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EITH BRADSH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随着美中两国相互威胁，实施越来越严厉的关税，全世界也在关注北京是否会转而利用其最有效的经济武器。
　　这个武器涉及数字“7”。
　　周一，中国的货币人民币跌破兑美元汇率7的重要心理关口。至美国东部时间周一上午约为1美元兑7.05元人民币。上一次买进一美元需要7元以上人民币还是2008年5月，当时全世界正陷入金融危机。
　　特朗普政府不喜欢中国货币走弱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这会让中国出口商获得不公平的优势。在贸易争端中，货币可以是一个有力武器。
　　但中国有着不让本国货币进一步贬值的充分理由。货币可能会是有力武器，但同时它又是一件钝器——此外，用货币作为武器可能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为什么人民币兑美元破7干系重大？
　　7这个数字本身不具有什么特别威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7.002与兑美元为6.998的时候没什么大的差别。
　　但突破7这个大关具有重大意义。这意味着中国准备好要让本国货币进一步贬值。这将让中国的工厂老板在美国销售商品时获得优势。这还将破坏特朗普政府对超过2500亿美元中国制造商品征收的关税。
　　这将对中国有何好处？
　　假设你拥有一家制造草坪装饰品的中国工厂，向一家美国零售商销售大量粉色火烈鸟。每款产品的定价为一美元——他们可能会以高得多的价格在美国出售，但其中运输及仓储占了大部分。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6时，这就等于销售额为6元人民币。
　　但当人民币汇率跌至兑美元为7的时候，一美元的火烈鸟在销售额上就等于7元人民币。或者你也可以降价——比如从一美元降到85.7美分——销售额就仍然是原本的6元人民币。但你那些必须以美元交易的美国竞争对手为了能与之竞争，就得不情愿地降价。
　　（现实世界中，情况要复杂得多。制造塑料火烈鸟所需的塑料和金属可能是以美元进口到中国的。但请耐心听我们解释。）
　　人民币走弱还能有助于中国出口商击败特朗普总统的关税。目前，美国已对多种抵达某个美国港口的中国商品征收约25%的关税。如果人民币下跌10%，关税基本上会下降15%。
　　是什么造成了人民币贬值？
　　长期以来，一些美国及其他地方的政治人士一直在说中国操纵汇率，尽管华盛顿官员——包括特朗普政府内的官员——并没有做出正式的指责。但具体在这里，许多导致人民币疲软的因素都不在北京直接可控的范围内。
　　中国金融体系由政府牢牢把控，这让该国领导人就人民币价值几何拥有大量控制权。官员们每日为人民币设下基准汇率，并且允许其价值在货币市场中在该水平上小幅上下波动。中国官员表示，每天的交易活动能有助于为第二天人民币汇率定价，但他们很少披露运作过程的细节。
　　周一，北京将基准设为6.9225，使兑美元汇率接近7。在外汇市场上，数字越大，货币就越走弱。
　　将人民币从这一中间价推至破7关口的是交易员们，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人民币的价值应该更低。持有人民币的个人和公司日益感到紧张不安，担心贸易战将进一步损害正在放缓的中国经济。
　　还有其他原因。自去年以来，北京一直在试图通过让国家控制的银行业增加借贷，让人们能借到钱，从而提振经济。这意味着市场上将流通更多人民币，会进一步削弱人民币币值。
　　更广泛的层面有什么风险？
　　四年前，随着经济放缓，中国让人民币贬值，部分是为了帮中国工厂一把。当时金融世界受到震动，股市暴跌。
　　就在中国官员匆忙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的时候，个人和公司开始将自己的资金转出国外，而这些资金正是中国经济所需要的。一年后，为了支撑人民币，中国已经将外汇储备花掉了超过5000亿美元。中国后来收紧了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关掉了许多人们曾经用来将资金转出国外的渠道。
　　还有其他潜在的问题。人民币走弱使中国消费者购物变得昂贵。它还将加重任何一家借入美元的中国公司的债务负担。这也会使以美元计价的石油等全球大宗商品变得更加昂贵。
　　如果贸易战恶化，中国可能会在货币方面考虑更加激进的措施。但历史表明，这么做是有代价的。

　　Keith Bradsher在1996至2001年间曾担任《纽约时报》底特律分社社长，着有《High and Mighty: The Dangerous Rise of the SUV》一书。此后他继续以香港分社社长的身份报道全球汽车产业，他现在是上海分社社长。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KeithBradsher。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9/8/6   发布时间：2019/8/6

