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政治经济学者史蒂夫·罗尔夫（Steve Rolf）博士结合其对台积电（TSMC）、华为、苹果及英特尔等跨国巨头的最新研究，阐述了在“地缘战略全球化”的新范式下，国家意志与企业自主权之间的复杂博弈，揭示了地缘政治如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并重塑大众的日常生活。本篇采访深入探讨了中美大国博弈如何超越传统的关税与贸易争端，演变为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产业供应链及企业战略的深层结构性力量。
Vimi Wang（以下简称问）：您指出我们不仅是在观望一场贸易争端，更是在见证整个全球经济的重塑。对于从未思考过“经济地理学”的人来说，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手机、汽车还是超市账单——有什么是已经被中美竞争所重塑的？
史蒂夫·罗尔夫（Steve Rolf，以下简称答）： 汽车和手机都是绝佳的例子，各自展现了当前变革的不同侧面。你如今能买到什么样的汽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目前出台了一项规定，意图禁售使用中国或俄罗斯软件的联网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甚至包括为了实现自动驾驶而连接互联网的传统汽车。该禁令将于明年生效，伴随而来的还有相关的硬件监管，以及对中国电动汽车等产品加征的关税。因此，你能买到什么车取决于你在哪里，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的差异化，更因为各国政府正在试图为自己的安全战略划定市场边界。
手机领域同样如此。在过去十年中，通过法律法规的渐进演变，中美之间的技术生态系统出现了真正的分化。美国对华为的禁令至关重要，还有追溯到近十年前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兴的制裁。但中国也对紧张局势作出了回应，限制了与某些美国技术的合作（例如禁用谷歌移动服务），并支持本土的“国家队”——最典型的就是华为，它开发了自己的移动操作系统“鸿蒙”（HarmonyOS），此后更是彻底脱离了对安卓系统的兼容。
这些动态同样延伸到了海外，中美两国正在第三国市场展开竞争，以确立技术主导地位。然而，他们在海外很难轻易复制在国内那种程度的分离。例如在非洲大陆，中美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传音（Transsion）等中国子公司如今占据了非洲智能手机市场近50%的份额，并拥有自己的应用层。这些手机还提供基于华为移动支付平台运行的金融服务，而非连接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与此同时，许多此类手机继续使用安卓系统（谷歌），这表明大国竞争在第三国市场内部是多么的错综复杂与紧密交织。正如你所看到的，两大超级大国之间正在筑起监管高墙，这既重塑了国内的日常生活，也延伸至第三国市场并影响着海外竞争的展开方式。尽管这显然取决于你身处何方，但地缘政治正开始以实质性的方式影响并塑造着大众的日常生活。
问：华为是中美竞争如何塑造其他国家决策的一个极具启发性的例子。沿着这个思路，您和您的合著者认为，“二次冷战”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对抗，它更成为了一种组织性框架，重塑着那些早于它存在的冲突，包括俄乌冲突。您能详细展开谈谈吗？一项大国竞争是如何重塑其他众多冲突的？
答： 我们希望避免的是将每一个全球事件都简单地透过中美竞争的滤镜来看待，尽管这种倾向在某些外交政策讨论中屡见不鲜。退一步来看，当今世界许多地缘政治冲突正在同时爆发，从乌克兰到加沙、黎巴嫩和伊朗。我们的观点并不是说这些冲突仅仅是中美竞争的延伸；相反，这种竞争正在成为一种组织力量，塑造着这些局部冲突和竞争发生的大环境。这一区分至关重要。
以俄乌冲突为例。这本质上依然是直接参与方之间的冲突，但它也拉入了欧洲——鉴于欧洲近几十年来与乌克兰不断加深的关系——以及日益深入的美国。乌克兰曾是拜登政府的核心外交政策领域之一，而且撇开表态不谈，我认为它在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一方面，美国在其中一些次一级冲突中拥有并不直接涉及超级大国竞争的利益；另一方面，随着俄罗斯在进入其他市场时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中国已成为俄罗斯极其关键的经济合作伙伴，为其能源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可以说，如果没有既有中美竞争的存在，这些动态就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展开。中国如今与美国处于长期的战略竞争之中，这一事实使其更有可能维持甚至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并非作为正式的盟友，而是作为这场更广泛地缘政治竞争中的重要非正式伙伴。而对美国而言，人们对中国在这场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担忧也在日益加剧，这种担忧已在多个关键时刻浮出水面。
