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当今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性质，人们常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来描述其独特性。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Teemu Ruskola则提出了另一种理解中国发展历程的视角：将中国的历史置于全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转型的双重框架之中。
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国工人阶级的解体：共产主义如何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超级大国》中，Ruskola以英国圈地运动为历史参照，考察了中国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人口在过去几十年中的相互关联的转型。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解体以及农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共同促成了一个新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与此同时，中国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也推动全球资本主义走向新的阶段，并将其发展所面临的生态极限进一步凸显出来。
Alice Liu： 您的新书《中国工人阶级的解体：共产主义如何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超级大国》（The Un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How Communism Built a Capitalist Superpower）将于今年10月出版。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具体来说，您写道，这并不是又一本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著作。那么，这本书究竟讨论什么？
Teemu Ruskola： 这本书最初源于我试图理解自己一生中所见证的全球性变迁。我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断变化的形态，以及它们在20世纪和21世纪经历的转型。当然，中国是这些全球性变迁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我的书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出发，对1949年至今中国发生的巨大政治和经济变革进行了结构性分析。但与此同时，它也试图分析中国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转型中的作用。因此，我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中国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本身的特殊性。归根结底，我想思考的是，应该如何在全球背景下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Alice Liu： 从书名来看，您所说的“工人阶级的解体”究竟是什么意思？
Teemu Ruskola： 中国现代史经历了工人阶级的形成，随后又经历了工人阶级的解体。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阶级最初是一个受到优待的劳动精英阶层。20世纪50年代，中国转向苏联模式，开始建立本国的重工业。由于当时无法获得外部资本，中国政府开始从农村提取资源，在城市建立精英生产单位，这些单位后来形成了国有企业。每一名城市居民都被分配到一个工作单位，即“单位”（danwei）。单位远远不只是一个生产部门。一个典型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个微型福利国家，不仅提供终身就业保障，也就是著名的“铁饭碗”，还提供从出生到死亡的一整套照料和控制体系，包括住房、托儿、教育、医疗、体育和文化设施，以及退休保障。简而言之，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构成了一个享有特权的阶级，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劳动贵族”。
当然，这一切都是通过从农村向城市提取和调配资源来维持的，因为当时中国无法获得外国资本。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工人阶级最初的“形成”。为了让农民真正地留在原地，中国政府于1955年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法律强制性的等级制度，把一系列由国家提供的福利与居住地联系起来，从粮食配给到教育、医疗保障，都是如此。在这种城乡分隔的制度下，被归类为“农民”（nongmin），而不是居住在城市的“工人”（gongren），不仅意味着一种社会身份，也意味着一种受到法律强制的行政身份。农民无法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尽管恰恰是他们为这些福利提供了资金基础。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转向国家资本主义以及“铁饭碗”的打破，中国不再承担对国有企业工人的原有责任。那些陷入亏损的国有企业被改造成股份制企业，从而可以吸收非国有资本，以改善自身的财务状况。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工人开始签订普通劳动合同，他们也必须面对招聘和解雇带来的不确定性。工人阶级由此成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普通劳动阶级，彻底商品化。“打破铁饭碗”彻底改变了国家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
在这一阶段，一个新的群体出现了：农民工。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农民工是一种混合身份；从法律角度而言，这甚至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农民工”这一称谓本身就体现了这种矛盾。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行政逻辑中，这几乎是一个矛盾修辞。“农民”严格来说从事的是土地耕作，而“工人”则是在城市工业中劳动。一个同时具有这两种身份的人，并没有一个连贯的法律或结构性位置。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时代原本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逐渐转变为普通的工业无产阶级。与此同时，随着全球资本开始进入中国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加入进来。被国有企业下岗的工人和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全球无产阶级。这就是我所谓的“工人阶级的解体”：一个曾经享有特权的劳动贵族阶层，转变成了全球工业无产阶级。
