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高义  来源：观察者网

　　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中击败中国，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于1854年打开日本国门。这两件事发生后，亚洲再也无法偏安一隅，开始成为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西方对中日两国的直接威胁，既在于军事安全，也在于西方人垂涎中日的经济资源。为了有效回应这些威胁，中日不得不找出能征召更多士兵并且训练他们的方法，也必须建立工业基地、铺设通讯交通网络。
　　中日两国都需要能汲取更多资金的征税制度，需要拥有新专业技能的现代官僚制度，需要实现教育的普及化以训练国民掌握新技能，更需要一个更强大的集权领导制度来对付已经固化的利益，并协调好各种新发展。对于那些因循守旧者，威胁不只来自西方，也来自国内试图革新的人。1882年，中日两国在朝鲜发生军事冲突，中国打赢了第一回合。但是到了1895年，日本在克服国内抵制势力、实现全面现代化方面比中国做得更成功。在接下去的一个世纪，日本在两国的关系中处于更强势的地位。
　　日本在响应西方挑战方面的优势
　　比起中国来，日本具有一些天然的优势，使其可以更快地应对来自西方的大量挑战：一个只有四个小岛的小型国家，更容易形成全国性的一致响应；便利的海上运输也使各地之间的通讯和交通更方便。而在中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铺设第一条电报线之前，政府文书从国家的一端传到另一端需要将近一个月之久。

日本地图

　　长期以来，身处小型群岛的日本人对于来自海上的威胁更加敏感。这种不安全感使他们渴望获得更多来自海外的信息。而中国统治者总是担心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较少关心隔着大海的外部世界。早在明治维新前的1860年，江户的幕府将军就开始派遣使节团出使海外，向其他国家学习如何进行现代化改革，就像日本在七、八世纪派遣使节团去中国学习一样。中国统治者则对自身的伟大文明充满自信，从不热衷于向其他国家学习。
　　日本是一个领土更小、同构型更高的国家，从而更容易统一。中国人口要多得多，族群也更多元，包括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藏族，以及其他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族群，更难形成统一的国家政策以及维持内部和谐。清朝的统治者对不同的族群聚居地区因俗而治。客家人是某些地区较晚迁入的人口，其后代常常对原住民的后代抱有疏离感，也更容易成为叛乱者。到19世纪，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是生齿日繁导致严重的粮食短缺，由此激起了太平军之乱、捻乱和回乱。镇压起义又耗费了政府的时间和精力，使其无暇响应来自西方的挑战。

清军与捻军作战图。捻军（1853年——1868年）是一个活跃在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
与太平天国同时期。捻军起义从1853年至1868年，长达十五年，其历史分为两个阶段。自1853年春至1863年3月为前期捻军，
此后为后期捻军。1865年，清朝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歼之后，清朝倾全力对付捻军，动用团练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
利用地形，“画河圈地”，后分为东、西二捻，西捻为左宗棠所平定，东捻乃李鸿章所灭。

　　与清朝相比，德川日本的体制更鼓励地方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尽管个别中国人在文化、科技上有出色的成就，在19世纪中后期，当中日两国开始向西方开放时，平均来说，日本各地的教育和经济基础都要比中国好。
　　至19世纪末，日本男性人口的识字率估计已达到五成，高于中国的水平。那些曾在首都待过一段时间的各地青年，将来若是成为其所在地区的领导者，则会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发展出跨越领地的友谊。而中国的年轻人只有在北京准备科举考试时得以见面交流，其共有文化基础更加薄弱。
　　中国领导人对本国的实力要自信得多，不像日本领导人那么害怕外国，因此也没有日本那种要从国外引入新制度和新技术的紧迫感。对日本迅速现代化贡献最大的因素，或许就是有组织地搜集外部世界的信息、对这些新信息加以分析，并随时准备据此作出改变。
　　在德川时期，长崎收集资料的部门为日本提供了应对外国人的经验和外国事务的知识。为扞卫保护国家利益，德川日本比清朝的中国更渴望获得信息，对信息的分析也更加系统化。在长崎为日本人工作的荷兰官员奉命查问到港的每一艘船的船长，以获取外部信息，他们也必须向江户的将军撰写报告。

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德川幕府（日语：とくがわばくふ；1603—1868年），又称江户幕府（えどばくふ）。
1603年由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所建的幕府。至1868年德川庆喜被迫开城为止，共经十五代征夷大将军，历时264年。
是日本历史上最强盛也是最后的武家政治组织。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休?佩里率军抵达日本，逼迫幕府签订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终引发倒幕运动。1868年德川幕府彻底垮台。

　　居住在长崎的中国人也为日本人提供了了解中国时事的窗口。当西方人开始来到日本，日本人又借助长崎的中国人，了解西方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位于九州岛和朝鲜之间的对马岛，是日本了解朝鲜的一个基地，通过朝鲜又可以了解中国。通过北方岛屿（即今北海道）的松前藩可以了解俄国，通过九州岛的萨摩藩岛津氏则可以了解琉球群岛。
　　1842年，中国士大夫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汇总当时有关西方国家的信息。该书有很多不确之处，比如对西方政府体制的描述，但也包含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日本人对该书的反应，反映了他们对于来自西方的挑战的担忧。不久，魏源这一着作的日本读者的人数就超过了中国人。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到达日本时，陪同他的美国官员很惊讶地发现，“锁国”中的日本领导人对世界地理以及西方科学和工业的最新发展（比如蒸汽机）居然了如指掌。

魏源与《海国图志》

　　佩里及其舰队在1854年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后不久，日本领导人即认识到，长崎这个窗口可以提供的信息已无法满足其学习新知以应对外部世界的需求。
　　美国首任驻日公使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于1856年7月抵达日本，那时的日本已经几个世纪没有遣使出访了。哈里斯抵日三个月后，一位幕府官员对他说：“我们很快就会造出你们那样的船只，到时我们就能以适当的方式访问美国了。”1857年底，幕府高官堀田正睦写道，日本的政策应该是“建立盟友，派遣船只与各国贸易，学习外国人最好的东西以补足我们的缺点，壮大国力。……”中国的统治者则不认为自己有缺点，对学习西方也不热心。

堀田正睦（生于1810年8月30日，卒于1864年4月26日），他是江戸末期下总佐仓藩5代藩主。

　　19世纪60年代的转折点
　　19世纪60年代是发生根本变化的十年，塑造了中国和日本的未来以及两国的关系。中日都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并在不相往来两个世纪后重新恢复了官方接触。
　　1861年“同治中兴”之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太平军正在失势，到了1864年则被彻底镇压。对于同治帝的新领导集团来说，这是一个遏止王朝衰弱、重建国力的机会。在日本，幕府将军于1868年被推翻，明治维新给了日本一个新的领导体系来应对难题。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响应西方挑战时应该优先做什么？对于这些，同治朝和明治维新的领袖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1862年，在中日关系间断了两个世纪后，两国官员终于见面了。
　　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谈判的结果，是双方在19世纪70年代签署了一份正式条约，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对方国家建立了常驻公使馆。

