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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聚焦中国”有奖征文结果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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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初,“聚焦中国”年度征文比赛正式开启。本届征文比赛由“中国焦点”(China Focus)倡议和组织,卡特中心复旦-加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1990学社(The 1990 Institute)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共同协办。本届比赛共有两个主题,邀请就读于中、美两国的本科生、研究生 (包括毕业不到一年的学生) 任选其中一个主题,针对中美两国正共同面对的一些挑战表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2023年“聚焦中国”有奖征文结果

比赛共将选出六篇优胜论文,两个冠名一等奖(吉米·卡特最佳文章奖和1990 学社最佳文章奖),奖金额1,000美金;和四个二等奖,奖金额500美金。

  • 吉米·卡特最佳文章奖的获得者为Sciences Po Pari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Peking University的Leonardo Bruni
  • 获奖文章题目为“Unable or Unwilling? The Self-Imposed Limits of Chinese Conflict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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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0学社最佳文章奖的获得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林佳文
  • 获奖文章题目为“重建中美人文交流:一个亲历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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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吉米·卡特最佳文章鼓励奖获得者之一为最近从中国清华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学位的李思凝
  • 获奖文章题目为“积极有为且有所不为:中国作为中东冲突潜在“调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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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吉米·卡特最佳文章鼓励奖获得者之二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谢玉川
  • 获奖文章题目为“参与冲突调停的中国:积极而有限的调停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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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0学社最佳文章鼓励奖获得者之一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Payton Morlock 
  • 获奖文章题目为“Kingdom in the Middle: China as an International Med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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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0学社最佳文章鼓励奖获得者之二为Columbia University的Mustapha Dukuly
  • 获奖文章题目为“The Future of the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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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是否被黑客攻击?马斯克和《华邮》各说一词 北京力挺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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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晚,亿万富翁马斯克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X上举行了一场备受瞩目的对话,马斯克称之为“世纪采访”。此次采访后因网络故障被推迟了近40分钟。

马斯克说故障是由反对他以及特朗普的黑客攻击造成的。他说是遭遇了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即多个服务器同时发送无意义的数据以压垮系统。

两天后,另外一位亿万富翁、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旗下的《华盛顿邮报》发文称X在马斯克和特朗普对话之前发生故障并不是因为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使然。

文章写道:“一些工程师表示,X平台的其他部分在用户难以访问直播的同时仍然正常运作,这种情况不太合理……如果预计有数百万人收听,普通的流量本来就会很高,而为应对这种情况增加带宽容量,也能吸纳大部分的DDoS攻击。”

“一位知情的X顾问表示,他没有看到攻击的证据,但他警告说,他无法立即排除更隐蔽的攻击的可能性,并指出马斯克可能掌握关于攻击的额外信息。由于涉及公司内部事务,这位提供信息的顾问要求匿名。”

文章还提到,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2023年通过X宣布参加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的时候,当时大量听众尝试上线时X也发生了系统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华盛顿邮报》和马斯克就X是否被有组织的黑客攻击纠缠不开的时候,一家中国的网络安全公司出人意料地发声,说它有证据证明用马斯克对特的“世纪采访”的确受到了有组织的网络攻击。

这家名为奇安信的公司在13日的一则微信文章中写道:“奇安信XLab实验室的大网威胁感知系统于第一时间捕获了本次针对X平台的攻击活动。实验室负责人宫一鸣表示:‘我们观察到有4个Mirai僵尸网络主控参与了此次攻击。另外还有其他攻击团伙使用反射攻击、HTTP代理攻击等方式也参与了此次攻击事件。监测显示,4个僵尸网络主控发动了至少34波DDoS攻击。4台控制服务器主要集中在英国(2个)、德国(1个)、加拿大(1个)。攻击时间从北京时间8点37分持续到9点28分,攻击时长50分钟,这与访谈延迟时间基本吻合。’”

不仅如此,该文还附带了X被攻击的34波DDoS监测记录。奇安信的这一做法堪称非同寻常。中美两国关系目前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谷,美国政府官员也一再表示中国可能干预美国的大选,在这样微妙的时刻,为什么中国的一家网络安全公司会高调提供X平台在马斯克和特朗普连麦直播前被攻击的证据呢?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向美国提交“投名状”:我们有能力对你实施网络干预,但我们对此毫无兴趣。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在警告华盛顿,它有能力轻而易举地监测和记录全球的任何恶意网络攻击,请美国不要在网络上对中国搞什么小动作。

曾长期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担任分析师、后来在白宫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在小布什政府内负责《总统每日简报》的编辑工作、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的韦德宁(Dennis Wilder)在接受《中美印象》的采访中提到,中国媒体基于事实报道美国大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美国坚决反对的是采用TikTok等各种办法干预美国大选的行为。

对于北京公布X采访被有组织黑客攻击的意图,我们将在今后继续关注。以下为此次“世纪采访”的一些数据:

  • 对话时马斯克身在何处不详,但一家追踪飞行线路的公司指出马斯克的个人专机停在旧金山湾区一个机场。
  • 特朗普本人则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的一个房间里。特朗普在8月12日接受马斯克采访之前共在X上发了12条信息,主要聚焦当晚马斯克的所谓“世纪采访”(Interview of the Century)。
  • 特朗普竞选班子8月12日一整天都在X上为这次对话做广告,这种广告的价格一般是24小时50万美金。
  • 2023年5月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X上宣布竞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那次活动因为网络故障推迟了25分钟,之后也很不顺畅。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再度发生,马斯克周末用X实况转播自己玩游戏的场景,以检测可能出现的问题。X还冻结了后台,没有高层的批准,任何雇员不能改变X的任何程序。
  • X平台,原为Twitter,被马斯克于2022年10月以440亿美元收购后,进行了改革和重构,并将Twitter改名为X平台。尽管在马斯克接管后,X平台的用户数量有所下降,但其在美国科技、媒体和政治领域依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是美国总统大选重要的网络角力阵地。2021年6月,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后,Twitter一度封禁了特朗普的个人账号。而马斯克主政X平台后,又恢复了特朗普的账号。8月12日晚马斯克与特朗普的连麦直播,这是X对本轮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一次重要助选活动。
  • 2024年7月13日,特朗普在选举集会演讲过程中,遭遇枪击。而此次针对马斯克与特朗普连麦的网络攻击,是又一次有针对性的“恐怖袭击”活动,只不过阵地转到了互联网上。

谢玉川:参与冲突调停的中国–积极而有限的调停者角色

编者按:2024年年初,“聚焦中国”年度征文比赛正式开启。本届征文比赛由“中国焦点”(China Focus)倡议和组织,卡特中心复旦-加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1990学社(The 1990 Institute)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共同协办。本届比赛共有两个主题,邀请就读于中、美两国的本科生、研究生 (包括毕业不到一年的学生) 任选其中一个主题,针对中美两国正共同面对的一些挑战表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本文获得第一个题目的吉米·卡特论文鼓励奖奖。点击【这里】查看有奖征文启示。作者谢玉川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生。

国际安全问题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俄乌冲突和巴以问题是现今最受关注的地区安全热点事件。中国秉持负责任大国立场,自俄乌和中东地区局势升级以来,主动积极开展“穿梭外交”,在两次地缘冲突中展现出中国调停机制的内生逻辑共性。然而,尽管中国“穿梭外交”被国际社会认为是重要的,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实则有限,中国对地区安全稳定的影响受到现实阻碍。

一、中国调停的逻辑共性 

俄乌冲突和巴以问题存在不同的现实诱因,但两者在触发条件、结果导向和利益复合方面具备相同点。两者都包含复杂历史因素,牵涉地缘政治冲突。两者最终都导向冲突双方的大规模军事战斗,引发人道主义危机。两者都涉及多利益相关方,存在极大冲突外溢风险。中国在俄乌冲突和巴以问题升级后迅速作出反应,与冲突各方进行外交联系和信息交换,主动积极参与调停冲突局面,开展“穿梭外交”。从中国对这两场地区安全事件的调停中,可以窥见中国调停机制的内生逻辑共性。 

首先,中国在调停过程中秉持和平解决冲突的总体方向,坚持以停火作为解决安全问题方案,以谈判促进双方达成共识。2023 年2 月,中国政府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该文件阐明中国在全球安全问题上的“六个坚持”核心原则 [1]。这份文件为日后中国提出处理俄乌冲突和巴以问题的立场文件提供了基本政治遵循。文件的主旨在于消弭冲突根源,实现持久和平,维护全球安全。中国的立场建立在该文件倡导的共同安全理念、国际法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和平协商方式及全球治理观的基础上。

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从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保护平民和战俘、维护核电站安全、减少战略风险、保障粮食外运、停止单边制裁、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战后重建十二个方面表明中国采用和平手段化解俄乌冲突的基本立场 [2]。2023 年11 月,在巴以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后,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提出全面停火止战、切实保护平民、确保人道主义救援、加大外交斡旋、寻求政治解决五项建议,表达了中国尝试推动巴以冲突和平解决的立场态度 [3]。两份文件反映出中国作为地区安全问题的潜在调停者,在“穿梭外交”过程中重视和平解决问题的调停基本导向,始终将停火作为实际且必要的调停议程,积极促进谈判达成冲突各方共识,坚持国际法基本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保持调停立场的连贯性。

其次,中国在调停过程中融入道义价值判断。中国对于导致冲突爆发的深层原因的界定基于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道德原则。关于俄乌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中国认为本质上是因为北约扩张导致了俄乌局势升级。中国也反对通过军事集团扩张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问题。面对巴以冲突的严峻形势,中国在调停过程中坚持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生存权、建国权、回归权,根本上遵循道德原则的价值逻辑。从中国调停过程中表现的道义精神来看,中国非常注重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政治声誉。在认可冲突各方合理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中国的道义原则与现行国际法原则紧密联系,以道德层面的更高标准审视和判断国际问题的是非曲直。由于在调停中融入道义价值判断,中国“穿梭外交”避免暂时性的和平方案,追求根本性的永久和平,兼顾现实主义的利益考量和理想主义的正义要求,着眼于合理化解地区冲突,创造良性政治效益。

最后,中国在调停过程中诉诸联合国安理会机制。中国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及原则,认可联合国在化解地缘危机层面的积极作用,因此联合国安理会是中国调停俄乌冲突和巴以问题的“主战场”。针对俄乌冲突持续且复杂态势,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多次表达促进政治解决、维护共同安全、管控风险外溢的建议。关于巴以问题持续升温局面,中国支持推动巴以冲突和平解决的决议草案,从人道主义出发多次申明尽快实现停火、进行人道救援的主张。综合来看,中国致力于发挥联合国安理会机制的调停作用,重视运用国际力量化解矛盾。

二、中国积极而有限的调停作用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重要的全球性大国,主动开展“穿梭外交”无疑具有积极影响。中国特使与冲突各方积极沟通,尽最大努力促成和平化解矛盾。然而从客观角度分析,中国调停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主要原因如下:

1、地缘政治角力排斥和平主张。两场地区安全冲突掺杂地缘政治对抗。从地理上看,中国与俄乌和中东两个战场距离远,对于当地军事形势的实际掌握和影响范围有限,调停主张不易切实改变战斗状况。中国的和平建议难以阻止地缘危机在冲突利益方政治对抗下愈演愈烈。冲突方不愿意放弃地缘政治斗争可能带来的有利于己方的势力扩张,不接受通过谈判妥协从而丧失潜在的地缘政治优势。地缘政治对抗的利益考量使得包括盟友及幕后支持者在内的冲突各方排斥通过谈判达成停火止战的永久和平手段。 

