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成：中美关系新定位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结构性矛盾难以根本解决的背景下，元首外交的最大意义在于防止双边关系“垂直坠落”，为两国维持沟通、合作与稳定提供战略缓冲。李成认为，特朗普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其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较弱，更重视现实利益与“大交易”，因此在经贸、地区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中美仍存在达成务实合作的空间。与此同时，经贸联系依然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双方在投资、供应链、农业、能源等领域具有高度互补性。访谈还强调，人文交流和民间接触对于避免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至关重要，中美不应将彼此视为敌人，而应共同应对AI风险、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全球性挑战，以寻求长期和平共处与合作发展的可能。以下为转发的采访记录。

元首外交防止“垂直坠落”

《中国新闻周刊》：在当前的历史时期，本次元首会晤对中美关系有哪些重要意义？

李成：对中美双方而言，本次元首会晤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防止中美关系“垂直坠落”。同时，当前是一个机遇期，双方能达成一些可操作、能落地的共识。

基辛格博士生前多次对我说，中美元首见面时，双方的重点有所区别。美国倾向于“就事论事”，而中国更关注战略框架。就本次会晤而言，特朗普在乎解决关税、经贸、地区冲突等具体问题。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战略定位。换言之，美国总统究竟将中国视为朋友、伙伴、对手还是敌人？

纵观过去几十年，特朗普可能是最常称中国为“朋友”的美国总统。他也一再表示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无论其真诚度如何，这种态度至少与拜登政府及特朗普周边的一些美国鹰派人士非常不同。那些人将中国定义为最大的“敌人”或“对手”，而特朗普极少从意识形态出发表达这种立场。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更加自信、更有经验、更有权威，也更有取得政绩的紧迫感，在对华决策时可能更少受到那些鹰派人士的影响。这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在一些具体地区安全问题上，双方也有合作意愿。目前，特朗普在伊朗局势中的处境并不轻松。他未能实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更迭，也未能摧毁伊朗核设施，现在转而想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讽刺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袭击伊朗之前，本来就是开放的。这个问题悬而不决，将对特朗普构成较大的打击。他需要中国的帮助，而中国也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是经贸问题。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后，美国又在造船、航运等领域采取打压举措，中国自然也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现在，双方都有意愿达成新的共识。我认为，贸易、关税、稀土、供应链、中国企业在美合法权益、美国农业产品与能源对华出口、双方增加投资等等议题，都可能在本次会晤期间及之后取得新进展。

《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的决策往往被形容为“多变”和“难以预测”，如何评估他在中美关系上的确定性？

李成：特朗普个人确实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还是一位充满悖论的领导人。他有时显得善于操纵别人和别国，但在一些重大事项如伊朗问题上，又会被以色列这样的外力所影响。

但总体而言，特朗普意识形态观念不强，但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人，拥有很强的政治敏锐度。他不注重承诺，但也不教条僵化。在一些中国关切的重大问题上，他会采取比其他美国总统更为实际的立场。而且，他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意味着他认为美国已不再那么伟大，他一直认为中国很强大，对中国怀有敬畏。这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更重要的是，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本身就具有确定性。一次元首会晤不可能解决中美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但我们必须与在位的领导人进行谈判，因为无论你喜欢与否，在位者才是决定政策走向的人。外界无法有把握地预测特朗普的未来政治前景与政策变化，但在当下，与他谈判能做成很多事情。

最为重要的是，元首会晤虽不能使中美关系发生180度扭转，却可以防止其“垂直坠落”。这意味着两国交流、对话的大门依然敞开，经贸、教育、人文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都可以继续维持。如果没有这个保障，中美关系可能会迅速滑向更糟糕的方向。因此，这次会晤是极有价值、极有意义的。

“不应将彼此视为敌人”

《中国新闻周刊》：经贸一向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近年来，随着美国不断加码“关税战”，一些观点认为，经贸反而成为中美关系波动的“导火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李成：这个趋势始于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主要和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相关。

中国人或许很难理解，“全球化”在美国已成为一个贬义词。这是因为，虽然中美两国都从全球化中获益，但两国内部的受益结构截然不同。中国的所有收入群体都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即便是最低收入群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实现了约200%的增长。

而美国由于内部分配机制不同，只有收入最高的20%群体从全球化带来的增长中受益。美国男性蓝领工人的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基本没有增长。2023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整个中产阶级（人口的50%）总和。这种“贫富差距”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对此，特朗普试图通过关税来改变现状。如果我们梳理特朗普从商人到从政的整个历程，他虽然有很多不可预测性，也以多变著称，但他有两大立场从未改变，一是保守的移民政策，二就是关税。他甚至称关税是“词典中最美好的词”。“关税战”并非专门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全世界，包括美国盟友。只是由于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且中国存在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所以对华关税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其实，美国贫富差距加剧，主要缘于美国自身的分配结构矛盾，而非全球经济版图变化的结果。美国经济学界也并不认为关税是解决方案。近期，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违宪，这反映出美国政商各界对此存在广泛保留。

然而，特朗普的政策赢得了关键选民群体的支持，特别是白人男性及中下层民众。这些群体构成了特朗普的基本盘。拜登在上任后，没有敢真的取消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增加的关税。这也反映出，不少美国民众在关税问题上与特朗普的立场一致。

经贸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经贸联系代表着双方利益的交汇所在，正所谓“当贸易停止，战争或许就开始了”。但可惜的是，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认知并不清晰，而美国的国内政治议程，又绑架了华盛顿对此的认知。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问题如何才能得到解决？

