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登晨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月的一通电话，在8月被媒体曝光后，到了9月，这一“电话门”事件终于引发了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正式发起了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对于民主党而言，弹劾总统是其为在2020年入主白宫而发起的背水之战，而这同时也给了共和党一个“去特朗普化”的契机。与“通俄门”调查相类似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众议院的弹劾调查首先预示着白宫的内部倾轧。然而，“电话门”以及在此前不久刚刚平息的“通俄门”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却被这场热闹的弹劾大戏和两党党争的喧嚣掩盖了。
　　弹劾如何成了民主党唯一的可选项
　　2016大选之后，民主党不仅丢掉了白宫，还失去了对参众两院的控制，这让民主党成为了彻底的“在野党”，在立法与监督上难有作为。特朗普任期的前半段，其主导的白宫进行了“自我调整”及与国会的“艰难磨合”，这给了民主党以宝贵的喘息机会。
　　今年初控制众议院以来，民主党特别是党内进步派重新找回“政治自信”，党内也因此一直回荡着弹劾特朗普的声音。3月，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曾明确表示，“除非发生彻底的、颠覆性的情形，否则不会动议弹劾，因为这容易导致国家的分裂”。
　　佩洛西此一表态，固有参议院为共和党所控制、弹劾案在本届国会几无可能通过的现实考量，更为重要的是，经历了2016年选举失利，民主党亟须一场正名之战，去年中期选举拿下众议院让民主党看到赢得2020大选的可能性，而只有赢得大选才是真正的胜利。
　　为此，佩洛西一直致力于安抚进步派，突出表现在其反对“全面医保”、着手巩固既有的“奥巴马医保”。此外，她也意图在枪支控制、保护女性权益等领域有所作为。
　　但事情的发展未按照佩洛西的设计走。在超过20名民主党人参与的2020总统提名竞选中，民调前三稳定在的拜登、沃伦、桑德斯，其中进步派占两名；从主张“开征富人税”、“大麻合法化”到“全民医保”，“进步”更是成为所有民主党参选人的统一姿态。再以弹劾为例，今年4月穆勒的“通俄门”调查报告出炉后，沃伦率先表示支持弹劾，在“电话门”曝出后、佩洛西宣布弹劾调查前，民主党进步派众议员代表亚历桑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表示，“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的，不是总统的违法，而是我们的听之任之”，批评民主党建制派不作为。
　　破坏佩洛西设计的，还有共和党。从元月联邦政府停摆、3月边境墙议题缠斗再到5月基建法案搁浅，大半年下来，两党未能在任何重大议题上达成一致。8月，美国多地发生枪击案，民主党借机重提控枪，但9月国会开门之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康诺以“总统不签的法案投票也无意义”拒绝对控枪法案进行表决。
　　民主党内进步主义的风靡，让佩洛西或拜登的中间路线在党内已经没有市场，共和党的掣肘，则让民主党在国会无所作为。民主党意识到，面对一个高度“特朗普化”的共和党，只有弹劾总统才可能将之“连根拔起”，进而打破当下华盛顿格局，否则民主党不仅将继续“颗粒无收”，还会面临党内分裂的风险；而如若姿态温和却毫无建树地步入2020大选，则既难以讨好自由派选民，也难吸引务实的中间派选民，同时输掉白宫和国会的概率极大。
　　这一切，让弹劾这一看似极端的选项最终成为了唯一的可选项。
　　白宫动荡，特朗普可能成为“孤家寡人”？
　　“通俄门”调查导致特朗普竞选团队三十余人被调查、起诉，特朗普亲信律师科恩、竞选经理马纳福特锒铛入狱，为特朗普“通俄”辩护的新闻发言人莎拉·桑德斯离职，重点证人法律顾问麦克加恩离职。
　　与“通俄门”相比，“电话门”在时空跨度、逻辑链条上都更为精简，且其直指总统而非外围人员，这让后续调查将更具针对性。
　　特朗普执政以来，国务卿、国防部长、安全事务助理、幕僚长等关键岗位已几易其人，白宫“成年人”所剩无几。在此情况下，“电话门”爆发，特朗普的当下核心幕僚几乎已经悉数卷入，白宫恐怕难免进一步的动荡和内部倾轧。
　　特朗普主动对媒体说，副总统彭斯与泽连斯基有过类似通话，“你们应该问问他”；美驻乌克兰特使沃尔克因涉嫌安排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与乌接触而请辞，这一安排让国务卿蓬佩奥也难以脱身；朱利安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承认其曾与乌方就调查拜登父子进行接触。
　　“电话门”爆发后，华盛顿已经有人私下讨论副总统彭斯接棒的可能性，而在此之前，共和党高层一直鼓励蓬佩奥竞选堪萨斯州参议员。随着以弹劾为目标的国会调查持续深入，如果“被卷入”的彭斯反目，“脱不开干系”的蓬佩奥出走，那么，特朗普将进一步“孤家寡人”。
