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威胁。我们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人均GDP比美国小几十倍。即使再过30年、40年或50年，两国之间仍将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仍将是美国最大的市场和潜在市场。中国将是你们的伙伴，而不是对手。因此，我认为建立、努力建立两国之间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非常重要，因为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我认为这也得到了两党的支持。–朱镕基
【编者按：1999年4月朱镕基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访问美国，先后到了洛杉矶、华盛顿、丹佛、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等6个城市。在波士顿期间，他应邀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演讲。朱镕基在演讲中提到他与MIT的特殊关系和1984年访问哈佛大学未能登门拜访MIT的遗憾。他在演讲中提到的算共边关系的问题中美到了今天也还没有完全解决。因此，这个演讲对判断今天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如何顺利地解决这些矛盾依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朱镕基的博学、机智和幽默自然也是目前中国官员最欠缺的。演讲全文之前的介绍文字由Gemini生成。点击这里查看朱镕基在MIT演讲的英文全文。点击这里查看朱镕基演讲的一段视频。】
朱镕基在MIT的演讲可圈可点
1999年4月14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这次演讲发生在他对美国进行的为期九天、跨越六个城市的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面临着贸易逆差、关于人权和台湾问题的争议，以及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艰苦谈判。朱镕基在此次演讲中展现了其标志性的幽默、坦率和务实，直面这些争议话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以下是朱镕基在MIT演讲中的几个核心看点：
- 幽默开场，拉近距离
朱镕基一开场就用幽默化解了原本可能严肃紧张的气氛。他提到，自己早年学习时使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从MIT引进的，虽然那是影印本，至于是不是盗版他就不清楚了，这引发了全场大笑。他表示，如果这次不来MIT，将是“终生的遗憾”。不仅如此，他还在演讲中坦言自己曾经梦想到MIT学习并拿一个学位，但他强调不是要“荣誉学位”（不要政治捐献），而是要通过真正的学习、考试和答辩来获得。不过他也自嘲已经70岁了，看来这辈子是拿不到学位了。
- 直面痛点：中美贸易逆差
演讲的重点之一是驳斥了当时美国国内关于中美贸易逆差的普遍担忧。朱镕基直接指出，中美贸易逆差的数字被“大大地夸大”了。他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遵义（Lawrence Lau）的研究指出，无论是美方宣称的569亿美元，还是中方宣称的211亿美元，都是不准确的。
他向美国听众阐述了几个关键观点：
- 不应把逆差看得太严重： 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多一点，这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是很常见的。
- 逆差的结构性原因： 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如运动鞋、玩具等），这些产品美国早已停止生产。如果美国不从中国进口，就必须从其他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国家进口，这将导致美国普通消费者每年多支付数百亿美元，从而加剧通货膨胀。
- 外商投资与加工贸易： 他解释说，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中国主要从事加工贸易，即从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美国）进口原材料，组装后再出口。因此，这实际上是其他国家对美出口的转移。
朱镕基以一双在芝加哥售价120美元的运动鞋为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双鞋在中国的出厂价可能只有20美元，而中国工人从中只获得了2美元。他认为，虽然中美贸易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美国。
- 强调合作，释出善意
针对当时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担忧甚至敌意，朱镕基再次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潜在对手，更不是敌人，而是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提到，虽然美国有几千件核武器，而中国只有几十件，而且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相差几十倍，即使再过几十年，这种差距依然存在。因此，中国永远不可能威胁美国。
他呼吁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认为这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针对当时的困难，他表示这只是中美友好关系中的一个“小插曲”，并坚信“乌云将会过去，阳光将更加灿烂”。
- 从容应对敏感问题与抗议
在演讲场外，有数千名抗议者就人权、台湾等议题进行示威，但同时也有支持“一个中国”的欢迎人群。朱镕基在演讲中并没有回避敏感议题。他表示，在中美关系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人权、达赖喇嘛等，但他在之前的访问中已经讲过无数次，大家可能都“听厌了”，所以这次重点讲贸易逆差。不过，在回答提问环节，当被问及人权问题时，他强调中国的人权正在不断改善，并提到了修宪以建立法治国家。
此外，针对当时沸沸扬扬的“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的指控，朱镕基甚至拿这个话题开了个玩笑。他说，当MIT校长查尔斯·韦斯特（Charles M. Vest）与他讨论宇宙的“秘密”（secrets of the universe）时，他非常害怕听到“秘密”（secret）这个词，因为这让他想起了“间谍活动”（espionage）。
总结
