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倡议”为两岸和平共处提供了历史契机

柳金财

2026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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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和平倡议的最大意义，并非立即解决台湾社会统独争议，而在于将和平提升为超越统独的共同价值；不在于预先决定政治终局，而在于确保台湾人民有和平讨论未来的机会。倡议揭橥和平、奋斗及爱台湾愿景，唯有以对话替代对抗、以协商降低敌意、以制度保障和平，始能避免台海陷入战争风险，并创造两岸长期和平、共同繁荣的历史机遇。–柳金财

【编者按：本文2026年11月月11日首发于中国时报新闻网，原标题为“两岸从对抗走向对话和平倡议的历史契机”，作者授权本站转发。点击这里查看“关中、丁守中领衔发起“两岸和平倡议”】

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俄乌战争、以巴冲突及美伊军事对抗方兴未艾，凸显地缘政治竞争与区域安全秩序的脆弱性。美中战略竞争持续升高，台湾海峡更被《经济学人》形容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战争不再只是遥远的国际新闻，而是台湾社会必须严肃面对的安全课题。如何避免台海成为下一个战场，已超越政党竞争与统独争议，成为攸关两岸人民生命安全、经济发展与区域和平的重大议题。

站在此一历史转折点，欣见由前考试院长关中、前立委丁守中等人推动，获得260余位产官学界人士共同发起或联署的“两岸和平倡议”，于11月12日成立大会正式公布宣言与政策纲领。倡议提出和平优先、尊重历史与现实、促进对话互信、协商最终政治安排及共同繁荣等五大主张。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反对战争，更在于试图超越既有蓝绿政治对立，为长期陷入僵局的两岸关系寻求新的和平论述与制度性出路。

一、和平优先：从政治立场竞争提升至战略安全高度

此一倡议最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将“两岸和平”置于最高优先位置，而非预先设定统一、独立或特定政治制度作为和平的必要条件。和平既是政治目标，也是维护人民生命、财产与自由的基本价值。换言之，其包容性非常广泛，无论主张两岸和平协议、和平框架、和平稳定关系架构，或建立军事危机管控机制，皆可纳入和平倡议的讨论范围，展现相当程度的战略高度与政治包容性。

自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以来，两岸官方制度化协商中断已逾十年。北京持续透过军事演训、外交压制、经贸限制及法律措施对台施压，台湾则强化国防吓阻、国际安全合作及经济韧性。双方安全政策相互刺激，逐渐形成国际关系理论所称的“安全困境”，亦即一方为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被另一方视为威胁，导致敌意螺旋不断升高。

因此，和平倡议并非完全否定国防安全的重要性，而是主张军事吓阻与政治对话应相互配合。缺乏沟通的吓阻可能增加误判风险，缺乏安全保障的对话也难以建立持久和平。如何将两岸关系由“敌意螺旋”转化为“互信螺旋”，正是两岸和平倡议最重要的战略价值。

二、中华民族：超越台湾人与中国人的认同二元对立

两岸和平倡议提出“尊重同属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与两岸分治现实”，具有特殊的政治意涵。长期以来，台湾社会对于“台湾人”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存在分歧，甚至经常被转化为政党竞争与政治动员工具。然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原本就是不同层次的概念，并不必然相互排斥。

国民党与民进党虽然对中华民国的宪政定位、国家发展方向及两岸关系存在不同诠释，但皆在现行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参与政治运作，认同同属中华民族为应有之义。两岸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亦存在不同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从历史文化角度而言，“中华民族”可以作为寻求共同性的论述资源；从现实政治角度而言，则尊重台湾社会多元的国族认同与民主选择。

此一倡议的重要性，在于试图跳脱“认同台湾人即不能认同中华民族”的二元框架。尽管目前部分台湾民众认为中华民国国家认同，并不必然推导出中华民族认同，更不能将民族文化共同性直接等同于政治统一的正当性。然唯有承认认同可以重叠、多元并存，且不强迫所有人民接受单一民族定位，因此“同属中华民族”可成为促进理解的桥梁，而非另一种政治分歧来源。