　　弹劾或是共和党“去特朗普化”的契机
　　近年来，共和党日渐“特朗普化”，其突出表现为，在共和党选民中拥有近九成支持率的特朗普，足以左右共和党籍参议员选举的成败，这从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与杰夫·弗莱克不同的命运中可见一斑。
　　2016大选期间，二人都曾强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获胜后，前者变脸成为总统的亲密盟友，后者则继续持猛烈批评态度。结果是前者的支持率迅速攀升，去年中期选举后成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后者的支持率则直线跌落，在中期选举前黯然退休。
　　2020年，参议院100席中的34席将面临改选，其中共和党22席，民主党12席。杰夫·弗莱克殷鉴在前，特朗普批评者、红州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本·萨斯因改选临近而噤声；蓝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柯瑞·贾德纳等因改选压力而对特朗普口诛笔伐，但其在类似大法官卡瓦诺任命等重大投票上也并未“违逆党意”，这与米特·罗姆尼、约翰·康宁、马克罗·卢比奥等“特朗普批评家”采取的策略如出一辙。
　　但是，国会共和党人在投票上的忠诚，未必表示参议院对于白宫的绝对服从；反而，白宫与国会共和党之间的天平，可能从此倒向国会。换句话说，弹劾不会让特朗普下台，但会让共和党开始“去特朗普化”。
　　白宫以外，国会共和党也一直不满特朗普“挟民意以令议员”。特朗普任期前半段，共和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但白宫废除“奥巴马医保”的尝试仍然遭到“自己人”狙击。今年以来，随着民主党人重新控制众议院，参议院共和党实际上以“不作为”来实现“矛盾上交”，即面对争议提案，参议院共和党人要么以“白宫不同意”为挡箭牌来应付民主党，要么以众议院民主党人不配合为借口来敷衍白宫。
　　对总统的“狙击”或是“敷衍”，表明议员有着区别于总统的自身利益，这一区别可能一度被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所掩盖，但并不会消失，而民主党掀起的弹劾风波，无异于在白宫撕开一道口子，国会共和党人在看到风险的同时，也看到了机遇。
　　在这场至少将延续至明年初的弹劾风波中，总统将既有求于参议院又对参议院高度警惕，参议员将既要让总统放心又要借机实现自身利益。过程中，一旦双方根本利益发生偏差，白宫与国会共和党的矛盾，就可能从“冷战”走向“热战”。和过往不同的是，特朗普对共和党的“绑架”将越发困难，共和党对于特朗普的控制却可能迎来契机：佩洛西宣布弹劾调查后，同样面临2020改选压力的参议员麦康诺几次表达对总统的支持，但他同时希望白宫结束无休止的对外贸易竞争。
　　今年6月，麦康诺曾誓言要替共和党看管好参议院、当民主党进步派的“收割者”，“即便输掉2020大选，也要保住参议院”，其豪情与悲壮让人感怀。彼时的麦康诺未曾想到，当共和党的收割机瞄准民主党进步派时，进步派却已经把绳索套到总统的头上。
　　不同的“阴谋”，同样的混乱
　　对于此次民主党发起的弹劾，也有一种颇具“阴谋论”气息的观点认为，不是民主党把绳索套在了特朗普头上，而是特朗普主动设计甚至“顺水推舟”地给民主党下的套。因为拜登次子亨特在乌克兰政商利益中牵扯颇深，曝光“电话门”对特朗普在2020大选中的竞争对手拜登是个有力的打击。
　　此一说法有其合理性——从事件走向上看，拜登在此轮风波中不会毫发无伤，其“衰朽”、“泥沼”式的白人老政客形象将得以加强。近日，拜登团队发信呼吁美国多家媒体不要邀请特朗普的私人律师、“电话门”的关键人物朱利安尼做节目，因为后者可能“传播虚假新闻”；而外界质疑，拜登担心的恐怕是朱利安尼的“口不择言”。
　　然而，在经济相对平稳、失业率处于新低、基本盘稳固且2020竞争对手并不突出的情况下，在任总统选取类似“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战术，实在牵强。此外，特朗普色厉内荏的个人风格也难促其做出类似“自杀式攻击”的决断。如果我们还记得穆勒调查：2017年5月17日，当特朗普得知穆勒被任命为专职调查“通俄门”及总统司法干预的特别检察官后，时任司法部长塞申斯的幕僚长洪特回忆当时的情景称，特朗普“跌落于椅上”，口中说“天哪，这太糟糕了，我的总统任期结束了，我完蛋了！”
　　这种“阴谋论”的出现反映了大众对于“电话门”的质疑，而这很大程度上与“通俄门”带来的“话题疲劳”有关。穆勒调查确认了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干预，但对特朗普是否干预司法未做定论，这让两党、媒体、公众都“不满意”、“不过瘾”。如今，“通俄门”一波暂平“电话门”又粉墨登场，出现“阴谋论”或“政治闹剧”的质疑，在所难免。
　　公众对于“两门”的疲劳和怀疑，恰恰暴露出“通俄门”调查的真正价值被严重低估，即“两门”所暴露出的总统行政权的恣意、白宫的混乱甚至是宪政的失效，已经完全被表面化的党争喧嚣所掩盖。

