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设立专项研究“中国的美国研究：口述学术史”，对中国在美国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就美国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个人的治学经历和经验等进行系列访谈。近日，《美国研究》编辑部专访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梅仁毅。以下为采访的部分内容。）
一 成长经历与学术之路
问：梅老师您好！我们现在从事“中国的美国研究：口述学术史”研究，拟采访一些中国美国研究领域的前辈。您长期从事美国研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创办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想请您谈谈您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您是如何走上美国研究之路的？
答：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美国研究始于美国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邓炎昌教授。邓炎昌教授是美籍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应征入伍并上大学，后来来中国进修。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发表，这时我们学校的几位老一辈学者意识到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前景，便开始从事美国文学教学和研究。我原本从事英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后转为美国文学。我们从1980年开始编写第一本美国读本，由北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研社）出版，是中国最早的英文版美国研究教材。那时条件比较艰苦，手头缺乏现成的材料，大家就把《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的内容剪下来，拼贴整理，最终编成了一部教科书。我们当时不仅编写了中国最早的美国研究读本，也率先用英文开设了相关课程。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美国研究，就是从这一步开始的。
中华美国学会成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邀请邓炎昌老师与会，我们也就随之进入美国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北京外国语大学与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学术合作，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的。我第一次参加中华美国学会会议，是在美国所原办公地点——建国门内大街5号社科院科研大楼13层。
就从事美国研究而言，我个人具备了一些特殊条件。我在上海出生、长大，小学时就读于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我的叔祖父是一位律师，祖籍广东台山。他自台山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学成后回国在上海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我家曾住在忆定盘路（当时的英文名是Edinburgh Road），距中山公园几步之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叔祖父正在赴美途中，“珍珠港事件”爆发，他的行程被迫中断，滞留菲律宾并参加了当地游击队，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上海。当年，我家里的书架上有很多英文书，大多是法学类的书籍。我是在这样一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环境下长大的。1982年我去耶鲁大学访学，耶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老师问我：“你是否感受到‘文化冲击’ （Culture Shock）？”我说没有。在我看来纽约就是“放大了的上海”，没什么了不起！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是耶鲁大学的图书馆。我说：“最了不起的是你们的图书馆——你们图书管理员肚子里的东西，真是了不得！”当时在耶鲁大学，读者随时可以向图书管理员求助，他们几乎都能对答如流。这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有两位教师获得富布莱特项目资助，我是其中之一。我当时申请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三所学校，都被录取了，我最终选择了耶鲁大学。赴美访学前，学校对我说，“你回来要开设一门关于美国的课程，访学期间你要做好相应的准备”。系主任王佐良、许国璋教授看我愿意学习外交史就说：“你努力去做吧！”是他们的远见和我原来的学科背景共同促使我踏上了美国研究这条路。
在耶鲁大学访学半年期间，我主要的目标是为回国后开设三门课程做准备，其中包括“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我意识到，回国后可能很难再有整块时间静下心来系统阅读和写作，所以必须在访学期间完成备课任务。我的指导教授是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他本人曾是自由派学者，也是一位反核运动先锋。他对我说，耶鲁大学的导师对我的评价较高，认为我的课程讲稿已经达到了可以发表的水平，对此他们表示很放心。回国后，我在学校正式开设了“美国外交史”课程，“中美关系史”课程则是在此之后准备的。我多次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等机构举办的学术会议，并有幸结识了杨生茂先生等老一代中国美国史学者。
1987年，美国学术交流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在华举办首届美国研究工作坊（China based American Studies），主题为美国选举，会议地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黄绍湘、刘绪贻、杨生茂等老一代中国美国史学家参加了此次会议。第二届工作坊是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主题包括美国政府、联邦主义等，黄仁伟、任东来等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问：您哪年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您是因为到北外就学而从上海来到北京的吗？
答：我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就读，与抗美援朝背景下的国家选拔团干部有关。1953年，中国设立“军事干部学校”，外交干部也被纳入其中。“军事干部学校”从上海的团干部中选拔人才，我当时正在上中学，有幸被选中。当时，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人民大学外交系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几所学校可供我们选择。我选择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刚到北外时，校园是在现在的西院，环境十分荒凉，只有一条小河沟和一座小桥。当年全校开大会就在北外西院一个大操场上，冬天非常寒冷。毕业时，我与班上另外两名同学所有科目成绩均为五分，作为本科生留校任教。我对教育事业的情有独钟始于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主人公瓦尔瓦拉的动人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东铁营”的农业合作社种菜，当年学校一些老先生也都被下放了。此后，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包括我在内，又被下放到湖北沙洋。恢复高考后，王佐良等老一辈学者展现出远见卓识，他们认为中国未来必然要与美国打交道的，因此要求学生必须具有两种素质：一是必须英文好，二是要深入了解美国。那时恰逢中美富布赖特项目开启，我由此走上了美国研究之路。
