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一段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Shou Zi Chew）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听证会上，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一再追问周受资是否拥有中国国籍、是否与中国共产党存在关联，而周受资则不断强调，自己是新加坡公民。
科顿看似无知的提问背后，折射出一个基本事实：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这一独特的人口结构也使这个城市国家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面临比多数国家更为复杂的外交处境。
过去几十年来，新加坡与中国、美国分别建立了怎样的外交关系？面对不断升级的中美战略竞争，新加坡如何在两国之间寻求平衡？当今东南亚面临的最紧迫地缘政治挑战又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卡特中心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约瑟夫·廖（Joseph Liow），请他解析新加坡的战略平衡之道，以及大国政治的局限。
Alice Liu （以下简称问）： 不少国际政治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您认同这种判断吗？
廖振荣（Joseph Chinyong Liow，以下简称答）： 我认为，把美国视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尤其是认为它正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落，是一种误判。
美国当然面临不少挑战。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国内政治、经济，还是移民等问题——尤其是移民，已经成为本届政府最棘手的议题之一——都需要认真应对。但如果从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些衡量标准来看，我认为很难得出美国正在明显衰落的结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没有迎头赶上。中国近年来持续加大投入，在科技、军事能力、经济等多个领域不断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但中国不断追赶，并不等同于美国正在衰落。
问： 您曾评价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带有“自我削弱”（self-destructive）的倾向。您为什么会这样评价？
答： 过去几十年，美国在亚洲积累了大量政治资本和善意，尤其是在东南亚和东北亚。许多国家将自己定位为美国的盟友或伙伴，与美国在战略目标和地区秩序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相当高程度的共识。
长期以来，美国也一直被视为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因此受到亚洲国家的普遍欢迎。但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种更加交易化（transactional）的外交方式，无论面对盟友还是竞争对手，都倾向于以交易逻辑处理双边关系。
其实，交易主义并非国际政治中的新鲜事，它一直都是国家间交往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哪些问题，而在于它选择了怎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些问题。换句话说，真正引发争议的并不是它所关注的问题本身，而是它提出的解决方案以及推进这些方案的方式。
这些做法往往让盟友感到失望，甚至心生反感，也疏远了一些原本与美国立场接近、并长期支持美国在地区发挥更积极作用的国家。
问： 您认为，美国政府如今表现出的这种不可预测性，根源在哪里？是出于政治焦虑，还是其他因素？
答： 提到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总统本人。特朗普反复无常的个人风格，确实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今天的美国总统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并且习惯按照直觉作出决策。他毫不掩饰自己作为纽约房地产商人的思维方式，并将这种商业直觉带入几乎所有事务，包括外交政策。
不过，除了总统个人的特殊风格之外，我认为，美国政治精英内部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定位，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感。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认为把美国视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是错误的。但与此同时，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在几乎所有重要指标上都迅速增强实力的竞争者——也就是中国。正是这种竞争加速推进的态势，在美国政治精英中引发了相当明显的焦虑。
过去，美国也曾战胜过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但正如许多人指出的，中国与当年的苏联完全不是同一种类型的竞争者。苏联主要是在核武器和军事领域与美国抗衡，在经济、科技等其他方面都无法与美国匹敌。
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不仅持续推进军事现代化，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众多高科技领域，也已经具备与美国最先进技术竞争的能力。中国经济总量虽然仍低于美国，但过去二三十年间，两国之间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
本世纪初，中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还不到10%；如今，这一比例已经达到17%至18%左右。事实上，如果你还记得，大约七八年前、最多十年前，很多人都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25年或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这种情况最终并没有发生，我也认为这并不会轻易发生。但两国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本身就足以让美国政治精英产生强烈的焦虑感。
问： 您认为冷战是否仍然是理解当今国际关系的一种有意义的参照？还是说，今天的国际局势远比冷战时期复杂？
答： 一提到“冷战”，人们想到的通常都是上世纪美苏之间的那场冷战。但正如我前面所说，今天的中美竞争与当年的美苏对峙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不是苏联，它所带来的竞争也是一种全新的竞争。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几乎完全割裂，彼此往来十分有限。有时候双方甚至连体育比赛都拒绝参加，比如互相抵制奥运会。
今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美两国经济深度交织、相互依存。无论特朗普政府如何强调”脱钩”，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已经深深嵌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
当然，两国政府都在努力推动某些领域的”脱钩”，尤其是在关键技术方面。但现实情况是，如果你去和企业界人士交流，他们都会告诉你，重建一套新的供应链体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极其困难。
