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博一, 谭楚妍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23日，特朗普政府发布新规，将对“补充营养协助计划”（SNAP）的参与资格进行严格审查，这将使约310万人不能再通过食物券获取免费食物，此举引发了民主党议员和公民团体的强烈不满。
　　据路透社报道，“补充营养协助计划”（SNAP）通过发放食物券的形式向全美四千万失业或低收入者提供免费食物，覆盖美国12%的人口。福克斯新闻称，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130%的个人才有资格参与该计划。
　　路透社援引美国农业部官员称，日前，美国43个州允许居民同时通过SNAP和另一联邦项目“贫苦家庭临时协助计划”（TANF）获取免费食物。如今，农业部要求TANF参与者提供其收入及资产的资料以供审查，来判定他们是否有资格继续同时参与SNAP。
　　农业部预计，新规一旦落地，共310万人将不能获得食物券，为联邦政府一年节约25亿美元开支，而国会预算办公室则预计这一数字仅是8亿。公民团体“孩童优先”（First Focus on Children）预计，7.4%有孩子的家庭将不能获得食物券。
　　在限制该项目的努力在去年遭到国会的否决后，特朗普政府一直致力于对该项目的参与资格附加新的条件。特朗普认为鉴于美国强劲的经济和低失业率，许多美国人并不需要SNAP的帮助。农业部部长索尼·普度（Sonny Perdue）称，一些州钻政策的空子，让不符合要求的人获得SNAP的利益。
　　农业部代理副部长布兰登·利普斯（Brandon Lipps）表示，现行的法规让数以百万计并不需要SNAP的人也占了便宜。对TANF参与者进行获得SNAP参与资格的审查，农业部并不需要获得国会的同意。
　　但此举遭到了多方的反对。
　　民主党议员戴比·施塔贝诺（Debbie Stabenow）称：“新规将使得家庭无法获得食物，孩子们没法在学校里吃免费午餐，州政府也更难获得食物援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恰克·舒马（Chuck Schumer）则称：“削减嗷嗷待哺的人的食物来源？这又是我们政府无良的体现。”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新规将会削减贫困家庭的福利，对SNAP的资格审查也任重道远。
　　自由派公民团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表示，新规将会使那些只有几千美元存款的人生活更加困难，还会增加州政府的行政开支。

