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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 中美贸易战,留给特朗普的筹码可能越来越少?

作者:黄亚生  来源:亚生看G2

  编者按
  在6月底的G20大阪峰会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一度有缓和的趋势。然而,8月1日,特朗普宣布将从9月1日起对剩余的3,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虽然特朗普在8月13日表示将对3000亿进口商品中的部分产品的征税措施推迟到12月15日,但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再度升温的趋势却是不可否认的。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表示,有迹象表明,“中国的议价能力,或者说是谈判筹码,在增强。而且有可能中国最大的筹码是和贸易战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改善国内自己的投资环境和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我一直认为如果国内有一个法治的,政治中立的投资环境,贸易战或者可能根本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自从特朗普2017年1月上任以来,中美贸易问题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而这一问题在今年有持续升级的趋势。6月底G20大阪峰会中美领导人会晤后,两国在贸易问题上摩擦的一度呈现缓和的态势。然而,8月1日,由于特朗普表示不满两国谈判进度,将从9月1日起对剩余的3,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随后,8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美国财政部旋即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指责中国故意让人民币贬值,增加出口竞争力。虽然特朗普在8月13日表示将延迟对价值3000亿中国产品中的部分产品加征10%关税,日期从9月1日延迟到了12月15日,理由是为了不对美国消费者的“圣诞购物季”产生冲击。然而,中美贸易摩擦态势在G20大阪会议后急转直下的大趋势恐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且现在看来贸易战有可能向货币战升级。
  但有迹象表明, 中美贸易战中,中国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或者说是谈判筹码,在增强。而且有可能中国最大的筹码是和贸易战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改善国内自己的投资环境和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我一直认为如果国内有一个法治的、政治中立的投资环境,贸易战或者可能根本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除了这个潜在的最大筹码,还有四个外部的原因促使中国的谈判筹码增加。
  一、股市表现
  虽然中美两国的股市,每次在中美贸易问题传出不好的信息或信号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但是区别是,中国的股市从来不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大起大落是个常态。从心理上来讲,股市的表现不好也没有很高的成本。
  在美国股市本身也不应该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但问题是特朗普自己把它作为重要指标。
  在特朗普8月1日宣布9月1日起对剩余的3,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美国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指数都出现了连续的下跌,这一下跌的趋势在人民币破“7”以后以及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后得到了持续。虽然8月13日,在特朗普宣布推迟对部分中国出口产品加税后美国股市出现了反弹,但是随之在8月14日又逆转了。在8月14日,美国道琼斯指数大跌超过800点,被认为是美国2019年 股市最糟糕的一天,而如果以跌幅点数计算,这还是道琼斯有史以来跌幅第四高。虽然这次历史性暴跌并不完全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但也有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下,各界对于全球经济悲观预期的因素使然。
  可以说,股市对于中美贸易摩擦这样的重大问题是很敏感的,而特朗普又恰恰十分在乎美国股市的表现。根据雅虎财经的不完全统计,从特朗普2017年1月就任起,截止2019年5月,特朗普至少在社交媒体上7次评论美国股市表现,其中5次是夸耀美国股市在当日的优异表现。可以说,特朗普将股市的表现视为其在任的经济政绩的一个直接体现。特朗普甚至认为股市的强劲表现和自己的执政表现有直接的联系,他多次在社交媒体或采访中表达过这一点,比如,在2019年4月23日美国股市表现强劲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抱怨美国媒体非但没有将这一点归功于他,反而还在讨论弹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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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虎财经统计了特朗普上任后关于股市的社交媒体言论(不完全)

图片来源:雅虎财经

  特朗普如此强调股市的表现,一是因为对于很多美国民众来说,股市表现比GDP的增长更加直观,二是因为美国股市在特朗普任期下,至少到目前为止,整体表现是不错的。根据下面Business Insider整理的表格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从标准普尔收益率的年复合增长率的角度来看,特朗普任期里标普收益率的年复合增长率高于50年代来所有总统的平均值,远胜于小布什,和奥巴马时代相当 (从统计意义上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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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准普尔收益率的年复合增长率的角度来看,特朗普任期里标普收益率的年复合增长率高于50年代来所有总统的平均值

图片来源:Business Insider

  然而,如此强调股市这一直观指标和自己执政表现的直接联系是一把“双刃剑”。当股市好的时候,你可以借机夸耀自己的功绩,那么当股市遭受挫折的时候,你就必须承担双倍的压力。特朗普自己在2017年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将股市表现作为衡量自己政绩的一部分时,特朗普引用了一句谚语作为回答,“生于剑下,死于剑下。”(“You live by the sword, you die by the sword.”)这句话在这里可以被理解成为一句中国的谚语,那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美国以前的总统尽量都要避免把股市表现与自己政绩联系在一起。特朗普的愚蠢就在于他把自己心甘情愿地贡献到这个双刃剑的下面,这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完美的圈套。现在是他跳进去的时候了。
  二、德国经济疲软,这可能是全球经济受阻的先期指标
  8月14日德国公布了第二季度GDP增长数据,数据显示德国第二季度GDP出现了负增长,这让人们担忧德国会出现经济衰退(Recession)。宏观经济学对于经济衰退比较常用的定义是,在同一年中,一个国家的GDP出现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季度的下跌。事实上,在德国第二季度GDP的负增长在正式公布数据前的一段时间有关德国经济衰退的话题就已经开始讨论了。而根据德国市场研究机构捷孚凯稍早前公布的报告,8月份德国消费者信心先行指数为9.7点,比7月份下降0.1点,环比连续第三个月下降,这显示了德国国内消费者对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消极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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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第二季度GDP出现了负增长

图片来源:CNN

  很多分析师都指出,德国经济的疲软和中美贸易战是有关系的。长期以来,德国一直是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2年起,德国每年出口的产品或服务都占据GDP的45%以上。而德国经济疲软有一部分原因是受中美贸易战影响和自身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国内消费者对德国出口至中国的产品,尤其是汽车,需求的降低。
  长期以来,德国经济是维系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经济平稳运转的核心。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以及现有欧元制度的主要维护者,德国的经济与整个欧洲的经济紧密相连,事实上,欧元区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在过去多年里和德国的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紧密贴合。对于欧元区来说,在今年第二季度的GDP增长只有0.2%。根据目前公布的一些欧洲国家的GDP数据,英国和瑞典也都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出现了GDP的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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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欧元区整体的经济增长情况长期处于步调一致的状态

图片来源:BBC

  德国的疲软表现让人担忧这可能会是全球性经济衰退的一个先行指标。美国金融机构“既得利益”(Vested)的首席经济学家米尔顿·爱兹拉蒂(Milton Ezrati)就表示,“大家都说美国的经济无法在一个全球衰退的大环境下保持增长。那么,现在德国经济出现的不良信号可能就是一个全球经济衰退的信号。”
  事实上,美国国内现在也出现了美国经济可能会被拖入经济衰退的信号。8月14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到了2年期国债收益率下方,这被称为“反转收益曲线”( inverted yield curve)。“反转收益曲线”在经济学界被看做是经济衰退的前兆。在美国1955年后的每一次经济衰退之前,都出现了“反转收益曲线”。这个国债收益率的指标比股票市场的表现要远远准确得多。
  如果出现经济衰退,特朗普难辞其咎。考虑到特朗普的认知水平,他还是应该模模糊糊明白这个道理的。根据Business Insider在8月16日的报道,虽然特朗普表面上没有表露自己的担忧,但华盛顿的内部人士透露特朗普已经开始担心社会对于潜在的经济衰退的预期会对自己寻求连任造成负面冲击。Business Insider报道特朗普甚至已经给很多商界人士打电话,希望他们可以公开给美国经济前景背书。这将影响他打贸易战的决心和策略。比如他将更追求解决贸易赤字而不是中国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追求短期而不是长期的解决方案。
  三、美国商界的担忧
  随着贸易战的持续甚至是升级,美国商业界对于特朗普对华政策将会产生微妙的变化。美国商界人士在最开始都不会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会不断升级。他们有一个信念:特朗普不是个疯子。
  美国商业界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共识,那就是美国应该尽快结束和中国的贸易战。面对在对中国贸易问题上越发“喜怒无常”的特朗普,已经有数据表明了美国商业界的担忧。这种担忧是正常的,谁会确定明早特朗普会不会突然宣布把对中国所有产品的关税都提升至25%呢?普渡大学的金融学教授胡赛因·古伦(Huseyin Gulen)和亚利桑那州大学金融学助理教授米海·艾恩(Mihai Ion)在2016年发表论文,表示国内政治或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加倍,会对国内季度投资数据造成8.7%的下降。在当前的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的投资情况印证了这个研究结论。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研究了美国70个行业的数据,发现2018年初当贸易紧张局势开始升级时,那些在中国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最高的行业的资本支出显着下降。与之相对的是,在过去20年里,这些行业的投资相对较大。虽然高盛集团没有公布这些行业的最新数据,但我相信,我们有理由推测这些行业的投资还在下降。这都显示了美国商界对于中美贸易战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
  我一直认为美国商业界对特朗普和对共和党有一种完全不基于实证,几乎是近于病态的支持。我一开始就认定特朗普是个疯子(请参照我2017年的公众号文章《特朗普是不是个疯子?| 亚生看美国》)。但是贸易战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已经有可能发生全面失控,美国商业界才开始明白原来这个疯子其实就是个疯子。“贸易战”完全不是空洞的威胁,或是小范围的施压手段,而是有可能全面爆发。也许对于美国商业界,人民币的破“7”是标志性的里程碑,因为它表明中国真的要“奉陪到底”了。“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对于特朗普来说,商业界的支持不是万能,但没有他们的支持是万万不能。
  四、特朗普自己的政治时间表
  除了以上三点以外,对于特朗普,还有一点很现实的因素需要他考虑,那就是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可以说,2020年的大选和以上三点是相关的:股市表现、经济整体表现以及美国商业界的整体态度都是会影响选情的。
  距离大选只有15个月,再加上以上三点的压力,面对如此紧张的政治时间表,特朗普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的压力会翻倍。特朗普一定是希望可以在大选前就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有一个成果的,这更加会导致他会希望于寻求一个短期的、更容易达成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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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2020年大选,已经越来越近了

图片来源:Market Watch

  结语
  中国如何解决贸易战,我们这些外人无法预测。我自己认为,中国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件是做和特朗普的偏好相反的事,就是做结构改革而不要在贸易平衡问题上做太多的措施。而且结构改革可以完全和贸易战脱钩,不用按照美国提出的时间表和议程去安排。
  第二点实际可能更加有效。我认为,中国贸易谈判最大的筹码还是在自身内部,那就是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和民企的生存环境。中国应该通过体制改革来缓冲贸易战的影响,而不是只是去解决贸易战本身。一个政治中立、法治的企业运营环境将是中国最大的贸易谈判筹码。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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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9/9/11   发布时间:201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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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 以中日韩为核心, 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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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蕴岭  来源:《东北亚学刊》2019年04期