东交民巷日本驻华公使馆大门

　　同治时期的儒学复兴和洋务运动
　　1861年，五岁的同治帝在父亲咸丰帝驾崩后即位。朝廷热切希望重建被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破坏殆尽的社会秩序。咸丰帝驾崩时年仅三十岁，被认为是一位失败的皇帝，留下了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和太平军败北为清朝提供了“中兴”的机会。
　　1875年，同治帝驾崩时年方十九，因此他从未掌握实权。真正掌权的是他的皇叔、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及其生母慈禧太后。慈禧进宫时是咸丰帝的嫔妃，诞下皇子载淳（同治）后成为最受宠爱的妃子。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立三岁的侄子载湉（光绪）为帝，以便继续垂帘听政。
　　事实证明，慈禧太后非常善于管理朝政，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恭亲王和一些地方官员认识到，要对付洋人必须有新技能、新技术，包括新式船只和武器。但仍然有很多官员只专注于道德修养，认为这才是存续国祚之道。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与众多重臣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的本质，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的缺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必须重建传统文明的道德基础，重新确立科举考试的重要地位，取缔买官卖官的现象。慈禧太后很重视事物的象征意义，她认为兴建宏伟的园林可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咸丰年间，清漪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年间，慈禧意图在原址重建一个庞大而富丽的新园林（即颐和园）。
　　1861年中国发起了洋务运动，致力于训练军队、建造军舰和制造武器。在恭亲王的支持下，李鸿章和曾国藩等人设立了武器制造厂。起初他们请外国工人帮忙建厂，后来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到1871年江南制造局已能生产出来复枪。他们也在福州、上海和其他地方建立了造船局。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购买和制造船只的数目已经超过日本。1873年，李鸿章建立轮船招商局，以便拥有为本国商人服务的的中国商业航运。慈禧太后一开始嫌火车过于吵闹而推迟了铁路的建造，但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铁路已经将港口城市与华东和华中的城市连在一起。中国的公共设施建设也开始进行了。

中国最早通往开平煤矿的火车唐胥铁路

　　同治时期，清廷曾派出使节团出洋，以了解外国的发展情况，但不如日本于1871年至1873年间派出的岩仓使节团那么庞大而有系统。同治使节团回国后，也没能像岩仓使节团那样在规划和实施新的发展项目上扮演关键角色。平定太平天国的伟大政治和军事领袖曾国藩曾与很多外国人合作过，中国利用这种对外联系获得洋务运动必需的制造技术和军事设施方面的信息。
　　学者皇甫峥峥（Jenny Huangfu Day）研究这一时期出洋的中国使节团，认为使节团成员对外联系广泛，其中有些人对他们所考察的科学与技术还有很深的理解。他们各自都努力地去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别。
　　岩仓使节团启航三年之前的1868年，清廷派出的蒲安臣使节团于5月到达美国。使节团延长了出使时间，访问了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在1870年10月回国前，还对其他欧洲国家进行了短暂的访问。派遣使团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人的外交方式，并试图废除不平等条约。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是一位在中国深受尊重的美国人。1867年11月他刚卸任当了五年多的美国驻华公使一职，被清廷任命带领使节团出洋。蒲安臣使节团大约有三十位成员，包括两位资深的中方代表——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志刚是举人，孙家谷则出身进士，他们都是熟悉儒家经典的清廷官员。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年11月14日－1870年2月23日）是美国着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
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他还是绝无仅有的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中国使节的一位美国人。

　　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即《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1870年2月蒲安臣在旅途中死于肺炎，此后使团由志刚和孙家谷带领。蒲安臣使节团会见了包括俄国沙皇在内的多位国家元首、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和旅居海外的中国人。
　　在欧洲，他们访问了工业基地、矿山和船坞，观察了蒸汽机以及电力的使用。从志刚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途中所见机器以及该新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具有深刻的理解。使团代表们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日记显示，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富有洞察力的问题。比如，他们问传教士们，为什么拥有崇高理想、在中国做好事的基督徒，会欺负加州矿山的华工、压迫殖民地的百姓？回国后，使团成员都写了出使报告和奏章。志刚日记中所写更为详尽，后日记以专书形式出版。

同治七年至同治九年(1868—1870)期间志刚第一次参加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各国。是书即为此次出使见闻纪录。
书中记述了美、英、法、德、西、比、荷、丹、瑞典等国的国政民情、工艺制造等事，既多史料，又有个人见解，是研究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参考资料。“泰西”，犹言极西，旧时用以称西方国家，一般指欧美各国。

　　一些参加使团的中国人对自己在西方观察到的事物评价正面，被保守派指责过分倾向外国习俗。但李鸿章等官员对使团成员报告反映的国外发展情况很感兴趣，鼓励他们对政治和经济事务进行更广泛的介绍。慈禧太后也亲自接见了一些使团成员，以了解外国时事。然而，一群身处高位、儒学根底深厚的保守派并不支持现代化，未曾落实出使者所提出的任何建议。岩仓使节团回国后领导了日本的快速工业化和技术更新，而蒲安臣使节团成员却无法很好地利用他们所观察到的经验。

岩仓使团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木户孝允（参议）、伊藤博文（工部大辅）、
山口尚方（外务少辅）为副使，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学生随行。这些成员都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大多为萨长藩的
开明武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还都是维新三杰（另一人是西乡隆盛），后来他们归来战胜留守派，大力推进维新立宪，岩仓
具视做了日本的太政大臣，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都做了日本首相。

　　当日本领导人致力于投资工业和基础设施之时，朝鲜和中国的统治者正在大兴土木，意图通过建造豪华建筑物来展示帝国的伟大，重振民族精神。在19世纪60年代，朝鲜对拥有约三百三十座建筑和近六千个房间的皇宫进行了大规模重建。与之相似，慈禧太后挪用了本可用于加强工业基础建设的资金，扩建并整修了北京的颐和园，包括一座大理石石舫。实际上，重建颐和园内这一昂贵的石舫的钱，本来是用于海军现代化建设的。
　　李鸿章等官员相信，除了设立新的工厂、军工厂和船坞外，中国的教育制度也需要根本性的改变。他鼓吹中国要像日本一样，送年轻人出国留学，而科举考试应该不限于文化领域，也要在技术领域进行。然而，李鸿章的建议未获采纳。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在建立现代工业基础建设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1885年后，北京保守派官员对现代工业的支持减少了。中国在建设工业和制造武器上获得了很多成就，但未能像日本那样实行彻底的制度改革。
　　明治领袖鼓励留学与推动现代化
　　与清朝规模有限的洋务运动不同，明治日本在政治、社会组织、经济、教育和军事等各个领域推行全面现代化。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到来马上在全日本引发了如何应对西方的讨论。到1861年，幕府将军得出结论：日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抵御西方。来自萨摩、长州、土佐等西南强藩的青年义士，愤于国耻，于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聚会议事。1868年2月，以萨摩和长州藩兵为主力的几百名倒幕派青年武士从京都出发，东征江户的德川幕府。幕府重臣意识到他们已失去各藩支持，与倒幕派达成“无血开城”的协议，同意还政于明治天皇，以避免国家陷入毁灭性的长期内战。

明治天皇

　　1868年4月6日，十四个月前即位的十五岁的明治天皇睦仁登上神道祭坛，率领百官向天地神明宣誓献祭。一名官员代表天皇宣读《五条御誓文》，表明“万机决于公论”，并将“广求知识于世界”。此后很多根本性的变化均以天皇名义发布。1869年，天皇在列队的簇拥下从京都迁往东京，东京正式成为新首都。

五条御誓文（五个条の御誓文，ごかじょうのごせいもん）是日本明治天皇于庆应4年阴历3月14日（1868年4月6日）发表的誓文。
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的正殿紫宸殿向天地、人民宣誓，揭示国是方针，堂堂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序幕。