来源时间：2019/7/24   发布时间：2019/7/24

旧文章ID：19125

作者：辛恩波  来源：澎湃新闻

　　华盛顿当地时间7月24日上午8:30（北京时间24日晚8:30），此前负责“通俄门”调查的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Mueller）将在国会作证，就他于今年3月提交的“通俄门”调查报告分别接受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两党议员的提问。
　　历经两年调查之后，穆勒团队在今年3月完成通俄门调查报告，司法部4月公布了报告的删节版。穆勒在报告中宣布，没有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存在勾结行为的证据。而就特朗普妨碍司法的问题，穆勒在报告中表示，他虽然无法提议指控总统，但是也不能为总统开脱。
　　尽管穆勒本人已于今年5月宣布辞职，并关闭了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但“通俄门”并未就此翻篇。自司法部4月公布删节版调查报告以来，众议院已经有超过80名议员呼吁弹劾特朗普。
　　路透社周三（24日）称，这两场听证会对于特朗普及民主党人而言相当重要，民主党内目前对于是要弹劾特朗普，还是要把重心放在2020年选举上存在意见分歧。穆勒出席听证会可能会成为民主党在弹劾问题上的转折点。
　　不过，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通过“通俄门”听证来弹劾特朗普并非民主党的主要目标，民主党实际是着眼于大选，希望借此打击特朗普。不过，刘卫东进而补充说，单纯以此来打击，对特朗普造成的伤害将很有限。
　　民主党摩拳擦掌准备挖料
　　7月24日上午8:30，听证会将首先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展开，时长约为3个小时。在短暂休息之后，穆勒将继续出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这两场听证会都将通过电视进行全国直播。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披露的消息，司法委员会的听证将着重聚焦调查报告中有关特朗普妨碍司法的内容，而情报委员会的听证则侧重于有关2016年大选中是否“通俄”的调查。
　　7月22日，司法部助理部长布莱德利·韦恩斯海默致信穆勒，要求其在周三的听证会发言必须在司法部此前发布的调查报告范围之内。不过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表示，穆勒无需理会这封信，并批评司法部此举傲慢，超出其职权范围。
　　实际上，穆勒此前已经表明，他的证词将不会超出此前提交的调查报告。媒体此前报道。穆勒以言辞谨慎著称，他过去在听证会上经常给出一个字的回应。
　　穆勒的得力助手、前副特别检察官亚伦·泽布利（Aaron Zebley）将陪同穆勒一同出席周三的听证会，届时他将坐在穆勒身边。据《纽约时报》报道，泽布利不会作为正式的证人作证，但将作为律师为穆勒的回答提供建议。
　　参加听证的每一位议员都有5分钟时间向穆勒发问，司法委员会将尽力在3个小时的听证会上让其41位成员都能够得到发言机会，因此部分议员的提问可能会更短一些。
　　此次听证会原本定于7月17日举行，但是司法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12日发表声明，将听证会时间推迟至24日，并将原定2个小时的听证会延长为3个小时。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司法委员会的部分成员认为，原定的2小时听证时间将使许多委员会成员得不到提问的机会。按照原定安排，41名成员中将有一半人没有提问机会。
　　据报道，这个方案遭到了两党议员的反对。共和党议员担心不能获得提问机会，民主党议员则担心时间太少不能将“通俄门”调查询问清楚。
　　据CNN报道，特朗普上周表示，自己不会看穆勒的听证会。不过周一他又表示，可能会看一点。报道称，显然他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7月23日他在推特上指责泽布利协助穆勒出席听证会一事，称这是“被操纵的政治迫害”，不应被允许。泽布利曾经是希拉里助手的律师，特朗普在推特上称他是“反特朗普”律师。
　　7月23日早些时候，特朗普还在推特上称，自己完整地读了穆勒报告，但在报告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中什么都没发现，“完全浪费了每个人的时间和纳税人的钱”。7月22日早上，特朗普还在推特上坚称，穆勒报告的结论就是（特朗普团队）“没有通俄”，也没有妨碍司法。他指责民主党“除了在这荒唐的政治构陷上浪费时间，什么实事都没做”。
　　目光聚焦“被涂黑的6%”
　　罗伯特·穆勒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直至2013年詹姆斯·科米接任。2017年5月，穆勒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负责主导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大选中的违规行为，以及与俄罗斯可能存在的共谋，俗称“通俄门”。
　　这一调查历时22个月，穆勒团队于今年3月提交了全长448页的最终调查报告。两天后，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向国会提交4页总结摘要，指没有证据显示特朗普团队存在“通俄”行为，并且，特朗普未犯下妨碍司法公正的罪行。
　　4月18日，美国司法部又公布了删减版报告，其中约有6%不宜公开的内容被涂黑遮挡，并标明需要遮挡的原因。
　　巴尔解释说，被涂黑遮挡的部分包括四类敏感信息：一是已提交给大陪审团的信息，需遵守保密规定；二是情报官员担心可能危及敏感来源和方法的材料，包括来自联邦调查局线人和外国盟友的信息；三是可能妨碍其他当前调查的信息，包括穆勒调查衍生出的调查；四是司法部认为会不公平地侵犯隐私，损害“外围第三方”声誉的材料。
　　删减版报告公布之后，外界争议报告结论与巴尔此前提交的摘要不完全一致。报告虽然表示，无法证实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与俄罗斯政府在干预大选的活动上有共谋或合作，但在特朗普是否干预司法的问题上，穆勒未有作出总结性判断。报告的原文是：“这份报告无法就总统是否犯罪得出结论，但也没有为总统正名。”而巴尔的总结是，特朗普没有犯下干预司法的罪行。
　　报告公布后，包括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杰里·纳德勒（Jerry Nadler）等民主党人质疑巴尔的公正性，要求穆勒出面作证，并公开包括涂黑部分的完整报告。
　　“穆勒的基本观点已经在他的报告中体现出来了，我认为他不太可能在听证会上突然拿出一些惊人的内容。”刘卫东说。
　　刘卫东指出，穆勒报告发布后，民主党中一直有人对报告不满意，认为穆勒帮助特朗普掩盖一些真相，希望从中能够再挖出一些没有透露的东西，给特朗普造成新的伤害。但通过穆勒去挖掘特朗普污点的空间很小。
　　弹劾对民主党而言是招险棋
　　美国媒体分析，目前民主党对于是否对特朗普发起弹劾存在分歧，穆勒的公开证词可能会让更多的民主党人支持对特朗普的弹劾。
　　7月21日，民主党籍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里·纳德勒在福克斯电视台新闻节目中更宣称，穆勒报告中包含“实质性证据”，表明特朗普犯下了“严重罪行和不检行为”（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urs），这足以令其遭到弹劾。
　　纳德勒说，“我们必须让穆勒呈现这些事实给美国人民，政府必须被追究责任，任何总统都不能凌驾法律之上。”
　　纳德勒在媒体采访中所说的“严重罪行和不检行为”，实际上是美国宪法第二条第四款有关弹劾总统的规定。根据美国宪法，如果有足够多的议员投票认定总统犯有“叛国罪、受贿罪和或其他多项重罪及轻罪”，国会可以在总统任期未满前解除其职务。
　　“美国宪法的规定其实非常笼统，没有进一步的实施细则。是否达到弹劾的条件更多取决于议员的个人认识，或者整个社会的一种共识，这个是更重要的。”刘卫东说，“从整个社会舆论来看，现在并没有达成这种实施弹劾所需要的压倒性的舆论倾向，我觉得（民主党）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选举）动员。”
　　就在7月17日，美国众议院否决了民主党议员奥尔格林（AlGreen）提出的弹劾总统特朗普的议案，这是自民主党控制众议院以来，国会就弹劾案进行的第一次投票。此前一天，众议院通过了谴责特朗普种族主义言论的决议。
　　尽管这份弹劾案最终以95票赞成、332票反对的结果被否决，但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和弹劾有关的法案中支持人数最多的一次。
　　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此前曾表示，特朗普的一些行为可能是需要进行弹劾的，但在众议院委员会继续调查期间，她一直敦促谨慎和耐心。
　　刘卫东认为，弹劾对于民主党而言是一招险棋，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而冒险对特朗普发起弹劾，有可能激怒中间选民，反而影响民主党选情。