旧文章ID：19241

作者：  来源：BBC中文网

　　中美贸易战开打超过一年。美国在8月1日宣布对中国剩余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至此，中国出口美国的几乎所有商品都加征关税。中国早已没有空间加征等量关税来反击美国。
　　“关税弹药库”里已经空了，中美交战却没有止息。
　　4天后，中国央行不再像以前死死守着美元兑人民币“七元”的心理关口，而是放手让人民币自由贬值。
　　贸易战造成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因为关税使中国出口商收入减少，他们手里的美元也就更少，相应地兑换更少的人民币，人民币需求减少，就会贬值。
　　但中国此前一直死守着不让人民币贬值“破七”。易纲去年4月表示中国不以货币贬值应对贸易战。一方面，不额外增加中美谈判的压力；另一方面，贬值虽然短期促进外贸，但可能激发中国资本外流，得不偿失。
　　因此，去年下半年，中国央行动用大笔外汇购买离岸人民币，稳定汇率，使人民币没有继续下跌，停在“七元”的关口前。
　　然而路透社引述分析师称，贸易战升级令北京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理由更少，放手让市场把人民币推过了“七元”大关。一些分析师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进一步贬至7.3。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认为，中国央行即使没有直接干预人民币贬值，也有效地把汇率武器化了。
　　特朗普也没客气，同一天就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中美贸易战最终还是演变为货币战 。
　　列为汇率操纵国有何后果？
　　美国财政部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同时，还表示将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合作消除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并未提及具体的后果。
　　不过，通过汇率操纵国基于的法案，可以一窥端倪。
　　美国在1988年出台《贸易和竞争力综合法案》，要求财政部每半年提供一次报告，分析和评估主要贸易伙伴是否为了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操纵本国货币。
　　根据上述法案第3004条规定，对于操纵汇率行为的界定，包括巨额的经常项目余额，与美国有巨额贸易顺差。2015年美国出台《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执行法》，又添加了一条持久性的对外汇市场进行单方面干预。
　　符合三条才会被列为汇率操纵国，而中国只符合一至两条，中国的经常项目余额为0.4%，未超过美国设定2%的限制。此外，美国也打破半年更新一次的规定，5月提交报告时未把中国列入，本周一却突然宣布。很多分析师据此认为汇率问题已经“武器化”。
　　1988年法案出台后，中国连续多年被美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台湾和韩国也多次被贴上这一标签。但1994年后，至今25年内都未有国家获此认定。
　　认定中国操纵汇率后，姆努钦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以消除中国最新动作制造的不公平竞争优势”。路透社称，美国财政部会要求进行专门谈判，旨在矫正被低估的货币汇率，并施以处罚，例如排除在美国政府采购合同之外。
　　法新社则认为，因为下一步是与已被认定的国家进行谈判，因此这一认定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BBC驻纽约记者米歇尔·弗罗丽（Michelle Fleury）认为，从法律上讲，并没有改变很多。因为，当美国财政部把一个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下一步通常是两国间的谈判，而目前贸易谈判已经持续一年。但仍然很重要，这凸显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事态恶化的速度，并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不利于双方达成贸易协议，损害投资者的信心。
　　对于中国而言，台湾和韩国可作为前车之鉴。兴证宏观团队发布研究报告称，韩国和台湾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后，美国提出了停止央行干预外汇市场、放开资本项目等要求。此后，韩元和台币都经历了升值的过程，对美贸易顺差也明显收窄。
　　有鉴于此，该报告认为，当前的中国被列入汇率操纵国之后，此后可能也面临来自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需要警惕人民币贬值过程中本国资产有所“打折”，而外资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低价购入中国资产，并在此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风险。

来源时间：2019/8/6   发布时间：2019/8/6

旧文章ID：19240

作者：尼尔·布什  来源：观察者网

我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1924年6月12日—2018年11月30日，美国第51届第41任总统，通常被称为“老布什”——观察者网注）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经常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为了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需要解决很多复杂问题，而他对那些问题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在美中关系领域，我的看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然而在过去44年里140多次在中国各地的访问经历也塑造了我今天对美中关系的看法。