　　发动维新的武士们同意，为保存日本，不仅要依据新的国家行政机构废藩置县，而且要正式废除赋予武士特权地位的等级制度。1871年废止藩地，由东京直接控制的府县取而代之。士农工商这一等级制度也被废除，武士不准再佩戴代表特权身份的刀剑。明治维新最初几年，武士还可以获得俸禄，不久俸禄停发，以现金或债券的方式一次性偿清。天皇诏令拥有的政治合法性，使日本在没有引发革命的情况下实现了根本性变革，垂死一搏的1877年萨摩叛乱（即西南战争）也很快被镇压了。1869年，天皇御所搬到东京。到1877年，所有政府部门和外国公使馆都在东京落脚。

西南战争发生于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间，是明治维新期间平定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的一次著名战役。因为鹿儿岛
地处日本西南，故称之为“西南战争”。西南之役的结束，亦代表明治维新以来的倒幕派的正式终结。

　　日本向外国学习的规模远超中国，他们利用海外考察团的方式在明治时期的领袖中建立了共识，其中岩仓使节团尤为重要。早在1860年，幕府将军已经派了一个使节团前往美国。但在1868年，新的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规划规模更大的海外考察团，即岩仓使节团。
　　使节团由岩仓具视率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担任副使。当其回国之时，一般认为他们会在政府中担任主要领导角色，结果也的确如此。使节团正式出发前，曾先行派人考察美国、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东南亚以及中国，以作准备。岩仓使节团于1871年12月出发，访问了十五个国家，于1873年9月回到日本。除了会见各国政要以及学习访问各国的政府体制外，考察团分成多个专业小组，分别学习工厂、矿山、港口、铁路、研究中心、实验农业站、大学、中小学、军事基地和兵工厂的发展。一个国家派如此多的年轻官员，对其他国家进行如此长时间的考察，可谓前无古人。
　　行程的最后一站是上海，岩仓使节团到达时已是同治朝末期。使节团成员在上海待了不到三天，当地最高级别的官员陈福勋准备了精致的接风宴。自1862年“千岁丸”之行后，日本官员陆续访问上海，因而此次在上海的见闻并未给岩仓使节团成员带来太大的震撼。相反，看过工业化给欧美带来的奇迹后，这些访问者对中国落后的程度大感吃惊。使节团的主要行程记录者久米邦武记载了自己对上海的印象：“下水不通，溲溺漂流。其内居民，居止恬然。” 久米知道日本人基于过去的印象，对中国人的教养保有美好的幻想，他试图纠正国人的观念：日本人“想象支那人皆文墨品藻之士，现对彼地所获之古董、书画、诗文仍持贵重崇尚之习惯。??抑清国之学，不振已久，虽高名之士，其才艺未必尽足贵，况坊间之俗诗书古董。”

1850年代的外滩。1862年（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6月13日（阴历五月六日）上午，一艘前桅挂荷兰旗，中桅悬米字旗，
后桅才是日章旗的商船驶入了黄浦江，停泊在上海港码头。这艘名为“千岁丸”的商船，成为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200多年来，
日本官方正式派遣来华的第一艘日本船只。而这艘船上的乘客也留下了堪称丰富的文字记录，使得后人得以一窥当时日本人对
上海及中国的看法。

　　在唐朝，日本人能从中国学习的东西不胜枚举；但到1873年，岩仓使节团成员感到中国能让他们学习的地方乏善可陈。很多成员仍然希望中国、日本和朝鲜能够携起手来，共同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有些成员已开始怀疑是否有这种可能性，中国落后如此之多，又如此混乱，既缺乏响应西方的有效策略，也没有英明的领袖。和搭乘“千岁丸”访问上海的日本官员一样，岩仓使节团成员对赤贫的中国百姓表示深刻的同情。这是一种因为共享同一种文化所产生的亲情，是对伟大的中国文明在19世纪遭遇不幸的感伤，也是希望中国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的期许。
　　使节团回到日本时，编修官久米邦武将其出使日志的笔记编为五册，报告岩仓使节团成员考察所学。这五卷笔记成为讨论日本该引进何种变革的基础读物之一，此后陆续编纂的有关此次考察的书籍则被用作制订工业政策的指南。日本还增派更多的考察员出国，对某些议题进行更专业的学习。

久米邦武，1871年随岩仓使团赴欧美考察，1878年出版《美欧回览实记》5册100卷。

　　使节团成员坚信，要将现代化带到日本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旅途中，他们有机会讨论究竟什么样的变革对日本是合适的。关于应该设计什么样的改革计划，他们在回国前已经开始达成共识。回国后，使节团成员在政府中被委以要职，得以着手策划建设现代国家所需的机构和项目。他们就具体议题而言分歧众多，但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相关议题形成如此深入和广泛的共识。
　　明治天皇当政时，中朝两国也和日本一样，均由年幼的皇帝统治，但他们中没有谁在成年后能获得明治天皇那样的权威。在中国，同治帝在五岁时登基（光绪帝四岁登基），但在他亲政后权力仍掌握在母后慈禧手中，而慈禧及其幕僚反对彻底重组政府。1863年，十一岁的朝鲜高宗即位，其父大院君仍然在世并手握大权。1873年后，高宗与闵妃（即明成皇后）及闵氏家族暂时将大院君边缘化，但保守派的大院君仍然保持一定的影响力。相反，在日本，年青武士们受岩仓使节团途中所见之启发，以天皇的名义大胆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1868年，资深顾问们开始辅佐明治天皇，为其成年后代表日本最高权威从容地应对各种问题做好准备。

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

　　本文摘自傅高义著《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第3章：应对西方挑战与重建中日关系（1839–1882）。

来源时间：2019/11/5   发布时间：2019/11/1

旧文章ID：19943

作者：  来源：海外看世界

　　【嘉宾】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
　　华世平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金君达    中国清华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孙    雁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编者按】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自中美关系恶化以来，麦卡锡主义是否再现美国一直是人们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近几周来，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宣布对交通部长赵小兰展开调查，指控她以权谋私。此次对赵小兰的调查有多大程度是因为她的华裔面孔？再考虑到在美华人学者屡屡被查，人们不禁要问麦卡锡主义是否卷土重来？为此我们邀请了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六位学者就以下几个问题做出评论：
　　此次对赵小兰的调查主要是因为党争、还是更多因为她的姓氏与面孔？
　　21世纪的美国麦卡锡主义是否卷土重来？
　　海外华人（包括华人学者）是否被作为特定目标予以打压？
　　其他国家（或地区）有无麦卡锡主义的苗头？

　　最近在中国大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外交风云》中的两个章节，展现了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美国对华人学者的打压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其中有四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就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导弹专家钱学森，中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以及钱学森的美国导师卡门。他们分别代表了这段故事中的四个方面。
　　第一，  以杜勒斯为代表的美国政府：杜勒斯是美国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的坚定执行人，甚至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意全部放行中国留学生的时候，他还专门把钱学森的名字划掉。杜勒斯不但是冷战思维的倡导者，而且也是政府部门反华政策的具体实施者。

图片来源：TIME

　　第二，  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学者：钱学森是当年5,000多名中国在美留学生的佼佼者，掌握了国防工业的尖端科技，被称为“一个人可以顶五个师，”因此先被关进牢房，后又被软禁。钱与之斗智斗勇，最后想尽一切方法终于实现了返回中国，报效祖国的理想。

图片来源: 光明日报

　　第三，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政府：周恩来是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坚定执行者，把外交工作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发挥到极致。他从头到尾主导了通过中美谈判把钱学森要回中国的全过程：用11名美国被俘飞行员换回了一个钱学森。