来源时间：2019/7/24   发布时间：2019/7/24

旧文章ID：19124

作者：陈晓  来源：微信公众号 直新闻（zhi_news）

　　随着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今年6月1日正式出炉，特朗普政府在一年半之内已先后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报告，从国家级战略层面明确将中国定性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目前来看，对华强硬已成特朗普政府既定的对华政策。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已经史无前例地做好了“硬怼”中国的思想统一。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7年12月发布为起点，我们对美国前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同一时期提出的对华政策主张进行梳理，发现呼吁继续保持与中国接触的“温和派”亦不在少数。他们的政策主张主要集中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把中美对立起来是个“伪命题”
　　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认为把中美两国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对立起来是一个伪命题，两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在朝核问题上，两国也有利益重合。
　　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睿哲（Richard Bush）与何瑞恩（Ryan Hass）认为，在华盛顿出现的对华强硬现象主要是“左边的进步主义者和右边的民族主义者的联盟”，主要是安全问题上的鹰派、经济问题上的民族主义者“站在了一起”。
　　二、“特朗普的一些说法是妖魔化中国”
　　一些美国前政府官员，如芮效俭（J. Stapelton Roy）大使、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反对特朗普政府把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许多成就全盘否定，认为“接触政策是成功的”，“建设性接触很好地服务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芮效俭指出，尼克松访华、卡特与中国建交都是为了“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取得地缘战略优势”，而不是为了“改变中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Freeman）、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主任贝德（Jeffrey Bader）等认为美国从中美关系中获益，特朗普政府关于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一些说法是误导性、夸大的、甚至是虚假的，是妖魔化中国。
　　着名学者史文（Michael Swaine）在《制造不稳定的亚洲：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并不足以完全推翻现行的对华政策，中国支持大部分现行国际规范，史文的判断是：“特朗普政府通过指责北京蓄意颠覆整个全球秩序，试图把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引向零和博弈”。
　　耶鲁大学教授、着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指出，固执地把中国当作威胁会带来严重后果，不仅会导致以牙还牙的关税、不断升级的安全摩擦，甚至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
　　三、中美之间只考虑做一笔买卖是短视的
　　世界银行前行长、前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ick）不认可美国政府交易性的、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他认为，特朗普想使中美经济脱钩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他认为特朗普没有进行系统性思考，而只考虑做一笔买卖，达成一项交易，是短视的。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主任贝德指出，特朗普疏远中国的做法，从根本上放弃了与中国规模巨大的交往和接触，是对中美长远关系的一种改变，没有进行过成本和收益、风险和机会评估。他指出，美国大多数企业意识到他们需要中国的市场和供应链。
　　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指出，“美国政策转向遏制或者放弃与中国合作，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急需一种更负责任的治国理念，既能保卫美国利益，又能避免双输。”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在限制中国的高技术投资和人才进入美国方面做得过于仓促，有可能损坏美国的创新经济和经济竞争力。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认为，与中国脱钩是巨大的错误，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极大破坏，损害世界经济稳定，破坏供应链，而这些供应链是过去三四十年美国享有的和平、繁荣的基础。
　　四、中美冷战2.0？不存在的
　　约瑟夫·奈认为，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大不相同，不会发生冷战。美苏之间几乎没有经济联系，几乎没有人员交流。然而，现在中国在美留学生有37.5万人，还有几百万旅游者，两个社会之间的交往使彼此不能孤立，也使彼此抹黑对方变得困难。
　　耶鲁大学教授、冷战史专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认为，很多人提出的“新冷战”或“冷战2.0”“冷战3.0”是无稽之谈。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Bonnie Glaser）认为，冷战的主要特征是美国与苏联之间意识形态的竞争，现在的中美两国关系不具备这样的特征，中国也没有像苏联那样寻求势力范围，或组织一个盟国集团来对抗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金骏远（Avery Goldstein）认为，现在不存在中美进行冷战的国际条件，没有哪个国家想要被卷入两国的长期对抗，甚至“中国的地区竞争者印度和日本”也认为要与中国合作来推进共同利益，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像冷战时期那样“选边站”。
　　2018年12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在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一周年时曾预测，“美国国内已形成对付中国的共识。它不仅超越了白宫和国会的分歧，也跨越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歧见，更弥合了商业企业和工会的矛盾以及全球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分歧。”
　　现实是，美国仍有不少人对中美关系进行着理性的思考，虽有“政治正确”的倾向，但“敌视中国”显然不能算得上是气候已成。
　　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我们不必过于悲观，既要警惕特朗普及极右势力将中美引向恶性竞争的可能性，更要防止过度夸大美国社会的所谓“敌视中国共识”。