2、中国调停机制的宏观模糊性。中国调停机制强调原则性、根本性、道义性。中国从整体层面出发进行调停,尊重和遵循国际规范,并在调停机制中将国际规范作为推动冲突各方相向而行、达成共识的制度依据,尝试在道义层面促使各方作出改变。整体层面的规范建议往往着眼于宏观指导,建议的效应宽泛而模糊,对于冲突当事方组织内部中基层人员缺少微观具体的实际参考价值。中国尝试运用国际社会集体力量的调停努力对冲突当事方而言也缺乏强制约束力。道义层面出发的主张难以动摇冲突当事方基于自身利益的军事对抗。因此,中国调停主张和建议的宏观模糊性在形势复杂、利益交错的地区安全冲突中难以切中当事方的现实要害,也就难以使当事方真正实现完全停火。

3、美国基于对立立场阻碍中国调停。美国作为俄乌冲突和巴以问题的间接参与者,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了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同时,美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坐拥大国地位,完全有实力排斥中国的调停主张。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向乌克兰援助武器装备。2024 年3 月,美国又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高达 3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4]。巴以冲突持续升级后,美国数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中国赞成的有关加沙局势决议草案,并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认为美国提交的草案回避了停火问题,并含糊其辞避免要求立即停火,从中方立场考虑投下了反对票 [5]。美国深层次介入俄乌冲突和巴以问题,在两场冲突中包含着美国方面的利益考量和扩张意图。考虑到美国在国际社会长期与中国存在立场和理念分歧,美国将努力使本国在俄乌和中东问题上的利益最大化,阻碍中国调停发挥实际效益。 

三、中国参与调停的重要意义 

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参与地区安全问题调停具有宏观层面的重要意义。中国负担起了大国化解国际冲突,维护国际秩序的道义责任。同时,中国在调停过程中展现了积极正面的大国形象。中国的调停主张和建议为俄乌冲突和巴以问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中国政治方案,为冲突各方迈向和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参与地区安全冲突调停,为中国自身积累了处理国际冲突的经验。中国通过参与地区安全冲突的调停,深入掌握和了解俄乌和中东地区现状,了解当事方利益诉求,学习处理调停过程中的障碍,积累运用国际调停机制的经验,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拓宽视野,提升中国整体外交能力。 同时,中国的调停在未来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中国的调停建议将遭遇更加强烈的现实阻碍。当事方基于自身利益的排斥和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阻挠将继续妨碍中国发挥调停实际作用。中国参与调停的实际效益还需要经受长期的观察审视。

References:

[1] 外交部. (2023年2月21日).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302/t20230221_11028322.shtml (访问日期:2024年3月26日)

[2] 外交部. (2023年2月24日).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wjb_673085/zfxxgk_674865/gknrlb/tywj/zcwj/202302/t20230224_11030707.shtml (访问日期:2024年3月26日)

[3] 外交部. (2023年11月30日). 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jbxw_new/202311/t20231129_11189399.shtml (访问日期:2024年3月26日)

[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4, March). United States Announces Additional Military Assistance for Ukraine. https://www.state.gov/united-states-announces-additional-military-assistance-for-ukraine/

[5] 外交部. (2024年3月22日). 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在安理会表决巴以问题决议草案后的解释性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zwbd_673032/wjzs/202403/t20240325_11267099.shtml (访问日期:2024年3月28日)

李思凝:积极有为且有所不为–中国作为中东冲突潜在“调停者”

编者按:2024年年初,“聚焦中国”年度征文比赛正式开启。本届征文比赛由“中国焦点”(China Focus)倡议和组织,卡特中心复旦-加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1990学社(The 1990 Institute)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共同协办。本届比赛共有两个主题,邀请就读于中、美两国的本科生、研究生 (包括毕业不到一年的学生) 任选其中一个主题,针对中美两国正共同面对的一些挑战表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本文获得第一个题目的吉米·卡特论文鼓励奖奖。点击【这里】查看有奖征文启示。作者李思凝最近从中国清华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的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学位。

2023 年 10 月以来,新一轮大规模加沙冲突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中方多场合多途径阐明立场、劝谈促和,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体现一定的“存在感”。近年,随着美国中东“战略收缩”以及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确立,中国对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展现出更为积极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中东冲突中的非扮演传统意义上的“调停者”角色,而是呈现出以下特征:以实用主义为核心,以呼吁和平为主要原则,以外交斡旋、通过联合国进行间接干预为主要手段,以增强地区影响力为主要目的。 

一、动机 

中国针对巴以冲突的外交政策动机出自其自身经济政治利益考量,其中经济利益是首位。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主要和石油挂钩,石油能源安全是中国中东政策的一大考量。1993 年以来,中东便是中国进口石油的主要来源,长期占据中国石油进口的50%以上 [1]。同时,中东国家是“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诸多中东国家有着密切的经贸合作,签署了一系列投资贸易合作协议 [2]。

中国在中东的政治利益主要在于同阿拉伯联盟的密切联系。2010 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时不断加深同伊朗、沙特、阿联酋等国的政治、经济和防务合作,2021 年同伊朗签署 25 年全面合作协议,2022 年召开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及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际合作委员会峰会。同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相比,中国在中东的军事利益较为薄弱,仅限于情报分享、小范围联合军事演练以及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及协议签署。 

十八大以来,中国处理巴以冲突的实用主义原则更加凸显,主要体现在其努力将冲突本身同与双边经贸发展分开,并同两方都保持良好关系和正常经济往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深化,中国在中东外交工作的一大重心转为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在政治上为其扫清障碍。尽管中国一贯坚持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公正性和非立场性,但是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很可能会加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不对称的现状 [3]。以色列方面可能受益于阿什杜德新港和特拉维夫轻轨的建设,随着欧亚大陆基础设施的升级,以色列公司可以通过参与城市规划和绿色技术应用,获得长足发展。以色列分析人士还观察到,“一带一路”倡议为以色列提供了与目前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发展关系的机会 [4]。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倡议为巴勒斯坦人提供的前景较少,中国在其领土项目投资体量也远不如以色列。

近年来,中国在中东事务上体现出更强的存在感,并不是由于其外交理念发生了变化,而正是中国所坚持的实用主义原则决定了其首要准则是维护自身在中东的经济利益,推广“一带一路”建设。随着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和对能源安全的关注,中国自然而然对于中东事务给予了更多关注。

二、特点 

中国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外交政策特点是积极但有限度介入,主动参与斡旋但不主导谈判节奏,不向冲突方施压,更不会诉诸武力。中国长期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不与中东任何国家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始终支持中东人民独立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 [5]。

以开展有限度斡旋外交为主要手段,中国在巴以为代表的地区冲突解决方面展现出积极态度,提出系列主张机制。2013 年 5 月,习主席开创性地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支持“两国方案”、呼吁谈判。2021 年 5 月,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王毅就缓解巴以紧张局势提出中方“四点主张”。2023 年 10 月加沙冲突以来,中方多场合重申对于“两国方案”的支持,呼吁停火和人道主义援助,积极开展外交斡旋、参与联合国安理会磋商,主张原则同此前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参与斡旋的态度积极,中国在提出系列原则主张后并没有采取后续切实行动去促成其主张的实现,其主导一系列调停活动并没有帮助冲突双方达成和解、实现停火。 

正如盖·伯顿(Guy Burton)指出,尽管中国在巴以冲突扮演着更加积极的调停者角色,中国外交仍然是有限度的介入,不挑战美国在和平进程中作为主要的第三方调解人的角色,也没有试图运用自身经济和政治资源去从根本上改变冲突本身的结构状态 [6]。中国无意扮演传统的大国角色,不希望深入参与该地区的政治,也不愿意刻意偏袒某一方。中国也无意通过大量的经济、政治或军事投资去主动改变中东问题进程,而是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利用区域冲突去推广自己的价值观与外交理念,提升国际影响力。

三、效果 

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感加强,一些希望中国深度参与地区事务、介入巴以冲突的声音时有出现。需要注意,随着哈以冲突陷入间歇式爆发模式,以色列政局进一步右倾,位约旦河西岸军事控制不断强化,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不断压缩,哈马斯区域影响力扩大,冲突短期内得到妥善解决的可能性近乎于无。鉴此,对中国而言,无论是在历史上的美国主导时期还是当下美国战略收缩时期,以大国调停或其他更为直接激进的方式干预中东冲突皆存在较大难度,且无益于问题解决。考虑到直接介入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造成的负面后果,通过联合国进行有限度的国际调停和外部斡旋手段为目前形势下收益最大化的参与方式。

巴以冲突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通过话语塑造规范和提升地区影响力的机会。正因为不“选边站”、不“指手画脚”,中国具备一定的舆论优势,有立场去谴责美国行动干预、偏袒以色列所造成的负面后果。中国不仅通过其理念主张加深中国作为爱好和平的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更试图勾勒一种寻求自身的民族发展道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式共识,重新定义域外大国对于中东问题的干预模式,在地区推广以“发展促和平”的新安全理念。

四、总结 

中国在巴以地区的现实利益较为有限,更多是出于确保中东地区保持力量平衡,争取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利益考量而开展斡旋外交,是对国际责任的一种回应。在新时期,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和国际责任感的增强,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利益相关度不断增强,影响力有一定提升但仍不能同美国相抗衡,且受到巴以冲突解决难度不断提升的制约,中国主动参与斡旋但不提供议程设置、不向双方施压、不提出解决方案的干预模式不会发生改变。尽管奉行有限度的国际调停和外交斡旋可能会使中国遭受一些外部舆论压力,但是,比起违背和平公正的大国形象和“不干涉”原则,这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最优选择。

中国有兴趣成为地区“塑造者”,而非冲突的管控者 [7]。比起啃巴以冲突这块“硬骨头”,中国显然更擅长用“发展促和平”治理理念支持冲突后重建,且更关注如何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地区性中美竞争提前施策布局。

References:

[1] Abd el-Hafeez Muhammad, A. (2014). Chinese policy o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Constant determinants and variables. Contemporary Arab Affairs, 7(3), 438.

[2] Evron, Y. (2017). China’s diplomatic initiativ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quest for a great power role in the reg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1(2), 2.

[3] Marks, J. (2020, September 15). China’s pursuit of a ‘strategic fulcrum’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Institute.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chinas-pursuit-strategic-fulcrum-middle-east#_edn23

[4] Burton, G. (2018, February 20). China, Jerusalem an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Middle East Institute.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china-jerusalem-and-israeli-palestinian-conflict

[5] Mintner, T. (2018, January 10).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at’s in it for Israel? Jerusalem Post. http://www.jpost.com/Jpost-Tech/Business-and-Innovation/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Whats-in-it-for-Israel-533408

[6] 新华社. (2022, December 10). 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Retrieved April 10, 2024, from https://www.ccdi.gov.cn/toutun/202212/t20221210_235908.html

[7] Burton, G. (2020). China and Middle East conflicts: Responding to war and rivalr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present. London: Routledge.

