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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金会”谈什么:无核化与制裁仍是关键

作者:CHOE SANG-HU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韩国首尔——特朗普总统于周二抵达越南,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探讨无核化问题,结束了数月以来的威胁与武器试验、相互指责与修好。
  随着两人准备进行八个月以来的第二次会晤,他们公开宣称的实现持久和平与“完全无核化”的目标仍然难以实现,不过一度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却感觉更加遥远了。
  2017年,朝鲜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验,促使特朗普以“炮火与怒火”威胁朝鲜,对战争的担忧一度笼罩朝鲜半岛。金正恩的回应是看似成功地引爆了一枚氢弹,并发射了一枚据称能足以到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
  两位领导人在6月会晤之后,紧张局势大为缓和——朝鲜停止了武器试验,美国终止了与韩国的军演。但两位领导人却未能理出实现无核化的清晰道路。
  措辞含糊的协议
  在同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后,特朗普表示他和这位朝鲜领导人已“坠入爱河”,并誓言如果朝鲜解除武装,将确保其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尽管大肆宣扬,那次会晤仅生成了一份措辞含糊的联合声明,包含四项宽泛的协议:
  • 美国和朝鲜将建立“新型”关系。
  • 双方将“在朝鲜半岛建立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
  • 朝鲜将“努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
  • 朝鲜和美国将处理归还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将士遗骸。
  症结所在
  朝鲜归还了被认为是1950年至1953年在战斗中牺牲的55名美国军人的遗骸。但无核化的目标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谈判人员遇到了与此前所有让朝鲜实现无核化尝试落空的同样的棘手问题。
  - 什么是“无核化”?
  美国和朝鲜尚未就“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所包含的内容达成一致。
  华盛顿方面想要对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载系统、核燃料及生产设施进行“最终的、完全可核查的”拆除。但朝鲜曾多次表示,除非美国从韩国撤走28500名军人,并使其远程轰炸机、航空母舰及其他具有核能力的军事资产远离朝鲜半岛,否则它就不会放弃核威慑力量。
  - 协议将多快生效?
  新加坡协议并不是朝鲜第一次就无核化作出承诺而后进行拖延。这一次,华盛顿想要朝鲜承诺具体的时间表,以确保其不会将这一过程无限期拖延。
  - 美方的妥协还是朝方的核武器裁减,哪一个更重要?
  双方已就各自期望对方为落实新加坡协议所做事项交换过清单。朝鲜的清单很长。它想要美国解除制裁;用和平条约取代1953年终止朝鲜战争的停战协定;外交关系正常化;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可能的话,从韩国撤军。
  真正的困难在于理清什么样的行动和奖励是双方都可接受的,以及应当采取什么顺序予以部署。朝鲜坚持“分阶段”朝着完全无核化的方向努力,以确保华盛顿方面能按步骤交付,旅行自己的承诺。
  - 如何让朝鲜保持诚实?
  华盛顿要求朝鲜公布其全部核清单的位置和其他细节,并允许国际社会检查。朝鲜曾表示,在知道美国可信任之前不会这么做。双方过去的谈判因这一分歧而破裂。
  逐步达成协议
  分析人士说,朝鲜永远不会在通过一个迅速的一次性协议放弃其核武库,而是会坚持通过一系列的让步达成目标。
  在任何协议中,朝鲜的首要任务都是结束惩罚性的国际制裁,它们限制了朝鲜进口石油,以及出口煤炭和海鲜等商品的能力。
  美方的谈判人员不想放弃他们的最佳谈判筹码,他们可能会提供其他非经济的优惠作为代替。
  下面是谈判的内容:
  • 韩国官员本周表示,特朗普和金正恩可能会就一份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的联合政治声明达成一致。自从1953年停战以来,朝鲜和美国严格来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 在新加坡时提出的“新型”关系时代,可能包括在华盛顿和朝鲜首都平壤开设联络处。这些办事处将作为事实上的大使馆,并将是这两个国家第一次互设这样的外交使团。今年9月,韩国和朝鲜成立了一个联合联络处,这可能是在双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一步。
  • 为换取让步,朝鲜提出永久拆除宁边的核设施,那里是生产核弹头燃料的关键场所。这项提议没有达到美国官员的要求,即朝鲜彻底放弃核项目和导弹项目,但是它有助于至少暂时防止朝鲜的核武库扩大。
  • 朝鲜表示,在美国同意削减其在朝鲜半岛附近的军事能力之前,不会放弃核武器计划。美国的削减可能包括撤军,或者让具备核能力的飞机和船只远离朝鲜。作为第一步,朝鲜可能要求华盛顿在未来几年继续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甚至减少在韩国的军事存在。
  • 如果美国不愿意放松制裁,朝鲜可能会推动重启近年来暂停的朝韩经济项目。

  翻译:李建芳、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9/2/27   发布时间:201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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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美威胁有多大?(1) 中国对美本土、亚太和台湾的军事挑战

作者:斯洋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以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担忧以来,在华盛顿,“中国威胁”论成为一种氛围,有人甚至将这样的氛围称为“政治海啸”。美国外交和军事官员也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才是美国长期和真正的威胁。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最近呼吁,必须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做出正确的评估,以便与中国进行“巧竞争”。
  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真实?美国到底在担心什么? 美国之音将从军事、经济、高技术和影响力等四个方面为你分析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中国的哪些做法对美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哪些可能被夸大了?今天是报道的第一部分,《中国对美国本土、亚太和台湾的军事挑战》
  中国有打击美国的核能力,但并没有意图袭击美国本土
  近2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和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改革推进,中国军力日渐加强。
  2018年8月到2019年 1月,半年不到的时间内,美国国防部和相关机构对中国军力做出两度评估。一份报告说,“中国正建立一支强大打击力量,横跨空中、海上、太空和信息领域,使中国能在自己所在地区强加其意志。”
  另一份报告说,中国正在积极发展远程轰炸机群,并且“可能”在训练飞行员执行以美国为目标的任务。
  国防部2017年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继续是世界上弹道导弹研发项目最为活跃和多元的国家,预计到2022年,中国拥有的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核弹头或将超过百枚。
  查尔斯·佩纳(Charles Pena)是美国智库国防重点(Defense Priorities)的资深外交政策研究员。他认为,即便中国的军力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本土的安全受到中国的直接威胁。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确实有能力威胁到美国本土,但是,美国的导弹系统有足够的威慑力让中国慎行。
  他说:“中国的弹道洲际导弹和海基导弹的射程可以击中美国本土, 这并不是新的威胁……中国的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对我们是威胁,但是,我们是否会有能力对他们形成威慑?…… 所以,他们选择袭击我们的可能性是基本为零。他们是威胁,但是,我们有如此强大的威慑力,因此这会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中国使用的可能性或是动机。”
  他进一步解释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还在完善中,虽然他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能否100%拦截来自中国的所有导弹并不那么笃信,但是,美国自己拥有的导弹体系足够让中国知道,袭击美国就等于自杀。
  截至2018年2月,美国一共有4000枚核弹头,其中1550枚处于部署状态,包括陆基、海基和空基核武器。佩纳说,这些能力,不仅针对中国现存的洲际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也针对中国的新式武器,比如远程轰炸机和高超音速武器。
  佩纳认为,中国并没有打击美国本土的意图。他说,即使是 五角大楼的报告也承认,即便是北京“发展了空中打击能力,尽可能打击到距离中国更远的目标,但是,除了展示自己的能力得到改善之外,中国到目前为止尚未明确需要通过这些传达什么样的目的?”
  莱尔·莫里斯(Lyle Morris)是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政策分析师,主要研究方向是东亚和东南亚的安全发展。他也认为中国没有意图攻击美国本土。他还说,即便是美中陷入了冲突,中国也不会希望通过袭击美国本土,而让战争升级。不过,他也说,唯一可能是美中因台湾陷入战事,而且局势恶化,在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会通过威胁美国本土,来解决台湾的战事。
  中国还不具备将常规军力投送全球的能力
  国防重点的佩纳还说,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具备将常规军力投射到全球的能力,所以也无法对美国的本土形成直接威胁,而美国却在全球都有军事基地,在很多地方都有驻军,美国有能力在自己国土之外的很多地方投射军力。
  从国防开支来看,佩纳说,美国的国防开支是中国国防开支的四倍。2018年,中国的国防开支为1740亿美元, 而美国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国防开支为7170亿美元。 佩纳说,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力量没错,但是,中国在能力上还远不是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的对手。
  中国对美亚太地区利益形成挑战,但还无法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告诉美国之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中国希望像前苏联一样成为主导全球的军事大国。不过,他说,中国确实希望在自己直接的势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中国的周边地区,能够施展更大的能力和影响力。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Admiral Philip Davidson)最近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迅速提升能力,以便将其军力和影响力投送到第一岛链之外。第一岛链是指从日本北部到台湾、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的一连串岛屿。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对美国利益、美国公民和美国在第一岛链内的盟友最主要的威胁”。
  戴维森还说,中国是美国面临的长期最大战略威胁,而美中之间的竞争已上升到两种不同价值观之间的较量。戴维森之前也多次说,“除却战争手段,已经没有办法可以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
  兰德公司的高级政策分析师莫里斯说,虽然不能说中国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军力平衡,但是确实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他说,如果有选择的话,中国确实很愿意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力量。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这样的能力。
  2015年,美军提出“第三舰队前移”战略,也就是让原本辖区在北太平洋的第三舰队前往西太平洋行动,目前,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基本上维持了“双舰队”。
  隶属印太司令部的第七舰队和第三舰队共有200艘战舰和6艘航母。除此之外,美军亚太地区驻扎的军力大约为20万人,其中八万人在日本和韩国。另外,美军在关岛还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B-52轰炸机和隐形战机,在西太平洋有三艘弹道导弹潜艇。
  另外,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军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不但得到加强,也进一步稳定。
  莫里斯认为,中国不会主动使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将美国赶出太平洋。
  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知道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除非有非常重要的紧迫原因,否则,中国不会对美国发动军事攻势。”
  莫里斯认为只有两种原因可能会让美中挥戈相向,一个是台湾,另一个是南中国海的舰船相撞事故发展到无法控制。不过,他认为南中国海目前的局势是可控的。
  中国更希望从政治上,而非军事上主导亚太
  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认为,中国更希望从政治上。而不是在军事上,主导亚太。他说:“我想,中国应该很开心看到这样局势。从现在起,10年或是20年后,中国在政治上主导亚洲和东亚。美国1950年代以来开始的影响力衰落,日本和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觉得不能再信任美国为它们提供安全保障,他们必须迎合中国。我想中国并不需要利用军力来占领亚洲,我想,他们时希望得到这些国家的臣服和迎合,这样,他们在做任何决定之前,都必须与中国磋商。 中国的军力肯定有助于推动这样的局势的发展,但是,中国并不想使用武力打造这样的局势。”
  卜睿哲说,很多人认为,特朗普总统的做法将局势往这个方面推进,因为特朗普的政策已经让美国的亚太盟友怀疑美国的可信度。
  美中可能因台湾等第三方因素被拖入战争
  哈佛大学的国际问题学者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 说,美中目前就是处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困境中,找到办法逃出这个陷阱非常重要。“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他说,美中都不希望与彼此交战,但是,却有可能因第三方被拖入战争。
  他说:“好消息是没有人希望战争。在中国,没有人认为与美国交战是好事情。在美国,也没有人认为与中国交战是好主意。如果两国发现自己进入了战争,这不是因为有人希望有战争,而是因为他们因第三方被拖入了战争。这个第三方可能是朝鲜发生了什么或是台湾发生了什么?”
  他对美国之音说,针对中国威胁,华盛顿现在的气氛确实有一点政治海啸的意味。这有碍美中找到好的方法解决问题。
  兰德公司的莫里斯认为,有四个“事故突发区域”可能会让美中军队对峙,那就是台湾、朝鲜、日本东中国海的尖阁列岛(中国所说的钓鱼岛)以及南中国海地区。
  根据美国国防部国防情报局一月份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北京长期的兴趣是最终促使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并阻止任何宣称台湾独立的企图 ,这已经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
  国防部的一位高官还说,美国最大的担忧是解放军信心膨胀,觉得自己可以攻打台湾。
  台湾总统蔡英文前不久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独家专访时说,北京军武威胁来势汹汹。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短期内不会武统台湾。
  国防重点的佩纳说:“美国是否会捍卫台湾?这并不直接威胁美国的国土安全。 但是,我认为中国更愿意不使用武力,因为武力意味着很多人的死亡, 而这些人正是他们所说的他们希望归属中国的人,至少从最表面看来,这么做应该是没有道理的。”
  兰德公司的莫里斯说,第一,中国一直以来希望能够和平同意台湾。第二,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武统台湾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在现阶段也不会成功,因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一定会胜利。
  也有人认为,美国之间的真正竞争不是军事而是科技。科技才是两国的真正战场。我们将在下一集为你介绍。

来源时间:2019/2/27   发布时间:2019/2/27

旧文章ID:18067

金特二会:双方各取所需,注定“旱涝保收”

作者:王鹏  来源:FT中文网

  2月27日,河内。
  一方,乘坐复古的绿皮车穿越大半个中国;另一方,风尘仆仆飞跃浩瀚的太平洋,相聚在“爷爷的老朋友家”和昔日征伐“仇雠敌战之国”。这一戏剧性安排及其背后的政治含义,让本身就夺人眼球的第二次“特金会”更引世人浮想联翩。
  从会前朝美双方的吹风会,以及国际媒体和学者的种种猜测来看,似乎对此次会议的预期总体都较为正面、乐观。笔者亦然,但理由不同。
  在笔者看来,如果用某种“戏剧性”视角来审视这场盛会,其动力机制的转变和预期目标的清晰化,或许能够为我们的预测与理解提供某些参照。
  朝核问题绵延数十年不绝,一朝卒除,几无可能。在最近几年的持续高温高压态势中,2018年可以称为最富戏剧性的一年。是年初,朝方的新年致辞给人新意,但狐疑未除。两个月多后,一封来自平壤的求爱信(From Pyongyang with Love)再次打破沉寂。白宫当场公开积极回应,“友邦”暗觉惊诧。在其后的两周里,太平洋两岸暗流涌动,各方各自盘算拿捏。在三月下旬,一个寒意未却的凌晨,“301”调查终被祭出。从此,随着“友邦”之间摩擦的升级、敌意的陡增,半岛上空的“大气候”已然质变。
  “大气候”的质变对“半岛问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动力机制中的核心组分“推力”,失灵了。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六方心中有六个“半岛问题”——各方诉求不尽相同。而从国际社会的主流公意来看,似乎中国方面认定的两个核心目标——不战与无核,还是最具代表性的,既相对公允,又符合国际社会最基本的公序良俗之需求。
  所以,如果我们假定整个半岛问题的目标就是“不战”(维持和平之现状)与“无核”(在朝鲜已经实质性拥核的前提下,体现为督促其去核——这是谋求改变现状),那么仔细审视自朝鲜第三代领导人上任以来围绕“核”、“导”的种种矛盾、冲突及其暂时性化解,两条明显的逻辑线索便展现出来。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存在两套相互关联的动力机制,一是推力,即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对朝鲜施加的压力。更直白地说,就是美国及其友邦能否切实落实联合国的相关决议,给朝鲜施加足够的压力,迫其改变有核、保核之现状。二是拉力,也是就美朝两个最直接的当事国之间,尤其是两位强硬的领导人个人之间,能否逐步建立起经得起时局动荡之考验的互信。
  目前来看,推力已飞走了,拉力还未来到。这一现状对半岛和平事业是不利的,但对于我们的分析却是好事,因为把两个自变量(independence variable)中的一个常量化(constant)之后,单一要素分析将更加简单、明晰。换言之,接下来的议程究竟能推进到什么地步(因变量),就取决于美朝两国间的“互信”之拉力了。
  造成拉力“缺席”、“迟到”的原因有很多,大量文献已做深入分析,从单元层面领导人个性,到两国体制、政权安全,再到体系层面的地区安全结构,不一而足。故本文兹无赘言。而此处笔者想追问的是:就在围观的各路学者们为“朝美双方缺乏互信”而捶胸顿足、痛心疾首的时候,当事双方,是否对彼此间的“拉力”、“互信”真的也存在学者那么强烈的刚需么?恐怕未必。
  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最高决策者的行为动机,无非一是整体的国家利益,二是个人权位护持。而从历史经验看,似乎很多时候,他们对后者的考量更占上风,尤其是当两种动机之指向出现矛盾时。如果以上述“规律”观察特金二人,则他们显然对提升彼此互信并没有太大的“刚需”。
  从特朗普方面看,给朝鲜信任自己的理由,是代价高昂(意味着付出较大观众成本)且风险难控的(朝方如何感知和反应不可知;国内其他派系负面反应可知)。因此,从政权安全、个人权位护持的角度看,确实没有必要为了推进国家利益,甚至是国际社会的利益(只要朝鲜没有洲际导弹就不威胁美国本土及其人民)而将自己本人至于险境。
  从朝鲜方面看,给美国信任自己的理由,代价同样高昂,风险甚至更大。鉴于朝鲜独特的有优越性的体制,国内观众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国际层面,前有利比亚之鉴,今有伊朗之事,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政权安全(regime security)、个人安全(personal security)三位一体,保守选项显然还是最优解。
  在这种囚徒困境中,双方都不选择合作,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显然这不是最优解。但如果将个人权位的考量纳入,则支付矩阵又将重新排列:
  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朝鲜的确没有进行新的试爆、试射。这一点显然特朗普是非常满意的。因此,他几乎在任何场合都不忘为此“表彰”朝鲜,实则表彰自身的“非凡外交成就”。
  而对朝鲜而言,自去年三月历史性的会晤后,“压力”、“推力”大幅缓解,其国内经济境况已经有明显改善。因此,即便特朗普继续维持对朝制裁(美国自朝鲜战争之后就没有停止过对朝制裁)、不和朝鲜做生意(美国本来就没有和朝鲜做生意),对平壤的实际损伤都非常有限。
  明确上述前提后,我们就不难看到,今日站在河内大舞台上的两位政治明星,都处于“旱涝保收”的有利地位。这使得他们不必如过去那样彼此歇斯底里的叫骂,而是在更大的腾挪空间里,更加从容地表演,然后各取所需。
  对国际社会而言,“不战”、“维和”的目标已经实现,而且大概率还将继续实现。而“去核”这一改变现状的目标,大概率将成为一个持久的问题——如果当事双方还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话。

来源时间:2019/2/27   发布时间:201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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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谁将打破美国最后一块玻璃天花板?

作者:刁大明  来源:澎湃新闻

  【开栏语】
  “联邦明察局”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的专栏,对“联邦”(United States,即美国)之事洞明察鉴之。本文为专栏第一篇,美国中期选举落幕不久后开启意料之中到来的新一轮大选周期的却是有些意料之外的女性政治人物: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5位议员。她们之中谁能完成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未竟的事业,打破美国政治对于女性的最后一块玻璃天花板?且听道来。