来源时间：2019/7/22   发布时间：2019/7/14

旧文章ID：19120

作者：  来源：国观智库

　　台湾问题不仅是长期制约中美关系的一大消极因素，而且是唯一可能触发中美直接冲突的导火索。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也是《与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值此特殊时刻，总结美对台政策的本质，回顾中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博弈对我运筹中美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一、美国的对台政策目标是“维持现状”，实质是让台湾问题永远拖延下去
　　所谓台湾问题本是中国内战的历史遗留物，正是由于美国的非法干涉才使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尽管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向提倡“维护和平”、“确保中立”，但历史表明，这种提法只是美国为达成其政策目标而精心装饰的一层漂亮外衣。上世纪50年代，美国在台海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时，并不介意海峡两岸终日炮火频仍，相反，美打算以台湾为基地“有限度”地放蒋袭扰大陆，破坏大陆业已开始的经济建设。艾森豪威尔时期，美进一步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甚至公开威胁要祭出“核武平衡”。后来，随着大陆实力的不断增强，加上中美建交以及台湾当局难凭一己之力蚍蜉撼树，美国才忧虑起所谓的“和平问题”。
　　二、美国的对台政策调整始终以其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基本脉络，包含多项战略意图
　　国际政治古典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认为，利益是国际关系中的永恒立场，各国均以自己的利益为目标展开政治活动。美国的对台政策调整始终以其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涵盖多种战略意图，主要表现为四层：一是以劝阻+威慑手段阻止大陆对台动武，并通过或明或暗的手段阻扰两岸的自然统一进程。二是巩固既得利益。美国动辄拿两岸军力失衡、大陆对台军事威胁做文章，不断提升对台军售规模，既是出于维持现状以追求其利益最大化和长久化的考虑，也是出于追求军火利润的动机。
　　三是掌握台海局势主导权。美国反复强调“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言下之意是说台海局势如何发展要由美国说了算。美国知名的两岸问题专家容安澜称，美国承认“一中”原则，但这并不表示美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同时也不认为“中华民国”或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在他看来，维持台海现状就是海峡两岸任何一方都不能以威胁或挑衅方式，将自己的定义强加给对方，或强加给国际社会以致破坏台海和平与安定。显然，美国要牢牢掌握台湾问题的主导权。
　　四是防范台独势力把美国“拉下水”。美在利用台湾制衡大陆的同时，并没有为台独分子火中取栗的意愿。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傅立民曾直言，“我们必须提醒台湾，它没有一张用美国人的血来填写的空白支票”。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名着《大棋局》中写道，“台湾被统一将使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受到毁灭性破坏，但美国不得不进行的干预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
　　三、美国“一中”政策的两面性，是引起中美关系颠簸的重要原因
　　美国的对台政策表现出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美国始终保持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对两岸关系发展限制条件。美国不仅要求台湾保持足够的防卫力量，向台出售武器、支持台湾拓展国际参与，而且要求两岸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军事问题，更不能谈和平协定与统一问题，两岸协商要有“透明度”，台要向美知会两岸之间各种商谈的进展和细节。美国的对台政策也有反独的成分，但其反独立场是被迫的，是表面化和空心化的，是不得已而为之。
　　目前，尽管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有共识，都主张一个中国，都主张和平解决，但是，美方常说的“和平解决”的含义是有变化的。起初，指和平统一；20世纪90年代，则避而不谈和平统一，刻意将“和平解决”解释为包括和平统一、和平分离的中性概念，称美方不关注最后是和平统一还是和平分享，而只关注解决的途径必须是和平的，最终的两岸人民都接受的。70年的台海风云史表明，正是美国利用台湾问题消耗了中国的力量，制造了中华民族的内耗，使海峡两岸骨肉隔阂、兄弟相争。台海至今依然处于一种不战不和、不统不独的不正常状态，美国无疑是始作俑者。
　　四、坚持原则、坚守底线、坚决斗争是应对美国挑战的唯一正确选择。
　　中美两国的交往史表明，敢斗、善斗是应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挑战我战略底线图谋的必然要求和唯一正确选择。1982年7月14日，卡特总统就对台军售做出“六点承诺”（主要指：美不会同意设定期限停止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美不会同意就对台湾武器销售问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事前磋商，美并没有改变对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立即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发出明确信息：中国已经做好中美关系倒退的充分准备；外交部和《人民日报》对美国的行径表示严正抗议和批驳；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副总统布什时明确指出：“中美之间的中心问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这是“侵犯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的问题”。
　　中国的坚决斗争迫使美国作出让步，8月15日，两国就售台武器达成协议，并于17日公布，这就是维护中美关系的第三个公报——《八一七公报》。该公报共9条，其主旨强调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确保“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尽管美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不断出尔反尔，但《八一七公报》对美国行为还是有了一定约束力。1995年5月23日，美政府宣布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强烈抗议；同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也分别发表声明，对美国行径表示强烈谴责。
　　江泽民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分裂中国的图谋，都注定要失败。”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针对“台独”猖獗活动和美国的分裂行径，在1995-1996间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面对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和坚强决心，美国政府采取了缓和的态度。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给江泽民的信中承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任何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尝试，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五、实力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
　　历史还表明，美国以往从未有过主动解开“台湾之结”的意愿，今后也不会有。美国是台海分治格局的塑造者和主导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尽管台湾问题的演进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现时台湾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之下，内源性因素已渐成推高台海政治风险的主要诱因之一。但是，岛内形势的任何变化并不足以主宰台湾问题的根本走向，反而始终受到中美关系整体环境的支配和制约，台湾问题最终要放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中去考量。鉴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带有结构性，因此，实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任何政府都不会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等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做出任何退让和妥协；美国认定，大陆和台湾统一会打破亚太的战略平衡，进而严重破坏美国的“威信”及其霸权的有效存续。
　　因此，台湾问题是中美国家战略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换言之，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出路在于国家的实力，以及战略决策的运作和博弈。只有将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和军事反制的坚决性相结合，才能有效震慑并制止台独势力的冒险，才能使外部势力清晰体认到中国政府的底线不容轻易触碰，才能为台海的真正和平提供最坚强的保障。

