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长期通过惩罚性关税与严苛审查将中国高科技企业与投资拒之门外，非但未能提升自身安全，反而导致本土产业与全球创新前沿严重脱节。这是在《外交事务》8月最新出版的一期刊物中，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科技政策荣誉教授彼得·考海（Peter Cowhey）与哈佛商学院讲席教授梅格·里思迈尔（Meg Rithmire）在其合著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两位学者呼吁华盛顿摒弃“零风险”的恐惧盲区，借鉴中国当年引入特斯拉以激活本土生态的成功经验，转向“有选择的开放”战略。美国应利用现有的监管工具链对对华投资设定精准安全保障与经济条款，在吸纳中国先进制造能力的同时，切实重塑美国的产业竞争力。以下为该文的编译版。）
一、 美国“看不见的前沿”与高关税壁垒带来的脱节隐患
如今，从中国旅行归来的访客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他们“看到了未来”。这种关于前沿商业科技的飞速进步，在中国社会已绝非停留在实验室的展示阶段，而是清晰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在餐厅里，各式机器人正熟练地烹饪和递送食物；在城市上空，无人机正精准地将外卖与紧急药品送达千家万户；在工业生产线上，大量的工业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正被密集部署于工厂车间，重塑着现代制造的效率。即便在海外市场，兼具性价比与时尚设计感、配备按摩椅及快速换电技术的中国电动汽车，也正在从伦敦到圣地亚哥的全球主要城市中迅速征服当地消费者。
然而，绝大多数美国大众对这一深刻的全球技术变革趋势却几乎一无所知。受制于高达250%的惩罚性关税以及极为广泛的国家安全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市场几乎处于完全“消失”的状态。不仅如此，一种跨越两党的泛安全化恐惧心理，正在极力阻断包括无人机、机器人以及先进制造设备在内的诸多中国前沿技术产品跨越太平洋进入美国市场。除了少数消费电子产品之外，美国本土市场对于中国所建立起的庞大且先进的制造生态系统成果，表现出了惊人的脱节与无知。
二、 泛安全化倾向的困境与过往防御政策的局限
美国对中国商业与投资行为的疑虑与防范并非毫无根据。早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华盛顿就已经开始意识到现行国际贸易规则以及公平竞争环境所面临的挑战。此后，美国历届政府采取了大量贸易救济措施，并频繁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申诉，针对不公平补贴等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也不断扩大审查范围、提高审查力度，以防止美国敏感技术被潜在竞争对手或其他相关实体获取。尤其是2017年以来，中国企业在美国面临的监管和安全审查明显趋于严格。
然而，如今华盛顿的政策取向正日益滑向进一步脱钩的方向。例如，一些国会议员正在对美国制药企业施加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要求它们全面停止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理由是担心中国的生物医药研发体系与军方存在潜在关联。还有议员提出立法，试图全面禁止中国实体购买美国农田，理由则是所谓保护美国食品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把中国取得的技术和产业成就一概归咎于“非法获取”，固然能够带来某种政治上的满足感；采取一种近乎本能的防御姿态，也很容易制造一种错觉——仿佛只要把大门关上，美国就能立刻在国内凭空培育出足以与中国竞争的产业能力。但现实恰恰相反：这种做法不仅难以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也未必有助于维护美国长期的经济与国家安全利益。
必须承认，今天的中国企业早已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低成本的“世界工厂”或技术模仿者。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它们凭借长期积累的技术、人才、供应链和制造能力，已经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甚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否认这一产业现实，并试图通过行政和政治手段将这些企业全面挡在美国市场之外，不仅可能削弱美国自身重建工业基础和提升制造能力的努力，也会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逐渐脱离全球技术进步的前沿。换句话说，筑起一道越来越高的墙，未必能让美国变得更安全、更具竞争力；它也可能让美国在全球产业和技术变革中越来越孤立。
三、 借鉴“中国策略”：以精准监管取代全面封杀
两位学者明确提出，华盛顿需要采取一种更为成熟的“有选择的开放”战略。美国完全可以在一些具有巨大经济和技术价值的领域，有条件地允许经过严格审查的中国投资进入，同时建立一套严密的监管框架，以有效管控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通过在本土设定明确规则，吸引外来资本并培育本国产业生态”的思路，恰恰与中国政府过去数十年对待西方企业的做法有着相似之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要求外国投资者在符合国家发展目标的制度和规则框架下开展业务。当西方汽车制造商、手机厂商等跨国企业希望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供应链和庞大市场时，北京往往要求它们更多地融入本地产业体系，包括采用本土供应商、开展技术和知识转移、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提供员工培训，并遵守数据本地化和政府监管等一系列要求。其背后的逻辑很明确：外国企业的投资不能只是服务于自身利润，也应该成为培育和升级中国本土产业能力的一种手段。经过数十年的市场竞争、技术学习和产业协同，中国企业也因此逐步成长起来，包括美的、海尔等制造业巨头，以及国家电网这样的超大型企业。
如今，美国面临着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战略困境：为了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保持优势，美国恰恰需要更多能够提升本土产业能力的投资、技术和先进制造经验，而这些资源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又与中国密切相关。简单地全面排斥中国资本，未必能够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反而可能迫使美国企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循环。长此以往，美国或许能够减少某些短期的安全风险，却也可能付出产业创新能力下降、供应链效率降低和技术生态日益封闭的代价，最终把自己变成一个与全球产业变革渐行渐远的“科技孤岛”。
