一大片未知的水域。坊间关于中美关系和美国的种种“信息轰炸”已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但由于我们身处这样的关口，学界仍有责任超越表面的纷扰，去思考一些中美关系中的重大问题。
　　从研究来说，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跟回答问题几乎同等重要。今天我想围绕困扰我的九个问题来展开。我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提出问题的目的是希望推动学界的思考与讨论，并就教于在场与不在场的各位先进。
　　一、中美关系可能超越国内体制和战略差异吗？
　　我们说到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经常说双边关系应该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作为一个愿望，这当然是好的，也是应当追求的目标。不过过去两年来，至少就中美关系而言，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以摆脱两国国内差异的消极影响。
　　回看历史， 40年前中美得以建交，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国内发展战略的调整。1978年下半年，中美建交谈判之所以能够加速并取得突破，实际上主要是中方推动的结果。为了让中美在1979年1月初美国新国会到位之前完成建交，中国领导人在对台军售等问题上还做出了不小的让步。
　　这一关系很清晰地体现在“两个40年”的时间重叠上。《中美建交公报》是两国在1978年12月16日公布的。两天之后的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开到12月25日闭幕。整整一周之后，中美正式建交。也就是说，中美建交与三中全会这两件历史性的大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很难说是一种巧合。三中全会决定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1978年邓小平同志接见外宾时的多次谈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国领导人有意识地要通过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来助力中国的现代化。
　　1972年中美关系能破冰，主要是结构性因素，也就是平衡苏联的战略需要；但是到1978年中美能建交，除了原有的结构性因素之外，又叠加了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调整这一动因。中美建交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美国也发现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除了能平衡苏联之外，也是美国在全球扩展所谓“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中美建交之后，两国内部都是有强大内在需求去支持和维护中美关系稳定。
　　一个国家国内的战略选择，对于其外交政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两个国家发展战略是总体契合的还是相互冲突的，对双边关系有着根本的影响。中美关系过去四十年虽历经风雨但总体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源自中美两国国内战略的契合；中美关系今天遇到这么大的困难，除了中美实力日益接近引起的结构性变化之外，中美两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乃至社会文化层次的差异越来越明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从中国的角度看，近年来中国在政治上加强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完善，对于这些变化，美国接受不了，觉得焦虑、“失望”；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在美国遇到巨大的质疑与挑战，这一变化不但打破了与中国维持总体合作态势的必要性，而且使中国成了替罪羊。
　　此外，最近两年两国社会文化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NBA的莫雷事件等都显示出了两国的一种文化差异。美国人把个人、权利放在优先的位置，中国人把国家、集体、主权放在非常优先的地位。美国人过去总以为随着中国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中产阶级、新阶层与他们的看法更为接近。但是现在至少在涉及领土、主权这类问题上，美国人会看到无论是中国年轻人，还是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私营企业主与他们的观点差异非常大。
　　最近两三年，中美关系似乎越来越无法摆脱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差异的影响。中美两国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如果各自坚持现在的国内战略选择，中美关系某种程度的恶化大概是无法避免的；反过来说，中美关系如果要想好一点，两国国内战略就都要加以调整，增强彼此的兼容性。后面这种可能性应该说很小。可以说，我们现在遇到的不是两国外交的问题，是国内选择的问题。
　　二、如何表达过去40年中美彼此的战略？
　　现在大家都基本都同意，中美关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空框架。我想我们不能在已经要告别中美关系旧框架的时候，还未能准确表述过去那个框架——如果我们说不清我们的来处，又如何能够说清我们的去处呢？
　　这里的问题是：过去的40年，美国对华战略是什么？中国的对美战略又是什么？
　　表述美国对华战略的术语特别多，比如接触、遏制、制衡、规制、“接触+遏制”……其中，美国人用的最多的大概是“接触”。我认为，这一表述是最准确的。不过这个词的翻译有比较大的问题，“engagement”更准确的意思我认为包含着“咬合”或者“锁住”，里面包含有“拉住”中国这层意思，就两个齿轮之间的咬合，而不是两个平面的浅层接触。美国接触战略的核心是，通过与中国交往，把中国拉进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里，获取经济和战略利益，同时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
　　需要注意的是，“接触”指的是美国的一种对华战略，不能把它简单地等同于两国的交往行为。接触战略基本上是一个强国对一个相对弱国的战略，是一个开放国家对一个相对封闭国家的战略。中美今天当然仍然有很多交往，从贸易到人员往来。但是美国在战略层次已经放弃了接触战略，因为中国的情况已经跟40年前大不相同，不再是一个在体系边缘等待被“拉进来”的相对弱国，而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中心的强国。美国在“塑造中国发展方向”的问题上也基本绝望。所以美国现在当然与中国继续在交往，但是接触战略已经终结了。