来源时间：2019/7/22   发布时间：2019/7/13

旧文章ID：19118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最近，中国驻巴基斯坦外交官赵立坚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社交网站“推特”上的交锋引起全世界关注。面对赖斯对中国新疆政策的指责以及对他个人的污蔑，赵立坚用推特进行了批评与反击。

无独有偶，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也在近期就香港修例问题接受了BBC的访问，面对主持人充满偏见和敌意的问题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就香港的真实情况与中央政府对港政策进行了清晰明了的解释。

赵立坚大使与赖斯

赖斯在推特中称赵立坚是“种族主义耻辱”

近年来，中国外交官在媒体上日渐活跃，越来越善于利用中外媒体发声，也越来越个性化。不仅让国内民众对中国外交官“耳目一新”，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讨论。针对这一现象，观察者网采访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请他谈一谈外交战线上的新变化。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金老师您好。近来中国外交官越来越多地直面外媒，主动出击，与国际上诋毁和误读中国的声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人说，中国外交已经改变了过去“韬光养晦”的政策，您怎么看“韬光养晦”？中国外交是否已经走过了“韬光养晦”的时代？

金灿荣：首先，韬光养晦是一个比较高层的国家战略，而外交风格的变化主要还是一种外交能力的提升，这两个东西不能直接联系。韬光养晦是一个阶段性的国家战略，是小平同志针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非常艰难的外交处境提出来的，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成为我们总的指导思想。

小平同志认为，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讲，最重要的是内部发展要好，内部发展的核心是要搞好经济。所以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国内优先，在国际上不要主动卷入矛盾，即使有时候你不卷入矛盾矛盾来找你时，我们也要很克制地使用力量。

我个人认为韬光养晦是一个很好的、很复杂的思维系统，但是在实践中我们遇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韬光养晦”这个词一出来就被外国人误读了，美国人白邦瑞在一开始就把这个成语翻译成“Hide one’s capability and bide one’s time”——直译过来就是“隐藏力量，等待时机”。这个翻译相当不好，我们是真心地“韬光养晦”，外国人却认为我们在“卧薪尝胆”，以至于有美国朋友开玩笑问我，你们在等待啥时机啊？这也是挺尴尬的，我们没有等待什么时机，就是想好好发展。

长期担任“中国事务顾问”的白邦瑞

第二，不管美国人怎么翻译，怎么理解，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确实是很认真地执行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不惹事儿，很克制地反击，但是韬光养晦一直在民间是很有争议的。因为基层民众认为，韬光养晦在战术层面牺牲很多利益，这些利益最终是牺牲在老百姓这里，而让我们老百姓承担损失就是为了你们精英层工作容易一些，所以说他们也非常的不满意。