  “我要先找位女士”,现任新泽西州国会参议员科里·布克最近接受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采访时这样说道。显然,这位刚刚宣布角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单身汉并不是在讨论解决未来第一夫人可能空缺的尴尬,而是要当真地邀请一位女性副总统人选。与其说,布克是早早摆出一副运筹帷幄的胜者姿态,还不如说是承认了女性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必然的不可或缺。
  虽然当今美国的多数选民都亲历过历史上前两次失败的尝试,但眼看着“粉色浪潮”在两个多月前席卷2018年中期选举的势不可挡,民主党在2020年11月3日提供给全美选民的那个组合当中女性缺席的可能性正在急速下降。
  事实上,在2018年中期选举落幕不久,开启意料之中到来的新一轮大选周期的却是有些意料之外的女性政治人物: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随后,布克在国会参议院的其他女同事们也悉数登场。截止到2019年2月,五位女性参选人已在十位主流参选人中占据一半。或者说,将近五分之一的现任女性国会参议员已决定放手一搏,而布克只能携手桑德斯成为男性参议员中的七十五分之二。
  打破最后一块玻璃天花板
  1872年,在尤利西斯·格兰特总统正在考虑如何应对来自党内的连任挑战之时,美国女性已发起了对总统宝座的首次挑战。虽然对选情结果无关痛痒,但性别平权先驱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Claflin Woodhull )以平等权利党总统候选人身份的这一次冲击,在联邦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给予女性平等选举权之前将近半个世纪时就明确了打破最后那块玻璃天花板的坚定意愿(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指出公民的选举权不因性别而受限,即确立女性的选举权,于1920年8月生效——编者注)。
  其后的一百多年中,代表各色政党的女性参选人不时会在总统大选季中客串角色。而这种零起点的象征性努力当然无法真正在实际选举政治剧本中找到合适的台词。一切务实的前提一定还是女性在两党体系中谋求制度化位置的稳扎稳打。
  1948年,即美国首位女性国会议员珍妮特·兰金当选之后的32年,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当选国会参议员,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先后当选国会两院议员的女性。又过了16年,史密斯历史性地参与了提名戈德华特的那次共和党总统初选,宣示了女性在主流政党总统初选中的存在感。共和党迎来史密斯,民主党也不甘落后。1972年,痛定思痛的民主党最终接受了今天各州初选竞争的方式,而开放式的竞争收获了双倍的效果:美国主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遴选中,首次出现了一位以上的女性参与。汇集了首位非洲裔女性国会议员雪利·奇泽姆和首位亚裔女性国会议员竹本松(Patsy Mink)的这次总统选举,也是当时二十多岁的克林顿和希拉里首次共同参与助选的白宫冲刺大戏,不知道彼时的希拉里心中是否就已燃起了女总统的梦想。
  2004年以来的每次美国总统大选的两党初选中,都不缺乏女性的参与。而希拉里在2008年的惜败更像是一次与历史作别的质变节点。约翰·克里面对的女性竞争者卡罗尔·莫斯利·布朗仍背负着首位非洲裔女性国会参议员的超大历史光环,而从希拉里之后的两党女性参选人虽说也不难找到这样或那样的“第一”,但却基本上不再需要凭借如史密斯、齐泽姆或者布朗这样历史量级的刷新感。这些细微的变化背后无疑是女性在美国政治体系当中特别是顶端存在的正常化。
  现如今,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中上演了四位女性国会参议员沃伦、吉利布兰德、哈里斯、克洛布查以及一位女性国会众议员塔尔希同场竞技的盛况,这种常态化则像是直指玻璃天花板的最后一击。
  身份政治、女性与吸票策略
  如此之多的女性群像式地涌入2020年民主党初选,不免还是令人心生些许突然。其中最为简单而直接的解释当然就是上次大选遗留下的怅惘与涟漪。套用希拉里自己曾用过的比喻,她代表民主党在那次选举中得到的6585万张选民票就像把玻璃天花板敲打出了6585条裂痕。过去四年中,这块因为选举人团制度扭曲才勉强支撑的玻璃天花板时常发出窸窸窣窣的开裂之声,不断召唤着更多女性政治人物的前赴后继与契而不舍。
  在群体饮恨之外,特朗普在性别议题上的刻板印象以及其执政当中在诸多议题上的保守倾向,也刺激着民主党女性的挺身而出。依照不同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当选以来,58%的美国女性更愿意参与到政治当中;而美国公众中52%会“非常乐见”一位女性领导人的事实甚至超过了默克尔执政了14年的德国;甚至美国女性选民对特朗普的不满意度为明显高于男性选民(54%)的67%,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酝酿重大变动能量的少见趋势。当然,作为社会舆论层面的准备,2017年年底从好莱坞掀起的性别权益保护浪潮的确发挥了重要的助力作用,但这场社会运动席卷美国的诸多原因中也离不开2016年选举等政治动因。
  对于已明显显露出要拥抱“身份政治”的民主党而言,女性政治人物能深度参与到2020年大选之中无疑是个特大的利好消息。正如多个经验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女性政治人物的参选一定会有助于吸引女性选民的支持——这种吸引是跨党派的,不但波及中间选民中的女性,也对另一党的女性选民存在一定吸附力。即便是在2016年,虽然在非洲裔、拉美裔等群体中的得票率都明显弱于奥巴马,但希拉里还是可以在白人女性选民中至少超过了2012年奥巴马谋求连任时所达到的支持度。这个变化其实也是希拉里的女性身份与特朗普在女性选民中的低迷支持度等两个因素叠加强化的结果。
  如今,如果民主党更多依赖于构筑在性别与族裔的“身份政治”来尝试夺回白宫的话,就要强化乃至激化特朗普的负面因素、充分吸引原本支持共和党的白人女性选民。也有数据显示,2012年总统大选时,白人女性中的56%支持了罗姆尼,比奥巴马多出14%的选票,这个水平基本上延续到了2016年大选(55%的白人女性支持共和党,领先民主党12%),但在2018年中期选举时却各有49%的白人女性分别支持了两民主党和共和党。如果可以放大这个趋势,将经济阶层分野转化为性别分界驱动的动员乃至吸票策略,没准是可能制胜的关键一招。
  称职之外还得“讨喜”
  按照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的预估,目前可能参与民主党初选的女性政治人物已全部投入战场。这不仅仅被预计将会为民主党吸引大量女性选票,而且考虑到2020年的对手是特朗普这一固化因素,女性的超量存在应该还会改善民主党的选情结构。一方面,很多民调显示,“诚实”或“道德”被认为是女性候选人独有的关键品质之一,这些特质恰恰与特朗普形成比较,正所谓以“让美国总统再伟大”应对“让美国再伟大”。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牵动下,移民、医疗、教育等女性政治人物颇为擅长的政策议题逐渐因极大分歧而被聚焦,这也为民主党女性政治人物针锋相对地发声提供了绝佳机会。
  不过,这些性别“特权”对于女性参选人之间的竞争却显得毫无意义。在民主党总统初选正式打响前一年,任何预判无疑都只是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民主党选民中的“巾帼不让须眉”必然改写外界对女性参政的某些传统看法。
  根据多个涉及女性参政的研究表明,与男性政治人物更易被以“称职”与否加以判断相比,选民对女性政治人物的判断标准除了“称职”之外还有颇有性别倾向的“是否‘讨人喜欢’”。想当年,兰金从蒙大拿闯入国会山之时,那里的男性同事们对她的期待可以归结为“智慧、温柔的说服力以及对和平主义与非暴力主义的贡献”。言外之意其实是,女性政治人物并不是来取代男性的,而是来做“讨人喜欢”的补充的。甚至支持女性参政的芭芭拉·李家庭基金会(Barbara Lee Family Foundation)对2010年中期选举的研究报告也表明,在绝大多数女性对决女性的选举中,最终胜出者基本都是在民调上更受欢迎的女性人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今年下半年展开民主党党内辩论期间,民意好感度可能就是判断几位女性参选人前路如何的最关键指标。
  从“讨喜”的标准出发,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去年年底安吉丽娜·朱莉在媒体面前关于2020年大选的闪烁言辞旋即成为“新闻”。不过,“朱莉们”的乱入可能还不是女性政治人物最大的困境。要在保持“讨喜”的同时,怎样构筑起足够的“称职”其实需要极度高级的平衡术。如果太“女性”,选民可能偏执地担心专业能力;如果表达出极为杰出的政治能力,选民反而又会抱怨不讨喜甚至咄咄逼人。换言之,女性政治人物在选民面前要呈现出的是足够“强大”,而禁忌任何的“强硬”或“强势”。
  从心理学角度讲,按照美国西北大学心理系教授爱丽丝·伊格利(Alice Eagly)的说法,在选举政治中,男性候选人往往被选民认为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者选拔性,即要具有竞争力和自信度,而选民会希望在女性候选人身上看到更多体现一些大众化的优良品质,比如和蔼、温和、友好,等等。言外之意,一个强势且冷漠的女性候选人一定是拱手让人的陪跑状态。不知道希拉里在2016年是不是看过类似的研究,要么就是她的那些强硬、女强人、不接地气的精英等硬伤式的形象实在是无法隐藏罢了。
  谁更有竞争力?
  回落到眼前的2020,沃伦如何弱化大学教授背景制造出的精英气儿,又怎样准确解释自己每次都要呼喊的“战斗”;同时,沃伦和吉利布兰德也要一起考虑如何运用好自己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任职的能力优势与鹰派劣势;而哈里斯得考虑怎样避免让选民对自己在应对犯罪上的“聪明”司法经验望而却步;克洛布查也必须应对关于其对下属过于严厉的控诉,或者塔尔希要好好讲讲自身反恐老兵的故事才行。总之,女性政治人物的示强,要比男性对手更加小心。
  强大而不强势的要求,会衍生出一个比较特别的竞选要求,即对女性参选人而言,要尽量避免制造攻击对手的负面竞选,反而要着重凸显拿出务实政策方案的问题解决者定位。从这个角度看去,希拉里当年的竞选虽然并不缺乏各路政策规划,但她从一开始就似乎没有从问题出发、给选民一个自己当仁不让的切实理由,而是让人觉得这位前第一夫人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来完成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历史任务。而今,女性参选人能否在完成吸引女性选民的基本任务之外,再拿出一套足以替代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当前政策的方案,应该才是最为重要的看点。
  考虑到蓝领中下层群体仍旧作为两党争夺关键盘的事实,来自中西部边缘地带明尼苏达州的克洛布查或许具有不小潜力。值得一提的是,她在2015年出版的自传书名叫做《邻家参议员》(The Senator Next Door),似乎比其他几位女性对手同类型政见书名字上的“斗争”、“真相”或者“不再袖手傍观”等听上去更有亲和力、更加接地气吧。
  至少现在可以说,要彻底击碎希拉里留下的那块已有裂痕玻璃天花板,民主党就需要一位完全不同于希拉里的女性政治人物,而且最好也不要把天花板的事儿天天挂在嘴边。

来源时间:2019/2/26   发布时间:201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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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泳涛:“灰色地带”之争:美国对华博弈的新态势

作者:归泳涛  来源:日本学刊 2019 No.1

  归泳涛认为,近年来,“灰色地带”一词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更广泛的战略研究界日益引起重视和讨论。美国2010年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使用了“模糊的灰色地带”(ambiguous gray area)的说法,指既不完全是战争、也不完全是和平的安全挑战。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2015年发布了题为《灰色地带》(The Gray Zone)的白皮书,将“灰色地带”挑战定义为发生在“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和内部的、处于战争与和平传统二元对立之间的竞争性互动”。
  (一)美国关于“灰色地带”的定义和讨论
  在美国关于“灰色地带”的讨论中,中国的海上维权行动是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行为既迫使亚洲邻国妥协退让,又避免了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属于典型的“灰色地带”挑战。美国虽然不愿意对此做出大规模军事反应,但认为中国的行为已经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
  美国官方没有对“灰色地带”的概念做统一的详细解释,但政策研究界围绕这一概念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例如,美国东西方中心学者丹尼·罗伊(Denny Roy)认为,所谓“灰色地带”,是指“一国使用侵略性的、但通常不至引发常规军事报复的策略,损害战略竞争者,为自身谋取利益”。在他看来,中国在南海的策略是打一场“没有炮火的海战”,既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又没有跨越军事上的红线。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学者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和吉原恒淑也认为,发展和使用非军事性的海权是中国维护海上权益的精明而系统的战略。他们把2012年的黄岩岛对峙视为最典型的“灰色地带”行为,称之为中国的“小棒外交”(small-stick diplomacy)。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对“灰色地带战略”的定义是:在相对稳定的威慑和保证之外,试图不诉诸直接和较大规模地使用武力而达到安全目的的一个或一系列行动。
  关于“灰色地带”策略或行为的目的,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认为是为了改变现状,但要在不引起武力反应的前提之下,或者即使局势升级,也要把责任加诸维持现状的国家。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哈尔·布兰茨(Hal Brands)也指出,采取“灰色地带”方式的大多数是“修正主义国家”,它们试图改变现有国际环境的一些方面,比如获取领土等利益,但又有意规避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惩罚和风险。换言之,就是以模糊的、渐进的方式一点点地侵蚀现状。兰德公司学者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Mazarr)则认为,“灰色地带”行为具有更高层次的、战略上的目的。在他看来,中国的南海政策是为了一步步地建立一个承认中国主导地位的地区新秩序。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研究者更直白地指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势力范围,但又巧妙地避开了美国的红线。还有美国学者认为,“灰色地带”是中国离间美国和其盟国的一个媒介,对美国来说关系到亚洲未来的安全架构,不能将其视为单纯的领土争议而置身事外。
  关于“灰色地带”策略的具体手段或行为类型,除上文提到的中国在海上的维权行动外,兰德公司的报告还强调了中国的所谓“网军”和太空军事项目。哈尔·布兰茨则认为,“灰色地带”的特征在于非常规性,因此从网络攻击到宣传和政治战,从经济胁迫和破坏到支持代理武装人员,直到渐进的军事扩张,都属于“灰色地带”行为。美国国家安全咨询委员会在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列举了十种“灰色地带”手法,分别是:网络和信息战、秘密行动、特种部队、支持叛乱或恐怖活动、资助非政府行为体、援助非正规军、经济施压、操纵和破坏民主体制、蓄意采取的模糊行动,以及明示或暗示的武力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在论及“灰色地带”时,不只聚焦中国,而是放眼全球。例如,迈克尔·马扎尔就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战略代表了“灰色地带”行为的主要例子,俄罗斯在东欧的行为也是一种“灰色地带”策略,尽管其诉诸更直接的行动和暴力。此外,伊朗追求核武器和扩展地区影响力,也是“灰色地带”战略的一种。甚至像巴西、土耳其、印度等崛起国家,它们迅速发展的外交和经济战略尽管相对克制,但也可被视为“灰色地带”活动。
  关于“灰色地带”挑战的特点,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灰色地带战略”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在利益和能力上的非对称性。如果一个国家更在乎所争夺的特定利益,就会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如果一个国家在特定领域拥有更强的能力,就能更大程度地实现其目标。二是在信息和规范上的模糊性。当不确定一个国家采取了什么行为以及该行为是否违反规则的时候,其对手就难以做出有效反应。三是在行为方式上的渐进性。单独的、小规模的行动既可以避免触发对方的反应,又增强了未来进一步行动的可信度。
  迈克尔·马扎尔则指出,有三个因素促成了“灰色地带”冲突的凸现。一是“慎重的修正主义国家”(measured revisionists)的出现。他认为,对于崛起大国来说,使用战争门槛以下的手段部分地改变国际规则和利益分配,是自然的选择。因此,他以中国为范例,认为其既是需要被施加威慑的“侵略者”,又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二是渐进主义战略的运用。在他看来,渐进主义适合“慎重的修正主义”国家在改变现状和维持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在实践中,既可以通过“切香肠”(salami slicing)的方式一步步地削弱对手的信用,又可以通过快速、有效的一击在对手做出反应之前制造既成事实。三是非常规工具的使用。比如,在领土争端和地缘政治竞争中动用历史叙事、经济援助或制裁、民事力量介入以及网络干扰等多种手段。
  当然,美日有关“灰色地带”的说法都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和立场。它们把己方说成现状或现存秩序的维护者,而把中国等其他国家说成挑战者,试图给自己的行为赋予合法性,否定对方行为的合法性。这种明显带有偏向性的定义本身也是“灰色地带”战略在叙事层面的表现。事实上,诉诸“灰色地带”行为的绝不只是中国等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安全竞争、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性(strategic ambiguity)、美韩在朝鲜半岛的军事演习和武器部署、美日强化同盟的一系列措施,以及美军在世界各地的“自由航行行动”(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FONOPs)等,都带有“灰色地带”的性质。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咨询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美国在其大部分历史中不仅面对“灰色地带”冲突,而且擅长制造、利用这类冲突。
  中国学界可以在广泛研究不同领域案例的基础上,针对“灰色地带”这一概念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文作为初步探索,将“灰色地带”定义为:国家之间以获取安全利益为主要目的、控制在暴力门槛之下的各种竞争性互动领域。
  (二)美国在“灰色地带”领域的应对策略:反制、报复和地缘政治
  为了应对“灰色地带”的挑战,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国内相关人士也提出了各种主张和建议。这些建议大致可分为短期措施和长期战略两大类。从短期看,主要主张反制和报复。不少美国专家主张,美国及其盟国作为维持现状的国家,应该发展和使用与“修正主义国家”同样的模糊策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美国自身可以使用的手段有:向对手施加金融和经济制裁,召集广泛的国际力量抵制对手的行为,动用特种部队和情报机构等。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应该做的是,提升警察等国内安全能力以及信息战的能力。具体到南海问题上,有美国专家主张,应该派遣军机飞越南海岛礁上空(不是近旁),武装其他南海领土和海洋权利声索国,增加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在南海的海军巡逻等活动。在网络攻击问题上,美国可以制裁涉嫌网络盗窃的中国实体,对中国境内的目标实施报复性的网络攻击等。除这些直接的方式外,还可以用间接的方式反制中国,比如利用中国的国内政治问题非公开地向中国政府施压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美国专家建议,反制或报复措施不必诉诸针锋相对的方式,而应该“转移战场”,寻求用另一种类型的手段、在另一个领域展开竞争,从而避免以牙还牙式反应可能导致的紧张局势升级。比如,针对中国可能使用网络干扰全球定位系统(GPS)或侵入美日军事基地电网的行为,美国可以对中国采取大规模金融报复措施,以此显示美国即使不诉诸军事行动,也可以让中美关系的大局面临风险。又比如,前文提到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白皮书建议,与其在南海和中国直接对抗,不如让中国在非洲的原材料进口等利益遭受风险,以此迫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妥协。
  此外,与上述诉诸直接反制或报复的主张不同,还有一些美国学者更重视长期的战略。他认为,“灰色地带”竞争的胜败取决于更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对美国来说重要的不是在小范围内掌握“灰色地带”的战术,而是确保大趋势有利于美国。因此,他建议促进国际治理体系的多边化,将巴西、土耳其、印度等相对克制的崛起国家吸收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以抵制更加激进的中国和俄罗斯。同时,还要加强规则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建立信任措施和危机管理机制,包括促进伙伴国军队之间的人员和信息交流、建立共享实时海上情报的系统、共同制定网络规则等。他还强调,美国既要公布真正的“红线”,以遏止或惩罚“修正主义行为”,也要在需要妥协的地方做出抉择。
  不难发现,上述建议中的某些部分已经变成美国政府的政策实践。以南海问题为例,美国政府的主要做法有:(1)将60%的海军舰艇和超过半数的陆军部署到太平洋地区,以确保美国的威慑力;(2)支持盟国和伙伴国加强海上能力建设;(3)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煽动反华舆论,鼓吹南海“军事化”威胁;(4)在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海域或空域开展“自由航行行动”;(5)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方施压,要求停止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为,特别是私下向中方传达占领或吹填黄岩岛是美国“红线”的立场,还将航母和攻击机群派到黄岩岛附近;(6)与包括中、日在内的20个国家一同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CUES),并与中方签署了《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以降低风险、避免冲突。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采取行动时十分注意策略的模糊性,目的是避免局势升级,或避免由美国承担使局势升级的责任。以最受关注的“自由航行行动”为例。在南海针对中国的这一行动一般被认为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开发布的《年度自由航行报告》,针对中国的“自由航行行动”可能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此后时断时续。在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时期,这样的行动变得常规化,范围包括南海和东海,延续至今,包括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南海岛礁周围12海里、美国军机飞越中国南海岛礁上空等严重挑衅行为。但是,美国官方并不即时公布每次行动的时间、地点和详细情况,往往是媒体事后依靠并不完整的信息对美军的行动做报道。在美国国防部公开发布的《年度自由航行报告》中,仅仅列举行动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反对的所谓“过度海上主张”,并没有提及行动的细节。可以猜想,美国政府的意图是:既表达鲜明的立场,又显示行动的常规性,且不针对特定的国家,这么做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现存秩序的维护者而非军事挑衅者。美国把中国在南海的合法行为说成“军事化”,大肆炒作,而对自身的军事挑衅行为却只字不提,这样的应对之道显然也体现了美国“灰色地带”策略的特点。
  然而,在美国政府看来,上述反制措施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2018年,针对中国空军组织轰-6K等多型多架轰炸机在南海岛礁开展起降训练,美国取消了邀请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平洋演习(Rim of the Pacific,RIMPAC)的计划。美国还派出B-52轰炸机飞越南海和东海,称之为维持美军地区存在的例行过境行动。此外,美国政府在2017年底抛出所谓“印太战略”,明确把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试图在“印太”框架下推动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压力。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仍然谋求与中国建立能够适应紧张局势压力的、正常而稳定的两军关系。比如,2018年10月,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和中国国防部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会晤,以期通过高级别沟通缓解紧张局势,避免意外冲突。
  但一些美国智库认为,迄今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灰色地带”挑战应对不力,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建议。比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面对危机,美国不应被动反应,而应采取主动,为此建议美国决策者划定有意愿和能力维护的“红线”,进一步明确诉诸行动的承诺,在精心衡量之后承担更大的风险,深度参与同盟决策,但在显示决心的同时也须保持克制。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者也提出,美国要让中国承受更大的代价,要与其他国家一同构筑共享的“印太”海上感知集群,还要支持建立一支包括英、法等域外国家在内的多国联合舰队。
  总的来说,美国既想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又不想与中国爆发直接冲突。因此,在应对“灰色地带”的挑战时,既有咄咄逼人的一面,又有谨慎行事的一面,表现出以模糊性应对模糊性的行为特点。未来美国在“灰色地带”与中国竞争时,可能选择承担更大的风险,诉诸更明确的立场和行动,纠集更多的帮手,但仍会控制在武力冲突的门槛之下。
  (三)美国“灰色地带”战略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方法
  从应对“灰色地带”挑战的长远战略来看,美国的最终目的都在于重塑国际秩序。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把战略竞争的重心转向中国。不论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转向亚洲”及“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印太战略”,以及美国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都体现了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转向。
  可以预见,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围绕规则和秩序的竞争将是大国政治变迁的一个长期趋势,而军事上的核威慑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又将大国之间的竞争限制在战争门槛之下。因此,“灰色地带”之争作为中美博弈的一种新形式,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将有理、有利、有节地坚持维权行动,同时坚决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美国在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前提下,也将持续强化应对中国挑战的能力、体制和措施。未来美国可能诉诸更具挑衅性的行为,并且用“转移战场”的方式在多个领域挑起与中国的竞争。近来,中美关系前景不确定性增加,在贸易、中国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对立不仅日益尖锐,而且出现了持续激化、连锁反应的趋势。中美关系面临从战略互疑滑向战略冲突的危险。
  对中国来说,“灰色地带”之争将是长期的博弈,既要随时警惕,又要保持定力,既要增强反制能力,又要重视风险管控。中国需要对既往的“灰色地带”案例做细致的研究,对未来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做预判和准备,对中国可以综合运用的多领域、多类型的政策工具做广泛的探讨,并对政策实施的成本和效果做客观的评估。中国还需要更深入地思考有关“灰色地带”的理论问题。比如,由于“灰色地带”行为不追求以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形式取得决定性胜利,所以在目标上存在模糊性,那么如何判定目标达成与否就成为决策者面临的一个难题。又比如,“灰色地带”的竞争虽然以避免战争为底线,但仍会导致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从长远来看可能造成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国家间信任的日渐销蚀,以及风险管控难度的不断上升。因此,如何在维护稳定和重塑秩序之间保持平衡,将是竞争各方面临的难题,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来源时间:2019/2/26   发布时间:201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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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得懿:美国的逻辑实质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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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得懿  来源:《人民论坛·理论前沿》,2019年第1期

