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志华  来源：猫妙妙

　　“　美国在仅仅五天之内，连续做出一系列决策，而且步步升级，终于全面卷入了朝鲜战争“
　　原发表于《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朝鲜战争的爆发，引起美国对朝政策乃至远东政策骤然发生转变。1950年初美国政府曾公开宣布朝鲜半岛处于美国远东战线的防御圈之外，美国对朝鲜问题的一切计划都是以从朝鲜脱身为基点的。这一政策的理论依据是杜鲁门1月5日的声明、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方案则是2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东京制定的“非橄榄球”作战计划。然而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仅仅五天之内，连续做出一系列决策，而且步步升级，终于全面卷入了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于华盛顿来讲的确是出乎意料的。然而，美国的反应却异常迅速而且激烈。从最初获得战争消息感到震惊和慌乱，到做出全面介入战争的最后决定，前后不过几天时间。我们列出一张时间表，通过美国政府决策的不断升级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是怎样一步步陷入朝鲜战争泥淖的端倪。
　　6月24日，星期六。
　　晚上9时稍过，在华盛顿的美联社总社收到驻南朝鲜记者报道朝鲜发生战事的第一封急电，称北朝鲜军队发动了进攻，“开城已告失守”。国务院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打电报向驻汉城的美国大使馆询问。大约在同一时间，即21时26分，国务院收到穆乔大使的电报：
　　根据朝鲜军队的报告(此项报告已部分地为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战地顾问的报告所证实)，北朝鲜的部队今天清晨已向大韩民国领域的好几个据点进犯。开始行动的时候大约在上午4时。瓮津遭受北朝鲜炮火的轰击。6时左右，北朝鲜的步兵开始在瓮津、开城和春川等地区越过三八线。据称水陆两栖部队已在东海岸江陵的南部登陆。开城据说已在上午9时陷落，北朝鲜大约有10辆坦克参加了这次战斗。北朝鲜部队以坦克为前锋，据称已向春川逼近。江陵地区的战斗详情不明，但似乎北朝鲜部队已将公路切断。我们今天上午正在同朝鲜军事顾问团的顾问们和朝鲜的官员们进行会商，研究当前的局势。
　　从进攻的性质和发动这次进攻的方式看来，这似乎是对大韩民国的一场全面攻击。
　　当时正值周末，美国很多政府官员都在度假或外出。杜鲁门总统和家人团聚在密苏里州的独立城，国务卿艾奇逊、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则分别住在马里兰州和佛蒙特州他们各自的家中。国务院远东事务顾问杜勒斯尚在东京没有回国。被电话召到国务院来的只有联合国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无所任大使菲利普·杰塞普、联合国政治与安全事务处副处长温豪斯和国务院远东事务处官员培根等人。至于军方领导人，据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回忆，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当时正在从东京返回华盛顿的途中。除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外，一时无法与其他部长和参谋长取得联系。
　　22时左右，艾奇逊接到电话通知，希克森报告了有关朝鲜冲突的情况后，建议第二天上午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号召停火。艾奇逊表示同意，并授权驻联合国副大使欧内斯特·格罗斯去找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艾奇逊还要求国务院迅速通过佩斯与五角大楼取得联系，以便共同研究应付方案。
　　23时20分，艾奇逊与杜鲁门通上电话。艾奇逊将穆乔的电报内容和召开安理会的建议报告了总统。杜鲁门表示同意，并要立即赶回华盛顿。由于夜间飞行风险较大，而且关于朝鲜的局势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艾奇逊劝杜鲁门第二天再动身。
　　23时30分，希克森给赖伊挂通了电话。赖伊同意在次日下午2时举行安理会紧急会议。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值日官切斯特·克利夫顿中校也是由于新闻界的询问才获悉朝鲜发生战事的消息。然而，除了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以外，军方似乎是无所作为。由于截止到第二天清晨，除了第一封电报，穆乔以及驻汉城的使馆再没有发回更多的消息，午夜过后由陆军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准将主持的临时“指挥所”，只是确保把来自国务院的各种指示和情报转给太平洋彼岸的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而整个五角大楼所做的仅是准备以克利夫顿中校的名义向新闻界发布一份简短的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已获悉朝鲜爆发了战争以及美国军队没有卷入战争。
　　6月25日，星期日。
　　午夜刚过2时30分，希克森终于找到了格罗斯，向他口述了由温豪斯和培根起草的提交安理会的议案，内容确定后，用电报将召开紧急会议的请求和美国的议案通知了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并随后派温豪斯乘飞机将议案带往纽约。