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2019年7月11日以《美中关系是互利的，人们应该放下猜疑，回到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对华政策道路上去》为题刊发了美国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和董事会主席、前总统老布什第三子尼尔·布什在“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国际研讨会（2019年7月9-10日，中国香港）上的发言稿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5年，当时我父亲还在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或者人们所谓的“自行车上的大使”。那个时候已近文革末期，个人自由还比较有限，中国基本上与西方世界是互相隔离的。我们全家人曾一起去北京动物园看大熊猫，我们还去了故宫，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很多人跟着我们，他们都对我们的西方面孔特别好奇。后来我曾多次回到北京，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崛起。

个人自由在美国人的价值体系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一旦你享受过自由的感觉，你就很难再愿意回到不自由的状态了。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美国人，我对过去44年里中国社会自由度前所未有的提高感到惊叹，如此大量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够取得这一成就，这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如今中国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生活的城市、结婚的对象、从事的职业，人们可以自由地到世界各地旅行，在很多国家当中自由地做出选择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甚至自由地移民到国外享受更高品质的生活。所有这一切自由在44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

随着中国崛起，针对中国的负面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在听了那些反华言论之后，你会觉得中国一直在处处利用美国以便获得对美优势。在座的各位都知道，事实上，美中两国在过去40年里从密切的商业、教育、政治和文化交往中都获得了大量利益。

通过全球化，尤其通过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实现了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美国消费者享受到了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通过全球化，尤其通过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虽然美中双边关系在发展道路上曾出现过一些起伏，然而我们的确取得了双赢的结果。

美中双边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中国到底是美国的朋友还是美国的敌人。我父亲曾在二战的太平洋战场上作战，他曾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中国做了15个月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他曾在联合国与中国同事一起工作，作为美国副总统和总统他也拥有很多与中国人互动交流的经历，他认为美中两国具备“建立深厚友谊的历史基础”（historical roots for deep friendship）。

我父亲认为把美中两国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要大于把两国分开的力量，美中关系的基础是足够稳固的，能够抵御当前的风暴和乱流。然而，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还是受到了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反华情绪的困扰。美中之间的不和与纷争到底是从何而起呢？在座的各位对这个问题都是有研究的，我在昨天的讨论中也听到了很多解释。

我想，正是中国的经济崛起引发了美国人的焦虑感（the very fact of China’s economic rise is causing angst）。美利坚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的民族，当美国人看到一个比美国还要庞大的国家以年均6%的经济增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我们身体里好胜的血液便奔涌起来了（our competitive juices start to flow）。很多对中国有惧怕心理的美国人将美中关系视为一种竞争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意味着美国正在输掉这场竞争。

这种零和思维、这套非赢即输的逻辑是错误的，更是幼稚的。事实上，美国在对华贸易中出现赤字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一个富裕的国家和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前者从后者那里购买的商品必然多于后者从前者那里购买的商品。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中国将会对能源、农产品和高端品牌商品产生更多需求，美中贸易逆差必然会缩小。在这一过程中，美中双方都能够从这一贸易关系中获益。

美国社会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为反移民、反华人和极力主张“美国优先”等现象）助推了一些人把中国妖魔化的行为。那些民族主义者以及来自美国其他利益群体的同路人将中国的政治精英阶层视为共产主义极权统治体系的维护者，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精英对人权和个人自由漠不关心。当然，我内心很清楚中国并不是这样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治理并不是最高领导人无视其他领导人的看法或无视老百姓的诉求一意孤行地做出所有决策。

在中国，领导干部是否能得到升迁要看他的工作表现，其中GDP增长率是判断一名领导干部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名市一级的领导会由于工作出色被提升至省一级担任领导职务，而省一级领导则会由于出色的工作被提拔到中央履职。

中国老百姓都很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他们希望买到安全的食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通过一个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中国社会也日趋成熟，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的愿景正逐渐变为现实。在美国，我们也将这样的个人理想称之为“美国梦”。

一些喜欢批评中国的人认为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能够有效地赋予中国老百姓以完整的自由权利。然而，能够让西方民主良好运转的文化传统和制度（cultural traditions and institutions required to sustain a thriving Western-style democracy）在中国都是不存在的。过于匆忙地走上美式民主道路将破坏中国的社会稳定，而且很可能将导致中国社会过去40年里在公民自由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毁于一旦（a premature move towards a US-style democracy would be destablalising and would most likely cause major setbacks to the freedoms gained over the past 40 years）。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美国的政治体制、美国的民主形式对于中国是不适用的（our system of government,our form of democracy,would not work for China），反过来也一样，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形式对我们美国来说也是不适用的。