  【摘要】作为威胁海上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本质在于游离于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之外,凭借其海上优势地位而实现本国的海洋政策与战略诉求。在认识到美国实施该行动对国际法治产生的挑战与破坏的同时,亦应认识到其在构建海洋话语权实力上的诸多经验。在国际海洋法逐渐发展即条约解释、海洋体系性以及国家实践的进路之下,系统地洞察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动机、程序与目标,有利于沿海国构建具有前瞻性和韬略性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航行自由行动 海洋战略 国际海洋法 南海

  一个威胁海上安全的因素:美国“航行自由行动”
  海洋具有联结世界各国利益的天然特质,进而具有见证和彰显海洋地缘政治格局变迁的属性。海洋安全问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构成当前国际格局演变的基本逻辑范畴之一。由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搁置或者模糊处理一些海洋敏感问题,使海洋安全问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列举海洋领域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全部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应至少具备普遍性和跨国性的特点,海上恐怖活动、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大规模海洋污染、非法海上移民、毒品和武器走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扩散等问题都可列入海洋领域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清单中。海洋领域非传统安全因素,不仅导致《公约》在解释与适用上的困惑,而且直接挑战国际海洋安全秩序。在海洋安全领域,一直存在一个对区域性海洋安全乃至世界范围内海洋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美国持续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Freedom of Navigation, FON)”,其好像一个海洋幽灵,时时挑战沿海国的海洋秩序和世界海洋秩序。肇始于1979年卡特政府的美国“航行自由行动”,被美国视为推行海洋政策的战略性工具,历经40多年的发展,其实施方式与手段、动机与目的以及对国际海洋秩序的影响均发生了变化。美国在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中,多次与沿海国家展开对抗、冲突乃至武装攻击。毫无疑问,美国“航行自由行动”构成威胁国际海洋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在“航行自由行动”产生的与有关沿海国的冲突与对抗,进而给国际格局演变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值得重视,需要认真研究。
  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本质及其新动向
  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本质。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历史表明其非常重视海洋,尤其奉海洋自由思想和理念为海洋实践之圭臬。历史上,400多年前的荷兰人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倡导的海洋自由思想,为美国人所继承和发扬。美国在建国之初便对海洋自由思想情有独钟。美国历史上几位重要的开国元勋在践行海洋自由思想上非常活跃,将国家的外交利益与商业利益融入美国的海洋自由思想体系之中。西方航海家在完成海洋新航路的开辟之后,西方诸多海洋强国非常向往以海洋自由为依据攫取商业利益。相关的文献显示,美国多位开国元勋都高度重视海洋自由,甚至不惜与阻碍海洋航行自由的国家一战。他们理想的蓝图是通过实现海洋自由以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贸易自由体系。因此,当美国意识到海洋自由对于美国的重大价值的同时,海洋自由的理念甚至植入了美国民众的血液之中。不仅如此,作为海洋强国之一,美国的海洋利益历来与沿海国的海洋利益整体上是相悖的。这便不难理解,当1982年《公约》通过之际,美国和西方海洋大国所钟情的日内瓦四个海洋法公约体系所构建的“领海—公海”二元海洋秩序,无疑会受到极大破坏和冲击,因此美国在卡特政府时期迫不及待地启动“航行自由行动”,以继续实现其海洋战略的延伸。与此同时,美国历史上曾经风靡一时的海权论,在美国强化海洋战略上推波助澜。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由于受到美国海权理论的倡导者阿尔佛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美国建设海上力量上的重要影响,美国更进一步加强了海上军事力量建设的野心。
  全面认知美国“航行自由行动”,有利于把握“航行自由行动”的本质。根据美国海军官方有关文件的解读,美国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具有军事行动、外交抗议以及与沿海国咨询磋商的“一石三鸟”(triple-pronged approach)的战略动机。“航行自由行动”通常以一种低威胁性的方式展开,但是,该行动并不提前告知被挑战的有关沿海国,其所针对的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中立国家和敌对国家,其动机是展示美国对于他国过度海洋主张的抗议。即便是美国在实施该行动中存在一些对抗,诸如1988年发生的黑海撞舰事故等,但是“航行自由行动”中大部分行动都是以比较平静的方式展开的。为了规范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程序以减少海上风险和不可控事件的发生,美国军方制定《海军行动法律指挥官手册》(The Commander’s Handbook on the Law of Naval Operations)。这意味着美国军方人员在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中必须严格地遵循内部制约机制。
  为了达到美国本国的海洋战略和政策预期,美国以沿海国“过度海洋主张”为借口,利用其海上力量优势地位,“巧用”国际海洋法规则。这便是对美国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本质的简约定性。美国所钟情的“过度海洋主张”涵盖内容和范畴很多。以“军事行使领海无害通过权是否需要得到沿海国的事先批准或者同意”为例,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不仅是美国游离于1982年《公约》框架之外继续践行海洋秩序“领海-公海”二元体制的体现,而且也是美国直接对抗1982年《公约》下“领海的无害通过”的举措。美国认为,虽然美国1982年《公约》非缔约国,但是美国执行“航行自由行动”是依据作为海洋习惯法的海洋自由思想。由此,就1982年《公约》第二部分框架下的“领海的无害通过”而言,从《公约》的起草阶段起,一直到《公约》的通过和生效,一直存在着争议。其争议的核心和焦点便是军舰和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是否享有无害通过权,以及如何适用于领海无害通过权的问题。对此,世界各国尚未形成定论。诸如“他国军舰在沿海国的领海是否享有和商船一样的无害通过权”“他国军舰在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测量行为是否需要获得沿海国的事先批准”“军事活动的内涵”等问题在《公约》中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实际上均属于《公约》未定事项。这些事项自《公约》通过之日起国家实践就呈现出对立的情况。如此一来,美国以“过度海洋主张”为借口便对沿海国的海洋主张展开“航行自由行动”。这正是美国实施该行动的本意。换言之,正因为美国具有浓烈的海洋自由思想,持之以恒地追捧海权以及漠视1982年《公约》中对其不利的制度而刻意游离于《公约》之外寻求海洋利益,所以需要苦心经营“航行自由行动”作为海洋政策与战略的工具。
  美国“航行自由行动”本质决定其必然对一般国际法原则造成损害。一般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等重要国际法文件倡导以包容的、和平的方式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一般国际法原则尊崇各国之间以善意原则应对存在的争议。美国“航行自由行动”是美国利用其海洋优势地位而恣意采取的单方面行动,显然是对一般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精神的背叛和践踏。与此同时,美国“航行自由行动”充分用尽对其有利的海洋习惯法,诸如海洋自由的理念,而漠视1982年《公约》框架下赋予缔约国的义务。事实上,国际法实践表明,即使某一国属于《公约》非缔约国,但是其一旦享有《公约》下的权利,该国负有义务履行国际法义务。从此审视,美国一意推行“航行自由行动”,导致美国处于国际法“权利-义务”不对称的状态和地位。当然,在充分认知美国“航行自由行动”对国际法治的破坏性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其一定程度上的国际法治建设性作用。早期,美国实施“航行自由行动”重视其向沿海国咨询磋商的意图,而且多以“低威胁”等比较温和的方式展开。这是国际法治建设中的积极因素。
  以中国为目标国的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新动向。总体而言,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实施具有地域针对性、国别针对性、全面性以及与时俱进的属性,其操作程序处于不断变动中。该行动不仅针对美国所谓的盟友,而且更是针对一些“重点国家”。近年以来,中国逐渐成为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重点目标国。通常而言,美国“航行自由行动”具有新的动向。
  其一,以南海仲裁案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两个重要节点为时间“窗口”,美国针对中国海域实施该行动频率加大。美国分别选择南海仲裁案的初步管辖问题和实体裁判公布等敏感时机,增加对中国南沙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次数。美国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从2015年10月27日至2018年9月30日,美国共计对中国实施近12次“航行自由行动”(参见表1)。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在加大对中国有关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频率基础上,对该行动实施程序予以修订,导致“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由多方制约简化为由军方主导。特朗普政府批准2017年度美国定期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使得该行动“更加常规、更加准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基本上是遵循“一事一请”方式进行的。而特朗普政府则由是美国军方来主导该行动。2017年5月25日,美军派出“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再次闯入中国南沙岛礁邻近海域,这是特朗普上任后、也是美方自去年10月以来的首次“航行自由行动”。美国海军的“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在南沙群岛美济礁进行航行,通过行动表达人工岛周边海域并非中国主张的“领海”的态度。
  其二,以中国为目标国的“航行自由行动”针对事项由单一向多元转化。美国“航行自由行动”根据“过度海洋主张”而展开,其所针对的事项并不是单一的。但是,就某特定“航行自由行动”而言,通常只是涉及到某一特定事项。近三年以来,针对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不再仅仅是针对“领海无害通过权”问题,而是对抗中国的范畴逐渐多元化,诸如中国西沙海域“过度直线基线”立法、对无意进入领空的飞越防空识别区的外国航空器设限以及行动或声明表明在无法产生领海的地物周围宣告拥有领海等。仅仅就美国“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南沙岛礁情况而言(参见表2),其所针对的中国违反“过度海洋主张”事项具有多项。“航行自由行动”的此种转向,不仅是其基于特定目的而有针对性的举措,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该行动的力度与挑衅性。
  其三,以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为说辞,通过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以诱发南海问题的恶意法律战。南海日渐成为周边国家和域外有关国家角力的重要场所。某些国家包括南海域外大国,基于本国战略利益的需要,通过某种形式介入南海,其中介入方式之一便是协助某一南海周边国家展开法律战(Lawfare)。南海仲裁案就具有恶意法律战的色彩。菲律宾意识到与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力量差距悬殊,域外大国对于直接介入南海海洋争端心有忌讳,故而采用军事巡航与法律战齐头并进的两种手段向中国施压。菲律宾通过法律技术“包装”其诉讼请求,对中国提起强制仲裁请求。恶意法律战背后通常得到相关政治和经济力量集团的制约或者支持,同时,恶意法律战也违反、曲解和破坏了一般国际法原则。近期美国频繁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水域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其政治企图不可小觑,可能是在为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展开恶意法律战进行预演。2018年5月26日,美国海军两艘军舰再次擅闯中国西沙群岛12海里内,在西沙群岛的赵述岛、东岛、中建岛以及永兴岛附近航行。有关学者认为美国海军频频擅闯西沙群岛水域的动机值得高度关注。故此,应该高度研判和重视越南等国在南海仲裁案之后,再次对中国展开恶意法律战的可能性。
  其四,联合域外国家军舰以中国为目标国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目前定性美国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为“组团”模式,为时尚早。然而,有迹象和证据表明,美国在中国南海特定海域联合其盟友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存在可能性。2018年8月31日,英国“海神之子”号船坞运输舰进入西沙群岛领海。对此,英国官方的回应是“军舰在领海无害通过”。虽然美国部分盟友包括法国、韩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家对于是否参与美国所主导的“航行自由行动”表示出相当的谨慎态度,但是,并不排除在特定时机和特定海域出现所谓的联合式“航行自由行动”。除此以外,美国部分盟友基于自身海洋利益需要,极有可能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采取支持或者加盟的政策。近期,加拿大海军护卫舰“卡尔加里”号强化在东亚海域执行所谓的“前沿巡逻”。至于美国盟友以何种形式参与美国“航行自由行动”,至今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倘若参与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国家日益增多,则势必对国际法与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海洋法发展的逻辑:“过度海洋主张”若干范畴的国际法解析
  国际海洋法逐渐发展的逻辑。作为古老的国际法领域重要分支之一,国际海洋法规则的逐渐发展逻辑尤其突出。国际法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负责国际法编纂与逐渐发展专门议题的机构的经验表明,其逐渐发展的职能主要采用的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或演绎的方法。国际海洋法规则属于一个开放体系和历史性体系。一系列的国家实践是海洋习惯法渊源的证据所在。海洋习惯法较海洋条约法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历史上,海洋习惯法是海洋法最古老、最原始的渊源,是国家在国际交往中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和国家间的默示协议。海洋法发展过程中存有丰富的海洋习惯法的痕迹。海洋习惯法在国际法编纂与逐渐发展中的地位与形式得到国际法委员会的认可。国际海洋法的逐渐发展被诸多例证所证实。典型的诸如领海宽度的变迁,较好印证了国际海洋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纂的体系属性。自从16世纪以来,欧洲先后发展航程说、视野说、专属捕鱼权说、大炮射程说以及3海里规则等。虽然某些领海宽度的学说产生的影响比较小,且没有发展为海洋习惯法,但是鲜明印证了海洋规则的逐渐发展。经过不同历史时期各国的博弈,领海宽度最终被1982年《公约》以国际法形式规定下来。洞察《公约》领海宽度的立法表达,其具有非常柔性的特点,充分考虑到每一沿海国面临的复杂领海主张情境。
  理解国际海洋法规则逐渐发展的进路很多,本文仅仅从条约解释、海洋体系性以及国家实践的角度给予考察。作为一项比较成熟的海洋政策和战略工具,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执行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其必然对国际法产生影响与形成挑战。对该行动的认知绝不能建立在简单的判断上,而是应该将其置于与国际法的互动关系视域之下,才可能得出比较公允的认知。
  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与条约解释:从文义解释到目的解释。1.《公约》约文的文本解释。一般地,军舰在领海无害通过的问题可以从条约解释的途径探究《公约》的立法意图。显然,依据《公约》第二部分“领海和毗连区”之下的第三节“领海的无害通过”的规定,该节共计A、B以及C三个分节,分别是适用于所有船舶的规则、适用于商船和用于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的规则以及适用于军舰和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的规则。从《公约》文本结构上看,A分节适用于所有船舶的规则应该是包括军舰和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的。然而,按照《公约》第30条的规定,如果任何军舰不遵守沿海国关于通过领海的法律和规章,而且不顾沿海国向其提出遵守法律和规章的任何要求,沿海国可以要求该军舰立即离开领海。因此,沿海国可以根据本国的国家利益需要而制定国内法,以规制军舰在沿海国的无害通过权。至于如何规定,这属于一国的国内法问题。当然,这种依据《公约》文本结构展开立法目的与意图的解释存在很大的争议。因此,军舰是否能够在一国领海内享有毫无限制的无害通过权呢?在依据《公约》约文结构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可以转向对《公约》目的解释。
  2.《公约》的目的解释。在试图通过对《公约》约文结构的解释的基础上,尝试选择以其他视角来审视《公约》框架下无害通过权的解释与适用,是另外一种理解领海无害通过权的解释与适用进路。在国际关系中,对复杂或新型的议题,采用“建设性模糊”文本被证明是可行的。“建设性模糊”是促进国际关系中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共识的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技巧。作为采用“一揽子协议”(A Package of Deals)的多边协议,1982年《公约》囊括了大量的具有“建设性模糊”的约文,其中领海无害通过权便是典型的制度设计结果之一。事实上,在《公约》历时近十年的草案审议过程中,各国对领海无害通过制度的建议案文充分展示了关于该问题的强烈分歧。而美国率先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正是意识到该问题的分歧所在,这也是美国奉行的比较积极和成熟的海洋政策的体现。虽然“建设性模糊”对国际问题的解决具有各种优势,但澄清其内容对相关争端的解决极为重要。由此,探究《公约》的约文结构解释与目的性解释相互结合尤其必要,其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仅仅依赖解释约文结构等带来的不足。
  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本文尤其关注1982年《公约》序言和第十六部分关于“一般规定”的整体性蕴意。《公约》序言以较精炼的笔墨阐释了各国应该以互相谅解和合作的精神解决与海洋法有关的一切问题,并且意识到《公约》在维护和平和正义上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公约》承认海洋法的编纂与逐渐发展的重要价值,尤其是它在维护和平上的重要制度价值,同时《公约》并不排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的重要地位。进而,《公约》第十六部分“一般规定”凸显善意原则的遵循与和平利用海洋的导向。展开对《公约》序言和第十六部分“一般规定”的整合性解释,《公约》以和平国际法的框架勾勒出缔约国遵循善意原则的愿景。美国“航行自由行动”借口习惯海洋法或者以《公约》非缔约国身份实现美国的海洋政策,显然违背《公约》的立法目的。事实上,一般国际法承认领海在法律上属于沿海国(littoral)领土。然而,沿海国在领海的主权受到“无害通过权”的限制:在和平时期沿海国富有义务容许其他各国的商船无害地通过其领海。就军舰而言,则被推定为“通过组成国际航行大道的领海部分的权利也是不能否认的”。由此一来,如何界分“国际航行大道”成为军舰是否享有领海无害通过权的核心因素。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之下的军舰航行的海域,尤其是近期军舰航行至我国南海西沙海域,显然是“有意”为之,而西沙海域决不能属于“国际航行大道”。根据《公约》的立法目的整体解释进路,美国军舰多次频繁造访我国南沙和西沙海域,显然不符合一般国际法和《公约》所倡导的国际法准则。因为,没有足够确切的证据表明西沙海域属于“国际航行大道”。
  因此,虽然1982年《公约》从立法技术上采用“建设性模糊”技巧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国际多边协议为了实现各个利益主体的协调而采用的“战略”性举措。但是,探究和澄清领海无害通过权等“建设性模糊”的立法意图与真谛,是可以通过约文与目的的整合性解释实现的。可见,国际法中的“建设性模糊”在国际法的编纂与逐渐发展中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1982年《公约》框架下领海无害通过权的“建设性模糊”,不应是美国恣意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借口。除此以外,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如何使用“建设性模糊”来解决国际争端对维护国家主权和地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军舰在南海实施穿越式巡航。在回应美军的这一行为时,我国使用“岛礁邻近海域”或“岛礁近岸水域”的措辞,而非“领海”这样明确的概念,既强调和坚持中国在南海的一贯主张,也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与海洋体系性。海洋的天然特质使之成为国际海洋地缘政治的表演舞台,海洋问题历来具有跨国性、流动性与整体性。这些海洋属性可以描述为海洋问题的体系性。海洋体系性属性不仅是海洋天然属性使然,而且在国际法海洋法发展中得到强化与凸显。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治理海洋的重要工具,1982年《公约》强调各个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不仅如此,《公约》第九部分奠定“闭海或半闭海”体制,通过闭海和半闭海体制强化各国之间的合作的重要性,以及海洋问题的互相联系与互相影响的属性。事实上,世界范围内大部分海洋或者争议海域属于半闭海。半闭海的地缘属性导致海洋问题的体系性。这一点在《公约》案文审议中的争议,显示了半闭海沿岸国对于半闭海海洋问题的体系性的关注与敏感。
  南海属于典型的半闭海。作为一个域外国家,美国对南海海域频繁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显然是一种“搅局”行为。半闭海的海洋问题,囊括了海洋划界、海洋资源的利用与养护、海洋环境的保护、航行自由、半闭海岛屿主权以及历史性权利等一系列异常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典型的体系性属性。不仅如此,这些问题一度与半闭海沿岸国的历史、主权以及宗教等问题互相纠缠在一起。这些棘手问题的解决需要半闭海沿岸国之间的精诚合作,要充分顾及各国的海洋利益及其平衡。美国选择敏感时机对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不仅背离《公约》和一般国际法的基本理念,而且漠视半闭海问题的体系性属性,属于一种国际法上的“添乱”行为。特定情况下,海洋的体系性被夸大,甚至将其无限描述为一种海洋政策的工具来源。这样导致美国“航行自由行动”所释放的战略意图突破了前文所提及的“一石三鸟”动机。现任职于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AS)的Andrew Shearer表示,“看到航行自由行动在南中国海恢复,将会令美国的盟友们感到放心。”“西太平洋的航行自由实在太重要,不可能被放弃,用来换取中国在其他问题上不可靠的合作承诺,哪怕这些问题与朝鲜问题一样重要。”
  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与国家实践。美国“航行自由行动”充分展示其对国家实践在海洋法发展逻辑中的重视和权衡。其实,国际法逐渐发展的逻辑进路,无一不是彰显了国家实践对于国际海洋法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深远影响。某种意义上,美国持续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其实质在于其对1958年日内瓦四个海洋法公约体系的留恋,同时也明确表达其对1982年《公约》体系的反对。从这一点上审视,关于领海与公海的界分之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美国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所针对沿海国“过度海洋主张”的内容很多,但是其挑战领海无害通过权的几率很大。美国的深层次意图在于,通过积极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其属于美国的国家实践,而且其具有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基础。
  事实上,国家实践在海洋法的诸多领域也显示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国际裁判机构审理的具有一定影响的案件都隐含着国家实践的因素。1910年“北大西洋海岸渔业仲裁案”(North Atlantic Coast Fisheries Arbitration)首次触及历史性海湾的国际法地位问题。1951年“英挪渔业案”开启了直线基线作为领海基线的海洋划界实践的先河。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系统阐释等距离划界原则是否构成海洋习惯法的问题。1982年“突尼斯和利比亚大陆架划界案”论证和表达了历史性权利的不可漠视。美国的海洋战略决策者们,清醒地认识到一国海洋实践是海洋规则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海洋秩序固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故此,即使面对众多沿海国包括某些海洋大国的反对和抗议,美国执行“航行自由行动”的初衷和决心没有动摇。
  不仅如此,美国十分注重改进执行“航行自由行动”的方式。目前影响海洋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各国军事力量在争议海域的巡航活动。各国之所以热衷于在特定海域执行巡航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实践为本国争取海洋利益的获取提供国家实践的证据。为了避免海上军事力量的直接对抗,国际社会尝试通过构建某种机制以避免或者减少海上军事力量的对抗。自从1986年以来,一些传统海洋大国之间,诸如英国与苏联、德国与苏联、法国与苏联、韩国与俄罗斯以及美国与苏联等,都签署了防止海上意外事件协定。这些协定依据的国际法法理主要是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和海洋习惯法。这些规则虽然没有强制性体制和国际审核机制,但是这些协议在明确海军舰机的法律地位基础上,为海上意外相遇的安全程序、通讯程序以及信号简语作出了系统安排。上述协议显然属于国家实践行为,通过区域性协定明确和固化了海洋国家的实践,为在国际社会固化和强化其实践和主张积累了有利的证据。
  沿海国宜韬略应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
  沿海国若欲韬略应对美国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需要以对其展开体系化的解读为前提。唯此,才能够做到“对症下药”。本文将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置于国际海洋法不断发展的视域之下展开考究,其目的在于构建沿海国如何应对之方略。
  沿海国要善于采取类型化的应对措施。实践表明,美国针对某一沿海国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动机与目的存在差异。故此,沿海国应该创建足够的力量判断与识别其动机与目的。美国以中国为目标国而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所针对的海域分别是南沙海域和西沙海域。故此,中国军方在采取“查证与驱离”措施的同时,应该进一步细化和强化应对措施的差异性,实行类型化的应对措施,以震慑之。中国对南沙海域和群岛采用的官方措辞一般是“附近水域”而没有使用“领海”,主要是中国至今尚未宣布南沙海域领海基线。然而,中国在西沙海域的领海基线业已宣布,因此,中国有关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以更加“强硬”一些。中国构建一整套针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 “软硬兼施”的应对方案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应当辅以“第二方案”。中国应该充分吸收历史上某些沿海国应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策略失误的经验教训。
  沿海国应该高度重视应对措施的“联动性”。在美国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极具挑衅性的情境下,沿海国应该重视并果断采取“联动性”战略举措。本文所谓的“联动性”战略举措,意指沿海国所采取的措施并非直接针对美国海军的“航行自由行动”,而是采取旨在遏制或者打击美国整体海洋战略的举措。一般地,美国执行“航行自由行动”的海域属于半闭海。半闭海的自然属性决定诸多海洋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也是海洋的体系性使然。因此,为了有力回击美国咄咄逼人的“航行自由行动”的挑衅和对沿海国海洋秩序的挑战,沿海国可以在半闭海海域实施其他措施,比如实施岛礁建设,而且建设具有军民融合战略性质的岛礁。1982年《公约》框架下海洋地物的法律地位和岛礁建设等问题,或采取比较模糊的处理方式,或存在法律的空白。因此,从强化沿海国海洋实践的角度,实施具有“联动性”的应对措施,具有韬略性的特点。
  沿海国要深度挖掘《公约》下半闭海体制的制度价值。美国所执行的绝大多数“航行自由行动”基本上是远离美国本土附近海域。这决定美国在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海域处于“局外人”角色。这导致美国“航行自由行动”无缘于“国际道德”制高点。沿海国应该高度重视南海作为半闭海的特殊地缘区域具有的独特制度价值。中国应该意识到《公约》第123条的半闭海沿岸国之间的合作义务,其制度价值远远没有得到挖掘和彰显。南海作为半闭海,区域治理成为可能。依据《公约》,南海的治理应该高度重视区域主义的积极制度价值,通过本地域认可的国际组织来协调南海区域的资源养护和管理、环境保护、科学研究以及航行自由等事务。历史上,“地中海行动计划”框架下构建的各个地中海海洋保护区的海洋治理模式,便是半闭海沿岸国之间展开合作的良好例证。欧盟在协调地中海各国之间的合作上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中国应该战略性重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积极推动和落实,高度重视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国际法约束力的形成。中国可以考虑与南海周边国家联合采取某种区域性的协同行动,以应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挑衅。中国更要善于构建和主导南海沿岸国的秩序话语权。
  沿海国要顾及未来的海洋利益空间。潜在的海洋大国或者海洋强国要意识到1982年《公约》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公约》所界定的海洋体制并不是一劳永逸地适用于某一特定海洋国家。这就要求沿海国在应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时应该预测到本国未来的海洋利益空间。这一点对和平崛起的中国来说,尤其关键和重要。中国军方和有关方面应该韬略性地、高瞻远瞩地审视和研究这些对策,以应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挑战。