朱镕基在MIT的演讲是他1999年访美的重要一环。通过这次演讲，他不仅向美国学术界和公众清晰地阐明了中国在贸易等问题上的立场，更通过其个人魅力、自信和幽默，有效缓解了当时的紧张气氛，展现了一位大国总理的风度，也为之后中国成功加入WTO以及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民意基础。
朱镕基在MIT的演讲
（由Gemini根据演讲的transcript翻译，包括演讲后的问答环节）
韦斯特校长，女士们、先生们。我由衷地感谢韦斯特校长邀请我来到麻省理工学院。这让我有机会结识这么多渊博的教授和学者，包括那些来自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校友们。
昨天我在纽约，我的好朋友基辛格博士对我说，你是第二个有勇气去麻省理工学院发表演讲的领导人。当然，我指的是国家领导人。我确实没有这个胆量，尤其是发表学术演讲。然而，当我在194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时，清华在那时被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掌声）。
我当时所学的，我们使用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从麻省理工学院引进的。当然，那些并不是来自美国的英文原版书，而是中国影印的版本。至于它们是不是盗版（笑声），我就不知道了。
那时我在想，我有没有一天能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甚至拿个学位？现在，韦斯特校长，请不要误会。我不是在向你要一个荣誉学位。我可不想被指控提供政治献金（笑声和掌声）。我当年希望的是，如果我要拿学位，那必须是通过我自己的学习，通过考试和论文答辩来获得。我现在70岁了。我想我这辈子是做不到了，所以这辈子我也拿不到那个学位了。
后来，我在1984年第一次来到波士顿，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还访问了哈佛商学院并与麦克阿瑟院长交谈。但在那次访问中，我没能参观麻省理工学院，直到今天我都一直觉得那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失。
所以这一次，如果我还是不来麻省理工，那将是我一生的遗憾——特别是因为麻省理工的办学方式和你们的口号，与中国当前“科教兴国”的战略如此契合。它对我们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作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我们清华经管学院与麻省理工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如果我这次访问不来这里，那将是非常遗憾的。所以，即使这次来会被打得鼻青脸肿，我也要来。
我今天本来要讲的题目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这也是一项得到了美国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支持的政策，同时也是中国三代领导人一贯坚持的政策。
今天，即使这种关系面临着某些困难和问题，我还是愿意来到这里，谈谈其中的一些问题，与美国人民谈谈，帮你们“消消气”。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想来告诉你们真实的图景是什么，把事实告诉你们，以帮助双方达成共识。
在中美关系中，有许多问题我在这次访美中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例如，人权、1989年的政治风波、达赖喇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科索沃——我敢肯定你们听这个清单都听得烦透了，所以我不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但我想谈谈你们关心的一件事，那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我认为这个问题是美国社会各界人士都关心的问题。我个人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点研究。当然，这与你们这里的诺贝尔奖得主教授们所做的工作相去甚远；那是根本无法相比的。但在这里我确实想讲几点。
首先，关于中美之间的逆差：就其数字而言，被大大地夸大了。根据美方的数据，贸易逆差为569亿美元。根据中方的数据，是211亿美元。差别非常大 [此句用英语说出]（笑声）。
我不想评论哪个数字更准确，但我想引用美国一位学者，斯坦福大学学者刘遵义（Lawrence Lau）的研究成果，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两个数字都不准确。
原因之一是这些数字，当你查看进口数据时，包含了运费和保险费；而当你查看出口数据时，这些费用并未包含在内。同时，这些数字也没有考虑到很大一部分中美贸易是通过香港转口的，而在香港有增值，而且这一增值比例非常大。它同样没有将中国的走私活动计算在内。
基于这些因素，如果你把这些考虑进去并进行修正，那么根据刘教授的估计，中美贸易逆差可能在360亿美元左右，因为美国对中国有大量的服务出口，而中国对美国有大量的服务进口。所以如果扣除这些，逆差大概是300亿美元左右。
现在，我不打算评论那个估计的准确性；它低于美国的数据，高于中国的数据，所以我不做评论。但我非常尊重这位学者在这项工作上投入的巨大研究量，他有很多数据来支持他的分析。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也就是说，不要把这个贸易——不要把这个贸易逆差看得那么严重。
人们一直在说，美国的总贸易逆差不到2000亿美元，这大概只占你们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或稍微多一点。这在许多国家是很常见的。许多年来，加拿大的贸易逆差一直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所以这不是一个那么严重的问题。就美国经济而言，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小的问题。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体上是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构成的。这些是消费品，或许是资源密集型商品。这些产品，在15年前——如果你们去了解一下，你们早就停止生产了，所以这种进口在美国市场上绝对没有竞争。这有利于你们调整经济结构。这有利于你们的发展，帮助你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也是你们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原因之一。
这种消费品，你们在美国找不到任何人来制造了。如果你们停止进口这种商品，在座的各位，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如果你们不得不从其他国家进口同样的东西，你们普通的美国消费者就要多掏钱，要多付200亿美元（掌声）。