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四，  以卡门为代表的美国民众：卡门教授不但是钱学森的恩师，毫无保留地传经授业，他还明确表示，自己虽然不支持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反对当时盛行的麦卡锡主义，认为这和美国民主自由的立国思想格格不入，所以他理解和支持钱学森返回祖国。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麦卡锡主义在杜勒斯那样的政府领导人的主持下，可能会采取何种极端的措施；钱学森这样的华人学者的坚决斗争又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周恩来主导下的中国政府对钱学森的大力支持与保护又是多么的关键；而以卡门教授为代表的有良知的美国大众对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又是多么的重要。
　　似曾相识燕归来。华人部长赵小兰和其他一些华人学者的遭遇虽然可以有多种不同角度的解读，并不能完全代表麦卡锡主义的复活，但这是不是一个一叶知秋的警讯呢？如此，重温上面所讨论的这段历史故事，对我们今天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麦卡锡主义难道不是有很大的启迪吗？

　　从历史上看，比起一些其他族群如黑人和犹太人，美籍华人的参政意识较弱。历史上出现过的“排华法案”不能说同这没有关系。赵小兰，骆家辉，杨安泽等人的积极参政对美籍华人来说颇具正面意义。
　　赵小兰部长及其家庭在中美两国沟通方面起到了特殊的桥梁作用。对于同中国的密切关系，赵家从来也没有什么隐瞒。这种桥梁作用对美国来说过去需要，将来也需要。彭斯副总统最近重申，美国并不想同中国脱钩。

图片来源：新浪新闻

　　关于赵小兰部长所受到的指责，美国交通部和麦康诺参议员已经正式予以否认。希望调查委员会能够还赵家一个清白。

　　综合媒体信息，日本凡事总是紧跟美国盟主的第一号，比如今年的禁华为5G。而现今发生在学术界的是王敏教授事件。
　　01 福田康夫前首相参访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2018年6月24日，福田康夫前首相突然出现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王敏教授随其后，震动日本政界、媒体。媒体报道：福田是首相级自民党大佬中第一位参访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且事前不做内部勾通，排除干扰，毅然前行。他的行动彻底摧毁了日本右派构筑经年的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精神堡垒，激醒了被无知的普通市民。这使日本政府、自民党、右派势力极其震怒。他们无法正面攻击福田康夫，出现在照片上的王敏教授就被极右媒体人骂为了幕后黑手、美人计……。
　　事实是，2018年的福田访华是应中国社科院邀请参加在上海锦江饭店举办的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四十周年国际会议。福田邀王敏做翻译同行。可是，6月24日在上海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开幕式结束后，福田一行立即登上了前往南京的高铁。
　　02 王敏教授被解雇
　　王敏教授回日本后，被所属法政大学校长田中优子叫去告知：大学理事会已决定王敏教授明年度满65岁时退休。也说了一句会给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实为被解雇。
　　法政大学等日本老牌大学是70岁退休，不过65岁时可选择退休或不退，由院教授会审议批准。院教授会的审议，只要是没有什么犯罪行为，就仅是形式上审议一下研究业绩。王敏教授是为平成天皇皇后进讲过两次的名教授，第二次更是皇后电话亲邀。法政大学从无第二人。

图片来源于网络（福田左后方为王敏教授）

　　王敏教授于2019年满65岁，本应今年表明意愿，却一年前不问意愿就被通知了退休，且不是走院教授会程序，而是由校长直接告知了校理事会的决定。这显然是大学在校内外的巨大的政治压力，包括校内的反华势力的内应之中，因政治原因而排斥中国人教授，是实质上的解雇。不可忘记，日本社会近二十年，包括今年，厌中率高达80-90％，有着肥沃的麦卡锡主义土壤。
　　03 赵宏伟教授被解雇
　　无独有偶，赵宏伟今年竟被院教授会审议65岁退休，即解雇，但是祭上名誉教授。名誉教授的水平怎么会因为学术审议而被退休呢？赵宏伟也是日本国内外一流教授，日本最老最大的现代中国学会唯一副理事长，更有英文俄文专著。赵推测被解雇的直接原因是今年初出版了《中国外交论》（明石书店），当然详论了钓鱼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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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和赵已经65岁，所持其他头衔不比法政大学教授低。但是，没有自作清高而任排斥中国人教授的行为漫延成21世纪麦卡锡主义日本版。现在法律维权程序已在推动过程中。
　　福田前首相成功参访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打破日本极右势力经年构筑的反华精神堡垒，为促进中日友好作出了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中国一向保护侨民不受歧视，更有责任保护有重大贡献的国人。迫切希望明春习能在圆满的友好环境中成功访问日本。