来源时间:2019/2/26   发布时间:201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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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敏: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中的观念、偏好与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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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敏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 2018 年第 6 期

  在研究美国贸易政策的既有文献中,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济利益是决定美国贸易政策走向的主要因素。本文认为,观念变迁应该成为研究当前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关键变量,因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反映出与以往政策的根本性变化。世界观、原则化信念以及因果观念这三个层次的观念通过影响美国公众的贸易偏好和决策者的策略选择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对于理解中美当前贸易战的根源有着积极的意义。缓解当前中美经济对抗,仅仅有经济上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是不够的,因为观念的变迁将会严重影响经济措施的效果。如何定位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如何消解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崛起的困惑与误解,将关系到中国未来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
  2018年7月6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随着美国对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而正式打响。中美两国为什么会走到贸易战的地步?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两国为何不能避免冲突?向中国出口大豆、飞机、汽车等产品的美国企业和利益集团为何不能有效游说特朗普改变此项贸易政策?既然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损害了本国消费者和出口产业集团的利益,那么为何其国内支持率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不降反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理解当前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在对既有文献的梳理中笔者发现,对目前美国贸易政策的分析主要从经济利益出发,而对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调整的国内社会和政治的根源则很少涉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有别于传统经济决定论的解释路径,从观念变迁的角度为理解美国全球经济战略转变和利益集团在此次贸易冲突中的影响力衰减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本文首先将归纳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贸易政策出现的新变化,接着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指出这些研究在解释当前美国贸易政策巨大转变时的不足。在借鉴戈尔茨坦和基欧汉关于观念与外交政策制定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笔者将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观念分为三个层次。笔者认为,这三个层次的观念在公众层面主要是影响了他们的贸易偏好,而在决策者层面则扮演了路线图的作用,改变了决策者的策略选择。正是由于观念的变迁,决定了此次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不是对过去政策的修修补补,而是美国全球经济战略的大调整。各种利益和观念的冲突将在此次调整中重新洗牌,因此传统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下降是必然的。
  —  特朗普贸易新政特点
  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贸易政策为何发生巨大的变化?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笔者认为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的很多举措表明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根本调整,总结起来特朗普贸易新政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特朗普在保护国内产业方面采取的措施力度超过以往,其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引人关注。他上任一年多来发起了十余次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并在2018年3月单方面宣布对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加征25%的关税。随后,特朗普政府的矛头又对准中国,继2018年7月初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以来,关税威胁不断加码,其贸易保护主义案例的数量和性质都远超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政府过去的贸易战略主要是以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为目的,对国内的产业基本是依靠贸易调整援助机制等社会福利来进行救助。然而,特朗普的策略是一方面大力施压其他国家减少对美顺差,回归传统重商主义那种认为对外贸易逆差会导致经济衰落的理念。另一方面,放弃社会福利项目,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利用关税壁垒为国内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保驾护航。
  其二,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调整针对面广,对一些重要传统盟友的刁难已经影响到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例如,他上任后对重要贸易伙伴加拿大的产品提高关税、指责重要盟国德国操纵欧元汇率,施压韩国政府进一步开放市场。在宣布增加钢铝的关税后,由于盟国的激烈反对,特朗普表示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可以暂缓执行,但随后他又给这个缓冲期加上了一个期限,超过时间不改善,这些国家仍然要面对高关税壁垒。这些举措存在着恶化美国与这些传统盟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潜在风险。
  其三,特朗普上台后的贸易政策表现出了从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向以实力为基础的单边和双边主义转变的倾向。特朗普对多边贸易协定持消极态度,认为美国在这些谈判中让步太多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曾宣布考虑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而他上任后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提出重新审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随后的贸易谈判中,特朗普更加青睐双边贸易磋商,因为在双边谈判中,美国的实力地位将使得它获得更大的谈判优势,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利益。这些举措必将增加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和冲突,对现行国际贸易格局形成冲击,并给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早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教训已经向世人揭示了贸易战的双输本质,而美国作为二战后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者和推动者,为何要挑战自己在战后建立的国际制度呢?接下来,本文尝试在梳理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从观念变迁角度来理解贸易政策的框架,并运用该框架来解释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深层原因。
  二  既往的美国贸易政策研究
  既有解读美国贸易政策的文献大多从利益集团、国会政治、党派政治以及国际体系等方面探究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这些文献从理性选择的路径出发,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是由其经济利益所决定的。
  首先,从利益集团角度来解释美国贸易政策的研究传统,可以上溯到1930年代沙特施耐德的开创性工作。他对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制定过程的研究表明,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沿着这一路径,很多学者指出,利益集团对决策过程的游说导致美国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维护这些特殊集团的经济利益。例如,芬德雷和威利兹认为,关税的最终水平是由进口部门和出口部门游说策略的纳什均衡决定的。梅耶则以H-O-S模型为基础,将关税水平看成是多数票制的结果,最终的关税标准反映了参与关税形成过程的经济主体的利益。
  其次,也有学者从国会政治的角度来解释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国会是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法定机构,所以国会的态度举足轻重。如果国会的架构安排有利于过滤掉一部分选民和选区要求贸易保护的压力,那么行政机构就会获得更多的活动空间去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如果国会的风向发生变化,行政机构在推动自由贸易的过程中面临障碍。
  此外,从党派政治视角研究美国贸易政策的学者认为,贸易政策的制定是为了寻求政治支持的最大化。例如,希尔曼指出,政府保护夕阳产业的目的并不是寻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为了赢得最大化的政治支持。希尔曼与厄斯布朗指出其他国家的利益集团也有可能利用政治捐献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政党。这些政党当选之后,就可能会考虑国外利益集团的要求,对关税水平做出调整。中国学者屠新泉也指出,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共识开始瓦解,党派政治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最后,从体系层次来分析,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决定了其对外经济政策的走向。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所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体现在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中。然而19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从一个支配者变为竞争者,其对外经济政策开始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限制国外的竞争者。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国际制度对美国贸易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中国学者田野以国际制度的约束力为着眼点,解释了国际条约的约束力怎样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行为者,从而遏制美国贸易政策的保护主义倾向。
  综上所述,既往美国贸易政策的研究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一是从社会的角度,研究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对贸易政策制定过程施加自己的影响。二是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研究国际经济权力的分配和国际制度的压力怎样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绝大多数文献都认为经济利益——不论它是国家的还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决定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最终走向。然而,本文认为,高举民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不能完全用经济利益来解释,其他因素——比如观念变迁,对于其上台后的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观念因素在对外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从决策者层次来看,观念会改变决策者的认知从而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观念不是隐藏着的经济利益的一种掩护,它会形塑个人对于现实的解释,决定个体偏好进而影响政治选择。比如,罗尔里奇就认为,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类似,需要经济文化来建构理想模型。这种模型能给决策者以信心,从而使其政策具有合法性。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而经济文化代表着国家层面的经济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将管理国家经济生活的方法和目标合法化,每个国家独特的经济机制实际上是观念结构与经济指标的结合。而奥代尔则指出,要充分理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货币政策发生的变化,就要研究观念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正是观念改变了决策者看待经济形势的方式,从而直接影响了政策结果。
  从公众层面来看,许多学者基于近年来一系列公众意见调查的实证数据结果,指出了经典的斯托珀尔-萨缪尔森定理的不足。该定理认为一个社会中充裕要素的拥有者支持自由贸易,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则反对自由贸易。斯托珀尔萨缪尔森定理将个人经济利益视为决定公众贸易政策偏好的唯一因素。然而大量的公众意见调查结果表明,公众的贸易政策偏好不完全是由个人经济利益决定的,它还会受到一些观念和心理因素的影响,比如个人对于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个人对于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以及个人对贸易的整体经济代价的认识等。
  本文将从决策者和公众两个层面来探讨观念对于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笔者认为美国近期贸易政策的调整除受经济利益驱动之外,还反映了深层次的观念变迁,折射出美国社会目前严重的文化和社会危机。笔者将首先沿着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基欧汉所开创的观念与外交政策制定的研究路径,分析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三个层次的观念。其次,笔者将讨论观念是怎样通过改变决策者的策略选择和影响公众的贸易政策偏好来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
  三  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三个层次的观念
  根据戈尔茨坦和基欧汉的区分,对人类的偏好和选择产生影响的观念有三个层次: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观念。世界观是最基础和最不容易发生变化的根本性信念。它形塑人的认知结构,决定一个人想象力的边界,由此限定了个人可能做出选择的范围。比如,不同的世界观会影响个人对宇宙本体论的认识。国际社会中文明的冲突、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往往都与这种世界观的影响有关系。
  观念的第二个层次是原则化信念,它是帮助个人区分对与错的规范性观念。也就是说,这一层次的观念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它提供行为规范,并通过价值判断来扩大其影响。比如,奴隶制度不道德或者虐待战俘都是不人道的行为就属于这一层次的观念。这种规范性观念的转变往往导致国际社会旧制度的瓦解和新制度的建立,因为它会在动摇旧制度合法性的同时为新制度奠定法理基础。
  第三个层次是因果观念,它通过因果链条将两个变量连接起来,试图建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解释性关系。比如,全球变暖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或者经济大萧条的加剧是由于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等等都属于因果观念。这样的因果关系由于解释性链条比较短,所以在政策辩论中很有说服力,因此这种观念的变迁往往能通过为决策者提供解决问题的路线图而对政策制定产生直接快速的影响。
  目前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观念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关于美国的国家认同,这是属于世界观层次的观念。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国家认同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新移民的融入。曾经的“熔炉”理论认为,不同人种的美国人会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美国文化,从而消除不同亚文化之间的差异。然而二战以后,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逐渐增多,这些移民的文化与美国传统的清教文化差异比较大,融合不易,所以“熔炉”理论逐渐让位于“沙拉碗”理论。在这种合而不同的文化多元主义原则指导下,各种族得以保存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但是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客观上对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传统清教文化形成了冲击。随着美国社会价值和人口组成的日益多元化,这种以早期欧裔移民为基础的价值观已经无法代表美国,国家认同危机也随之成为美国显著的社会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曾在他的著作中不无担忧地指出,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人不知道他们是谁、什么是美国根本的价值观。西德纽斯等人曾经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大学生中做过一个关于国家认同的态度调查。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大学生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最强的是欧裔美国人,亚裔和拉丁裔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属于中等水平,而爱国主义最弱的是非洲裔美国人。各族群间这种爱国主义态度的差异表明,国家认同问题确实是美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
  贸易政策制定看似与国家认同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川斯尤针对美国公众的研究表明,国家认同感越强的人,对其他族群的偏见愈少,他更加倾向于支持受益面更广泛的政府政策。也就是说,国家认同感可以让人们超出个人或族群和地区的狭隘利益,从整个国家福利的角度来进行政策选择。从整体福利来看,自由贸易有利于增进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但是贸易政策在国内造成的利益分配是不平衡的,所以那些在自由贸易中经济利益受损的人并不一定会支持这项政策。但是如果有高度的国家认同感,个人就会更少从地方或狭隘利益出发,做出更有利于整体利益的政策选择。然而当国家认同感出现危机时,在经济政策辩论中就会更多地出现“我们”和“他们”的对立,选民将更多关注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关注地方利益而不是国家整体利益。这样一来,贸易政策就成为一种零和的游戏,公众在贸易政策上将会支持一种更加经济民族主义的立场。其次,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第二个层次的观念是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兴起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种原则化信念提供价值判断,它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和错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英格尔哈特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西方发达国家在战后物质丰裕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经历的文化代际变迁。英格尔哈特认为,西方工业社会在二战后的持续繁荣导致了社会代际间的文化变迁。那些出生于二战结束前、成长于物质匮乏年代的一代人往往奉行福利保障、国家安全等物质主义价值观。而出生于战后、在物质丰裕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会更加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并对环境保护、人权等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就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他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发达的西方工业化国家,愈来愈多的年轻一代人转向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过去主要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贸易政策辩论开始关注诸如环境保护、人权改善等价值判断的议题。在讨论贸易政策时,更多的人开始关心贸易政策是否有利于传统价值观的传承,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好的贸易政策应该符合基本的价值判断,有利于社会全面提升,而不是单纯追逐经济利润。例如:在19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美国国内的政策辩论就主要围绕生态环境和人权状况展开。由于墨西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在环境保护和人权方面的标准与美国相比相对宽松,这将会吸引更多的美国企业到墨西哥去建厂,因为他们在墨西哥违反环保和人权标准付出的代价更低。美国的社区福利以及社会价值观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怎样对待墨西哥输往美国的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产的产品,这些问题成为当时美国国内辩论的焦点,最后的NAFTA条文中也增加了关于环境和人权的规定。
  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第三个层次的观念是因果性观念,即贸易自由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贸易保护能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这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思想遗产。汉密尔顿当时反驳了要求实行自由贸易的南方种植园主的主张。他认为美国要走工业化的道路,只有对自己的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才能赶上当时的先进国家。这一主张在南北战争以后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美国成为一个高关税国家。一方面,关税是其保护幼稚工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关税还是联邦政府重要的财政支柱。
  1930年代发生经济大萧条后,贸易保护带来经济繁荣这一因果性观念终于在世界范围的以邻为壑、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中受到质疑。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复苏,反而引起其他国家的关税报复,从而将美国经济进一步推向萧条。这一法案的失败,使得支持自由贸易的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国务院的推动下,美国政府签订了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与1938年的《英美贸易协定》。当时罗斯福政府内最坚定的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倡导者——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认为,经济动荡和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1930年代英、德、日等国家奉行的双边主义政策和封闭性经济集团的形成。开放性的贸易体系是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核心,而和平的维护是建立在这个体系基础上的。
  从大萧条结束到1970年代,美国行政机构的主导思想是将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作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基础保障。虽然由于美国经济在1970年代的相对衰落,自由贸易带来经济繁荣的观念逐渐动摇,要求公平贸易的呼声开始抬头,但是这一时期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打开别国的市场,美国的国内市场仍然是开放的,而且政府也没有采取直接的保护主义措施去重整不具竞争力的制造业。然而,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动摇了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根基。
