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培云  来源：澎湃新闻

　　灵魂城市
　　第一次到达Philadelphia（费城）时已是夜晚。虽然疲惫，我还是趁着夜色，去感受这座城市。先是路过一座朝鲜战争纪念碑。战争期间费城死亡和失踪人口为603人（全美死亡33472人），每个人的名字都刻在上面。这是2007年小布什在任时修建的纪念碑。当时美国各地新修了不少战争纪念碑，客观上也是小布什在为自己辩护，以此证明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与二战以及朝鲜战争一脉相承。
　　出于对人类自相残杀的畏惧，我对任何战争纪念碑通常都持保留态度。毕竟，那里不只有正义与邪恶之辩，更有无数的血泪与炮灰。
　　就在我要离开时，却不经意间走进了附近的威廉?潘（William Penn）纪念公园，由此真正走进了费城的历史。
　　1681年，作为对所欠家族债务的补偿，英王查理二世将美洲的一块土地划给了威廉•潘家族。转年，威廉•潘就把这块土地变成了以其族姓命名的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而他最初上岸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费城。Philadelphia由两个希腊词语Philos （友爱）和adelphos （兄弟）合成。如此甜蜜的名字难免给人某种乌托邦想象。
　　“没有服从的自由是虚幻，没有自由的服从是奴役。”这是威廉•潘的名言。在他看来，一个人被剥夺了信仰自由，就是“自由中的奴隶”。早先，他因为信仰贵格派而不信仰英国国教圣公会而被牛津大学开除。1668年，又因为在The Sandy Foundation Shaken?（《沙土地基动摇》）一书中“攻击三位一体”而被关进了伦敦塔。伦敦大主教的判罚是，除非他公开悔悟，否则就必须在里面待上一辈子。不过，对于威廉?潘来说，进监狱并非全是坏事。正是在伦敦塔监狱里，年仅25岁的威廉?潘用写悔过书的纸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没有十字架，没有王冠》（No Cross, No Crown）。在这本书里，他探讨了宗教压迫的根源，指出：“哪里的教士有巨大的权力和权威，并且对王子和国家政权有巨大的影响，哪里就有巨大的混乱、流血、罚没、监禁和流放。”从中不难看出威廉?潘事实上已经在主张政教分离。
　　威廉•潘首先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他很早就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设想，加上在民主、人权与宗教自由等方面的主张，有人拿威廉•潘和约翰•洛克相提并论。他基于宾夕法尼亚实践写就的《政府的架构》，同样成为后来美国宪法的重要思想来源。
　　和许多漂洋过海的人一样，1682年的威廉•潘带着一个理想的城邦而来。当时的欧洲和英国的其他殖民地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威廉•潘试图按照贵格会的理想，建立一个承认宗教信仰和政治自由的乐土。那些不能在旧大陆做的试验，可以拿到新大陆来做。他想象中的城市应该为每个市民服务，市民只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而不是皇室与教皇的权杖。在这里，人人可以自由交流，博爱而宽容。城市始终是绿色而开放的，既不对自然封闭，也不深筑高墙阻止世界各地的商旅往来。
　　因为威廉•潘是贵格派教徒，在我查找相关资料时偶尔翻到贵格派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的一些故事。不得不承认，贵格派的事迹给了我不少感动。福克斯说他11岁的时候开始懂得了什么是纯洁和正义，并要对万事万物保持赤诚，对内忠于上帝，对外忠于人类。
　　贵格派的教义可以简化为“人无贵贱高低，四海之内皆兄弟”。然而世界对他们并不那么友好。他们在美国一度受到清教徒的迫害，在离开英国的时候，更是受到来自英国国教的迫害。耐人寻味的是，革命以后，克伦威尔前一天晚上还和福克斯聊得潸然泪下，转天就对贵格派教徒毫不手软。
　　说回威廉•潘，现实并没有因为他拥有这块殖民地而变得更加美妙。虽然贵为总督，从一开始威廉?潘就将权力交给了议会，所以他不仅没有从这里得到多少好处，甚至不得不为此负债累累。1701年，威廉•潘在英国再一次锒铛入狱，宾夕法尼亚差点成了他人的囊中之物。尽管如此，相较于他留给世界的宾夕法尼亚与费城的传奇，这点挫折已经微不足道了。虽说美国生长于四面八方的乡镇，但在政治与社会演进层面，费城终归是美国当之无愧的灵魂城市。
　　有污点的国父
