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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结构调整是不是美国的问题?

作者:秦勇  来源:FT中文网

  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当场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正式拉开了中美贸易之争,至今中美之间已经进行了七次磋商,中国可能的让步主要在采购美国商品和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但是除了实质性的采购美国商品外,中美之间离美国想要达成的贸易协议还有多大距离?美国一直期望的是中国能进行相应的结构改革,中国的结构改革和美国有没有关系?
  首先,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是巩固传统产业基础上,放开服务业以竞争促发展。
  美国等国家在向服务业转型的阶段通常伴随制造业贡献的回落,但是从全球总体上说,制造业可能发生两个变化:一是如果没有大的经济体的崛起,制造业的需求实际上是衰退的;二是有大的经济体崛起,制造业可能发生转移。
  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不管最后谁承担了建设的责任,实际上都可能带来制造业的又一波繁荣。作为推动者,中国对国内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一直在寻求转变,如果一带一路能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并且中国承担了主要的投资建设角色,那么可以肯定中国将以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实质仍然是投资拉动的模式,经历一次高增长。
  但这个设想的难点在于,中国的对外投资大增长,会再次造成金融账户的巨额顺差,这不仅仅要面对双顺差的国际关系压力,由于投资项目金额巨大,一定会有政治介入,中国自身也不得不更多的卷入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从这个意思上讲,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经济版图,它也是中国在国际政治大展拳脚的契机。
  中国内部发展虽然仍然可以靠基础设施建设,但空间相对有限,不过中国也很难完全舍弃投资拉动的模式,走向去制造业化。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在传统领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加强和巩固国有企业的发展,就仍然需要依靠传统经济,一带一路是中国寻找承接传统经济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在向服务业发展转变的过程中,都经历了经济增速的显著放缓,因此中国从实质上想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可能就需要接受经济增速回落,这可能需要一系列社会规划的调整;最后,中国面临外部压力的情况下选择更加开放服务业,传统领域涉及政府采购的问题,这是中国一直没有加入WTO中单项贸易协定GPA的原因,代表了中国一贯对传统产业保护的态度,但是中国服务业能否真的开放?服务业开放是不是就能够促进它的发展?
  其次,中国发展经济的逻辑缺乏市场经济的土壤。
  中国目前在一定意义上正在经历向服务业的转向,体现在服务业占比提升,但是前面我们讲过服务业占比提升有很大概率是制造业的衰落,是被动意义上的。很明显,中国服务业占比提升恰好是中国结束高增速的时期,这个时期本来在2008年就可以看到,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宏观杠杆率较低,并且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只进行了不到十年时间,政府放手推出了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但是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有两方面的弊端,第一是首先会选择成熟的投资方向,即走老路,这样不仅不能矫正过去的无效投资,只会短期内迅速抬升杠杆,同时经济本身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消化这些杠杆投资,因此这几年先后实施了家电下乡、汽车补贴、三四线房地产去库存,政府在整个过程中的角色是一手抓生产,一手帮销售。
  第二是政府需要帮新增杠杆寻找新的融资途径,我们看到中国自金融危机之后,创设了城投债、影子银行、地方专项债等解决融资需求的工具,这些工具的轮替中,政府起的角色则是打开闸门、关闭闸门,由于政府主导,使得这些债务都无法市场化的消解,实质上形成了政府、企业和银行铁锁连船的现状,虽然城投债通过全国排查梳理,形式上明确了地方政府负有偿还义务的债务负担,但其它的债务仍然要么绑定了银行,要么绑定了上市公司,前者形成影子银行的巨大风险,后者演化为股权质压的堰塞湖,银行和资本市场现在都是中国化解金融风险重要战地。中国政府见招拆招,似乎表现出了较西方经济体对经济更好的掌控力,但是要进行比较分析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我们可以从几个层次来看。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什么?经济发展的本质不是一目了然的题目,因为经济整体发展了,可以肯定社会整体的福利是改善了,但这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如果经济在增长,而有一部分人的境况相对变得更差了,分配不公的问题就会凸显。绝对境遇的改善当然不能忽略,但是当经济发展只偏重于效率,这个机制就会缺乏自我纠偏的能力,因为经济状况的改善要么是社会地位改善的产物,要么会带来社会地位的改善,总之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力是提升的。所以通常,注重社会公平的社会往往会常常反思社会效率问题,而注重社会效率的社会则鲜有照顾到社会公平。二是效率与公平不应该做短期取舍,而应当做长期平衡,短期偏重效率可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可能会造成社会阶层固化,长期来说对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本是极大的浪费。长期来看,社会发展应当在制度上保证效率和公平的平衡,体现在经济增长上就是牺牲一定程度的高增速,保证长期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长期社会发展的动力。