  此次金融危机是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引发了美国社会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彻底反思,经济民族主义开始回归,越来越多人认同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将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早在2004年,当时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就发表文章反思自大卫·李嘉图以来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指出在某些条件下自由贸易可能会对美国不利。萨缪尔森这篇由经济学家提出的质疑自由贸易的文章产生了轰动效应,迅速在美国的学界、商界以及决策圈里挑起了一场关于全球化的大辩论,美国的主流经济思想开始回归汉密尔顿的传统,那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有利于振兴美国的制造业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奥巴马政府随后提出的重振美国制造业的计划,特朗普喊出的“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都反映了这一传统因果性观念的深远影响。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就如何认识贸易自由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美国社会从建国以来经历了几次思潮的转变。每次观念的转变带来的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相应调整。因此,关注美国社会如何就贸易自由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因果性观念进行阐释和辩论,是理解美国贸易政策制定非常关键的因素。
  四 观念如何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制定:
  偏好形成与策略选择
  美国学者丹尼·罗德里克曾经指出,目前研究政策选择的文献几乎都是遵循严格的理性选择路径,参与政策制定的个人或团体都希望利益最大化,经济利益始终是政策制定博弈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个人或团体的贸易偏好是由其经济利益决定的,通过选择可能的策略在既有制度的约束下去参加政策博弈,这些个人或团体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效用最大化。因此,一个标准的政策选择模型包括:偏好形成、策略选择和制度制约几个部分。然而,罗德里克认为,如果假设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是促使人们参与贸易政策制定的唯一动机,那将导致研究结论与现实世界产生偏差,因为在理性选择模型的每个步骤,观念都会发挥重要的影响。首先,人们所持的观念会影响他们偏好的形成,比如一个环保主义者可能会购买贴有环境友好标志的产品,即使这个产品要花去他更多的金钱。其次,观念也会影响个人或团体的策略选择。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被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共同的行为规范决定了某些行为在特定社会是无法想象的,这限制了人们的策略选择范围。最后,文化、习俗等本身就是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所以政策选择模型中的制度约束必然会反映观念的差异。基于以上理由,罗德里克认为在运用政策选择模型去分析政策形成过程时不应该忽视观念的作用。
  对于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制度背景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本文的重点将集中在偏好形成和策略选择方面。接下来,笔者将探讨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观念如何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中的偏好形成和策略选择。
  (一)世界观和原则化信念影响美国公众贸易政策偏好
  根据经典的斯托玻尔-萨缪尔森定理,一个社会中丰裕要素的所有者会从国际贸易中获益,所以他们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而稀缺要素所有者则相反,由于国际贸易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他们是国际贸易的反对者。所以,如果一国的丰裕要素是资本和技术,那么高技能工人就会支持自由贸易,而如果一个国家的丰裕要素是劳动力,那么低技能工人则会支持自由贸易。近几年在研究公众贸易偏好的文献中,不乏有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这些研究大多以教育水平来衡量个人的工作技能。例如,迈克尔·霍夫曼的研究证明,教育是决定人们贸易偏好的决定因素。卡尔·卡滕萨勒等学者依托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结果,通过分析六个国家的数据得出的结论,也证明了经济因素是决定人们贸易政策偏好的关键变量。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挑战了贸易偏好形成中的经济决定论。首先,学者们发现有很多经济利益之外的因素会对人们的贸易政策偏好产生显著的影响。正如凯文·欧茹克等指出,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是民族主义态度也会影响公众对贸易政策的偏好。他们认为,盲目的民族主义和民族骄傲会鼓励民族孤立主义等想法,并导致政治联盟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破坏。大卫·兰钦认为,被调查者对于国家主权的态度是预测其贸易政策偏好的关键变量。他发现虽然经济利益对人们贸易政策偏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国家认同的观念会对贸易偏好产生更显著的影响。还有学者认为除了民族主义外,文化上的亲近感也会影响公众贸易偏好。如果两国间在文化上有一些共享的价值观,两国公众互相存在一种文化上的亲近感,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持一种支持向对方开放市场的态度。
  其次,与通常认为的个人经济利益决定公众的贸易偏好不同,一些学者发现公众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状况的评价会显著影响他们在贸易政策上的偏好。马丁·爱德华兹的研究表明,受调查者在一些普遍性观念上的态度会影响他们对于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比如他们对于现代生活节奏的态度以及他们怎么看待消费主义对他们文化造成的威胁等。此外,他还发现,公众对于国家经济状况的悲观评价会对他们支持全球化的态度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曼斯菲尔德和穆兹认为经济利益在塑造公众对自由贸易的支持上几乎不发挥作用。公众的贸易政策偏好取决于他们关于贸易对国家整体影响的看法。公众通过社会交往获得的关于国家整体经济状况的看法要比他们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认识更能影响他们在贸易政策上的态度。西尔斯和房克的研究也证实了,自我感知的个人经济利益很少影响人们对于经济政策的态度。因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家经济政策对自身利益的影响是很少的或者说是模棱两可的。与此同时,美国人也不太愿意把自己的个人成功或失败与政府政策联系起来。
  最后,很多学者发现,新闻媒体通过塑造和改变公众观念,在影响他们的贸易政策偏好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卫·兰钦以当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前的大辩论为案例,研究了美国总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认为总统在当时的电视报道中表现出更加支持自由贸易的立场,这影响了公众的态度,有力地推动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有学者通过分析发达国家的保护性农业政策,探讨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即使为农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也要支持政府对本国农产品的贸易保护。他们认为这显然不能完全用经济利益去解释,因为新闻媒体和政客通过更多强调自由贸易对生产者的负面影响,引起人们对农民的同情和对自己工作岗位的不安全感,从而影响了公众对自由贸易的态度。
  从世界观和原则化信念这两个层次看来,当前美国社会的观念基础显然不利于其公众形成一个积极正面的对待贸易自由化的态度。
  首先美国国家认同危机影响了公众对贸易关系本质的认识。外国的便宜商品打败了本土的制造业,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冲击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美国“锈带”面临的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和关注,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唤起了一种被自由贸易边缘化的危机感。这必将对公众的贸易政策偏好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美国总统,本该是扮演调和社会矛盾、弥合种族冲突的角色,然而特朗普为了巩固自己在白人蓝领工人中的支持率,刻意与美国社会的多元主义价值观保持距离,宣扬排外主义和美国优先的观念,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化。随着民粹主义思想的抬头,贸易问题的辩论逐渐超越了经济利益的考虑,更多地受到团体身份认同的影响,贸易谈判成为一种零和游戏,公众对自由贸易的支持下降。在对美国公众的民意调查中,学者们发现当今美国社会的分化很严重,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公众被分为对立的团体,并导致他们在贸易问题上更多地从相对收益的角度看待问题。也就是说,公众不再关注自由贸易给双方带来的绝对收益,而是更关心哪个团体或国家从贸易中获益更多。
  其次,公众对美国整体经济状况的认识影响了他们的贸易政策偏好。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美国国债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开始时不到10万亿美元,而在他任期结束离开白宫时,国债已经上升到18万亿美元。美国的外贸逆差则在2015年达到了7500亿美元。造成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但是在政客的辩论和媒体的报道中,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受损被认为是美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而中美之间存在的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问题更是成为关注的焦点。贸易逆差作为一个直观的公众易于理解的信息,成为了经济衰退原因最好的替罪羊。对美国整体经济状况的认识偏差,使得自身受益于国际贸易的公众,特别是受益于廉价国外商品的消费者,无法完全按照自身经济利益考量形成贸易偏好,在社会舆论的裹挟下也走向了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
  最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超越了经济利益的理性计算,对贸易政策进行价值判断,从而影响了公众的贸易政策偏好。尽管关注环保和人权的“公平贸易”运动(Fair Trade Movement)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伪装起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但近年很多文献证明,参与这一运动的个人是出于对环保和人权问题的重视,其背后并不是经济利益驱动。例如,艾迪·赫尔尼的研究表明,当人们了解到国外较低的人权标准和当地血汗工厂的工作条件时,他们会考虑贸易公平性,从而降低对自由贸易的支持。这表明当人们认为贸易破坏了广泛接受的社会规范时,决定人们贸易偏好的将更多的是公平性而不完全是经济利益。厄里奇也认为参与“公平贸易”运动的公众对人权和环保的关注是真诚的,并不是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掩饰。他根据在美国公众中做的社会调查数据指出,支持“公平贸易”运动的被调查者与那些支持经济保护主义的被调查者在特性上有很大的不同。随着关注环境保护和人权标准的“公平贸易”运动在制度建设上的日益完善,美国贸易政策辩论的既定议程也日益受其影响。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谈判中,环保和人权的条款变成谈判中的焦点。
  (二)因果观念限制决策者可选择的行动策略
  在影响决策者的行动策略时,因果观念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任何政策目标的达成都需要采取具体的措施,而观念能通过发挥路线图的作用来提供达成目标的路径选择。通过在目标和措施之间建立因果性联系,观念能够为决策者提供行动策略,从而为实现决策者的既定方针服务。
  贸易自由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本文所界定的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制订的第三个层次的观念,它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是不断变化的:从最初的经济民族主义,到大萧条后的自由贸易,再到1970年代以后认为适度的贸易保护有利于保持美国相对经济优势。随着这一因果观念的不断变化,美国对外经济领域的行动策略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以下将以二战后内嵌式自由主义的兴衰为例,说明贸易自由度与经济发展这一因果性观念怎样发挥路线图的作用,指引决策者的贸易政策选择。
  内嵌式自由主义的概念最先由约翰·鲁杰提出。它肯定了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的因果关系,并将政府的国内承诺作为重要的前提,以区别于19世纪后半叶在英国主导下的放任自由的贸易自由化。它是自由主义的观念与一种兼顾国际义务与国内承诺的制度基础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二战以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金融和贸易机制具有寻求实现国际和国内经济稳定的双重目标,而其主要的手段就是通过受国内干预制约的对外经济自由化来实现繁荣和稳定的目标。
  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内嵌式自由主义国际体系有两个层次:在国际层面是以双挂钩为特征的金融制度和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载体的贸易制度;国内层面则包括各国不断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双层制度设计的理念是,自由贸易在国际层面会带来参与国普遍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但是它会带来一国国内的社会分配不公,因为它造成了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分化。所以国家要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来减少自由贸易对弱势群体的冲击。鲁杰认为,二战后在内嵌式自由主义的观念指导下的制度安排,保证了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持续进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其中各国政府不同形式的社会福利项目,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的更积极的角色是这一机制成功的关键,也是战后体制区别于19世纪全球化进程的最显著的特征。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进一步巩固了自由贸易带来经济繁荣的因果观念。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国会将更多的关税谈判权授予总统,负责贸易谈判的行政机构得以在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合中真正建立起了一个多边谈判的机制,大幅度降低了各国的关税水平。
  然而进入197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开始相对衰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1971年,美国在战后首次出现贸易逆差,黄金储备急剧减少。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的因果性关系受到质疑,美国政府决策者开始反思所谓贸易政策的公平性,学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战略性贸易理论,对比较优势、产业政策等概念提出了新的见解。美国政府在1970年代通过了两个具有较强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法案,即《1974年贸易改革法》和《1979年贸易协定法》。美国政府后来经常援引和运用的“301”条款就是在《1974年贸易改革法》中形成的。
  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是冷战的背景决定了美国及其盟国间的自由贸易是对抗共产主义、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所以决策者的策略选择是在保持美国市场开放的同时,施压其他国家降低贸易壁垒,以此来扭转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颓势。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主要针对日本,当时里根政府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促使日元升值,二是向日本施压使其限制对美国的出口。在发展中国家,美国宣扬新自由主义改革,首先在拉美进行试点,然后借着苏东巨变的契机向全球推广,这样一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始向美国开放。冷战以美国及其盟友的胜利告终,内嵌式自由主义的根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自由贸易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和政治安全的保障这一观念深入人心。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且促使人们反思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的关系,进一步引发了对全球化进程的质疑。随着美国企业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尖锐的矛盾。产业空心化主要体现在制造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的下降。美国制造业在1959年的份额是46.9%,而到了2012年制造业份额已经下降到28.43%。1959——2014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下降了21%。受产业转移影响的美国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
  由于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的因果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动摇,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开始考虑自由贸易以外的替代性政策选择。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再工业化”政策就是其中之一。这一“进口替代”战略的思想就是要恢复美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通过将更多的美国企业留在国内从而为美国人保留更多的工作岗位。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明确提出过“进口替代”战略,因为根据古典贸易理论,美国的“进口替代”是难以形成比较优势的。但是,保罗·萨缪尔森在2004年发表了一篇反思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文章,为美国“进口替代”战略的可行性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他在李嘉图的研究模型中加入了规模参数,认为规模经济本身就是比较优势,人口大国可以拥有较宽泛的比较优势。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中国没有什么不同,两国都是人口大国,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美国也可以在除了高端产品之外的一些中端产品生产领域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1]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政府都强调要采取措施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避免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并出台一系列措施来落实这一构想。这些政策出台是与观念的变迁息息相关的。
  靠迎合民粹主义思想上台的特朗普,为了回报在竞选中大力支持他的白人蓝领工人,将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作为政府工作目标的重点。19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主要通过贸易调整援助制度来救助那些在自由贸易中利益受损的工人。特朗普的观念则是:与其依靠社会福利,不如通过增加工作岗位的方法来解决自由贸易带来的失业问题,而且他的减税措施也限制了政府为失业工人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一方面,特朗普通过设立贸易壁垒把国外的竞争性产品挡在国门外,从而保护国内的工作岗位。比如,他在2018年3月份宣布,要提高钢铝产品的关税水平,保护国内钢铁行业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他通过直接的干预手段,将国内企业的投资留在美国本土。比如,福特汽车公司曾经计划在墨西哥投资建厂。为了将投资留在本土,特朗普上任后,宣布将对福特公司返销美国的产品征税。这一举措最终使得福特公司放弃了在墨西哥的投资计划,转而表示要在美国密歇根州投资7亿美元建厂。这些都是决策者在美国传统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回归的大背景下做出的相应的策略选择。
  五 中美经贸冲突中的观念碰撞
  经济利益的分配固然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然而美国社会的观念变迁使得中美双方的谈判无法像过去那样通过一定经济利益的让步而达成妥协,这才是此次贸易摩擦不同于以往的突出特点。一方面,美国国家认同危机日益严重,处理不当将造成社会的撕裂和对立。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移民国家,它没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统一的民族特征,加强国家认同感的最好办法是建立我们和他们的界限,强调美国例外论,将国内不同族群团结在一起。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美国再次伟大”,将美国的利益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其实质是寻求建立一种国家认同,在与他者的疏离和区别中,弥合美国国内族群间的冲突。国内社会问题向对外经济政策的延伸是此次中美经贸冲突程度剧烈的重要原因。经济民族主义极大影响了美国公众的贸易偏好,个人自身的经济利益不再是决定贸易偏好的唯一因素。很多美国公众认为中国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获得了比美国更多的利益,所以即使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有利于美国消费者,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特朗普的强硬贸易政策也还是表示支持。
  著名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8月份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近两年来对他的态度基本没有变化。2016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中,87%的人曾表示热切支持。2018年,当初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中仍然有82%的人持同样的态度。11月6日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结果表明美国民众在政治支持上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治共识前所未有地缺乏。民主党人虽然通过大规模的投票动员夺回了众议院多数党地位,但是大多数共和党人仍然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包括他的贸易政策。
  在皮尤研究中心同一时期发表的另一份民意调查中,那些认可特朗普工作表现的人被要求列出具体的原因。60%的人表示认可他的个性、领导方式以及“美国优先”的口号。只有20%的人能具体说出认可他的某项政策或议程。仅仅10%的支持者是因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而认可他的工作。这说明,特朗普的民意支持主要来自与经济无关的方面,如果不是对民众心理和偏好的把握,特朗普是不敢在中期选举之前贸然提高关税的。与此同时,随着中美之间在贸易方面的冲突升级,对中国有好感的美国人越来越少。2017年,在调查者中有44%的人表示对中国有好感,而2018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38%。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是较大威胁的美国人也有所增加,达到受访者的58%,而2017年这个比例是52%。这说明随着贸易战的推进,将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视为零和游戏的美国人有所上升。这无疑会反过来进一步坚定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者的强硬立场。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关于中美贸易关系对美国影响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导致美国在谈判中要价过高,中美之间很难达成妥协。在中美建立经贸联系的初期,美国决策者受贸易和平论影响较深,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会增加两国冲突的经济成本,从而减少冲突的可能性。通过将中国纳入到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美国希望借由国际规则的约束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向更西方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之间经济总量的差距逐渐缩小后,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获得了不对等的利益。最关键的是,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像美国决策层所希望的那样采用西方式的制度,而是坚持中国的节奏和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非西方道路的一个新的选择。于是,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逐渐被视为对美国经济地位的威胁,越来越多的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是搭便车者,应该施加压力让中国经济达到美国一样的开放水平。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都持这样的看法,然而美国希望的开放程度显然是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所无法达到的,所以中美之间的经贸谈判很难取得关键性突破。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中美现阶段的贸易争端中,美国公众与决策者之间实际上达成了某种共识。美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和对外经济政策交织在一起,各种观念和利益在其中碰撞并重新洗牌。美国政府此次对外经济政策转变是根本性的,这是导致美国谈判立场僵硬不妥协的主要原因。在经济民族主义和决策者观念转变的背景下,得益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美国消费者和国内产业利益集团也似乎难有太大作为。只有改变美国贸易政策研究中的经济决定论,重视观念对于经济政策的影响,才能有助于把握中美间经济冲突的本质,针对性地选择有效的应对策略。

