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是雪耻的终点,也是西太平洋三岸三地人、乃至太平洋东岸美国人保守我子曰“见不贤而自内省”的一个起点。因为美国人最敬畏、最庄严之所——最高法院东侧门楣上,孔子与摩西、梭伦三圣雕像并排肃立,楣壁铭文早已刻石明志以自警:即正义者,捍卫自由之序也。–刘国华
【编者按:台湾光复是指1945年10月2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将台湾及澎湖列岛移交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重大历史事件,标志着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结束。本文作者刘国华作者系《21世纪经济报道》前资深记者、管理版主任,复旦大学EMBA。文章内容不代表本站观点。】
1945年10月25日,台北受降。
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陆军上将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这是划时代的国际政治与历史事件!标志着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之历史彻底终结,台湾光复。自1885年清政府首次建省以来,台湾重新回归其作为中国“海疆门户省”的政治地位;自1661年郑成功东征成功驱荷以来,这是华夏民族第二次“反殖民”正义战争的伟大胜利;自1335年元朝在台澎首次专设巡检司以来,中央政权对台澎治理传统再度恢复;自12世纪中叶南宋将台澎隶于泉州晋江县管辖以来,华人世界“保境安民”治理传统在台湾重新落地;再上溯至公元230年,三国时代,吴主孙权在南京石头城水军总部秉麾仗钺遣万余将士“浮海求夷洲”、经略东南以来,两岸人民休戚与共已经一千七百九十六年。
光复不止于仪式,更是一场雪国之耻的象征。1945年8月11日清晨,五十五岁、目疾几盲的陈寅恪先生,在成都燕京大学忽闻日本乞降,大喜赋诗云: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甲午战败割台之时,陈寅恪五岁。日殖台湾五十年,恰是他在“内忧外患”中成长的五十年,及至亲历“国破山河归”的大悲大喜。此诗代表那一代中国士人同频共鸣的心志与精神本能。
毫无疑问,台湾光复是雪我沉痛之国耻,吾人当永远铭记。但是,八十一年沧海巨变之后的今天,我们更应深刻审视日本近代侵华战争的根本原因,即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富国强兵”、“以战立国”、“以战养战”的军国主义思潮与政治结构、政策与道路之罪恶何以形成,何以对东亚及世界酿成如此滔天之禍。
明治之前,日本是一个以幕府为名义共主、由260余藩大名分权治理的封建岛国,并无对外暴力扩张之野心与能力同时并存之政治条件,与中国及中国诸藩属国亦处于长期和平共处的主流国际状态。但是,1871年“废藩置县”却是一次“拆封建、建中央”之巨变。日本自此从封建制向郡县制政治体制转型,形成一个天皇一尊、高度中央集权、且军部独行的民族主义国家。日本由封建向郡县转型,与我“周秦之变”,由春秋、战国至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模式亦有所不同。日本是十几年遽变完成,而中国是经数百年战争与礼法演变淬炼而成;二来,日本郡县遽变形成以军部为主导、脱离文官与议会钳制的军国政府,而中国秦汉郡县体制的转型,尽管亦是皇权一尊之高度中央集权。但是,儒家文官节制着武官的传统得以长期保守。
日本军国政治形成有其“雄藩”崛起的内在因素,也与其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学习西方列强如德国俾斯麦“铁血相凌”强权暴力逻辑有重要关系。日本军国民族主义暴力扩张之动能,最终被二战同盟国并肩作战彻底征服、平定,并被成功结构性改造为“受限和平宪政”国家,这是今天日本人、两岸华人及世界人民之大幸。
因此,今天纪念台湾光复八十一周年,警惕包括日本及任何国家与地区之“军国民族主义暴力”隐患,仍然是我们两岸华人的共同义务与责任。抗战烽火年代,五万多名台湾爱国勇士冲破日殖军警封锁、跨海迂回,奔赴祖国大江南北,投身抗战前线。他们有的参加国民革命军会战淞沪、南京、武汉、长沙、常德、滇缅……,有的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于敌后从事情报、翻译、医务……他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也是我们今天纪念、学习台湾光复历史当精思力践之榜样。
万山不隔重阳日,一峡共起怒涛声。
八十多年前,两岸仁人志士戮力同心抵抗侵略的怒涛声里,也有警钟声。民族英雄当年殊死搏斗的敌人——“军国政治暴力”,也是我们今天与未来的敌人。
台湾光复,是雪耻的终点,也是西太平洋三岸三地人、乃至太平洋东岸美国人保守我子曰“见不贤而自内省”的一个起点。因为美国人最敬畏、最庄严之所——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东侧门楣上,孔子与摩西、梭伦三圣雕像并排肃立,楣壁铭文早已刻石明志以自警:Justice, the Guardian of Liberty,即正义者,捍卫自由之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