  经济发展是不是评价政府权责的唯一标准?甚至是标准?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提出了“发展权”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没有问题,它是国际上国家和国家之间利益平衡与让度的设计。国家内部一样有“发展权”之争,这种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发展权”以及实现“发展权”平衡机制应该放在发展之前,作为规范发展的“好、坏”的标准。
  如果经济发展是可以由政府掌控的,那么计划经济一定至少是最优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一。但是我们认为存在两个挑战:首先,计划经济有没有规律?计划经济体现的是“人定胜天”的主观色彩,它的规律表现为主观想象和现实发生冲突造成的社会循环往复的动荡。历史上计划经济存在于少数高度集权的社会,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已经很大程度上市场化了,但是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基础和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仍然有很大的计划色彩,比如我们的五年经济规划,明确经济要实现什么样的增速,国家的所有资源和规则均以此为指挥棒,政策有鲜明的达到目标和矫枉过正的规律。其次,更普遍的意义上,什么是经济学规律?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经济现象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经济学理论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当然一直是在发展的,但是从解释经济现象诞生的学科很难像物理学科一样形成共识,就以国家的宏观杠杆率来说,尽管普遍认为高杠杆意味着资金的低效率,但是也存在像日本这样的宏观杠杆率持续很高的经济体,这种例外为经济政策提供了很强的发挥“主观想象”的空间。因此,经济学的规律很大程序上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目标。
  最后,市场机制是服务业的基石,名义上开放服务业难以达到实质上开放。
  发展服务业需要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石,而市场经济的关键是要承认经济发展有它的固有规律,要改变以经济增长为评判政府的标准,从而改变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与担当,转变发展思路,以服务经济参与人为出发,才能营造适合服务业发展的环境。政府提供服务,与经济主体提供服务适用相同的制度基础。
  当前中美贸易纷争,传统领域中国很难给外资(中国的民企)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占居主导地位的国企尽管也是市场中的主体,但是很难界定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因而很难排除他们具有不公平的竞争地位。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在大量服务业逆差的情况下,仍然期望进一步放开服务业,最主要的是金融领域,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金融领域是所有产业中最市场化的行业,另一方面也代表着期望引导外资放弃在传统领域与国有企业的竞争,转向民营经济更为集中的服务业领域。
  服务业是市场制度发达的产物,商品的属性相对容易界定和识别,纠纷可以依据各国法律和国家间达成的协议进行处理。服务业由于产品本身很难界定,导致对于服务品消费者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服务业的操作流程的规制。
  举几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发达国家对金融服务业的法律约束是非常严格的,包括对从业人员的约束,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对监管人员的约束,对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行为的约束,有一些监管可能与金融业公司所属国国内法律相冲突,本着从严守法的规则,实际上法律完备变成这些国家公司的竞争劣势。再比如医疗行业,现在中国国内的严重医患冲突与医疗事故的界定与救济等相关制度缺失不无关系,医疗行业中还包括临床医学实验的规范,为什么世界上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在中国?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基因编辑研究实力超前,只说明中国医疗行业严重缺乏基本操守,成为不规范操作可乘之机,制度漏洞就是服务业中最大的不公平竞争根源。最为严重的是,当发生纠纷后寻求的法律服务本身,法律服务的障碍不仅仅是法律体系的不同,还有法律从业人员的操守巨大差距,中国的法律服务除律师外,也是政府提供的服务内容,怎么样保证服务的独立性、可监督追责性是重大挑战。
  由于缺乏对经济发展的本质、目标的共识,中国很难建立起发展服务行业需要的市场机制,因此我们虽然承诺更为开放的服务业市场,却可能很难达到服务业的深度开放,一些一次性采购的服务品可能会增加,但这也要求中国政府在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信守承诺。基于这个认识,我们认为中美的贸易摩擦将是一场长期的持久战,当下一方面美国可能也越来越意识到贸易逆差虽然与中国的结构调整息息相关,但结构调整又决定于中国是否真正加强和维护市场机制与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思路,迫于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的经济甚至全球经济正在产生负面影响,仍然可能会先达成一个框架;另一方面,美国也明白如果看不到中国市场机制的建立,理清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协议对改善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境况可能作用甚微。而企业层面的摩擦又很难时常上升到国家层面,因此这场中美的贸易争端可能会在未来很长时间时时牵动市场的心。
  (作者系太平洋集团资产管理部高级宏观分析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来源时间:2019/2/25   发布时间:2019/2/25

