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关税政策的反复、全球民意对中美两国观感的变化，以及韩国和欧洲对华盛顿的重新定位，正在共同冲击美国长期以来作为全球秩序核心支柱的地位。文章认为，这些变化已经不只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短期波动，而可能意味着全球各国正在重新评估与美国的关系，国际秩序正出现一次难以逆转的结构性转向。该文英文首发于亚洲时报。
几十年来，全球政治一直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假设之上：美国的实力，无论多么不完美，都是维系这一体系的支柱。
美国的盟友有时会对华盛顿的单边主义感到不满，但仍然选择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因为相比之下，一个没有明确支柱的世界似乎风险更大。如今，这一假设正在现实中接受考验，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它可能经不起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冲击。
三项最新发展尤其值得关注：美国新一轮大范围加征关税；皮尤研究中心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民调显示，中国如今在全球好感度上已经略微领先美国；以及欧盟正处于美国施压与中国经济实力的双重夹击之中。
把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看，它们所呈现的已经不仅仅是常规的外交摩擦，而是一场可能难以、甚至无法逆转的全球格局根本性重组。
新一轮关税冲击：似曾相识的模式
7月24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涉及的商品约占美国进口总额的99%。美国政府将这一举措定义为一项执法行动，针对那些未能充分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国家，并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赋予的权力。
这项新关税取代了自今年2月开始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单方面加征关税，超出了总统的法定权限。
具体采用什么法律依据，其实并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它所反映出的模式：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第二套主要关税体系，而且距离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第一套关税措施仅仅过去数月。
对于从加拿大、印度到欧盟的美国贸易伙伴而言，这释放出的信号令人不得不重新审视美国作为经济伙伴的可靠性。一个在原有法律依据遭到法院否决后，就不断以新的法律理论重新推出大范围贸易壁垒的政府，很难让其他国家据此制定长期政策。
皮尤民调：全球信心正在发生逆转
这种不可预测性似乎已经直接反映在全球公众舆论中。皮尤研究中心7月15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26年2月至5月期间对36个国家超过4.2万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后发现，如今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比对美国更加正面。
同一份皮尤报告还显示，全球受访者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任度也已经超过对特朗普的信任度。
这一发现之所以引人关注，在于其广泛程度。这种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全球南方国家，或者那些长期对华盛顿心存不满的国家。皮尤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最邻近的两个国家——如今对中国的看法也比对美国更加积极。在德国、希腊、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认为习近平值得信任的受访者比例都比支持特朗普的高出两位数。
这是一场近期发生的逆转。推动这一变化的是两股同时出现的趋势：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有所改善，而对美国的看法则不断恶化。一年前，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国家仍然更倾向于美国；如今，情况已经发生变化。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钟严中（Yanzhong Zhong）表示：“近20年来，中国的全球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但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而是美国自身的衰落。过去十年，中国的好感度中位数几乎没有变化；这次排名反超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评价急剧下滑。”
正如玛丽亚·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所指出的：“美国软实力退潮，使中国在不经意间获得了更高的国际地位。如今，在许多人看来，中国似乎是一个更容易接触、也更可靠的伙伴。但北京尚未把这种相对优势转化为对中国明显增加的好感，也尚未形成一个连贯的替代性模式。”
皮尤报告还发现，在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亚洲的中等收入国家，人们如今更倾向于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也较少认为中国容易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相比之下，他们对美国的看法正好相反。这意味着，在全球公众舆论中，两大强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直接反转。
韩国：美国条约盟友也开始留有余地
在美国正式盟友中，这一变化最清晰的例子或许正在首尔上演，只是其方向可能出人意料。特朗普8月16日表示，他曾与韩国总统李在明通话，并要求后者在伊朗问题上“帮美国一点忙”。
李在明拒绝后，特朗普指示五角大楼“大幅减少”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这项名为“乙支自由之盾”（Ulchi Freedom Shield）的联合军演于8月17日开始，预计持续至8月27日。李在明领导的进步派政府一直在推行其所谓的“务实外交”和更大的战略自主，将国家利益置于与华盛顿僵化的同盟关系之上。
这种变化已经明显到足以让韩国保守派反对党指责李政府正在逐渐偏离韩美同盟。美国保守派评论人士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就曾表达这一看法，并被《首尔经济日报》和《亚洲时报》引用。
韩国国内政治的具体变化，其实反映出了一个更广泛的信号：即便是仍然驻有美军的条约盟友，也正在重新评估自己的外交政策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与华盛顿绑定。而这一调整发生在一个以“强硬务实”而非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意识形态选边站队为执政承诺的政府治下。这恰恰说明，韩国政治的重心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欧洲的两难困境
不过，韩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处于这种境地的国家。放眼全球，没有哪个地方像欧洲一样承受着如此尖锐的压力——它正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挤压。
欧洲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尤其是电动汽车领域的产能过剩正在加速德国去工业化。据估计，德国每月损失的工业就业岗位约为1万个。这种担忧促使布鲁塞尔和柏林不断发表强硬言论，强调欧洲需要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但正如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最近在《东亚论坛》撰文指出的那样，这些强硬表态并没有转化为连贯一致的政策。欧盟希望提高自身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成本，却又不希望因此伤及自身，同时欧盟内部也缺乏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共识。
而特朗普关税带来的同步压力，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政策瘫痪。欧盟与另外59个经济体一样，也成为特朗普新关税措施的对象。实际上，欧洲官员正在打一场双线经济战：一方面应对中国过剩产能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还要承受美国新贸易壁垒带来的压力。
目前的结果不是欧洲明确转向某一方，而是陷入僵局。但这种压力不会消失，而欧洲最终给出的答案，可能会比过去更少表现为与华盛顿协调一致。
今年年初，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已经说出了如今数据所反映出的现实。2026年1月20日，也就是特朗普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前一天，卡尼在达沃斯发表讲话时宣称，世界正处于“一场断裂，而不是一次转型”之中。
他认为，过去由美国实力、开放的海上航道、金融稳定以及争端解决机制所支撑的规则体系不会重新回来。对于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而言，与其等待旧秩序恢复，不如建立自身的战略自主。此后，卡尼多次重申这一观点，包括在2026年6月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夕。
如今，最初只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判断，已经获得了大量数据的支持。而这些数据所指向的，是一个正在重新排列组合的世界，其变化远远超出了任何一次选举周期的影响范围。这不仅仅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次“低潮”关税、民调、韩国的战略留白以及欧洲的政策僵局，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来看，都不足以构成决定性证据。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就呈现出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国际体系：一旦信任和信誉遭到破坏，它们并不会在一夜之间重新建立起来。
一代人时间积累起来的公众信任，可能在短短几年内被侵蚀。
白宫说出的话本应具有分量；然而，美国的盟友如今正在悄悄建立各种“保险措施”，而不是继续等待华盛顿给予保证。美国的贸易伙伴也越来越把美国的承诺视为一种交易，而不是具有约束力的长期承诺。即使美国政策再次发生变化——无论是本届政府改变方向，还是未来政府调整政策——其他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双边和多边关系重新校准，也未必能够简单地恢复原状。
这正是当前局势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它可能已经不再只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次短暂波折，而是世界其他国家重新定位自身与美国关系的一次结构性转向。
作者简介：
乔治娅·波拉德（Georgia Pollard）是CJPA Global Advisors的研究分析师。
小厄尔·A·卡尔（Earl A. Carr Jr.）是CJPA Global Advisor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同时担任纽约大学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