在其他冲突中也能看到同样的动态——例如，挂有中国国旗的船只能够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与美国、以色列或更广泛的西方相关的船只则不行。核心观点在于，这种更广泛的大国竞争并不决定一切，我们不应将每一个微观或中观层面的冲突都归结为该竞争的简单延伸。任何给定的冲突可能都与这种更广泛的中美竞争存在某种联系——尽管这种关系可能错综复杂。中国在中东当前的冲突双方都拥有利益：与海湾国家、伊朗以及以色列都保持着联系。这提醒我们，这里不存在清晰的领土阵营；各个国家并没有整齐划一地划分到某一个阵营中。
这也是我和“二次冷战观察站”（Second Cold War Observatory）的同事们一直主张的核心观点之一。我们已经从“第一次冷战”——那时各国非黑即白地倒向苏联或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走向了一个由全球化、网络化融合以及深层的贸易、金融和投资流动的世界，这种深度融合使得阵营切割变得困难得多。各国不再整齐地属于某一个阵营，相反，它们嵌入在不同的网络之中，竞争往往在这些网络内部展开。因此，如今的地缘政治定位比第一次冷战时期要复杂得多。
问：许多新闻头条声称，随着各国讨论“脱钩”和“近岸外包”，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然而您的研究表明，正在发生的状况要复杂得多。我们是在见证全球化的终结，还是仅仅见证了它的新版本？
答： 我们主张的是后者。塞思·辛德勒（Seth Schindler）和我去年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地缘战略全球化”（geostrategic 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用以准确捕捉我们所看到的过去五到十年间全球政治经济的核心变革。如果你将全球化严格定义为：通过国际贸易、投资、金融流动和全球价值链（商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多次跨越国界）将经济活动扩展到国界之外，我们并不认为这种现象会消失。你只需要看看数据：衡量国际经济活动的指标仍处于历史高位。虽然这些指标自2008年左右停止了增长，但它们盘踞在一个极高的水平上。世界各经济体依然紧密相连，我们认为这种状况不会改变。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一切都没有改变——所有的地缘政治都只是表面浪花，而深层的相互依赖结构排除了真正的冲突？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日益表明，深度的全球经济融合并不是防止冲突的屏障。我们今天看到许多地方的冲突正在升级，从真正的军事冲突到我们即将讨论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冲突。
这些都是难以调和的现实，而“地缘战略全球化”正是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全球经济融合的程度可能会维持在高位，但国家也在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去塑造这些国际经济联系——将它们引导至国家希望的方向，并在不希望的地方予以收缩。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为智能手机和汽车创造独立的区域市场，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其他战略领域也是如此。我们正在看到世界经济出现真正的分化，这主要是由国家在某些融合形式上设置障碍、同时在其他地方建立新联系所推动的。“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以及类似的战略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
《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有趣的文章，报道了安永的一项研究。据估计，美欧要在未来25年内与中国实现完全脱钩，将耗资近24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投资规模——从现实角度来看，这不可能发生。我们连修路盖桥的钱都没有，更不用说投入如此巨资去解决一个未必存在的问题了。从中国进口衣服或基础消费电子产品本质上并不会造成伤害。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国家采取的一种更加补丁式的做法：明确哪些属于战略领域，哪些不是——哪些敏感领域不能再单纯通过市场进行融合、需要更强的国家监督，哪些领域国家可以保持相对宽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缘战略全球化”：在保留深度国际经济融合的同时，国家在管理和引导资本流动方面发挥着更为主动的作用。
问：您的研究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许多人眼中“中立”或“基于规则”的全球化，从来都不是脱离政治的——它自始至终都是一项政治工程。如果这是真的，这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自由市场”意味着什么？
答： 当我们提出“全球化正日益地缘政治化”时，人们往往存在一种误解。我们经常收到的反驳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种地缘政治形式——对此我完全赞同，它确实是。我们在关于地缘战略全球化的文章中，以及最近与蒂姆·扎琼茨（Tim Zajontz）合著、约一个月前发表在同一期刊《全球化》（Globalizations）上的文章《结构性权力的回归：网络化世界中的地缘经济竞争》（Structural Power Redux: Geoeconomic Rivalry in a Networked World）中，都阐述了这一观点。