　　民主党对赵小兰的舆论攻击和调查已经有一段时间的酝酿，这里既有党争原因，也有一些可能客观存在的共和党结党营私现象，所谓“华裔”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因素。首先，赵小兰长期在美国政府任职，是罗斯福时代的帕金斯以来任期最长的劳工部长，在特朗普不稳定的执政班子里也属于较低调、形象较正面的官员；对民主党而言，赵小兰的丑闻能够打击共和党整体的政治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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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民主党对赵的调查是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监督暨改革委员会发起，其原因包括“不实陈述”和“利益冲突”，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方面：（1）赵利用职权为其家族的“福茂集团”以权谋私，利用自身公众形象宣传集团，亲属一度计划于2017年10月随交通部代表团访华（行程被取消）；（2）赵持有Vulcan建材股票构成的利益冲突和撒谎问题，她曾于2017年声称已经出售该公司股票，但事实上直到2019年中才将股票卖出，并从Vulcan股票在她任期内的高涨幅中受益；（3）赵小兰为麦康奈尔以权谋私，为肯塔基州项目设置与麦康奈尔关系匪浅的专门中间人Todd In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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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项指控中仅有第一项与中国有关，但中国只是赵氏丑闻中的配角；除福茂集团享受中国产业政策外，相关报道和指控很少在中国制度、对美渗透上做文章。民主党对福茂集团丑闻的攻击集中在共和党政府的两个“伪善”之处：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福茂从中国进口钢材；交通部主张削减对美国船企拨款，而福茂从交通部获益。即使如此，民主党自9月起对赵小兰的正式调查措辞仍然较为节制，也没有上升到叛国层面。虽然华裔群体在两党间处境尴尬，此事却不宜归类为对华裔优秀个体的政治迫害。
　　那么美国社会的新一波排华浪潮是否已现端倪？麦卡锡主义的狭义定义是“无根据指责对方为‘共产主义者’，并加以迫害”，但在操作中很快表现为关于“颠覆和叛国行为”的无端指控，麦卡锡掀起的“反共”运动也成为右翼势力打击政敌的工具；例如，很多无共产主义联系的美国人受到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的调查，包括马克·吐温作品在内的大量文娱产品被列为“危险思想”，越战和平权运动也一度被右翼人士指为“颠覆主义”。作为政治运动的麦卡锡主义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已经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反感，厄尔·沃伦领导的最高法院也作出多项反麦卡锡主义判例，该运动因而衰落；尽管如此，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留下了多项政治遗产。首先是所谓“鸭子测试”，为无证据指控提供辩护，即“我无法证明你是‘共产主义者’，但我看见一只鸟叫声像鸭子，走路像鸭子，长得像鸭子，和鸭子待在一起，我就认为它是鸭子”。其次是对“外国渗透”的宣传，无论是美国共产党、后来的平权运动活动家还是近期的某些政客都因“涉外”而被指叛国。再者是对“叛国”指控的泛化，导致国际格局紧张时期的政治斗争非常容易上纲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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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卡锡主义目前尚未复苏，但在中美博弈激化背景下值得警惕。现阶段西方各国对于所谓“中国渗透”的炒作甚嚣尘上，美国政府对中国资助项目（甚至有中国参与的国际组织项目，如笔者在波士顿大学曾参与的气候变化类项目）遭到审查，美国对中国在美、赴美人员加强包括社交媒体言论在内的审查，许多学者在海关遭到盘查扣留，这些现象具有一定的麦卡锡主义端倪。
　　现代美国政治中有几方面变化值得警惕，出现该趋势的其他各国也应引以为鉴：第一是自纽特·金里奇（甚至戈德华特、尼克松）以来，美国议会政治斗争的去秩序化和无底线化，前几天的共和党议员冲击听证会就是最新例证。第二是左右派在对外问题上的合流，美国两党在外交问题上传统上向共和党靠拢，近期两党在对华方向问题上更加一致，美国政府也加强了对华相关审查。
　　第三，由于奥巴马以来美国社会左右翼分化，特朗普2015年竞选以来“另类真相”“负面炒作”大行其道，政治指控开始由严肃指控（如对赵小兰的指控）向阿莱士·琼斯式的阴谋论（如对赵小兰华裔背景的炒作）靠拢，这为新时代的麦卡锡主义提供了生存土壤。第四是美国开始出现非政治公众人物“被迫站队”的现象，抛开具体政治观点，近期NBA事件展现出的政治运动是非常危险的征兆，这也使得美国温和派大多数逐渐被政治运动裹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昔日制约麦卡锡主义的温和自由主义正在衰落，言论自由正在被有选择性的言论自由取代。美国仍然拥有庞大的温和派，但其声音往往被激进派的言论和“批斗”淹没。激进左翼人士掌握了自己的政治迫害武器，证据不足的性骚扰、捕风捉影的种族主义、男权言论都可能被上纲上线地攻击，导致美国的极端左右翼都支持言论和涉外审查；随着特朗普不断爆出涉外丑闻，接下来的美国政客很可能受到更多此类攻击。美国部分政客在中国问题上尤其奉行双重标准，在香港问题上批斗苹果、号称支持“言论自由”，转身便在扎克伯格听证会上指责脸谱网“允许谎言存在”。缺乏制衡力量可能造成美国政坛进一步掀起反华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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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孤例的赵小兰事件无法证明美国社会的排华思潮和麦卡锡主义，指控赵小兰的民主党人可能在民主党初选中支持杨安泽，其动机是政治而非种族。赵小兰的问题更多在于她与共和党高层的联系，其夫麦康奈尔因为在奥巴马、特朗普时期不加掩饰的党争行为饱受争议，赵当然无法独善其身。但从目前政治气氛来看，美国存在反华风潮扩大化的风险；更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华人减少与中国往来，这是显而易见也无可厚非的自我保护行为。
　　对于美国华人的困难处境，中国方面应给予理解。另一方面，划清界限、明哲保身的自保行为和推波助澜也有程度上的区别，无论是扩大打击面，随意上升到种族主义的“维权”，还是跳上排华反共的大船，都可能激化美国社会的麦卡锡主义倾向。包括赵女士、杨安泽先生在内的华裔政客、美国华裔民众、在美学者华侨发表言论都应该更加谨慎，避免成为激化中美矛盾、掀起排华浪潮的导火索。

　　华裔在美国难以被认同及被人排斥历来已久，且在特朗普时代尤为突出。我学校教少数族裔政治及仇恨犯罪的同事几周前还跟我分享他曾经做过的相关研究，说华裔是美国各少数族裔中最不被人认为是美国人的。也就是说，来自欧洲、南美乃至非洲的各个族裔在美国定居并繁衍后代之后，逐渐都会被慢慢认为有“美国身份认同”，而唯独华裔始终给人以外来者的形象。我自己也依稀记得有多位美籍华人的师友私下里跟我透露，他们在申请奖学金、研究经费时，凡是遇到需要“安全检查”的，往往是困难重重。哪怕他们是出生在美国的华人，他们华裔的身份也让有关方面自然地心生疑虑。
　　正在火热进行中的美国总统大选预选，华裔候选人杨安泽同样也面临着上述挑战。主流媒体经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他，在讨论或者展示媒体素材时，常常会出现比他支持率低的候选人都能被提及，而他却完全被遗忘、忽视的情况。这使得杨的支持者大呼不公，甚至质问媒体“杨安泽哪去了”（Where is Andrew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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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哪怕在多次交涉、质问之后，这样的情况也仍然未得到改善。各种新闻、时评类节目中，杨安泽往往会自动被过滤。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华裔在被成为攻击目标的时候，其华人身份都是最主要的缘由。我们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许多标签。比如就赵小兰而言，她的身份包括华裔、女性、哈佛商学院校友等等，而此次真正让其成为调查对象的身份特质可能是她作为特朗普白宫的内阁成员、共和党参议院议长麦康奈尔的妻子以及与中国有密切商业联系的大家族的成员。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华裔，如果有这样一个既与特朗普白宫联系紧密，又直接牵涉到共和党参议院的领袖 – 赵小兰的家族一直是麦康奈尔竞选捐助的重要金主– 然后又有在岗位上一些利益冲突或解释不清的把柄，民主党引领的众议院也同样不会放过。赵小兰也并非是因为腐败或职业道德相关的原因被调查的唯一一位特朗普内阁成员。特朗普竞选时口口声声要“排干沼泽”（drain the swamp），将华盛顿的腐败给彻底去除。

图片来源：TIME

　　但短短两年多来，特朗普内阁因腐败而下台的成员就已经有包括前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汤姆·普莱斯（Tom Price），前环保局局长斯科特·普鲁伊特（Scott Pruitt），前退伍军人事务部长戴维·舒尔金（David Shulkin），前内政部长赖安·辛克（Ryan Zinke）和阿科斯塔（Acosta）等，这还不包括其他诸位见势不妙主动辞职或被特朗普解雇的白宫官员。所以，愈演愈烈的排华情绪不容小视，但就事论事在赵小兰这个案例中，她其他几重身份的因素以及特朗普白宫自身的问题可能是更为主要的另她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

　　国会发起对赵小兰的调查，与她的华裔身份及新冷战是否有关，可以根据以下三点推理。一，如果赵小兰没有公私利益冲突的行为，是否会被调查？完全不会。二，如果她不是川府官员及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的夫人，是否会被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调查？也许不会。三，如果赵家船业的业务并非主要是中国大陆，而只是其他华人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及台湾，她是否会被调查？也许不会。据此三点，赵小兰受国会调查跟她的华裔身份关系不大，也不构成新冷战的一个标志。
　　首先，赵小兰任交通部长后所涉及的利益冲突行为，最早由偏共和党的华尔街日报揭露（2019/5/28），其后才是偏民主党的纽约时报（2019/6/2），最后才导致国会启动调查（2019/9/16）。因此直接导致调查的原因是她的行为，而非政治动机。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揭露，赵小兰任职后并没有按规定将其在一个与交通业有关的公司的股票卖掉，且从该股票的增长中获利5万美元。纽约时报的文章揭露，赵小兰任职交通部长后利用公职帮助其家族的船业公司，如与父亲八次共同出现在大陆官方媒体上做采访，有时背景上有美国交通部的官方标志，其父甚至声称与特朗普有直接关系并与其与乘过空军一号；2017年赵小兰曾试图把家族企业的成员插入交通部访华的官方代表团里；交通部内的官员与赵家船业公司有联系；赵小兰任职后消减了对美国有关船业公司的政府补贴，而它们与赵家公司有竞争关系。在赵家船业的所有业务都在国外，尤其是在大陆中国的情况下，赵小兰的以上行为引起国会的调查，并非不合情理。