[8] Burton, G. (2020, September 11). Negative peace? China’s approach to the Middle East. War on the Rocks.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09/negative-peace-chinas-approach-to-the-middle-east/

林佳文:重建中美人文交流–一个亲历者的思考

编者按:2024年年初,“聚焦中国”年度征文比赛正式开启。本届征文比赛由“中国焦点”(China Focus)倡议和组织,卡特中心复旦-加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1990学社(The 1990 Institute)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共同协办。本届比赛共有两个主题,邀请就读于中、美两国的本科生、研究生 (包括毕业不到一年的学生) 任选其中一个主题,针对中美两国正共同面对的一些挑战表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本文获得第二个题目的1990学社最佳论文奖。点击【这里】查看有奖征文启示。作者林佳文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他们之间的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范畴,攸关世界的前途命运。自中美 1979 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历经风雨,总体向前发展。但在过去十年间,两国内政、新冠疫情、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和中美实力消长等因素共同作用,使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最低谷,双边对抗和防范力度不断升级,理解赤字与信任赤字叠加,直接影响了两国民众的正常往来和人文交流。

今年 1 月,笔者随学校海外实践团赴美开展调研,依次访问了芝加哥、得梅因、旧金山和亚特兰大等四座城市,与西北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埃默里大学的师生交流。但在芝加哥入境时,笔者一行遭美方边境执法人员扣留近三小时,其中三名同行人员被带至“小黑屋”盘问。事实上,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美人口在两国之间流动,每年都有很多中国学生、学者、科技和媒体人员遭遇拒签,有些中国公民在入境美国时受到长时间质询、甚至被注销签证,中国学生被遣返回国的事件也时常发生,已成为中美开展正常人文交流的一大人为障碍。尽管中美关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都难以恢复到21 世纪初的交往深度和合作水平,但重建中美人文交流对于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中美人文交流为什么重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回望历史,中美关系的每个重要时刻,都离不开两国人民的双向奔赴。二战期间中美人民用血与火锻造了“飞虎队情谊”,1971 年“小球推动大球”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鼓岭之友”延续了百年友谊佳话,费城交响乐团续写了跨越50年的音乐新篇 [1]。现如今,随着身份政治触发美国的阶层对立和分裂,两党一致将矛盾源头转移至中国,导致美国社会的反华倾向日趋严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大幅增加。在此背景下,加强中美民间交往,对于扩大两国民众的共识,从而推动两国政府基于民意制定互利政策,确保两国关系不偏离稳定发展的基调是十分必要的。

教育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 年,邓小平访美并与卡特总统签定《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奠定两国科技教育合作基础。1985 年,中美又签署了《教育交流合作议定书》,包括中美富布赖特项目在内的教育合作项目以政府间协定的方式得以确认。进入21世纪,中美基于共同利益需要,开展了一系列实质性教育合作项目,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温州肯恩大学等一大批中美合作办学机构蓬勃发展。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教育合作步入建交以来的黄金时代。美国政府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5 年发起“十万强”和“百万强”计划,制定赴华留学生扩大到 10 万人和100 万人的目标,希望在美国的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一批“中国通”,美国也由此成为中国第二大留学生来源国。同时,中国政府相应推出了“三个一万”,在2011年宣布继续执行“公派万名学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和“汉语桥”万人来华所修项目,并新设一万个中美人文交流专项奖学金名额。在两国政府大力推动教育交流的背景下,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从2008-2009学年的 9.8 万人激增到 2016-2017 学年的35 万人,选择赴华留学的美国学生数量在也于 2012 年达到顶峰 [2]。

除教育合作外,中美于 2010 年建立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共举办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成果覆盖多领域:在科技领域,发起中美科技人员交流计划和中国青年科学家访美计划,联合开展清洁能源研究;在文化领域,中国交响乐团赴美交流演出的足迹遍布美国16 个州的 29 座城市,“跨越太平洋—中国艺术节”在美国持续举办;在体育领域,球类运动已成为中美体育外交的重要一环,中国企业与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盟就跨国人才选拔培养、体育旅游休闲综合体建设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在卫生领域,启动中美两国对第三国的卫生医疗合作,并在埃博拉疫情期间合作建设非洲疾控中心。

人文交流作为建设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加深了中美双方在社会层面依附和融合的程度,两国民间交往也为增进中美理解互信和文化互鉴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中美关系的关键支柱。盖洛普民调数据显示,2009 年至 2018 年,即中美人文交流强劲时期,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在小幅波动中有所增加 [3],而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实际上面临着美国重返亚太试图遏制中国影响力和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挑战。2020 年以后,特朗普单方面与中国“文化脱钩”,暂停与中国开展富布赖特项目,限制中国学生、学者在美从事STEM领域研究,缩短中国驻美记者签证,将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指定为外交使团。中美之间的人员流动被贴上“政治化”的标签,加上疫情的冲击,中美人文交流几乎停滞。

在此期间,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急剧上升,非常反感中国的人口比例从 2018 年的 13%上升至2023 年的45% [4]。清华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开展的民调也显示,对美国持消极印象的中国人在2023年分别高达 59.1%和 75% [5]。通过对比可以认为,保持中美人文交往对于缓和中美间政治摩擦、管控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在斯坦福大学结识了一名曾在台湾地区学习汉语的美国学生,她很热爱中华文化,但由于从未去过大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还停留在非常浅显的阶段,很遗憾受到了部分“台独”思想的影响。再比如,在埃默里大学,笔者遇到两位学习中文的学生,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了解颇深,想去中国留学的愿望也很强烈。而他们的同学和家人由于不了解中国,受国内媒体舆论和政治叙事的影响,对中国抱有敌意。笔者在动身赴美前,也曾担忧是否会遭遇不公正对待或安全威胁,但实际上除了在入境时“遇冷”外,笔者一行在美接触到的当地民众都相对友好,社会治安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因此,只有真正参与到中美人文交流中去,两国人民才能消除对彼此的误解,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夯实民意根基。

困难时期如何重建中美人文交流

对于徘徊在低谷的中美关系而言,重启高层交往是缓慢恢复两国人文交流的必要保障。自 2019 年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以来,两国高层交往显著减少,导致中美战略互疑加剧。拜登上台后,在阿拉斯加州举行的中美高层会谈无果而终,两国缺乏高层直接对话渠道,中美关系依然在低谷徘徊。但从 2023 年 5 月开始,根据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两国政府重启高层接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商务部长雷蒙多、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等美国高级官员接连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和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分别应邀访美。去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应拜登总统邀请访问旧金山,除在政治、外交、军事安全、全球治理和禁毒合作等领域达成重要共识外,两国元首一致表明将推出更多便利两国人员往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的措施。

在两国高层的密集接触下,最直接的利好便是中美客运直航航班的大幅增加。自今年 3 月 31 日起,中美双方航空公司共可运营每周100班定期客运航班,虽然只达到了疫情前的1/3,但无疑是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后取得的重大突破,为两国人民开展经贸合作、留学、探亲以及旅游带来极大便利,更为两国民间友好人士、地方官员、文化教育界人士等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扫清客观障碍。

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青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证者和受益者,也是未来“知华派”“知美派”的核心成员,他们对彼此文化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判断。芝加哥大学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调查显示,美国青年对中国的态度比老一代美国人积极,在大部分涉华问题上没有明显的敌对立场,且有近六成的美国“千禧一代”反对限制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 [6]。然而,虽然今天的美国青年几乎不再以父辈的冷战思维看待中美关系,但随着中美之间摩擦不断,两国留学生的比例严重失衡。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曾表示,六七年前,约有1.5万名美国学生在中国留学,但在2022年该数字锐减至350人,虽然在2023年小幅回升至700人,但这与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仍远不相称 [7]。

值得欣慰的是,近期中美青年交流正呈现回暖趋势,北京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乒乓球队、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与艾奥瓦州马斯卡廷中学互访等一系列中美青年互访活动持续开展,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均组织学生实践团赴美调研,中国也为欢迎美国学生赴华交流释放了巨大热情。为进一步增进美国青年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了解,有必要通过政府官方渠道和高校、民间智库设置奖学金资助和校际合作项目,举办更多学术研讨、学科竞赛和实习实践等活动,在技术层面上简化留学生的签证申请流程,并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向美国青年展示一个立体真实的中国。 

地方交往彰显中美人文交流的活力。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地方对话的风险更小,也更有助于弥合两国分歧。中美建交以来已建立 284 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覆盖美国90%以上的州。以艾奥瓦州为例,1983 年艾奥瓦州与河北省结为姐妹省州关系,习近平主席曾于 1985 年和 2012 年率团赴艾奥瓦州考察美国农业,并与金伯利农场主人里克·金伯利(Rick Kimberly)结下深厚友谊。幸运的是,笔者此行在艾奥瓦州停留 2 日,受邀前去金伯利农场作客。据金伯利先生自述,他去过中国 20 多次,结识众多中国朋友,还参与了河北、浙江等地的农业示范合作项目,也因此成为中美农业交流的推动者。

加州是中美地方交往的另一典范。作为全美华裔规模最大的州,加州与中国的气候治理合作历史悠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清华大学合作,于 2019 年成立了加州-中国气候研究院。2023 年,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作为疫情之后首位访华的美国地方官员,在访问期间也延续了加州与中国良好的气候合作传统,着重与中国讨论碳排放、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等议题。此外,根据圣迭戈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达成的协议,加州将成为美国首个与中国重启“熊猫外交”的州,为中美开展熊猫国际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提供重要立足点。 

结语

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既是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的基础,也是管控化解两国矛盾分歧的重要途径。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低位,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摩擦以及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态度依然是双方重回正轨的一大阻碍,民间交往也面临增速放缓的困境。随着美国大选临近,美国两党政客将更激进地炒作中美关系议题,国内政治斗争可能引发的混乱局面将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面对上述种种挑战,中美更应继续推动人文交流,重建增进理解互信的新“乒乓球桌”,这不仅需要两国高层通过对话磋商,为民间交往清除不必要的政治障碍,更应该拓宽青年沟通渠道,构建中美相知相亲的基石;创新地方合作机制,厚植中美互利共赢的民意基础。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纽带,而重建中美人文交流任重而道远。

References:

[1] 毛宁 (2023年11月17日). 中美关系每个重要时刻都离不开两国人民的双向奔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russiaembassy.fmprc.gov.cn/sp_683685/wjbfyrlxjzh_683691/202311/t20231117_11182583.shtml (访问日期:2024年3月21日)

[2] Goodier, M., & Hawkins, A. (2023年7月22日). US-China cultural exchange at low point after tensions and Covid, data shows.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jul/22/us-china-cultural-exchange-at-low-point-after-tensions-and-covid-data-shows (访问日期:2024年3月31日)

[3] Gallup. (n.d.). Is your overall opinion of China very favorable, mostly favorable, mostly unfavorable or very unfavorable? https://news.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访问日期:2024年4月4日)

[4] Gallup. (n.d.). Is your overall opinion of China very favorable, mostly favorable, mostly unfavorable or very unfavorable? https://news.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访问日期:2024年4月4日)

[5]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2023年5月24日). 《“中国人的国际安全观”民意调查报告(2023)》,第23页;Liu, A. Y., Li, X., & Fang, S. (2023). Unpacking ‘the West’: Divergence and Asymmetry in Chinese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52(1), 119-133.