四、“特斯拉模式”的启示与美国准入工具箱的升级
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实践的“特斯拉模式”，尤其值得美国借鉴。早在21世纪初，北京就通过产业政策和财政补贴大力推动电池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尽管宁德时代、比亚迪等民营企业迅速崛起，但整个产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汽车企业，仍然缺乏足够的外部竞争压力来推动产品升级。2019年，中国政府做出了一项关键决定：取消外资汽车企业的合资股比限制，并将当时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引入上海，允许其建立首家外商独资工厂。
在提供土地、融资等方面的支持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建立了相对严格的监管和数据安全框架。例如，特斯拉必须将中国用户的车辆和相关个人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2024年，特斯拉又与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度展开合作，将导航和地图数据进一步实现本地化。这一安排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多赢局面：特斯拉上海工厂的产量迅速扩大，供应链本地化率不断提高，并很快成为特斯拉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百度则借此进一步参与智能驾驶相关技术和应用的开发。更重要的是，特斯拉的进入产生了明显的“鲶鱼效应”，极大增强了中国本土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强度，迫使比亚迪、小米等企业在产品设计、技术创新和用户体验等方面加速迭代，最终推动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形成了今天的全球竞争优势。
对美国而言，华盛顿其实并不缺乏实施精准监管的政策工具。除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之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以及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等机构，都可以根据各自的监管权限，针对生命科学、联网电动汽车、机器人等特定行业制定更加精准的准入和安全规则。美国完全可以进一步升级这套“监管工具箱”：除了通过严格的国家安全协议防范极端风险，还可以建立专门的商业治理和监督机制，对获得中国投资的企业设置明确的本地经济发展要求，例如员工培训、本地供应链建设和供应链多元化等。
事实上，TikTok此前围绕美国业务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包括加强与美国企业的合作、将美国用户数据存储在本地，以及探索将部分软件运营和控制职能置于美国监管框架之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有选择的开放”并非无法操作。关键不在于简单地决定“允许”或“禁止”，而在于美国能否建立一套足够精细的规则，在可控的安全边界内最大限度地释放外国投资、技术和产业竞争所带来的经济价值。
五、全球秩序新常态：同盟阵营化脱钩已不可行
过去十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战略界人士一直寄希望于与盟友合作，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之外打造一个排除中国的高标准平行市场，以此对冲中国庞大的产业规模和成本优势。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试图通过盟友和伙伴排除中国电信设备的相关倡议，再到拜登政府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其背后的基本逻辑始终是通过联合盟友和伙伴建立一套共同规则，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并形成集体竞争优势。
然而，尽管这些倡议各有其战略考量，但在实践中，它们要么未能达到最初设想的目标，要么取得的实际成效相当有限。如今，再试图通过一个覆盖范围广泛的盟友阵营来实现对华全面脱钩，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中国的技术、产品和供应链早已深入全球市场，在许多国家和产业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依赖。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而言，一个中国经济深度参与其中的全球经济体系已经不是需要选择的未来，而是正在面对的现实。
即便是美国最亲密的传统盟友加拿大和英国，也越来越表现出务实的一面。面对美国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和战略取向，它们开始将与中国之间长期形成的经济联系视为需要管理的现实，而不是可以轻易切断的依赖。例如，加拿大已经放弃此前对中国电动汽车采取全面高额关税的思路，转而探索通过进口配额等方式管理进口，同时推动本土生产和产业投资。欧洲也在探索类似路径，在加强外资审查和产业安全保障的同时，尝试通过技术合作、供应链本地化等方式，让外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所带来的投资和技术能够更多地服务于本地产业发展。
归根结底，美国并不需要在“全面开放”和“全面排斥”之间做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真正困难的挑战，或许并不在于设计一套更加精细的监管体系，而在于华盛顿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打破自身的政策惯性。美国必须更加坦诚地面对一个不太容易接受的现实：在多个关键工业领域，美国的竞争优势已经明显减弱，而为了防范中国所筑起的层层壁垒，其经济成本可能正在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过它所带来的安全收益。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如何把墙筑得更高，而是如何在可控风险的前提下，让美国重新获得竞争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人才和产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