实际上这个数字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得出的，并不是我编造的。所以这是我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做出的估计和计算。也就是说，如果在1988年（注：此处年份应为1998年），你们不是从中国而是从其他地方进口这些商品，那么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会为你们消费的商品支付更多的钱。也许通货膨胀率会比现在更高。
第三点。绝大部分，或者说超过70%的中国对美出口，都是加工贸易产品。所谓加工贸易，是指由外国投资者（包括美国投资者）建立的企业或合资企业，通过对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或组装，然后再将这些产品再出口。
这些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进口，而在中国增值的部分非常非常微不足道。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代表了上述我提到的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出口的转移。过去你们是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进口消费品，但由于现在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很高，他们将生产转移到了中国，然后这些用进口材料和零部件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再出口到美国。因此，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了，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但是你们的总贸易逆差是不变的，是一样的。
1987年，当我在中国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时，我对此做过研究，调查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耐克、锐步、阿迪达斯运动鞋的情况。这些工厂大部分设在沿海省份，比如福建省，所以我去了福建省。当时在福建生产这类运动鞋的工厂大多是台湾商人经营的。每双运动鞋的出厂价是20美元，但在美国市场的零售价是120美元。我发现，在这20美元中，只有2美元是付给中国工人的，但这2美元可以养活两个中国工人。
至于原材料，有些是从日本进口的，有些是从美国进口的。而气垫——那是主要部分——价值2美元；那可能是美国的专利产品。所以你们看得很清楚，那种鞋在美国卖120美元，在中国的出厂价是20美元，而中国工人只得到2美元，但这无论如何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这为中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最近我接见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制鞋大亨。据他说，他的运动鞋销量在全球是最大的，而且他所有的产品都在中国生产。我问他，你的工厂和1987年相比怎么样了？他说，情况差不多。这次我来美国的时候，我让我的秘书去芝加哥最近的百货商店查了一下这些鞋的价格，我发现这些运动鞋的平均零售价在80到120美元之间，也许比1987年的价格略低一点，如果你往鞋里面看，你会看到它们都是中国制造。
在美国，你们找不到任何人来生产这种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如果你们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这种产品，价格会更贵。只有中国处于生产此类产品的最佳位置，这也对中国有利，因为这为中国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这种对美出口中所包含的大部分价值，代表了该地区其他国家价值的转移。
我非常赞赏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观点——我经常读他的文章。他的一篇文章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市场不开放，而是表明日本市场不开放（掌声）。这次在丹佛，我去参观了存储技术公司（Storage Tech），主人告诉我，该产品读写磁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是从中国进口的。我看了看，说这读写磁头里最有价值的部件似乎是来自美国——是美国制造的。
这种读取技术实际上来自美国，甚至用于他们产品的钢材也是从日本进口的。在中国，我们只做组装。也就是说，如果这样一个读写磁头价值1万美元，那么大约8000美元的价值是在美国产生的；在剩下的2000美元中，大约1000美元是从日本或韩国进口的原材料。因此，中国对美国的实际出口额只有1000美元。
克鲁格曼教授的结论是，尽管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下都存在这种贸易逆差，但实际上贸易是——我们把1465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大部分拿来购买了美国国债，因此这位教授的结论是，中国的这种双顺差正是中国的软肋。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需要调整这种结构。
说了以上三点，我只想说，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改善这种贸易平衡。中国将尽最大努力改善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平衡。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中]，中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让步。我相信这种让步有利于中国人民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也有利于增强中国的竞争力或促进市场竞争，以及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WTO也有更多的好处，因为没有中国的参与，WTO就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我认为这种让步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华盛顿特区，戈尔副总统和我共同主持了第二届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在那次开幕式上我说，通过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国已经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经济、环境和生态协调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中国现在在这类生态和环境基础设施项目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投资。