习主席执政以前，有一个说法传得挺广泛的，说是世界大国里面美国人最爽“老子想打谁打谁”，俄国人凑活，“谁打我我打谁”，中国人最惨，“谁打我我骂谁”。其实韬光养晦就是精英层很喜欢，但民间逐渐有不赞同的声音。

我们韬光养晦搞了几十年以后，总体来说是有它的正面性的，避免了很多矛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确实得变了：

一个是中国块头大了，物理上再继续韬光养晦已经做不到了；第二，现在国内老百姓的心气儿也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再韬晦，老百姓也不干了；第三，还有客观的情况，我们国家的利益多了，如果我们不去保护，那谁去？另外国际上对中国的责任要求大了，这个时候如果还躲着，人家要骂我们的。

所以韬光养晦是小平提的，涵义是对的，不管美国人怎么解释，我们都认真做了，我个人认为效果是好的，但是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我们再像以前那样做也是做不到了。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像赵立坚大使那样，拥有个人风格的外交官越来越多，越来越善于运用国内外媒体，最近也有一系列的对外发声。您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上级的统一部署还是外交官个人风格的体现？

金灿荣：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发生了一些变化。总体来说，中国外交变得积极进取了，积极进取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外交官变得比较自信，活泼。整个战略宽松了一些以后，战术层面必然也活泼一些，现在我们的发言人，比如陆慷、华春莹这一批人，讲话的幽默程度就比以前高了。至于你说的赵大使，开始用西方的媒体来发声，这是战术层面的变化，它反映了我们气氛的宽松，也反映了能力的提升。

外交部各位发言人鲜明的个人风格使他们成为了网络上的“明星”

以前我们的外交干部给人感觉胆子挺小，怕出事儿，另外也不太会用社交网络这些东西，现在新的一代外交官对于这些社交媒体会比较熟悉，也具有了一定的个人风格，在和西方对话、掌握西方人媒体使用习惯方面要更加适应、娴熟一点。

至于你说的是否是上级的统一部署，我觉得这个是两面的，现在这批外交官训练的都很好，对西方也很了解，也比较自信，一方面他们愿意做，另一方面我们的政策也鼓励他们做，两个一结合，我们在与西方对话方面，形势就有所变化。包括刘欣和翠西的对话，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形式和发展，总体来说就是中国比原来更现代化、更自信一些，所以这种新的对话形式以后都会增加。

观察者网：在我们外交官的培养中是否有这样专门的课程，比如说操作手册之类的来统一培训他们的媒体素养和这方面的能力？我们的外交官如何克服怕说错话、怕犯错误的心理，更加积极主动地在对外舆论战中发声？

金灿荣：你说得“培训手册”是没有的，大家还是平时各自积累经验，遇到具体的情况，临场应变比较多。

任何国家对于外交官都有很严格的要求，都有一些口径，包括美国也是这样。而且美国人执行统一口径执行得还挺好的。和过去相比，我们对于外交官的授权，自由度要比以前宽松一点，至于说培训，现在应该有一些，但是我的印象中不是很密集，一个优秀外交官、外交发言人的一系列活动更多还是靠平时的积累。

随着外交官的代际转换，年轻外交官总体来讲开放度要好一些，所以无论从体制还是个人，都比以前要宽松一些，这样的话一些比较有个性的外交官就可以脱颖而出。其实，很多尺度是外交官们自己闯出来的，而不是被规定出来的。这是一个过程，外交上一开始特别紧，后来慢慢说一说觉得也没什么事儿，氛围也就逐渐宽松了。所以说，给中国外交官一点理解一点时间，我相信中国外交会更加灵活，更加活泼。

赵立坚对赖斯针锋相对的回应

观察者网：从这一轮外交官发声的效果来看，国外很多普通网友还是非常喜闻乐见的，但是西方媒体和官员们却不那么舒服，甚至发文嘲讽中国外交“战狼化”？您对此怎么看，我们的外交官如何做到进退有度，既据理力争又避免掉进对方的套路？

金灿荣：因为我不是在一线的，所以对于一线的难处，我未必可以很深刻地体会到，有点儿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外交官在一线，很多事儿是突发的，很多信息第一时间是不完全掌握的，所以一线的外交官他们有时候的说话和表态是很难的。我只能说，社会、政府、民间和官方要对我们的外交官多一点理解，多一点支持，鼓励他们发声，即使有的时候发错了，也应该容忍，不要过于上纲上线，这样我们一线外交官的工作才可以越做越好。如果不给他们机会，他们怎么锻炼呢？