在这两篇文章中，我们考察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主要基于市场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美国是如何构建其权力的。在此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期，我们拥有一个国家干预色彩更浓、具有清晰领土边界的政治经济体系。当时国家对其本土经济拥有管理能力，资本流动、贸易和投资的规模要小得多——尤其是在战后初期。公共事业和关键工业普遍归国家所有或管理，产业政策被广泛采用。那是大政府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时代。
但从1970年代开始，这套秩序被新自由主义革命所改变——这主要是由美国推动的，既通过其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也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变革。在经历了1980和90年代的债务危机后，这些机构推行的政策方案帮助建立了一个更加基于市场的国际经济，该经济围绕着表面上中立的规则构建，推动了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开放经济并实现国有公用事业和工业的私有化。
这一过程的最大赢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越来越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运营——竞标前苏联国家的建设合同，在整个中东地区获取石油权益，并在墨西哥、韩国、台湾以及从1990年代起在中国设立制造工厂。虽然这形式上是一个中立的、基于市场的体系，但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实际受益者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归根结底是美国本身。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它不再为美国服务为止——尤其是当中国在诸多领域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之后。首先是通过其在2010年代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横跨全球南方和欧洲的庞大投资计划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担忧。随后，越来越多地通过像“中国制造2025”以及2015年出台的产业战略等举措，旨在推动中国在各大战略工业领域向技术前沿靠拢。其成果是显著的，从工业机器人到半导体技术皆是如此。简而言之，中国即便未能完全站上技术最前沿，也已经比美国所能接受的距离近得多。
美国看到由它构建的这套秩序——基于任何人都可以竞争的自由市场，但隐性假设是美国将凭借其最大、最强和最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战胜所有人——突然间随着中国企业的崛起而演变成一种潜在威胁。这引发了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向更加显性的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的转变，在这个新阶段，投资和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受到政治视角审查：“这套体系是否还在为我们服务？”“保持我们的边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汽车开放，是否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多的答案是：不——我们不希望中国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它们比本土汽车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更便宜，也可能更具竞争力。再加上更广泛的安全考量，整个格局看起来已与往日截然不同。
退一步来看：市场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它们是完全交织且相互依存的制度。全球自由市场体系的核心赞助者——美国，已经认定自由市场不再符合其最佳利益，目前正在重写该体系的规则以改变自身处境。这是否会成功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短期内它可能会带来某些好处——例如保护本土汽车制造商免受中国对手的竞争。但从长远来看，作为一项更广泛的战略举措它能否奏效则远不清晰。无论你如何判定，事实依然存在：人们正在果断地偏离“自由市场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华盛顿共识。
问：世界上最重要的芯片制造商在应对来自华盛顿和北京的双重压力时，甚至雇用国际关系博士。鉴于美国在半导体技术中的核心地位，为什么美国没能将台积电（TSMC）完全“武器化”？