由于国有企业的工作单位无所不包，其解体最终重新塑造了国家、家庭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工人阶级的解体最终带来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重构。正是在这一新的制度下，今天全球媒体所看到的中国逐渐形成：由全球资本推动、由大批农民工建设起来的超级大城市和充满未来感的城市天际线。
Alice Liu： 您不同意两种广泛存在的观点：（1）冷战结束所代表的资本主义胜利是不可避免的；（2）中国的经济奇迹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您是如何挑战这两种观点的？
Teemu Ruskola： 冷战结束之后，人们普遍认为，苏联解体确实证明了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很多人也把中国转变为全球经济超级大国的过程视为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证明。但这本书提出的观点恰恰相反：中国之所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在很多方面并不是因为摆脱了共产主义遗产，而是因为它受益于这一遗产。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许多条件，我认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由一系列残存的社会主义遗产补贴和支撑的，其中一些甚至深深嵌入了可以追溯到中国帝制时代的亲属制度之中。这才是关键所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共产主义如何造就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故事。
Alice Liu： 您能否进一步谈谈，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建立在共产主义遗产之上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Teemu Ruskola：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向外国资本开放，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之而来的转型是全球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生活区已经消失，但取而代之的新劳动制度在覆盖范围上同样具有全面性，只是失去了社会主义家长式管理所具有的某些缓冲作用。传统国有企业既是工厂，又是一个微型福利国家；而为大型企业工作的农民工则被集中安置在巨大的宿舍中，这些宿舍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就是企业劳动营。在全球媒体中，富有争议的富士康就是这种劳动制度的典型代表。这家著名的跨国电子制造企业在深圳的厂区被戏称为“紫禁城”，里面有数十栋宿舍、商店和一家医院，并由1000多名保安维持秩序。2011年，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曾臭名昭著地把员工称为“100万只动物”，尽管他后来澄清说自己并无侮辱之意。
在全球化话语中，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劳动力。但吸引全球资本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工资水平，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拥有更加廉价的劳动力。许多比中国贫穷得多的国家都能够提供更低廉的劳动力，但它们并没有同样吸引全球资本。中国真正的优势至少有三个方面：高素质的劳动力、优越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政治稳定性，而这些都与社会主义有关。医疗、教育和识字率的改善——所有这些使中国工人具有吸引力的因素——都是国家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直接遗产。
但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就连它在中国农村持续存在的影响，也仍然在补贴城市经济。全球资本，或者中国私人资本之所以能够以较低的工资雇佣农民工，是因为农民工并不像19世纪的英国无产阶级那样永久迁往城市，而是在工作地点和家乡之间来回流动。由于户籍制度依然存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身份在法律上仍然是暂时的。因此，他们最终集中在经济中最不稳定、最缺乏保障的领域，例如工业工厂和建筑业。
当他们失去工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拿不到工资——这也并不罕见——或者在工作中受伤——同样并不罕见——他们就会返回自己户籍所在的农村，在那里他们仍然拥有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例如，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据估计有25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并返回家乡。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力量和个人处境影响下，他们持续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从未通过将所有土地国有化的方式彻底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仍然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农村土地则归进行耕种的集体所有。农民在农村持续拥有集体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土地所有权补贴了农民工劳动力的灵活性。雇主之所以能够向他们支付非常低的工资，是因为农民工仍然可以依赖自己在农村拥有的土地，以及留在农村的亲属——往往是女性和老年人——他们在农民工失业或需要帮助时照顾他们、为他们提供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农民工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反而使城市雇主能够持续利用他们的劳动力。
Alice Liu： 为什么您认为英国的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是理解中国工人阶级转型的一个有用类比？
Teemu Ruskola： 我的核心比较和历史参照对象是英国工人阶级。事实上，我的书名是有意向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致敬的。这是一本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是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最具典型意义的无产阶级。我以它作为观察另一种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无产阶级的透镜——也就是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我看来，中国工人阶级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阶段。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通常与所谓的“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使原本属于封建公地的土地被私有化或“圈占”，农民以及其他公地使用者被剥夺了土地。一旦失去土地，这些人就别无选择，只能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从而成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基础。从本质上说，土地商品化导致了土地被剥夺，而土地的剥夺又推动了劳动力的商品化。