我的女婿是个头脑非常敏锐、非常博学的人，上周我和他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讨论。就像很多美国人一样，他认为中国从根本上就是个不重视人权的国家。他认为中国管控社交媒体、使用大数据对公民进行社会信用评价以及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扫描公共场所等行为都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他认为中国的“千人计划”本质上是出于对美国的恶意，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带有进攻性的，其目的在于获取全球影响力；他认为中国在公民的基本自由方面在走回头路，中国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得到全球霸主地位。他甚至将中国政府比作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和德国的纳粹政府。我想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定是喝醉了。

我的女婿从未来过中国，他对中国人民在公民自由领域所取得的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毫无了解，他对中国的错误认识和想象显然都是来自那些半真半假的甚至是完全虚构的新闻报道（his facts and assumptions are clearly flawed and based on half-truths or all-out fake news）。他的观点体现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两国关系所面临的极端严峻的挑战。他对中国的激烈指责说明，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节点。我的女婿以及更大数量的美国普通民众只相信他们在媒体上听到的内容，那些主张美中两国必须通力合作的美国人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希望中国朋友们能够在上述问题上尽量做到坦言相告，中国朋友们应该就推行那些做法的动机向外界做好解释。我也建议我的美国朋友们不要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领导人必须确保社会稳定，已经发生的中国经济奇迹就是建立在“社会稳定”这个基础之上的，只有“社会稳定”这个基础继续存在下去，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继续提高。如果中国社会的稳定局面遭到破坏，那么中国就会从内部崩塌，到那时中国将没有回头路可走。

就像任何一对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那样，美中之间也存在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方面已经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比我更出色的阐述，比如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产业破坏活动、市场准入、国家安全以及人权等问题。

此外，我会建议美国政府在解决上述问题时应该回到我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做事风格，美国应该致力于与中国之间形成一种多层面、高频次的对话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应该建立互信、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看到对方身上的优点、做到互相尊重、就美中之间的文化差异做好解释，这样一种真诚、直接、目标明确的做事方式才能为两国之间众多问题的解决带来希望。

作为一个美国人，当我看到太多片面的反华报道以及众多美国政客把中国当作替罪羊来攻击时，我是非常沮丧的。他们罔顾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曾经而且至今仍在从美中双边关系中获得大量利益（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s benefited the US tremendously in the past and still does）。因此，当我听闻由5位中国问题专家撰写、近100位其他专家、学者和前官员联署的公开信得以发表时，我深感欣慰。这封信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经济的敌人，中国也没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生死攸关的威胁。

我希望大家都能大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让美国当前一边倒的涉华舆论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假以时日，我父亲曾表达的“建立更紧密的美中关系以便两国通过深入合作来应对日益严峻的人类挑战”的愿望就会变为现实。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若能带着良好的初衷实现真正的合作，我们就能在应对气候变化、抗击流行性疾病、反恐、太空探索、医学以及诸多可以让这个星球更加安全和谐的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我们还能在虚假新闻报道等问题的解决上共同制定全球标准。

两国之间更紧密的商业联系以及两国市场的互相开放将为下一个10年的两国经济注入强大动力，美中两国人民也将从中大大获益；两国之间紧密的外交和战略关系也将有利于全人类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全人类将因此过上更加和平、可持续的生活。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9年7月11日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网站）

