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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米尔斯海默“集中精力对付中国”定会失望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老师约翰·米尔斯海默,他表达过一个观点:虽然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就提出了一个叫“重返亚太”的国家战略,但他说,这个战略一直没有被真正认真地实施。笔者同意这个判断。

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重视,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时间节点,笔者觉得应该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其实,美国战略界有一个共识:奥运会是和平时期综合国力的一个最佳测量仪。打仗是例外,打仗是你死我活,很快就能分出胜负,但战争成本太高。如果不打仗,怎么看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美国战略界认为,奥运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如果一个国家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总数第一,那它的综合国力不是第一,就是第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拿了51块金牌,美国拿了36块,我们是第一。这让美国战略界真正认识到了中国的力量,尤其是开幕式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太震撼了。有好几个美国朋友跟笔者说,那4个小时,他们的嘴巴几乎一直是张着的,因为太惊讶了,震撼一个接一个。

所以,可以说从那一年、从那场奥运会开始,美国开始真正重视中国。紧接着,2008年就爆发了华尔街金融危机,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这个时候,中国站出来了,中央政府投入了4万亿元人民币救市,又带动了地方融资平台大规模投资,很快就把中国经济从危机边缘拉了回来,也把世界经济从危机中带了出来。这让美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中国的力量。

一旦美国发现中国有力量,它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拉中国,用中国古代的话说,就是“招安”。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随着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美国战略界出现了一系列描述两国关系的新概念。2005年,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利克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说法;2006年底至2007年初,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与莫里茨·舒拉里克创造了“Chimerica”(中美国)一词,形容两国经济的共生关系;2008年,弗雷德·伯格斯滕在《外交事务》撰文倡导中美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随后布热津斯基于2009年初正式将其概括为“G2”(两国集团)概念。这些概念共同构建了一种“天作之合”的叙事——一个负责生产,一个负责消费,似乎是完美的经济搭档。

但中国并未全盘接受这种定位。对于“G2”的共治邀请,中国官方明确予以回绝,认为这超出了中国的发展阶段和能力范围;对于其他概念,中国也保持了战略模糊,既不完全拒绝,也不全然接受。这种态度暴露了两国对彼此角色认知的深层分歧,加速了美国战略界对“接触政策”有效性的反思,为后来的战略调整埋下了伏笔。

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正式提出“重返亚太”(Pivot to Asia)战略,后于2012年调整为“亚太再平衡”(Asia-Pacific Rebalance)。这一术语演变具有双重意涵:一方面,“Pivot”所隐含的”战略转向意味引发了欧洲及中东盟友对被边缘化的担忧;另一方面,“Rebalance”通过强调资源分配的再优化,构建了一种“恢复秩序”而非“战略背离”的叙事框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战略调整实际上继承并升级了小布什政府后期对亚太地区的关注,但“重返”(Pivot)的表述在政治上引发了争议——小布什政府旧部及共和党批评者认为,该术语暗指前任政府忽视了亚洲,这种暗示令他们感到不满。

定调之后,美国本来要做事,结果还没真正开始,就被其他事情干扰了,比如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美国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转移到了利比亚,后来又想打叙利亚。叙利亚打了一阵,普京来了,俄罗斯派兵支持阿萨德政府,美国就被拖在那里了。

中东的事情还没结束,乌克兰那边又出事了。2014年,美国支持的乌克兰亲欧派运动导致亚努科维奇政府垮台。之后,麻烦就来了:亲俄的乌东四州要独立,乌克兰政府不让它们独立,内战就开始了。然后,俄军支持乌东民兵,并直接出兵占领了克里米亚。

所以,总体上看,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是慢慢变化的。从我们搞战略研究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敏感性还是可以的。通过北京奥运会,再加上中国在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的应对,美国战略界已经比较准确地估计到中国要崛起。他们的招数大概是这样:第一招是“招安”,搞“G2”“中美国”那一套;招安不成,就搞“亚太再平衡”。

但问题是,美国作为“一把手”,要管的事情太多。它还没来得及把注意力真正调过来,中东就出事了,欧洲东部、俄乌那边也出事了,它就被分心了。所以结论是:虽然美国在2010年前后就提出要把战略重心转到中国这边,但它一直没有真正做到。

后来特朗普上台,拜登上台,他们仍然想把战略重心摆到中国这边,但看起来实际上也没完全做到,时不时就会被其他事情分心。今年就很典型,美国很大一部分精力被伊朗问题给牵走了。所以,确定一个政策本来就不容易,确定之后要真正执行,更是相当不容易。

米尔斯海默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一直认为,美国真正的对手是中国。笔者认识老米。他第一次来中国,大概是二十年前,第一站就到了人大。笔者跟他聊得还挺好,他那一趟在中国大概待了十天左右,对中国印象很好,对中国学界的感觉也挺好。

但很有意思的是,他说,虽然他很喜欢中国,但正是因为我们太像了,而且中国的实际力量太强了,所以他认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应该说是一个真正的“美国至上主义者”,从美国利益出发看问题。他的方法论很简单,就是现实主义:只看实力,不看别的。所以,最后他对中国的态度就是这样:他个人非常喜欢中国,但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他认为中国是真正的对手。因此,他特别希望美国能把其他地方的事情先放一边,集中精力对付中国。

但实际上,他现在应该是很失望的。美国这些战略家、政治家定力不够。从大战略上讲,美国必须聚焦中国,但往往这些政治家、战略家会被一些小事带偏,结果一直没有真正聚焦成功。虽然“回归亚洲”这个说法从2010年就开始提了,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但一直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原文发表在作者公号金金乐道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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