图片来源：博讯

　　其次，特朗普执政以来多位内阁官员因腐败问题离职，赵小兰并非因为其华裔身份而受到特别“关注”。环保局局长 Scott Pruitt, 退伍军人部部长 David Shulkin，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 Brock Long, 内务部长Ryan Zinke, 卫生部长 Tom Price 等，都因或大或小的利益冲突及滥用职权问题而离职或被解职。其中 Brock Long 仅因为将公家车辆用于从外州家里到华府的通勤而受到调查并主动离职。前国家安全顾问Michael Flynn更是因为任职以前的违法行为而被判刑。诚然，要确认赵家船业因为赵小兰的影响力而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更多的中国生意，并非易事。但是赵小兰在任职后没有把公私利益完全切割，的确是不谨慎，甚至不检点。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对共和党官员勤于调查，虽然有党派的因素，但也非空穴来风。赵小兰丈夫作为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的领袖，自然更是民主党打击的对象，这一点跟赵是否为华裔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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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赵家的船行业务主要与大陆有关，高达其总业务的72%，这种情况下将有关的家族成员带入与赵的官方职位有关的活动，的确有裙带关系之嫌。其受到调查到底是因为中国的原因？还是因为与中国的业务量特大的原因？也许都有关系。赵小兰也与其父一同出席与台湾高层官员和媒体的接触，但因为与台业务少，台湾本身也非美国的劲敌，因此涉台方面可能的“裙带关系”也就不被重视。这一点也说明华裔身份本身不是赵小兰受调查的主因。
　　综上所述，赵小兰受国会调查与其行为性质和党派政治关系较大，而与其华裔身份和中国本身关系不大，跟新冷战更是扯不上。

来源时间：2019/11/4   发布时间：2019/10/29

旧文章ID：19940

作者：  来源：贤人之道

　　棕榈说：今天，一条消息刷爆了棕榈君的朋友圈。
　　那就是潘石屹的儿子，正式入读哈佛了！

　　不少人都在热烈讨论是不是潘石屹向哈佛捐赠的1500万美金生效，但棕榈君却注意到另一个事实：
　　潘石屹早在他3个孩子还是初中的时候，就把他的孩子送出了国。如今长子潘瑞早已经从英国华威大学毕业，现在又一个孩子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哈佛大学。
　　可见潘石屹对英美教育的青睐。
　　尤其是美国大学，2014年潘石屹和他太太张欣领导的SOHO中国基金会一成立，他们就向哈佛捐赠了1500万美金，在隔了三个月之后，又向耶鲁大学捐赠了1000万美金。
　　捐赠目的是旨在为那些被世界顶尖学府录取、攻读本科学历的中国学生提供经济资助。（这个初衷真的很好，而且变相也会提高美国名校录取中国学生的几率）

　　而喜欢美国大学的中国名流，其实并不仅仅是潘石屹先生一个人。
　　早在2014年的一份胡润研究院《2014海外教育特别报告》就显示：
　　90%的亿万富豪，都选择把孩子送出国；千万富豪中，也有80%的人都选择把孩子送出国。而首选地就是美国。

　　同时，我们越来越发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许多有不错的经济能力的同时还更有文化和素质的家庭。
　　这些家庭里面的父母，在孩子慢慢长大之后，都不约而同会做出一个选择——
　　把孩子送去美国读书
　　所以，不管中国教育界承认还是不承认，美国的教育界正在跟国内抢夺越来越多优秀的学生。
　　在去年10月份的一场《中美关系闭门研讨会》上，中国着名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贾康先生更是说了一段非常振聋发聩的话：
　　“现在了解一下中国较有素质的人，孩子都在哪儿？反正我女儿是在美国，其他我接触到的很多的人，上层的、中层的、知识分子的，一说起来孩子都是在美国。龙永图说他的孙女在美国，他虽然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但知道那种内在的力量，谁都抗拒不了。
　　什么道理？软实力。
　　教育、科技、人文，这个基本常识层面的东西，你要跟它对着来，何必呢？”

　　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名人把孩子送去非常好的国际学校，或者大量给美国高校捐赠，其中很大的一个目的，都是为了给后代铺路，希望他们进美国高校的机会更大。

（2014年，香港陈氏家族向哈佛捐赠3.5亿美金，创哈佛四百年单笔捐赠历史之最）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知道的名人，纵观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大家也越来越喜欢把孩子往美国送。
　　有条件的，高中就送出去，条件稍微没那么够或者没那么舍不得的，就本科或者硕士的时候把孩子送去美国。
　　很多的父母，已经把送孩子去美国当成了孩子未来的稻草。