[6] Kafura, C. (2022年1月14日).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n US-China Relations.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https://globalaffairs.org/commentary-and-analysis/blogs/generational-differences-us-china-relations (访问日期:2024年3月24日)

[7] Yang, W. (2023年12月19日). Bilateral Tensions Cause the Number of American Students in China to Plummet . Voice of America. https://www.voanews.com/a/bilateral-tensions-cause-the-number-of-american-students-in-china-to-plummet-/7404085.html(访问日期:2024年3月24日)

马斯克在X上对特朗普“世纪采访”的一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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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斯克2022年花了440亿美元收购了推特,并将其改名为X。
  • 在马斯克收购了推特之后,他解雇了该公司75%的雇员。
  • 马斯克本人目前在X的粉丝有1亿9千300万。
  • 特朗普因2021年1月6日国会山暴动被推特终身封号,当时他在推特上有8800万粉丝。他最后一次发推是2021年1月8日。

  • 马斯克拥有推特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特朗普的账号,但特朗普账号恢复后只发了一条信息,时间是2023年8月24日,该信息说虽然他被以干扰联邦选举罪起诉,但他永远不会屈服。这条信息截止2024年8月13日被查阅3亿1千600万余次。

  • 马斯克与特朗普的X线上对话计划是8月12日晚8点开始,后因网络故障被推迟了近40分钟。马斯克说故障是由反对特朗普和他的黑客攻击造成的,但X并没有出示任何证据。
  • 对话时马斯克身在何处不详,但一家追踪飞行线路的公司指出马斯克的个人专机停在旧金山湾区一个机场。
  • 特朗普本人则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的一个房间里。

  • 特朗普在8月12日接受马斯克采访之前共在X上发了12条信息,主要聚焦当晚马斯克的所谓“世纪采访”(Interview of the Century)。
  • 特朗普竞选班子8月12日一整天都在X上为这次对话做广告,这种广告的价格一般是24小时50万美金。
  • 2023年5月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X上宣布竞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那次活动因为网络故障推迟了25分钟,之后也很不顺畅。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再度发生,马斯克周末用X实况转播自己玩游戏的场景,以检测可能出现的问题。X还冻结了后台,没有高层的批准,任何雇员不能改变X的任何程序。

  • 对话之后,特朗普并没有在X上推发任何信息。如果马斯克搞这次对话的目的之一是要让特朗普重新归队X,这个目的至少暂时没有实现。
  • 特朗普和马斯克对话期间,同时在线人数最多的时候在130万左右。
  • 先后到对话“现场”来的听众高达7000余万。
  • 特朗普在X的粉丝在采访之后增加了120万,他目前共有X粉丝8920万。
  • 美国联合汽车工会在8月13日就特朗普和马斯克在对话中的反工会言论提起诉讼。
  • 哈里斯的竞选伙伴沃尔兹同日在美国联邦、州和地方雇员工会的年会上强烈批评特朗普和马斯克对工会的敌视。
  • 马斯克在采访中号召自己的追随者投特朗普的票,并说如果拜登的移民政策再持续四年,美国会“国将不国”。
  • “世纪采访”之后美国政治评论家对这次对话的评价是:1)马斯克终于充分显露了自己的“峥嵘”;2)特朗普继续自己的“胡说报道”,而这样毫无事实根据的言论只会让更多的中间选民与他疏远;3)虽然X影响力很大,但它已经变成了制造恶意谣言和传播虚假信息的平台,普通民众应该远离。

延伸阅读:

  • 2022年初,特朗普推出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社会真理“(Truth Social)。
  • 截止2024年8月24日,特朗普在“社会真理”有754万粉丝,不到他在X的粉丝的10%。
  • 2024年3月26日,“社会真理“平台上市,原始股价为14美元,上市当天股价最高价为$79.38,停盘时为 $57.99。特朗普拥有“社会真理”近65%的股票,折合1亿1千475万股。该股票今天(8月13日)的股价为1美元。

台积电美国工厂困难重重: 万事开头难还是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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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跟踪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台积电工厂的文章。在这篇题为《为何台积电难以在美国复制台湾工厂的成功》的文章中,提到了因为文化管理和难以招到合格的技术工人的问题,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的荒漠里扎根要比设想的难很多。

台积电在台湾已经打磨出一套高度复杂和精细的生产流程,但这套生产流程在美国很难复制。

文章在对12名台积电高管和员工的采访中发现,台湾管理人员与美国工人之间的文化冲突导致双方都感到沮丧。“台积电以严格的工作条件闻名,半夜被叫去上班处理紧急情况并不少见。据员工称,在凤凰城,这种在工作要求上的观念分歧导致一些美国雇员的辞职。”

除了文化管理上的分歧,台积电面临的另外一个很大问题是招到合格的技术工人。除了台积电,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也在亚利桑那州扩建芯片工厂。因此,台积电在雇佣熟练的技术工人方面,面临和其他公司的竞争。

在工厂的建设时期,台积电派美国工程师到台南接受培训,让他们跟随台湾的同事近距离观察台积电员工的工作方式。目前,在台积电凤凰城2200名的工人中,约有一半是从台湾引进的。该公司计划未来降低台湾员工与本地员工的比例。

据悉,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台积电通过学徒、实习、研究项目和招聘会与社区学院和大学合作,加大了培训力度,而大学则加强了电气工程等领域的教学。

《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再次将人们的关注点引向了美国这几年在本土建设芯片工厂、减少国际依赖这方面的努力能否成功的问题。

在中美两国竞争加剧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供应链中断的大背景下,减少美国芯片对台湾的依赖性、主张在美国本土建厂一直是美国朝野各界大力支持的事情。

2022年8月9日,拜登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成为法律。该法案计划投入520多亿美元用于半导体研究,以促进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研发,以此来对抗中国。

该法案在参议院以64票对33票获得通过,在众议院以243票对187票获得通过。在两党分裂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该法案能够顺利的在国会通过,凸显了法案所涉及的问题在美国所受到的广泛支持。

据悉,1990年,美国芯片制造产量占全球份额的37%,但到了2022年,下降至12%,而东亚地区的芯片产量在全球占比达73%,其中台湾为22%,韩国21%,日本和中国大陆均为15%。

拜登政府为了扭转美国芯片生产落后的局面,希望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向在美国本土运营的芯片制造商提供补贴和税收抵免。芯片法案提供包括390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和其他奖励措施,以鼓励美国公司和盟友的公司在美国建立新的芯片制造厂

今年4月,拜登政府宣布,台积电将获得由《芯片与科学法案》资助的66亿美元拨款。其实,台积电在美国设厂的努力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2020年5月,台积电宣布在凤凰城建设一家工厂,并承诺为该项目投入650亿美元资金

不过,在台积电工厂破土动工后不久,就传来了一些亚利桑那开厂难的“杂音“。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2022年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次活动中表示,台积电“在美国政府敦促下”,前往亚利桑那州投资芯片厂。言外之意,台积电并不太热衷到美国开厂。他还说,在美国增加芯片产量是“浪费、昂贵、徒劳无功之举”。

此外,《纽约时报》2023年2月的一篇文章称,“根据对11名台积电员工的采访,这家台湾芯片制造商对其美国工厂的内部质疑越来越多。因为不能公开谈及此事,这些员工均要求匿名。许多员工表示,该项目可能会分散对研发的关注,而这正是该公司长期以来的竞争力所在。一些人还说,因为可能存在文化冲突,他们对移居美国犹豫不决。”

综合《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跟踪采访,对于台积电凤凰城工厂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属于“万事开头难”还是水土不服难以成功,也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王缉思、胡然、赵建伟:中国更喜欢哈里斯还是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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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1日,王辑思教授和北大两位学者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中国更喜欢哈里斯还是特朗普”的文章(Does China Prefer Harris or Trump?–Why Chinese Strategists See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同日,香港的中美聚焦网站发表了该文的中文翻译,题目为“美国总统大选会改变未来美国对华政策吗?”。本站特转发此文共读者参考。上海的观察网在转发此文是发布的编者按如下:“美国大选喧嚣正起,在中美竞争的态势下,中国会更喜欢特朗普还是哈里斯?在本文作者看来,在对华政策上,美国战略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派别,但都一致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因而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都很难改变目前的对华强硬态度。而中国所要做的,是关切国内形势,在稳定中美关系的同时,也要为应对双边关系的动荡做准备。”王缉思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胡然和赵建伟均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过去几周内,美国总统大选风云骤变,引发全球关注。早在春末夏初,各国就已经开始评估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宫的影响,以及现任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连任可能带来的变化。对许多国家而言,这两种可能性预示着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前景和未来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不同角色。

在7月13日至21日的短短九天内,特朗普险遭枪击刺杀,而拜登突然宣布不再寻求连任。这两起事件颠覆了共和、民主两党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的局势,加剧了美国未来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许多国家看到两种背道而驰的走向——如果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当选总统,她将延续拜登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如果特朗普及其竞选搭档J.D.·万斯(J. D. Vance)赢得选举,美国将走上更加孤立主义的道路。

然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情况有些不同。八年前,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更具对抗性的政策,让许多中国观察家深感疑惑。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再将中国视为贸易伙伴、偶尔称其为对手,而是开始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者,甚至是威胁。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调门有所缓和,但实则强化了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实际上,华盛顿政策圈似乎形成了跨党派共识,认为现在必须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也主张以冷战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

在中国观察家看来,美国的两大政党并未就中国问题和全球事务提出不同的政策方案,而是都采纳了近年来美国对华强硬的政策方向,深刻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比两党对华立场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对中国的不同层次的认知分析及其实际政策涵义。大多数中国观察家不期待美国的对华政策会发生重大转变,但他们在努力探究当前美国政策圈中的哪种思路最终可能成为主流。

迎合国内选民

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和舆论管理,很难准确了解中国领导层对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辩论作何感想和回应。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大致了解中国人如何判断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辩论背后的驱动力。首先,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通常是其国内政治的直接反映。这种现象在美国尤其明显,美国国内的重大辩论很容易扩展到外交事务。美国国内政治更是影响了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制定。

因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和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主张,都生动展示了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之间的紧密联系。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高度极化的政治环境塑造了其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美国优先”原则主要是为了回应美国选民对全球化和移民问题的担忧。政策结果是,特朗普政府提高了贸易壁垒,限制了移民,并减少了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力度,把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拜登政府也明确表示,其外交政策决定旨在符合国内选民的利益,普通美国人的福祉也与国际事务密切相关。因此,拜登的外交政策有与特朗普相似的国内政治考量,它试图重构国内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规则,以促进国内利益。很多美国国内议题本身既关乎内政,又涉及外交。源源不断的移民既是美国繁荣的驱动力,又影响其边境安全和对外关系。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要求中国合作来解决其国内的芬太尼危机,中国也予以积极回应。尽管如此,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仍然将从墨西哥流入美国的芬太尼归咎于中国。

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中国的关注日益上升。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武装冲突及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分散了美国的大量精力,中国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关切。在这一关键时刻,许多美国战略家再次呼吁华盛顿加快重返亚洲的步伐。例如,外交政策专家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其新书《失去的十年》中指出,在不同程度上,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未能制定出强有力的、连贯的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他们主张,尽管美国在欧洲和中东仍面临持续挑战,但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加速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至关重要。

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对华政策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两党都在竞相发表最强硬的言论,表示要对中国采取严厉措施并限制其全球影响力。这凸显了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第三个特点:在当前的美国政治环境中,传统的“鸽派”和“鹰派”二分法已经难以全面反映美国对中国的复杂看法。鉴于两党普遍认同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探讨这一共识下的多种政策观点更有意义。

三方论战

在对华政策上,美国战略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派别。第一派可以称为“新冷战斗士”。这一派别认为,中美竞争是零和博弈,两国已走入“新冷战”,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强势的策略。正如前总统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和美国国会前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在《外交事务》中所言,美国“必须赢得而非管理”对华竞争。在论证此观点时,他们和其他一些人借鉴了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做法,将应对苏联威胁视为美国的一项首要任务,以此来致力于赢得冷战。