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困境、空间与问题

  有关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问题已持续讨论了很长一段时期,现在进入了调整期、反思期。面对新的复杂形势,东北亚各国需要重新思考与推动本地区的合作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现状不是很令人满意,大家普遍认为东北亚各国应在合作问题上做得更多,为此我们需要探讨以何种方式有效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
  01、东北亚合作面临的困境
  作为一个区域,东北亚地区如果要进行合作,就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认同感。一般来讲,构建区域认同第一个要素是地理环境因素。这个地区符合上述条件,山水相连,比邻而居,从古至今有着天然的联系,构成了特殊的区域含义。构建区域认同第二个要素是拥有共同的利益。东北亚地区的各个国家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在许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相比其他地区有着鲜明的本地区特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近代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东北亚的历史联系发生了转变,陷入了多重的冲突,留下了诸多未解难题。
  目前东北亚区域认同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导致这一地区的合作难以尽如人意、令人满意。首先,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一地区缺乏一个对于共同利益一致性的认同;第二个问题是缺乏一种引领性的机制认同,即到底由谁来引领。第三,导致区域认同缺失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关键因素是这个地区的共同安全认同缺位,经济利益的认同并不完全。只有产生了认同感,我们才能在区域合作的很多方面走得更远,做得更多。
  我们可以看到东北亚的区域认同,特别是利益上的连接,主要起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市场经济为纽带,中日韩之间的联系很快建立起来,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也以此为基础发展了各种次区域合作,通过多种形式得到发展。例如边境合作区、大图们江发展区,还有各种各样的环海经济圈等等。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东北亚地区的人员往来曾经被割断,但在双边关系改善的情况下,这一地区的人员往来密切起来。随着人员往来的增加,东北亚区域认同感也开始逐步回归,但是,根基还不牢固。
  东北亚地区由于朝鲜半岛至今仍陷于分裂等原因,致使区域性认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与其他地区相比,特别是与欧洲和东南亚做个比较,东北亚虽选择了合作,但合作的方式和性质不同。东北亚区域合作方式可以称之为“选择性合作模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所谓选择性,就是能做的就做起来,不能做的先不做,能多做就多做,不能多做的就少做,即合作是以现实需要为依据有选择地进行。当然,这样的合作容易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双边关系的影响。
  02、拓展东北亚合作的空间
  目前东北亚地区有三种主要合作机制:一是中日韩合作机制,以推进经济合作为主要内容;二是次区域合作机制,包括大图们江合作机制与经济圈联系与合作;三是边境开放发展和合作机制,主要是沿中国边境地区的口岸、发展区等等。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个地区缺少区域性的政治安全保障机制,六方会谈机制曾经发挥过这一作用,但也是昙花一现,恢复起来阻力很大。重建新的东北亚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现在看来困难重重。
  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深化中日韩三国的合作机制,发挥其在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主渠道作用。中日韩三国合作始于2008年。是年,三国开始在10+3框架外举行中日韩领导人峰会,逐步形成多个部长会议机制,建立起多层合作机制。
  2008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正式会晤意义非凡,事后发表的联合宣言对于三国关系与合作提出了一个清晰的定位:伙伴关系,面向未来。伙伴关系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富有深刻的含义。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可以发现,三个国家在历史上从未一起平起平坐作为伙伴谋划和推动合作。面向未来,有很深的含义,即三国要正确地处理过去的历史问题,构建新型合作关系。
  基于紧密的经济关系,自2010年中日韩三国开始了FTA谈判,目前已完成了15轮谈判,谈判仍在持续进行。2011年,三国合作又迈出一大步,在首尔设立了合作秘书处,可以说,中日韩合作有了机制化的建设。从地区来说,三国是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中心,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中日韩三国合作开启了东北亚合作的新里程。
  从未来发展看,中日韩三国合作需要做出新的努力,开启新的局面,为此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
  其一,在以经济合作为重心的基础上拓展合作领域,真正按照三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推进全方位合作。所谓全方位合作,不仅是经济,也应包括安全、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其中,通过三方合作促进双边关系是三方合作的重要功能。为此,三国也可以把共同安全问题列入议程。福岛核事故后,三国曾就构建核安全合作机制达成共识。还需要制定共同安全的规则、海上安全准则,海洋治理等问题都需要三国先做起来,为构建新时代的合作关系铺路。三国合作做得好是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基础。
  其二,确保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可持续。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机制因种种原因多次被迫中断。2018年三国领导人再次会晤,会谈机制得以恢复并发表了宣言。在宣言中,三国领导人明确承诺,确保定期会晤机制运行。确保这个承诺很重要,以往因为双边的一些问题导致三国领导人会谈中断。确保的重要含义是今后不能因为某个单个国家,或者因双边关系的原因而中断三国的对话机制。三国合作重在进程,只要进程能够持续,成果就会有,没有了进程,就必然会后退,而三国合作只能进,不能退。
  其三,面向未来,推动构建中日韩三国新型经济关系。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变化,打造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关系。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实施单边主义政策,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伤害。中日韩经济通过产业链紧密连接在一起,开放的国际市场和政府的好政策是基本保障。因此,中日韩三国应该加强协调,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面对新的环境,重要的是,一方面要通过合作来维护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另一方面要推动中日韩新型经济关系的构建,重聚活力。新型经济关系就是调整原有的结构性互补型合作关系,提升共创性合作关系。现在三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平等竞争,是竞争性的合作关系。为此,三国要找到合作的共同点。过去合作的共同点比较容易找到,现在新的共同点应该是创新性,在新领域构建既竞争又合作的框架。日本首相安倍曾经提出,让我们不要竞争,要合作。我认为,经济关系如果没有竞争就没有提高,但不是恶性竞争,因此,可以叫竞争性合作。竞争性合作具有选择性特征,把能做的事情聚拢在一起,聚拢合作动力和活力。
  东北亚是个更大的平台,中日韩合作要能推动东北亚合作。三国领导人在2018年发表的联合宣言提出来要拓展合作,我认为,以中日韩合作为核心,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构建更大的区域框架。这样,不仅使中日韩三国有了更大的合作空间,而且可以创建更大的经济发展基础。比如,可以从召开“中日韩+”对话合作会议做起,即举办东北亚六国或者五国的经济部长会议,召开东北亚经济合作大会,规划和推动东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议程,可以与“一带一路”对接,也可以在东北亚经济发展合作大框架下进行规划。
  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正经历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二是作为出口加工地中心的转型。尽管转型面临不少挑战,但中国经济仍然会保持适度的增长,仍然是拉动中日韩和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03、在世界大变局中看待东北亚合作
  我们应该将东北亚合作放在一个大局、全局的角度来认识。世界和东北亚地区正处在巨大的发展和变革时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凸显,特别是东北亚地区、朝核问题、中美关系、中日、中韩关系都面临新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大的变动时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住大的局势。这个大的局势就是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增加合作、共创未来的共识,推动区域的进一步深层次合作。和平、发展与安全,对东北亚地区至关重要。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朝鲜半岛出现了缓和,由南北和解、美朝对话、中朝互动所带来的曙光仍然存在熄灭的危险;尽管美朝并没有因为河内会谈失败而放弃对话的希望,但是,如果不能取得真正的成果,回到紧张对抗的局面是存在可能的。如果是那样,东北亚的合作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仅使得基于合作、利益的区域共识难以凝聚,而且对抗的加剧会对整个东北亚的和平与发展带来危险局面。
  东北亚存在发生冲突的危险,这是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防止生乱、生战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只要这个地区不再发生战争,其他事情都可能有机会。因此,我们还要千方百计做出努力,确保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和安全。尽管中国遇到严峻的外部环境处在重要的转型期,但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东北亚地区既是最危险的地区,同时也是最有希望的地区。从大趋势看,21世纪全球经济的重心在向亚洲倾斜,亚洲的重心在向东亚倾斜,而东亚的重心在东北亚。从这个角度看,东北亚如何,关乎世界。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阻止紧张局势的升级,而将局势导向缓和、和平的最好途径则是发展区域合作。
  就东北亚地区的合作而言,重要的是要选择几个大项目先做起来,见到成效。通过增加共同利益,来增进区域共识。比如,中日韩三国制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划,推动互联互通网络建设,也可以制定大学教育互联互通规划,建立校际联盟,推动课程共享,培养年轻人的东北亚认知。又比如,中日韩三国制定海洋合作规划,推动海洋治理合作,构建海洋合作共同体联盟,以合作化解海上争端。

来源时间:2019/9/11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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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美民调:多数人不支持对台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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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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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对台军售作为对华政策之一的美国人只占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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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数人并不视中国崛起为重大威胁

  中评社华盛顿9月10日电(记者 余东晖)尽管特朗普政府致力于推动对华“脱钩”,并且以对台军售常规化来反制中国,但最新权威民调发现,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依然支持以友好合作和接触来应对中国崛起,支持对台军售作为对华政策的美国人也只占三分之一。
  美国知名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最新发布的2019年美国人外交政策民意调查发现了上述现实。
  这个在美国外交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传统民调显示,美国两党在中国威胁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整体上有4成2的美国人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发展代表了对美国的一个重要威胁,54%的共和党人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在过去一年里增加了12个百分点,也是自2002年以来首次有多数共和党人这么想。相比之下,只有36%的民主党人和40%的无党派独立人士这么想。事实上,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的比例过去十年基本上保持4成左右的稳定水平。
  尽管越来越多的华盛顿内部人士认为,中国是一个需要美国去对抗的军事和经济威胁,但美国公众更喜欢合作。自2006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今年依然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68%)表示,他们更愿意与中国进行友好合作和接触,而不是极力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31%)。无论党派归属如何,大多数人更喜欢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政策,74%民主党人,69%无党派人士,58%共和党人持这种看法。
  引人注目的是,当华府的精英阶层宣称跨党派支持对台军售时,这个民调却显示,只有34%的受访者支持“与中方要求相反,向台湾出售武器”,其中民主党人支持率29%,无党派人士支持率33%,共和党人支持率44%,支持对台军售的都属于少数。对台军售支持率在调查所列的7项美国对华政策中是最低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直接说:“跨党派界限的美国人也反对对台军售”(Americans across partisan lines also oppose selling arms to Taiwan)。
  不同党派的多数美国人也都支持与中国开展贸易,74%的美国人支持对华贸易,多数人相信对华贸易有助于增强美国安全,但不同党派在美国对华产品征收关税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总体上反对关税战的美国人略占上风。特朗普发动对华关税战,72%的共和党人支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但71%的民主党人反对。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也存在分歧。大多数共和党人(57%)支持限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而民主党人(68%)和无党派人士(58%)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多数共和党人还支持限制美中科研交流(63%),而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支持限制美中科研交流的分别为41%和48%。
  在美国对华政策上,虽然有上述两党分歧,但79%的人支持美中之间就军控协议进行谈判,72%支持两国就国际发展援助项目进行合作。支持邀请中国参加与美国及其盟友联合军事演习仅为42%,支持对台军售的只有34%。这些都具有跨党派共识。
  这个年度调查是今年6月7日到20日之间进行的,面向2059名美国成年人,样本误差率为正负2.3%。

来源时间:2019/9/11   发布时间:201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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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赵穗生——中美建交四十周年:反思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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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引言:今年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也是见证美国对华政策转型以及中美关系经历重大变化的一年。为了更好地观察和研判中美关系的新变化、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我们需要从历史维度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反思。当前紧张的中美关系由哪些因素所致?如何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型?未来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针对以上问题,海国图智研究院邀请到赵穗生教授分享他的见解。
  受访嘉宾:赵穗生,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美国亚太安全合作委员会理事会美国委员会董事会董事,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当代中国》 (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期刊创办人、主编,主要从事中美关系、中国外交、中国政治、中国周边关系、区域合作等问题研究。