　　“Freedom is calling”（自由在召唤）。随处可见的标语在风中飞舞。
　　转天上午，穿过着名的胡桃街，我在独立宫与费城宪法中心之间的草地上散步，无意中发现一间小型纪念馆。如果只是匆匆瞥见视频里华盛顿的面容，游客一定会误以为它正介绍华盛顿的丰功伟绩。
　　事实上，这是一家为九个奴隶而设立的纪念馆，其目的恰恰是来揭华盛顿伤疤的。这是个原址纪念馆，建立于2008年，正好坐落在自由钟边上。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出资纪念具体黑奴的纪念馆。墙上的视频不断告诉游客华盛顿当年如何处心积虑在总统府里蓄奴。
　　说来话长。在总统任职期间，为了起居方便，华盛顿从弗吉尼亚弗农山庄的几百个奴隶中挑选了九个奴隶，将他们带到了费城。需要说明的是，以当时的民风，有钱人蓄奴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然而，华盛顿一家的精明做法实在是有违时代潮流，也让人看到了他内心的幽暗。
　　有关华盛顿的这件事还得从费城的一部法律说起。1780年，宾夕法尼亚州颁布《废奴渐进法案》，规定任何在费城出生的奴隶的孩子都不再是奴隶，任何在费城生活了半年以上的奴隶自动失去奴隶身份而变成自由民。为了规避后一条款，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华盛顿想出了一条对策，即每隔半年，也就是家中的奴隶在费城即将待满六个月的时候，由夫人玛莎把他们带回弗吉尼亚老家一趟。这样再回到费城时，那半年的期限因被清零而又重新开始了。为了避免被人撞见而有失体面，华盛顿还让人在总统府挖了一条地道，方便家中的奴隶出入。
　　有的奴隶从费城律师那里偶然知道了费城有这样的《废奴渐进法案》，于是选择了逃亡。然而，就在这时，为了保护奴隶主对奴隶的绝对拥有权，华盛顿于1793年签署了美国首部《逃奴追缉法案》，允许任何州逮捕、审讯逃亡的奴隶，并将他们归还原主。任何人一旦被发现窝藏奴隶或协助奴隶逃亡，将面临500美元的罚款并可能遭到监禁。
　　华盛顿死前曾经要求夫人解放他名下的奴隶。至于他的夫人，则至死也没有解放一个，而是将他们转给了自己的继承人。
　　研究历史者通常都会强调要回到历史现场去理解历史人物，然而这并不能掩饰华盛顿在对待奴隶的态度方面是有污点的。身为开国总统，他精明的巧计既有违当年费城的法律精神，也不符合当时日渐开放的民情。
　　相较于同时代人，华盛顿无疑是位英雄。而一位英雄被符号化的过程往往是这样的：当他离开了这个世界，首先腐烂的是他的肉身，接着腐烂的是他部分的故事，而剩下的故事还会生长出新的故事。当虚与实缠绕在一起，慢慢地便有了全新的意义——一个伟大符号的诞生。整个书写过程，由此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圣化与加冕。
　　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美国人：建国的历程》里谈到了对华盛顿的美化。华盛顿还活着的时候，他曾受到各种攻击。《曙光报》甚至这样诅咒华盛顿：“先生，美国人民迫切希望那个带有篡权者性质的人死去。”华盛顿在1799年12月14日死去时还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不仅他的判断力，而且他的正直也公开受到非难。人们嘲笑他，使他不得不以不那么合乎宪法的手段来惩治他的政敌，压制反对派的新闻报道。但是，死后没多久，华盛顿很快被塑造成一个半人半神的国父。按布尔斯廷的说法，英雄崇拜常常源于某种心理需要。这些曾经漂洋过海而来的异乡人及其后裔，在割断与英国的联系后，急需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一位精神上的父亲和引路人。
　　最初包装华盛顿的是一个名叫威姆斯的江湖骗子。他做过牧师，但最投入的事情是当推销员。威姆斯在华盛顿死前就收集了许多有关他的传记资料。他调查了图书市场，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守护神式的英雄。所以当华盛顿死后，他兴高采烈地将《华盛顿生平录》推向市场，“像亚麻籽一样出售”。
　　这本书告诉读者，华盛顿生来就是不平凡的，在他还是个胎儿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做了个梦，预示了华盛顿的伟大和革命历史。接着，威姆斯又在书中讲起了华盛顿受教育的故事。据说华盛顿小时候砍了父亲心爱的樱桃树，当被父亲责问时，他勇敢地承认了错误，为此父亲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夸奖了他。而事实上，类似这种“诚实的华盛顿”的故事都是威姆斯胡编乱造的。“特别是有关他的早期生活的巨大空白，威姆斯通过借用、剽窃和杜撰把它填补上了。”