　　另外，“接触”从来不是纯正面的表述。对中国来说，接触战略里面本身就包含了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积极面就是与中国交往带来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但是这个战略里面也确实包含着对中国比较大的压力，特别是政治上“和平演变”的压力。
　　至于“遏制”，我个人认为用它来描述1972年以后的美国对华战略是一个错误。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不应该再使用错误的概念，这会有很大的误导性。遏制是1949年之后美国的对华战略，这一战略伴随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有时还在用“遏制”，其实只是为了表达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消极方面。这样的消极方面当然存在，但是我们不应该用一个错误的名词去命名它。用错概念最后会造成严重的恶果。
　　遏制与被遏制的对象之间，是没有交融的全然敌对关系，遏制的一方是要试图把被遏制的一方隔绝、压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1972年之后美国的对华战略比“遏制”复杂得多。当中美之间有6000多亿美元的贸易，500万人次的人员来往，在一些战略问题上还有合作，怎么会是“遏制”战略呢？实际上，开放、相互依存条件下的博弈，比遏制与反遏制复杂的多。把美国对华战略归结为遏制，其实是低估了我们面临的挑战的难度。当然，今天美国对华战略里某些局部领域或许可以说是遏制。比如美国现在与中国打“科技冷战”，确实是在向遏制方面发展。但是用“遏制”来概括整体美国对华战略是不准确的。
　　过去40年中国对美战略是什么呢？我们好像没有特别简洁地概括过。我仿造“接触”，把1979年之后的中国对美战略叫做“融入”。在那段时空里，中国对美国实行了一个持续的融入、接轨的战略。我们的想法就是要融入到国际体系里，由此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但是中国同时还要保持自己的特色。
　　总之，在过去40年里，美国把中国要“拉进去”，而中国要自己“融进去”， 中美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这个问题上存在相当强的战略契合；但是在最终中国应该变成什么样国家这个问题上，中美态度很不一样。只不过由于中国融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前，中国走向这个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了。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背景，才有了刚才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中国国内战略选择的演进，与美国的长期期待形成了比较大的落差。这是今天中美关系的质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中美关系是否仍然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1989年12月10日，邓小平同志接见老布什总统特使、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讲了这句话。过去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我们都会引用，“中美关系归根到底还是要好起来才行”。这个表述不仅一直给我们信心，也多次被证明确实是对的。
　　今天，我们恐怕要问：30年前，小平同志为什么说这句话？ 30年以后的今天，中美关系是不是仍然归根到底还要好起来才行？从逻辑上说，中美关系凭什么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呢？难道就不能坏下去？中美关系的好坏是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战略需要的。从理论上说，如果一个好的中美关系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就要好的；一个坏的中美关系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就应该要坏的中美关系。
　　伟人已逝。我自己揣摩，30年前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刚刚起步十年，中国需要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如果那时中美彻底变成了对抗关系，可能日后我们的改革开放就不会那么顺利。
　　那时，美国大概也认为，中美关系归根结底还要好起来才行。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全球开始扩张了。美国战略界和商界开始从这样一个背景下理解中美关系。现在回头看1989年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主要在高层交往、军事合作等领域，老布什总统特别强调“对华制裁不能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克林顿政府1993年曾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但是在商界等力量的游说下，1994年就决定脱钩。所以说，30年前中美很可能都有“中美关系归根到底还是要好起来才行”的共识。
　　今天，中美关系还是不是要好起来才行？我已经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了。今天的中美两国的国内发展战略，对一个合作性的中美关系的需求已经不像30年前那样强烈。因此，今天的中国和美国对于一个比较差的中美关系的忍耐力好像是越来越强了。我这里谈的问题不是一个应然的问题，不是中美关系应不应该好起来，我谈的是一个实然问题：今天的时空已变，中美关系缺少了国内战略的托底，也就失去了“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道理。毕竟，如同任何一组对外关系，中美关系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
　　四、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假设是否已经失效？
　　这个问题是美国战略界这几年一直在问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会直接导向另一个问题，即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不是已经“失败”了？