当前危机涉及深刻变化,中美关系基础未完全动摇

  1. 今年是中美建交的四十周年,同时也是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一年,您认为这种紧张关系是由哪些因素所导致的?站在中美建交四十年的历史维度,您认为中美关系的基础遭到动摇了吗?
  中美建交这四十年以来,起起伏伏,危机不断,但自特朗普上台的这两三年以来,这种持续的危机和对抗是在中美关系四十多年当中几乎从来没有出现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这对中美关系的将来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需要对产生这种长持续危机的原因做一个分析。这种关系的发展有三个大的背景:
  第一是全球的背景。自冷战结束、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美国主导的所谓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全球化发展当中出现了很多“backlash”,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unintended)的结果,比如说全球财富发展不均衡,财富向某一些国家集中。这种不均衡既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中国在全球化发展中成长起来,成为一个很大的受益者,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像中国这样受益,或者说,很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发展当中实际上是一个“失败者”,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或者认为自身获益不够多。因此,这种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由于全球化连接所产生的一体化出现了很大的反弹,这种背景之下也出现了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诸如此类的现象。
  在全球化倒退的背景下,又出现了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退潮。西方这样一些自由主义,或者所谓的西方民主的这一套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于他们所认为的非民主、非自由主义或者专制体制的冲击和挑战。全球发展过程当中的矛盾也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之间。这种全球化发展的倒退和所谓西方民主制度的退潮、失灵,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大背景,这一背景给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增加了很多全球范围的、不确定的变量。中国作为这些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西方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完全另类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冷战后全球化发展中的崛起,以及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是目前中美关系出现这样一种持续的衰退和紧张的一个很大的全球化背景。
  第二个方面是中国这些年发展本身,对于自身的发展道路以及在国际事务当中的作用和信心日益增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冷战结束后一直奉行的韬光养晦政策,不冲突,不对抗,增进理解,避免矛盾和冲突。 但是在近一些年以来,正在逐渐发生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个转折点应该是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对自身的崛起速度、发展模式以及在国际关系当中力量对比的生长变得越来越有自信,这种自信在对外政策中就体现为越来越在国际事务中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国际关系词汇中是2008、2009年才开始出现的。因为我自己是研究美国的,我看到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变化是非常清楚的。中国从我80年代到美国之前,讲的国际主义,连国家利益都不谈,后来到90年代才开始谈国家利益,现在开始强调所谓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就是国家生存的底线,不可妥协,也不可谈判。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日益强调,就使得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以及和美国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很多问题在列入核心利益范畴之后,都是不可谈判,不可妥协的。美国和它的一些盟国,还有周边一些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就日益感觉到中国的强势和难以对付,也就有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
  从美国的角度,美国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中国是不是要把美国驱逐出亚洲和西太平洋。因为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以后,在亚太地区就是一个长期的存在,他们自认为在该地区有很重要的既得利益,而且他们在该地区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美国很担心中国在这个地区挑战美国的存在,对美国的利益形成威胁。而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进行军事现代化,走出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建设蓝色海洋大国、蓝色海军。过去,中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活动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而在2008、2009年,中国对美国在中国近海或者专属经济区附近的侦查活动或者所谓的“自由航行 (freedom of navigation) 的活动”都加以跟踪监视和阻挠,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认为中国在这个地区对它形成了挑战。这种感觉美国认为从中国在南海、东海以及与日本的领土争端中的强势行为当中是非常明显且有证据的,尤其是中国在南海的人工造岛,对于2017年南海仲裁案的不予接受、不予参加诸如此类的行为,从美国方面来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这些年放弃韬光养晦,推行大国外交的做法,对美国利益产生了威胁。
  但是在我自己看来,中国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自信,在某种程度上外交政策更加“assertive”,就是对于自己的利益扞卫的强度更加大,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过程,因为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它如果不发展军事力量,那倒是非常奇怪的。像基辛格也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一个崛起的大国,它不把这么多经费投入国防、不实行军事现代化扞卫它在发展过程中的利益,那倒是很奇怪的事情。
  其实中国本身这样的政策改变,还不足以导致中美关系的这样一种变化,“It takes two to tango.”(“一个巴掌拍不响”)。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这样一种战略发展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美国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在处理国与国关系中越来越缺乏一种包容性,这主要因为9·11事件和金融危机都对美国的自信心和安全感带来非常大的打击。此外,美国这个国家从立国开始就很大程度上强调要有对手和竞争精神。在冷战结束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没有遇到这种对手,现在突然间发现这么一个对手,美国人一时就不知道怎么对付了,这实际上成为这些年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样看待美国过去这些年和中国的接触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是威胁还是机会,美国是不是需要因此而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这个辩论的结果其实在这些年逐渐有了一些清晰的回答。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形成了两个最大的挑战。一个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美国从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霸权,美国现在没有能够强有力地进行维护。第二个挑战是意识形态上的,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立国观念构成挑战。对于这两个点,美国都必须做出回应。奥巴马没有做出强硬的回应,所以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所有候选人几乎一致都对于对华政策提出了负面的批评,特朗普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当选的。
  特朗普当选以后,经过一些摇摆,最后确认了跟中国的全面对抗,但特朗普的对抗目前基本上在经济领域,其他领域还没有全面涉及。但是它们也是相互关联的,包括技术以及在地缘政治各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关系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中美关系的基础,就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以及中美关系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都受到了挑战。我的个人观点而言,中美关系的基础还没有完全动摇,因为我自己所谓是一种的鸽派,而不是鹰派。虽然两国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对于两国、对于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性都没有发生变化。虽然也有一些人希望将中美关系的基础彻底摧毁,但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很难从根本上被动摇或者摧毁,这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我也不希望他们实现。
  因为从中美建交这四十年当中,两国关系基本上是互利的,当然,你也可以说,谁获利多,谁获利少,但这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从历史维度上来讲,中美两国都是获益者。中国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没有美国的接触政策、没有美国的市场、没有美国的投资、没有美国的技术、没有美国所主导的这样一种相对开放、自由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次序,中国很难达到目前这样一种发展程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中国人的勤劳智慧、艰苦劳动,又对美国经济这些年的持续稳定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近期一部关于中国在美国投资建厂,反映两国工人不同的劳动态度的电影America Factory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两国之间这样一种互补关系。中国的这种勤劳智慧,实际上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与此同时,又对美国这些年保持经济稳定,尤其是物价稳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美国说要在技术上脱钩,其实中国的一些学者,中国很多的研究人员,在学术和科技交流当中,不仅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对美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美两国保持合作和接触,对两国都是互利的,而且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在国际和平与稳定以及在国际事务当中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包括在气候变化、反恐、人口走私、疾病防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这些在双边和全球意义上的共同利益,都是中美关系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而这些基础,两国都有一些鹰派想把它摧毁。但是这种基础是客观存在的,不管这些鹰派们和两国的民族主义者们想要如何地摧毁它,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中美关系这四十年间发展起来的基础仍然是存在的。

对华态度发生根本转变,对华遏制政策难以成形

  2. 中美建交的四十年间,两国关系虽历经波折,但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总体保持稳定,您如何评价当前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对华极限施压和“脱钩”政策?从接触到极限施压,美国的对华态度及立场是否发生了质的改变?
  美国对华政策这些年,尤其从脱钩这方面来讲,的的确确发生了质的变化。所谓质的变化,就是过去美国即使和中国有冲突、有矛盾,甚至发展为危机,都只是在政策层面的冲突和对抗,而现在美国和中国的对抗,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和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产生了一种非常大的恐惧感,所以美国不仅仅要跟中国在很多政策问题上产生分歧,包括人权问题、台海问题、贸易问题等各个方面。很多政策性问题,虽然美国人还在谈,但在他们看来,在这样的政策性问题上,美国要赢,但本身对美国而言并不是很重要,美国是要考虑怎么样把中国的发展缓慢下来,甚至于改变中国政权的性质,从而不对美国产生威胁,这不仅仅是一种政策上的分歧。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产生了非常质的变化,这个质的变化,导致美国对中国所谓的全面施压以及要求全面脱钩。
  这种极限施压和全面脱钩的政策,从我自己看来是十分荒谬的。但是,这样的政策居然就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很多人甚至认为脱钩能够成功,美国的极限施压能够让中国做出妥协、做出让步,甚至于投降。这样荒谬的想法能够成为美国的主流对华政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种脱钩政策对中美关系过去这么多年所谓的总体平衡或者总体稳定产生了非常大的威胁,使中美关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稳定。英文里说“Anything but stable”,就是说,中美关系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会持续紧张,或者说会相当的不稳定和起伏不定。实际上这些极限施压或者脱钩政策是很难达到目标的,而美国又想在这一方面强行推行下去,这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会日益加剧。

有理有据有节做出回击,坚持合作与竞争并举

  3. 您曾提到今天中美之间是力量的较量,在美国内部“新冷战”思维蔓延的当下,作为崛起国,中国如何应对霸权国的“过度反应”(“overreaction”),避免当前的危机持续恶化?
  这种力量较量的背景之下,其实在政策层面上,中国能够做出让步的事情就很少了,因为中国即使在政策上有所改变,但在美国这种极限施压,或者是要把中国的发展缓慢下来,或者是使中国不会对美国的霸权利益产生威胁的背景下,中国的这种改变是无足轻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做的事情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特朗普这个人是软硬不吃,是一种零和思维和赢者通吃的思维方式,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没有退路。中国对于美国的全面施压不可能做出投降,也难以做出让步,特朗普要赢者通吃,但中国不可能让他赢者通吃,也不能让他通吃,中国要在有理有据有节的情况下做出强烈的回击,抓住特朗普的软肋,包括特朗普要重新选举总统还有政策上摇摆等,让他知道中国不是一个很好捏的软柿子。中国不是日本,不是墨西哥,也不是加拿大或者欧盟一些国家,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和发展潜力,而且因此,中国有自身的体制优势,也就是举国体制这样的优势。要想把中国压垮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国有能力做出回击。
  第二个方面,中国也要意识到目前中美之间的差距。中国没有必要过分炫耀自己的能力,或者说像前些年一样完全放弃韬光养晦,其实韬光养晦对于中国而言还是很重要的。与此同时,中国也要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一些跟美国的合作点。要强调的是,虽然美国对华政策质的方面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正如美国有些人所指出来的那样,美国的对华态度的确发生了变化,但是就政策和战略本身而言,美国还没有找到,也没有形成一个全面有效的政策和战略,尤其是没有一个全面的对华遏制战略。这个战略本身很难形成,而且在目前阶段也没有形成。中国要意识到这个现实,认识到美国国内的分裂和这种多元化的发展。美国有鹰派,其实美国也有一些温和的鹰派,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多年跟中国打交道,知道跟中国合作和接触重要性的这样一些有识之士。中国要意识到并让这些人有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发言的底气。所以,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仍然不能够停滞,中国要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和自己的利益继续进行经济上的市场化改革,落实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正如你问题中提到的,其实我也持这种观点,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反应是一种“过度反应”(“overreaction”),既然是过度的反应,所谓矫枉过正吧,最后它总会回归理性的。因为中美两国的现实利益使得这种过度反应对两国而言都是不利的。中美两国既有竞争的一方面也有合作的一方面,既竞争又合作,这才是一种正常的两国关系,而不仅仅是一种对抗,长期的对抗和紧绷状态最后是不可能为继的。中国还是应该坚持合作和竞争同时并举,在竞争当中寻求合作,过去中美是在合作当中定义竞争,而当下中美关系是在竞争当中定义合作。中国既要在竞争中显示自己的实力,又要显示中国在政治上的智慧以及古老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美国有识之士一起能够把中美关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竞争对峙将是关系主线,特朗普连任前景渺茫