来源时间:2019/2/26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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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莉:中国的美国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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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六期

  编者按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美国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中国美国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研究焦点与关注课题发生哪些变化?具有哪些特点与优势?未来的发展路径在哪里?围绕这些学界关心的问题,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贠晓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文莉教授。朱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内政与外交、国际政治经济学,著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一、二版)、《战后国际关系史》(合作);代表性文章如《美国的经济状况与政治抉择》《当政治极化与社会分化同行》《富豪民粹考验美国政治》等。

  一、中国的美国研究发展历程
  贠晓(以下简称贠):朱教授您好,您可否先简要地介绍一下美国研究的学科定位和学术特点?
  朱文莉(以下简称朱):你好!很高兴有机会在《国际政治研究》的平台上和大家分享我对中国美国研究的了解和认识。从国际关系学科的视角来看,美国研究的定位非常明确,它是区域和国别研究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其学术成果为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经济研究提供支持。当然,相对于此类聚焦式的精度研究,还有讲求广度和厚度的美国研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各个科系中以美国为分析和观察对象的学术活动都可以包括在内,推动形成对这个重要国家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因此,与其他区域国别研究一样,美国研究强调实证而非理论或实务分析,适合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我们今天介绍和讨论的美国研究就涉及精度研究和厚度研究两个层次的内容。
  贠:在您看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朱:当前,中国各界纷纷以各种形式回顾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以此为参照,我倾向把过去40年的中国美国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1978 —1998年的奠基时期、 1999—2009年的拓展时期和2010年以来的沉淀时期。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也一直存在对美国的观察,但受意识形态斗争的时代背景局限,基本上可以说是立场主导的敌情分析和批判式记录。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彻底改变了美国研究的状态,使这个领域从充满禁忌的雷区迅速化身为备受瞩目的富矿。社会关注、决策需求、学术兴趣共同推动中国的美国研究进入起飞阶段,而在中美建交开启的两国人文交流的大背景下,美国方面积极主动地提供帮助,也对美国研究的顺利起步发挥了助推作用。
  贠:这三个阶段的研究各自有何特点?相互之间又存在什么关联呢?
  朱:1978 —1998年是中国美国研究的奠基阶段。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美国学从无到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首先是迅速形成了水平极高的研究队伍,由20世纪前半叶接受系统现代教育的老一代和“文革”后受国家资助和委派赴美深造的中生代这两代学者组成,带动美国研究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边缘走到舞台中央。然后大量翻译出版本领域的经典著作,不仅填补了数十年的中美学术交流空白,而且呼应了改革开放初期强烈的社会性求知愿望。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译著大多以单行本面世,像《论美国的民主》《联邦党人文集》《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等研究美国的必读书都得以引进。到20世纪90年代,各大出版社开始以丛书的形式将其结集推出。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商务印书馆的《美国丛书》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美国译丛》系列和《美国研究丛书》系列等。 与此同时,美国学术界具备独特视角与观点的论著纷纷被引进,如政治心理学名著《总统的性格》,进步主义美国史学派代表作《美国文明的兴起》,秉持精英政治论的《谁掌管美国》,支持决策过程分析的《掌权者》,等等。这些译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学者对美国学术进展的理解进一步深入,也带动中国对美国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趋向多元化和科学化。以此为基石,一批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的基础性、重量级著作相继问世,广泛涵盖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外交等诸多主题,标志着本领域研究起步不久就跃升到相当高的水准。其中包括李道揆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陈宝森的《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刘绪贻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朱传一主编的
  《美国社会保障》、资中筠的专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等等。这些作品往往时间跨度惊人,追求全面覆盖所研究的制度与政策范围,使用资料丰富、扎实。这批重量级概论性论著的出现,厘清了本研究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不仅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牢固基础,而且为政策与对策分析提供了可靠支撑。1994年出版的《战后美国外交史》更是集中了当时致力于美国外交研究的知名学者,对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点,从逻辑、方法到观点、论证都展现了高超的学术水平,可以说是这一阶段美国研究的精华之作。
  1999 —2009年间,美国研究进入拓展阶段。这个时段的美国研究延续了奠基阶段确立的路径,课题涵盖面广泛、注重对外交流与合作研究、学术研究与对策性研究相互促进。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研究成果当中专题著作的数量明显超过了概述和基础性著作,研究者个体作品取代团队合作成果成为主流,论著和译著更加注重通行学术规范,接受国内院校教育培养成长起来的众多新生代学者加入本领域的工作,各大智库纷纷设立美国研究分支、使本领域的研究机构进一步多元化。经过这十年的努力,中国的美国学在广度上进一步延伸,研究水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2010年以来的美国研究则转入沉淀阶段。需要澄清的是,这里所谓沉淀并非沉寂,而是稳定、积累、耐心收获的意思。与轰轰烈烈的奠基阶段和雄心勃勃的拓展阶段对比,近年来的美国研究领域给人留下的相对印象。在经历了高歌猛进的快速成长之后,中国的美国研究进入稳健发展的新常态。无论是人员队伍、研究机构,还是课题领域、交流合作渠道,都比较完备和稳定,为完成问题导向的政策和学术研究提供了保障。此阶段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仍然保持着高水准,特别是在长期作为焦点课题的中美关系研究当中,两国优秀学者的合作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美国研究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再次进入高潮,在美国研究奠基阶段留下的一些缺憾,此时得到有效的弥补; 仅就论文数量而言,国内高校的相关教育培养甚至可以说达到井喷状态。
  二、 21世纪中国的美国研究热点
  贠:您可否就美国研究的后两个时段做进一步介绍?在此期间,美国研究领域主要聚焦哪些课题?
  朱:进入21世纪后,首先引起美国研究学者广泛关注的是对美国宪政与司法政治的研究和介绍高调回归。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法学建设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是从头再来,百废待兴;另外,处于起步阶段的美国研究偏重外交与中美关系导向,而美国司法系统在外交领域的直接作用和影响极其有限。主客观因素叠加的结果造成美国法律课题在此前的美国研究中关注度不足。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王希教授的著作《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同年,张千帆教授论述美国宪法与政府体制的著作面世;2002年,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的著作《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出版,引起学界热议。活跃在美国研究领域的学者很快认识到,理解美国的宪政对解读美国的历史、解构其政治文化、解释其外交政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对美国法治特别是现代宪政发展与运作的研究顺利加入美国研究领域,并一度成为热点话题。以本领域的核心刊物《美国研究》的正式论文为例,关于美国司法政治的文章年终总篇数在2005年之前总是少于研究美国历史与社会课题的文章,而在2006—2010年期间则几乎每年都超过后者,发文最多的2007年甚至超过研究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文章篇数。
  然后,围绕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战略考量,分析其外交政策特点,探寻背后的政治和思想根源,成为美国研究领域的热点和亮点。率先就此课题展开讨论的是关注外交与战略分析的学者。 2003年,《美国研究》在年中组织了对小布什政府外交战略的专题讨论,其中,《美国霸权的逻辑》《霸权的困境》《孤独的霸权能走多远》等论文均敏锐地指出“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政策对恐怖威胁过度反应、过度扩张的倾向,并深入剖析其帝国心态和单极霸权构想,关注美国外交转向对全球秩序的影响。当时的美国政界和学界主流还热衷于“美国—新罗马”的意象,对“先发制人”“进攻性现实主义”、管理“失败国家”等战术革新津津乐道。回头看来,中国学者定位于战略层面的观察和分析其实更客观也更中肯。
  随着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事陷入泥潭,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学者加入对此课题的讨论。美国新保守主义群体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其思想渊源和理论支撑、其经济与社会基础,都得到相当深入的探讨。刘小枫主编的《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和甘阳主编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全面介绍和评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哲学之父——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学派在美国政治哲学界的主将阿兰·布鲁姆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点评,关于新保守主义在西方保守主义谱系中的位置、美国新老保守主义的异同、新保守派与基督教右翼的关系等问题都得到了讨论。对新保守派思想的解构促进了对其政治与外交主张的认知和分析,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解读得以在更宽广的历史背景下展开。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战略收缩和政策调整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中被学者广泛讨论的主要话题包括:(1)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调整,特别是其再平衡战略部署对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的影响;(2)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其市场与社会在后危机阶段的变化;(3)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等等。
  贠:在宪政与司法、单极霸权、新保守派、战略收缩这几个研究焦点外,还有哪些重要议题的研究取得明显进展?
  朱:进入21世纪后,在美国政治制度研究方向此前处于边缘的一些课题也得到重视。如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主编的《宗教与美国社会》系列丛书,致力于探讨宗教在美国政治、社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孙哲教授主编的“当代美国国会研究丛书”,旨在加强对美国国会政治过程的分析,进而探讨国会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剖析美国经济决策过程的名著《美国贸易政治》《艰难时世下的政治》 被翻译出版,促进了对美国经济制度与政策的讨论。
  同时,各种专题研究著作与论文纷纷面世,涵盖主题更为广泛。如美国思想史方面,钱满素的专著《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美国政治思潮与对外关系方面,任晓和沈丁立主编的《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外交史方面,王立新的著作《踌躇的霸权》;  美国社会趋势方面,朱世达、姬虹主编的《美国市民社会研究》;美国移民问题方面,梁茂信的著作《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等等。当然数量最多的还是围绕美国外交战略、区域外交政策、对重要双边关系的处理等外交问题的研究,其中高水平论述层出不穷,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研究主题的丰富程度展现了美国研究在新世纪进一步细分化和学术化的趋势。
  三、中国的美国研究特色
  贠: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美国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朱:在2010年一次学术研讨中,曾有学者提出与其他各个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相比,中国的美国学先走了一步,相较于其他国别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这个评价放到今天看也还是能够成立。究其原因,可归于以下几点:第一,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国社会各界始终对了解认识美国存在强烈兴趣,普遍、持续的政策与社会需求推动美国研究不断进展;第二,美国在国际关系学术界长期居于优势地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如何学习、消化、吸收美国学界成果的问题,从而促使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关注学科发展背后的美国思想史、文化潮流、社会趋势、政治与政策基础,形成对美国的全方位观察;第三,中美关系被视为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中国外交布局当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随之产生的政策研究任务和资源投入支撑着美国研究的开展;第四,美国社会与政府机构向来以多元开放、信息自由流通为荣,美国研究因而得以相对充分和便利地占有资料,加之英语作为通用国际语言提供的工具基础,使关注美国研究课题的各界学人可以轻松加入讨论,增强了学术活力和多元发展的趋势。
  贠:美国研究形成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特色有哪些?
  朱:首先是布局全面。我国其他区域国别研究大多受历史影响与资源限制,人员和机构重心往往偏向语言文化和历史领域,而美国研究几乎从起步开始就突破瓶颈,政治、经济、社会课题与文史并重,在此基础上再以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研究为焦点。像前面总结的,21世纪以来的美国外交和中美双边关系研究相继受到法律、哲学、历史研究的滋养和启发,对于美国政治社会的观察也进一步多元化,研究课题更加丰富细致。有学术的厚度与广度支撑,现实政治与政策对策分析才有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可以说是美国研究领域形成的宝贵经验。
  其次是社会影响力突出。美国研究领域的部分学者特别是早期的优秀学者,一直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路径,其学术追求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普遍关切自然产生共鸣,于是美国研究的学术成果经常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例如,20世纪80年代,与美国相关的译著出版印数都在数万本,十万本以上起步的也不少见,而且经常在几年之内多次大规模加印。如《光荣与梦想》《论美国的民主》等作品,可以说是影响了改革开放初期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再如资中筠所著的《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原意是作为观察美国独特的基金会制度的学术著作,但在 2003年出版后却在学术界之外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此书使用丰富、充实的历史资料和实证材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美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和政策完善,促使资本在政府和公众监督下、为社会改良与发展服务。在中国民间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公益事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时机的背景下,美国的基金会制度适时提供了一面镜子,引起相关人士的极大兴趣。2006年,本书迅速再版并更名为《财富的归宿》,对于中国公益事业的进展和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如刘瑜所著的《民主的细节》,2009年面世之后可谓一纸风行,迅速加印十余次,对中国社会各界了解美国公共政策与多元政治过程助益明显。尽管随着中美人文与社会交往的扩展,中国赴美人员数量激增,接触美国的信息渠道日趋多元化,但对美国制度与传统的深入认知仍有赖于学术界的引导,学术成果的社会意义仍然引人注目。
  再次,美国研究领域还形成了中美两国学者对话交流的成功模式,特别是在中美关系课题上产生了高水平的合作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于2012年联合撰写的长文《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文章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点具有前瞻性地提出“战略互疑”概念,警示双方如果对对方国家的长期目标发生误解、误判将导致双边关系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两位作者依据自己长期研究、观察、参与中美交往的经验,准确地总结和概括了两国领导层普遍接受的一些基本观点,展示了相互疑虑的逻辑来源,进而提出控制和减少战略互疑的联合行动倡议。论文分别以中英文形式在两国发表,在中美双方的政策界和学术界都引发了强烈反响,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显现。另外一个代表性例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于2016—2017年联合发起《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中美智库研究项目,组织了由中美两国近40位资深专家学者组成的团队,系统阐释对经济、政治、军事、亚太安全、全球治理等重要领域中美双边关系的看法和关切,对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可以说是中美合作研究的又一重要进展。
  贠:这些研究特色的形成与美国研究领域的学术环境之间有何关联?
  朱:应该说,以往的研究成绩无不得益于本领域学术机制的建设和由此形成的良好学风。第一是同行研讨与学术批评的活跃。这是从美国研究奠基阶段开始由学者们自发形成的传统。例如,1992年,沈宗美写了一篇题为《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的论文,介绍他在访美期间观察到的美国各界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立刻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组织了一个会议,专门讨论这篇文章。此会与作者的级别身份无关,也不是什么自上而下命题造势,只是因为大家感觉此文指出的问题对美国的社会发展乃至世界政治潮流关键而且重要。我当时还是北大学生,也去列席旁听,会议气氛的热烈和学者们相互交流的坦率真诚至今难忘。扎实的研究能够受到关注,重要问题能够引起讨论,有价值的观点能够得到反馈,良好的学术生态就得以建立和保持。当然,在美国研究领域基于学术标准的批评也是犀利尖锐的。译文译本是否准确,文献使用和基本概念理解是否恰当,核心假设与基本逻辑是否可靠等各个方面,经常会看到学术同行提出直率的意见。
  第二是教育培养机制的活力。很多国内知名高校从20世纪80年代就设立专门的美国研究机构,这不仅为在校学生提供参与研究和交流的宝贵机会,而且通过聚集校内资源有力地支持了美国研究相关课程的开设和完善。仅以其中颇具特色与影响的两个项目为例。一个是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联合培养项目,由中美双方联合招生、双语教学、共同培养,课程重点在加强两国学生对对方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同时,筹建的中心图书馆拥有高质量的美国外交专业资料,对帮助学生接触和开展美国政治、美国外交方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基础。另一个是由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袁明教授主持、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美国社会与文化”通选课程,每年吸引文理工科各院系400余名同学选修听讲。参与讲授的教师团队由美国研究各领域的知名学者组成,讲授主题涵盖历史、法律、政治、经济、语言、教育、社会、新闻、科技、国际关系等领域,充分展示了美国研究的跨学科特色和人文魅力。在这些高校课堂上对美国研究产生兴趣、掌握方法的学生,也就是后来构成美国研究新生代的中坚力量。
  第三是对以我为主开展基础性研究的坚持。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社会情况纷繁复杂,历史进程多姿多彩,可入手着墨之处太多;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的美国社会科学又长期处于领先水平,既成的知识体系与研究框架既有吸引力,又容易产生压迫感。面对如此特殊的对象,本领域的学者特别注意以中国学术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动力开展研究,尤其是在起步阶段就着重进行基本概念的梳理,并一直坚持对美国制度与传统的研讨,不断加深认识。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有历史与制度分析的厚度,才能支撑现实课题研究的高度。这种学术追求在中国的美国研究领域还是清晰可见的。
  四、中国的美国研究未来的发展路径
  贠:中国的美国研究是否还存在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朱:学无止境,做研究更是永远在路上。由于历史原因和主客观条件限制,中国的美国研究领域也存在一些缺憾和薄弱环节。
  第一,与课题的广度和部分研究成果达到的高度相比,中国的美国研究深度还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在政治与社会文化方面,急需沉淀研究的层次,加强对美国地方政治和多元社会机构的了解和分析,加强对后现代时期的美国关键转型时段的探讨。
  第二,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互动亟待规范化、常态化。如前所述,在美国研究的奠基阶段,历史学与政治学分析起了强力助推作用;在拓展阶段,宪政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带来了活力与启迪,但遗憾的是这些都并非美国研究主动寻求碰撞的结果。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20年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发展最为强势的经济学在美国研究当中贡献却并不突出。
  第三,与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充分介绍与讨论相比,美国基本数据资料的整理还远不够完备,更新也不够及时。在网络化进程高速推进的今日,数据细化和数据分享更是制约研究进展的瓶颈。现有的专题研究一般都是借用美国方面的公共数据资源,大量的简单、重复使用,在系统和规范性上进展缓慢。
  第四,专业人才培养面临断层的风险。早期能够轻易吸引优秀人才加盟的情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其他学科和课题领域构成竞争压力,社会经济多元化提供的发展机会更是充满诱惑。要保持研究人才队伍的高水准,就必须及时改进培养机制尚存的缺陷。比如,在学科起步时期,因资源所限,很难支持学生和青年学者赴美进行长期田野研究,后来通过与美方合作建立了一些交流渠道,但又很少以我方研究课题为导向。这种访学与研究的脱节严重妨碍了专业人才的成长。
  第五,需要重新开拓使用新技术手段与社会对话的渠道。在日趋嘈杂的网络公共空间里,专业学术意见与大众舆论倾向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明显,美国研究领域也不例外。训练有素的学者形成的严谨学术结论很难走出书斋,新兴媒体虽然能够提供发表平台,但又普遍追求一语惊人的轰动式传播,反而造成专家在大众心目中的信誉度贬值。于是,在空荡的舆论场上,关于美国的偏见、谬证甚至谣言到处流传,特朗普崛起以来的各种怪象就是典型的例子。
  此外,长期存在的学术研究与对策研究结合问题、美国外交特别是中美关系研究比重偏高、各地研究机构交流合作不足等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寻找解决方案。
  贠: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可行的思路和方法呢?
  朱:上面谈到的问题,有些是自美国研究领域形成以来长期存在(如资源不匹配,无力支持在美开展田野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有些是社会变革、技术发展造成的新问题(如人才和数据断档),更有国内所有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的共同结构性问题(如对外关系研究压倒国情社情研究),解决起来绝非一日之功。加之中国的美国研究起步早、起点高,后学步武前人已有相当难度,要做根本性改进往往有望而却步之畏。
  在此背景下,寻找适当的参照可能有助于开拓思路、提供灵感。中国资深学者曾有比较一致的评价,即美国对华研究无论从人员数量、还是成果质量上讲都明显领先于中国对美研究。
  那么,我们不妨借鉴一下美国学者是如何开展中国研究的,进一步推而广之看看美国学者是如何开展地区研究的,从中探寻共通的方法。关于前者,中国学界对费正清、鲍大可等知名学人的学术经历已经有了一定了解,美方近期的学术新发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美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进入新阶段》一文中进行了介绍;关于后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可以《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一文做了全面回顾和深入精到的点评,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概言之,突破瓶颈、向高水平的国别研究继续努力首先要坚持学术导向,必须明确美国研究从根本上讲是智识议程而非政策过程。政策需求、政府关注、官方资源的投入固然可以推动研究的繁荣热闹,但决定真正的研究动力和最终成果水平的是学术积累和学者的创造性智力活动,而这些只能来自于真正的求知欲和思辨质疑。议题设置、资源配给、评价批评都应是学术过程的组成部分,“利益驱动、行政主导、媒体吸引”只会扭曲甚至阻碍这个过程。对照美国地区研究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现实需求起了推动作用,美国政府项目与资金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真正作为枢轴进行全盘规划和组织的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 )——一个学界自主建立的民间机构。该理事会在区域研究课题上致力于引导社会科学领域各分支学科的学者形成国际关切,追求对世界各地区历史与现实的多元化解读。据此展开的地区研究得以努力摆脱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对抗的束缚,以长期、普遍性问题导向克服短期决策冲动,真正可积累的重量级学术成果因而不断涌现。
  其次,成功的国别研究一定要鼓励跨学科视角和方法。一方面,要吸引和容纳双重甚至多重学科身份的学者参与研究和讨论。比如,欢迎历史学家来分析美国史,法学家来分析美国法治,等等。各个学科的学术进展正是推动区域国别研究进步的智识动力。如前所述,中国学界在这一点上也有不少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要形成固定的跨学科交流场域,有意识地追求综合学科知识。如美国社科理事会创始人查尔斯·梅里亚姆所提倡的,主动担当抗拒过度专业化、太过彻底的系科分化、各个学科之间相互隔绝孤立的潮流的责任。在此过程中,国内一些学科门类齐全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对美国研究课题有共同兴趣的学者相互对话,协力工作,创造出新的学术空间。
  再次,在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应争取跟上研究对象变化的速度。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美国社会与政治舆论的形成过程已经今非昔比,一些新技术手段则为追踪和分析文化社会潮流提供了渠道,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已经习惯于采用计量方法拓展观察和分析。中国的美国研究在坚持描述与思辨传统的同时,应尽快建立数据收集、评估、分享的系统;在研究成果的传播、与公众对话的途径上面,也应寻求新技术的帮助。
  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对国际关系、包括美国研究的需求相应地出现调整。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内政外交变化剧烈,中美关系走到历史性的关键节点。中国的美国研究必须对这些调整变化做出回应,面对新问题,寻找新的思路和方法,争取在理论与实证方面有所贡献。

来源时间:2019/2/26   发布时间:201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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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潮:美国对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立场异同分析

作者:孙海潮  来源:大国策智库

  伊朗和朝鲜同被美国列为所谓的“流氓国家”,都是被美国视为死敌的“危险敌国”。特朗普对上届奥巴马政府所做决定一概否定,但在仇视朝鲜和伊朗问题上非但没有变化,反而持续加码,既要退出伊朗全面核协议这个“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和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又要在强化对朝制裁的基础上对朝核设施进行定点摧毁。朝鲜和伊朗两国也把美国列为最大外部威胁,“誓死捍卫国家主权”。本文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剖析美国针对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立场的异同。

  2月13-14日,在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在出席慕尼黑世界安全会议之前,专程赴华沙召开“伊朗核问题国际会议”,要求盟友与美国一起强化对伊制裁,“促进中东和平与安全”。德法英外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悉数缺席,与会的欧盟成员国仅派出低级官员,土耳其只派出使馆低级外交官。所以,华沙会议既无进展亦无共识,但有三点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一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数位与会的阿拉伯国家代表同框,称之为阿以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实际上是美国的中东政策使中东国家之间的裂痕更深更大。二是欧盟与美国在对待伊朗全面核协议问题上的分歧依旧。美国坚决废弃并要求盟国跟进,欧盟再次断然拒绝。美欧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从未如此泾渭分明。三是韩国外长康京和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晤后,美韩共同确认两国领导人将在“位于亚洲的第三国”举行第二次会晤。特朗普总统曾于月初宣布,他和金正恩将于2月27日至28日在越南进行第二次会晤。
  2月15日,全球注目的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开幕。法德和欧盟委员会再次表示不接受美国关于退出伊朗核协议的要求,因为废除伊核协议将是危险的。欧盟再次强调,正是由于国际社会与伊朗签署了全面核协议,才避免了中东地区出现全面核军备竞赛的局面,保证了地区形势的稳定,而不是美国所说的只有废弃核协议和全面强化对伊制裁,才能确保地区稳定。所以,欧盟坚决不能同意废弃伊核协议,仍将继续执行伊核协议,而且出台了“第三方金融支付”、通过欧盟基金向企业补偿损失的“阻断条款”、易货贸易等形式规避美制裁对欧盟企业造成损失等措施。欧盟对多方劝阻美国未果而对中东局势的发展前景深感忧虑,在不改变对伊核条约立场的前提下,并未放弃劝说美国“回心转意”的努力。
  伊朗和朝鲜同被美国列为所谓的“流氓国家”,都是被美国视为死敌的“危险敌国”。两国也把美国列为最大外部威胁,“誓死捍卫国家主权”。面对美国威胁,朝鲜多年前就声称已是拥核国家,将以“超强硬”和“物理手段”毁灭敌国,美国反而装聋作哑说不可能,还说朝鲜是虚张声势吓唬人。伊核问题上,不论伊朗怎样解释只是开发民用核能而不会拥核,甚至以伊斯兰教义和古兰经担保,美国就是一口咬定伊朗的目标是要开发核武器,绝不能坐视。后来,美国又利用所谓的朝鲜和伊朗导弹威胁问题,退出反导条约,在欧洲和亚太部署反导系统,在中东大肆倾销军火,既要让盟国交“保护费”,还要拼凑亚洲版和中东版北约。朝鲜和伊朗核及导弹问题再次成为美国控制盟国的有效借口和工具。特朗普对上届奥巴马政府所做决定一概否定,但在仇视朝鲜和伊朗问题上非但没有变化,反而持续加码,既要退出伊朗全面核协议这个“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和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既要 强化对朝制裁的基础上还要对朝核设施进行定点摧毁。特朗普与朝鲜和伊朗领导人互骂脏话人身攻击甚于泼妇骂街,发展到与金正恩竟相炫耀自己“办公桌上的核按钮更大”。
  2018年5月8日,特朗普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不顾英法德战略盟友的“苦口婆心规劝”,宣布美国退出伊朗全面核协议。因为这个“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并没有完全去除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也没有限制其弹道导弹研发,反而为伊朗解除了经济制裁,使之获得了继续发展核武器的经费。“过去没有带来和平,永远不会带来和平”,美国将重启在伊核协议下豁免的对伊朗制裁。美国随即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条件,实质仍是要改变伊朗政权。
  伊核问题进入死胡同的同时,朝核问题却峰回路转。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互动频繁,并迅速商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首次美朝领导人会晤,两个死敌实现“历史性和解”与“历史性握手”。
  特朗普因急于会晤金正恩,提前离开在加拿大召开的G7峰会,并在“空军一号”专机上指示美国代表团不能在最后声明上签字,致使G7 峰会首次归于“失败”。特朗普抱臂独坐双眼仰望天花板,默克尔率领西方盟友怒视的照片迅速传遍全世界,西方阵营的分歧暴露无遗。
  特朗普是抱着“只许成功”的心情前往新加坡的。落座后,特朗普表示,期待会谈能够取得成功,相信双方能够建立良好关系。金正恩表示,今天走到这里不容易,双方克服了许多障碍。东道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趄美领导人面临艰巨任务,难以一蹴而就,会晤是双方走上对话道路的第一步。半岛和平机遇之窗终于开启。“化敌为友”只是瞬间之事。“变友为敌”亦然。
  一年来,金正恩四次来华与习近平主席会谈,中方予以热情接待。中国真诚希望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永久和平,真诚希望亚太地区成为和平祥和安宁繁荣之地。中国为促进半岛无核化和永久和平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
  特金会晤后,朝鲜采取了一系列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的具体行动。美国非但没有与朝鲜相向而行,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反而提出要以利比亚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引起朝鲜激烈反应。
  美国是需要敌人的,而且需要“强大”的敌人,以便控制并号令盟国和凝聚国家意志。特朗普退出伊核条约,意在破坏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保持中东紧张局势以便从中谋利,达到控制中东和维护以色列安全的双重战略目的。
  对于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美方显得更为主动。正如欧洲盟友所说,特朗普多疑多变“实在不足为信”。美朝能否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互信关系,实难预料。特朗普积极主张与金正恩第二次会晤,更多是出于本身的需要,因为他需要一个“重大外交成就”来显示能力和弥合内部分歧,着眼点则是2020年的总统大选。美国真希望半岛和平吗?真如特朗普所说要从韩国撤军吗?恐怕未必。到目前为止,朝鲜的诚意更多一些。特朗普选择越南为会晤地亦颇具深意。
  历史和现实都是在准备未来,但未来确实不可预知。

来源时间:2019/2/26   发布时间:201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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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易”还是另一场“政治秀”?大国策群英共议第二次“特金会”

作者:  来源:大国策智库

  对于第一次“金特会”,批评者普遍认为是一场“政治秀”,为双方领导人赢得媒体关注而缺乏落实“实质性弃核”的手段和步骤,双方也缺乏足够的意愿来妥协。但是既便如此,第二次会晤依然再次召开,再一次勾起人们的猜测:什么样的动力驱使两位领导人再次见面?究竟会有怎样的结果发生?此次会晤是否会有所突破,为世界带来政治彩蛋?抑或只是另一场“政治秀”,为两位领导人赢得时间安抚国内国际的质疑?大国策智库为您召集十余位资深专家解读此次会晤的背景、动力、需求、策略、难点,并展望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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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的背景与前景

  进入2018年后,半岛局势突然出现了南北方关系急剧改善、看似势不两立朝美双方开始直接对话、多年僵冷的中朝关系全面回暖的喜人局面。政治解决朝核危机、全面缓和东北亚局势的现实前景,突然展现在国际社会面前。
  一、半岛无核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并且已难以逆转
  尽管新加坡会晤后,朝美双方在如何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方面存在重大分歧。总体上看,国际社会,首先是朝美双方并没有放弃也不愿意放弃以政治方式解决朝核危机的根本立场。双方如此迅速地商定了第二次峰会的时间、地点和议题,中韩两国及相关各方纷纷表态支持朝美元首河内峰会并且寄以厚望,说明朝美两国和有关各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谋求打造地缘政治与安全新格局的意志和决心没有改变,朝核危机走向政治解决与东北亚地区局势总体缓和的基本方向没有改变。
  二、河内峰会将为朝核危机政治解决提供新的动力
  美朝两国领导人决定举行此次峰会,决非简单的形式主义,而是双方的政治理念所使然,是朝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所驱动的。从朝鲜方面看,金正恩秉政不久,即已明确提出发展经济与加强国防同时并举的“并进路线”。从美国方面看,特朗普并不真心希望用军事手段解决朝核危机。金正恩和特朗普绝不会允许河内会晤变成 “政治走秀”,更不会允许会晤成为 “国际笑柄”。这既不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两人的政治品格。虽然双方不大可能达成政治解决朝核危机的一揽子方案,但有可能提出共同走向这一终极目标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三、朝核问题政治解决与东北亚局势缓和任重道远
  朝核问题的发生与发展,与东北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形势密切相关。东北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事关历史和现实问题相互交织,又涉及本地区所有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中国、俄罗斯乃至日本,都是对本地区事务有重大影响的重要国家,都是朝核问题和东北亚和平发展的利益攸关方。朝核危机的最后解决、东北亚局势彻底改善,除朝美对话与合作而外,还必须有相关各方的建设性参与和广泛支持。特别是中国对朝核问题的特殊关切和发言权、对东北亚和平发展问题的参与权和独特影响力,必须得到充分保障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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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金会是特朗普急于实现
“重大外交成就”的需要