第二派可被描述成“竞争管理者”。与所谓“新冷战斗士”不同,这一派别认为中美竞争不是零和博弈,因此制定一项与中国共存的战略至关重要。这一观点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2019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后来他们两人都加入了拜登政府。他们认为,与中国的竞争是“需要管理的形势,而非需要解决的问题”。2021年至2024年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副主任的杜如松(Rush Doshi)也是这个派别的成员。他们建议美国对中国的最佳战略方针是以竞争为主,以合作为辅。

第三派可被叫做“和解派”。虽然这一派同样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全球影响不满,但他们比其他派别更担心中美竞争可能会升级为激烈的对抗。作为这一派别的代表性人物,国际关系学者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和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主张美国不应发起与中国的冷战,因为冷战本质上很危险。在他们看来,博明和加拉格尔对胜利的幻想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美国通过(对华)施压来促成变革的结果,既可能是削弱威权,但也同样可能是巩固威权统治。”因此,白洁曦和斯坦伯格认为,中美共同降低战争风险,并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合作,符合两国的利益。

尽管这三个派别的具体政策观点不同,但都一致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美国对华政策需要跨党派的支持才能取得成效。然而,华盛顿政策圈似乎尚未就哪种对华政策主张最好,或者中国在哪方面的挑战(政治、军事、经济还是全球治理)最为严重,达成共识。对中国而言,这场未决的辩论意味着,关键在于了解这些不同的主张在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可能如何塑造下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殊途同归

美国人可能会问,中国更倾向于哈里斯政府还是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上台,或者更笼统地说,中国更喜欢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毕竟,1972 年,毛泽东主席告诉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他喜欢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右派。(译者注:“Document 19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1, 197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7/d194. )虽然毛主席没有说明这种偏好的原因,但似乎很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尼克松和其他西方右派领导人更关注本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而左派政治家则倾向于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为基础来制定政策。

然而,很难判断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更大。例如,尽管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率先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但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是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共有七任民主党总统和七任共和党总统,在任何一党执政期间中美关系都发生过重大突破和危机。

当今中国对民主、共和两党的看法依旧尚无定论。在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时,他对中国的首要关切是美国巨大的对华贸易赤字,而且这一问题连同中国的技术优势在美国历史上首次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特朗普政府不仅把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大国”和战略竞争者,还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对美国生活方式和“自由世界”的威胁。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咄咄逼人但不甚连贯的“全政府”方式,在几乎所有议题上与中国竞争和对抗。

经贸问题首当其冲。特朗普政府先是对大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随后将行动扩大到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收紧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并对华为等在海外拥有大量业务的中国公司进行针对性打压。在安全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也采取新举措来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这一地理术语以前只是偶尔使用,现已成为美国战略界的通用名词。特朗普政府向台湾地区提供特殊安全保证,淡化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向“四边机制”(即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集团)投入新资源,以共同制衡中国;加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活动,挑战中国的领土主张。

在中美政治关系方面,特朗普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领导层不持鲜明的意识形态观点,但他纵容其政府官员和美国国会激烈批评中国执政党及其国内治理,特别在涉疆、涉港政策上。特朗普政府还宣扬扩大所谓的“中国威胁”叙事,严重破坏了几十年积淀的中美学术、科学和社会交流。在多边外交方面,美国也开始妖魔化中国,强烈抵制其国际影响力,试图限制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积极参与联合国机构过程中不断扩大的全球作用。时至2020年,在美国大选年的复杂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加剧了中美关系的下滑。特朗普政府将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归咎于中国政府,暂停了大部分双边对话,并对华采取了敌对立场。2020年7月,美国政府甚至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将其污蔑为“间谍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的中心”。

但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尽管特朗普政府实施了惩罚性关税等措施,但仍对经贸谈判持开放态度,并在技术竞争和台湾等棘手问题上表现出了一些妥协意愿。更重要的是,“美国优先”还意味着华盛顿在与其他国家协调对华政策方面缺乏信誉和影响力,因此特朗普政府未能建立并领导一个强有力的多边阵线来对抗中国。这使得一些中国评论家认为,特朗普主要关注商业利益,并有意同中国达成交易。2017年11月,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拜登执政期间没有做到的),并于2020年1月与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着手解决经贸矛盾。到特朗普任期结束时,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其政府的对华贸易战以失败告终。

尽管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但其对华政策却与前任政府有明显的连续性。拜登政府用更系统、更多边的方式巩固了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的总体对抗性取向,将其对华策略概述为“投资、结盟和竞争”。2021年2月,拜登在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并承诺将“直接应对”中国对美国“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构成的挑战。

因此,拜登与国会密切合作,推动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政策,旨在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为了更好地在先进技术领域开展对华竞争,拜登政府还实施了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对中国绿色技术产品加征新一轮关税,更密切地协调国际行动,例如建立“芯片四方联盟”(即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之间的半导体伙伴关系)。

在亚太地区,拜登政府加强了美国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军事活动,并为美国的亚洲安全联盟增加了地缘经济维度。拜登还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推动“重建美好世界”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这两项倡议都旨在提供西方方案,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拜登政府不满中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对多家与俄罗斯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华盛顿还给对华竞争披上了一层意识形态外衣——即拜登政府口中的“民主对抗专制”——企图建立一个对抗中国的大联盟。

虽然拜登政府激烈地开展对华竞争,但仍保持中美高层定期沟通渠道畅通,并继续探索合作领域。尽管拜登团队关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但他们还是采取了“去政治化”措施,开始恢复双边学术交流和社会交往,包括叫停特朗普政府的“中国行动计划”(一项旨在打压与中国机构有联系的美国研究人员的有争议的计划)。拜登还同习主席于2022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和2023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了会晤,两国首脑承诺维持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

大院高墙还是扩大同盟

中国战略界人士对未来十年美国改变对华政策方向的可能性不抱什么幻想。根据美国民意调查和华盛顿政策圈在中国问题上的跨党派共识,他们认为无论谁在2024 年11月当选总统,美国的对华政策都会继续以战略竞争甚至遏制为主,以合作与交流为辅。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几乎肯定会对中国采取更极端的经贸政策。特朗普已扬言要对所有中国制造的商品加征60%的关税,并准备撤销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自2000年以来,这一地位赋予了中国非歧视性的最惠国贸易待遇和市场准入条件。他还主张“大院高墙”原则,企图显著扩大拜登政府以强力安全措施保护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小院高墙”理念,以推动更广泛的对华技术“脱钩”。

不过,鉴于特朗普对“交易”的偏爱,他可能决定与中国在消费品、能源和技术领域达成双边协议。他还可能企图将台湾问题作为谈判筹码,以在其他议题上获得好处。例如,他可能会提议美国限制台湾当局的挑衅行为,以换取中国在经贸方面的妥协。但中国极不可能同意达成这种“交易”,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顾问也可能会反对他的做法。再次,由于特朗普总体倾向于双边外交而非多边主义,他可能依旧没有能力动员盟友和伙伴对抗中国,并可能会寻求与俄罗斯达成单独的和解,而俄罗斯是中国的坚定战略伙伴。

至于哈里斯政府,如果它大体延续拜登的政策,则很可能会加强对华战略竞争,并巩固拜登努力建立的美国与西方和亚洲国家的对华同盟。与特朗普独断专行且反复无常的决策风格相比,哈里斯的对华战略很可能会更有条理、更可预测。

但总体而言,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和哈里斯政府的对华战略方向很可能是一致的。如果出任总统,两位候选人各自都会给中国带来挑战和不利影响,但似乎他们都不希望中美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或切断所有经济和社会联系。因此,中国不太可能有明确的偏向。此外,中国有强烈的意愿与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避免对抗或关系破裂。鉴于美国选举和中美关系的政治敏感性,中方的任何干涉行为都可能适得其反。

虽然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局势日渐白热化,但中国政府官员只发表了谨慎克制的评论,将美国大选描述为“美国内政”。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7月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从来没有也不会干涉美国大选。”他还曾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人出于选举目的拿中国说事、损害中国利益,”“反对美方散布虚假信息抹黑中国,反对美国大选拿中国说事。”这表明,如果中国在美国大选中受到攻击,中方可能会感到有必要做出回应,至少是口头回应。尽管中国政府坚持不干涉原则,但可能无法避免中文社交媒体上出现煽动性、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言论。其中一些言论来自中国境外,可能反映了某些海外华人群体的特定目标。因此,这些言论不应被解读为代表中国官方立场。

审慎行事,避免灾难

与美国政府一样,中国政府在2024年的主要关切是国内形势。与美国的政治极化和动荡选情相反,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稳定,社会凝聚力强。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积极评估了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做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了平衡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中国改革任务的优先事项是体制机制建设,特别是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加强从严治党。

一方面,中国认识到保持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并采取稳步措施推进国际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就此而言,中国认为与美国和西方对立没有任何好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防范西方(尤其是美国)企图破坏其国内权威和合法性的行为,不会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政治原则和国家安全。

尽管中国努力稳定中美关系,但也在为应对双边关系的动荡做准备。2023年3月,习主席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译者注:《(两会授权发布)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 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参加看望和讨论》,新华网,2023年3月6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3/06/c_1129417096.htm。)两个月后,习主席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外交事务中,中国仍然认为世界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组成的,并未将国际形势描绘成西方阵营和“反西方”阵营在“全球南方”争夺影响力。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涉港、涉台、涉藏、涉疆和人权等问题。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国政府在对台政策上保持了高度克制,而且还有很多旨在阻止台湾当局企图实现“法理台独”的政策选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层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除非受到极其严重且不可逆转的挑衅。在中菲南海领土主权争端中,中国的处理方式既谨慎又彰显自信。在中美经贸和技术争端中,中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制,并更加坚定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鉴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方向大体相似,中国政府将会以高度的审慎和有限的希望来应对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2024年4月,习主席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重申:“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希望美方也能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但很遗憾,下一届美国政府积极看待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很低。为了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中国将坚决维护其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模式,同时努力扩大国际贸易和投资空间。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关系不太可能恢复到21世纪初深度交流与合作的状态。但即使难以实现和解,无论谁入主白宫,中国和美国仍然可以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避免灾难。

黄亚生:中美关系利益攸关,不能任由政治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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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英语原文发表在Nature杂志上。黄亚生教授授权卡特中心中美印象(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转发。文末可以查看英文原文。】

2024年8月底,如果不续签《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议》(STA),届时该协议将会失效。自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这一历史性协议一直支持着两国的联合研究,每五年续签一次。然而,随着选举年的临近,以及美国政治中普遍存在的对中国敌意的两党共识,STA这次能否续签尚不清楚。

今年2月,在由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家史蒂文·基弗尔森(Steven Kivelson)和彼得·迈克尔森(Peter Michelson)发起的公开信运动之后,STA被延长了六个月。公开信呼吁美国总统拜登续签该协议,超过1000名研究人员,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签署了这封信。他们认为,STA是支撑开放性的基础研究的框架,这种研究对美国和世界都有益。

基础性研究是科学研究的基石。在美国,基础性研究受1985年冷战期间里根总统政府颁布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189”(NSDD-189)的保护,该指令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由布什总统续签。NSDD-189指出基础研究的成果应尽可能不受限制,以促进科学研究成果的开放和自由交流。该指令旨在支持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承认基础科学知识的共享很少构成安全威胁。