  4.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从对抗到接触,然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在合作和竞争中不断发展的过程。在美国将中国确立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您如何研判中美关系的走向?2020总统大选将至,您认为特朗普连任前景如何?
  在目前这样一种持续的危机条件下,中美关系的走向,可能还是以紧张、对峙和竞争为主线,不管是民主党上台还是特朗普连任,由于美国国内这样一种态度的转变(虽然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政策和战略层面上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美之间的合作。因此,中美之间在将来相当一段时间里,是以竞争为主线的。虽然美国有一些所谓的鹰派要把中国作为敌人,甚至于他们认为当年里根、布什期间的对苏联的遏制,也可以在中国身上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这种冷战思维,在对待中国当中,肯定是会碰到非常坚硬的墙角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绝不是前苏联,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和军事大国,更重要的是一个对外开放和在经济上与国际社会紧密相连的大国。
  因此,尽管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对峙是目前关系的主线,但是要想把中国作为敌手而彻底击垮中国,这在政策层面和战略层面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中美之间最终还是要走到相互接触,或者是在某些很重要的全球议题上相互合作这样一种关系中。中美关系从长期来讲,有很多悲观的方面,这是大家在将来都非常担心的。但是,从长期来讲,我们这种鸽派观点,即希望中美保持合作,避免全面对抗,尤其是避免作为敌人而同归于尽的这样一种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努力去避免的。从吸取教训这个角度来讲,中美之间最大教训,中国领导人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合则两利,对抗则两伤、两败。其实中美之间根本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从根本上来说,中美关系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
  中美两国之间,其实谁离开了谁,都能够活下去,但是都会是一个很大的缺憾,而且活得都不会很好。中美从1949年到1972年,这20年当中的隔绝,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两个国家最终还是要跨越太平洋来建立关系。尽管这个关系仍然有起伏不定,但是这种相互接触的关系实际上是中美之间双赢的关系。从历史上来讲,中美不可能做到完全不接触和完全脱钩的。即使脱钩一段时间,中国可以利用自己巨大的国内市场搞自力更生,美国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及与盟国之间的关系进行发展,但那样一种局面对两国都有很大的伤害。合则两利,对抗则两伤的局面,从历史教训上来讲是大家都应该吸取的。
  至于特朗普在明年的大选当中能否连任,从一开始,从他当选以后我一直就认为他不可能再当选,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希望看到他当选,因为他当选对全球发展和稳定,对中美关系的伤害,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伤害都非常大,所以从个人情感上,我认为他不能当选。但这种情感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确确实实这三年的总统做得非常烂。美国国内对他失望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有市场,他的很多做法不仅把民主党动员起来了,而且他过去的一些支持者也很失望。特朗普这样一种不可预测性和朝三暮四,今天的话明天就可以改变,今天说中国是敌人,明天就可以说习近平跟他是好朋友的做法;他的政策,包括中美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伤害都非常大;他的一些减税政策对美国赤字的增加应该是非常有伤害性的;而且他对美国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的承诺都没有完全兑现。
  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能够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很多对特朗普政策反感的人被动员起来了。在2016年的选举中,民主党很多人没有出来投票,而不是特朗普本身得的票很多。其实特朗普的popular vote,也就是真正得的选票少于希拉里,他只是选举人团票多于希拉里。而选举人团票主要是从几个关键州,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等州中得来的,这些州目前都是在贸易战当中受损的一些州,同时也是民主党在这次中期选举中投入力量最大的几个州,现在这些州的情况已经有了反转。
  我现在所在的科罗拉多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州上次选举的时候,我所在的选区是个共和党的众议员,他其实在社区里面的关系都还不错,我个人和他关系也很好,但是,因为他跟特朗普走得很近,最后被选了下来。他自己在落选感言里面也说,这次他被选下去,不是因为他做得不好,而是因为这个大的环境。他说你们不是在投我的票,而是在投特朗普的票。这次我们州的参议员选举,共和党参议员柯瑞·贾德纳(Cory Gardner)现在就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这些都说明特朗普在这次选举过程中将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实际上目前从民调也看得很清楚,民主党前三名候选人的民调指标都高于特朗普。虽然说民调不一定就能够真正反映实际的选举情况,但是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民心。因为特朗普的基本盘也就是30%-40%,从来没有超过45%。而民主党上次选举中有很多选民没有出来投票,如果这次民主党能够把他们的选民动员起来进行投票的话,特朗普一定没戏。所以,特朗普在这次选举当中获胜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特朗普当选,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伤害就更加大。因此从我的角度来讲,一定要努力避免特朗普再次当选,而且我的很多朋友、同事都在做出这方面的努力,希望我们能成功。

  采访&整理:周嘉颖
  原文摘自《美国政治》总第424期

来源时间:2019/9/11   发布时间:2019/9/10

旧文章ID:19569

索罗斯:"我对打败中国的兴趣,胜过关心美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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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关心。”9月9日,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发布专栏文章,称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非常正确,美国对华为的封杀更不能解除,还呼吁国会立法,限制特朗普可能会为了大选选情而将对华为的限制“交易”出去。
  索罗斯称,特朗普政府最显著——或许是仅有的——外交成就,就是跨越党派隔阂,继承并发展了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的对华政策。他准确地将中国视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并将华为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存在,把它纳入了商务部所谓的“实体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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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ML)领域是一个危险的对手,而在5G领域,未来几年将是决定中美谁能领衔的关键,当前的状况对美国是有利的。
  索罗斯称,因为华为在5G市场上竞争所需的核心零部件要受制于30多家美国企业,因此只要华为仍在“实体清单”中,它就会缺乏关键的技术支持,实力会被严重削弱,中国在5G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会跟着弱化。
  但是,索罗斯担心特朗普会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将华为作为与同中国贸易谈判的筹码,最终为了短期的选举利益破坏这一长期政策。
  他说:“在我看来,他希望在2020年大选临近之际安排与中方会晤,并达成贸易协议,他希望华为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之一……很难确切知道特朗普的动机是什么,但他似乎迫切希望与中方达成协议,提振美国股市和经济,提高自己连任的机会,把选举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上。”
  索罗斯还列举了中兴的例子,称特朗普去年解除了对中兴的限制,如果他对华为也这么做,那这家公司就很可能会巩固它在5G市场上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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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认为特朗普正试图摆脱国会限制,好自行决定华为的命运,而国会必须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索罗斯写道:“如果共和党人允许特朗普为这家电信巨头纾困,那他们就是背弃最基本的民主职责。”
  中国的征信制度也成了索罗斯攻击的对象,他认为这会威胁到自己旗下“开放社会基金”提倡的主张。
  这不是索罗斯第一次公开表态要求打击中国,今年1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曾回应过他在达沃斯上的类似言论。
  华春莹指出,当今世界,谁在开门修路,谁在关门筑墙,一目了然。个别人发表颠倒黑白与是非的评论,毫无意义,不值一驳。在当今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只有秉持发展的眼光、开放的胸襟、包容的态度,才能为自身发展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我们希望美方有关人士能够端正态度,放远眼光,客观、理性、正确看待中国发展。

  编译 观察者网 李焕宇

来源时间:2019/9/11   发布时间:2019/9/11

旧文章ID:19568

一段被遗忘的美国政府种族隔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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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查德•罗斯坦  来源:叙拉古之惑

  本文节选自《法律的颜色:一段被遗忘的美国政府种族隔离史》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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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伯·加里(WilburGary)是一名建筑承包商,1952 年,他和家人一起住在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个公房小区中。他是非裔美国人,也是海军退伍军人,之前在造船厂工作,担任他所在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地方分会的副会长。加里一家需要寻找新的住处——联邦政府的《兰哈姆法》要求,政府为战时工人建设的住宅区只能是临时性质,因此他们所在的公寓群计划拆除。加里的战友、海军少校悉尼·霍根(SidneyHogan)即将搬出罗林伍德,这是个近郊住宅区,就在里士满城外不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设起来的,联邦住房管理局要求在该小区实行限制性契约条款。但是,4年前最高法院已经有了裁定,此类契约不具法律效力,因此霍根把他的房子卖给了加里夫妇。
  但是,一家叫作“罗林伍德促进联合会”的业主组织坚称,该组织的契约赋予了它将非裔美国人驱逐出去的权利。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给加里夫妇提供援助,问这个业主组织是否真的胆敢执行这份契约。这些邻居于是试图以高出加里所付金额15% 的价格买下加里的房子。加里夫妇拒绝了这一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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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宾夕法尼亚州莱维敦。一群
人集结起来,准备去骚扰搬入这个纯白人社区的第一户黑人家庭

  加里一家搬进来后不久,约300名白人在他家门外围作一团,大声咒骂,投掷砖头(其中一块打碎了前窗的玻璃),并在草坪上焚烧了一个十字架。有好几天的时间,警察和地方治安警官拒绝介入,因此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发现,有必要自己组织护卫队。共产党下属的一个民权组织也提供了帮助。记者杰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Mitford)在其书《美妙的旧时冲突》(A Fine Old Conflict)中描述了她所参与的该组织的行动,包括护送加里太太和孩子们去上班、上学,在附近街道巡逻,提醒加里一家注意可能在集结的暴徒。
  与此同时,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厄尔·沃伦(EarlWarren)、首席检察官布朗和当地地方检察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介入。这些人最后终于介入了,命令该市警方和地方治安官对加里一家提供保护。但是,抗议和骚扰又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其间威尔伯· 加里和民权组织不断要求警方进行干预。但是,警方没有逮捕任何人。地方治安官声称,他没有足够的人力来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但是,也许只要逮捕一个人就足以使这群暴徒撤离。
  