　　我最早看到质疑“接触”战略的前提假设的，是美国《洛杉矶时报》前驻华记者孟捷慕2007年出版的《中国幻想曲》一书。他当时就指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基本假定是，只要跟中国接触，中国就会变；只要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中国政治体制就会跟着变。12年前他就说，这样一个假定是错的，美国必须要准备跟一个经济上越来越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打交道。那时候，他的观点非常“孤独”。但是12年过去了，不仅美国战略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站到了孟捷慕一边，而且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从官方的角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那么“接触”战略到底是不是完全失败了呢？中国过去40年变化非常大——政治体制更加民主、更加制度化；经济上实行了市场经济；社会层面更加宽松、多元；外交上从国际体系的革命者变成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和改革者。当然，这种变化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选择和吸收的结果，并不是美国压力的结果。但客观上，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是变小了而不是变大了。所以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本身并不是完全失效的，只不过是中国不可能像美国期待的那样，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变成美国想要的那个模式而已。
　　今天美国人全盘否定“接触”，认为这40年完全失败，显然过于简单化了。美国通过“接触”，自己获取了很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发展，难道这些不是“接触”的成果吗？是不是美国人确实认为，只要中国政治上不改变颜色，“接触”就算失败了呢？如果是这样，那美国人从开头就盘算错了。这一点，美国人恐怕需要回答。
　　五、中国过去对美战略的前提假设还成立吗？
　　那中国对美战略有没有前提假设呢？由于我们过去没有论述过中国对美战略是什么，所以很难去讨论我们的对美政策是不是也有某种前提假设？我自己觉得，或许我们“和平发展”的前提假设完全也完全适用于对美战略。。
　　本世纪初，中国战略界开始讨论“和平崛起”以及“和平发展”。这里面大概都有一个假设：如果中国跟整个世界、尤其与美国采取一种整体合作性的态度，采取一种融入式的战略取向，这个世界会允许中国和平发展。或者说，我们所处的国际体系与过去的体系不太一样，后发国家不需要通过战争、殖民等手段，就可以在体系内和平发展起来。过去40年，我们确实经历了这个过程。中国逐渐发展和崛起了。
　　大概七八年前，我甚至开始问自己：在和平发展之外，中国有没有可能“和平超越”呢？这个国际体系是不是允许中国有一天比美国的经济规模要大，军力要强，科技更发达，甚至在人均水平意义上也超过美国呢？因为至少从经济规模看，中国超越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当时我给自己的回答是：好像可以。一方面可能美国不会反对，另一方面即便反对可能也做不到。因为世界相互依存，即使美国的一部分人不愿意，也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超越。但是今天，看到美国在华为等问题上的做法，听到纳瓦罗、班农等人的说法，我再问自己的时候，我已经没有过去那个自信了。
　　这个问题在国内可能多数人已经做出了判断。从2018年开始，就听到很多人说，美国对华战略已经明确了，就是不让中国超越自己，Keep China Down。我完全同意美国国内的确有一部分人是这样想的，但这是不是美国政府的共识，是不是美国战略界的共识，是不是未来美国两党都将长期接受的共识？我又没有那么确定。
　　前面讲的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经历了八届政府，从尼克松到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两党、朝野一致。今天美国是不是形成了两党朝野一致的Keep China Down对华的假定呢？我个人觉得还没有。现在美国国内有些人这样想，但还远没有变成两党和朝野的共识。与此同时，今天的国际体系是不是并没有我们之前想象地那么包容，最终我们还是碰到了国家发展的“玻璃天花板”？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也非常关键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中国未来整个国家对外战略的设定，也关系到我们对美战略的设定。学界应该好好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今天国际体系的性质是什么，现实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个体系的性质？
　　六、“百年未有之变局”和中美变局的关系如何？
　　国际关系的分析通常会区分国际、国家、国内等不同层次。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国家层次的现象。前几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国内层次与国家层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下层的变化引起了中层的变化。现在我们可以换一个层次，看看中层和上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国际体系的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习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包含很多侧面，其中一个侧面就是西方人讲的“自由国际秩序”的瓦解。当然，我们更经常使用“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或“现存国际秩序”这样的表述，其实跟美国人讲的“自由国际秩序”大部分是重合的。现在这个秩序正在经历很大的挑战。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快速扩张，西方国家的经济精英希望通过“扩展”，尽可能多地去获取经济利益；政治精英则认为只要把你拉进来，你慢慢就会变，变得更加符合西方眼中的自由主义标准。于是，原本许多按照西方标准不能进入这个秩序的国家都加入进来了。
　　这时候这个体系就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这里，我们借用米尔斯海默对国际秩序的术语——“厚秩序”和“薄秩序”来说明。冷战后所有国家都进来了，像中国和印度这种“巨无霸”也进来了，原来西方国家自己玩儿的“小而厚”的秩序被撑得“大又薄”。在这个“薄秩序”里，财富不再沿着国家边界分配，而是更加明显地沿着阶级分配。有人说，30年前，出生在哪个国家将决定一个孩子未来生活水平；今天，父母是谁将决定一个孩子未来的生活水平。