在确定研究方向时，我跨领域选择了美国外交史。在耶鲁大学访学期间，我读了大概700多本专业书，撰写了4000余页的讲稿，为回国后在系里开设美国外交史课做了充分准备。在从事美国研究和外语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研究一旦深入下去，就必然要走上跨学科的道路。不了解美国国内政治、文化，就无法研究其外交。所以，我逐步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其他相关领域。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1984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召开的美国研究学会（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ASA）年会。中国教育部组团参会，代表团成员来自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对我而言，参加此次会议有两大收获：一是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学科，我们在学科之间进行了充分交流，二是中国的美国研究方向在这次会议上基本确定了下来。此次美国之行的参访路线，从早期移民登陆的地点开始，依次访问了弗吉尼亚杰斐逊故居、弗吉尼亚大学等，之后参观了费城自由钟，最后访问联合国。一路走下来，我对美国的美国研究的整体概况有了更具体的了解。美国每所大学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专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侧重研究唐人街和华裔美国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 Riverside）专门从事华裔研究；弗吉尼亚大学则聚焦于政治学研究。当时参会的中方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的美国研究要走自己的路，不能仅限于“美国历史加文学”（American history plus American literature）。中国的美国研究绕不开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此次访美，我还有一点感受：美国并非什么好得不得了的国家。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场景是，那年冬天，我走在华尔街上，听到街边传过来奇怪的声音，走近发现是两个纸板之间躺着一个活人，蜷在那里躲避寒风。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我于1974年随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一同访美。在那次访问中，我感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支持。我们当时的一项任务，是为筹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设立的高级翻译班进行考察——联合国希望在北外设立这个培训班。1979年，北外正式成立了高级翻译班（又称“译训班”）。
自1960年研究生毕业以来，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从事外语教学。精读、泛读、口语、写作、翻译、报刊阅读，这些课程我都教过。除了教书，我也参与了大量的教材编写工作。在张汉熙教授指导下，我参与了《高级英语》的编写；协助许国璋教授编写他主编的教材；主编了《现代大学英语》精读五、六册和《现代大学英语·高级写作》第五册。此外，我还编写了《国际金融阅读与翻译》。我很喜欢教学，也很投入，得到了学生的肯定。二是在王佐良教授的指导下，从事18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和教学。这项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十年。虽然我在文学方面造诣不深，研究时间也不长，但对我的文字修养大有裨益。三是1982年，我作为早期富布赖特学者到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访学，研究美国外交史，从此进入美国研究行列。我参与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建立，并一直参与中心的教学工作，主编了《美国研究读本》，同时从事研究生的教学。我是北外较早从事美国研究的人员之一。这要感谢王佐良和许国璋两位教授的宽阔胸怀和远见，他们支持并鼓励我脱离他们所在的专业，另辟新的领域。在邓炎昌教授的帮助和带领下，我逐渐深耕于美国研究领域。老一辈学者的这种精神和品质，一直激励我前进，鞭策我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以适应国家的需要。
二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
问：请您谈谈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最早也称为“美社”，指美国社会与文化教研室）的发展历程？
答：我们虽然也出国进行过学术访问，但与国内相同领域学者的联系和合作还比较少，这与我的专业是外语，而不是政治学或历史学有一定关系。我们迈出的第一步是与东北师范大学的合作。1996年，东北师范大学举办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我在那次会议上结识了该校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会后他们邀请我参与其举办的其他学术活动。那时东北师大会议要求的工作语言为英文，这使我们外语专业的学者得到了发挥优势的机会。
北外美国研究中心的发展与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美国研究中心的发展也比较顺利。美国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可简单地分为三个阶段：创业阶段、生存阶段、复兴和发展阶段。
1979年北外美国研究中心创立之初，我们的一个原则是要全面地了解美国。邓炎昌先生预见到中国人研究美国的重要性，因而积极推动北外设立美国学专业。他为美社（即现在的“美国研究中心”）定下三个基本原则：广泛地开设课程；平衡地看待美国；实行全英文教学。
美国研究中心的第一代教师平易近人、谦逊儒雅，为美国研究中心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他们开设了一批用英语讲授的美国学课程，以深厚的人文情怀、国际视野和辩证观点，培养学生具备一种理性分析的眼光和能力，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与美国。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美国研究中心邀请到一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以补充师资力量。外教们开设的课程与教学方式，开拓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富布莱特项目的开展，使北外的教师有机会赴美访学，在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编纂学等领域进修，比如北外朱永涛教授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习历史编纂学。
问：请您谈谈北外美研中心所取得的成就。
答：邓炎昌先生最早编辑出版了有关美国研究的书籍。富布莱特项目是双向的，中国学者赴美，美国学者来华。邓先生认为，富布莱特学者来华开展学术交流时，需要一个平台，于是就在北外成立了美国研究中心。
北外美国研究中心1979年成立，至今已走过47年，成绩斐然。我们一直在密切跟踪美国社会的新变化，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亨廷顿出版了《谁是美国人？》（Who Are We?）一书后，我们当时就发表了评论文章。奥巴马当选的时候，我们也撰写了相关学术论文。