来源时间：2019/10/11   发布时间：2019/10/11

旧文章ID：19786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关键词：特朗普 弹劾 “电话门”
　　摘要：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电话门”事件持续发酵，2019年9月2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众议院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正式的弹劾调查。眼下的美国马上要进入2020“选举年”，弹劾调查一方面得以有力打击特朗普的形象；另一方面，民主党太过“政治化”的形象，有可能既疏远中间选民，又给特朗普提供攻击民主党的弹药。
　　一、“电话门”始末
　　此次弹劾的导火索，源于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20日刊登的一则报道。这篇报道称，特朗普曾在7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电话交谈中，大约8次催促后者与特朗普律师朱利安尼合作调查拜登家族。据悉，拜登在奥巴马时期担任副总统时曾致力于使一家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免遭调查，而拜登之子亨特正是该公司的挂名董事会成员。乌克兰政府此前曾表示，他们没有发现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或其儿子有任何罪行。
　　拜登于9月21日回应称，自己没有与儿子亨特谈过他在海外的生意，并强烈要求对特朗普7月与乌克兰总统的电话交谈启动调查。《纽约时报》9月23日再次爆料，白宫两名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曾私下以冻结对乌克兰3.9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为要挟，要求泽连斯基着手调查拜登家族。
　　“我们必须掌握事实，现在我们有了，可以开始弹劾调查了。”“总统必须为所做负责，无人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美国当地时间9月24日下午，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宣布，众议院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正式的弹劾调查。而此时的特朗普正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几分钟后，特朗普就在推特上发文抨击称，民主党人“甚至都没有看过（与乌克兰总统的通话实录）”就启动弹劾调查，这是“对总统的骚扰”。