如果中美两国能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如果美国愿意将其技术转让给中国，那么几年后，你们将拥有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巨大市场。我认为这种合作将对改善两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大有裨益，带来很大的好处。
现在，许多美国人因为贸易逆差对中国非常生气，美国国内有很多关于贸易逆差的议论。我说，也许几年后，可能是在中国，我们会对美国人大谈中国对美贸易逆差感到非常生气（掌声）。我想补充[说]，我指的是中国人民，不是我。我不会生气，因为在我看来，只要我们能引进先进技术来改善我们的管理，这种贸易逆差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因为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但这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国真的应该践行其所倡导的理念：那就是自由贸易。然而，现在对中国的出口却有着过于严格的限制——刚才韦斯特校长告诉我，你们都在致力于探索宇宙的“秘密”（secrets），而我当时非常害怕“秘密”这个词，因为这让我想起了间谍活动（笑声和掌声）——现在美国对其向中国出口施加了许多限制。也许我们在受限名单上如果不是排在最后，也是倒数第二。我们本打算发射休斯公司的一颗卫星，但没拿到许可证；我们的气象局需要一台美国计算机，但不被允许出口到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改善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呢？我想提醒各位一个事实，去年美国对华出口的机电产品仅占——仅为89亿美元。这些只是普通产品，不是高科技产品。而对日本来说，去年他们此类产品的对华出口额达到了151亿美元。对于欧盟来说，去年他们对华出口的机电产品达到了148亿美元。
我真的很想问，你们只想向中国出口小麦和柑橘吗？好吧。这次达成并签署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SPS协议），已经向你们的小麦和柑橘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女士们、先生们，中国人民难道只能靠吃柑橘和小麦度日吗？是的，我们可以，但我们想生活得更好。
我认为我们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即战略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不是你们的潜在对手，更不是美国的敌人。中国是你们值得信赖的朋友（掌声）。中国能对美国构成什么样的威胁呢？正如克林顿总统所说，美国有6000多件核武器，而中国只有20到30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笑声），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核武器，或者确切的数字是多少（掌声）。但我完全同意他的判断；也就是说，[美国]有很多，而中国只有极少数。
中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威胁。我们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人均GDP比美国小几十倍。即使再过30年、40年或50年，两国之间仍将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仍将是美国最大的市场和潜在市场。中国将是你们的伙伴，而不是对手。因此，我认为建立、努力建立两国之间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非常重要，因为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我认为这也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我们可以回顾历史。是共和党的尼克松总统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而在民主党方面，是在民主党总统卡特任内，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共和党总统里根和布什在合作中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友好关系。接着，又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与江主席进行了非常成功的互访，他们表达了双方将努力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心。
我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种关系对两国人民有利，对全世界人民有利，也有利于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中国三代领导人——即毛泽东主席、邓小平先生和现在的江泽民主席——一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促进、维护和发展这种关系。
我们深信，当前中美关系中的困难或一些问题，不过是中美友好合作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我相信这种困难和问题就像即将飘过的乌云，灿烂的阳光终将普照。所以，让我们为此共同努力（掌声）。
在我们即将结束对美国的访问之际，我愿对克林顿总统和美国政府的热情款待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要感谢我们与之交谈过的美国各界人士，包括所有那些国会议员，我们可能已经会见了其中的30位，还有新闻界、媒体界的朋友。我们和美国媒体界共进早餐，我们和美国银行家共进午餐，在美国街头，我们也和普通的美国人交谈过。从所有这些接触和互动中，我深深感到，中美友谊在人民中间根基深厚。
昨天下午两点，克林顿总统给我打来电话，我告诉了他我此行的感受，他说，我也有同感。我认为美国人民赞成中美友好，赞成中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在离开美国前夕，我愿再次对在座的各位，对波士顿人民（掌声）、马萨诸塞州人民和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表达我们由衷的感激和谢意（掌声）。非常感谢。（掌声）
朱总理演讲结束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查尔斯·M·韦斯特主持了观众问答环节。