  当伊核问题进入死胡同的同时,朝核问题却峰回路转。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互动频繁,并迅速商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首次美朝领导人会晤,两个死敌实现“历史性和解”与“历史性握手”。
  特朗普因急于会晤金正恩,提前离开在加拿大召开的G7峰会,并在“空军一号”专机上指示美国代表团不能在最后声明上签字,致使G7 峰会首次归于“失败”。特朗普抱臂独坐双眼仰望天花板,默克尔率领西方盟友怒视的照片迅速传遍全世界,西方阵营的分歧暴露无遗。
  特朗普是抱着“只许成功”的心情前往新加坡的。落座后,特朗普表示,期待会谈能够取得成功,相信双方能够建立良好关系。金正恩表示,今天走到这里不容易,双方克服了许多障碍。特金会晤后,朝鲜采取了一系列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的具体行动。美国非但没有与朝鲜相向而行,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反而提出要以利比亚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引起朝鲜激烈反应。
  美国是需要敌人的,而且需要“强大”的敌人,以便控制并号令盟国和凝聚国家意志。特朗普退出伊核条约,意在破坏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保持中东紧张局势以便从中谋利,达到控制中东和维护以色列安全的双重战略目的。
  对于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美方显得更为主动。正如欧洲盟友所说,特朗普多疑多变“实在不足为信”。美朝能否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互信关系,实难预料。特朗普积极主张与金正恩第二次会晤,更多是出于本身的需要,因为他需要一个“重大外交成就”来显示能力和弥合内部分歧,着眼点则是2020年的总统大选。美国真希望半岛和平吗?真如特朗普所说要从韩国撤军吗?恐怕未必。到目前为止,朝鲜的诚意更多一些。特朗普选择越南为会晤地亦颇具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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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大公约数,从单一问题入手
处理各方紧迫诉求,推进半岛问题的解决

  半岛的复杂情势牵扯到方方面面,仅目前的停战状态就有四方直接负有责任,更不要说后来失败的六方会谈以及会谈身后助力的联合国有关机构了。半岛问题要成事,只能在在直接相关的几个当事方中的期望值中先找出最大公约数。不可公约的因素得先作噪声处理。
  从朝鲜的角度看,时过境迁,在当今的军事环境下,朝鲜不会对韩国有切实的领土统一要求。那么它对外动作的主要期望应该是在经济方面。靠外部经济贸易环境的改善,加上靠自身经济能动性,可能是走出极度贫困的一条出路。当然,开放与内部控制、对某一国单方面开放或多方开放让利益相关方之间形成互相制约,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从韩国的角度看,朝鲜不是有吸引力的市场,也不是与韩国目前产业发展水平相一致的高素质劳动力的提供地。韩国要的是没有核武器的和平,为此愿意付出极大的经济成本,通过诉诸民族统一以换取和平。
  从美国的角度看,尽管美国作为世界唯一享有霸权的国家,对世界事务有多重战略考虑,但是这次会晤的目的还是直白、明了的:去核。
  从中国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各方面地位的特殊,中国的考虑可以很复杂。这并不促成中国在可能的结局方案中地位的尴尬,有多方面的利益顾虑反倒可以有较多的可能来适配各方的公约数。
  从日本的角度看,日本没有基于领土扩张的经济需求。日美安全条约又为日本的安全提供了保障。在日本的诉求中,半岛无核是诉求的核心,而对殖民产生的仇恨待消的半岛国家,相处的难题却是它的负担。作为有历史纠葛的地区大国,无所作为是下策,态度、姿态也是必须的。
  在美朝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从单一问题入手处理某一当事方的紧迫需求的处理方法,在这次和以后(如果还有后续会谈的话)的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期望此举成功,更希望这样的处理方法为寻找利益相关国家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扩大了可能,为半岛长治久安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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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复博弈中
折前进,中国也是受益者

  在3月9日第一次特金会消息宣布的时候,我运用经济学的博弈理论进行解释,预测这次会晤完全可以实现,并且认为对中国是有利的。根据博弈论的推算,如果双方都拒绝谈判,双方的收获都是负的,至少收益为零。但如果双方愿意谈,一方弃核,另一方放弃制裁,双方的收益就会正的,都获益。所以双方都有动力进行会谈。
  尽管中间有许多曲折甚至反复,例如朝鲜不容易完全弃核,美国也不会让朝鲜简单过关,但毕竟双方都有动力和利益往前走。第一次会晤是遵循这个逻辑,第二次会晤也如此。此次特朗普要连任,就需要解决朝鲜问题换取政治上的收益来拿到2020年的选票。而80后金正恩也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突破而实现朝鲜国家发展的转型。当然他们会不断讨价还价,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双方都想得分,所以不太可能叫中国来做中间人。但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并没有被出卖,而是收益者。一年来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不断恢复。朝鲜弃核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和平环境有利。韩朝将来联合或统一,中国也应该乐观其成。所以从去年到现在,中国是受益者,虽然得分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明显比在2017年以前的状态要好的多,而且可以长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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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金会梅开二度符合各
方需求

  美朝领导人去年在新加坡会晤时,朝鲜承诺半岛无核化的最终目标。但自那后,美朝间关于无核化的谈判一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以致去年10月本该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再被推迟。这次峰会得以举行,本身就是一个进展,说明朝核问题的有关各方都有需要。
  从美国看,特朗普一直把对朝关系的突破看做是他上任之后的重大外交成就。但去年特金会后,双方谈判陷入胶着,美国国内质疑声上升,特朗普急需第二次峰会来注入新的动力。另外在民主党掌控国会众议院后,特朗普在重大内政问题上已开始跛脚,而下一轮总统选举的周期又很快将启动,为竞选连任,特朗普力图保持在朝鲜问题上对其有利的正资产。 从朝鲜看,金正恩也很需要一次高峰会,以维持美朝关系改善的势头,巩固国内对其内政外交“新政”的支持。中国也期待第二次峰会,以继续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和稳定。另外,首尔当局也意识到只有美朝关系取得进展,韩朝关系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现在舆论对峰会的前景有两种判断。乐观派认为这次峰会会做一笔“大交易,”就朝鲜核导清单等重大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悲观派认为没有迹象表明双方已经就弃核框架以及路线图达成谅解。一些美方人士甚至认为特朗普对到底要达成什么目标并不清楚。
  而实际发生的结果很可能在这两者之间。首先,对双方能达成一个全面的框架协议的期望是过高的。对特朗普而言,平壤完全弃核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目前最重要的是让朝鲜核问题变得可控,然后慢慢享用它带来的”红利,”如帮助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帮助他连任成功等等。所以他提出还要搞更多的峰会。但既然要举行峰会,没有一点“干货” 也是很难向国内外交代的。
  在这方面,过去半年多朝美的主要症结就在于双方的谈判路数没有交集。美方坚持要朝方先弃核才能谈其他;而朝方则要求弃核和取消对朝制裁等惠朝措施齐头并进。 所以,要使这次峰会不流于形式,美方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其策略。美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比根最近提出“分期履约,同步交收,多线并行”的思路就是这种调整的表现。在美方仍不愿意在经济制裁问题上对朝“放水”的情况下,很可能会通过非经济的手段来作为对朝鲜进一步弃核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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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关系改善需要可持续

  本月27-28日,美朝领导人将进行第二次会晤。美朝关系走向不仅关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发展,也关系着整个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和平演进。从地区安定角度看,美朝关系改善需要有可持续性。
  一、美朝关系改善得益于两国内在动力
  最近,特朗普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考虑,不断就美朝关系释放善意。因为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没有突出的成绩。因此,特朗普希望对朝外交的成功能成为他在大选中一张外交“王牌”,他还想以此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尽管希望渺茫。
  从朝鲜来说,如果美朝能在朝鲜核导计划冻结问题上有所突破,就能打破外交困境,有可能逐步取消美国的单边制裁还是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两国在外交上互有所需。
  二、美朝关系需要短期突破,也需要长期缓和
  目前从双边释放的信息看,这次会晤实现一定的突破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朝鲜半岛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一个是通过联合声明形式,非正式地宣布两国战争关系结束,这实际上意味着朝鲜战争正式结束。目前特别是美国暗示这将是第二次会晤的重要成果。
  二是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完全无核化”与美国安全承诺、美国驻韩美军地位、在韩战术核武、甚至朝日关系都联系在一起,难度很大,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双方暂时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达成共识,还是可以做到的。
  三是朝鲜的导弹开发计划。美国希望朝鲜冻结核计划,停止导弹试射,不再建设新的导弹基地,但在核威慑不对等的情况下朝鲜也很难立即停止新的导弹发展计划。不过如果“完全无核化”是一个长期过程的话,美朝在朝鲜导弹开发计划方面会留出一定的妥协时间。
  三、美朝关系改善需要有可持续性
  美朝关系改善除了朝鲜半岛核导问题,还有关于取消对朝经济制裁问题、驻韩美军去留和美军基地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该地区各国的安全利益,给美朝关系改善是否具有可持续带来了疑问。
  目前朝鲜战争当事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如果美朝高层会晤能在地区无核化进程中达成具有实际步骤的具体计划,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就可能出现地缘政治演变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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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特金会
是金正恩外交战略的巨大胜利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于2019年2月27日至28日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第二次峰会。这是继两国领导人在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次峰会之后的又一次会面。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金正恩外交战略的巨大胜利。
  首先,金正恩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扭转乾坤。就在14个月前(2017年12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刚刚一致通过第2397号决议,要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和俄罗斯与美国、英国、法国一道投了赞成票。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玻利维亚、埃及、埃塞俄比亚、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塞内加尔、瑞典、乌克兰和乌拉圭)也全部投了赞成票。当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严正敦促朝方正视国际社会的要求,遵守和执行安理会决议。而在过去的10个月内,金正恩先后访问中国四次。在2018年3月、5月、6月三次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后,金正恩又于今年1月第四次来访。与此同时,金正恩还实现了美国总统的首次峰会,现在准备第二次峰会。
  其次,关键的是,金正恩并没有为他的外交胜利付出任何实质性的代价。对于金正恩的四次访问中国,中国网民梳理出三个关键词:传统友谊、半岛局势、经济发展。其中,看不到任何制裁的影子。中国领导人高度评价朝鲜领导人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所采取的积极举措,表示“支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支持北南持续改善关系,支持朝美举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方通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关切”(四个支持)。而美国也在不断地调低对金正恩的期望值。美国提出的是“最终、可全面核查的朝鲜无核化目标”,而金正恩同意的是“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全面无核化”。
  第三,金正恩热衷首脑外交,并不急于采取任何实际行动。首脑之间充其量只能达成一些原则性的共识,而具体实施则会涉及朝鲜最根本的国家利益。金正恩一方面与大国首脑周旋,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一方面拒绝与实际落实首脑共识的官员进行具体磋商。首脑外交为金正恩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从而使他可以从容不迫地我行我素。
  第四,金正恩善于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一般情况下,一个小国处于关系恶化的两个大国之间,常常感到进退维谷。选择A国,必然得罪B国;而靠近B国,不免开罪A国。而金正恩则大胆利用中美贸易摩擦,主动与中国接近,从而拉近了与美国的关系。中美关系恶化不但没有使金正恩为难,反而使得朝鲜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
  总而言之,由于金正恩采取了“近交远不攻”的首脑外交战略,朝鲜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扭转了世界各大国对它的看法,从而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从目前看来,金正恩的外交战略是无本万利的。一方面,中国、美国等大国纷纷向他示好,一方面朝鲜并没有为局势的转变付出任何实质性的代价。我们现在还看不出,金正恩在不远的将来有任何理由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当然,金正恩与特朗普的第二次峰会是值得期待的。朝美关系缓和对于朝鲜、对于美国、对于中国、对于朝鲜半岛、对于亚太地区都是有益的,但是指望通过一次峰会就真正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恐怕还不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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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核问题难题之一
是美国如何做到可信不可逆

  一、严守约束不仅仅是朝鲜一方的责任
  长期以来,外界多认为,朝核问题的主要难题是朝鲜如何“全面、不可逆转和可验证”地弃核。但需要指出的是,严守约束仅仅是朝鲜一方的责任吗?在朝核问题上,朝鲜方面的主要关切是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两个问题。而造成这两个问题的原因,归根结底在美国。朝核问题产生以来,美国在政策上和行动上时常把促使朝鲜弃核与谋求朝鲜劳动党政权更迭这两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目标相混淆,导致自身政策立场多变,朝方难以相信美国,其他国家也难以把握住美国,由此也加大了做朝鲜工作的难度。特朗普政府转而把目标放在促朝弃核上,反复公开保证“不谋求改变朝鲜政权”,即是对前一时期政策反思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政府只要有诚意坚持这个立场,不出尔反尔,不暗度陈仓,与朝方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性就很大。对朝方而言,核问题绝不单纯是个军事问题,它关乎朝鲜的国土安全、政权安全及经济发展利益。美国如何用自己的实质行动而不仅仅是纸面承诺,换取让朝鲜放心地签约、履约,是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只有把自己变成让人放心的一方,才能让对方给你提供放心的感受。
  二、美国自身需要解决信誉问题
  除签署“和平协议”等理想主义层面的问题外,美国如果想让朝鲜放心,让朝方感到美方的承诺和行动也是不可逆的,似应在现实主义层面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个是朝鲜半岛的常规军事力量平衡问题;第二个是美国的核威慑问题;第三个是“和平演变”问题。总之,美国要让其他国家相信,其执行可能与朝鲜达成的协议的进程,也是可见、可信和不可逆的。
  总而言之,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一方面需要朝鲜取信于国际社会,另方面美国也要取信于国际社会,目前后者显得更突出一些。美国不但要让朝鲜相信它说到做到,也要让利益攸关国相信其承诺,还要让整个国际社会对其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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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朝核问题的“难治性牛皮癣”
需要特定条件,不可有太高预期

  朝核问题属于容易发作、不容易治愈的“难治性牛皮癣”,“根治”需要特定条件:中美真正联手,再加上韩国、日本、俄罗斯的襄助。目前并不具备“根治”的条件。特朗普的关注重点是中美关系,对中国采取“多方位极限施压”的政策,意图促成中国多方面的让步以便实现中美经贸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从来就是“谈判解决”,去年因为多重原因,例外地配合美国实施了一阵空前严厉的制裁。目前来看,上述原因已经弱化,而中朝关系已经大幅度好转。文在寅政府偏好对朝接触,也不同意实施“极限施压”。也就说,朝鲜在与美国就“弃核”问题再次进行谈判时,所处位置比去年有利。朝鲜在去年6月的新加坡峰会上,就不同意特朗普的“短期内弃核”主张,现在更不可能同意。特朗普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但保持接触对双方都有好处,因此,双方决定再谈一次。本质上,这是两国政客合作上演的一场“政治秀”,形式大于内容,不大可能在“弃核”、“美国对朝安全承诺”等实质性问题上有突破性进展。“吃瓜群众”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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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金特会”

中美越朝三方的战略考量揭秘

  一、美国:特朗普欲显示外交成就反衬民主党国内掣肘
  当美国国内有内政困扰时,特朗普显然更加迫切需要从外交上打开缺口,显示自己处理外交问题的能力明显更胜一筹。而内政之所以频频现困境只是因为民主党人从中作梗与掣肘。同时,其团队显然还有着更加长远的战略设想和布局。首先,如果能摆平朝鲜,处理好半岛局势,那么美国便能集中精力布局其“印太战略”,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的围堵。其次,诱导朝鲜也像越南一样推动包括政治、经济及外交在内的全方位的改革,尤其是处理对外关系方面采用某种大国平衡战略。再次,美国将第二次“金特会”的会晤地点确定于越南也等于暗示中国,那就是在南海问题上与中方存在着激烈的主权之争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二、朝鲜:希望以一纸协约来牢牢确认政权的合法性
  在第一次“金特会”之后,有关朝核问题的后续谈判并无多大的进展。朝鲜方面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显然,朝鲜最为关切的是其权力与体制问题,最担心的则是特朗普政府在军事上的后手,朝鲜真正希望的是以一纸协约来予以确认其权力与体制的合法性,如签署终点宣言、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联系。至于完全弃核,下一步再说。此外,利用这一机会访问越南,既为朝鲜经济改革借鉴越南经验,也能继续改善朝鲜给外界留下的固步自封的负面印象。
  三、越南:以“融入国际”之名为其南海之争加大权重
  对于越南来说,承办朝美峰会不仅是越南“融入世界”的一项努力,更是向世界展示越南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巨大活力和无穷魅力的大好舞台。同时要注意,越南表面上所强调的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也不偏向任何一个国家或集团,但在美国强化“印太战略”以及不断加大以越南拉拢力度的背景下,其倾向性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说白了,越南欲利用此次峰会为其日后在与中方的南海博弈中增加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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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博弈延续自上而下的路径

谈判长期化趋势明显,“大交易”难期

  自去年首次“特金会”以来,美朝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的转圜。但此后便陷入如何落实朝鲜“实质性弃核”与实现美国相应“回报”的持久谈判。如今,第二次“特金会”即将召开,各种迹象显示,在可见的将来双方离达成实质性意义的协议为时尚远,朝核局势依然处于明显的不确定性之中。
  首先,美朝双方工作层并未做好相当的准备。第一次“特金会”双方达成的四点声明流于空泛。此后的多轮外交磋商也使谈判陷入停滞。悲观者则认为朝鲜根本就不想弃核、只是想要美国默认其拥核同时解除“制裁”。美国国会及战略界也担心特朗普会牺牲美国在半岛的战略利益,使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存在及与中俄的博弈中受损。
  其次,从实际进展看,双方的要价差距依然较大,短期内妥协仍有相当困难。随着第二次“特金会”的临近,美国提出达成“同步、阶段性协议”的可能性;在此前坚持的“全面申报”问题上也有所松动,不排除部分解除制裁的可能性。不过,实现这一程度上的“大交易”可能性依然缺乏。近期,美国朝核事务特使指出双方立场仍有较大差距;特朗普也强调“不期望短期内解决问题”;朝鲜表示,如果美国不放松制裁,可能会走“其他道路”,这预示着双方均以对方首先让步作为条件,难以制定切实可行的“同步、分阶段”方案。
  再次,美朝博弈未来最有可能的是谈判的长期化。自美朝转圜以来,朝鲜所处的国际环境大为改善,但对无核化如何落实却语焉不详。美国方面,特朗普从心理上接受谈判长期化的现实;对朝而言,维持这一状态,以部分弃核或者“冻结”方式换取美国取消制裁是朝方最为理想的结果和目标;美国对朝一旦放松压力,也就缺乏令朝鲜弃核的有力砝码,从而使弃核难以实现。
  长远看,仍存在美国默认朝鲜“拥核”、或者事态再次逆转的可能性。但未来如要“胜利”,需要两国高度的智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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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北到西南

美朝领导人越南峰会的政治地理学

  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即将举行,不过这一次不在新加坡,而是选在越南。为什么选在越南呢?对此,流行的话语可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在大众媒介的话语逻辑背后, “他者”的特征也格外突出,那就是:美国、朝鲜、越南是话语主体,中国似乎置身度外。
  从政治地理学的视角来看,上述“他者”的解读,可称之为基于美国霸权的“帝国主义地理学”。进一步说来,如果按照 《帝国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Empire)一书作者布坎南(Keith Buchanan,1972)的观点,美朝的越南峰会,表征的是一种“帝国的新形式”,意味着战后“去殖民化”虽使殖民地从单一帝国中独立出来,但还没有使殖民地作为一个整体从以美国为核心的帝国系统中独立出来。简言之,世界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结构性变化,还是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不过,如果从那个常被称之为“幕后”的国家,那个被大众媒介有意或无意“遮蔽”的国家——中国自身行为逻辑来审视美朝领导人的越南峰会,又会是怎样的“政治景观”呢?一个地处东北,一个地处西南,曾经都是中国“危险的边疆”,如今,通过中国的铁路把两国领导人联系在一起(金正恩效仿他的祖父,乘火车出发经中国到访越南)。由此可见,“新时代”的中国“周边”再一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既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转型的一个自然逻辑延伸,更是大国政治中——中美“合纵”、“连横”的空间呈现。
  总之,美朝领导人的越南峰会,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空间再生产,其于中国的政治地理意义,影响必将深远,因为结构变革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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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大胆新型外交”面临太多国内掣肘