旧文章ID:18055

分析:推迟谈判最后期限合乎中美双方心意

作者:韩碧如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和中国为它们之间艰难的贸易谈判选择了一个虽然方便、但非长久之计的解决方案,即在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将3月1日的最后期限延后。如果未能达成彼此都可接受的协议、而最后期限就到了,双方都会面对令人不快的后果。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周日晚在Twitter上表示,由于双方在谈判中取得了进展,他将推迟把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进口关税税率上调至25%的计划。他还表示,计划择日在自己的海湖庄园(Mar-a-Lago)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
  将谈判期限延后对两位领导人而言都很合适。对特朗普而言,无论是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在美国与其最大经济竞争对手打交道方面,有能力加大或减轻对中国施压是很有用的。特朗普还表示,在他一直要求取得进展的结构性问题方面,美方谈判代表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然而,在外泄的中方所作让步中,鲜有表明在这些更深层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的措施。北京方面提出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商品和保持汇率稳定,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从更大程度上对中国经济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而不意味着其铁腕策略的弱化。
  那些涉及具体问题的谈判,如中美半导体公司之间的纠纷,或者中国将购买多少吨美国大豆,说明双方谈判并未对那些将对两国未来相互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基本原则报以多少关注。
  中国和华尔街的许多人士认为,股市困境是让特朗普急于宣布胜利并就此打住的原因。但特朗普与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上周四的对话内容并不支持这种看法。
  面对记者们以及中国最高贸易官员刘鹤带队的中国访美代表团,特朗普提出他希望能达成一项“合同”。莱特希泽坚称,双方正在努力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将是有约束力的。
  见证过任何在中国签署的空洞无物、仅为挽回颜面而签的谅解备忘录的记者们,可能倾向于认同特朗普的以下看法。特朗普表示:“就我们想要的东西而言……我认为谅解备忘录不是合同,最终的合同真得是有点意义的。”坐在莱特希泽旁边的刘鹤笑了。
  对习近平而言,将谈判期限延后解决了一个尴尬的困境。它将一个不妙的“清算”推迟了,而原本这个算总账的日子距3月5日全国人大年会召开只有几天之遥。中国的这一“民主”立法机关一年仅召开一次为期10天的全体会议,人大代表们在会上轮流诉说他们多么认同中国的领导层。
  尽管代表们在会上频频点头和表示同意,但当他们感到不满时,他们往往能找到一个办法来明确表达出来。今年,中国精英阶层的许多人都很担忧中国的前进方向。习近平的班子急于展示出他们正以积极的方式处置着贸易紧张。
  推迟最后期限意味着白宫放弃了一些即刻的影响力。但白宫也避免了把习近平推到退无可退的境地,否则中国几乎肯定会被迫在其他一些方面采取激进的反制。
  双方都对推迟算总账感到满意。