来源时间：2019/8/5   发布时间：2019/8/5

旧文章ID：19236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特朗普不断升高贸易战害人害己的效果已经呈现，美中相互投资总额降至5年来的最低。一心想扩大出口、削减赤字的特朗普事与愿违，过去半年美国出口不增反跌，贸易赤字扩大。如果特朗普执意对中国3千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则美国商界和消费者会更明显地感受切身之痛。
　　来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荣鼎集团的最新报告显示，美中紧张关系继续让两国投资者感到惊慌。2019年上半年，美国在华风险投资减少，美国在华公司缩减规模，与此同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乏力，并购陷入停滞。
　　根据这份报告，2019年上半年，中美直接投资和风险投资总额为130亿美元，较2018年下半年下降18%，为2014年上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下降，并购停滞不前，政治风险削减了绿地项目。今年上半年，中资企业在美仅完成31亿美元直接投资项目，美国监管收紧及中美关系前景不确定性是重要原因之一。
　　联想、华为等中国企业表示将缩减美国业务，美国对华技术限制显然是原因之一。贸易战迫使美国企业将生产链转移出中国，戴尔、惠普、苹果、英特尔、谷歌和亚马逊等在华美国公司已有所动作。
　　不仅中美相互投资深受贸易战影响，美国贸易商也成了主要受害者之一。根据美国官方统计数据，过去6个月，美国出口增幅大幅下降，近几个月进出口绝对值也开始负增长。今年6月份，美国出口下降2.1%，进口下降1.7%。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平均每个月出口减少17亿美元，进口每月减少6亿美元，贸易逆差平均每月增加11亿美元。美国商务部宣布，今年上半年，美国贸易逆差增至3163亿美元，同比增长8%。不知道看到这些数据，特朗普会不会又急又气。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伯格斯滕从五个方面分析特朗普的关税战对美国进出口的损害：首先，对进口征税就是对出口征税，进口关税会导致出口成本上升，进口减少推高美元汇率，使美国商品变贵。其次，特朗普的进口壁垒引发外国报复，直接削减美国出口。第三，特朗普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剧了出口商的困境。第四，特朗普贸易政策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以及外国的反应，阻碍出口商投资。第五，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使美国公司成为世界上最不可靠的供应商之一。
　　伯格斯滕指出，更严格的出口控制，虽然可能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但会进一步抑制出口前景。美国政府的签证限制政策和一些官员的仇外言论抑制了美国两大最具活力的服务出口行业——教育和旅游。他强调，除非特朗普政策发生逆转，否则他的贸易政策将继续削弱美国经济，并破坏全球贸易体系。
　　作为知名的国际经济关系专家，伯格斯滕的话当有警示作用。遗憾的是，特朗普据报不听莱泰泽、姆努钦、库德罗等幕僚的劝阻，而听从纳瓦罗的建议，执意要从9月1日起对来自中国的3千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这回，按照《华盛顿邮报》的说法，特朗普的新关税瞄准的是美国经济的心脏：消费者。这是特朗普应对2020年连任竞选的手法，这是一场引人注目的经济赌博。
　　与此前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被加税主要针对零部件不同的是，这3000亿美元将直接针对消费品。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估算，新关税将影响约450亿美元的手机、390亿美元的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以及54亿美元的视频游戏机，新关税将使iphone的成本提高约40美元。美国服装与鞋类协会说，新关税对美国消费者的打击将比中国制造商大得多，中国生产了美国市场42%的服装和69%的鞋类。
　　可以预期，如果9月1日开始加税，从11月底感恩节开始的黄金购物季，商家要么不涨价，自己消化成本提升，要么涨价，则让消费者望而却步。不管如何，对美国经济都是打击。美国经济成长年率今年已减缓至1.7%，主要是靠消费驱动的美国经济，若消费者信心继续被削弱，恐怕离新一轮衰退就不远了。经济学家普遍相信，若9月1日加税，美联储在9月份很可能要继续降息。这样等到美国经济再出现新一轮衰退时，美联储的操作应对空间就小了。
　　特朗普信誓旦旦地为其关税战手法辩护，称美国从中国收到巨额关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和媒体却几乎众口一词地反驳：这税是美国人出的，不是中国人出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发现，由于对中国商品和全球金属进口征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每月要缴纳30亿美元的额外关税。2018年，美国企业还承担了14亿美元与效率下降相关的成本。可以想见，如果这3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加上去，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税负会更重，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带来的刺激经济效应将被抵消。
　　即便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5日突破7比1心理关口，不会改变的基本现实是，人民币汇率还会保持基本稳定，特朗普加关税幅度远大于人民币贬值幅度，加税就是在给进口商品加价，且这个额外的负担主要是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来承担的。
　　特朗普现在刚开始感到贸易战带来的痛，新关税若付诸实施，美国人民和美国经济一定会感受到越来越痛。而那时美国大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特朗普还有机会与中方达成一个他在美国可以推销的“好协议”吗？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妨设想，现在更着急达成协议的是特朗普，或许他的新加税威胁是敦促中国赶紧大采购的又一次“极限施压”手法。