　　几年后，另一本名为《乔治•华盛顿生平和文集》的书出版。此时华盛顿已经变成了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因为凡是不利于英雄光辉形象的段落都被删掉了。编撰者贾雷德?斯帕克斯（Jared Sparks）后来成为美国首位历史学教授。因为把华盛顿写得太过完美，华盛顿家族的人还从其墓地旁的雪松上砍了一根枝条，做成手杖送给了斯帕克斯。
　　“斯帕克斯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动原文中的字句，目的就是要使这些话与这位英雄的身份相称。”斯帕克斯做了哈佛大学校长后，有英国贵族指责他不诚实。然而，整个美国学术界纷纷站出来表示了对斯帕克斯的支持。
　　妥协课
　　尽管华盛顿身上有不少污点，然而就其在领导美国独立战争及制定美国宪法等方面所做的贡献而言，国父之名实乃当之无愧。更别说他还有过人之处——既拿得起宝剑，又放得下权杖。
　　为更好理解中美政治史上的关键时刻，有两本书值得对比阅读：一是叶曙明的《国会现场（1911—1928）》，二是凯瑟琳•鲍恩（Catherine Drinker Bowen）的《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
　　我读《国会现场（1911—1928）》，印象最深的是宋教仁在会场上挨打，以及立宪的可能性一次次被暴力中断。而《民主的奇迹》所呈现的则是闭门会议里此起彼伏的争吵，但大家却彼此尊重，其中许多细节颇值得回味。比如，在经过漫长的几个月的讨论，大家依旧争执不下的时候，已经垂垂老矣的富兰克林站起身来：
　　主席先生，首先我必须承认，对于这部宪法的部分内容，目前为止我并不尽然同意，可是我也不敢说，我永远都不会赞成。我的岁数这么大了，不乏原以为自己眼光正确，可是后来经过深入了解，周详考虑，却不得不改变看法的经验，甚至有许多我一度以为正确的重大事件，事后却发现大谬不然。因此，我的年纪越大，反而越不信任自己的判断，愈发看重他人的判断。就像有许多宗教上的宗派一样，许多人总以为自己的一派拥有全部真理，只要别人的意见和自己不一样，就一定都是错的……先生，我之所以同意这部宪法，是因为我觉得恐怕再也找不出比它更好的了，而且我也不敢说它不正是最好的。我愿意为了公众福祉，牺牲我认为宪法中存有错误的看法。
　　这是富兰克林给大家上的妥协课。即使是这些在美国历史上呼风唤雨的制度精英，最后还得向社会妥协。在各方“费城暴政”的反对浪潮中，保障言论等自由的权利法案最终被写进宪法。
　　妥协是民主的血液。透过制宪会议，新生的美国给人印象最深的政治智慧就是以妥协求共存。在那里，有大州与小州就国会代表权达成的妥协，有北部和南部就税收和代表权上如何计算奴隶人数达成的妥协，有北部与南部就管理对外贸易和征税达成的妥协……而一旦丢弃了妥协的精神，就有可能迎来灭顶之灾。美国后来造成死伤无数的南北战争即是一例，中国亦有足够多的教训。在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南南北北战争无数，往往就因为在紧要处不知妥协，以致一次次血流成河。
　　回到胡桃街边制宪会议现场，就像坐在弗农山庄的葡萄架下——整整四个月，华盛顿都在会议里沉默地坐着，甚至在全体委员会开会期间、暂时不用担任主席的时候也不例外。他和弗吉尼亚代表采取一致的立场，在大会开幕之前就已经表明，赞同成立国家级政府。只有到了最后一天，9月17日，华盛顿才站起来参加辩论……他的沉默中蕴含着他的力量，他的坐镇使得联邦大会不致解体，议事得以进行。
　　在费城制宪会议现场，华盛顿是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如果说没有富兰克林倡导的妥协，这次会议就不会达成协议，那么，没有华盛顿坐镇，这次会议就可能开不起来。大会原定13个州74位代表参加，但实际到会只有55位代表，真正凑足法定人数已经是40天后的事情了。没来的有的是在欧洲出差，有的是付不起路费，还有来了以后发现盘缠不够又走了的。不过大多数人还是留了下来，因为华盛顿将军在，这让他们隐约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只是，华盛顿不动声色，没有干扰他们。
　　被遗忘的国父
　　以我对美国的有限了解，至少有两个人可以被列入“被遗忘的国父”名单，他们是罗杰•威廉姆斯和托马斯•潘恩。
　　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既是美国宗教自由的先驱，又是政教分离的早期支持者。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威廉姆斯成为神学家，开始传教生涯。由于憎恶宗教战争与宗教迫害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他慢慢脱离了英国的国教派，而成为分裂派。威廉姆斯相信人人都该有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每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的心灵去选择宗教，任何被强迫的信仰都会让上帝臭不可闻。