　　国务院在早晨收到了来自南朝鲜的进一步消息：以一个坦克纵队为核心的大规模进攻正指向汉城和金浦机场。南朝鲜的武器装备显然远远不能抗衡。刚刚从马里兰州驱车赶回华盛顿的艾奇逊认定在朝鲜已经发生了全面战争，情势危急，便再次与杜鲁门通了电话。杜鲁门决定立即赶回华盛顿，并于当日晚在布莱尔大厦召开国务院和国防部有关人员会议。杜鲁门还要艾奇逊会同陆海空三军部长和参谋长立即进行研究，以便在他回来后能提出一个方案。
　　10时35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情报处收到麦克阿瑟司令部发来的一份情况综述，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报告对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显然做了十分错误的估计。报告说，北朝鲜的进攻部队只有3个师，而南朝鲜的防御部队有4个师，另有第5师正在开赴前线。所以报告认为所丢失的一些土地都在应急的防御计划的意料之中，算不得一回事。麦克阿瑟认为，尽管“从北朝鲜投入的力量和战略意图来看”，他们的进攻是“猛烈的”，战术上也造成了突然性，但无论如何其最终目标尚不明确。麦克阿瑟已下令向南朝鲜运送弹药，并建议集结在菲律宾的第七舰队主力开赴朝鲜，以防万一。军方本来就认为朝鲜对美国没有战略意义，况且在几个月前也曾拟定了对付入侵的应急计划：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将尽快撤出所有的军事人员、外交官和平民，必要时动用空军掩护。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危机的态度似乎是希望执行这一应急计划。
　　11时30分，艾奇逊根据杜鲁门的要求，召集了有军方人员参加的会议。国务院方面出席会议的都是首脑人物，即艾奇逊、韦伯和腊斯克，而五角大楼方面出席会议的代表只是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和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显然军方对这次会议并不重视。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建议：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应在汉城、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周围建立防御圈，以确保美国平民的安全撤离；授权麦克阿瑟根据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向南朝鲜提供武器装备，而不受以前的军援计划的限制；只要韩国部队仍有战斗力，美国军事顾问就不应撤离；麦克阿瑟的职权应包括指挥美国在朝鲜的全部军事行动；一俟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在朝鲜采取联合行动，“就授权并指示”麦克阿瑟使用包括第七舰队在内的一切力量去“稳定局势，包括在可行的情况下，恢复三八线的原分界线”。尽管这些建议都通过电话征求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意见，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后来的文件仍称这一行动计划是国务院方面提出的。
　　下午2时，杜鲁门的座机独立号从堪萨斯机场起飞，由于时间仓促，总统的两名随员竟未及赶上飞机。杜鲁门在飞机上用电报通知艾奇逊，晚7时30分召集国务院和国防部有关官员在布莱尔大厦共进晚餐，并召开紧急会议。就在杜鲁门的专机起飞时，在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正式开始。赖伊引用联合国驻朝鲜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北朝鲜已破坏了联合国宪章，而安理会应采取措施，重建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接着格罗斯宣读了美国的决议案，要求安理会命令北朝鲜停止敌对行动，将其军队撤回三八线。据艾奇逊的回忆，美国起草的决议原来说的是“北朝鲜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构成’无端的侵略行为”。但其他几个安理会成员国认为，对目前掌握的情况能否作出这个结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说这是“构成对和平的破坏”较为合适。美国照此意见修改了决议案。所以，下午6时以前，经短暂的休会进行考虑后，安理会代表同意接受美国的决议案，只有南斯拉夫弃权。
　　下午5时过后，杜鲁门抵达华盛顿，即直接赶往布莱尔大厦。被召集来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官员有艾奇逊、韦伯、腊斯克、希克森、杰塞普，国防部官员有约翰逊、陆军部长佩斯、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海军参谋长福雷斯特·谢尔曼以及布雷德利共13人。会议正式开始前，约翰逊请布雷德利宣读了一份他从麦克阿瑟那里拿来的关于台湾战略重要性的备忘录。似乎现在要讨论的不是朝鲜局势，而是台湾的命运问题。艾奇逊感到这是国防部与国务院意见分歧的表现，军界一直对朝鲜问题不感兴趣，而对于国务院的弃蒋政策耿耿于怀。由于杜鲁门把话叉开，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讨论。