　　二、弹劾的难度
　　笔者认为，特朗普被弹劾下台的可能性不大。毕竟要想弹劾成功，一是要找到确凿的、足以定罪的证据，二是要在参议院争取到至少20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
　　第一，能否从通话记录找到定罪特朗普的证据还是未知数。就目前公布的通话录音文本看，特朗普的确在通话中要求泽连斯基“帮我们一个忙”（do us a favor）。“有很多关于拜登儿子的谈论，拜登停止了起诉，很多人想知道这一点，所以无论你能和司法部长一起做什么都会很好。拜登到处吹嘘说他停止了起诉，所以如果你能调查一下。”但这也是整个文件中，唯一指名道姓地提及拜登和他儿子的一段话。
　　第二，依照美国宪法，众议院是启动弹劾总统的机关，但决定权掌握在由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弹劾调查一般是由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导，如果相关调查能够提出弹劾条款，并经众议院全院投票通过，弹劾程序就可以进入联邦参议院；参议院将举行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的审判，如果最终超过三分之二的参议员认为弹劾条款成立，现职总统就将被免职，副总统将接任总统一职。
　　在美国历史上，一共发生过三次总统弹劾或者将要弹劾事件，但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其中，涉入“水门事件”的查德·尼克松总统选择了提前辞职，以避免正式被弹劾；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和比尔·克林顿总统虽然经历了正式弹劾程序，但最终都被宣告无罪。目前，共和党是参议院多数党，且没有任何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支持弹劾特朗普，因此弹劾程序在参议院取得罢免总统所需的至少三分之二支持票的可能性不大。
　　三、弹劾的风险
　　笔者认为弹劾的风险有二：一是对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调查的负面影响，二是一旦弹劾失败、或甚至未能提供有说服力的弹劾证据，将有损民主党的政治形象，并可能失去部分中立选民的选票。
　　首先，弹劾调查可能对目前民主党的热门总统候选人拜登造成伤害。由于弹劾调查必然要涉及对“电话门”事件的彻底调查，那么听证会将让特朗普对拜登父子的控诉一直被提及，而拜登父子在这件事情以及此前涉及乌克兰的一系列事件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也必然是调查的重点。这些调查无疑也会损害拜登的政治形象。作为一个被民主党寄予厚望的候选人，拜登政治形象受损难免将会拖累其选情。
　　其次，对于发动弹劾的政党来说，弹劾是一种危险的政治举动，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当年，共和党人发起对克林顿的弹劾并最终失败，且其在弹劾过程中对克林顿的“穷追猛打”招致了选民反感，导致共和党在1998年的中期选举中遭遇惨败，丢失了5个众议院席位。维吉尼亚大学的拉里·萨巴托表示，“共和党人使得受到冲击的比尔·克林顿在余下的任期内几乎无懈可击，这对民主党人来说应该是一个警告。”此前的佩洛西也一直是主张慎用弹劾，她表示：“我们一旦启动弹劾，就希望这对我们国家会起到团结的作用，而不是分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用尽可能最强的理由进行弹劾。”她主张在民主党开始弹劾特朗普前，必须获得公众的支持和两党强有力的支持。
　　但数据表示，美国民众普遍不支持弹劾，这也是佩洛西此前一直不愿意弹劾特朗普的顾虑之一。根据FiveThirtyEight的研究，自2017年初以来的所有民意调查中，仅有38.5％的公众赞成弹劾，55.7％的人反对弹劾。即使在此前“通俄门”事件中，反对弹劾总统的比例也一直在50%以上。如果弹劾不成功，主动发起弹劾的党派可能被选民贴上“无事生非、太过政治化”等标签，反而受到拖累。简言之，弹劾如果不成，这对民主党来说是非常损形象的。
　　此外，弹劾特朗普的时间点也选得不大好。弹劾程序接近尾声的时候就已经到了2019年末或者2020年初，这使得弹劾和大选两件事重叠，就显得弹劾案并不那么必要了，毕竟选民可以直接通过大选改变现在的政治格局。总之，弹劾政治是棘手的，中间选民的立场也将更难以预测。
　　四、影响
　　在2020美国大选已经渐入高潮的背景下，这次弹劾调查的启动不仅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和众议院的分裂加剧，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两党选情呈现激烈和复杂化的态势。
　　“大部分民主党人其实都知道这个弹劾未必能真的弹劾特朗普。他们现在的目标不是要特朗普下台，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想要拿下2020年的大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孙成昊分析说，“为选举助选，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抹黑对手。把特朗普描绘成一个不懂法不遵守法律的总统，让民众觉得总统不靠谱，认为他不能带领美国继续走下去。”人大国关副教授刁大明也指出，弹劾的目的一方面是给支持弹劾的三成选民以反馈，另一方面就是将“特朗普是否有资格继续竞选和连任”作为一个议题来讨论了。
　　佩洛西在宣布启动弹劾调查的时候称：“特朗普的行为显示其背叛了宣誓誓言，背叛了国家安全，背叛了选举的公正。”这一“指控”可谓重大，民主党会使出弹劾这张王牌，想必是有十足把握和充足准备的。总而言之，启动弹劾是否对民主党有利，主要看其能否找到特朗普“通乌”的有力证据，否则将是一场重大的政治冒险。

　　原文摘自《美国政治》总第439期

来源时间：2019/10/10   发布时间：2019/10/8

旧文章ID：19784

作者：Mira Rapp-Hopper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编译：王浩然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梁愿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The Usurpation of U.S. Foreign Policy
　　来源: Foreign Affairs

　　作者信息
　　米拉·拉普-胡珀 (Mira Rapp-Hopper)，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的研究院，苏世民学者。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到了本世纪中叶，美国的强制能力在冷战结束时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水平。由于充足的援助、制裁和防御性威胁和承诺，美国有独特的能力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调节其全球政治环境。然而，美国开始在外交政策上有所僭越，尼克松通过延长东南亚大屠杀来赢得选举，特朗普违反国家安全程序向乌克兰施压，在美国的竞争对手崛起的当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将受到强大的冲击。