  差不多正是在这个时候,莱维特公司开始建设它的第二个大型小区,这个小区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巴克斯县(Bucks County),属于费城郊区。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小区建于后谢利案时期,因此没有限制性契约条款,但是,联邦政府继续要求莱维特和其他开发商不得向非裔美国人出售住房,才会继续支持他们。罗伯特·梅里戴,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位给莱维特的长岛工程运送物资的非裔美国人,又从这家公司拿到了一单合同,给巴克斯县的工地运送石棉水泥板。他把家人安顿在附近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一个非裔美国人社区。他的儿子小罗伯特上了布里斯托尔高中,1955年毕业。他在学校有个女朋友,名叫雪莉·威尔逊(Shirley Wilson),他回忆说威尔逊一家曾打算搬到莱维敦,但遭到了莱维特公司的断然拒绝,即使由此引发了很多负面报道。
  我提起这场“恐慌”(这是小罗伯特·梅里戴在回忆威尔逊事件时所用的词),是因为这样的事件比历史学家所能记载的更为常见,非裔美国人群体内部已经认识到自身住房选择有限,此类事件对他们的认识一定有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非裔美国人家庭仍继续努力,试图打入白人近郊住宅区——就像他们在巴克斯县的莱维敦所做的那样。
  到20 世纪50 年代晚期,打算离开这个小区的白人业主意识到,把房子卖给非裔美国人可能对他们有好处,因为非裔美国人极度渴望住房,会付比白人更高的价格。1957 年,一名非裔美国人退伍军人比尔·迈尔斯(Bill Myers)和他的妻子黛西·迈尔斯(DaisyMyers)碰巧就遇上了莱维敦一位愿意出售住房的业主。
  迈尔斯和莱维敦的很多居民一样,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以陆军上士的身份复员,在离新泽西州托伦顿(Trenton)不远的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工程部担任实验室技术员。黛西· 迈尔斯是大学毕业生,比尔· 迈尔斯也在攻读电气工程方向的学位。因为迈尔斯一家都是黑人,没有银行愿意给他们提供抵押贷款,这时纽约市的一位慈善家主动给他们提供了私人贷款,于是迈尔斯夫妇带着他们的3个孩子搬进了新家。
  几天以后,美国邮局的一名邮递员——也是一名正在执行公务的联邦政府职员——注意到自己在给一个非裔美国人家庭送信。他在来来回回送信的时候大喊:“黑鬼们已经搬进莱维敦了!”多达600名白人示威者聚集在迈尔斯一家门前,向这家人和他们的房子投掷石块。有些人还在迈尔斯家隔壁租了一个单元,在这里建起会所,会所里整夜飘扬着南方的旗帜,飘荡着南方的音乐。警察来了,但没什么用。迈尔斯先生要求24小时保护,这时警察局长告诉他,警察局没那么多人。治安法官指责州警“乱管闲事”,因为当地方警察未能制止这场骚乱的时候,州警出动了。其实这样的担忧根本没有必要:州警也拒绝履行职责。
  有两个月的时间,执法机构对人们投掷石块、烧毁十字架、在隔壁的会所墙上刷上三K党(KuKlux Klan,KKK)的标志等行为置之不理,还有一户支持迈尔斯一家的人家遭到故意破坏。有些警察本来是派来保护非裔美国人家庭的,却和暴徒站在一起,开着玩笑,鼓励这些参与者。有一位警官因为不执行下发给他的不得干预闹事者的命令而被降职为巡警。
  地方检察官跟比尔·迈尔斯商量,提出以远远高于他当时所付额度的价格买下他的房子。尽管大家都知道骚乱的头领是谁,有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警察根本没打算逮捕他们,也没打算关闭这家会所。联邦政府既没处罚也没责备那个邮递员。最后,宾夕法尼亚州的州检察长以扰民的罪名起诉引起骚乱的人,拿到了禁止令,骚乱不得继续下去。但是迈尔斯夫妇一直感觉处于危险之中,只又住了4年;1961年,他们卖掉了在莱维敦的房子,搬回了之前居住的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市的非裔美国人社区。
  警察未能保护加里一家和迈尔斯一家,这是否构成了政府支持的、“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当警察坐视不管、对这些家庭遭受的恐吓不予阻止时,这些非裔美国人家庭的宪法权利是否遭到了破坏,还是说他们只是遇上了流氓警察,国家无须为此负责?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国家为有种族歧视的警察的所有行为负责。但是,这些警察打着法律的幌子,做出的却是种族歧视性行为,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如果他们的上司对此心知肚明,但要么鼓励这样的行为,要么未能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制止,那么这些就不再只是流氓行为,它们传递的是一种国家政策,而这种政策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所保障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
  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罗林伍德和莱维敦事件中警方的表现,我们就必须承认,执法人员参与了破坏加里一家与迈尔斯一家公民权利的行为,政府机构本该以社区的安宁为己任,但它们这种未加补救的共谋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些社区“法律上的”种族隔离。
  
  加里一家和迈尔斯一家的遭遇并非偶然事件。在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警方对于烧毁十字架、故意毁坏他人财产、纵火及其他意在维持居住隔离的暴力行为的姑息与推动都是蓄意为之,全国上下皆然。
  在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的默许下对最早一批试图融入白人社区的非裔美国人的攻击,恐怕不能用白人因为邻居的社会阶级低于自己而感到不悦来解释。加里夫妇和迈尔斯夫妇都是货真价实的中产阶级。因为更富裕的社区对他们关上了大门,所以这些饱受骚扰的非裔美国人往往比攻击他们的白人邻居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更高。人们不断地重复,反对种族融合是基于对社区品质恶化的担忧,这一情况证明这种说辞完全是谎言。实际上,当非裔美国人成功入住此前属于白人的社区时,他们往往“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不会让邻居有任何抱怨的理由或借口,煞费苦心地确保他们的家,甚至草坪都比所在街区其他人家打理得更好。
  与其他地区相比,芝加哥地区的此类事件也不过是稍微普遍而已。为了防止种族融合,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段时间发生最为频繁,但此类事件在20 世纪到来、吉姆· 克罗时代的初期就已经开始了。
  1897年,芝加哥伍德劳恩(Woodlawn)小区的白人业主向非裔美国人“宣战”,以暴力相恐吓,要将所有非裔家庭从该地区赶出去,当局并未加以阻止。10年后,在毗邻伍德劳恩的海德公园,海德公园促进保护会(Hyde Park Improvement Protective Club)组织了针对向非裔美国人出售住房的商人的联合抵制,并提议出资让居住在该地区的非裔美国人放弃房产。如果这些手段都未能奏效,白人就蓄意破坏,向非裔美国人的窗户投掷石块。该俱乐部的领袖是一位知名律师,俱乐部发表了提倡种族隔离的快报,因此,当局如果想干预他们的阴谋计划,应该并不困难,但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1917年到1921年间,芝加哥聚居区首次进行严格界定,当时白人住宅区的边界地区已有非裔美国人搬了进去,这些地方发生了58起向房屋投掷燃烧弹的事件,没有任何人被逮捕或起诉——尽管有两名非裔美国人居民丧命。在其中一起案件中,有人将炸药投入知名莎士比亚戏剧黑人演员理查德·B.哈里森(RichardB. Harrison)的家中。这些炸弹是从旁边大楼里一套上了锁的空置公寓中扔出来的。警察并没有认真去查找肇事者,甚至都没有询问楼里的住户,尽管能进到这套公寓中的阴谋分子极为有限。
  这58起爆炸事件中有近30起集中发生在自1919年春天起大约6个月的时间里,导致了全国最为严重的种族骚乱之一,骚乱的开端是一名白人男青年向一名非裔美国人泳者投掷石块的事件。当时该泳者正向一处普遍认为是只供白人使用的公共沙滩地区游去。这个游泳的人淹死了,当时在场的警察并没有逮捕攻击他的人。后来,白人和黑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导致38人丧命(其中23人为非裔美国人),使得接下来的年月中芝加哥的种族关系进一步恶化。
  种族间的暴力行为持续存在,丝毫不见减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5年中,有357起记录在案的“事故”是针对打算在芝加哥的种族边界地区租房或买房的非裔美国人的。从1944年年中到1946年年中,在与芝加哥人满为患的黑人住宅区相毗邻的白人社区中,发生了46起攻击非裔美国人住宅的事件;其中有29起属于纵火、爆炸事件,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1947年的前10个月内,此地发生了26起纵火、爆炸事件,没有任何人被逮捕。
  非裔美国人哈维·克拉克(HarveyClark)是芝加哥的一名公交车司机,也是空军退伍老兵。1951年,他在芝加哥近郊的纯白人社区西塞罗(Cicero)租了一间公寓。一开始,警方极力阻止他和妻子约翰妮塔(Johnnetta)及两个很小的孩子入住这间公寓。警方威胁他说,如果不离开的话,就要逮捕他们一家,甚至比这还糟糕。“滚出西塞罗”,警察局长这么对出租这间公寓的房地产经纪人说,还加了一句:“别再回来……不然你会吃枪子儿的。”当哈维·克拉克拿到了禁止令,要求警方停止干预他入住该公寓并“给予他充分的保护,禁止任何干预他入住的企图”时,警方对此不予理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例如,并没有阻止一群少年向公寓的窗户连连投掷石头。克拉克一家拒绝离开,于是一群大约4 000人组成的乌合之众开始闹事,他们突然对公寓发起袭击,毁坏了房间内的一些设施,把这家人的东西扔出窗外,扔到草坪上,并放起了火。在场的警官没有逮捕任何人。《时代周刊》报道说,警察“就像是足球场的引座员一样,彬彬有礼地应对乌泱泱的人群”。
  州长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Stevenson)动用了国民警卫队来恢复秩序。尽管有118 名闹事者被逮捕,库克县(Cook County)大陪审团并没有对其中任何一名提出控告。但是,大陪审团却对哈维·克拉克及其房地产经纪人、有色人种协进会律师,以及把公寓租给他的白人女房东及其律师提起了诉讼,控告他们煽动闹事、密谋降低房产价值。36年后,又有非裔美国人试图搬进西塞罗,这次迎接他们的是燃烧弹和步枪子弹。同样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些攻击行为被定罪。西塞罗的议事会主席在冲突过后夸口说“该地区坚不可摧”。
  1953年,芝加哥住房管理局第一次在纯白人的南迪灵(SouthDeering)社区将特兰博尔公园(Trumbull Park)住宅区的公寓出租给非裔美国人家庭。此后是长达10年的断断续续的乱民暴动。整个时期非裔美国人家庭都要求警方提供保护。在一群非裔美国人搬进来的当天,多达1200名警察被调来保护这些非裔美国人家庭,但是,在逮捕、起诉行凶者以终结攻击行为方面,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作为。这次的暴力事件是由社区联合会,即南迪灵促进联合会领导发起的,但该联合会的领袖并未被控有任何犯罪行为。有几个投炸弹的家伙被逮捕了,但这发生在警察默默注视他们投完炸弹之后。他们面临的只是轻罪指控。一名观察员得出结论:“普通警察对白人闹事者的同情……极为强烈。”芝加哥公园区警察局局长在南迪灵促进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对他的听众表达了同情:“很不幸,有色人种选择在这里出没。”暴民的攻击颇见成效。芝加哥住房管理局解雇了其执行理事伊丽莎白·伍德(ElizabethWood),这位女士批准将之前为白人专享的住宅小区的公寓出租给非裔美国人。
  布里奇波特(Bridgeport)是芝加哥市长理查德·J.戴利所在的纯白人社区。1964年,该社区一名白人民权激进分子把一套公寓租给了几名非裔大学生。一群人围在公寓前,向其投掷石块。警察进入该公寓,拿走了这些学生的物品。当这些学生放学回来时,警察告诉他们,他们已经被驱逐了。
  底特律及其近郊住宅区发生的情况与此类似。在“二战”过后的头几年,该市发生了200多起意在阻止非裔美国人搬进白人为主的社区的恐吓、暴力行为。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恶性蔓延,是因为可以想见,警察会袖手旁观,他们不会做任何努力去制止这样的袭击,更别提事先防范了。1968年,密歇根州民权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在报告中说:“经验告诉我们,黑人家庭试图搬入底特律近郊区的所有努力,几乎都遭到了阻挠。”
  在费城地区,迈尔斯一家遭遇的攻击并不罕见。1955年上半年发生了213起暴力事件,终于确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会继续待在费城北部的聚居区。有些事件中还发生了迈尔斯一家经历的那种迁居暴力,其他事件中则是白人青少年扞卫他们认为非裔美国人不应跨越的社区边界。虽然在一些案例中也许难以确定闹事者,但是要说警察无法抓到一定数量的闹事者以防止类似冲突重复发生,是不太可能的。
  在洛杉矶地区,有些非裔美国人到离他们当前的聚居区域仅一步之遥的社区寻找住房,迎接他们的是烧毁十字架、点燃炸药、从窗户投掷石块、乱写乱画及其他蓄意破坏的行为,还有数不清的恐吓电话。1945年,有一家人搬进纯白人社区之后,新房爆炸,全家人——父亲、母亲及两个孩子——全部丧生。1950年到1965年间,洛杉矶共发生了100多起迁居爆炸和蓄意破坏事件,只有一起案件中有人被逮捕并被起诉——这还是因为在地方警察和检察官说他们找不到任何人可以起诉后,加利福尼亚州的州检察长接管了这个案子。196年的《公平住房法》规定,以暴力行为阻止社区融合构成联邦犯罪,司法部也依法审理了几个案子。尽管如此,试图离开以黑人为主的地区的非裔美国人仍频繁遭到攻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南方反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Center)发现,在1985年到1986年期间,此类案只有大约1/4 会进入公诉环节,但是,在1985年到1990年间,起诉比例迅速增长,达到75%。起诉比例可以有这样的增长,也揭示了以前警察和检察官对此类犯罪行为是何等的姑息纵容。尽管如此,仅在1989 年,该中心就记录了130 起迁居暴力的案例。
  20世纪中期,地方警察和联邦调查局不遗余力地去渗透、瓦解自由组织、左翼政治组织及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但是,在全国上下反对非裔美国人融入以前的白人社区时,面对这样的恐怖运动,他们并没有采取类似行动,就这一点,至少可以认为,他们是暴力事件的同谋。哪怕仅仅是把几个广为人知的案件的闹事者绳之以法,可能剩下的几千起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我们也不能把未能阻止暴徒袭击的责任都归于警察,因为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得到上级的明确批准。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好几个例子,都是有关类似情形下警察所面临的抉择。如果一名警察杀死或打了一名非裔美国人,并且有明显的种族动机,现在我们认为该警察的上司会开除他(或她);或者,如果就一名市民的公民权是否被侵犯有疑问,则应该在调查期间将该警察停职。如果警方的上级官员未能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们希望更高层的权力机构会进行干预。如果他们不这么做,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警察的处理方式在其上司认为合理的范围之内,并且反映了政府的政策。
  