来源时间:2019/2/25   发布时间:2019/2/25

旧文章ID:18054

川习会若召开 对外发出何种强烈信号

作者:张婷  来源:大纪元

  美中贸易谈判周日(24日)结束,川普(特朗普)总统宣布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决定延迟3月1日的加税期限。他说,若有更好的进展,将计划与习近平会面。
  有专家指出,川普要的是协议,不是贸易战;另有专家说,川普计划召开川习会向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还有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但不等于两国结束紧张局势。协议的执行问题以及“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产业政策,达成一致意见仍比较困难。
  对于最近一轮谈判,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说,谈判取得广泛进展,周日的谈判重点为关税、大宗商品,以及最关键的执法机制。
  川普在周日也表示,美国与中国就重要的结构性问题所进行的贸易谈判,取得了实质进展,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农业、服务、货币等许多问题。
  川普在周日晚出席白宫主办的州长晚宴时谈到了美中贸易谈判,并表示,他将在下周或两周内发布非常重大的消息。
  《华尔街日报》说,中方在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的其它支持方式,以及支撑其国家主导经济模式的其它政策方面未做出足够的让步。
  本文综合了《经济时报》和《金融时报》所引述的一些专家的看法。
  川习会若召开 对外释放强烈信号
  川普总统周日说,如果双方“取得更多进展”,他和习近平将会计划会面。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Chad Bown)说:“计划(召开)一个(川习)峰会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那就是,川普预计将宣布一项协议……(目前)主要的未知数是川普的协议最终将如何被执行。”
  《金融时报》说,推迟原计划的对华关税期限的举动加强了近期所看到的迹象,那就是川普决心与中国达成协议,以履行其竞选承诺。
  美国商业组织对延迟关税表示欢迎,但也表示有必要在谈判中取得具体成果。
  “我们欢迎川普总统决定推迟3月1日提高关税的最后期限,并对美中谈判代表继续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进展感到鼓舞”,代表美国科技公司的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ITIC)亚洲政策高级主管娜奥米‧威尔逊(Naomi Wilson)表示。
  威尔逊还补充说,该理事会“期待”美中双方达成一项协议,解决限制市场准入、强制技术转让以及在中国的外企所面临的不公平许可问题。
  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吉纳‧马(Gene Ma)说:“川普想要的是一个协议,而不是一场(贸易)战争。”
  他认为,北京做出更大的承诺减少双边贸易不平衡。因此作为回应,美方延迟加征额外关税,以便换取中方进一步的让步,这不是一个糟糕的战略。
  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美方最终能够得到什么。“我预计,北京将提供更长的购物清单;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更少地强制外企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
  吉纳‧马认为,北京也可能会淡化“中国制造2025”,但他不认为,中方可能会有意义地缩减其产业计划和对国有企业的补贴。
  延迟对华关税并不等于结束贸易紧张局势
  《经济时报》说,分析人士欢迎川普总统的延迟关税决定,但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结束了经济敌对局势。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亚洲区经济研究主管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但显然不是艰难谈判的结束,更不用说两国之间的潜在紧张局势了。
  库伊斯认为,针对美方坚持、中方不喜欢的“核查及执行”机制的措辞达成一致比较困难。双方在技术以及中共产业政策方面所产生的潜在紧张关系,不太可能很快消退。尽管如此,暂停加征关税以及可能达成的更持久协议将对两国国际贸易和商业以及更广泛的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的花长春预计,两国将可能在3月晚些时候就各方面达成协议。关税不会从目前的水平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的冲突将会结束。
  中国与全球化中心创始人王辉耀说:“这是在现阶段双方都需要一个协议的好兆头。这有利于稳定这两个国家和世界各地的商业情绪,也有利于股市。”
  《金融时报》发表观点文章说,延迟关税对两国元首都适合。对于川普来说,上调和降低对中方施压的能力对华盛顿与中方打交道很有用。川普也表示,美方谈判代表在他一直要求的结构性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对于习近平来说,美方延期关税解决了他即将面临的一个尴尬困境。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会第二次会议即将在3月5日召开,关税延期缓解了习近平的压力。