答： 我们（约瑟夫·贝恩斯、朱利安·热尔曼和我自己）之所以想研究台积电，是因为看到了一则有趣的新闻。美国对半导体技术及其如何出口到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管制——这经历了多次迭代，但在2022年10月变得格外剧烈，当时拜登政府单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技术管制，并未与盟友进行协调。
台积电在中国大陆拥有两个芯片制造厂（晶圆厂），一个在南京，一个在上海。2022年，前者进口维持运营所需设备开始需要获得美国的许可。我们注意到美国批准了这些许可证——起初是12个月的期限，随后变成了无期限豁免。这看起来很奇怪：为什么要单方面实施技术限制，却又立即对进口受控设备的主要企业给予豁免？我们就从这个谜题入手。
从技术层面来看，台积电绝对是美国用来对付中国的首选“武器化”对象。它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是唯一有能力大规模生产先进制程芯片的公司，并且在未来几年内很可能继续保持在技术前沿。尽管其总部设在台湾而非美国，但台积电高度依赖美国企业：在供应端，依赖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和Cadence等设备制造商和设计工具公司；在需求端，则依赖苹果（Apple）、英伟达（Nvidia）和Meta等美国主要客户。美国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使用这种杠杆——2019年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后，台积电就切断了对其的供货。因此，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对这家全球核心半导体制造商拥有杠杆，而在于为什么它没有更多地使用这种杠杆。
恰恰相反：台积电在2021至2024年间大幅扩展了其南京厂，投资超过20亿美元。它是在中国大陆加码投资，而不是撤退。我们通过“领土嵌入性”（territorial embeddedness）来解释这一点——地理学家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依赖于特定地点关系的经济活动。台积电高度依赖跨台湾海峡形成的全球顶尖、高度集成的电子和机床制造生态系统。中国大陆供应商在向台积电位于台湾和大陆的晶圆厂提供关键设备和生产投入品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领先的中国企业与台积电之间密集的专业人员流动，以及靠近最终消费者（如富士康、立讯精密等将芯片打造成设备的物理组装企业，而非其名义上的美国客户）也是关键因素。如果不接入中国大陆密集的工业生态系统，建造和运营一座半导体晶圆厂将极其困难。
除此之外，美国及其主要科技巨头如今与中国陷入了AI竞赛。对科技公司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的经济目标；对美国政府而言，这是一个地缘政治目标。但双方都拥有保持领先于中国竞争对手的共同目标。要做到这一点，美国企业获取台积电的制造能力是一个绝对前提。在任何现实场景下，这种能力都是不可牺牲的。台积电的产能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需求压力，据报道订单已经排到了几年之后。任何破坏台积电运营的因素都会威胁到美国科技公司以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目标——尤其是考虑到台积电的许多关键投入（包括机械和零部件）都来自中国大陆。
这就形成了一幅复杂的图景。正如2022年的一份报告所言，美国（尤其是拜登政府时期）希望“扼杀”中国的芯片和AI产业，将其发展冻结在原地，而台积电似乎是一个关键杠杆。但美国一直不愿彻底动用这一杠杆，因为美国科技公司极度依赖台积电来制造与中国竞争所需的芯片和AI加速器。其结果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美国需要台积电，而台积电依赖其跨台湾海峡的制造生态系统和供应商。这赋予了台积电博弈能力，使其能够深化在大陆的存在而非退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将台积电武器化方面表现得非常谨慎。如果冒然行事，最终可能会损害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
我认为这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今地缘政治实际运作方式的窗口。在很大程度上——抛开某些局部区域冲突不谈——我们谈论的并不是热战。虽然热战依然重要，但它们可能不再那么常见，也不再具有决定性。相反，当今的地缘政治关乎国家如何试图动员企业运营来实现其偏好的目标，却又因为这些复杂的全球纠葛而遭遇意想不到的阻碍——这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国家试图让企业服从其目标，而企业在是否配合上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正如你在问题中所指出的——企业正日益被迫培养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这在不久的过去完全没有必要，但现在却需要它来赋予企业最大的机会去降低日益增加的风险，甚至可能以新的方式利用国家间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