　　晚上7时45分，会议在晚餐后正式召开。杜鲁门请艾奇逊首先发言。艾奇逊依据国务院情报司提供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分析报告，讲述了南朝鲜的局势。该报告估计，北朝鲜军队将在7天之内攻陷汉城，并在72小时后向南朝鲜提出“和平解决建议”，即要李承晚投降。如果美国不出面，南朝鲜即将崩溃。随后，艾奇逊宣读了准备好的建议。据艾奇逊说，当天下午他曾独自在办公室思考行动方案。所以，宣读的建议与上午商讨的内容稍有修改，并归纳为三点：(1)麦克阿瑟应将包括军人眷属在内的美国公民撤离朝鲜，为此，应当出动美国空军击退对金浦、仁川等机场和港口的进攻。但美国的空军部队只能在三八线以南活动。(2)应当命令麦克阿瑟以空投和其他办法向韩国军队提供军火和给养。(3)应当命令第七舰队立即从菲律宾的海军基地出发北上，进入台湾海峡，以防止战争扩大到该地区。同时发表一项声明：第七舰队将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也阻止台湾进攻大陆。杜鲁门插话，可以立即命令第七舰队北上，但是在该舰队到达指定地区以前，暂不发表声明。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每个人都谈了不同的具体细节支持这几项建议，同意采取以上行动。谢尔曼和范登堡宣称，动用海、空军即可应付局面，通过美国的空中打击和海上重炮猛轰，战争就可能结束。柯林斯对此表示怀疑，但大部分人都反对使用美国的地面部队。杜鲁门又详细询问了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最后决定采纳艾奇逊的三项建议。杜鲁门指示三军参谋长作好必要的准备，以便一旦联合国号召向北朝鲜采取行动时，立即发出命令，使用美国的部队。同时，接受柯林斯的建议，授权麦克阿瑟向南朝鲜派出一个调查组，对于援助的方式和怎样使用远东的美军力量做出第一手估计。杜鲁门还决定将第七舰队交给麦克阿瑟指挥，其基地设在日本的佐世保。会议于23时左右结束。
　　从25日的情况看，美国军方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反而是国务院比较主动。由于国务院的建议中已经提出了台湾问题，因此，关于朝鲜问题的这些建议没有遭到军方反对。尽管决定使用空军部队介入战争，但其目的似乎还是为了达到撤离朝鲜的原定方案。至于是否使用美国军队来阻止北朝鲜的进攻，拯救南朝鲜政权，显然还是个犹豫不决或至少没有明确的问题。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对战局发展的情况没有更清楚的了解。
　　6月26日，星期一。
　　从朝鲜传来的消息令白宫感到沮丧：南朝鲜部队节节败退，北朝鲜部队则步步进逼。美国军事顾问团怀疑李承晚的部队能否坚守住汉江这条三八线与汉城之间唯一的天然屏障。穆乔大使不顾麦克阿瑟的反对——这位将军认为不必惊慌失措和操之过急，于凌晨2时做出使馆撤离汉城的决定，尽管他本人还留在汉城。李承晚的政府则已决定迁至汉城以南240公里的大邱。晚些时候发来的麦克阿瑟的电报令杜鲁门感到吃惊：
　　南朝鲜第3师和第5师零零星星地投入汉城附近战斗的结果，并未能阻止敌人的入侵，这种入侵被认为是过去两天中敌人行动的主要努力，其目的在于夺取首都汉城。敌人的坦克正进入汉城近郊。……在当前这种迅速恶化的局势下，远东司令部派出的前往朝鲜的军事调查组已下令召回。
　　南朝鲜的部队抵挡不了北朝鲜的猛攻。敌人的有利因素完全在于拥有坦克和战斗机。作为战斗情况的指标来看，南朝鲜的伤亡人数表明缺乏足够的抵抗力，也缺乏战斗意志，据我们估计，很快就会全部崩溃。
　　下午3时15分，南朝鲜大使张勉向杜鲁门转递了李承晚请求提供援助的信。杜鲁门回忆说，张勉“显得很忧郁，几乎要掉出眼泪来”。显然，局势已经异常严重。
　　晚上9时，杜鲁门再次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紧急会议，与昨天的会议相比，这次会议的气氛显得凝重。首先由布雷德利汇报了朝鲜战况，声称南朝鲜的军队正在全线后撤，几乎丧失了“有效的抵抗能力和斗志”，汉城“异常危急”，北朝鲜的坦克已“兵临城下”，李承晚的部队即将“彻底瓦解”。范登堡报告说，美国空军已击落一架苏式雅克型飞机。在答复杜鲁门要求提供建议时，艾奇逊提议：
　　——空军和海军应向朝鲜军队提供全面支援。在目前可将活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
　　——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进攻，告诉国民党人也不要进攻大陆，告诉第七舰队，如有必要，可阻止他们这样做。
　　——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并加速援助菲律宾军队。
　　——增加对印度支那的援助，并告诉法国人我们要派一个强大的军事使团去。
　　——如总统同意以上各点，请总统发表按他指示所准备的声明，其中包括建议所采取的行动。
　　——在明天上午召开的安理会会议上，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决议案，号召联合国会员国给朝鲜援助，以回击武装进攻和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
　　这些建议得到一致赞同，并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但是，对于美国出动海军和空军援助南朝鲜军队作战是否能够奏效，仍有意见分歧。海、空军官的看法比较乐观，但陆军参谋长对此深表怀疑。杜鲁门于是询问了美国地面部队的情况，经柯林斯和布雷德利反复估算，认为美国兵力明显不足。如果出动地面部队，就需要下令动员国民警卫队和请求国会拨款。杜鲁门命令立刻对此进行研究。
　　会议只进行了一个小时，杜鲁门即下达了出动海军和空军支援南朝鲜军队以及派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的命令。杜鲁门还要约翰逊用电话通知麦克阿瑟，动用在远东的海、空军力量支援南朝鲜，但只能在三八线以南活动。会后，佩斯立即向麦克阿瑟下达作战命令：对三八线以南的“所有军事目标都可以出动空军”，“海军对所有海岸水域及港口可以自由采取行动”。