为了实现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目标，自2001年以来，北外美国研究中心始终坚持“全英文、跨学科、重思辨”的指导思想，努力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知识储备、研究能力与综合素质，同时加强师资团队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美国研究中心的最大优势是师资力量。教师团队兼顾教学与研究，学科领域涉及美国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传媒、法律、宗教、海外中国学等。
近年来中国高校在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探索，为北外美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更大动力。北外美国研究中心注重系统的专业知识传授、严格的研究方法训练，批判性思维与国际视野的拓展，努力使毕业生成为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美国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些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例如：2007年，我们联合中美教育基金（US-China Education Trust，USCET）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9·11’后的美国：变化与延续”国际研讨会；2009年与国际美国学学会（Inter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IASA）共同主办“全球化背景下解读美国文化”第四届世界美国学大会；2010年与中美教育基金联合主办“美国中期选举与奥巴马执政前景研讨会”；2012年与中美教育基金联合举办“2012年美国大选与未来”学术研讨会；2014年与美国的美国历史学家学会（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OAH）合作举办美国史研修班；2024年与中美教育基金举办“融通人文·联结思想：中美文明对话新探”研讨会。这些活动对于促进中国国内的美国研究发展和中美两国人文交流大有助益。
问:在成立至今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北外美国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答:北外美国研究中心开展研究生项目（graduate program）,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96年设立博士点，至今已累计招收600多名硕士生和近60名博士生。他们毕业后工作在中国国内和海外的教育、媒体、外交、经贸等诸多领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事美国研究相关工作，包括在中国及海外任职的70多位高校教师，为美国研究学科发展贡献力量。2019年10月，我们举办了美国研究中心40周年庆典，来自海内外的200多名“美社”校友与老师们在北外校园欢聚一堂。
目前北外美国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培养仍分为硕士和博士两个层次，培养模式仍保留当初的一个特色：全部课程用英文开设，论文写作与答辩以及举办讲座也均用英文；课堂教学普遍采取讨论班形式。当前硕士课程包括22门美国研究专业课程，分为“社会文化”“政治外交”“经济贸易”三个模块，涵盖多个学科的核心领域；绝大部分为选修课程，从而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更大空间。通过四个学期的课程学习，学生能够了解国际关系、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基本理论，较系统地掌握美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知识、研究方法及学术前沿，最终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高质量的学位论文。
三 对当前美国内政外交和中国美国研究的看法
问：您如何看当前美国内政外交的新变化？
答：要理解当下美国国内的困局，有必要重返历史原点，重读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Common Sense）等美国建国文献，重新思考美国开国元勋们所构想的“山巅之城”（city on the hill）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特朗普治下，美国立国之初所秉持的核心原则，比如法治、分权与制衡、对知识与教育的尊重、对多元移民社会的包容，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哈佛大学等一大批高等院校曾是美国精神的重要象征，如今却遭到政治攻击和限制，美国移民政策收紧，对亚裔等群体的仇视难以消除。在经济衰退的压力下，民粹主义在美国越来越兴盛了。当自由主义走向极端时，保守主义通常会对之做出回应。里根首次当选总统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唯有将当下事件置于历史纵深中考察，才能真正把握美国政治的连续性与断裂点。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政治体制虽遭遇极化与僵局，但尚未彻底崩坏。联邦制作为美国制度的基石，仍在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尽管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成为诉讼对象，各州在政策上激烈对抗，但美国的司法系统、地方自治机制和制度性制衡仍在运行。这表明美国体制具有韧性，同时也暴露出深层结构性问题。
在外交方面，美国的同盟体系已远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冷战后的格局。传统盟友如英国“脱欧”后更聚焦于印太，强化与日本、韩国等国的合作，欧洲则在安全与经济议题上寻求更大自主性。这种离心趋势使美国在全球事务中越发显现出孤立倾向。在此背景下，单边施压或对抗难以奏效，更现实的路径是寻找双方可接受的沟通基础（common basis for communication），通过对话重建互信。中国的发展规模与综合实力已使其成为其他国家无法忽视的关键变量。因此，无论谁担任美国总统，都会考虑实施何种战略才能有益于美国自身利益。而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对现在美国的情况不认可。美国立国的几个原则，现在都被否决掉了。美国的传统是“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而现在美国政府与哈佛等高校对峙——没有了哈佛，也就没有了主义。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但也是一个殖民的国家。所以我认为要研究历史，重新研读《常识》，再看当年的美国开国元勋们到底希望建立一个怎样的“山巅之城”。美国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并非完全彻底地改变。
问：您如何看中国的美国研究？
答：中国学界比较一致地运用跨学科（cross-discipline）的研究方法研究美国。从事中美关系研究，同样需要考虑第三方的问题，把国内和国际的联动考虑进去。
首先，我们对美国的历史研究得还不够深入，对于美国文化还有点一知半解。像是特朗普现在将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联邦化，这种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其实，威尔逊政府、胡佛政府时期，联邦政府曾出动国民警卫队，清理华盛顿特区罢工的住宅区。很多事都是有历史背景和历史传统的，如果不把它们联系起来，就无法真正了解美国。
其次，要把研究重心转向州与联邦的关系/州层面的联邦制/地方州层面，这一点很重要。建国时期，美国联邦制运作得一塌糊涂，而如今，美联储都成为诉讼对象。这些现象反映出美国体制内部的制衡机制仍在运行并发挥作用。现在美国联邦与州之间、州与州之间争斗不断，而法院也介入其中。这说明美国的制度性机制依然在起作用。
四 寄语年轻学人
问：在英语教学及学生培养方面，您有哪些体会、感受或经验？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认识外语学习的重要性?