这不仅意味着巨额投资，也伴随着巨大的商业风险。因此，很多企业宁愿选择暂时观望，而不是轻易调整已经运行多年的供应链布局。因此，今天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相比，是一种复杂得多、也更加相互依存的竞争关系。
问： 什么是”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您认为，它能够准确预测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吗？
答： 简单来说，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与一个相对衰落的既有霸权逐渐接近时，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也会达到最高。
哈佛大学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美关系，并提出了广为人知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这一理论认为，随着中国实力不断上升，它最终会对现有国际秩序和领导地位感到不满足，希望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主导力量；而美国作为现有霸权，则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领导地位。双方由此可能陷入冲突，甚至战争。
至于这种情况是否一定会发生，我认为，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当然，我们都希望这样的局面不要出现。因为如果中美之间真的爆发严重冲突，其影响将远远超出两国，而会波及整个世界。
正因为如此，在两国之间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至关重要，而且这种沟通不仅应存在于最高领导人之间，也应覆盖政府各个层级。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难想象中美之间最终爆发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战争。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虽然不能保证和平，却极大提高了战争的代价。因此，当局势升级、紧张加剧时，人们仍然希望理性最终能够占据上风。
问： 您认为，在中美竞争中，还有哪些值得关注、却常常被忽视的问题？
答： 我认为，第一个挑战，是双方对彼此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仍然不够深入。毫无疑问，中美两国都有许多学者毕生都在研究对方国家。但我更担心的是决策层，也就是政治精英群体。
无论是总统、总理，还是党的领导人，他们作出决策都不会脱离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如果能够更加深入理解对方国家形成今天立场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背景，就会更容易理解对方为什么会作出某些选择。在我看来，这仍然是当前中美关系中最需要加强的一环。
另一方面，我想谈谈来自新加坡这个小国的视角。我来自新加坡，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国。而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最大的担忧就在于，大国竞争往往会产生外溢效应，把许多小国卷入其中。对于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来说，这至少是一种令人十分不安的处境。遗憾的是，大国似乎很少真正理解小国的处境，也很少认真倾听小国的关切。
我认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人们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中美竞争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中美两国，它同样深刻影响着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缺乏足够战略回旋空间的小国。
问： 让我们回到新加坡与中美两国的关系。长期以来，新加坡是如何处理中美两大国关系的？如今，它是否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站队”压力？
答： 新加坡一直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原因很简单，我们负担不起这样的代价。
我们同中国和美国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而且在经济、安全、人员往来等许多方面都与两国联系紧密，因此，很难想象主动选择站在任何一方。当然，这与被某一个大国逼迫作出选择是两回事。而后者正是新加坡始终努力避免的局面。
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我们的思路是，不断提升自身的战略价值，使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迫使新加坡选边站队并不符合自身利益。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并不会天然拥有大国所看重的战略价值，因此必须努力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值得合作”。如果新加坡能够同时成为中美两国都重视的伙伴，那么无论哪一方，都不会愿意为了彼此竞争而损害新加坡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思路。
东南亚各国采取的具体做法或许有所不同，但整个地区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大家都希望同时保持与中国和美国的良好关系，而不是无论作为东盟整体还是单个国家，都被迫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问： 新加坡具体是如何分别成为中国和美国都需要的合作伙伴？
答：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大量美国跨国企业在东南亚经营，其中不少业务遍及多个东盟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也不断加大对东南亚的投资，正逐渐成为本地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
很多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都把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这是因为新加坡政府长期致力于营造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无论是生活品质、税收制度，还是法治环境，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于企业来说，最宝贵的并不是优惠政策，而是可预期性。新加坡努力提供的，正是一个政治稳定、政策连续、法治完善的营商环境，让跨国企业不必担心政策突然发生重大变化。这正是新加坡能够同时为美国和中国利益创造价值的地方。
问： 能否请您回顾一下，新加坡分别与美国、中国建立关系的历史？
答： 这是一段很长的历史，我就不展开细讲了。简单来说，新加坡长期以来与中美两国都保持着密切关系。独立以来，我们一直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当时的新加坡领导层支持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我知道，这一点即使今天在美国仍然充满争议。但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当时更重要的是，希望美国继续作为东南亚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参与者，在本地区保持战略存在。