　　这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就迈出了卷入战争的第一步，同时，也为中美之间的抗争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已经有意使用地面部队介入战争，只是由于能力不及和对海、军力量的出动寄于希望而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已。还有必要指出，在美国总统和陆军部长的命令下达时，联合国安理会尚未开会通过所谓支援南朝鲜的决议案，美国国会也还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采取的军事行动甚至没有任何表面的合法化。当然，白宫对此并不是不介意的。麦克阿瑟受命后，要求授权将“援助措施”立即向南朝鲜宣布，以“激励士气”。但国务院不同意，韦伯回答说，在总统与国会取得联系之前，不能公开宣布此项消息，“以免影响国会对政府的支持”。但麦克阿瑟认为，如果不给南朝鲜军队注入一针兴奋剂，不用几个小时，战争就结束了。这样，在麦克阿瑟的一再坚持下，韦伯和佩斯同意了他的要求，条件是在杜鲁门的公告发表以前，不得使用英语广播这些决定。
　　6月27日，星期二。
　　上午，杜鲁门率国务院和国防部主要成员与国会领袖会谈。在艾奇逊概要地介绍了情况后，杜鲁门宣读了国务院为他草拟的准备在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征求国会领袖对此声明的意见。国会领袖们对杜鲁门政府的行动采取了一致支持的态度。参议员维利询问美国军队目前卷入的程度，约翰逊确切地回答，麦克阿瑟一接到命令，就立即派出了空军和海军部队。参议员说，只要知道美国已有军事力量在朝鲜，并且总统认为这些力量够用，便行了。泰丁斯参议员报告说，他所领导的兵役委员会已于当天上午早些时候决定延长征兵法的期限，并建议授权总统召集国民警卫队的力量。问题转向政治范围后，杜鲁门解释说，目前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支持联合国为恢复朝鲜地区和平所作的努力。至于台湾，他的命令是辅助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爆发任何新的战斗。会谈时，还讨论了美国向联合国提交的议案，除提出一些措词的问题外，该议案也得到这些国会议员的一致同意。当天，共和党领袖托马斯·杜威也在电话里向艾奇逊宣读了他的声明，保证支持政府在朝鲜的行动。
　　会后，杜鲁门向报界发表了声明，宣布美国已派海军和空军部队为南朝鲜部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并且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阻止对台湾的进攻以及台湾对大陆的进攻。杜鲁门为第二道命令寻找的行动依据是台湾的未来地位尚未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和约问题的解决或经联合国的审议。
　　下午3时左右，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美国提出的“建议联合国成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为制止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所必需的援助”的议案。会议辩论达数小时之久，随后又休会几小时，以便印度和埃及代表等候各自政府的指示。直到深夜11时50分，在苏联代表仍然没有返回联合国的情况下，安理会才以7票赞成，1票(南斯拉夫)反对，2票(印度和埃及)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紧急制裁案”。
　　6月28日，星期三。
　　三军参谋长们通过对朝鲜局势通宵达旦的研究后得出结论：仅仅依靠海、空军是无法挽救南朝鲜的危险局势的。战斗机的轰炸在白天可以摧毁北朝鲜的坦克纵队，但却无法阻挡10余万人的步兵对仅有其兵力1/4的南朝鲜部队的进攻。在上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其下属的联合战略委员会研究一下，如果当前在朝鲜采取的行动收效甚微，那么从军事角度出发，应采取什么对策，并限48小时拿出方案。该委员应该考虑空军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以及包括“派遣地面部队”在内的其他行动。
　　下午5时，杜鲁门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朝鲜局势。空军部长芬特勒要求取消对空军只能在三八线以南活动的限制，以向南朝鲜军队提供“充分的空中支持”。杜鲁门拿不定主意，他请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研究这个问题。美国空军“可能不得不”轰炸北朝鲜的空军基地和储油罐，但他目前还无意作出决定。范登堡感到问题非常敏感，因为北朝鲜的空军基地位于三八线以北约60公里，美国飞机不可能借口“误越边界”对其实行轰炸。艾奇逊和约翰逊也不倾向于这样做。杜鲁门最后说：“我们不会那么干。”尽管杜鲁门在不到24小时之后便改变了态度，但在此之前，麦克阿瑟早已口授了一份给远东空军副司令帕特里奇的电报，命令他“立刻摧毁北朝鲜的机场”，并不准他声张。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这是他自朝鲜开战以来第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次超越了总统授予他的权限。
　　6月29日，星期四。