至于西方的态度，我们也不必太在意，这就是叶公好龙，中国如果在国际上不发声，不去做事儿，他们就怪你，说我们的不是；但当我们主动表达自己的立场，主动在国际舆论场宣扬我们的方案，他们又受不了，所以西方现在心态很矛盾，对于西方的态度我们也不用太在意。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自由世界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是过于自信的，他批评你叫做言论自由，而你反过来批评他叫做压制自由，自由变成了他的专利，这个就是一种“独裁的自由主义”，所谓才会有“闭嘴，我正在讨论言论自由”嘿嘿嘿。

来源时间：2019/7/22   发布时间：2019/7/22

旧文章ID：19116

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路透社报道说，在美中努力终止贸易战之际，一些中国公司即将开始对美国农产品进行新的采购。
　　路透社7月2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同意重启今年5月陷入停滞的美中贸易谈判。特朗普当时表示，他不会追加新的关税。美国官员说，中国同意采购美国农产品。但特朗普7月11日又说，中国没有兑现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
　　路透社援引中国新华社7月21日的消息说，中国企业已经向美国出口商就采购农产品询价，并申请排除对拟采购的这部分自美进口农产品加征的关税。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组织专家对企业提出的排除申请进行评审。
　　路透社援引新华社的消息说，为满足中国消费者需要，有关中国企业有意继续自美进口部分符合国内市场需求的农产品。中方有关部门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切实落实美方有关承诺。
　　路透社说，美国农业部7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本月早些时候采购了大量美国高粱，数额是今年4月以来最高的。
　　农业部数据同时显示，中国这个月取消了购买9853公吨美国大豆的计划。这是中国今年4月份以来对美国大豆进行“首个星期的净取消”。