　　所以，为什么这些中国中产以上的家庭，都如此青睐美国的大学？
　　最根本的原因，
　　是中国本科与美国本科的巨大差异
　　这些差异体现在什么方面？下面我们一起来详细地聊一聊。
　　在美国，孩子更因为喜欢才上大学
　　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认为大学学位必不可少，是提升社会地位的阶梯，不上大学就等于未来一片灰暗。学生身上的压力很大，超过70%的高考生每年都急切地进入大学。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读大学才有出路，很多人都没有想明白。这样的中国大学，也更倾向于普及教育。
　　而美国大学，则以其在本科教育的严格学术而闻名。
　　而在美国，即使学生不读大学，美国成熟的高中教育、完善的福利制度以及平等尊重的社会环境，也能让他们在社会上衣食无忧。
　　所以美国基本上只有那些喜欢学习的人会选择攻读大学学位。因为热爱而去学习，内心更加自由，也更加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入学标准的全面
　　在入学标准上，中国大学几乎只看高考成绩。高考成绩也是语文、数学、英语成绩占比最高，其他学科，比如体育，在高考中占比很低。
　　并且，高考是“一考定乾坤”。按照心理学和概率学的经验，当我们越是把所有的一切都压在一次机会上的时候，成功的几率越低。
　　美国大学录取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美国不仅仅要看SAT（相当于美国高考）分数，还要看9-12年级的GPA，还有各种各样独具特色的课外活动、实习、研究、论文……越是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的成果，越被重视。
　　比如美国高中的GPA分数就是如此，需要至少3年一直努力，才能得到一个好的平均分数。再加上考察的东西除了学术方面的内容，还有很多课外活动。SAT也还能多次考试。
　　所以，中国大学的入学标准相对单一；美国大学的入学标准在多样性、人性化程度、考察学生本质能力的深入程度和全面程度，都要好一些。
　　最起码，学生不会因为只能高考一次，而始终担惊受怕自己会失手。
　　学生知道，自己未来有很多选择
　　要上中国的大学，必须确定专业。定专业在申请大学时就已经完成。
　　学生入学后也一般不能换专业，一旦你选择了一个专业，即使你再对它不感兴趣，你基本上还是要坚持学习它。
　　虽然双专业或者转专业是可能的，但学生往往需要在其原来的专业中获得非常优秀的GPA，才能转专业或者被批准双专业学习。
　　美国在专业上的限制则小很多。
　　申请美国大学可以定专业，也可以不定专业。而且美国的本科教育，尤其是私立综合性大学和文理学院，在前1-2年往往会实施“博雅教育”，许多学生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都是未决定专业的，学生广泛涉猎“工商文理艺”各个学科，探索各种可能，通过广泛的不同科目的学习去树立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同时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
　　同时，美国大学内部转专业也相对容易。
　　学生通过申请一个不那么受欢迎但独特的专业，也有可能进入学校，之后，他们可以内部转到学校的另一个专业。
　　所以，美国大学的转专业率也是很高的。也就是说，整个大学生涯中都可以改变专业主意，不怕自己学的东西不喜欢之后不能换。
　　课业的考察方式，是真正能学到知识
　　就大学考察的内容而言，中国大学倾向于更多地记忆课本知识，美国大学更注重“沟通”你的学习。
　　在中国，95％的大学生努力记忆大量知识，以便在期末考试时有很高的GPA。在美国，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考试，学生50-60％的努力用于考试或记忆知识；其余部分则放在论文、演讲、手头的研究项目、团队合作或报告分析中。
　　首先，这是因为美国将“沟通”视作大学学习的一项重要技能，如果你不能很好地传达你的想法，美国教授会给你低分；其次，美国大学很重视知识的“用”，做项目有助于巩固我们从课堂上学到的东西。
　　相反，仅仅重视考试的中国大学，则对学生的沟通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不那么重视。
　　所以，在这样不同的考察方式下，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大学，“开始”很重要，而在美国大学，“结局”更为重要。
　　中国学生花了12年以上的努力来为进入大学做准备，但一旦进入大学，大多会放松学习的紧张程度，基本上每个大学生都能毕业。所以，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进入一所优质大学是极其困难的，但一旦你被录取，就相对容易毕业。
　　在美国，你则要努力学习、研究到有很好的成果才能毕业。所以在美国大学里，毕业要比被录取困难得多。
　　也因此很多学生在美国大学里面学会了独立思考和终身学习的习惯，在毕业之后还依然继续保持学习，这与美国大学的对学生“自驱力”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重视学生“革命”的本钱——身体
　　中国大学前2年一般都会有体育课，武术、排球、篮球、太极、跑步等等，虽然多，但是中国大学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一直不如学术课程。
　　学生上体育课也往往是因为打分很松，更容易拿高分，大多随便上一上。
　　美国的大学则非常重视体育。
　　美国大学在体育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不仅大学运动队负责人收入非常高，还会给学生非常大金额的运动技能奖学金。再也不会有哪个国家会像美国一样，因为一场橄榄球比赛吸引5万以上的学生到现场观看。
　　美国大学之所以如此重视体育，首先是因为美国大学的运动队大多商业化，运动联盟给学校带来了巨额的商业合同。对现在财政紧缩的美国大学来说，这项收入非常重要，美国大学也很青睐体育特长生。
　　所以美国不管是学生还是学校，整体都非常重视运动。这些运动不但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质，还非常有助于锻炼学生承受“失败”的能力，而且体育运动往往讲究团结合作，所以这也非常有助于锻炼学生的“领导力”和“协作能力”。
　　总之，通过种种的对比，我们会发现其实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在学术的偏重上、价值观上、培养学生的方向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你会发现，美国大学所有重视的这一切，都是从孩子本身的利益为出发点。
　　这样的出发点，让中国的家长和孩子，特别有安全感。
　　中国父母爱送孩子留美的根本原因——安全感
　　就像携程创始人梁建章表达的那样：
　　中国的中产家庭很多东西都不缺了，但却非常缺一样东西，那就是安全感。

(携程创始人梁建章：携程中高层都把孩子往美国送）

　　这种安全感，会让家长和同学们信任美国的大学，他们知道美国大学的这些教育方式，孩子更有机会成长成健康、快乐、自信、有道德又有才华的孩子。
　　这么一对比，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教育，给家长和孩子安全感的地方真的很少。
　　在现实的商业社会中，明明已经越来越青睐有自信、个性、创新和想法的年轻人；但是我们的学校，却还在教孩子要听话、要谦虚低调、不要随便发表意见、要和别人统一行为……
　　甚至有家长反映，自己孩子只是在中午的时候不习惯和其他孩子一样睡午觉，都会被老师惩罚。
　　又比如现在孩子更重要的是涉猎全面的知识，学会充分调动自己的身边的一切能力和资源，把自己在做的事情的成果最大化；但我们的学校，却还在教孩子要吃苦，要勤俭节约，要忍辱负重，看跟考试科目有关的书，做跟提高考试成绩有关的事。
　　这样也许没有错，但它已经不适应时代。
　　我们不知道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是不是能够适应未来的变化，是不是能够很好地生活下去。
　　这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忧虑的一点。
　　所以，也许很难听，或者很扎心，但是棕榈君还是要说的一句话就是：
　　国内教育界培养孩子的理念，需要更新了
　　21世纪世界上最神奇的现象之一，就是中国迅速腾飞的经济，无比地快。到2010年，中国就已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这个经济蓬勃发展下产生的中国中产阶级，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崛起，所以对孩子的教育格外看重。
　　但是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很多中产以上家庭，苦哈哈地到处奔走拜访了一所又一所的国内学校才发现，竟然没几所学校能够教给身处这个时代和环境的孩子，最应该学的东西。
　　于是大家这才发现，中国的经济是发展起来了，却一不小心，把教育给落下了。
　　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有经济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更有很多教育界工作者的的责任。
　　十年树木，百年育人。
　　孩子到底有没有教好，我们往往要10年20年之后才能看到效果，很慢很慢。
　　所以我们更需要前瞻性的眼光，去跟比我们发展快50年，快100年的那些国家吸取经验。
　　在我们重视每年飙升的GDP的同时，分一点注意力给教育和孩子，把这些被落下的孩子的教育跟未来的社会匹配，为他们铺好路，家长也更放心。
　　毕竟，家庭的未来是他们的，社会的未来，也是他们。
　　这件事任重道远，需要全社会的努力，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也会做好本职工作，做更多对教育有意义的事情，期待我们的努力，能让孩子的教育有更好的突破。
　　志坚，则事成。

来源时间：2019/11/4   发布时间：2019/11/1

旧文章ID：19939

作者：老王开灰机  来源：老王爱漂移

　　这位16岁少女说，巴格达迪强奸了她们，并要求穆勒改变宗教信仰（唯有穆勒是美国人）。不过，面对恐怖的虐打，穆勒并没有屈服，坚守自己的基督教信仰。
　　于是，巴格达迪亲手拔掉了穆勒所有的指甲……没错，这就是被华盛顿邮报尊称为“严肃的宗教学者”，被CNN当成亲爹，被纽约时报……的巴格达迪。而且，拔个指甲算个毛？巴格达迪还曾亲手把活人的X，慢慢割下来！

　　言归正传，此次军事行动之所以以凯拉·穆勒命名，并不是她最终被巴格达迪杀害（被杀害的人太多），而是穆勒曾有机会和其他女孩一起逃走，但她却留在了地狱。因为，她不想丢下另一名身体状况不佳而无法逃跑的女孩！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当川普不顾总统身份，对着全世界说“这个狗X的懦夫，死得不如一条狗”时，所有被IS残害的冤魂都可以安息了。那么，伟大的川普得到了什么？呵呵，不同于奥巴马击毙本拉登后获得全美盛赞，川普得到了无数个FUXK!