也离不开与中俄的密切合作

  一、特朗普的“大胆新型外交”对朝鲜仍是“胡萝卜加大棒”
  在实现首脑会晤的历史性突破之后,特朗普政府面临对朝谈判的目标仍然和其多届前任一样:实现朝鲜彻底、完全、可核查的无核化。这一外交目标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为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大胆新型外交”对朝鲜的所用手段也并无新意,仍是“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威逼利诱。首先,对朝制裁不会轻易取消或减弱。其次,绝不可能放弃对朝鲜武力威胁。最后,只做诱人的许愿,而非真正的承诺。归根结底,特朗普对朝鲜的“大胆新型外交”,仍是制裁施压、武力威胁和经济诱惑多种手段混合在一起使用的一种胁迫性的外交。
  二、特朗普的“大胆新型外交”遇见“胆大而手腕高超”金正恩
  尽管金正恩多次做出愿意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但在没有得到(事实上也根本无法得到)真正而绝对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想要使已经实际拥核的朝鲜完全弃核,这基本上是天方夜谭。因此,不管特朗普的外交有多“大胆新型”,美国想要完全站在谈判的上风,想轻松通过胁迫和利诱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这绝非易事。目前最为现实的可能性是,在获得某些经济补偿、外交承认和安全保障的条件,朝鲜愿意停止继续核导试验,即停止导弹发射的更远距离和更高精准度以及核弹头不断小型化的研究和试验,这也是特朗普目前可以接受的,而实现完全弃核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是不可能的。
  三、特朗普面临太多国内掣肘,离不开与中俄的密切合作
  特朗普的“大胆新型外交”面临太多的国内掣肘,美国情报部门根本不相信朝鲜能够主动放弃核武器,而特朗普对美情报机构也并不信任。特朗普的“大胆新型外交”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能否如愿以偿,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特朗普的主观愿望和金正恩的出牌回应,还须有中俄两国的积极参与和中美俄三大国的通力合作。然而,取得成功的最大阻力和负面因素很可能更多是来自美国国内。不排除第二轮特金会能够出现“朝鲜宣布放弃核武、美国许诺放松制裁甚至建立外交关系”的某些突破,但这些含有美好意愿的政治声明未来能否得到落实,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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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核问题需要在半岛安全结构的大框架
内解决;领袖外交依然是关键

  评论界对第一次“特金会”的最主要批评是缺乏实质性内容,会晤变成两位领导人的“政治秀”。会晤之后的谈判陷入停滞让第二次会晤的意义变得非常可疑,可能会再次出现形式大于内容的困局。
  这些批评忽视了问题的根本:特金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意义究竟在哪里?
  朝鲜核问题是朝鲜半岛整体安全结构的一部分,无法单独解决。目前阶段双方在核问题方面的协商博弈,尽管技术层面极为棘手,但更为复杂的因素还是存在于核问题之上的朝鲜半岛安全问题——这个战后遗产该如何解决?
  无论是朝美双方还是对协商起到关键作用的中国,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巨大认知差异。这种认知鸿沟为当事方在关于核问题的战略谋划和技术谈判上都增添了额外的负担,让工作层面的谈判反复陷入死胡同。因此特金会的根本目的不应该是解决核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处理战后遗留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达成停战协议的签署,梳理其所牵涉的朝美关系、朝中关系、中美关系,明晰朝鲜半岛在区域安全架构中的定位。这些问题不可能因为停战协议的签署而快速解决,但会先期有所澄清,为核危机的解决扫清外围障碍。否则任何涉核协议,即使签署都会十分脆弱。
  弥合这些认知鸿沟最终依赖于领导层的努力,必然需要双方领导人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能力排除内外阻力。而这些努力的重要环节是需要“特金会”这类的“政治秀”来为领导人赢得舆论支持,同时更好地了解彼此意图,消除误解。
  第一次特金会令人惊讶。但第二次特金会更值得期待,因为已经破除了零和博弈难以了解对方意图的困局,让零和博弈变成反复博弈,给双方更多空间获得彼此意图,制定更多策略选项,双赢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增加。
  如果把此类“政治秀”视为领袖外交,就可以更好的理解其意义。当领导人的反复会晤成为一种共识和可能,“政治秀”就变成一种约束和激励机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产生了。我们应该庆幸,在这两位领导人具有强烈谈判意愿的同时,这个世界正在变得理性,为他们的努力提供了机会,让领袖间频繁的会晤变成一种机制,从而为反复博弈提供了条件。在朝核问题上如此,在中美贸易谈判上如此,在WTO改革等其它问题上也都如此。正因如此,朝核问题的解决才变得可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核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而是各方更多的耐心和妥协,更强烈的意愿让领袖会晤变成制度常态。

来源时间:2019/2/26   发布时间:2019/2/26

旧文章ID:18059

Politico:西班牙语裔美国人或能帮助特朗普实现连任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美国《政客》(Politico)杂志近日载文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想尽办法要在美国南部边境修建边境墙,但他正在赢得部分西班牙语裔美国人的支持,而这些人有可能帮助他实现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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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在西班牙语裔中的支持率上升
  特朗普1月20日在推特上发文称,他在西班牙语裔美国人(Hispanic-Americans)中获得了50%的支持率。特朗普写道:“刚刚听说我在拉丁裔选民中的支持率上升了19%,达到50%。这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边境问题。他们想要安全,而这只能靠一堵墙来实现。”
  当时大多数观察人士对此不屑一顾,毕竟特朗普竞选时指责墨西哥将“强奸犯”送过边境,上任后实施“骨肉分离”政策,并把建墙阻挡移民作为执政重点。就连给出上述数据的民调机构马瑞斯特舆论研究所(Marist Institute for Public Opinion)也表示,数据可能存在巨大误差,且样本中共和党人比例可能过高。
  然而,一个月后,特朗普正在佛罗里达等州积极争取西班牙语裔美国人的选票。与此同时,民意调查显示马瑞斯特舆论研究所的数据可能是靠谱的。
  Politico与Morning Consult联合发起的一项民调发现,特朗普的支持率整体反弹至45%,其中,西班牙语裔的支持率大幅跃升至42%。尽管调查指出,这一结果存在很大误差,但其他多项民调显示,特朗普在西班牙语裔中的支持率维持在35%左右。
  连任关键
  民主党应该担心,西班牙语裔选民可能帮助特朗普连任并让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大选时,西班牙语裔选民将首次成为最大的少数族裔选民群体。据皮尤估计,3200万西班牙语裔选民将有资格投票,比有资格投票的黑人选民整整多出200万,占选民总数的13%以上。与2016年和2018年的情况一样,西班牙语裔选票将占全国选票的至少11%。
  2016年,许多人预计绝大多数西班牙语裔选民会投票反对特朗普。实际上,特朗普在选举中获得的支持率为28%,这足以帮助他依靠选举人团的票险胜。如果希拉里在佛罗里达州和密歇根州西班牙语裔选民中的得票率分别提高3个百分点,她就能赢得这两个州的45张选举人票从而当选。
  现在摆在民主党人面前的残酷事实是:如果特朗普在西班牙语裔选民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那么他可能正在赶上或超过2004年小布什赢得的40%的支持率。如果特朗普在西班牙语裔选民中的得票率比2016年高出12个百分点,那么民主党可能会失去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这意味着民主党需要横扫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才能获得入主白宫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此外,如果没有西班牙语裔选民压倒性的支持,民主党要想控制参议院就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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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为何获得支持?
  事实上,西班牙语裔美国人是一个庞大、多样化的群体,而不是铁板一块。总的来说,西班牙语裔美国人在政治上越来越像非西班牙语裔美国白人。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现在三分之二的西班牙语裔选民出生于美国,他们支持特朗普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入籍的移民。正如FiveThirtyEight网站最近指出的,西班牙语裔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色彩远不如党内其他人。譬如,西班牙语裔美国人中大约一半是天主教徒,在堕胎等社会问题上偏保守。
  有迹象表明,2020年特朗普将回归一种“更可靠”的方法,即把民主党人定性为极端左派分子。他和其他共和党高层正在抨击民主党在堕胎和税收上的立场,并称民主党在医保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是“社会主义”。他口头支持推翻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以此吸引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美国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努力将对西班牙语裔选民产生效果,或者至少足够有效。
  与此同时,民主党并没有赢得西班牙语裔选民的称赞。民主党在国会两院的领袖佩洛西和舒默,他们在西班牙语裔选民中的支持率都很低,而家喻户晓的西班牙语裔民主党议员也很少。民主党人希望达成一项保护“追梦人”的协议,但却毫无收获。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移民改革和劳工问题让位于气候变化、医疗保健和枪支管制问题。
  最重要的是,大多数西班牙语裔美国人过得不错。特朗普说的没错,西班牙语裔美国人的失业率的确处于创纪录的低水平。此外,尽管特朗普发表了煽动性的言论并引发了恐惧,但大多数西班牙语裔家庭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尽管被逮捕的移民人数有所上升,但遣返人数与奥巴马政府的高峰时期相比略有下降。
  尽管西班牙语裔美国人与特朗普的良好关系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这确实意味着,最终的民主党候选人不能简单地认为,西班牙语裔选民会蜂拥到投票站阻止特朗普连任。
  本文摘译自《政客》杂志Trump’s Secret to Victory in 2020: Hispanic Voters一文;译者:沈凯麒

来源时间:2019/2/26   发布时间:2019/2/26

旧文章ID:18058

“金特会2.0”将实现历史性突破?这国已是受益者

作者:石江月  来源:石江月防务观察

  23日下午的平壤,一列火车缓缓驶出,朝着中朝边境城市丹东开去。但是,在经过丹东时,这列火车并未像以前那样驶入站台,而是继续向前开进。
  坐在这列火车上的依然是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但与上次并不一样的是,这一次专列的目的地是越南同登,然后再转车到170公里外的河内。如此算来,“金特会2.0”其实已经开始,只不过金正恩仍在去往越南的路上。
  而在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按耐不住了,宣布自己即将启程前往越南。
  历史突破?
  朝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于2月27日至28日举行。
  曾经的“小火箭人”,如今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嘴里似乎成了相互熟知的“老朋友”。而且,随着从“老冤家”变成“老朋友”,也随着“金特会2.0”的日益临近,世界的目光聚集到会议举行地——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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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表示,他预计下周在河内举行的“金特会2.0”会晤之后,还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更多会面。“我认为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
  更引人注目的是,特朗普说他有意愿解除对朝鲜的制裁,但需要看到平壤首先在无核化方面采取行动。“我认为他们(朝鲜)希望做点什么事。我们将拭目以待”。也就是说,美国需要看到朝鲜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而在此前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电话交谈中,他重申了,愿致力于推动朝鲜实现“最终、完全可验证的、不可逆的”无核化。
  由此可以看出,这两个曾经在激烈的“口水战”中都声称要摧毁对方的国家,在本月底的朝美首脑会晤将比“金特会1.0”更具挑战性,因为美国已经为这次“金特会2.0”定调——确保朝鲜履行去核承诺。
  对于“金特会1.0”,其实从成果宣布的那一天开始,很多美国国内政客和专家学者就不满意。他们认为去年举行的峰会上,朝鲜方面只是口头做出去核化承诺,但缺少具体实际行动。
  所以,这一次会晤必须看到实际进展。借用一句中国俗语,“不见兔子不撒鹰”。
  而特朗普手上还有几张“牌”,除了前面提到的最重要的“制裁牌”外,还有在韩国的军事演习,以及美国在韩国的驻军。
  那么,“金特会2.0”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呢?
  《今日美国报》认为,双方将讨论落实去年新加坡6·12朝美联合声明的具体措施。特朗普可能会要求朝鲜提供一份打算拆除的核设施清单,并要求它在特定时间框架内销毁核武器。
  美韩不少学者认为,双方或将优先处理废除宁边核设施(宁边是朝鲜所有核活动的基础与中心)。朝方可能将要求美韩彻底停止军演、美国给予正式的外交承认等。
  另外,还有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是,“金特会2.0”是否会正式讨论“终战宣言”问题?
  对于从某种意义上说仍处于战争状态的美国和朝鲜来说,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此前透露过,特朗普认为“现在是结束朝鲜半岛70年战争和敌对状态的时候了”。
  如果,美朝不能在更敏感的无核化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那么“终战宣言”将成为向外界展示的成就。而韩国媒体也透露,终战协议的形式正在讨论中,可能采取三方或四方的多方形式。
  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朝领导人同意达成“终战宣言”,结束朝鲜战争,这次峰会也将被载入史册。
  去核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峰会举行的时间和地点,是由特朗普在自己的推特中第一时间宣布的,言辞中传递出的期待之情已经难以掩饰,如果特朗普真的能得到朝鲜方面的承诺或者拿到朝鲜认可的去核“时间表”“路线图”,那将会成为这位美国总统十分有利的竞选连任资本。
  当然,也会令特朗普更加骄傲于,自己完成了“以往美国总统没能实现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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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细节是,据美国消息人士透露,华盛顿曾考虑在海港城市岘港举行峰会,美军1965年从那里进入越南。但是,朝鲜方面据称倾向于选择河内举行峰会。如果上述说法是真实的,从最后选择河内来看,美国方面为了“金特会2.0”能顺利举行,可能做出了一些让步。
  从美国方面现在释放的消息来看,金正恩准备在河内峰会上做出新的让步。金正恩去年亲口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不希望把核武器问题留给后人。
  美国媒体宣称,为了打破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僵局,金正恩准备在美朝河内峰会期间上以“放弃宁边核设施”为筹码,换取美国同意签署正式“终战协议”,或者实现美国部分解除对朝鲜实施的经济制裁。
  宁边原子能研究中心建有核反应堆,位于平壤以北103公里,可以提炼制造原子弹需要的钚和高度浓缩的铀,因此成为朝核问题的关键。该中心2007年一度关闭,并于2008年在媒体的见证下炸毁了中心的冷却塔。
  2013年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朝鲜宣布重启宁边核设施,并在2015年完成了重启。不少学者认为,如果能实现宁边核设施的彻底废弃,对美中韩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宁边距离中国其实比较近。
  废弃宁边核设施,符合美朝两国目前的目标。美国学者认为,美朝可以采取渐进式的方式,用行动换行动,向朝鲜在可核实的情况下去核的目标迈进。这样一来,即使朝鲜不拿出一个去核的时间表,也能让特朗普政府拿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果。
  当然,也有美国分析人士说,宁边核设施建于上世纪60年代,已经老旧,价值不大。即使拆除,朝鲜也可以在别的地点进行浓缩铀的提炼。
  不过,特朗普政府更宁愿相信,这一次朝鲜已经下了弃核的决心。
  陪同蓬佩奥访问平壤的前中情局朝鲜问题主任安德鲁•金2月22日在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透露说,蓬佩奥去年访朝时问金正恩是否愿意放弃朝鲜的核计划,金正恩回答说:“我是个父亲,也是个丈夫。我有孩子,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一辈子都背着核武器。”
  回顾去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次“金特会”,虽然朝鲜方面没有就消除核武库作出任何具体承诺,但是峰会后,平壤方面没有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所以,特朗普认为那次会晤几乎解决了长达数十年的核危机。
  在“金特会2.0”举行之前,朝鲜低调的态度仍在延续。
  2月8日是朝鲜建军71周年纪念日,朝鲜并没有像去年那样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去年在朝鲜建军70周年的阅兵式上,平壤展示了射程可以涵盖美国本土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5”。
  此外,朝鲜各大媒体发表有关建军纪念日的文章也很克制。例如,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2月8日在头版社论中,没有提及核发展以及朝鲜方面惯称的“美帝国主义”,而是强调“应强力显示朝鲜军队不败的威力”。
  显然,这种低调可能与月底在越南召开的美朝首脑峰会有关。
  越南受益
  为什么“金特会2.0”选在越南举行?
  美国人说,越南可作为朝鲜的范例,在金正恩的领导下,朝鲜将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强国。特朗普还特别强调,“我已经了解他(金正恩),并完全明白他的能力。朝鲜将成为另外一种火箭 ——经济火箭!”
  而朝鲜,也表现出希望借鉴越南发展经济的经验。
  平壤和河内之间的铁路全长4500公里,按26日上午到达终点站计算,耗时60多个小时,光在中国境内的铁路车程就超过40个小时。有消息说,专列可能途经中国的天津、武汉、广州、南宁到达与越南谅山省接壤的广西凭祥。
  朝鲜领导人可以看到中国不同省份真实的发展情况。
  而越南方面23日已经证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对越南进行访问。
  抵越后,金正恩将访问越南的两个省份以了解该国在越战后的经济发展。据信,这两个省为广宁与北宁,是许多工业区聚集地。韩国三星在北宁就有投资设厂。熟悉相关后勤准备工作的越南消息人士表示,正在筹备朝鲜代表团2月25日前后抵达的事宜。
  英国BBC的报道称,一名朝鲜高级官员在2月中旬已经开始在越南考察酒店、工厂和度假村。
  其考察地点包括一个有三星工厂在内的工业区。外界猜测,这可能是为金正恩越南之行踩点,但韩国和三星均不愿立即证实这一消息。朝鲜先遣小组的活跃反映出,他们渴望利用这次峰会提升金正恩在国内外的地位。
  在“金特会2.0”举行前,金正恩将与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先行会面。这将是55年来朝鲜领导人首次访问越南,上一次还是金日成在1964年访问越南,此后朝鲜领导人没有再访问过这个国家。
  无疑,这次访问将加强朝越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有分析称,越南从美国的军事敌人到亚洲繁荣经济体的转变,可能对金正恩特别具有吸引力。
  很显然,越南将从举办“金特会2.0”中受益。
  首先,越南将会因这次峰会而提升国际形象。去年6月“金特会1.0”在新加坡举行时,约2500名记者云集新加坡,一时间那里成为国际新闻媒体的最大中枢。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话说,峰会帮助提高了新加坡的国际形象。
  其次,越南一段时间以来的外交政策获得肯定,也会成为更多包括大型国际活动在内的商业活动的首选地。
  有学者认为,这次峰会证明越南“多元化和多边化”外部关系,以及成为“所有国家可依靠的朋友”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在与中国保持稳定的良好关系同时,越南与美国的关系也在持续转变。
  第三,越南将向外部展示,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那个饱受战争创伤的越南,如今正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
  由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吸引来的外国直接投资,帮助越南经济自2012年以来增长了6%-7%。仅2019年1月,注册的外国投资和一年前同期相比上涨了27.4%。如今,美国消费者希望从越南购买鞋子、衣服和电子产品。美国公司也越来越将目光放在越南的中产阶级上,认为他们是可行的出口市场。
  2017年,特朗普将越南的经济进步称赞为一个“伟大的奇迹”,尽管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对越南有利。不少美国人士认为,美国和越南的关系“正进入新高度”,“金特会2.0”将给这一趋势“提供聚光灯”。

来源时间:2019/2/26   发布时间:2019/2/24

旧文章ID:18057

特朗普、贸易与独裁者的优势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最近在全球贸易方面有一些好消息:美中全面贸易战似乎暂时搁置,或许还可以完全避免。
  坏消息是,如果我们真的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那主要是因为中国向唐纳德·特朗普提供了个人政治贿赂。与此同时,同欧洲的一场更危险的贸易冲突正在逼近。而欧洲人仍然拥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做法治,他们不能用贿赂买和平。
  背景是这样:去年,特朗普政府对一系列中国产品征收关税,覆盖了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一半以上。但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特朗普曾威胁要从本周五开始,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征收高得多的关税。
  征收这些关税的动机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没有任何群体强烈要求实现保护主义;真要说的话,主要行业倒是一直在游说反对特朗普的贸易举措,而股市也显然不喜欢贸易冲突,紧张局势加剧时出现下跌,紧张局势缓解时出现反弹。
  因此,贸易冲突本质上是特朗普的私怨——他能去追究这些,是因为美国国际贸易法赋予总统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可基于各种理由征收关税。因此,预测贸易政策就等于弄清楚这个人的脑子里在想什么。
  现在,美国有切实的理由对中国感到愤怒,并要求它改变政策。最重要的是,众所周知,中国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的精神,在事实上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除非它们交出有价值的技术。所以美国本来有充分理由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合作对中国施压,令其停止这种做法。
  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特朗普对解决真正的中国问题感兴趣。上周末,我参加了一个贸易政策会议,专家们被问及特朗普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最受欢迎的答案是“可以发推的东西”。
  不出所料,特朗普一直在吹嘘他所谓的中国重大让步,它们似乎都涉及中国政府命令企业购买美国农产品。特别是在中国承诺购买1000万吨大豆之后,贸易战得以推迟。这将取悦农民,尽管他们因特朗普之前的行动而受的损失是否能够得到弥补,目前还不清楚。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提供的东西根本不符合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它所做的一切只是让特朗普可以发点几条推。
  哦,顺便说一下:中国最大的银行目前在曼哈顿的特朗普大厦占了整整三层,中国政府恰好持有它的多数股权。它一直有缩减其空间的打算,不妨看看这个计划现在会变成什么样。
  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准备了一份有关欧洲汽车进口的报告。据德国媒体报道,这份报告的结论是,从欧洲进口汽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如果这听起来很荒谬,那是因为它确实很荒谬。的确,欧洲人不是天使,但他们确实遵守全球规则,很难指责他们犯下了任何重大贸易罪行。是的,他们对美国汽车征收10%的关税,但是我们对他们的轻型卡车征收25%的关税,我们从中是有赚的。
  当然,一个由或许是史上最腐败的商务部长领导的部门,将会得出特朗普希望它得出的任何结论。这份报告给了总统合法的授权,让我们和欧盟打一场贸易战。
  这场贸易战一旦发生,将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欧盟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直接创造了大约26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我们的经济是相互交织的——因此即便是美国汽车业也对特朗普可能向欧洲进口汽车征收关税感到恐惧。
  但问题是:和中国政府不一样,欧盟不能命令私营企业大肆购买美国商品。当然,它也无法指示企业入驻特朗普集团的房地产。因此,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的可能性很高。
  关键是,在与特朗普及其团队打交道时,专制国家比遵循法治的民主国家更有优势。贸易争端可以说是其中程度最轻的。
  想想存在财务利益冲突的特朗普顾问推动向骨锯王国(又名沙特阿拉伯)出售核技术的举动吧。或者想想打高尔夫球的外国人对委内瑞拉政策的影响。
  因此,尽管股市对同中国的贸易和平前景感到满意,但整体形势令人深感不安。就算我们成功控制住了这场对抗造成的损害,那也是出于错误的原因。支配美国外交政策的扭曲动机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后果,贸易战远非最恐怖的可能性。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自2000年以来一直是时报观点版面的专栏作家。他也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杰出教授。2008年,他凭借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PaulKrugman。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9/2/26   发布时间:2019/2/26

旧文章ID:18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