然而,过去十年来,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美国政府越来越忽视这一基石性原则。与中国同行进行正常学术交流的美国研究人员被指控为间谍。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特工仅仅因为研究人员的中国背景和研究领域而对其进行审问。2023年,佛罗里达州颁布了一项法案,限制“关注国家”(主要是中国)的研究生在州立大学学术实验室的聘用。今年1月,美国国会试图重启“中国行动”计划。该计划由美国司法部设立,旨在起诉美国研究和工业界中的中国间谍。事实上,该计划在2018年启动时就存在缺陷,并于2022年被撤销。6月,美国众议院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国防部向与中国有研究合作的美国大学提供资金。

在我看来,这些政策考虑不周并带有种族定性。遗憾的是,这些政策可能预示着未来这个领域的走向。在实际操作领域,美国和中国科学家之间密切和不受限制的合作时代已经结束。

我认为,科学家现在应考虑不再仅仅停留在争取两个国家在基础研究方面保持开放,而是在某些领域为继续双边合作寻找务实的方法。这需要提出更为务实的观点和一项全面解决国家安全需求的操作计划,保留两国之间富有成效的某些方面。以下是一些供讨论的想法。

科学与政治息息相关

美国与中国未来科学技术合作的三个障碍。

首先,无论对错,美国政府在支持科学研究中总是存在一种反合作的偏见。联邦政府在地缘政治友好时期不会增加对研发(R&D)的资助,而是在敌对时期才会增加。例如,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推动了美国在冷战期间对科学技术进行大量投资。

美国的学术领袖和学者们(参见go.nature.com/4cpzz53)利用这一历史类比来论证,面对来自中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应增加联邦政府对研发的投入。但研究人员应认识到,呼吁政府加大支持的同时和要求与中国继续合作存在着固有的矛盾。只有在最尖锐的地缘政治敌意下,联邦政府才会采取行动,而这种尖锐的敌意也会加剧对与中国的合作反对。

第二,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科学与技术的区分并不像学术界许多人那样鲜明。毕竟,公众为科学研究买单,并有权期待从投资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不受其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区别在公众及其政治家们的心目中是极难区分的。

美中合作的倡导者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陷于矛盾之中并存在选择性的做法。他们指出基础研究的内在价值,以及科学合作带来技术进步时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利益。这两种立场都是有效的,但将它们放在一起也突显了这样的担忧:当一个对手掌握这样的科学时,它会以研究应用的形式构成威胁。一旦你承认通过科学的应用渠道的潜在利益,你就不得不承认通过同一渠道带来的潜在危害。

这并不是对基础研究论点的驳斥,而是承认科学与技术是密切相关的。今年3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了一份由精英科学咨询小组JASON撰写的报告,为美国政府提供相关方面的指导。报告承认,“技术准备水平”应该是决定特定研究项目开放程度的一个考虑因素。JASON报告从技术角度提出这一观点,指出由于全球化和互联网等因素,某些领域研究概念转化为应用的速度加快了。我的观点是,逻辑上的一致性要求我们对应用科学的两个方面——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对美国经济、环境和健康的好处,以及利用这种知识用于军事目的的负面影响——都要坦诚相待。

第三,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背景确实很严峻。谨慎而克制的JASON报告指出:“中国最近努力优先将基础研究引向军事需求,以及其限制信息流出国的决定,可能会严重限制与中国研究机构合作的利益。”

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军民融合(MCF)计划,该计划整合了民用和军事部门的技术。MCF计划于2017年提升为最高级别的政府机构之一,由习近平主席领导,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关注点,并给主张开放与合作的美国科学界带来了令人棘手的困境。


地缘政治时代的合作

JASON报告承认,日益变化的全球环境需要新的研究安全方法,因为先进军事技术越来越多地来自民用部门。报告建议针对个别项目实施风险缓解流程,而不是对被视为敏感的基础研究实施广泛控制。在这个地缘政治时代,如何在开放科学与国家安全利益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是极具挑战性的。以下是四个进一步的考虑因素。

首先,过去十年美国已经向应用研究方向发展,这也是部分推动减少美国大学校园中中国学生数量的原因。从早些年基于竞争而非排斥理念、秉承远见和大胆的方法的《无尽前沿法案》到2022年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标志着研发优先事项向强调应用研究而非基础研究的转变。

《芯片与科学法案》既广泛又排他,增加了在特定领域的投资,以减少对外国供应链(尤其是中国)的依赖,划出与中国合作的禁区。未来,以保障研究安全为名,可能会有更多研究课题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国家实验室,建立更多的合作禁区。国家研究实验室需要安全许可,这是外国研究人员无法克服的障碍。

JASON报告建议资助项目应培训更多美国人开展敏感领域的研究。虽然培养国内人才储备值得赞扬,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内人才渠道不太可能弥补排除中国学生所造成的损失。中国学生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参与程度很高,中国拥有庞大的科学劳动力。2020年,中国有360万学生毕业于STEM领域,是美国82万学生的四倍多(参见go.nature.com/3w4k3zx)。

此外,科学和技术在人力资本方面的需求越来越高。实现摩尔定律(电子电路中组件数量每两年翻一番)需要的研究人员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18倍。在敏感研究领域重新分配美国人员将使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减少。

从这个意义上说,识别和保护敏感研究可以被重新定义为保护甚至扩展包括与中国合作在内的一种呼吁。在限制合作的同时对更多研究领域进行分类是一种自我否定的提议。如果没有外国人才的注入和联盟,美国科学家最终将不得不在研究领域之间进行竞争。国家进步将放缓和收缩。

第二,科学交流的广泛认可风险在于两用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应用于民用和军用目的。这类技术受到出口管制。但还有另一种双重性,即跨国利益的发生率。无论癌症药物在哪里发明,它对中国和美国人都是有益的。中国在地球和环境科学方面,特别是在绿色能源和污染控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突显其在这些领域的《自然》指数中领先于美国(见Nature https://doi.org/m8pz; 2023)。因此,如果中国的发明能够帮助美国人民并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美国的国家安全就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第三,与中国科学家的合作在推动知识进步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中国是科学强国。根据《自然》指数,2022年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论文产量首次超过美国(见Nature https://doi.org/k86t; 2023)。中国在物理科学方面尤其强大。《经济学人》杂志从《科学网》收集的数据表明,中国在材料科学、化学和工程方面领先于欧盟和美国(见go.nature.com/3wecdlb)。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可以合理地认为,中国的科学实力对美国构成了更大的潜在威胁,尤其是因为物理和工程科学与军事能力密切相关。

对于中国能力的双刃性这一难题,没有简单的答案。美国科学家是否与中国同行合作与否,并不能改变中国在某些领域的领先地位。在最好的情况下,双方的合作可能有助于中国缩小差距。

第四,围绕科学技术的合作可以成为重建两国失去的部分信任的渠道。在冷战期间,科学家们在稳定苏联和美国关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提倡军备控制、促进科学外交和培养相互理解。1957年发起的关于科学与世界事务的普格沃什会议(the 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汇集了两国的科学家,为对话提供了一个中立的平台,这一成就因此获得了199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即便在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之后,苏联和美国并没有切断所有合作。1958年拉西-扎鲁宾协议(the 1958 Lacy–Zarubin Agreement)是美苏之间的一项文化交流协议,促进了学生和学者的流动与合作。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两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下共同努力消灭天花,这一项目给人类带来了持久的利益。

今天,美国和中国之间需要类似的对话和沟通渠道。两国科学家之间存在自然的亲和力,这得益于过去的合作、关系纽带和家庭联系。尽管中国在外交政策上更接近俄罗斯,但中国科学家并非更加接近俄罗斯。中美两国科学家之间的共同点远远超过了他们政治体系之间的明显差异。

研究人员能够在不同文化和政治体系之间进行人际外交。在全球范围内,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数学、逻辑和证据。尽管中国政治体系对社会科学研究施加了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但在STEM研究中给予研究人员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

2013年,九所中国大学和一些外国机构发布了《合肥宣言》,列出了当代研究型大学的十个特征,这是中国致力于使其大学在教育和研究方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宣言。签署方确认“负责任地行使学术自由”和“基于开放探究的研究文化”(见go.nature.com/4d18xsz)。《合肥宣言》的发表显然得到了中国高层的支持。签署方之一的陈吉宁,当时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校长,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成员之一。

下一步怎么办?

在这个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时代,科学家不应仅仅是旁观者;他们应该利用个人和专业的联系促进对话和理解。中美关系太重要,不能完全交由政治家处理。我的行动呼吁是通过提出具体的想法和计划来维护中美合作,而不仅仅是将基础研究作为第一原则进行辩护。让我用两个进一步的想法来结束这篇评论。

首先,两国科学家应更多地参与在中立第三方地点进行的人工智能(AI)讨论。例如,在冷战期间,维也纳是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所在地,苏联和美国科学家在这里讨论了数学、能源、食品和环境问题。今天可以启动类似的倡议。

AI接近于经济学家所说的通用技术。它被广泛用于进行科学研究,使其既是一个研究课题,也是进行科学研究的技术。如果没有在AI的规则和行为上达成共识,各方面的合作都将受到影响。

其次,学术界可能需要做好准备应对STA不能得到续签的可能。在没有STA的情况下,需要替代机制。一个想法是转向更为明确和有组织的方法,类似于冷战期间消灭天花的联合项目,其中研究主题和领域由两国政府共同商定和监督。

身处当今地缘政治时代,科学合作需要确保两种安全:国家安全和参与研究人员的安全。这种精心策划的方法将可能带来一些研究自主性的消失和研究规模上的损失。这不是首选的方法,但是在这个充满紧张和不信任的时代的必要方法,是次优的替代方案。

以下为英语原文:

Why US–China relations are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politicians

By Yasheng Huang

Nature 631, 736-739 (2024)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student exchang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as marked this year in Washington DC. Credit: Chen Mengtong/China News Service/VCG/Getty

At the end of August, the US–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greement (STA) is set to lapse. This historic pact to support joint research has been renewed every five years since it was first signed in 1979, when the two nations normalized diplomatic relations. But in a heated election year and with only one bipartisan consensus in US politics — antagonism towards China — it is uncertain whether the STA will be renewed this time.

In February, the STA was extended for another six months after an open-letter campaign — launched by physicists Steven Kivelson and Peter Michels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n California — called on US President Joe Biden to renew the agreement. The letter, which was signed by more than 1,000 researchers, including Nobel laureates, argued that the STA is a framework for open, fundamental research and that such research benefi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Such research is a bedrock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enterpr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protected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189 (NSDD-189), issu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in 1985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reaffirmed by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in 2001 after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11 September. NSDD-189 establishes that the product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should remain unrestricted to the maximum extent possible, promoting open and free communication of scientific findings. The directive is intended to support US leadership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cknowledges that the sharing of fundamental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rarely a security threat.

In the past decade, however, geopolitical dynamics have shifted, leading the US government to increasingly overlook this bedrock principle. US-based researchers who have conducted normal academic activities with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have been branded as spies. Agents of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have interrogated scientists simply because of their Chinese backgrounds and their research disciplines. In 2023, Florida enacted a bill restricting the hir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from a “country of concern”, mainly China, in state universities’ academic laboratories. In January this year, the US Congress attempted to resurrect the ‘China Initiative’, a programme set up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prosecute perceived Chinese spies in US research and industry, even though the initial programme that was launched in 2018 was plagued with flaws and was shut down in 2022. In June,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roposed a bill that would prohibit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from giving funding to any US university that has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with China.