　　当川普坐阵军情室指挥干屎巴格达迪的军事行动时，美国圣安东尼奥Mala Luna音乐节上，黑人说唱歌手YG请一位歌迷上台互动。随后，YG要求这个年轻人喊FUXK川普，并问候川普的母亲。这个年轻人拒绝这么做，就被YG推了下去……想说毛？即使川普为凯拉·穆勒报仇雪恨后，数万美国人民依然对他发出嘘声！
　　就在宣布巴格达迪身亡后不久，川普率妻子参加当天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职棒大联盟（MLB）比赛。当摄像机镜头转到了在现场观看比赛的川普时，前一秒还在为场上球员欢呼的4万多名观众，下一秒就发出了嘘声，并伴随着此起彼伏的FUXK声，不绝于耳。于是，美国著名主持人皮尔斯·摩根怒了。

　　皮尔斯·摩根怒骂数万名美国观众不要碧莲，他说哪怕你再讨厌川普，但是时机也是不恰当的。在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分子被消灭的日子里，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放弃党派争执，共同庆祝这一成果。或者说，在凯拉·穆勒母亲感谢川普的这一天，就不能闭上逼嘴吗？呵呵，不能，因为美国人民对川普的仇恨已经超越了一切，恨到了骨头里……
　　不是干屎巴格达迪的今天，而是已经快三年了，美国最大的政治正确依然是FUXK川普和问候川普的母亲。直到今天，美国主流社会中依然没有人敢支持川普。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人身安全问题，“打不了川普，还打不了你吗？”

　　美国已经发生了多起袭击川普支持者的案件，甚至还有个11岁小孩只因为和川普同命，就被霸凌到退学改名。而且，不仅是美国人，就算你去美国旅游，导游也会告诫你，千万别和美国人说你喜欢川普……
　　只是，美国人为毛这么恨川普？因为，美国人对川普恨之入骨的原因就藏在，美国人对奥巴马爱之入髓的理由中，美国梦。

　　毫无疑问，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最受民众喜爱的总统之一，这和政治无关，而是奥巴马本身就是一碗“美国梦”鸡汤。从非婚生子女到贫困生，从肯尼亚到美国哈佛，从芝加哥最年轻教授到……
　　So，奥巴马的鸡汤就是，如果我努力，我也能成为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好吧，就算小布什这样出生于政治世家的总统，也一直强调自己“能力之外资本为零”的美国梦……那么，川普呢？

　　川普也曾装逼讲述自己的美国梦，只是……这货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自己创业起步时难得一笔，因为他爹非常小气，只肯给他一百万美元做启动资金！就问你，手心是不是发痒？想不想抽这货的碧莲？
　　很显然，川普打碎了无数人的美国梦，就是一碗人见人恨的毒鸡汤。而且，这货不仅得罪全美屌丝，还得罪了所有美国政客，不分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总统的政客不是好政客，入住白宫是美国二百多年来所有政客的终极美国梦！然而，此前一直住在N亿美金豪宅的川普，刚上任就吐槽，白宫又小又破，寒酸得一笔，就特么不是人住的地方……想说毛？更过分的是，川普得罪了佩洛西！

　　不管美国谁当总统，都要给N朝元老佩洛西三分面子，但你觉得川普会给吗？这两年，川普与佩洛西已从党派之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私人恩怨。比如，三个月前的6月7日，佩洛西在民主党的一次高层会议中公开宣称，“我不想看到他（特朗普）被弹劾，我想看到他坐牢！”……于是，在干屎巴格达迪的第二天，佩洛西发动了对川普的正式弹劾！
　　10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公布了一项对川普进行弹劾调查程序的决议案，并将于31日对该决议案进行投票……毫无疑问，这显然是最不适合弹劾川普的时刻，那么佩洛西为毛还要一意孤行呢？
　　因为，没有时间了，必须在2020大选之前给川普最后一击。哪怕，失败的代价是民主党解散。只是，这次破釜沉舟的弹劾，有1%的几率把川普赶下台吗？
　　哎，这和川普到底有没有通乌，没有一毛钱关系，而是佩洛西和二十年前共和党一样，对美国人民碧莲的厚度一无所知！

　　在遥远的1998年，克林顿爆发拉链门丑闻案之后，全美国人民的肺都气炸了，发起游行要求把克林顿赶出白宫。毕竟，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也无法忍受总统X一个和自己女儿一样大的实习生！而且，克林顿为了省宾馆房钱，居然在神圣的白宫总统办公桌上，会议室中，卫生间里，走廊……

　　当然，很多人会装逼说，美国总统X实习生没毛病，弹劾克林顿是因为他在法庭上，手按圣经说谎了。
　　嗯，很多人都忘了，美国其实是个宗教国家。那么，手按圣经发誓说谎，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在祠堂中，捧着祖宗牌位发誓说谎……
　　So，这已经不是弹劾下台的问题了，而是美国人民恨不得在纽约时代广场对克林顿实施石刑！于是，在全美人民的坚决要求下，共和党对克林顿发起了弹劾。之后，当所有人都以为克里顿必然下台时，投票结果出来了。
　　投票结果毫无悬念，美国人民坚决要求克林顿继续当总统，哪怕他在美国最神圣的白宫X了比自己女儿都小的实习生，哪怕他手按圣经说谎。为毛？很简单的道理，你看看克林顿时期的美国经济有多好？再看看美国在国际外交中有多强势？

　　呵呵，克林顿这样的“好总统”下台，是谁的损失？一旦克林顿下台，倒霉的是美国人民自己啊。至于之前强烈要求弹劾克林顿，不过是人民装装样子而已。于是，共和党就倒八辈子血霉了。
　　前一天还坚决要求共和党弹劾克林顿的美国人民，第二天就大骂共和党拿着纳税人的钱不干正事，尽特么天天盯着裤裆里那点屁事（支持率大跌）……这说明什么？
　　说明，只要国富民强，美国总统就是X自由女神像也没毛病！那么，佩洛西为何还不明白，就算川普真的“通乌”了又怎么样？难道，现在美国经济还不够好吗？
　　不是看不起书生奥巴马，而是土逼房地产商搞经济真牛逼！现在，美国经济不是小好，也不是大好，而是特么史无前例的巨好！更何况，美国现在在国际上，想打哪个打哪个，浪得一笔啊！于是，面对弹劾，川普大神一点都不慌……

　　当记者提问“总统是否需要一个团队来应对弹劾调查”时，川普直接说不用，“我自己就是团队”。而且，这货看热闹不嫌事大，前几天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公布后，川普居然跪求弹劾“失业率3.5%，下降到了50年低点。哇，美国，让我们弹劾你们的总统吧！”那么，你觉得美国人民会把川普赶下台吗？
　　毫无疑问，你看到的一切都没错。直到今天，在川普干屎巴格达迪后，美国人民依然讨厌川普，FUXK川普还是政治正确，反川普游行依旧是美国日常……然而，所有美国人在把川普恨之入骨的同时，把选票投给了他。如何理解？呵呵，美国人民的伟大在于，他们只装逼，不傻逼！

　　港真，为什么美国是地球上的唯一超级强国？因为，信仰！美国人民从建国到今天二百多年不变的信仰是：小孩子才讲对错，成年人只看结果！
　　So，只要结果是国富民强，乱X的克林顿或招人恨的川普，依然是支持率最高的总统！反过来说，芝加哥大学教授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最会讲道理的总统，他讲的道理也全都对，但这并不妨碍美国人把他评为史上最差总统！
　　或者说，不然呢？

来源时间：2019/11/4   发布时间：201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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