　　上周披露了一条消息，即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向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施压，要求其调查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即使按照这届丑闻多发的政府的标准来看，这一消息也极具爆炸性。美国总统将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作为条件，而这一条件取决于他的同行是否愿意调查一个政治对手。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泽伦斯基的通话记录几乎明确表明，这是一种交换条件？自特朗普滥用总统权力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但这也是对美国权力的滥用，可能会在未来引起更持久的危害。
　　权力是国际政治的组织原则，这赋予了美国胁迫他人的能力，即通过交替使用诱导和惩罚的方式，让他们紧随美国的脚步。因此，美国得以在海外推广其政治和经济议程。
　　处于这种地位是一种特权，它使美国能够塑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世界，但它既不是一个头衔，也不是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简单叠加。由于美国通常以一种纪律严明的方式行使其强制权力(有几个明显的例外)，它所经历的国际阻力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大。只要美国以微妙的方式行使其权力，并迅速纠正其过度行为，它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就将继续与美国进行这样的合作。特朗普在与泽伦斯基通电话时，公然抛弃了这一原则，并利用美国的权力推进自己的政治利益，这种对外交政策的僭越对美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美国的实力已经受到竞争对手的挑战，它们热衷于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行为规则的制定者。美国公然在谈判中肆意压迫脆弱的盟国，这让美国无法长期保持其主导地位。
　　“胡萝卜加大棒”
　　在国际关系中，权力是对结果的影响力。它有许多形式——从军事到外交，并且它在国家之间的分配总是不平衡的，通常具有更强的物质禀赋的国家拥有更大的权利。无论是在罗马帝国，中国的朝贡制度，还是欧洲的议会制度，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都坐在制度的顶端，设定其治理条件，通过诱使、哄骗和威胁弱国屈从于它们的意愿从而获得巨大的利益。
　　学者们已经写了大量关于消极强制的文章，消极强制即为威胁使用暴力或政治和经济制裁。但积极强制的威力并不逊色于消极强制。通过提供诸如防御性联盟、经济援助或政治支持等激励措施，然后威胁要扣留或取消这些措施，强大的国家可以令弱国依赖于它，并从根本上改变弱国的行为。如果这个国家足够强大，它甚至不需要明确提出它的威胁和承诺，其较弱的伙伴也不需要对这种权力差异的解释，因为它已经渗入到了二者之间在每一个问题领域和政府的互动之中了。
　　当今的美国是拥有强大的强制性力量的大国。尽管曾经受到苏联的限制，它的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然达到了制高点。美国在国际机构中的领导地位使它能够诱使其他国家支持它的全球议程，它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向别国提供有条件的援助，并实施强有力的经济制裁。与此同时，美国的军事力量威慑了对手，共同防御条约保护了盟国，同时让他们紧紧依附于美国。
　　到了本世纪中叶，美国的强制能力在冷战结束时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水平。由于美国具有充足的援助、制裁和防御性威胁和承诺，以及没有主要竞争对手，它有独特的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调节其全球政治环境。然而，与帝国不同的是，美国从未采用强制等级制度。美国的盟友和竞争对手允许其积累和消费巨大的地缘政治资本，因为它通常没有滥用这些资本。正如学者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独特的霸权制度让其他国家也从中受益，即使美国获得的利益更大，也是一个相对开明、正和的等级制度。