　　麦克阿瑟派往朝鲜的以约翰·丘奇准将率领的先遣调查团发来消息，如果美国军队不投入战斗，已不可能恢复战前的分界线状态。北朝鲜军队已经攻克汉城，并肃清了那里的李承晚军队，现正继续挥师南下，直指南朝鲜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水原。在约翰逊的紧急动议下，杜鲁门于下午5时再度召开了有副总统巴克利、国务卿、国防部长、三军部长和参谋长、财政部长及中央情报局局长等人参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约翰逊首先提出了一项发给麦克阿瑟指示的建议。约翰逊认为，仅仅为了建立一个保证空军行动安全的基地，就应该动用地面部队。因为从日本基地起飞的战斗机，在目标空域行动的时间极为有限，并且无法与它们支援的南朝鲜部队取得联系。约翰逊还抱怨把海军和空军的行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的做法，使北朝鲜的补给品和增援部队可以顺利地向南运送。如果建立一个得到保护的空军基地，还可以保护那里的美国人员安全撤离。总之，约翰逊认为，美国军队至少应在南朝鲜有一个立足点。杜鲁门表示，所采取的行动不要含有美国计划同苏联作战的意思，而只是表明要“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同时，这一行动还要保证美国“不至于过深地陷在朝鲜，以至我们照顾不了其他地方可能发生的类似情况”。佩斯认为，对于授权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问题上，应特别慎重，并对这种行动明确地加以限制。艾奇逊概要地向会议汇报了国务院对苏联行动所作的估计，国务院的分析认为，“中国人可能干涉，俄国人则不至于”。
　　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于当日下午6时59分向麦克阿瑟发出第84681号命令，其要点是：(1)授权麦克阿瑟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但目标是保障远离战区的釜山的港口、飞机场和交通设施。(2)准许动员海军和空军在远东的全部力量打击三八线以北的一切军事目标，但要“特别注意，在北朝鲜的行动应清楚地止于满洲和苏联边境”。(3)“如果苏联部队积极攻击我们在朝鲜的作战行动，你部可自卫但不能采取使形势恶化的行动，并应向华盛顿报告情况”。
　　这一天，美国的行动又进了一步。海军和空军出动的目的已经不仅是保护美国平民的撤离，而且要打击北朝鲜的军事目标，特别是把三八线以北的军事目标也包括了进去。另外，美国还决定将地面部队投入朝鲜，尽管只是保护性的，但这距离真正加入战斗，只有一步之遥。
　　会议后不久，艾奇逊带着蒋介石的提议回到白宫。蒋介石表示愿意在南朝鲜投入33000人的军队，由美国运送和提供给养。杜鲁门对此表示赞同，艾奇逊则提出反对，理由是“这些军队对保卫福摩萨比保卫朝鲜更有用”。杜鲁门指示在次日的会议上再提出这一问题，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6月30日，星期五。
　　麦克阿瑟亲自乘飞机对南朝鲜进行视察后，于子夜1时给五角大楼发出一份洋洋2000字的电报。电报说南朝鲜部队已“完全丧失了反击的能力”，目前能够坚守汉城以南战线的唯一希望“是在朝鲜作战区域投入美国地面部队”。麦克阿瑟建议立刻派遣一支约2000人的部队，随后再从日本抽调两个师的兵力，供初期的反攻使用。柯林斯被五角大楼的值日官从床上唤醒后，匆匆赶到办公室。他立即与麦克阿瑟直接进行了电传打字会商。麦克阿瑟要求立即对他的建议给予答复，并再次强调前线急需美国军队的援助。柯林斯只得又唤醒陆军部长佩斯。佩斯答应向总统请示，便于凌晨5时向杜鲁门请示。佩斯口述了麦克阿瑟的电文后，杜鲁门仅问了几句，就命令佩斯立即通知麦克阿瑟，同意先派一个团的兵力投入战斗。
　　上午8时30分，杜鲁门再次召集布莱尔大厦小组讨论在朝鲜投入地面部队作战的问题和蒋介石向朝鲜派出军队的建议。杜鲁门仍倾向于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因为时间十分紧迫，而蒋介石的部队在5天之内即可上船出发。但艾奇逊和三军参谋长都反对让蒋介石卷入朝鲜战争，其中最充分的理由是这种行动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朝鲜进行干涉或进攻台湾。杜鲁门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决定婉言拒绝蒋介石的建议。此后，麦克阿瑟关于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投入战斗的要求，没有受到任何阻力便顺利地通过了。杜鲁门批准了将要发布的命令。
　　上午11时，白宫举行与国会领袖会晤的会议。杜鲁门向国会领导人作了简要介绍，宣布他刚刚命令美国地面部队介入朝鲜的战争。在漫长而紧张的沉默之后，只有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对总统未经与国会商议便决定使用地面部队的做法表示异议。杜鲁门以时间紧迫为由回答了这一指责。国会两院以压倒的多数对杜鲁门的决定表示支持。
　　下午1时22分，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了84718号命令：“兹取消84681号命令中关于限制使用陆军的规定”，授权麦克阿瑟可以使用他所指挥的陆军投入朝鲜的战斗，只是以“在目前情况下不危及日本的安全为限”。此外，“国务卿奉命通知，目前对蒋介石委员长提供部队的建议应予谢绝”。
　　至此，杜鲁门政府终于非常轻易地迈出了使美国全面卷入战争的最后一步。随着7月5日第24师第1团史密斯特遣队在乌山投入作战，美国正式参加了朝鲜战争。一般说来，地面部队投入战斗就意味进入战争状态，而杜鲁门未经事先宣战——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事例，也未经国会同意——这在以往的情况下会遭受国会的强烈抵制，便决定了美国所面对的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然而，美国国会和舆论却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美国也就这样一步步地陷入了朝鲜战争的泥淖。
　　朝鲜半岛本来是处于美国在远东的环形防御线之外的，美国军方几次制定的关于朝鲜一旦发生战事的应急方案也是迅速撤离朝鲜半岛，退守日本。就是说，从朝鲜脱身是美国的既定国策。但为什么在战争爆发仅仅几天，美国政府就完全改变了它长期精心制定的政策，不顾一切地全面卷入了朝鲜战争呢?