  非裔美国人安德鲁·韦德(AndrewWade)是一名电气承包商,也是朝鲜战争的海军退伍军人。1954年,他想在肯塔基州的非裔美国人中产阶级社区路易斯维尔购房,但未能找到合适的房子。他的朋友卡尔·布雷登(CarlBraden)是着名的左翼活动家,这位朋友建议他不妨看看白人中产阶级社区。随后,卡尔·布雷登和他的妻子安妮·布雷登(Anne Braden)决定为安德鲁·韦德和他的妻子夏洛特买幢房子。韦德一家看中了夏夫利(Shively)的一套房子,这是一个纯白人社区。布雷登夫妇买下了这套房子,并签字转让房契。
  韦德夫妇和孩子们搬家的时候,一群人聚集在房前,隔壁单元的空地上烧毁了一个十字架。这家人搬进来的第一天晚上,一块石头从前窗砸了进来,上边还系着一张写着“黑鬼滚出去”的纸条。这一天夜里晚些时候,有10发步枪子弹穿透厨房门上的玻璃射了进来。示威活动在一名治安警察的注视下持续了一个月,最后这幢房子被炸毁。治安警察说他什么也没看见。韦德一家搬进来之后只发生过一次逮捕:被逮捕的是安德鲁· 韦德和他的一个朋友,罪名是“扰乱治安”,因为韦德先生没有知会警方这位朋友将要到访。路易斯维尔的警察局长和投掷炸弹的破坏分子非常熟悉,他警告卡尔·布雷登,烧毁韦德房产的那些人,正瞄准布雷登的家作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警察局长承认,扔炸弹的人和烧十字架的人都已经对其罪行供认不讳,但这些闹事者并没有被起诉。相反,大陪审团对布雷登夫妇提出控告,同时被控告的还有另外4人,陪审团指控他们将房子售予非裔美国人,合谋煽动种族冲突。正式罪名是“妨害治安”。后来他们撤销了对别人的指控,但卡尔·布雷登被判入狱15年(他最后在上诉中获胜并被释放),韦德一家则回到路易斯维尔的非裔美国人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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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罗斯玛丽和安德鲁·韦德。照片摄于1954 年,在他们位于肯塔基州夏夫利的房子的窗户被石头砸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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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警员正在检查韦德被炸毁的房子的损毁情况

  在肯塔基州,这样的暴力行为并没有在20世纪50年代结束。1985年,罗伯特·马歇尔(Robert Marshall)和玛莎·马歇尔(MarthaMarshall)在西尔韦尼亚(Sylvania)买了一幢房子,这是路易斯维尔另一个一直为白人专享的近郊住宅区。就在他们搬进去的当晚,有人向房子投掷燃烧弹。一个月后,又发生了一起纵火案,这次房屋被烧毁,几个小时之后,三K党举行集会,会上一个发言人夸口说不会允许任何非裔美国人住进西尔韦尼亚。于是马歇尔一家起诉了一名已经被确认为三K党成员的地方警官。这名警察证实,他所认识的40名三K党成员中约一半人也在警察局工作,只要信息不公开,他的上司对警察的三K党身份并不追究。
  多年前我读过安妮·布雷登的回忆录《中间的墙》(The Wall Between),书中描述了她和她的丈夫如何因帮助安德鲁·韦德入住路易斯维尔的白人社区而被肯塔基州起诉。2007年,美国最高法院禁止路易斯维尔学区实行种族融合计划,理由是路易斯维尔的种族隔离“不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这时,我又想起了安妮·布雷登的描述。
  政府默许下的暴力行为是一种手段,还有许多其他手段,各级政府借助这些手段来维护路易斯维尔和其他地区的种族隔离制度。韦德一家和马歇尔一家在试图穿越居住的肤色界限时遭遇了充满敌意的政府力量,他们只是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的两个。在路易斯维尔,还有多少非裔美国人中产阶级家庭在听说了这两家的遭遇之后被吓退,从此不敢入住自己想住的社区?他们的下一代是否会因父辈的遭遇而对种族融合心存恐惧?对这些事件的记忆将会持续多久?它们的恐吓作用还要持续到几时?
  内容简介:
  如果我们将美国的种族比作一件用许多布片拼缀而成的百衲衣,那么非裔美国人群体无疑是其中最醒目的一块黑色补丁。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非洲奴隶贸易时期,因而在美国这个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国家,他们饱受歧视,并于随后漫长的岁月中遭到各种各样的苛待乃至压迫,其中就包括种族居住隔离 。
  大都会地区的种族居住隔离向来是美国社会的痼疾。这段沉痛历史的真相曾昭然若揭,却甚少有人愿意直面过去。如今,人们似乎仍然普遍持有这样一种错误的想法:以种族为标准的城市分区规划因“事实上的”种族隔离而形成,是个人偏见、收入差异或银行和房地产公司等私立机构的行为之结果。美国住房政策领域的重量级人物理查德罗斯坦力图推翻上述谬论,通过查阅大量档案、挖掘珍贵文件及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耗时10年,最终完成了这部集大成之作。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数据真实记录了美国种族隔离区内发生的无数令人悲愤交加的故事,详尽阐述了20世纪中叶联邦政府如何利用公共政策丝毫不加掩饰地蓄意强化种族居住隔离,无可辩驳地证实了美国延续至今的歧视性居住模式恰恰是由“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导致的,并揭露了其对经济与教育公平、司法公正造成的巨大破坏。
  近年来,弗格森、巴尔的摩等地的暴力事件再次将这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带回到普罗大众的视线里,而其根因有且只有种族歧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几时才能成为现实?罗斯坦以质朴但有力的文字呼吁读者重新审视这段被世人抛诸脑后的历史,并认为美国政府有义务纠正并弥补这一违宪性过错。
  作者简介:
  理查德罗斯坦(Richard Rothstein)
  美国历史学家、学者,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会瑟古德马歇尔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哈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于1999—2002年间担任《纽约时报》国民教育专栏作家。
  罗斯坦的学术研究重点是美国住房政策和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史,曾广泛发表以种族平等和教育为主题的演讲。已出版《我们曾走之路:美国学生成绩的假与真》《阶级与学校:以社会、经济和教育改革缩小“黑”“白”学生之成绩差距》《评分制教育:取得问责权》等多部着作,最新力作《法律的颜色:一段被遗忘的美国政府种族隔离史》于2017年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长名单。
  目录:
  前言 i
  第1章 如果旧金山是,那么到处都是? 3
  第2章 公房,黑人聚居区 19
  第3章 种族区划 45
  第4章 “居者有其屋” 67
  第5章 私人协议,政府执行 89
  第6章 白人群飞 107
  第7章 国税局的支持及监管机构的姑息 117
  第8章 地方策略 135
  第9章 政府默许的暴力 163
  第10章 收入抑制 181
  第11章 向前看,向后看 209
  第12章 考虑补救 229
  后记 253
  常见问题 259
  作者记与致谢 282
  注释 296
  参考文献 348
  图片来源 381

来源时间:2019/9/11   发布时间:2019/9/11

旧文章ID:19566

铁打的川普,流水的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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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改文摘