　　1631年，威廉姆斯抵达美国，并在清教徒治下的马萨诸塞殖民地居住，没多久他便因信仰不同而被驱逐。随后，威廉姆斯在印第安人的领地上住了三个半月。威廉姆斯很有语言天赋，在上学的时候便掌握了拉丁语、希伯来语、希腊语、荷兰语和法语，到美洲后很快学会了印第安人的语言。他当年回英国申请殖民地特许状，马萨诸塞湾的清教徒干涉他，但还是拿到了，因为他那时候在英国已经很有些名气——他写了一本关于印第安语的书。后来他还写过一本《迫害的血腥信条》，被英国当作禁书。
　　由于在良心上反对英王特许状政策，并承认印第安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在拿到特许状后威廉姆斯便从印第安人那里买来土地，创建了宗教宽容、民主自由的罗德岛，使之成为良心自由的避难所。一个有关威廉姆斯的纪录片是这样评价他的——他坚持的良心自由，是美利坚献给人类的最伟大的礼物。“天路客和新教徒来到美国寻找自己的宗教自由，罗杰?威廉姆斯来到美国为所有人寻找良心自由，包括东正教、天主教、犹太人、穆斯林、无信仰者和异教徒。”
　　作为分裂派中的一员，威廉姆斯认为，为了保证信仰自由，必须政教分离。他非常形象地指出在“基督的花园”（教会）与“野生的世界”（政府）之间应该有一道隔离墙。一方面，政府无权干涉国民的精神信仰，在有关良心的事情上，上帝从未说过要用“钢铁之剑”（Sword of Steel）去帮助“精神之剑”（Sword of Spirit）。另一方面，教会也不该介入对政府的管理。
　　甚至，那时候威廉姆斯在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组织了一场废除奴隶制的运动。
　　平等主义、宗教自由、良心自由、政教分离、废奴主义……虽然这些精神并没有完全体现在美国18世纪的宪法当中，比如废奴主义，但从整体上说它们一直是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所标榜或寻找的“国家的灵魂”。美国后来的国父们也从不讳言他们从威廉姆斯那里得到了灵感。旨在论述政教分离的着名的“杰斐逊之墙”，就是来自威廉姆斯“隔离墙”这一概念。
　　同样是被遗忘的国父，相较于罗杰•威廉姆斯，托马斯•潘恩的命运可谓不幸。
　　美国人为什么淡忘了潘恩？此前我曾将这个问题带到华盛顿纪念碑前。潘恩被称为在“三个世界造反的人”，他同时参加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关于法国大革命，潘恩有个折中的主张时常为后人所称赞，即希望雅各宾派不要杀死路易十六，而是直接将他流放到美国。不过潘恩也因此差点死在法国的大牢里。他曾经向华盛顿求救。这原本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证明他是美国人，但是华盛顿对此置之不理。从此以后，华盛顿在潘恩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变成了一块忘恩负义的冷石头。
　　回溯独立战争史，华盛顿深得潘恩之惠泽。约翰•亚当斯说过，“如果没有潘恩的笔，乔治?华盛顿所举起的剑将徒劳无功”。（Without the pen of Paine, the sword of Washington would have been wielded in vain.）以我对美国历史的粗浅了解，如果没有潘恩的笔，华盛顿可能就是一个跪着造反的旧派军人。华盛顿年轻时带着北美的民兵为英军打仗，常为补给不如英兵耿耿于怀。他的梦想就是成为英国的正规军。早先，华盛顿带队同英国人打仗只是为了反对英国议会，而不是为了独立。直到潘恩为他指出美国还有另一条道路：
　　几个不能自卫的小小的岛屿，是一个王国把它们置于保护之下的最好的对象，但是如果据此认为一个大陆就可以永远受一个岛屿的统治，那就不免有些荒谬。自然界中从来也没有卫星大于它的主星的先例，既然英国和北美在彼此的关系上已经违反自然的一般规律，那么显而易见，它们已是属于不同的体系。简单说，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自己。
　　甚至，连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也出自潘恩。在《常识》一书中，潘恩满怀深情地宣告北美是这个世界为热爱人类的人准备的最后一个避难所，而他自己后来却不得不接受被驱逐的命运。这不仅因为他揭露美国驻法大使迪安从法国援美经费中渔利的丑闻，使他与大陆会议中的很多人交恶；正是在潘恩的推动下，1780年宾夕法尼亚州通过《渐进废奴法案》，因此潘恩在美国政府中受到排挤恐怕也和他激进的废奴主张有关。