来源时间：2019/8/5   发布时间：2019/8/5

旧文章ID：19235

作者：贾鹤鹏  来源：知识分子

　　编者按
　　中美贸易战和华为公司被美国政府纳入“实体清单”的情况发生之后，舆论场上流传着不少与美国技术脱钩的论调，而华为公司最新发布的半年报似乎给这样的论调打了一针“强心剂”。
　　不过，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依靠所谓的“自主创新”真的能让中美科技脱钩吗？
　　在20年前就曾多次报道过中美贸易之争的贾鹤鹏，在本文中就“自主创新”和“科技脱钩”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2019年7月的最后几天，两件事与中国的创新紧密相关。 一个是7月24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康奈尔大学等合作单位公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排行榜，中国继续前进3位，位居第14名，继续牢牢占据中等收入国家在创新榜上的首位。
　　另一个人们更关心的消息是7月30日华为公布了其半年报。尽管有美国的打压和由于谷歌断供安卓系统导致的海外手机销量下滑，华为的营收额仍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 （第一季度增幅是39%），包括受断供打击最严重的以手机为代表的消费者事业部。华为上半年智能手机出货达到1.18亿部，同比增加24%。
　　无疑，两件事都让人高兴，尤其是后者。在许多人为华为公司取得的成果感到骄傲的同时，“美国断供不过尔尔” 的评论也在言论场上流传，呼吁与美国或西方技术脱钩的声音自然而然地甚嚣尘上。 这一声音伴随着媒体对创伟力扣押华为货物和联邦快递被指有意“误投” 华为包裹两起事件的报道而被放大，因为这些事件似乎支持了全球化的供应链不可靠这种论断。
　　但不论是仔细检视华为半年报所体现的成绩，还是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审视中国创新取得的成就，都不能得出中国创新应该与西方脱钩的结论。这一点，笔者在6月份发表于《知识分子》的“断供华为意味着科技全球化的终结吗？” 一文中已经做出了初步论述。本文除了借助最新事件进一步深化讨论这一点外，也兼顾回答一些“断供华为” 一文的读者评论，同时，也会对最近比较有影响的中美脱钩说涉及到科技创新的方面发表一些看法。
　　自主创新的标杆并不完全自主
　　在深入讨论本文主要观点之前，我们要做一个界定，即本文所讨论的“创新” 并非是一两项重要的科研成果，也不仅仅是一些重大发明。本文所说的创新一定是科技发展在产业或社会上的成功应用。按照这个界定，停留于论文层次上的科研成果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但类似两弹一星这样惠及整个国家发展的科技成果，无疑可以算是创新。笔者此处刻意提到两弹一星，是因为脱钩论者最主要的一个证据就是，既然中国在封闭的状态下能做出两弹一星这样重大的成果，那也完全可以在5G、大飞机等项目上完全独立地自主创新。
　　但用“两弹一星” 成果来形容一种理想化的自主创新其实并不恰当。首先，“两弹一星”元勋们都在民国时期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科学的训练，大部分还有留学经历（主要是高能物理发达的美国和法国） 。其次，在发展原子弹过程中，中国科技人员得到了苏联专家的极大帮助，并非白手起家。实际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发展原子弹过程中，中苏政治上交恶，并非如早年宣传的那样对原子弹项目立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苏联专家撤走时也留下了大量资料。
　　这些早期的中苏合作和资料，让中国的两弹一星科技人员，有大量可以依赖的路径，他们面临的挑战更多是解决各种具体的技术问题，而不是重新建立一个开发体系。 这些具体的技术问题当然有很大难度，但因为目标很明确，路径总体上清晰，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试错，大部分能找到解决方案。
　　在两弹一星开发过程中，当然有很多中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自己独创的成果，但总体而言，说两弹一星尤其是最初的原子弹的开发设计完全是自力更生的产物并不客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是当时中国和苏东集团（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合称） 一方的“全球化” 的产物。
　　不同创新目标路径迥异
　　随着改革开放国力日渐强盛，中国在航天和军工这些受西方封锁的领域确实取得了很多成就。但用它们来说明“自主创新” 要与科技全球化脱钩，同样证据不足。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航天和军工技术的创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海量资源支持下，大规模工程试错的产物。