  自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You are Fired”似乎成为了白宫的一句流行语。频繁的走马换将让白宫人人自危,不知道总统下一个要解雇的是谁?有分析指,川普要炒掉一名官员,通常采取“三步曲”:首先表达不满,然后悄悄寻人,最后突然宣布换人。
  当地时间周二(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已要求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辞职。被指与博尔顿一直存在矛盾的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会把博尔顿离开的原因留给美国总统去谈,但总统有权获得他想要的员工”。“在任何时候,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都是一个直接为美国总统工作的员工,总统应该拥有他信任和重视的人。总统完全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
  自川普上任以来,他解雇了多少人呢?据不完全统计
  1.川普发推“炒掉”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长,接任者为白宫医生。2018年3月28日下午,美国总统川普发布一系列推文,宣布退伍军人事务部长舒利金(David Shulkin)将于周三(29日)结束任职,并表示他将提名担任白宫医生的杰克逊(Ronny Jackson)来接替他。
  2.“受不了他的白眼”?川普炒掉国务卿
  川普通过Twitter解雇了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中情局局长蓬佩奥被提名接任该职。约翰·博尔顿将接替麦克马斯特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川普在推特上表示,他感谢麦克马斯特的服务,并表示他做了一份“出色的工作”。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宣布FBI前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被解雇,这距离麦凯布正式退休的日子仅差2天,并可能使其退休金大幅缩减。
  3.川普解雇FBI局长震惊美国
  2017年5月9日意外解雇了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科米负责该局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以及可能与川普竞选共谋的调查。白宫公开的川普给科米的信中写道:“我们需要找到新的FBI领导人,使这个关键执法部门重获公众信任,这很重要。”
  4.川普重要顾问、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离职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18日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已与班农达成共识,18日将成为班农在白宫工作的最后一天。声明称,白宫团队感谢班农的贡献,并祝愿他一切顺利。现年63岁的班农曾是保守派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的掌门人。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班农是川普的重要顾问。川普入主白宫后,班农担任美国总统高级别顾问和白宫首席战略师,是川普政府多项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推手。任职期间,班农始终致力于说服川普兑现竞选期间的各项承诺,包括颁布限移令、退出《巴黎协定》等。
  8月15日,川普在谈及班农时似乎话里有话,没有表现出对班农绝对信任。他当天在纽约举行记者会时说,“班农是个好人。他被媒体不公平地对待。但我们要看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
  5.白宫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被解职。
  7月21日,原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辞职,斯卡拉穆奇同日担任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一周后,原白宫幕僚长普里伯斯辞职,这一职务由凯利接替。紧接着,上任仅10天的斯卡拉穆奇于7月31日离职。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斯卡拉穆奇的离职与凯利有直接关系,而班农的离职亦可看作是凯利重组幕僚团队的又一动作。
  6.川普撤换白宫幕僚长普里伯斯。美国白宫2017年7月28日又发生新的重要人事变动,总统川普宣布以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替代白宫幕僚长赖因斯·普里伯斯。作为共和党建制派的代表人物,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长达六年之久的普里伯斯被视为是“局外人”川普与建制派之间的重要沟通桥梁。但在担任白宫幕僚长这一最有影响力的职务后,普里伯斯一直饱受争议。一方面是共和党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改”的努力频频受挫,另一方面川普对媒体屡屡援引白宫内部人士消息感到极为愤怒,誓言要彻查泄密之事。
  7.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反对“禁穆令”遭川普开除。据BBC中文网2017年1月31日报道,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萨利·耶茨(Sally Yates)当地时间30日表示,她不会允许司法部为川普总统签署的“禁穆令”辩护,同时质疑这一行政命令的合法性。喜好“推特治国”的川普在其账号上火速表态,宣布司法部长一职已另有人选。据悉,弗吉尼亚东区的美国联邦律师达纳·博恩特(Dana Boente)将被提名担任代理司法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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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下一个将解雇谁呢?自己能否连任?这交给未来去解决。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川普内阁是不稳定的,其出台的政策,可想而知,也是易变的。

来源时间:2019/9/11   发布时间:201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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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中国人为什么会输给印度人(之一)

作者:  来源:硅谷生活家

  在职场的进步就是一个逐渐获得领导力的过程。如果对领导力的误解让我们放弃对领导力的追求,或者追求起来满心愧疚,仿佛出兵打仗却师出无名,当然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我们对领导力的误解从何而来?答案每一天都能看见。

  在硅谷乃至整个美国职场,中国人不如印度人干得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谷歌总裁比才和微软总裁纳德拉,都是二十多岁才来美国念研究生院的印度新移民;在硅谷大部分公司,职位高的中国人凤毛麟角,印度的副总裁、总监却比比皆是。统计数据表明,印度人创投的高科技公司数量远远大于中国人,印度人的收入中位数中国人也比不上。
  很多中国人对此都愤愤不平,聚在一起时也经常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这些分析有的上升到历史高度,有的深挖文化根源,有人认为印度人英语好,善于夸夸其谈,更加能说会道,也有人说印度人天性刁钻狡猾,不如我们中国人老实忠厚。
  这些高谈阔论可能多少都有些道理,但我今天只想讨论众多原因中的一个:中国人对领导力普遍有很深的误解,这种误解妨碍了我们在职场的进步。
  在职场的进步就是一个逐渐展示和获得领导力的过程。如果对领导力的误解让我们放弃对领导力的追求,或者追求时扭扭捏捏,满心愧疚,像出兵打仗却师出无名,又或者追求起来不得要领,当然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我不是第一个指出硅谷的中国工程师缺乏领导力的人,事实上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为什么中国工程师缺乏领导力,却没听到有说服力的论述。当然背后的原因一定是中国文化,估计孔子难逃其咎。但中国文化到底怎样侵蚀了我们的领导力,孔子的罪状到底是哪一条,我并没想清楚过。
  有一年回国探亲,正赶上召开一个重要会议,每天电视上铺天盖地全是开会场面。但这些场面没白看,多看几眼以后,我突然茅塞顿开,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我们这代人普遍缺乏领导力,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原因:我们从小观看领导做报告的会议场面,天天看,月月看,年年看,终于被引入一个误区,以为领导力就是在会场上正襟危坐、装腔作势地作报告。
  自己也在职场摸爬滚打很多年后,当然知道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首先,领导的工作并不全是开会;第二,即使领导们开会比较多,开会也不仅仅是开会。一个会的背后有很多准备,所谓功夫在诗外。如果说有些会是在一个漂亮的蛋糕盒上系一条缎带,确保这个蛋糕味道鲜美,外表好看,而且按时完工,完整地装进盒子,却是缎带能顺利系上去的先决条件。
  每一个重要会议都有一些直接的准备工作,比如制定议程、准备讲稿等。我们的资深副总裁(恰好是印度人)每次开全体员工大会前,都首先由手下的经理们起草讲稿,好几个人花好几个半天开好几个会才能定案。然后再由我们部门负责营销传播的语言专家润色文字,还要拿给负责软件界面设计的平面设计师配上合适的图案、字体、颜色、动漫。这样一轮又一轮地修改润色,一个团队至少有一周时间被他支使得团团乱转,手头的其他工作都要暂时放下。
  这还是直接的准备工作,还是小菜一碟,间接的就更多了。比如资深副总裁要和与自己官阶相同的一帮同事一起参加上司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海滨度假村举行的会议,届时要汇报本部门的工作成绩。这个工作成绩可不是一个星期可以变出来的。如果过去半年没有发布新产品,新版本,顾客数量没有大幅增加,公司下达的支持欧盟数据保护条例的硬性指标没有完成,在会上发言时必定灰头土脸,上司脸色阴沉,同事幸灾乐祸;反之则神气活现,趾高气扬,等待着的是领导的表扬,亨通的官运。
  其实这些都是常识,在公司工作几年后都会知道,但人有时候很顽固,幼时灌入脑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如果不去刻意消除,有意无意地会一直对我们的行为起作用。
  虽然一定有其他因素影响我们对领导力的看法,但以前每天都看的电视最排山倒海,直截了当。只要是领导,一般来说肩上总是有些责任的。即使这些责任只是搞办公室政治,也需要才华,需要付出努力。电视台不知何故绝不透露领导们从事有挑战性工作的细节,而是把他们的工作简化成像机器人一般坐在会上念报告,还用这种形象狂轰滥炸地给我们洗脑,在造成我们对领导力的误读上做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有人可能会说,把新闻媒体挑出来做靶子没抓住重点,这不过是冰山一角,一个庞大系统的门面。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但我以及多数留学美国的华人,作为普通百姓和局外人,只有资格看看电视,读读报纸,所以只能谈门面,谈不出内幕。也正因为如此,门面对我们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了内幕。
  如果父母是领导,还可以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对领导力获得更全面和正面的了解。但对父母不是领导的人来说,报纸和电视成了我们在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了解领导力的最主要甚至唯一途径。
  按理说父母在单位也可以观察到领导工作,但或者他们工作单位的运作跟我们现在的公司不同,或者报纸电视宣传的威力实在过于强大,他们似乎也普遍认为当领导就是对技术一窍不通,冠冕堂皇,夸夸其谈,发号施令。他们如果自己是业务水平高的技术人员,对领导虽然表面服从,心里多半不屑一顾。
  其实他们自己并不一定能胜任领导的工作。妈妈因为业务好的缘故,有一阵子当了小组长。作为小组长,她要把工作分配给管辖范围内的人,但人人都推三阻四,挑肥拣瘦,她只好自己把那些最棘手的活儿都包下来,算是体会了一点当领导的难处。
  根据我很不全面的个人观察,那些中年以后最有成就的同学朋友,父母很多都是领导,即使是技术人员,也是技术部门的领导。我的猜测是,他们的父母有意无意地给了他们一些关于领导力的教育。如果他们本身又是学霸,这些教育当然如虎添翼。其他人不是没有希望,事实上也有很多人经过学习和体验,超越了少年时期教育的局限。但对多数人来说,必须挣脱小时候形成的关于领导力的错误观点的桎梏,成功的路上自然多了一道障碍。
  所以,中国文化确实导致了硅谷工程师领导力的缺乏。但相对于那些几千年老的古书上写的看不懂的句子,这些每天上演的节目才更是我们浸淫其中无法逃遁的活生生的中国文化。
  领导力到底是什么?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我不是专家,但专家们一般认为领导力有下面几个容易被误解的特点:
  第一,  当领导是需要付出努力的细致工作。事实上因为领导责任重大,需要操的心还更多,做的很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服务性工作。这个工作需要的才能跟技术工作不一样,但正如当领导的人不一定能做好技术工作,做技术工作的人也不一定能当好领导。如果以为领导不做事,只是要别人做事,绝对是一种错误;
  第二,  领导力和领导的职位不是一回事。领导力是一种技能,其最根本的特点是能推动他人来做成事情,因此需要建立关系,了解他人心理,拥有有所作为的热情。有头衔的人不一定拥有这些技能,没有头衔的人也可以拥有这些能力。在理想状态下,处在领导位置的人应该拥有领导技能,而且头衔确实有利于发挥影响力,但一个人并不需要等到当上领导再发挥领导的影响力;
  第三,  领导力是一种值得开发的潜能。领导力中的勇气、胆量、关怀、洞察力、奉献精神是成熟的标志,是一种人格魅力。即使没有官瘾,开发领导潜力与作为一个普通人实现个人成长,这两个目标几乎完全一致。
  正如上面第二条指出的,领导并不一定拥有领导力。坏领导我们见过,但我们也见过好的领导和领导行为,不能因为几个歪瓜裂枣就否定领导力。从中国同事聚在一起的评头品足,可以听出不少人都对领导力持冷嘲热讽的态度,把在职场的进步等同于削尖脑袋的钻营,把领导力等同于装模做样和装腔作势。这种态度当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们成长过程中无孔不入的媒体对领导力的曲解第一个要负责任。
  对领导力的误解会让我们在职场上走一些弯路,因为即使是按图索骥,图上的马也要画得像才能找到;而更重要的是,少年时期被一再强化的对领导力不够尊重的看法,削弱了我们追求领导力的热情和动力。
  追求升职当然是为了加薪,拿更多钱回家,头衔听起来也神气。但如果仅仅如此,如果缺乏对领导力的尊重,内心深处并不认为领导力是值得追求的自我成长的目标,是一种正面的、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给自己增添智慧和魅力,追求起来自然羞羞答答,勉为其难,心猿意马。以这样的状态参加白热化的竞争,输给对手是意料之中的事。