三、对话替代对抗：不预设政治前提的最大公约数

两岸和平倡议强调，以协商取代对抗、以合作增进共同利益，并未将“九二共识”或其他特定政治主张列为对话前提，这是其最具政治弹性与包容性的特色。例如国民党主张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两岸制度化协商；民进党则主张在对等、尊严及不预设政治前提下展开对话。两党对政治基础存在根本分歧，但并不代表无法形成“两岸应该对话”的最低共识。

回顾2008年至2016年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以九二共识作为互动基础，恢复海基会与海协会制度化协商，签署23项协议，并推动经贸、观光及人员交流。两岸亦曾形成一定程度的外交休兵默契。此一经验显示，政治互信确实有助于降低冲突与创造合作空间，尽管当时协议的分配效益、民主监督及政治风险，仍存在不同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两岸和平倡议并未要求所有参与者先接受九二共识，也未排除主张九二共识者参与。这种“不预设政治结论、先建立和平共识”的思维，具有跨越政党界线的可能性。此民间平台可以先从观光、教育、城市交流、经贸合作及危机预防建立互信，再逐步创造两岸官方恢复协商的社会条件。

四、终局安排：从统独零和走向开放性的政治想象共同体

倡议主张两岸在和平、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协商最终政治安排，这是五大主张中最具前瞻性，也最需要审慎讨论的部分。其重要性在于，并未预先指定两岸最终必须采取何种政治制度，而是保留不同政治方案进入公共讨论的可能性。无论大陆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或台湾内部曾经讨论的中国邦联、中华联盟、中华国协、两岸政治统合论及德国屋顶理论统一模式，甚至借鉴欧盟多层治理与共同体制度的构想，都可以成为比较研究与政治辩论的对象。

过去前总统陈水扁曾提出政治统合相关构想，前副总统吕秀莲倡议中华邦联、一个中华；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主张“大华国协”，后又提出“大一中架构”；前主席林义雄倡议共同市场、关税同盟，前主席许信良、代理主席张俊宏也提出两岸共同市场。部分蓝绿政治人物与学者亦曾讨论国协、邦联、联邦及共同体模式。这些方案虽然在主权定位、政治权力分配及制度可行性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但共同说明两岸未来并非只能在立即统一与永久对抗之间作出选择。

然而，政治安排的开放性，不代表各种方案已具备相同的民主正当性与实践可能。尤其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接受度偏低，任何终局安排都不能回避民主程序、人民同意、自由人权及安全保障。两岸和平协商应是开放性的政治探索，而非预设结论的统一谈判。两岸和平应先于终局安排，尊重人民意愿、同意则应先于政治制度变更。

五、民间倡议：由和平共识走向制度化和平架构

两岸和平倡议的真正价值，不应止于宣言发表与共同联署，而应进一步转化为可以持续运作的和平机制。260余位产官学界人士参与，显示部分社会精英对台海安全情势具有共同忧虑，但联署人数并不能直接代表台湾社会整体民意，尤其更需取得跨政党、跨世代及跨族群认同。倡议未来能否扩大影响力，关键在于能否纳入不同政治立场、世代（尤其青年）、专业领域及公民团体，避免被视为特定组织或政治阵营的附属组织。

两岸和平倡议平台可以先从事务性、功能性及经济性、文化性等低阶政治议题着手，建立两岸民间对话网络、推动学术及青年交流、研议军事危机管控、促进经贸合作与公共卫生协作等方面着手，逐步形成跨党派的和平政策共识。更重要的是，应将“反对战争”进一步转化为“防止战争”的具体制度设计，包括危机通报、降低军事误判、恢复制度化协商，以及探索两岸和平框架的可行性。

两岸和平倡议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