　　除此之外，还有他对基督教的批评。在巴黎的监狱里，潘恩完成了《理性时代》，并且在扉页上将它献给“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同胞”。潘恩在这本被联邦党人视为瘟疫的书里集中批评了基督教。
　　我相信一个上帝，没有其他的；并且我希望在这一生之外还有幸福。……我不相信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基督教会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我自己的教会。一切国家的教会机关，不论是犹太教的、基督教的或是土耳其教的，在我看来，无非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建立的目的在于恐吓和奴役人类，并且借此来垄断权力和利益。
　　每次读到潘恩的这些文字，我都心有戚戚焉。想起了精明的帕斯卡。帕斯卡假定所有人对上帝存在或不存在下注。对于一个理性人而言，他应该相信上帝存在。其一，如果上帝确实存在，那么他不仅可以得到上天堂的好处，还避免了下地狱的坏处；其二，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相信上帝存在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更不用说，从宗教证伪的角度来说，没有人能证明上帝不存在。这就是着名的“帕斯卡赌注”。
　　我能想象潘恩的孤独。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为千夫所指。教士们憎恨他，甚至还有人因为他反对基督教而朝他开枪。一个原本当之无愧的美国国父，此时不仅被还原为居心叵测的异乡人，而且还是诋毁上帝的异教徒。纵观这由盛转衰的命运，美国上流社会对潘恩的嘲笑是——“他升起像一支火箭，落下如一根拐杖。”
　　1809年6月8日，潘恩死了。这个后来被爱因斯坦称为“最伟大的美国人之一”的英国人，死得冷冷清清。此时已经很少有媒体愿意关注他了。仅有的一两家关注他的媒体也是言辞刻薄——“昨天，他葬于西切斯特县新罗歇儿附近，可能是在他自己的庄稼地里。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不过他活得也够长了。他做过一些好事，可更多的是坏事。”（He had lived long, did some good, and much harm.）他的父亲是贵格派教徒，临终时，潘恩曾乞求能够葬在附近贵格派的墓地里，不过因为他反基督教的立场，没有得到允许。
　　至于潘恩，更令人心酸的故事还在死后。1819年的一个夜晚，因为不满潘恩在美国的遭遇，英国记者威廉?科贝特将潘恩的遗骨偷偷挖出来，并带回英国。科贝特希望能给潘恩举行一个英雄的葬礼。不过，他的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因为潘恩在英国同样被政府视为敌人。科贝特死后，他的儿子守不住家产，潘恩的遗骨一度被法院当作廉价品没收。其后又几经辗转，支离破碎，没有人知道这“遗骨奥德赛”的最终去向。

　　本文摘录自《寻美记》，熊培云 着，东方出版社2019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时间：2019/8/5   发布时间：2019/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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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iles Culpepper/文，李丹/译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近日，美国政府宣布，抵达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第三国移民不能申请在美避难，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中美洲移民将失去在美墨边境申请避难的资格。特朗普政府糟糕的移民记录又加上了浓重一笔，此时值得回顾《雅各宾》杂志的文章《我们欠中美洲的债》（the debt we owe Central America），美国长期将中美洲变成动荡暴力的地区并产生出难民，同时对中美洲难民的污名化和野蛮政策也一直在进行。