韦斯特：尽管朱镕基总理表示他目前太忙，无法完成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作业，但他已欣然同意此时接受他的口语考试。说真的，朱总理现在将回答观众的几个问题。我只要求大家提出的问题尽量简明、准确、快速，以便我们既能处理翻译问题，又能让总理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回答尽可能多的问题。我们后面这里有第一个麦克风，请提问？
提问（用中文）：我代表徐文立先生的女儿提问。徐文立先生为何因为进行不违反中国宪法任何条款的和平活动而被监禁？他的被捕完全违背了《世界人权宣言》和所有联合国公约。去年12月21日，经过三个半小时的审判，他被判处13年徒刑。问题是，你们何时停止这种独裁统治，并将徐文立先生从狱中释放？
朱：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我在美国已经在无数个场合讨论过了。事实上，我讲得太多了，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中国的人权状况正一天天改善。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中国人民现在享有的人权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承认我们仍有缺点，对于这些缺点，我们仍在努力加以解决。但是我们的代表大会，也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修订中国宪法，并且特别注意到增加一项宪法修正案的工作，该修正案规定我们要建立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看到这一点——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因此，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致力于实现的目标。至于任何个案，我认为此时此地不适合我去探讨细节。
提问（用中文）：朱总理，我代表在这里学习的清华大学校友欢迎您，我们大家都祝贺您访美取得成功。我现在想向您提出两个问题。您提到现在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科教兴国”。那么，您认为目前在实施这项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您认为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自身并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您认为这方面将聚焦在哪些领域，政府现在出台了哪些政策来鼓励留学生回国工作？
朱：非常感谢你的良好祝愿，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清华校友以及所有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转达我的亲切问候。
在两个不同的场合，我已经宣布过，“科教兴国”政策是本届政府的一项优先任务。为此，过去两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当然，我现在没有时间详细说明这些资金具体投向了哪些领域，但我认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最根本的方面在于教育。当然，基础教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在基础教育之外，我认为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专业教育，尤其是在管理领域。
眼下，中国非常缺乏优秀的管理人才，在我们国有企业中，绝大部分的首席执行官（CEO）和总会计师缺乏必要的资质。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对韦斯特校长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麻省理工学院能帮助我们培养这些高层管理人才。
事实上，目前我们也正在与毕马威和安达信合作，在中国建立三个会计师培训中心。这些将是国家级的会计学院。其中第一所已经建立，就设在清华大学，现在初具规模，第一批课程很快就要开设。问题是，我还没有为这所学院物色到一位合适的院长。所以，如果这里有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请联系我。（用英语说：）我保证你在那里拿到的薪水和在这里一样。（掌声）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的证券工作同样缺乏合格的人才，所以我们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在已经聘请了香港的梁定邦先生作为我们的第一任顾问。根据他的建议，我正在邀请来自台湾和香港的杰出人才加入我们的证监会。我提供给这些人的薪水与他们来我们委员会之前的薪水相当。
韦斯特：我们还有时间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让我请中间这里的波特教授提问。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玛丽·波特：总理阁下，在麻省理工学院，我们最近处理了男女教授之间持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掌声）我的问题是，您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在中国平等地发挥女性和女孩的才华和能力。（掌声）
朱：谢谢。我非常赞成男女平等，尽管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有重男轻女的传统。我们有许多群众组织，其宗旨就是保护和捍卫妇女儿童的权益。
你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我们代表团的队伍中，我们也有一位非常杰出的中国女性——国务委员吴仪女士。
在这次访问中，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对美谈判，吴仪女士发挥了关键作用。我知道许多美国人对“国务委员”这个词有点困惑，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职位，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在这里告诉你们，她的地位实际上就是副总理。
中国人非常看重礼宾顺序问题，国务委员的头衔紧排在副总理之后。不过，在这一轮的谈判中，她是总理，我是副总理。（掌声）我还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在家里，我完全是我妻子的“忠实仆人”。我口袋里连一分钱都没有。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她。
韦斯特：女士们，先生们，在讲台上的嘉宾退场时，请大家保持就座。但在那之前，请再次和我一起感谢朱镕基总理阁下。（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