　　美国做出介入朝鲜战争的决策的确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几个前提必须搞清楚。
　　(1)朝鲜战事发生时，美国并没有弄清北朝鲜发起进攻的意图究竟是什么，除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次进攻得到了苏联的认可和支持这一点外，政府各机构研究部门和情报部门看法各异。这次进攻的目标到底只是想占领南朝鲜，还是想以南朝鲜为跳板进攻日本?到底是局限在远东范围，比如台湾、越南、菲律宾，还是声东击西，利用美国在远东集中兵力的时机使苏联得以向西欧进攻?到底是北朝鲜的单独行动，还是苏联甚至加上中国蓄谋已久的总战略的前哨战?其中有些问题，甚至到仁川登陆时都没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这种对战争意图的迷惘，必然造成决策的盲目。
　　(2)美国政界和军界普遍对战争的爆发感到突然。尽管如前所述，许多情报机构都有关于发生军事冲突的迹象的报告送达各主管部门，但鉴于冷战状态下紧张局势的普遍存在，加之朝鲜南北军事冲突延续已有一年多，所以无论政界和军界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甚至战火已经燃起，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仍然掉以轻心，认为这不是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对于战争缺乏心理准备，或者说只做了一旦发生战争便撤退到日本的准备，就使得美国在突如奇来的环境中表现出惊慌失措，那么也就很难避免决策的失误。
　　(3)即使考虑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军方的立足点也建立在南朝鲜军队完全可以抵挡住任何进攻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战争前夕，美国政府内部关于朝鲜问题的争论仅仅集中在是否再给南朝鲜援助，究竟给多少援助这样一个问题上，从来没想过美国要亲自出兵参战。军方普遍认为只要再给点军火，南朝鲜军队便可以稳住战线。进攻开始一天以后，麦克阿瑟还对杜勒斯及其助手打包票说南朝鲜军队完全可以应付。就是说，美国在军事上也并没有准备。因此，轻率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便轻而易举地引导出第二个决定。从整个战争过程看，美国的政治决策多少都有些被军事形势牵着鼻子走。
　　(4)从军事理论上讲，由于掌握了原子弹，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战后大量裁军的现状，美国的军事战略理论片面地集中在建立的空中核打击力量的基础上，过分依赖于海、空军力量。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只是准备去对付一场苏联对美国或西欧突然发动的全面进攻，而这种进攻将遇到战略空军力量的强有力反击。正如李奇微所说：“在朝鲜战争之前，我们的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并且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一个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进行防御乃是愚蠢之举。”“有限战争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 其结果是苏联按兵不动，美国却由于判断失误而为太平洋彼岸的弹丸之地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正是在这种认识盲目、判断失误以及心理和军事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仓促做出了进入战争状态的重大决定。这不能不说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这种偶然性的背后，在各种偶然性的交叉中，仍然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存在着美国卷入战争的历史基础。
　　首先，战后的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和敌视的意识形态。美国既然自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也就担负起了保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责任和义务。而苏联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在美国眼里，苏联正在利用其战后建立起来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由于掌握了原子武器而更具威胁性，实现其一贯宣传的目标：解放全人类。况且，雅尔塔体系已经大体上划分了美苏两国或两大阵营的势力范围，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又确定了美苏冷战游戏的规则。所以，美国认为向南朝鲜的进攻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阵营的公然挑战。在1950年初美国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75%的人认为苏联人正在谋取“统治全世界的权力”，正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早已为美国对外政策定下了这样的基调：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必须抵制苏联发动的任何进攻或制造的紧张局势。从希腊到柏林，从伊朗到中国，从西亚到远东，战后几年的历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尽管从军事战略的角度上讲，朝鲜半岛被划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但是从政治战略的角度上讲，南朝鲜毕竟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毕竟是受美国保护的西方世界的前沿阵地。为了维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威信，为了不失掉“自由世界领袖”的面子，即使是在军事和经济上对美国都不很重要的朝鲜半岛，也成为美国决心保卫西方世界免遭“共产主义侵略”的象征。1949年“丢失”中国之后，就使得南朝鲜在远东的这一象征更具重要性和代表性。
　　杜鲁门在回顾朝鲜战争时，正是这样说的：
　　我们当时的心情是：必须坚决制止这种对一个自由国家实行武装侵略的行动，这对保持和平十分重要。我们向大家宣告，我们认为朝鲜的局势关系很大，因为从这种局势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决心。目前，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坚决的行动。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保护一个在我们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由联合国采取行动来保障它的自由的国家，那末，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靠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极不好的影响。
　　艾奇逊对这一点说得更加明确：
　　这是一次公开的、赤裸裸的对我们国际公认的南朝鲜保护者的地位的挑战。南朝鲜是对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的安全重要的地区。鉴于我们的应战能力，回避这个挑战将使美国的权力和威信受到极大损失。我认为威信的意义是权力投下的影子，那是具有巨大的威慑上的重要性的。因此，我们不能让一个苏联傀儡就在我们的防线火力圈内征服这个重要地区，不能仅仅在安理会中说几句话，表一下态而不作更多的反击。看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使用武力。
　　当然，杜鲁门和艾奇逊作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主要决策人，在事隔多年后采取这种说法，多少有些为美国错误地卷入这场战争的决定进行辩护的用意。这是因为，战争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美国意料，而美国的舆论和民意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已经开始转向，从初期对战争的热情变为抱怨和厌恶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不过，当时美国的决策确实有很大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当国会顺利通过杜鲁门关于介入战争的决定后，俄勒冈州共和党参议员莫尔斯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总统的历史性声明向世界上爱好自由的人们清楚地表明，我们决不能容忍共产党侵略自由世界。”