　　一辆移民车在缓慢驶向美国南部边境，反移民的右翼认为美国人应该感到害怕。
　　移民主要是徒步旅行，逃离受贫困、腐败和暴力破坏的地区。许多人正在寻求庇护。他们的人数在四千到一万之间，在到达美国之前会减少，这一群体在很大程度上由洪都拉斯人构成，被比作洪水、入侵、甚至军队。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阻止他们进入，并已向边境部署了数千名士兵。偏执狂的右翼分子用狂野的想象力，谴责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场阴谋，由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资助，或由民主党资助，甚至是由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政府资助。
　　然而，对于其他观察者来说，特朗普的反应只是强调了他的政府骇人听闻的移民记录：边境的家庭分离，移民拘留中心年轻人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待遇（包括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特工强奸年轻妇女和女孩），和其他无端残忍的行为，刺激了永无止境的头条新闻，并增加了抵抗他的政策的紧迫性。公民不服从行为正在激增，少数具有国家影响力的民主党政客现在在同情活动家们要求废除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呼吁。
　　这种愤怒是健康的，如果想要移民的噩梦待遇结束，就必须继续这样做。但是特朗普政府的道德失败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代表着对美国传统的戏剧性突破。中美洲一直是美国帝国的核心。导致这么多人离开的可怕情况，与美国帮助启动的暴力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
　　美国的足迹美国卷入中美洲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55年，当时在美国南部出生和长大的威廉·沃克以武力夺得尼加拉瓜总统的位子。在他执政的短暂时间内，沃克将奴隶制合法化，宣称英语为官方语言，并发起军事行动，想要征服巴拿马地峡并将其转变为以战前南方为模型的奴隶种植经济，这一军事行动最终失败。在1857年面临军事失败和驱逐出境后，沃克多次返回，直到1860年他最终被俘，被移交给洪都拉斯当局，并被一个行刑队处决。
　　几十年后，在波士顿成立的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在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对水果出口和铁路运输施加了垄断权。联合果品公司主导了中美洲种植的香蕉和其他热带水果的生产和出口，将较小的国内生产商挤出市场，并在这些弱小的共和国内施加有毒的政治影响。该公司通过利用中美洲和印第安黑人工人之间的种族紧张关系来阻止工会化，从而使美国消费者持续获得廉价产品。当罢工真的发生时，该公司通过争取国家粉碎工人的行动作出回应。
　　此外，美国企业高管贿赂当地的政治精英，提供现金以换取宽松的监管规定、微不足道的纳税义务以及慷慨的土地让步。虽然该地区陷入贫困和经济不发达状态，但联合果品的规模和影响力都在增长。这种公然腐败的做法至少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记者发现该公司（当时已更名为“联合品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伊莱·布莱克（Eli Black）已向洪都拉斯总统支付了250万美元贿赂的至少一半，以换取减少出口税。
　　联合果品所做的不仅仅是收买当地官员。它有条不紊地摧毁其政治敌人。一个例子是哈科沃·阿本斯，民主选举的危地马拉总统。1952年，阿本斯发布了土地改革计划，要求重新分配联合果品公司的休耕地，以降低该国无地农村居民的贫困率。出于对公司产权的尊重，阿本斯的计划给予联合果品公司财务补偿。
　　高管们感到愤怒。利用麦卡锡主义者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恐惧，他们游说艾森豪威尔政府推翻阿本斯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使用对共产党政府的“推回”（rollback）策略，也借鉴了旧的外交政策传统——门罗主义，坚持认为美国有权决定其“后院”的政治结果，特别是面对欧洲干预之际。