Regrettably, these policy actions — poorly thought out in my view and tainted with racial profiling — are a sign of things to come. At a practical level, the era of close and unfettered collaborations between US and Chinese scientists and technologists has come to an end.

I think that scientists should now consider going beyond arguing for openness just for fundamental research and craft a pragmatic case for continuing bilateral collaborations in certain areas. More pragmatic narratives and an operational programme that fully addresses the national security imperatives while preserving some aspects of productive collabor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needed. Here, I propose some ideas for discussion.

Science and politics are interlinked

Three obstacles stand in the way of furth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irst, rightly or wrongly, there is an anti-collaborative bias embedded in US government support for science. Federal government steps up funding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not during times of geopolitical amity but during spells of animosity. For example, the launch of the Soviet Union satellite Sputnik 1 in 1957 pushed the United States to make large invest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uring the cold war.

Academic leaders and scholars (see go.nature.com/4cpzz53)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used this historical analogy to argue for more federal spending for R&D in the face of mounting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from China. But researchers should recognize an inherent disconnect when they call for more government support while simultaneously pressing for continued collaborations with China. Only the most acute geopolitical enmity can encourag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act, but that acute sense of rivalry also galvanizes opposition to collaborations with China, the country that motivated the ramping up of support for science in the first place.

Second, policymakers and the public do not differentiate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sharply as many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do. After all, the public foots the bill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has a right to expect tangible benefits from that investment and to not be harmed by i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research is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to register in the mind of the public and of their representatives, the politicians.

Advocates of US–China collaborations can be conflicted and selective on this issue. They have pointed to the intrinsic valu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as well as to the practical benefits for the US economy and society when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s lead to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Both positions are valid, but putting them together also highlights the concern that when an adversary is in possession of such science, it poses a threat in the form of app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Once you acknowledge the potential benefits through the applied channel of science, you are forced to recognize the potential harm through the same channel.

This is not a refu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argument but an acknowledgement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intricately connected. In March, the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released a report1 by an elite science advisory group called JASON, which provides guidance to the US government. The report accepts that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s’ should be a consideration in deciding how open a particular research project should be. The JASON report makes that point on technical grounds — that the speed of translation of research concepts to applications in certain fields has accelerated owing to factors such as increas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rnet. My point is that logical consistency requires us to be upfront about both sides of applied science — the upside to the US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health arising fro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China, but also the downside of deploying such knowledge for military purposes.

Third, the geopolitical context of our time is truly grave. The cautious and measured JASON report makes this point: “Recent effor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o preferentially direct fundamental research toward military needs, and its decision to restrict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out of the country, may severely limit the benefits of collaborations with research organizations within the PRC.”

One example is China’s Military–Civil Fusion (MCF) programme that integrates civilian and military sectors in technology. The MCF programme was elevated in 2017 when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Military–Civil Fusion Development was established as one of the highest-level government agencies; it is head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see go.nature.com/467c3sf). The MCF programme is of paramount concern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presents a vexing dilemma to those in the US scientific community who advocate openness and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ons in a geopolitical age

The JASON report acknowledges that the evolving global environment necessitates new research security approaches, noting that advanced military technology increasingly emerges from the civilian sector. It proposes a risk mitigation process tailored to individual projects rather than imposing broad controls on fundamental research that is deemed sensitive. In this geopolitical age, how to strike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open sci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is extremely challenging2,3. Here are four further considerations.

First, in the past decade the United States has moved towards applied research, which is partly behind calls to curtail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on US university campuses. Originally conceived as the Endless Frontier Act — a visionary and bold approach based on the idea of competition rather than exclusion — the 2022 CHIPS and Science Act signals a shift in R&D priorities, a move towards emphasizing applied over fundamental research.

Both expansive and exclusionary, 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has increased investments in specified areas to reduce reliance on foreign supply chains, particularly from China, carving out an exclusion zone of collaborations with that country. In the future, in the name of safeguarding research security, more research topics might move from university labs to national labs, creating more zones of exclusion. National research labs require security clearances, a hurdle that foreign researchers cannot overcome.

The JASON report recommends that funding programmes train more Americans to conduct research in sensitive areas. Although it is laudable to cultivate supplies of domestic talent,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domestic pipeline is unlikely to make up for the losses if students from China are cut out. Chinese students have a high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and China has a vast scientific workforce. In 2020, 3.6 million students in China graduated in STEM fields, more than quadruple the United States’ 820,000 students (see go.nature.com/3w4k3zx).

Als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becoming more demanding in terms of human capital. To achieve Moore’s Law — the doubling of the number of components in electronic circuits every two years — requires 18 times as many researchers as it did in the early 1970s4. Reallocating US personnel to sensitive areas of research will leave fewer people available to advance other fields.

In this sense, recognizing and protecting sensitive research can be reframed as a call for preserving and even expanding collaborations, including with China. To classify more research areas while curtailing collaborations is a self-defeating proposition. Without infusions of and alliances with foreign talents, US scientists will end up pitching research areas against each other. National progress will slow and narrow.

Second, a widely recognized risk of scientific exchange is dual-use technologies,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both civilian and military purposes. Such technologies are subject to export controls.

But there is another kind of duality, which refers to the cross-national incidence of benefits. A cancer drug, wherever invented, is beneficial to people in Chin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is advanced in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specially in green energy and pollution control, highlighted by it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se areas in the Nature Index, ahead of the United States (see Nature https://doi.org/m8pz; 2023). Therefore, US national security is served well if Chinese inventions help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ead to solutions to climate change.

Third, collaborations with Chinese scientists offer a greater advantage to advancing knowledge because China is a scientific powerhouse.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Index, in 2022 China had the highest output of research articles for natural sciences, surpassing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see Nature https://doi.org/k86t; 2023). China is particularly strong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Data compiled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by The Economist magazine show that China lead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materials science,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see go.nature.com/3wecdlb).

But from a national security perspective, it can be legitimately argued that China’s scientific prowess poses a greater potential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because the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are closely connected to military capabilities.

There is no easy answer to this conundrum of the double-edged nature of China’s capabilities, except to note that whether or not US scientists collaborate with China does 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the country has pulled ahead in certain ar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 a best-case scenario, collaborations might help to narrow the gap.

Fourth, collaboration arou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be a conduit for rebuilding some of the trust that has been los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uring the cold war, scientists played a crucial part in stabiliz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advocating for arms control, promoting scientific diplomacy and foster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The 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 initiated in 1957, brought together scientists from those two countries and provided a neutral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 accomplishment recognized by the 1995 Nobel Peace Prize.

Even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Sputnik, howeve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cut all collaborations. The 1958 Lacy–Zarubin Agreement, a cultural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ided the movement and collaboration of students and scholars. And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two countries worked together on smallpox eradication, unde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 project that brought long-lasting benefits to humankind.

Similar dialogues and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are need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day. There is a natural affinity between scientists of the two countries, because of past collaborations, relationship ties and family connections. Even though China has edged closer to Russia in its foreign policy, that doesn’t necessarily apply to Chinese scientists. Scientists from both countries share more common ground than the stark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political systems suggest.

Researchers are well equipped to conduct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Worldwide, they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 of mathematics, logic and evidence. Although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imposes increasingly strict controls on social-science research, it has granted researchers almost unfettered freedom in STEM research.

In 2013, nine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a number of foreign organizations, issued the Hefei Statement on the Ten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Universities — a manifesto of Chinese aspirations to make their universities world-class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he signatories affirmed “the responsible exercise of academic freedom” and “a research culture based on open inquiry” (see go.nature.com/4d18xsz). Support is evident from the top. One of the signatories, Chen Jining, who was then presid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is now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at next?

In this age of heightened geopolitical tensions, scientists should not be mere bystanders; they should leverage their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connections to promote dialogue and understanding. US–China relations are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entirely to the politicians. My call to action is to preserve China–US collaborations by proposing concrete ideas and plans rather than just defending fundamental research as a first principle. Let me end this commentary with two further ideas.

First, scientists from both countries should get more involved in discussion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a neutral, third-party location. For example, during the cold war, Vienna was the hom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where Soviet and US scientists discussed mathematics, energy, food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 similar initiative can be launched today.

AI is close to what economists call a 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 It is widely used to conduct scientific research, making it both a research topic and a technology for doing science. Without reaching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n the rules and conduct of AI, collaborations across the board will be impaired.

Seco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might have to brace for the lapse of the STA. Alternative mechanisms will be needed in its absence. One idea is to shift to a more defined and organized approach, similar to the joint project on smallpox during the cold war, in which topics and research areas are mutually agreed and supervised by the two governments.

Collaborations in this age of geopolitics need to ensure two kinds of safety: for the nations and for the participating researchers. This curated approach will lead to some losses of autonomy and scale of research. It is not a method of choice but one of necessity, and a second-best alternative in this time of tensions and distrust.

林至敏、王建伟:哈里斯完全有可能击败特朗普

本文由上海澎湃新闻网首发,两位作者分别是美国瓦尔波莱索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林至敏和澳门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王建伟。本文与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何清涟的文章“这次美国大选的几个决定因素”形成鲜明对比,与丹佛大学教授赵遂生的文章“美国大选进入势均力敌的新阶段”在观点上比较近似。

7月,美国大选风云突变。13日,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遭遇枪击;21日,拜登宣布退出选举,并举荐其副手哈里斯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剩下不到100天的时间里,选情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

哈里斯在“出战”前并不受欢迎,这也是之前许多民主党人宁可支持拜登背水一战,也不肯换人的原因。即便拜登退选后,仍有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哈里斯要击败特朗普,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从7月下旬以来的民调看,哈里斯和特朗普的全国支持率几乎已经打平。在七个关键州(密执安、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北卡罗莱纳、佐治亚、科罗拉多和亚利桑那),特朗普占据较大优势的情况也在发生改变。最近的民调显示,在两人对决的情况下,除了宾州和北卡,哈里斯的支持率已经反超特朗普。

从6月27日首场大选辩论到7月21日拜登退选,在美国甚嚣尘上的“选举已经结束,特朗普赢了”的言论已然灰飞烟灭。

对于拜登退选,特朗普团队虽说不是完全没想到,但真的发生了,还是缺乏准备,至今仍处于仓皇应战的状态中。与此同时,民主党则士气大振,仅仅一个换人的动作,就把执政党从绝望的境地中捞了出来,可以说基本上化被动为主动了。

大选态势如此戏剧性的转变,不仅在美国选举史上闻所未闻,也预示着在未来几个月,我们恐怕无法继续用常规眼光去观察和研判这场选举的走势。

2016年以来,美国政坛最令人费解的恐怕就是“特朗普现象”了。他身上的是是非非,一般政客但凡沾染上些许,都会支持率大跌甚至被迫退出政坛;而特朗普似乎是丑闻越多,支持者就越多和越坚定。6月初,曼哈顿刑事法院陪审团裁决,特朗普“有罪”。但成为罪犯,并没有妨碍特朗普在短短几天后就就募集到5000多万美元竞选资金。随后的民调同样显示,他的支持率不跌反升。

此前,拜登团队一直想把这场大选定义为“民主保卫战”,藉2021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将特朗普描绘成对美国民主的头号威胁。但由于拜登的老迈形象和在首轮总统候选人辩论中的糟糕表现,选举的焦点不仅没对上“民主”,反而转移到现任总统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缺失上来。

7月13日,特朗普“遇刺”更使他成为支持者心中的“超级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党能否逆转翻盘,关键在于能否将特朗普从“神坛”上拉下来。拜登已经被证明做不到,那么换了个哈里斯能做到吗?她能在2024年大选中打败特朗普吗?