来源时间：2019/7/22   发布时间：201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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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A SWANSO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军方鹰派、民粹主义斗士、中国穆斯林自由战士和法轮功信徒，这样一群看似不太搭配的人，在国会大厦对面一个宴会厅举行会议，警告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中国对美国构成生死攸关的威胁，除非推翻共产党，否则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如果这些警告听起来像是直接来自冷战时期，那是因为的确如此。“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是1970到1980年代发起反对苏联威胁运动的组织，但早已解散，在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史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的帮助下，它最近又复活了。
　　该组织成员曾被斥为仇外者和边缘分子，但在特朗普总统任内，他们的观点越来越受华盛顿的欢迎，在那里，对中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已经根深蒂固。从白宫到国会，再到联邦机构，对中国的恐惧已在政府中蔓延，他们无疑将北京的崛起视为对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及21世纪的决定性挑战。
　　“这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体系，”班农在谈到美国和中国时说。“一方会赢，另一方会输。”
　　过去两年来，美国和中国一直陷于艰难的贸易谈判，其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和误解。对于谈判进展缓慢，特朗普的措施是稳步提高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并寻找其他方式进行报复。中国也做出了同样的回应。
　　目前，双方似乎远未达成任何协议来解决本届政府对中国的担忧，包括中国迫使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交出有价值的技术。即使达成协议，双方也在忙于建立更广泛的经济壁垒。
　　除了向大约一半的中国出口货物征收25%的关税，美国还在限制各种技术出口到中国，试图切断电信巨头华为等中国公司从美国采购产品，并为中国在美国投资设置障碍。
　　美国情报机构也加大了打击中国间谍活动的力度，尤其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被派往常青藤盟校，警告校方警惕中国学生，称他们可能从实验室收集技术机密，然后将其交给北京。
　　政府称这样的打压行动是保护美国的必要措施。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它正在引发一场新的红色恐慌，加剧对同中国有关系的学生、科学家和公司的歧视，并有可能导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令人担忧但又深深纠缠的贸易关系走向崩溃。
　　“我担心有人会说，由于这种担忧，任何政策都是合理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表示。“正在产生的恐惧气氛应当有助于制造对话，而不是结束对话。”
　　反华情绪迅速蔓延，共和党与民主党、工会领袖、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主持人和其他人士警告称，中国建设军事和先进产业的努力威胁着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应该对此做出积极回应。怀疑态度已经渗透到中美关系的几乎每个方面，官员们对中国在美国股市、美国地铁建设以及收购社交媒体网络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
　　然而，对于美国能够或应该做些什么，各方没有什么共识。几十年来，美国一直试图劝诱和勾引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但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和经济的控制却在稳步加强。美国领导人现在面临选择：是继续走接触的道路，同时使美国容易受到经济和安全威胁；还是走上脱离接触的道路，从而有可能削弱两国经济，甚至有一天可能导致战争。
　　现在，华盛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两国经济脱钩是不可避免的，这其中也包括当前危险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在今年4月的成立典礼上，班农、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前众议院院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盛赞该组织的前成员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他们呼吁警惕中国时，全场起立鼓掌。
　　他们赞扬里根在冷战中战胜苏联，以及他的“以实力求和平”原则，但会上也难免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战争可能会来临，只是这一次是和中国开战。
　　班农刚刚从罗马归来，蓄起了一点胡子，银发向后梳拢。他身穿黑色正装衬衫和黑色长西装外套，大步走上讲台，称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而美国是一个衰落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事件，百年之后，人们将因此记住我们，”他说。
　　该委员会最早的两次活动是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两次都要求增加军备以对抗苏联。第二次活动是1976年在华盛顿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的午餐桌上成型的，它发布了警告苏联扩张主义的文件，使用了“美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二吗？”之类的标题。
　　在里根政府时期，该组织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数十名成员最终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职务。但随着苏联威胁的消退，该委员会也随之消失。
　　该组织从2004年开始再度短暂活跃，这一次是为了警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该委员会副主席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是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的创始人。该智库认为，美国各地的清真寺和穆斯林正在进行一场“秘密圣战”，利用美国的多元主义和民主，让这个国家“伊斯兰化”。
　　在对中国的担忧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之前，该组织的活动基本上已经停止。
　　今天的委员会承认，来自中国的威胁不同于苏联，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更加一体化。但为应对这一威胁，美国政府正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各种冷战手段。
　　美国政府将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实质上是将它们列入黑名单，禁止它们与美国公司做生意。根据去年通过的一项法律，政府加大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包括对美国公司少数股权的审查。去年6月，政府开始限制机器人和航空等敏感研究领域内中国研究生的签证。美国已经开始禁止涉嫌与中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中国学者进入美国。
　　“他们不是苏联。但这种政府控制和国家主义永远不会长久，”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在7月16日接受辛克莱广播集团(Sinclair Broadcasting Group)采访时表示。他说，在贸易战中，中国像苏联那样崩溃的可能性“一直是人们的一种潜在想法”。
　　新的冷战并不是单方面的。华盛顿的许多变化都是由北京方面一个更黑暗的转变引发的。
　　中国加强了对美国公司的审查，许多美国公司及其在华员工现在担心遭到报复。除了拘禁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穆斯林、民主活动人士和其他人士，中国当局还监禁了外国外交官、学者和商人，导致一些人取消或推迟了对中国的访问。
　　中国还在向海外展示自己的力量，进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并建设了带有大型空军基地的人工岛屿组成的群岛，范围几乎已经延伸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海岸。北京已明确表明，有意扶植自己的企业主宰从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到航天设备的未来产业。其政策寻求以中国造商品取代高科技产品的进口，由此迫使跨国公司将工厂搬离美国，导致美国就业机会的损失。
　　中国拒绝了特朗普政府关于控制这些活动的请求，声称它只是在寻求自身的经济发展。在5月份贸易谈判破裂后接受采访时，中国最高谈判代表刘鹤表示，美中两国之间的分歧领域主要在于“重大原则问题”，中国不大可能就此妥协。
　　两国关系遇冷也已开始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产生影响，同时还有中国留学生和旅游业。中国对美国住宅及商业房地产的投资已经开始下降。因担心总统的持续性经济战争，企业纷纷走向多元化，减轻对中国的依赖。
　　任天堂(Nintendo)、GoPro、孩之宝(Hasbro)及其他公司在重新考虑中国的工厂，开始转而选择从越南、美国、墨西哥和印度采购产品。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表示，美国恐会陷入“反华版本的红色恐慌”，这将赶走中国人才，并可能破坏两国之间仅剩的一点善意。
　　“我们以前在冷战期间犯过这个错误，”谢淑丽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犯一次。”
　　中国公民和华裔美国公民纷纷表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其中的寒蝉效应。一些人怀疑，他们失去了获得晋升和奖金的机会。支持交流的人则被指责是在替敌人辩解，甚至是卖国。
　　“华裔美国人感到成了目标，”Megatoys首席执行官、美国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成员胡泽群(Charlie Woo)说。“这真的很伤人。”
　　特朗普政府和当前危险委员会一直很谨慎地称，他们的目标是中国政府和中共，不是中国人民。但其中的差别可能很难区分。在急于阻挡来自中国的新威胁之际，防备和偏执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明确。
　　在去年的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A·雷(Christopher A. Wray)称，特朗普政府试图“将中国威胁视为不仅是整个政府的威胁，也是整个社会的威胁，”并称“我认为对此我们需要作出来自整个社会的回应。”
　　对于这种整个华人社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暗示，许多中国人及其支持者感到愤怒。
　　美国高等院校联合会负责政策事务的副主席托比·史密斯(Toby Smith)表示，美国高校正努力对间谍活动威胁保持警惕，但指出，高校的繁荣来自开放和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人才和科学技术。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冷战，”他说。“对苏联的担忧主要在于军事。当前担心的是经济竞争力。”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本文作者Ana Swanson @AnaSwanson。
　　Keith Bradsher自北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9/7/22   发布时间：201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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