　　认为苏联支持阿本斯是荒谬的。马克思主义在政府中的存在是土生土长的、很小的，仅限于立法机构的四名成员（他们都是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当选的），以及少数非正式的总统顾问。但在狂热的反共主义梦想之下，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他的兄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他们两人曾担任联合果品公司的律师并仍然拥有公司股票——于1954年组织了军事政变。之后三十年的特点是军事统治，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展了针对原住民群体的种族灭绝运动。
　　不仅是危地马拉。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中美洲共产主义的恐惧助长了整个地区的暴力行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摒弃了中左翼改革派，把他们视为危险的激进分子，支持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右翼军队。一旦获得权力，这些军队就会压制工会和社会运动，并经常进行选举舞弊，政变，和腐败的政府进行肮脏的讨价还价，以保持对权力的控制。他们施加的暴力——所有这些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首肯——确保了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仍然是西半球最贫穷和最不平等的国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改革者的镇压推动了美国政策制定者所担心的激进游击运动的形成。1962年，约翰·肯尼迪在一个关于拉丁美洲的重要讲话中宣称：“那些使和平革命不可能的人将使暴力革命不可避免。”他的“争取进步联盟”旨在支持温和的改革运动，这将削弱激进主义的吸引力。
　　然而，在他发表讲话后的第二年，肯尼迪政府在危地马拉批准了一场右翼政变，以阻止反共的自由主义改革派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的当选。华盛顿的官员担心阿雷瓦洛太左了。危地马拉左翼合理地断定和平变革已不再可能，转向武装革命。一场小型叛乱转变为漫长而血腥的内战。
　　美国在冷战时期干预中美洲的黑暗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潮。里根政府在萨尔瓦多向极右翼军队提供了经济和政治支持，并与一个不情愿的后越战国会斗争，在危地马拉做了同样的事情。里根还坚决支持与尼加拉瓜新的社会主义政府交战的右翼反对派，成为臭名昭着的违法行为。美国政策制定者用民主和国家建设的语言对这种野蛮行为加以涂抹。里根竟然称反对派——人权组织谴责他们对平民的酷刑和滥杀滥伤——“和我们的开国元勋有相同的道德 ”。
　　1983年在洪都拉斯，在里根与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Efrain Ríos Montt）会面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里根向记者保证危地马拉独裁者从有偏见的左翼记者和人权活动家那里收到了“流言蜚语 ”。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后来发现，大约有八万六千人在里奥斯·蒙特执政十七个月期间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原住民血统的平民，死于军人手中。今天，学者们要求里奥斯·蒙特为种族灭绝行为负责。2013年的法庭也是如此。
　　虽然美国干预的支持者以国家建设的名义证明他们行动的合法性，当战争结束并且该地区迫切需要财政援助时，资金流减少成了涓涓细流。1990年，在该国内战结束两年前，萨尔瓦多从美国获得了超过3亿美元的援助（约相当于2011年的6亿美元）。2014年，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逃离“北三角”（中美洲“北三角”指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三国）成为头条新闻，而萨尔瓦多只获得了2160万美元。
　　外国援助从那时起有所上升，但由于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通过税收优惠、自由贸易区和国内安全部队进一步军事化来促进外国投资，因此不太可能使贫困的多数人受益。