　　这种情况当然在西方内部引起了巨大的不满，导致了“特朗普现象”。或者说，西方国家现在开始要在秩序里“排异”了，所谓美国“退群”，实际上是从大而薄、不纯粹的秩序上后退，或者是把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国家从这个秩序中排挤出去，最终或许重新走向一个小而厚的秩序。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是纯粹双边层次的变化，而是有着很深刻的国际层次原因。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国际、国家和国内三个层次的逻辑是高度贯通的。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变化，也必然会传到中美两国国内战略的选择；另一方面，两国国内战略的取向变化会影响中美关系，进而也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不能把中美关系的变化简单地归结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或者美国领导人的个性因素上去。
　　七、中美“脱钩”有合理性吗？
　　说到中美脱钩，多数人有两个判断：第一是脱钩不好；第二是中美相互依存程度如此之深，所以脱不了钩。确实，如果说脱钩就意味着中美贸易变成零，或者中美人文往来变成零，或者变成冷战期间美苏的那个交往水平，那么脱钩的确不可能。但是如果脱钩指的是一个战略取向，指的是中美交往的宽度和深度受到限制甚至逆转，那么脱钩不仅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未来可能还会深化。所谓脱钩，是对挂钩的逆转。挂钩是与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结果。接触战略受到批判，脱钩就是难免的。
　　中美在同一个国际体系里相互依存，可是又严重缺乏战略互信。钩得太紧，其实双方都缺乏安全感。过去中国国力相对较弱，我们对美国的战略意图的担心比较高。美国过去心态比较放松，现在由于它相对衰落，所以也开始担心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了。
　　当我们的担忧增多时，我们会把更多地问题当做安全问题，这个就是国际安全理论当中的“安全化”过程。不安全感越高，就越会把比较多的问题列入安全议程。随后我们就会寻求降低相互依存，比如给交流设置限制条件，减少交流的数量、降低质量，寻求降低自己在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中国对美国的担心过去主要集中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最近华为等公司被美国打击后，这种担心扩展到技术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担心主要在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现在甚至扩展到意识形态等领域。虽然我个人认为脱钩很不好，但是脱钩似乎又是有必然性的。所以尽管最近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讲话中说不谋求与中国脱钩，但是我认为脱钩这个方向是确定的，因为中美两国在紧密挂钩情况下都比较缺少安全感。
　　另外，脱钩与科技的发展也有关。一般的思维是，技术的发展会便利人们的交流，让大家挂钩越来越紧密。然而，很多迹象表明，一些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沿着文化的边界进行的。比如现在一个中国人更可能用微信，一个美国人则更多地使用脸谱、推特；中国人用手机支付，美国人用信用卡；中国人打车用滴滴之类的应用，美国人用uber；中国人喜欢共享单车，以高铁的发展为骄傲。可是在世界很多地方，人口的分布以及生活方式让这些技术在他们那里没有用武之地。现在很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后抱怨，说现在在中国出差没有以前方便了，连找个出租车都找不到。你让他下载个滴滴，他们又没有银行卡。这一类问题其实都是一种脱钩。
　　八、战略竞争是描述未来美国对华战略恰当的词汇吗？
　　2017年12月公布的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了战略竞争，美国未来对华战略是从“接触”转变为“竞争”了吗？可能这个表述还不够准确。
　　竞争这个词的指向太多样了，定义不清楚。竞争可以有各种性质的竞争，至少可以分为良性竞争、恶性竞争；有各种领域的竞争；有各种形式的竞争。未来美国对中国要做的战略竞争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在什么样的领域，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展开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如果说要跟中国竞争，是只要比中国强、对中国保持代差、保持稳定的优势就行了，还是要彻底把中国打垮，甚至像班农说的要“政权更迭”？为了与中国竞争，美国准备付出多大的代价？北京语言大学黄靖老师最近提出一个问题，中美的竞争究竟是“高下之争”、“胜负之争”还是“生死之争”？这些我认为都还有待观察。
　　所以，竞争这个词是不够清晰的。最近一些人在讲“competitive coexistence（竞争性共存）”，这个说法又不够简洁。
　　九、中国未来的对美战略是什么？
　　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美国对华战略的讨论是非常多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学界对我们自己对美战略的研究却非常少。过去40年中国对美战略是什么，到今天没有很清楚的表述。在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对美战略应该如何调整？我们怎么看美国这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对手、伙伴、还是亦敌亦友？我们怎么判断美国这个国家的性质？包括美国及其领导的国际体系对其它国家发展的包容性？如何判断美国未来实力地位的走势？假如中国努力维持比较积极的中美关系，我们能获得什么样的好处？一个不稳定的中美关系对我们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些我们讨论得很不够。
　　我们中国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这个初心和使命出发，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是我们所需要的？当然同时还要是可以实现的。我们的总目标将如何界定我们的对美战略战术？我认为，中国学术界在讨论美国对华战略变化的同时，也应认真讨论中国未来对美战略应该是什么样的。
　　谢谢大家！
　　—–
　　作者达巍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校长助理。本文根据作者2019年10月27日在北京民智智库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作者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感谢李永、钟飞腾、刁大明、李峥、凌胜利、袁幽薇等老师的点评。