李成：美国的内部结构性矛盾需要时间来化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现在不能开展合作、实现互利。

我认为，中国应当进一步注重包容性增长，致力于将经济蛋糕做大。事实上，中国的发展会给美国带来许多机遇。两国经济实际上仍有很多互补之处，特别是在农产品、能源、天然气等领域。特朗普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动相互投资。随同他的美方商界代表覆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诸多领域，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也需要共同寻找新的增长点。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关键方向。特朗普是房地产开发商出身，自然清楚中国在建造业、制造业、房地产，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强大实力。总之，通过持续的交流与互动，中美双方可以逐渐改变彼此的认知。中国也不愿放弃美国市场，而美国同样应该看到，中国近年来在许多方面的迅速发展，不仅是对美国的挑战，也意味着美国企业的宝贵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中美可能就建立人工智能（AI）双边磋商框架达成共识，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你对此有何期待？

李成：首先，AI治理一直是近期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也是国际社会非常期待中美能达成共识的话题。在拜登担任美国总统时期，中美领导人就曾达成重要共识：应维持由人类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决定。

此番外界关注的中美AI双边磋商框架，其意义在于，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仍将长期持续，但这不意味着两国会在AI治理上必然走向对立。AI失控将是中美乃至人类共同的灾难，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应对的威胁。因此，我们应有更广阔的想象力，并认识到AI大国同时也是面临AI风险最高的国家。中美必须就此加强沟通，形成共识，明确规则。

我希望双方在AI治理上的合作，还能发展为一个更根本的观念转变：中美不应将彼此视为敌人，真正的敌人是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这包括AI风险，也包括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全球贫富差距、大规模传染病等。

遗憾的是，特朗普对其中一些议题兴趣不大。但他对AI的态度有所不同，他身边有不少从事AI开发的商界朋友。而且，特朗普的特点是他自认善于达成“大交易”，虽然未必深思熟虑，但可能因一时兴起而采取行动。这种即兴决策有时也能带来积极结果。我们则应抓住这个机会。

不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新闻周刊》：你长期身处中美一轨半、二轨对话的一线，你觉得中美民间交流，特别是人文交流的现状如何？特朗普执政期内，我们还能期待怎样的改变？

李成：民间交流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中美关系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然而，当前中美人文交流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在全球“汉语热”的背景下，美国仅有约2.8万名学生在校学习中文，来华留学的美国学生也比较少。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11月提出“5年5万”倡议（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我们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美国主流民调显示，29岁以下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比其他年龄段高出15%至30%。有人认为这与TikTok（海外版抖音）的流行有关。但实际上，民调数据在TikTok流行之前已经展示了这种有趣现象。

我认为，这可能与美国年轻人没有冷战的历史包袱有关。此外，美国大学生在校园里与中国留学生有大量的接触，他们亲眼所见的中国，与美国传统舆论所妖魔化的形象不同。这提醒我们，只要交流持续、大门常开，中美民间认知就不至于出现极端可怕的局面。

在这方面，特朗普确实发挥了作用。据美国媒体报道，2018年，白宫政治团队曾讨论一项禁止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被特朗普否决。若非如此，这将对双边关系造成很大伤害。

目前，美国国会有不少两党议员在试图立法限制甚至禁止中美科学交流，包括学者访华和学生交流，而特朗普却多次表示欢迎中国留学生。他此番更亲身来到中国，自然会带来积极影响。美国各界人士会问：总统都去了中国，为什么我们不能去？而其他国家也会认为，美国都要与中国改善并发展关系，为什么我们不也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虽然美国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好感度较高，但很多人担忧，在对中国的印象和态度上，年轻一代的美国“中国研究专家”没有上一代知华派学者友善。这是为什么？这种情况是否可能改变？

李成：确实存在这样的反差。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较高，但在台面上活跃的一些年轻学界、政策界人物，大多以对华强硬甚至可以说以“反华”著称。一方面，这是一个“自我筛选”的过程。在当前华盛顿的政治氛围中，往往只有展现对华强硬立场的人，才可能得到更多重用。另一方面，这也与美国教育结构的变化有关。

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如芮效俭、傅立民等，深谙中国文化，能讲流利的中文。而新一代学者则深受“美国至上”及“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影响，且在量化教育体系中成长。这反映了过去三十年美国社会科学界的知识结构转变：经济学变成了数学，政治学变成了统计学。重量化、轻人文的教育倾向，忽视了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无从真正把握中国人的观念与思想。我认为，美国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改变这种状况需要耐心。所谓“不友善”的人具体情况各异。有的人比较了解中国，只是对中国崛起感到恐惧；有的人是因为不了解中国；有的人则是因受意识形态影响而妖魔化中国。对不同的人要区别对待，关键在于，我们至少要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中美关系若持续紧张甚至走向冲突，将没有赢家。

我时常想起在基辛格晚年时和他的谈话。他说，在人类历史尤其是现代史中，很少出现两个国家棋逢对手、势均力敌的局面，这种情况下的两个国家并不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相反，双方有可能实现长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而且，在智能化战争的时代，很难想象这两个国家之间会产生所谓“赢家”与“输家”，若仍以“修昔底德陷阱”所暗示的战争方式解决问题，其结果很可能对全人类都是毁灭性的。总之，我们不应以宿命论的视角看待大国关系，而应积极寻求和平共处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