答：2021年9月25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80周年校庆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北外的老教授们回信，向他们及全校师生员工和校友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你们辛勤耕耘数十载，矢志为党和国家培养外语人才，年事已高仍心系于此，这就是人民教师的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中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大批外语人才，外语院校大有可为。“希望你们继续发挥传帮带作用，推动北外传承红色基因、提高育人水平，努力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在推动中国更好走向世界，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上作出新的贡献！”这封回信已成为北外办学的重要指导思想，学校将“三有”人才（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
我学了一辈子英语,最勤奋时曾一年读700本英文书。在北外读完本科后，我留校任教，主教精读课。我认为，之所以各高校英语系都要开精读课，是因为精读可以解决英语学习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兴趣的问题，也就是对于语言（language）和内容（content）的好奇（curiosity）；二是学习能力的问题，在精读中，学生可以快速理解各种语法现象，并高效完成词汇积累。兴趣和能力的问题解决了，学生便具备了独立完成其余学习内容的前提。
我认为,在精读课上,如果能把作品的主题讲透,学生自然会产生学习语言细节的动力。但如果只停留在讲语言点上,学生就只能通过机械地练习来呆板地学习。讲一篇课文,等于给文章开刀。你讲得透,学生听了会觉得非常有意思,有所领悟。
早期的学生,掌握的资料相对有限;而现在的学生知识面比较宽,主要是因为可以运用网络资源和手机,获取的信息更多了。不过,早期的几批学生,经过一些社会磨炼,这对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是有助的。
关于人工智能时代还要不要学外语，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主要理由有三条。第一，人工智能难以解读语言中蕴含的人情世故、文化内涵和文学韵味。想读原版好书、看懂深层意思，还得自己掌握外语。第二，学外语能锻炼学生的思维方式，拓展跨文化眼界，这是心智能力，人工智能给不了。第三，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开展对外交流，还是在国际上发声，外语都是一道硬门槛，仅靠人工智能撑不起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工作。总之，人工智能不能代替人的学习、思考和感悟。越是有人工智能，越不能偷懒，越要自己掌握外语，学习外语仍然很重要。这也是我在北外几十年教授精读课的深刻感悟。
问: 您对我国从事美国研究的青年学者有什么建议或期待？
答：我们研究美国要客观地看待美国，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伊甸园”（Garden of Eden），它也不是“地狱”（hell），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美国能够在短短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就成为超级大国，必有其长处。它的长处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弄清楚。有学者在谈论“美国衰落”，这或许在提醒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对美国的把握是否正确。为了避免两国在相互理解上的错位，我们不仅需要掌握美国的语言，还需要了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而在这一方面，我们目前还有改进空间。
当你深入研究美国时，就一定会接触到美国文化领域的知识，进而也不得不接触中国文化。而当你潜心研究两国文化时，学科之间的差异又会让你感到困惑。所以，你必须具备跨学科和融合学科的学习能力。在分析中美关系时，你还需要有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
如何深入地、细致地、全面地研究美国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任务。做研究,要有定力。如果认准了一个目标，没有定力，是无法实现目标的。作为美国研究专业或国别区域研究的学生，最终从事学术研究的毕竟是少数。人生发展路径，现在无法确定。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未来的任何工作中都是必需的。从长远来看，事业的发展终究要靠实力。首先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其次要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只有把自己准备好，才能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抓住这个机会，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