　　可以肯定的是，当美国威胁要终止盟约或取消援助时，美国的伙伴们都感到不安。在美国过分扩张的时候，如在越南或伊拉克，反对的声音最终帮助美国纠正了它的路线错误。但即使盟国完全不接受美国的强制逻辑，美国也能够为其行动正名，说是为了努力实现明确的全球利益。因此，美国的全球地位并不仅仅依赖于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因为该系统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积极的好处，它们有理由支持它。
　　没有这种共识的话，强制的权力就开始减弱。如果美国的攻势过于引人注目，行动目标背信弃义，其合作伙伴将不会支持美国的下一次行动。制裁将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也不会有更多自愿的多边主义联盟。随着强制权力的下降，美国控制外交事务的能力也开始下降。
　　违反协议
　　根据最新报道，特朗普为了个人政治恩怨而滥用美国权力来拉拢乌克兰和澳大利亚等盟友，如此厚颜无耻的行为在历史上都是少有的。我们必须回顾下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试图破坏1968年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和谈这一事件，他明目张胆地通过延长东南亚大屠杀来赢得选举。这个轻率的行为直到尼克松去世后才被人们发现，被称为“陈纳德事件（Chennault Affair）”，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努力将其隐瞒，因为他的国务卿认为这种行为很可能是非法的。然而，特朗普滥用外交政策的范围之大更令人眼花缭乱。毕竟，尼克松当时只是一个欺骗性的总统候选人，而总统职位本身的强制力要大得多。
　　对于特朗普政府为了向乌克兰施压而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程度，怎么说都不为过。他利用国务院的资源，包括利用国务卿本人，参与执行敲诈勒索并随后将其隐瞒，为一己之私颠覆了一系列国家安全程序。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大使遭到攻击、召回和威胁。本来是负责保护国家最高安全机密的情报能力却被用来隐瞒罪行。情报机构的创始人们也料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总统本人就是国家安全的威胁。
　　美国对外交政策的滥用既存在于手段中，也存在于目标中，美国总统几乎找不到比泽伦斯基更脆弱的盟友了。2014年被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目睹了主权在五年的低级别冲突中遭到侵蚀，彻底解体的威胁迫在眉睫。特朗普所暂停的乌克兰军事援助方案占乌克兰国防预算的近7%。即使特朗普从未切断援助，他对俄罗斯众所周知的亲密关系以及反复暗示乌俄“达成协议”，都足以让泽伦斯基感到自己的命运处于危险之中。乌克兰的生死存亡依赖于美国的支持，特朗普根本没有使用积极强制的必要。同样的，当美国司法部长提出对情报机构调查结果的再调查请求，试图将其推翻并为特朗普提供国内政治掩护时，长期依赖美国有关协定的盟友几乎没有反对意见。
　　浪费的特权
　　美国权力在最不合适的时机遭到了滥用。赋予美国如此非凡特权的全球秩序正在迅速变化，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相对实力减弱，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也受到了削弱。在从国防到技术、贸易、气候政策、朝鲜和伊朗等问题上，现在的美国只有在其伙伴的支持下才能维持力量平衡。
　　总统决定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置于对脆弱国家赤裸裸的勒索上，产生的后果是参众两院都不可估量的，比一位腐败的首席执行官或一次被操纵的选举更严重。这无异于是对美国卓越地位的耐久性的挑战。这种微妙的强制权力是美国实力的产物，但它必须是经过双方同意的，也是视情况而定的。如果这种违规行为得不到制止，或者成为了一种惯例，实力较弱的国家将放弃对美国权力的依附，卑鄙的滥用行为会导致盟约的无效化。当美国有了急于制定自己的一套规则的竞争对手时，这种强制力的特权将一去不复返。