来源时间:2019/9/11   发布时间:2019/9/11

旧文章ID:19564

博尔顿被炒 蓬佩奥笑称“从未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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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当地时间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已要求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辞职,随即引发广泛关注。被指与博尔顿一直存在矛盾的国务卿蓬佩奥在白宫记者会上谈及此事时微笑着称“我从未对此感到意外”,但不想谈论这些内部运作和“宫斗”。博尔顿原本应在10日与蓬佩奥和财长姆努钦一同面对记者,但在当天下午,博尔顿就已经离开白宫,最终亮相的只剩蓬佩奥和姆努钦。

来源时间:2019/9/11   发布时间:2019/9/11

旧文章ID:19560

有效应对经贸摩擦 切实缓解企业负担——专家解读首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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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洁、申铖  来源: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税委会)11日发布公告,明确从2019年9月17日开始,对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部分商品。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清单首亮相意义几何?首批次清单涉及哪些商品?为何部分商品不能退税?后续排除清单何时公布?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业内权威专家。

       
        
新机制释放为企业减负的积极信号

  虾苗、紫苜蓿、鱼粉、润滑油、润滑脂、医用直线加速器、饲料用乳清……翻看公告所附清单,涉及16大项商品,对应数百个具体商品,将从2019年9月17日起一年内不再加征我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大部分商品还将退还已加征关税。

  “这意味着我国新试行的加征关税排除机制,正在缓解中美经贸摩擦影响、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国际商会法律服务部专家陈怀生对记者说,所谓排除机制,顾名思义与加征关税是相对的,是美国、加拿大、欧盟等经济体应对加征关税影响的常用措施。

  过去一年多来,针对美方不断升级加征关税行为,中方不得已先后出台了三轮关税反制举措。考虑到部分美方商品和原材料无法替代,为减少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经国务院批准,税委会于今年5月13日发布公告,启动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

  据了解,我国第一批可申请排除的商品于2019年6月3日至7月5日期间接受申请,对应的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所附《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清单一》商品,以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所附《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清单二》商品。

  陈怀生介绍,根据我国税委会相关排除工作试行办法,对美加征关税后,在华企业或其行业协(商)会凡符合以下三个标准:寻找商品替代来源有困难、申请主体面临严重经济损害、相关行业造成重大负面结构性影响或严重社会后果的,都可以提出排除申请。

“我国排除机制针对的是一类商品,可以说一家企业申请,同类型其他企业都受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赵志平说,中方及时公布排除清单,有助于缓解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市场波动,让企业更有信心前行。

  范围广效率高彰显中方负责任态度

  记者了解到,首批申请排除的企业数量达到上千家,此次公布清单涉及近300份有效申请,占企业申请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可见中方排除比例之大。

  陈怀生说,首批次排除商品税目范围表面看只有16项商品,但因中方列的是8位税则号的大类商品,不同于美方排除清单中10位税则号的具体商品,实际中方排除商品范围相对更广、涉及行业企业也相对更多。

  专家介绍,虽然美方已公布8批排除清单,但与收到的上万份企业申请相比,只有较小比例企业申请列入清单,而且从企业申请到公布清单,美方最快一批耗时5个月,慢的需要一年时间。

  “我国税委会从6月3日开始接受申请到如今发布第一批清单,只用了3个多月时间,高效率处理企业申请彰显中方对民众和企业的负责任态度。”陈怀生说。

“此次清单涉及四类农畜用品,充分考虑了国内养殖户的利益。”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田志宏说,四大类商品虾苗、紫苜蓿、饲料用乳清和鱼粉,都属于自美进口需求比较刚性的,列入排除清单有助于更好满足国内虾、猪、奶牛等养殖业发展需求,保障百姓日常生活需要。

  
       部分不能退税源于退税操作难度大

  此次公布的两个排除清单中,对于此前已加征的关税税款,清单一所列商品可予以退还,而清单二所列商品不予退还。两个清单为何不同?

  记者了解到,试行办法规定了具备退还税款条件的商品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排除清单按税则税目进行排除的;二是排除清单所列商品为税则税目中的一部分,且海关有条件退税的,如在税则税目基础上,海关有附加编码。

  “根据公告,某项商品若想获得退税,要么该商品属于按照8位税则号排除的整类商品;要么该商品属于排除税则税目中的一部分,且该商品具有海关附加编码,也就是说只有在可明确计算出该商品此前缴纳关税金额的情况下,才具备退税条件。”陈怀生说。

  他解释说,具体来看,清单一中包含了其他小虾及对虾种苗、紫苜蓿粗粉及团粒、润滑油等12项商品,涉及8项全税目以及4项有海关附加编码的商品,具备退还税款的条件;清单二所列4项商品为所属税则税目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商品因为没有海关附加编码,海关无法确认此前税款金额,也就无法退税。

“根据WTO贸易救济规则,有关国家在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时,也会遇到征税和退税的问题,这些国家的海关一般也会采取按照8位税则号或海关附加编码等可操作的方式来执行退税。”


  后续清单“成熟一批、排除一批”

  “排除清单工作,对于相关企业和行业来说,是一个重大制度设计。在中美经贸摩擦持续情况下,后续排除清单将会陆续出台。”赵志平说。

  记者了解到,排除清单将按照“成熟一批、排除一批”的原则陆续推出,此次先公布第一批排除商品的第一次清单,并将适时公布后续批次排除清单。

  据悉,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批)排除申报系统已于8月28日正式开放,并从9月2日起正式接受第二批商品排除申请,截止日期为10月18日,对应的商品包括《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第二批)加征关税的公告》所附的附件1至4商品。

  此外,对于不久前中方公布的第三轮对美加征关税反制举措,税委会将继续开展相关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工作,接受申请办法将另行公布。

田志宏告诉记者,一方面列入排除清单的企业,符合条件的要在公布之日6个月内按规定向海关办理退税;另一方面,后续企业申请时要充分考虑三个标准,所列商品要更有针对性,不能过于宽泛,便于税委会精准操作。

来源时间:2019/9/11   发布时间:2019/9/11

旧文章ID:19559

中美企业家对话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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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蓓  来源:新华视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全国商会联合主办的中美企业家对话10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
  此次对话主题是“中国、美国及全球经济”。双方代表围绕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内容涉及“贸易和投资谈判、产业链——进程、展望和可能的影响”“创新和科技合作前景——当前产业发展和未来影响”等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和美国全国商会常务副会长薄迈伦,以及中美两国工商领袖、政府前高官及专家学者20余名代表参加对话。
  中方代表指出,中美同意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三轮经贸高级别磋商,顺应两国民意,是双方共同的理性选择。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两国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项。两国经贸存在的分歧和摩擦,最终需要通过对话,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解决。双方应注重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在科技创新、高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中方积极开展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合作。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双方具有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潜力。
  中方代表强调,贸易战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加征关税并没有达到美国政府预期目的,反而伤及美国经济。美贸易逆差不减反增,经济增速大幅下降,企业和民众负担持续增加。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
  中方代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负担,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彰显了强大韧性。
  美方代表表示,美中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两国关系面临严峻考验,贸易摩擦对美中经济都产生不利影响,全球经济面临放缓的压力。希望美中双方通过谈判和协商,妥善解决双方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创新的重要作用,加强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健康医疗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引领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美中关系对双方乃至世界都十分重要,希望此次企业家对话能够为改善双方关系做出贡献。美国全国商会愿为增进彼此了解,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中美企业家对话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全国商会联合举办,属于中美政府之外的第二轨道交流机制。

来源时间:2019/9/11   发布时间:201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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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济衰退能否结束贸易战?

作者:魏尚进  来源:中美聚焦

  最近美国收益曲线的倒挂——10年期政府债券利率低于短期债券利率——引起人们对美国今年晚些时候或2020年出现经济衰退的担忧。但矛盾的是,美国经济下滑有助于改善与中国的双边经济关系,为两国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降温。
  近些年的历史为这种预测提供了依据。确实,美国经济衰退所导致的进口需求减少,通常会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GDP比率较高的经济体带来负面影响。然而,在近几次经济低迷期间,美国也比以往更愿意与中国合作,以刺激经济复苏。
  例如,在2008年到2010年上一次美国经济大衰退中,中国似乎是唯一有能力且愿意增加全球需求的主要经济体。出于这个原因,中美关系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美国甚至主张让中国在IMF和G20等国际组织中有更大的话语权。
  同样,继美国侦查机和中国战斗机在南海相撞,导致一名中国飞行员死亡和美国机组人员被扣留后,中美关系在2001年年中处在了低潮。但是2001年9月11日之后,恐怖袭击突然使美国经济前景变暗,并使中美经济关系有所好转。
  与前几届政府不同的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也许没有国际合作的基因。不过显然,特朗普是在美国经济有点过热的情况下发起当前的关税战,这种过热部分是由于他在2017年末推动国会大幅减税。美国与贸易伙伴的摩擦——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它正在损害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实际上可能有助于让美国经济降温。而如果经济衰退成为现实,特朗普可能会软化对中国的立场。
  两个因素也许毁掉这种可能性。
  第一,中国或许无法或不愿提供经济刺激措施。十年前政府曾推出积极的刺激计划,以抵消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需求的疲软,而现今中国政府的债务率要高于十年前,这个事实似乎限制了政府在美国经济衰退时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能力。
  即便如此,中国的债务/GDP比率仍远远低于其他大多数主要经济体,故政府有一定空间在经济紧急情况下进行额外的财政刺激。而且,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对任意注入流动性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但它加诸商业银行的相对较高准备金率意味着,一旦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仍有很强的火力。
  第二个风险因素是2017年美国企业的减税,它扩大了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损害了双边关系。
  美国总体贸易逆差反映出美国国民储蓄相对于投资是短缺的。2017年的减税将使美国政府债务在未来十年内再增加1万亿到2万亿美元,从而大大提高政府的负储蓄率。由于不可能靠政府减少投资,或者靠足量的私营部门储蓄增长来弥补,因此减税措施助长了美国贸易逆差的增加。预计今年的总逆差额将大于2017年或2018年,且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这也强烈暗示着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增加。由于美国政界人士和多数媒体显然没有认识到特朗普减税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之间的关系,他们极可能认为这一切是由于中国人行为不端。因此我一直认为,美国的减税是降低美国对中国(以及众多其他贸易伙伴)贸易逆差的一个重大结构性障碍,有可能是未来几年关系紧张的根源。
  不过,美国的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通常随着美国经济的疲软而下降,因为进口需求会趋于减少。所以美国的一场经济衰退,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特朗普减税对贸易逆差的负面影响。
  更重要的是,自从2018年底以来,中国政府本身一直在积极减税,它减少了增值税(从17%降到16%,再降到13%),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了雇主的社保缴费率。
  近来的这些减税,不太可能靠减少投资或是私人储蓄的足量增加来弥补,因此,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很可能会下降。中国的总体贸易顺差——表明中国的储蓄超出投资——可能会在2020年大幅收缩,甚至有一两个季度出现逆差。虽然由于美国的减税效应,中国明年几乎肯定对美国仍有双边贸易顺差,但这种失衡会比它在原有状况下小很多。
  从直接需求方面说,一场美国的经济衰退对全球经济是坏消息,但它有助于使陷入困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能相处得更好,世界各地的企业和投资者都会松一口气。这也许就是美国下一次经济衰退能带给人们的一线希望吧。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Could a US Recession End the Trade War?”(2019)
  作者:
  魏尚进
  Shang-Jin Wei
  前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与经济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9/9/10   发布时间:2019/9/9

旧文章ID:19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