　　其次，美国确定的冷战原则是遏制政策，从这一政策出发，美国必须阻止苏联侵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每一步扩张行动。而朝鲜发生的进攻行为，就被美国认为是苏联策划的全线进攻的第一步，或试探性进攻。因此，美国必须加以遏制。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务院的情报分析人员就做出结论说：北朝鲜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绝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因此，这一行动必须被看作是苏联的行动，是过去18个月中支配苏联对外政策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的组成部分。但是，唯有这一次，苏联显然是在冒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艾奇逊也认为：“几乎可以确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
　　正因为美国认定对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战略进攻的第一步，因此对这一行动的后果设想得十分严重。6月25日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之后，艾奇逊递交杜鲁门一份杜勒斯从东京发来的电报。杜勒斯的分析是：“坐视朝鲜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遭受武装攻击的蹂躏，就将产生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极可能引起世界大战。” 第二天，杜鲁门接到麦克阿瑟关于南朝鲜军队崩溃在即的电报后，对他的顾问们说：“如果共产党在朝鲜获得成功，那就会置日本于容易受到红军和飞机攻击的距离之内，而冲绳岛和福摩萨就会腹背受敌。”“目前朝鲜局势的发展，在我看来，就像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共产党人总是找我们军事上的弱点进攻；我们必须对付他们的攻击，以免被卷入世界大战。”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不仅立即决定使用海、空军参加朝鲜的战斗，而且还向台湾海峡派遣海军舰队，向菲律宾和印度支那提供援助，甚至命令空军着手制定摧毁苏联远东全部空军基地的计划。而这些部署，都发生在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争之前。
　　美国当局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朝鲜战争本身，不如说是这场战争的后果。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美国政府介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在于，这种干预对于防止苏联在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是非常必要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决策肯定受到慕尼黑综合症的影响，所以要努力避免重复30年代失败的绥靖政策。这种分析对他们说来是很自然的。布雷德利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相当单纯地认为，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行动都是斯大林从莫斯科亲自操纵的。那天晚上我们猜测，斯大林为了让其卫星国对远东实现全面进攻，已暂时放弃了他在欧洲和中东的计划。朝鲜可能仅是这一进攻的第一步，下一步可能是台湾，再下一步则可能是印度支那，菲律宾也可能是目标之一。”
　　希特勒是怎样在西方绥靖政策的鼓舞下，一步步蚕食欧洲的情景还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远东多米诺骨牌的结局。对于出现这种可怕后果的担心，无疑是美国决定在朝鲜出兵的原因之一。否则，很难理解美国为什么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勉强对这样一个本来准备放弃的半岛投入兵力。杜鲁门在做出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后，心情就是这样。他走到办公室里一个大型地球仪前，指着朝鲜说：“这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态度强硬，那就不会有什么下一步的麻烦事。”
　　再次，美国政府在战争爆发几天之内迅速改变了对朝鲜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美国的两党制和议会制以及社会舆论，对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制订有着重大影响。
　　尽管与对台政策相比，国务院在朝鲜问题上态度稍为强硬，但总的来讲，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基调是从远东脱身，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更未曾设想在朝鲜半岛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自从美国政府确定了从中国脱身的政策以后，特别是在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中苏结成同盟以后，美国共和党掀起了对政府远东外交政策普遍不满的浪潮，他们把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麦卡锡借机指控国务院里有大批共产党，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逊首当其冲，承受了极大压力，甚至马歇尔也难免受到牵连。不仅如此，艾奇逊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受到军方的指责和攻击。在这种背景下，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中，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不得不时时谨言慎行，注意免遭共和党强硬派的攻击。作为总统的杜鲁门则更为重视国内，特别是国会的舆论倾向，而且尤其注意国会中各委员会主席的态度，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立法和法案的通过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这些人大多主张对一切共产党国家都采取强硬立场。共和党议员对民主党外交政策的猛烈攻击，也迫使杜鲁门为平息舆论而采取让步。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杜勒斯进入国务院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如果说民主党政府在1950年上半年一直在寻找一个与共和党妥协，以迎合舆论，稳定国内政治统治的机会的话，那么，朝鲜战争爆发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事实上，在朝鲜问题上使用武装力量的主张，正是共和党在国务院的代表人物杜勒斯首先提出来的。
　　朝鲜战争爆发时，杜勒斯刚刚访问南朝鲜后留在东京。当他听到战争到消息后，尚未搞清情况，便立即与他的助手艾利森一道，起草了一份给艾奇逊的电报，其中特别提到：“南朝鲜可能自己有力量抵住并击退进攻。假如是这样，那是最好了。但是，如果出现了他们力不胜任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使用美国军队，那怕这样做会冒引起苏联的对应行动的风险。” 这使杜勒斯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武装力量介入朝鲜战争的人。艾奇逊对杜勒斯的意见十分重视，他认真阅读过以后，便把电报单独呈送杜鲁门。这封电报的意见无疑反映了共和党强硬派的立场，也无疑对杜鲁门和艾奇逊在第二天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上决定出动海军和空军投入战斗起到了重要影响。