　　军工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和贡献无可置疑，但与市场化的民用技术不同，这样的科技成果在开发过程中，具有明确的目标（基本上以美国相关领域最新技术为样板） ，总体而言清晰的技术路线，允许不断试错、不用操心利润甚至有不计成本的资源支持。更重要的一点，航天军工等领域允许中国“自行其是” 地认定标准。最后一点之所以重要，在于航天军工产品不需要依靠竞争中与对手PK来赢得市场、更不用通过竞争与妥协来界定创新的目标，所以它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聚焦资源的使用。
　　虽然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工程试错让其有较高的成本，但因为目标明确，应该说在符合既定发展计划的情况下成本是相对可控的。但中国的航天军工领域在整体国民创新版图中所占的比例很低，其组织结构是封闭的，所以它们的创新成果既不能在量上，也无法在技术外溢意义上支撑和推动整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
　　与这些特定领域相比，今日经济主战场的创新则是高度竞争、市场与用户导向、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厂商都不光要考虑科技先进与否，还要看用户是否接受，而且还要充分考虑成本因素，在可以利用各种资源摊薄成本的情况下绝不犹豫（比如免费利用Android），这不是因为厂商唯利是图或者忘记民族大义，而是因为市场条件下创新的基本状况使然。哪家公司不想开发原创和独有技术？假如这种技术开发成本不高，也不需要太高的推广成本，开发者可以躺着赚钱，谁都想要这种“自主” 创新。
　　不仅如此，更加关键的是，在市场充分竞争条件下，其实创新目标并不确定。 完全“自主” 地来创新，可能会遭遇自娱自乐、市场不买账的代价。
　　以华为所在的5G通讯领域为例，直到几年前各大厂商还不知道标准的5G应该是什么模样，就算自己有充分的技术能力，关起门来自己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由于媒体的密集报道，我们知道，最终的5G标准，是各方博弈和妥协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固然需要自己的技术实力过硬，但同样需要考虑供应商、客户（电信运营商）  、政府管制和普通终端用户等方方面面的利益与需求。且不说依靠自己或者一国的力量发展绝大多数核心技术的做法在实践上困难重重，就说这种博弈和妥协本身，都使得完全依靠自己力量研发技术并不可能。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让人钦佩又充满睿智地把这种状况解释为共同生存共同发展。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通过竞争形成的创新目标，要让参与者在尽量发挥自己优势的情况下，也给别的厂商留下发挥它们优势的空间。
　　中国创新的路径与断供应对
　　说到尽量发挥自己优势，就要承认，中国厂商的最大优势不在于独占原创性技术，而在于对原创技术的大规模、低成本的工程化运用，中国庞大而统一的国内市场既是这种规模化工程应用的因，也是果，重要的是，这样的市场不论是因是果，都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具备的条件。
　　这些观察，在笔者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反复讲过。了解这一点，就要看到，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厂商似乎都在下游，最核心的技术主要在美日、核心设计在欧美、核心零件由东亚的日韩加上台湾地区生产，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厂商就低人一等。其实多年来就有很多文章生动地写过华为、中兴等“下游” 生产商，呵斥拥有高端原创技术的“上游” 供货商的案例，此处不赘述。
　　在美国开始禁运中兴后，坊间开始批评这种安享“下游” 的做法。的确，在下游确实有面临断供的风险，但如笔者此前的文章中所写，在正常的全球化逻辑下，企业本身既不具有义务、也没有意愿和能力把技术断供当成一个必须预防的选项。
　　而且，正如在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的情形那样，从5月中旬开始的断供，对美国芯片和半导体厂商的打击，丝毫不比对华为小。还在6月就传出谷歌开始游说美国政府允许它向华为供应Android（放弃华为终端，意味着谷歌损失价值数亿美元的高端用户流量），不久又传出多个美国半导体厂商通过海外设厂来规避禁令，继续给华为供货。另一方面，任正非先生频繁接受采访释放出来的既乐观又善意的信息（其中包括多次修改说法的备胎计划），也让人增添了对华为的信心。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博弈。
　　需要指出的是，华为之所以看似比美系供货商更能挺，其实并非是储备技术或备胎立刻发挥了作用从而实现了“自主创新”，也不光是靠着提前订货做的储备。 断供之后，华为立刻运用以其庞大购买力为基础的议价能力，转向美国之外的日韩欧系厂商，这也是让其在当前的博弈中获得一定优势的原因。笔者一个代理德国光电器件的朋友，借助这个机会终于成功杀入了多年求之不得的华为供货商行列，而且除了正常的商业条件外，他还必须签署承诺书，声明自己产品中的美国零件不超过25%这一美国商务部断供的门槛。