此后，新加坡与美国在经济投资、科技、教育、防务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建立了深厚合作关系。新加坡军队大量采用美国防务技术，虽然并非全部如此，但美国装备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许多最优秀的新加坡学生赴美国深造，其中不少人在美国长期工作和生活，成为连接新加坡与美国的重要纽带。至于中国，新中关系则更加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民族认同。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也是中国之外华人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因此，许多新加坡人与中国之间天然存在文化上的亲近感。这种文化联系有助于双方交流合作——我们讲同一种语言，庆祝许多相同的传统节日。这些本身都是积极的。
真正复杂的是，当文化认同延伸到政治认同时，问题就出现了。由于拥有共同的族群背景，有时外界会期待新加坡在政治立场上也应与中国保持完全一致，而这种期待往往会与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国家认同发生冲突。因此，新加坡长期以来始终强调：虽然我们是一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但我们的忠诚首先属于新加坡。
这也是新加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不仅仅是新加坡需要拿捏分寸，中国同样需要。中国必须意识到，正因为双方拥有深厚的文化纽带，更需要谨慎处理这一议题。这种文化联系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它能够促进双方互信；处理不好，则可能给双边关系带来敏感和压力。
事实上，也正因为如此，新加坡成为东南亚最后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新加坡当时希望向周边国家明确传递一个信号：新加坡不是中国在东南亚的”前哨”。直到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先后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新加坡才正式与中国建交。马来西亚于1974年同中国建交，印度尼西亚于1990年恢复与中国外交关系，新加坡也是在此之后才正式建立中新外交关系。
问： 谈到中国与东南亚，目前双方最突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答：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南海领土争议。中国与多个东南亚国家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并提出了范围广泛的海洋权益主张。目前，与中国存在直接争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如果把印度尼西亚部分海域争议也计算在内，也有人认为涉及五个国家。围绕海域主权、海洋权益以及海底资源，各方至今仍未达成一致。
目前，中国与东盟正在就《南海行为准则》展开磋商。这一机制并不是为了裁定各方主权归属，而是希望建立一套规则，管控分歧，防止争端进一步升级，避免演变为严重对立，甚至军事冲突。
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湄公河。柬埔寨、老挝、越南和泰国都依赖湄公河流域，这条河流不仅关系农业生产，也是这些国家重要的经济命脉。由于中国位于湄公河上游，当中国修建水坝、调节水流时，下游国家的农业生产和用水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下游国家始终担心，自己会过度依赖上游国家，从而在水资源问题上处于被动地位。
近年来，另一个日益突出的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中国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东盟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东盟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普遍对中国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
更重要的是，大量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正与当地产业形成直接竞争，尤其是在纺织、消费电子等领域，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都受到明显冲击。大量价格低、质量高的中国商品进入东南亚市场，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另一方面，也使当地许多中小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
由于中国国内消费增长放缓，对出口的依赖不断增强，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也随之向海外延伸。这种竞争不仅影响企业生存，也会拖累当地就业和经济增长。最终，这些经济问题往往会演变成政治问题——引发抗议示威、社会不满，甚至影响国内政治。不少东南亚国家近年来都不同程度经历过类似情况。
因此，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一直希望中方能够更加关注这一问题，在扩大出口时适当兼顾当地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避免出口那些与本地制造业形成直接竞争的产品。这些都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仍有待妥善解决的重要议题。
从外交政策来看，今天的中国显然比过去更加积极主动，也更加具有进取性。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中国并不是一个谋求霸权的大国，也无意成为霸权国家，中国发展的目标只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是中国对自身发展定位的理解。但站在其他国家的角度，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中国——一个实力不断增强的大国，而且越来越积极地影响周边乃至全球事务。
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战略关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最初关注周边地区，逐渐延伸到中东、拉丁美洲、非洲等更广泛的地区。其他国家也看到，中国正运用自身不断增长的实力，努力推动国际事务朝着符合自身利益和偏好的方向发展。对于一个大国而言，这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正如我在采访开始时提到的，大国往往习惯于从自己的视角理解世界，却未必能够充分理解小国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来说，当我们看到中国越来越表现出一个大国应有的姿态，并更加积极地维护自身利益时，自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焦虑。
而从中国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在追求自身合理的发展目标和国家利益。过去十多年里，我们确实看到，中国，尤其是在印太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外交姿态比过去更加积极主动，也更加坚定地维护自身利益。
（图片来源：新加坡旅游局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