有趣的是，在中国，过去几十年里也出现了一场有时被称为“新圈地运动”的过程。大型商业资本进入中国农村，导致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迁移之一。仅在1990年至2008年间——甚至还没有算上之后进一步加速的过程——估计就有8800万农民因开发项目失去土地，并成为一个迅速扩大的群体，即“失地农民”。其中许多人被永久性地迁移到城市。我认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英国的圈地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而在中国，这些过程却在短短几十年内被压缩完成。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土地商品化和劳动力商品化这两个过程发生的顺序恰恰相反。既然农民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成为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那么，与英国的情况不同，现在又为什么还需要剥夺他们的土地？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从土地和劳动力商品化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以及资本主义更广泛的转型。
Alice Liu： 除了将中国与英国的经历进行比较之外，您还把中国与前苏联进行了比较。中国的故事与苏联有哪些相似和不同之处？
Teemu Ruskola： 中国最初大量借鉴了苏联模式，尤其是在组织国有企业和建立工业基础方面。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社会主义变得越来越不集中化，越来越多的控制权被下放给省级和地方政府。
两国在探索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也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方法。苏联著名地采取了所谓的“大爆炸”式改革，即迅速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并立即放开价格管制。结果确实发生了一场“大爆炸”——经济几乎全面崩溃，因为国有资产一夜之间被私有化，最终演变成少数寡头大规模掠夺公共资产的狂欢。中国也曾考虑过通过价格自由化实施“休克疗法”，但最终拒绝了这一做法，而是采取了更加渐进的方式。
理解这种差异的一种方式是，苏联社会主义和后苏联资本主义都依赖高度抽象化、理想化的模式——尽管这些模式本身建立在截然相反的假设之上——而中国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采取的方式则都是渐进且务实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方式显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Alice Liu： 您还探讨了经济规划如何塑造家庭和亲属关系。能否举几个例子？
Teemu Ruskola： 正如我之前所说，国有企业中的毛泽东时代工作单位是一种全方位的制度，不仅提供就业，还提供住房、教育、医疗、退休福利等等。这种安排的部分动机，是要打破儒家式的亲属关系观念，建立一种不同的家庭观念——可以说，是建立一个更大的集体家庭。
但当国有企业被解体之后，它们原本承担的许多福利责任被转移给了市场，或者重新回到了家庭身上，这又回到了更加传统的代际照料模式。在农村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实行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也使更加传统的性别规范和亲属关系重新出现。
Alice Liu： 对于中国这一案例，您希望读者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尤其是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Teemu Ruskola： 随着中国所谓的“新圈地运动”不断推进，农民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剥夺土地，并被纳入城市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农村，以及残存的社会主义遗产逐渐消失，我希望人们关注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也就是农民工迁入城市、永久定居，并完全依靠工资来维持生计的过程。过去，他们仍然可以依靠农村的土地和亲属关系网络，这使他们成为非常优秀的劳动者，却成为不太理想的消费者。
如今，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正在接近极限。中国拥有大量资本，也拥有大量劳动力，但现在需要的是市场，包括能够消费其产品的国内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将帮助中国完成向“成熟资本主义”的转型。资本主义将不再只是城市现象，也将成为一种覆盖农村的现象。
马克思认为，要让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开始运转，最初的启动资本必须通过非资本主义手段积累。他把这一阶段称为“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在英国，这一过程包括剥夺封建公地、驱逐农民，而这些农民随后成为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劳动力。后来的理论家，如罗莎·卢森堡，以及更近代的大卫·哈维，都认为，即便是所谓成熟的资本主义，也仍然依赖从某个“外部”获取的资源。19世纪，这个“外部”是殖民主义。殖民地既是资本来源，也是市场和劳动力来源。即使到了今天，全球资本主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以生产廉价商品。
但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农村以及中国农民完成无产阶级化，中国自身也将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中国”——也就是新的市场、自然资源等等。在国内可以被剥夺的土地和人口越来越少之后，中国实际上正在越来越多地在印度洋到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建立资源开采项目和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链。
因此，更大的问题是：这个星球究竟能够承受多少经济发展？鉴于中国的规模以及它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向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转型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经济发展的生态极限究竟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