　　在写这篇文章前后的这两周时间，局势似乎进一步向有利华为的方向好转。 美国商务部看起来会批准更多美国厂商向华为供货的申请，其中包括谷歌的Android 和谷歌地图等其他智能手机生态系统组成部分。
　　这种状况，很难说是因为华为靠可取代供应商的自主技术而带给其傲视供应商的优势。首先这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不可能立刻发挥华为自主技术的优势。其次，如果真是靠着自主技术的备胎，华为只要继续发展自主技术就好了，有独占的利润何必让人？任正非也就不会说，如果解禁仍然会继续采购美国厂商的高技术产品这样的话了。
　　无疑，自主技术、尤其是对华为要发展自主技术的预期在这一博弈中能发挥一定作用，但它一定是与其它条件共同发挥作用的。对市场的掌控能力，看起来要比自主技术在这场博弈中发挥的作用更大。这也正是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厂商，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了科技全球化的结果。
　　中美科技要脱钩吗？
　　虽然中美科技脱钩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表述，但从华为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不少政客会以推动中美脱钩为目标，但实际的科技产业（基础科学是笔者另外文章探讨的主题，尽管基础科学的脱钩同样非常困难）近年来所形成的中美两强在产业链不同环节中互相依靠又互相利用的状况，并没有明显显露出脱钩的迹象。
　　上面我们已经用华为在断供后的经历，说明了即便在断供这种极端条件下，双方仍然深深缠绕的情况。 在没有断供这种极端条件冲击的情况下，想打开中美科技产业彼此之间相互嵌合的利益、技术和产业链条，谈何容易？
　　既然是脱钩，必然是双方反向而行。但按照上面的分析，在中国一方认为可以借贸易战或断供为契机，来发展独立自主产业的想法并不现实。
　　就美国一方而言，一些支持脱钩论的评论人士用美国厂商向越南等地转移其在中国的生产能力，以及美国参议院保守派议员Marco Rubio 禁止华为向美国厂商收取专利费的提案两个案例作为证据，但实际上这两个证据都不充分。
　　前者所说的产能转移确有其事。但其实不能区分哪些产能转移是因为中国生产成本更高（包括贸易战加税但不仅仅是因为加税）所自然导致，哪些是为了避免产能受控或依赖于中国而导致的。只有证明那些转移出中国的产能是因为要摆脱中国在产业链上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才能说明美方在脱钩。否则，产能转移不过是全球化过程中根据成本做出的调整（很多这种调整式的转移其实也是中方生产商在向东南亚迁移产能） ，即便没有贸易战，这部分产能早晚也要随着中国生产成本的高启而逐渐迁出。这些转移出去的产能，并不能改变在高科技制造业中，中美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也谈不上脱钩。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离开中国的产能是为了压制中国在高科技制造业产业链上的重要作用。
　　后者假如通过国会表决成为正式的立法，的确能作为脱钩开始启动的一个标志，因为它标志着美国要把既往全球化形成的平等和无差别保护知识产权这一基本规则彻底打破，这其实不止是针对华为，而是针对整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没脑子法案通过的几率很低，因为它要打破既定的规则体系。也许特朗普和Rubio 本人有这种意愿，但精英的抵制、厂商的游说和大选造成的阶段性压力都会让这种意愿很难实现。
　　实际上，正如笔者上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美国需要动用国家紧急状态才能断供华为充分说明了科技全球化力量的强大”；此处笔者要进一步指出，如果美国只有走到了需要通过破罐子破摔的做法才能做到不承认华为专利，这也说明了中美高科技制造业互相融合之深。这种深度融合既表明脱钩很难，也说明，科技全球化仍然是中国企业创新之路上长期可以利用的资源。最后，在本文收笔之际，笔者要强调，正像笔者以前的文章一样，此文并不反对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原创技术，但现实和笔者上面的分析都说明，不计代价只把是否实现“自主创新” 作为单一或者最重要的目标，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便在贸易战和断供背景下也是如此。与之相反，充分利用中国独特的创新优势，中国仍然可以在科技全球化的土壤中继续获得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和中国不断增长的利用它们的能力，恰恰是支持中国科技产业逐渐提升自主创新成分的重要条件。

来源时间：2019/8/5   发布时间：2019/8/5

旧文章ID：19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