从哈里斯登场以来这两周的情况看,完全有可能。在大选最后三个月里,定胜负的无非是三个“M”和一个“E”,即选举资金(money)、选举态势(momentum)、选举信息传送(messaging)和组织落实(execution)。两位候选人谁能在这四个方面做得更好,谁就能笑到最后。

选举资金

在选举资金方面,民主党直到今年第一季度一直占上风。进入第二季度,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中被判有罪后,其支持者奋起踊跃捐款,之前持观望态度的一些共和党金主们也纷纷慷慨解囊。至6月底,无论是直接捐给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还是捐给支持特朗普竞选的外围组织的款项,都超过了拜登及其后援团体募集的资金。加上拜登团队第二季度花了不少钱,一些原先支持他的金主又转作壁上观,民主党在竞选资金方面越发处于劣势。

哈里斯的参选,直接改变了这一局面。一周内她便获得小额捐款共计2亿多美元,之前持观望态度的大金主们也果断加码,捐了至少1.5亿美元(大额捐款按规定只能捐给支持候选人的政党或后援组织),还有近20万人报名成为哈里斯竞选的志愿者。相比之下,特朗普和共和党方面整个7月只得到了约1.4亿美元的捐款,处于明显的劣势。

选举态势

哈里斯参战,对竞选态势的影响同样是颠覆性的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多为铁杆粉丝,基本盘呈刚性化。而拜登的支持者相对软性,他们对拜登的老迈笨拙感到担忧,对其中东政策偏袒以色列感到不满,无论如何,他们也不可能再像四年前那样去支持他了。

但哈里斯不同。她没有年龄和执政能力方面的包袱,毕竟只是个没有实权的副总统。随着拜登退选,民主党方面最致命的年龄问题迎刃而解,无需再担心他们的候选人在全国选民面前语无伦次;而特朗普非但失去了对对手的一个有效攻击点,在比他年轻近20岁的哈里斯面前,有年龄问题的反而成了他本人。

更重要的是,哈里斯的闪亮登场一扫民主党人积蓄已久的悲观阴霾——在首场电视辩论后甚至演化成了绝望,让他们重新看到了胜选的希望。这种触底反弹的力量非同小可,可以说连拜登本人也始料未及。许多民主党高层之所以对劝说拜登退选感到犹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担心党内没有人有能力接盘,更没有能力带领民主党与特朗普决一雌雄。而哈里斯五年前参选总统的战绩也确实惨不忍睹,甚至都没坚持到党内初选的阶段。

然而,时势造英雄。临危受命的哈里斯,表现出与五年前截然不同的干练和气场。民主党人迅速团结到她周围,除了极少数选情微妙的国会议员,如蒙塔纳州的参议员帖斯特(Jon Tester),尚未公开表态,其余所有民主党高层都毫不犹豫地站在哈里斯一边。

民调显示,哈里斯获得93%的民主党人的支持,超过了鼎盛时期的拜登,和特朗普的党内支持率相当。高度的党内凝聚力,迅速点燃了民主党选民的激情,就像前面提到的,小额捐款人数和新登记选举志愿者人数的大幅增加。

上述种种,以及哈里斯一举一动在社交媒体上的热度,无不显示选举态势的天平正在决定性地倒向民主党的一边。

当然,也有分析认为,所谓的“哈里斯热度”坚持不了多久,新鲜感褪去后,选民又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哈里斯的弱点和软肋上。假以时日,选举态势又会重返均衡。这样的分析自然不无道理,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走势,那就是哈里斯的势头还会延续一段时间,鉴于距离选举日已经不远,当前的态势只要再维持一到一个半月,就有可能为民主党奠定胜局。

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大。

从时间表上看,有几个节点可以提振并维持哈里斯的竞选势头。首先是宣布竞选搭档。8月6日,哈里斯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宣布,60岁的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Tim Walz)将作为她的竞选搭档,加入到选战中来。沃尔兹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却颇受中西部乡村选民的欢迎,这在民主党人中并不多见。他对特朗普及其竞选搭档万斯简洁明了的评价——“阴阳怪气”(weird),最近更是火遍全美网络。反观共和党那边,万斯正日益成为特朗普的拖累而不是助益。

第二个节点是民主党定于8月19日到22日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将正式提名哈里斯和沃尔兹为民主党候选人,届时拜登、奥巴马、克林顿等民主党大佬或许都会到场,掀起新一波的造势高潮。

第三个节点在9月2日美国劳动节后,那时美国大选已经进入冲刺阶段。特朗普在经过长久考虑之后,同意按原定计划在9月10日与哈里斯进行辩论。只要哈里斯发挥正常,她就能稳固民主党基本盘,并稳步向中间选民发动说服攻势。

所以在选举势头这一关键变量上, 哈里斯有不少后发优势,且有望将目前的有利态势保持较长时间。而特朗普的竞选势头在枪击事件之后、共和党代表大会期间已经达到了峰值。种种迹象显示,他和他的搭档正在走下坡路。

选举信息传送

不太确定的是第三个M,即双方在选举信息传送方面的竞争。或者说,比的是谁更擅长用通俗易懂、煽动性强但又不至于吓跑中间或摇摆选民的语言,来凸显与选民的同理心以及自身主张的合理性,从而最大化自己的支持面。

在美国,选战对候选人的考验往往不是“你做了什么”或“计划做什么”,而是如何用最简洁的语言在最短时间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这种语言一旦被媒体接受并重复使用,就变成了政治对话中的标志性通用叙事,进而确认候选人的话语优势,也就是所谓“保险杠贴纸政治”(Bump Sticker Politics)。

拜登一向拙于表达,当选总统后很少和媒体互动,总给人一种要隐瞒什么的感觉。其团队炮制的一些施政口号,如“重建美好计划”、“拜登经济学”等等,都十分笼统和缺乏针对性,更糟糕它们不接地气,无法让选民感到振奋。这也是为什么“拜登经济学”成功地抑制了通胀,同时保持着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低失业率,得到经济学家们的一致赞赏,却打动不了选民的心——多数选民对拜登执政最不满的地方还是他最在意的经济和民生领域。

相比之下,特朗普特别擅长“保险杠贴纸政治”。一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喊了十年,至今还能让其支持者热血沸腾。作为曾经的脱口秀主持人,特朗普长于捕捉选民、尤其是共和党选民的心理,以直接了当、极具煽动性的语言,以及夸张的肢体动作,对对手发起无底线攻击。这让他极具气势,往往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至于说的是真是假,支持者并不计较。

而拜登是传统老派的政客。他对特朗普的抨击往往更有理据,更符合事实,但表述过于公式化,因而受众效果差,新闻媒体也很少愿意转发,即使得到转播,也很难引起特朗普信息传递的那种轰动效应。

哈里斯则不同。虽然她的从政经验远不如拜登,但她的检察官经历,在国会担任参议员的历练,再加上她比较豪爽的个性,使她的讲话逻辑性更强,鼓动性更大,语言表达尤其是攻击对手时对重点和节奏的掌握更自然。由她来对付特朗普,至少可以部分抵消后者在话语表达方面的优势。如果用她参战以来的几次公开演讲和特朗普的同期竞选言论做比较,两人可以说是势均力敌、棋逢对手。

当然,仅仅拥有传达竞选信息的能力和技巧是不够的。要在Messaging上占据上风,还要看候选人传递的是什么信息,以及这种信息能否激励支持者,并击中对手的要害。

之前,特朗普团队的信息传递策略围绕着拜登订制,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突出拜登的年龄和执政能力问题;二是以选民关注的通货膨胀和边境非法移民问题为主要攻击点;三是紧扣选民对国家走向的担忧,渲染“国将不国”,进而打造特朗普“救世主”式的强人形象,传达非特朗普不能救美国的信息。这套“三合一”的策略,即便不能打动中间选民支持特朗普,至少也会让他们对选拜登感到犹豫,从而可能弃选。

但显然,拜登的退选使这套话术突然无效了。它不适用于哈里斯。截至目前,共和党方面尚未找到有效应对“哈里斯效应”的新策略,但新的选举信息传递目标可能有三个:一把哈里斯定义为极端自由派代表,用特朗普的话来说,是比著名的左翼参议员桑德斯还要左;二是揪住非法移民问题,攻击哈里斯作为副总统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玩忽职守;三是把哈里斯过去的一些言论翻出来“炒冷饭”,如在2020年佛洛依德事件后主张不再给警察拨款,等等。目前看来,仅凭这三点就想改变中间选民的态度,难度还是不小。

哈里斯替换拜登出战才不过十几天,照理说,她的选举信息传送策略要酝酿一段时间。但从这十几天的情况看,其策略已经大致形成,且针对性强,接地气。归纳起来,也有三个方面:一是将特朗普路线定义为开倒车,而“我们绝不往回走”。这与奥巴马当年的“改变”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传递了一种积极果敢的信息,足以打动选民的心。二围绕权利与自由,鲜明地捍卫女性堕胎权、有色群体的选举权等等,激发相关群体的选举热情,进而把2024年大选界定为捍卫基本权利之战。这样一来,当选民选择哈里斯,他们实际上选的是自己的权利。三是以其检察官的职业生涯,对照特朗普的罪犯形象,一明一暗,既激励了民主党基本盘的斗志,也削弱了特朗普在中间选民中的好感度。

总之,选举信息传递之争,将是美国大选下一阶段的重点。过去面对拜登时,特朗普拥有绝对优势,但现在面对精力旺盛且曾司职起诉罪犯的哈里斯,他不管在气势上还是言辞上都很难占到上风。为夺回话语主动权,他有很大机率会依赖于人身攻击的手段,贬低压制哈里斯。这样做,当然能博取铁粉支持者的欢呼,但却难以为他开拓新的票源。同时,这种攻击还会分散选民对哈里斯能力短板的关注,对后者来说未必全是坏事。

组织落实能力

最后是E,也就是双方在选举冲刺阶段的动员组织能力。它决定了选战双方能否将摸不着的支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选票。

从9月下旬起,美国各州就会陆续开始提前投票了。届时,选举的关键便会转到对选民的动员上来,看哪一方能够动员尽可能多的选民出来为自己投票。在组织实施选举这方面,民主党历来占有优势。不过共和党在2020年败选之后,吸取了教训,这些年来大力发展基层组织,成立各种后援会等。当然,效果如何还有待这次选举的检验。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许多原先对拜登感到绝望的民主党选民,虽然不至于把票投给特朗普,但很可能会待在家里不去投票。而哈里斯的登场,或许会让他们改变主意,在最后时刻冲高民主党支持者的投票率。

综上所述,哈里斯的参加从根本上改变了2024年美国大选的格局。

特朗普曾不无蔑视地说,哈里斯是比拜登更容易击败的对手。显然,他低估了她的政治能量,而现在,他正在为这一错误付出代价。作为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远比拜登更为强势——从竞选资金到组织执行,她和她的团队没有明显的短板,如果不是比特朗普更强的话。当然,哈里斯的选战之路才刚刚开始,她仍然可能会输。接下来就看她能不能保持目前的势头,在调动民主党基本盘的同时,不至于吓跑中间选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