来源时间：2019/10/10   发布时间：2019/10/7

旧文章ID：19783

作者：Paul Triolo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编译：张寒昱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柯曼琪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China Is Not A Technology Superpower. Stop Treating It Like One
　　来源：Supchina

　　作者信息
　　保罗•特里奥罗（Paul Triolo），就职于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是该公司最新业务版块的负责人。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尽管中国希望在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美国决策者不应把中国的雄心壮志与现实技术水平混为一谈。

　　在如何应对中国技术崛起的讨论中，一个常见的论点是:中国决心在先进技术方面“赶超”西方。他们认为，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实现“自给自足”的雄心可能会取代硅谷，并威胁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
　　美国和中国卷入了一场3, 600亿美元的贸易和科技对抗，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赶超”的论调在美国政府里已占有一席之地。但个中逻辑有根本性缺陷，这一逻辑在最近的一些文章中也有所体现，比如朱利安•贝尔德•格尔茨(Julian Baird Gewirtz)最近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迈向科技霸权的长征》(China’s Long March to Technological Supremacy)。在最好的情况下，这对“赶超”的论证过于相信中国政府推动前沿创新的能力。在最坏的情况下，由于美国政府以为中国是科技超级大国，美国政府可能会反应过度，反倒削弱美国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当然，比喻若要打得巧妙，离不开重要事实。对中国科技实力崛起的担忧也不例外。中国的大型平台公司和越来越多的独角兽公司开始与硅谷的大型公司展开正面竞争。在5G领域，美国没有哪家公司能与华为匹敌。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不同，他们并不羞于制定宏大的产业政策目标并为之投资巨额资金。在中国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共正在开展多项宏大的项目，如《中国制造2025》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AIDP)。
　　许多西方观察人士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推动中国私营部门创新的是雄心勃勃的政府政策，而不是因为私营部门创新才促成宏大的政府政策。第二，认为中国政府的论调等同于一个连贯的、可实现的战略。这两个错误都源于对创新在现实世界中的运作模式的不理解。
　　现实情况是: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在尖端半导体领域实现“自给自足”?也许永远不会。在半导体设备制造领域呢?也许也不会实现。制造出云计算的软件替代堆栈?也许是让中国多一个选项，但这一堆栈无法在全球竞争。企业软件领域呢?也是一样的道理。
　　中国对数字创新的政策支持并不均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一提出就过时了。尽管中国在太阳能电池和高铁等简单技术上迎头赶上，但中国政府在半导体等更先进领域的大量投资和优惠补贴政策却未能让中国超越西方，而且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态度尤为宽松。
　　对于中国的科技公司来说，所有这些关于科技主导地位和自给自足的言论一定看起来很奇怪。从历史上看，华为、阿里巴巴等公司倾向于做最具商业意义的事情——开发或收购他们认为具有竞争优势的技术，同时依赖西方公司填补在全球市场竞争所需的空白。在这里，所谓的捷径，如非法获取技术，并不构成可行的商业模式，如果没有具备创新能力的劳动力、稳定和有适应能力的管理策略以及现实的长期适用的商业模式和战略，那么中国企业只能获取到有限的利益。
　　华为在其智能手机上依赖谷歌的Android操作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华为的手机被Android系统排除后，那些因此而放弃了华为手机的全球消费者不太可能被本土的华为替代操作系统吸引回来，因为该操作系统将缺乏许多流行的谷歌应用程序。华为的芯片设计子公司“海思”可能是中国领先的半导体技术的成功案例，但华为在芯片方面的投资，与其说是受政府命令的驱动，不如说是该公司希望通过降低向西方供应商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来降低其智能手机和基站的成本。
　　尽管海思现在可以适用西方先进技术来生产人工智能和智能手机的核心处理器芯片,但这并不是“自给自足”:它依赖于从美国和德国进口芯片设计工具、从ARM获得微处理器参考框架的授权，并将制造外包给台湾的台积电，台积电的制造技术是中国大陆公司无法企及的。
　　这就是“赶超”模式的缺陷。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取代高科技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都嵌入了本土的替代品。
　　中国科技公司是否正在某些领域赶超美国和西方的竞争对手?当然，就像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公司在之前的技术发展时期所做的那样。与西方竞争对手相比，中国企业可能还享有一些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但是，认为中国企业能够或有希望在任何地方取代西方创新技术的想法是错误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将华为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企业名单等政策行动，将迫使中国企业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设计美国的半导体，并开发Android等现有选择的可行替代品。这将是一个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的过程，而且不仅是对中国而言——长期的技术分歧也会使美国主要技术供应商面临收入降低风险，从而耗尽用于下一代创新的资金。
　　中国政府可以大谈特谈自己的统治欲和自给自足战略。中国科技公司能否在全球取得成功，在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单个公司预测和应对不断变化和市场驱动的客户需求、技术趋势和竞争对手行动的能力。事实上，技术生态系统越复杂、越相互关联、越全球化，政府在指导技术发展方面的努力就越不奏效。而对于中国的跨国公司来说，更多的政府干预更有可能阻碍他们竞争力的发展。
　　西方政策制定者应该对自己的体系有更多的信心，毕竟这一体系帮助西方发展到今天的地位;相反，他们表现得好像中国已“居高临下”。历史表明，如果一个国家视对手为超级大国，往往会出现政策失误。

来源时间：2019/10/10   发布时间：201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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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诺尔特  来源：中美聚焦