　　杜鲁门关于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在国会内和社会舆论中引起的反响，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杜鲁门政府的决策受到共和党和国会压力的影响。除了塔夫脱认为杜鲁门未经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决定有侵犯国会拥有的宣战权之嫌外，杜鲁门的决定在国会受到一片赞扬。曾经最严厉地抨击政府远东政策的共和党参议员惠里说：“总统目前这样的道路是唯一可采取的光荣道路。”“总统最后终于采纳了我们一些人的建议，他划定了忍耐的限度，在太平洋问题上，他放弃了举棋不定的作法，这使全国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杜鲁门的决定也赢得了舆论的支持。《纽约时报》称杜鲁门的决定是“一个重大和无畏的行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文章说，“从来没见过华盛顿这么一大部分人几乎一致满意政府的决定”。甚至连股票行市也上涨了。
　　决定使用武装力量直接干预朝鲜战争，的确使杜鲁门政府度过了1949年底以来形成的政治难关。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美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很快使杜鲁门政府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最后，美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还与苏联对战争的态度有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美国看来，战事虽然发生在朝鲜半岛，而它的真正对手却在莫斯科。正如前面所讲，美国的决策是针对苏联的，所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苏联的一举一动都是在给美国传递信息。而美国的第一项决定几乎都要首先研究苏联的动向和态度。
　　斯大林本身并不愿意挑起战争，更不愿意与美国直接兵戎相见，这也是苏联对外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北朝鲜能够迅速取得进攻的胜利，而且又如金日成所说，在美国未及出兵之前就可以实现朝鲜的统一，那又何乐不为呢?毕竟，在斯大林看来，朝鲜半岛离苏联的军事基地旅顺港有150哩，距苏联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才25哩，而与美国还隔着一个太平洋。所以，斯大林积极支持了北朝鲜的军事行动。不过，苏联决不愿意公开出面干预朝鲜问题，更不允许给美国和世界舆论留下受人指责的口实和证据。因此，苏联处处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而这一点恰恰在客观上鼓励了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务院便给驻苏大使馆发去一份电报，要艾伦·柯克大使立即约见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正式向他通报北朝鲜发动进攻的消息，并要求苏联施加影响让北朝鲜撤回入侵部队。然而，下午6时48分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沃尔沃思·巴伯回电说，苏联外交部高级官员一个都找不到，据报，重要人物都不在城里。给人的印象是苏联采取回避态度。6月29日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柯特报告：尚无迹象表明苏联打算支援北朝鲜，远东苏军也没有什么动静。6月30日美国收到苏联的复照，复照说苏联认为朝鲜发生的事件是朝鲜内部事务的一部分，并宣称它反对外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种明显的置身事外的态度显然使正在决策的美国政府如释重负。国务卿艾奇逊的看法是，这个照会表明苏联将不会干预战争。于是，苏联的这种态度无疑为美国地面部队的参战敞开了大门。
　　苏联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是朝鲜战争研究中的疑团之一，也是美国分析苏联对战争态度的依据。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苏联代表在1950年1月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犯了一个外交上的错误，以致使苏联无法在联合国发挥作用，阻挠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在战后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经常使用否决权，甚至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所以，如果苏联仍在安理会中，就很容易利用否决权来阻止美国在朝鲜采取的行动。此外，如果许多东欧国家不随着苏联退出联合国组织，在战争初期美国也绝不可能在联合国如此随意行动。当然，如果说苏联在半年前就预见到朝鲜战争爆发，从而采取表面上的回避态度，那是言过其实了。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对于重返联合国的冷淡态度就颇值得研究者注意了。当然，在重大问题上苏联如此反应迟缓，在当时也特别受到美国决策者的注意。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1950年8月1日苏联代表马立克重返联合国安理会之前，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一共做出三项决议，即6月25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同)通过的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为，北朝鲜立即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6月27日通过的责成联合国成员国应向南朝鲜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7月7日通过的派遣联合国军入朝参战的决议。
　　第一个决议是程序性的，对于美国出兵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况且因时间仓促，苏联也来不及返回联合国。即使苏联回到安理会，也难以对这种呼吁和平的一般性决议使用否决权。
　　第二个决议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且是美国为实行其出动海、空军向南朝鲜提供援助的政策提供法律依据的。但正是在这个重要决议通过前几个小时，苏联代表放弃了返回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有利时机。6月27日中午，赖伊、马立克和格罗斯共进午餐。吃过甜食后，赖伊告诉马立克，他马上要同其他外交官前往安理会就朝鲜问题举行会议，并问道：“您去吗?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当时格罗斯连连后退，脸色煞白。因为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正是美国将采取的行动的合法外衣，而如果马立克到会，毫无疑问会否决议案，那么美国精心策划的计划就会毁于一旦。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了。但这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 马立克显然是得到了国内的指示。据葛罗米柯回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曾向斯大林建议，苏联代表应于6月底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便在那里使用否决权反对联合国做出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但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
　　无论如何，苏联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使得美国可以随意利用联合国这一工具为其决策服务，而苏联的举措则在客观上使美国可以得心应手实施其出兵朝鲜的计划。
　　至于第三个决议通过的后果就更为严重，由于苏联缺席而按美国策划而顺利通过的这个决议，不仅使美国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介入战争，而且为美国越过三八线北进提供了借口：正是因为有联合国军这面大旗，美国才能够以联合国提出的南北朝鲜统一为理由越过三八线。而这一举动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战争打到鸭绿江边，并迫使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在战争的泥淖越陷越深。

来源时间：2019/8/27   发布时间：201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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