来源时间：2019/11/8   发布时间：2019/11/7

旧文章ID：19967

作者：  来源：中新网

　　中新网11月7日消息，综合报道，美国四州5日举行州长和议会选举，共和党在两场备受瞩目的选举中失利，民主党意外赢得肯塔基州长选举，同时20多年来首次全面控制弗吉尼亚州议会。这四州选举被认为是2020年总统大选的前哨站，外界更加关注，共和党在自己阵地的失利，是否会影响特朗普寻求连任。
　　在肯塔基州，尽管特朗普在选举前夕为共和党籍的原州长贝文站台造势，但初步结果仍显示他将输给民主党籍候选人贝希尔。不过，贝文仍未承认败选。
　　分析称，这对特朗普来说是显着挫折，因为他在2016年大选中以30个百分点的差距拿下肯塔基州。不过，也有分析认为，贝文的失利更多地跟他个人在肯塔基州不受欢迎有关，选举结果也反映出，特朗普依靠个人魅力为党友助选的方法已行不通。
　　在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从占微弱多数的共和党手中夺取了弗吉尼亚州议会两院控制权，这是该党在25年以来首次完全控制弗州政府。在近20年来，民主党人首次将维州立法和行政的权力全部纳入囊中。
　　在密西西比州，共和党赢得州长办公室之争，特朗普总统发推祝贺。共和党州长Phil Bryant因任期限制不能再参加竞选，共和党副州长Tate Reeves击败了首席检察官Jim Hood，后者是支持持枪支权但反对堕胎权的温和派民主党人。
　　新泽西州方面，预计民主党人将守住在该州下议院的多数席位。
　　这四州的选举结果，可以作为明年总统大选结果的线索。共和党的失利，可能预示着特朗普总统明年寻求连任将面对逆风。
　　分析称，在被认为是具有指标意义的关键州选举中，对于民主共和两党来说，看起来像是平局，但民主党人似乎看到了赢得2020年大选的希望，因为5日的大多数焦点争夺战都是在共和党的阵地上进行的。

来源时间：2019/11/7   发布时间：2019/11/7

旧文章ID：19958

作者：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华盛顿11月6日电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6日表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将于13日就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查首次举行公开听证会。
　　希夫在社交媒体上说，13日将举行两场公开听证会，证人分别是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威廉·泰勒和负责欧洲和亚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乔治·肯特。此外，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万诺维奇将于15日在国会公开作证。

来源时间：2019/11/7   发布时间：2019/11/7

旧文章ID：19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