　　冷战结束后冷战结束20多年后，美国帝国仍然耸立在中美洲——这不仅仅是因为特朗普。
　　当洪都拉斯的中左翼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于2009年被推翻时，奥巴马的国务院早于大多数欧洲或拉丁美洲国家很久就对政变政府进行了外交承认。这一决定为新政权提供了急需的合法性，新政权继续迫害进步的社会运动并严重损害该国的民主体制。洪都拉斯移民的出走，是美国支持的政权产生的暴力环境的直接产物。
　　奥巴马在中美洲的第二次重大失败发生在2014年，当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们抵达美国时。奥巴马政府应该公平地处理庇护申请。相反，它将成千上万的移民驱逐出境。许多人最终死去了。
　　特朗普政府的中美洲记录和奥巴马的一样令人不安，可能最终会变得更糟。虽然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危机后，提供的适度经济发展援助未能改变驱动移民的结构性力量，但特朗普决定大幅减少此类资金（并可能直接终止它）以换取更大力度的反毒品行动，可能会加剧暴力行为。
　　在危地马拉，在吉米·莫拉莱斯未公开他2015年竞选活动收到的数百万美元捐款被披露之后，特朗普政府支持了莫拉莱斯政府削弱反腐败措施。危地马拉的社会运动通过大规模示威活动回应了莫拉莱斯的腐败行为，以支持受到威胁的“危地马拉有罪不罚问题国际委员会”（CICIG）。特朗普政府或许感受到和莫拉莱斯的“志同道合”，已表示支持对“危地马拉有罪不罚问题国际委员会”及其减少危地马拉政治阶层腐败使命的攻击。在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的怂恿下，国会暂停了美国对“危地马拉有罪不罚问题国际委员会”的援助。
　　然后是特朗普的本土主义言论。他将墨西哥移民描述为“ 强奸犯”和“罪犯 ”，并经常将美国的拉美裔人与MS-13团伙（一个发源于洛杉矶的犯罪帮派）混为一谈，甚至将萨尔瓦多的移民称为“动物”。这种可恶的语言不仅仅是不道德的，更是危险的。它催发了美国政治中最丑陋的元素，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本土主义。特朗普放弃了过去共和党政客的狗哨，以换取对偏见和仇恨的公然呼吁，这毒害了公众话语并危及了美国社会。
　　特朗普的言论也淡化了中美洲问题与美国联系的程度。由美国支持的一场超军事化的毒品战争助长了暴力。支持压制民主统治的右翼领导人也是如此。
　　中美洲的问题不是美国影响之外的异国问题，难民不是来自遥远的外国土地的陌生人。中美洲人生活在美国的权力轨道上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他们逃离的不平等、腐败和暴力世界正是是美国精英帮助建立的世界。不理该地区今天面临的斗争，就是否定新殖民主义干预的责任。
　　一种不同的外交政策中美洲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帝国暴力的试验场，在这个地区，政策制定者和军事官员学习残酷的战术和策略，然后将其应用于世界其他地方。
　　但是，中美洲不是没有可能成为更加人性化、民主的外交政策的起源点。伴随美国帝国项目而不断膨胀的国防预算，削弱了我们在国内建立一个体面社会的能力。同样的项目所产生的暴力削弱了我们的兄弟共和国在南方和世界各地做同样事情的能力。
　　反帝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一个简单的原则：不要伤害。当中美洲的改革运动出现，以创造更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时，华盛顿不应挡路。当难民到达寻求庇护时，美国应该让他们进入。如果政治暴力再次爆发，就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美国不应该支持军事和右翼精英。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了使那些家庭不需要为了基本的人身安全而逃离家园，美国决策者不能将美国与外界隔离开来。他们也不应该继续试图改造我们国界之外的世界，就像用松散的粘土，以便在国内服务于自私的政治利益。
　　相反，道德上的急迫性在于制定一项基于民主、自决和人权的外交政策，这种理想曾激励美洲各地的男女。

来源时间：2019/8/5   发布时间：20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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