　　为试图解决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日益加深的贸易冲突，美国和中国再次举行新的谈判。然而，达成一份全面协议的前景并没有离我们更近，因为双方的基本观点相差甚远。美国的压力往往带给中国领导人加强国家自主发展的紧迫感，使其更加不会在减少诸如“中国制造2025”宣传的政府为高科技产业提供补贴等问题上做出让步。美国持续威胁限制贸易和投资，这将加大经济脱钩的可能性，而不是相反。
　　况且，中国领导人知道时间在他们一边。随着美国大选年的临近，以及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及贸易引发的金融崩溃，特朗普总统一会儿强硬地进一步提高关税，一会儿又因为华尔街做出强烈的负面反应而退缩。虽然经济形势相对来说还不错，但特朗普的连任前景已成问号。如果来年出现一场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的话，他连任的希望就会成为泡影。而中国也了解这一点。
　　人们常常说，与其要面对一位民主党总统的不确定要求，不如与你“熟悉的魔鬼”打交道。2018年5月、2018年12月和2019年5月，贸易协定草案曾经三度接近完成，但每一次都被白宫否决掉了。第一次是特朗普直接拒绝。第二次是华为CFO孟晚舟被拘押，导致协议遭扼杀，而此事显然是最近被解职的特朗普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鼓动的。今年5月，美国媒体大多谴责中方离开了谈判桌，但它们却无视特朗普在推特上的挑衅。他声称，即使达成一项确保中国“行为良好”的贸易协定，他也还是有可能继续保持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中国方面肯定认为，如果特别关税不取消，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就连美国的盟友日本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因为特朗普拒绝就将来不向日本加征汽车关税做出书面承诺，以此作为换取日本让步的条件。特朗普是只提要求，不做交易。
　　现在我们被告知，中美贸易协定再次取得了进展，但对此不可轻信。目前双方都有传递乐观情绪的动机：美国要避免惊扰华尔街，中国则要保持理性形象；双方即要维持国内的商业信心，又要阻止特朗普采取更严厉的贸易惩罚措施。不过，从现有的证据看，自从2018年5月以来，中方几乎没再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其部分原因是，在不危及至关重要的国家规划前提下，中国愿意提供的只能是这么多。而且，特朗普似乎也不愿意用有吸引力的交换条件，来促使中方做出更多让步，以推动协议的达成。多年来，特朗普一直宣称中国利用了美国领导人的软弱，是完美的剥削者。因此，他是不可能接受一份看似软弱的协议的。
　　有影响力的民主党捐款人乔治·索罗斯最近对特朗普发出挑战，他表示，在对中国的妖魔化已经发展至此的情况下，如果特朗普达成的贸易协议比他前几次拒绝的好不了多少，那他就会被攻击为“对中国太软弱”。特朗普自己把与中国达成一项全面贸易协议的预期提得太高，以至于现在很难止损和妥协。对于中国提出的任何合理条件，他都不可能接受。
　　因此，最有可能出现的前景，就是又一轮谈判破裂，接下来特朗普实施又一轮惩罚性关税，从而招致中方的报复。再一次的失败很可能加快全球性衰退，即使没有坏消息，这场衰退也已经开始了。
　　然而，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坏消息。世界经济已经显露出严重的收缩迹象。亚马逊等网络零售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正在毁掉数百家大型传统零售商的前景，导致许多公司破产，尤其是那些为了扩张而背负低息债务但却没能赚钱的企业。德国最大银行德意志银行眼下之所以大量裁员，部分原因就是它在美国日渐衰败的零售商那里有巨大的风险敞口。另一个易受冲击的对象是英国在香港的大银行，比如汇丰和渣打，它们的根基是危险的房地产业和商业贷款，并经受着贸易战对香港的不成比例影响，以及数月来的民主抗议活动。到终了，在这场“零售业浩劫”中，特朗普还威胁要大幅提高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这其中的大量商品是供应零售业的。这种做法将加速零售业与房地产的危机，并波及更广泛的经济领域。
　　最后要说的是，特朗普似乎已经拿定主意，要在美元汇率问题上与华尔街做对。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在争取弱势美元，他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因为他希望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这样中国的出口商品会变贵，美国就能减少进口，这多少有助于减少中国对美国庞大的贸易顺差。然而，汇率不仅影响成交商品的相对价值，更会影响以每种货币计价的未偿贷款价值。超过60万亿美元的债券和银行贷款会随着美元一起贬值，这就是为什么大银行和其他拥有美元资产的投资者要求美元保持强势的原因。
　　特朗普最新削弱美元的努力包括他对美联储、对由他任命的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的持续攻击。尽管为了迎合特朗普放松信贷的希望，美联储最近小幅降息25个基点，但特朗普却不以为然。他在推特上表示，联邦基金利率应该是零，甚至是负的，而不应维持在当前2%的目标附近。如此低的美元资产收益率将极大削弱美元，导致资本外流、私人信贷下降，以及信贷资产泡沫破裂所引发的金融危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降息会自动刺激信贷，但如果私人债权人在如此低的利率面前失去信心，刺激信贷就是一句空谈。没有人会被迫放贷。与通常情形相反，华尔街对美联储最新降息的反应是适度抛售，这似乎印证了我的观点：现在是熊市当道的时刻。

　　作者：詹姆斯·诺尔特，纽约大学客座教授，世界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着有《国际政治经济：战争与和平的事业》，曾发表多篇有关中国军事和东亚军事平衡的文章。

来源时间：2019/10/10   发布时间：201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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