来源时间:2019/2/25   发布时间:2019/2/25

旧文章ID:18053

特朗普对达成贸易协议乐观,推迟加征关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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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A SWANSON, ALAN RAPPEPORT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更新:周日,特朗普总统延长了自己提高中国商品关税的最后期限。与此同时,他的政府正在继续努力说服北京对其经济进行关键的结构性改革,这些改革迄今为止难以实现。
  特朗普周日在一条推文中表示,他将推迟本周五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增税的最后期限,理由是在华盛顿进行为期一周的美中官员贸易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华盛顿——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和中国正在更加靠近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并暗示,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命运可能会作为与北京达成的最终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得到解决。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正面临美国的刑事指控。
  上周五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在他的高级顾问和来访的中国代表团的环绕下,特朗普说,贸易谈判将延续到周末,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他说,他预计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由他两人亲自“敲定最后的要点”,很可能是在今年3月,地点在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度假庄园马阿拉歌(Mar-a-Lago)。
  这些谈判旨在解决特朗普政府在双边贸易上的忧虑,包括中国的贸易壁垒,以及迫使美国企业交出有价值的技术、以此作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条件等对待美国企业的做法。但特朗普再次表示,他可能会把一个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案子与贸易谈判联系起来,尽管他自己政府的执法部门和情报官员对此表示过担忧。
  当一名记者问特朗普,对华为的刑事指控——美国司法部已指控华为窃取商业秘密——是否会作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撤销时,总统说:“我们将与美国检察官和司法部长进行磋商。我们将做出那个决定。”
  今年1月,美国对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了涉及范围广泛的指控,指控概述了该公司窃取商业秘密、阻挠刑事调查,以及逃避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长达10年的企图。去年,应美国执法部门的要求,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特朗普曾对路透社表示,他“肯定会(对她的案子)进行干预”,如果“我认为(那对达成贸易协议)有必要”的话。
  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在华为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时机将令其尴尬,美国一直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说服其他国家,禁止华为的设备进入下一代无线网络,说那会带来安全威胁。
  特朗普政府也一直在准备一项将由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该命令将禁止美国公司使用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制造的设备。但上周五,特朗普似乎在是否坚持这个做法上有所动摇,中国政府一直在批评美国的这一努力。
  “我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在贸易协议中涉及这个,”总统说,并马上补充说,“但我们只会在与美国司法部长协同下这样做。”
  “我不想把任何人排除在外,如果我们有办法的话,”他说。
  美国政府官员对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乐观态度。特朗普说,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上周在华盛顿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就几个领域达成了一致意见,他暗示,谈判的进展很可能会令提高关税的计划取消,美国去年开始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两国一直在3月1日的最后期限前争分夺秒,特朗普曾威胁要在期限过后,把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
  “我们有一个在两国间达成重大协议的一次性机会,”特朗普说,并补充,“我觉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大。”
  特朗普的顾问们则更为谨慎,他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警告说,美国和中国仍需要克服“非常大的障碍”。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说,“现在喝香槟还为时过早。”
  尽管重大障碍依然存在,但双方同意将谈判延长48个小时,美国官员说,在稳定人民币汇率上,双方已达成了特朗普称之为“最终协议”的一致意见,但外界尚不了解其具体内容。
  美国一直担心中国可以用压低人民币汇率的做法来减轻关税的影响,这会让购买中国产品的变得更便宜。一些国际金融专家认为,达成这种协议的想法具有讽刺意味,因为美国多年来一直在敦促中国允许让人民币汇率更自由地浮动。
  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托尼·萨伊格(Tony Sayegh)没有回复记者让其就汇率协议细节置评的请求。
  与上个月一样,中国代表团又向特朗普递交了一封习近平的来信,信中呼吁双方为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继续努力。担任习近平谈判特使的刘鹤是谈判的牵头人,他也认为有可能达成协议。
  特朗普多年来一直关注的问题是,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如何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他为达成自己标志性的贸易协议设定了极高的门槛。他的顾问们一直在向中国施压,要求它减少为高技术产业提供的大量补贴,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这些举动与习近平让中国强大,并加强他本人对中国控制的愿望背道而驰。
  据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尽管特朗普很乐观,但中国似乎并不打算做出那些能确保特朗普政府所寻求的经济转型的承诺。相反,中国一直在通过引人注目地购买美国产品,以及对开放本国经济的模糊承诺来诱惑美国官员,批评人士说,中国的承诺可能永远不会实现。
  “这真的是最后的最佳机会,”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任职的迈克尔·R·韦赛尔(Michael R. Wessel)说。
  “真正的问题是,总统是想达成一项要求中国进行真正改革的协议呢,还是只想达成一项能在媒体上大谈特谈,带来几笔引人注目的买卖,但从长期来看没有多大意义的协议,”韦赛尔说。
  美中两国在强制性技术转让、数字贸易和数据流动等结构性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负责国际事务的高级副会长薄迈伦(Myron Brilliant)说。
  “如果能达成这方面的协议的话,它需要是可持续的,需要有强大的执行机制,”薄迈伦说。“我们要恢复贸易,但不是一切照旧的贸易。”
  就连双方开始形成书面文字本身也标志着在世界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日益不稳定的关系上取得了进展。在上周四和上周五的会议上,谈判代表们起草了几份谅解备忘录,涵盖了包括保护知识产权、扩大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准入,以及中国购买美国产品等问题。
  但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说,备忘录是美方起草的,中方尚未对任何书面的东西正式表示同意。
  上周五定下来的一件事情是,最终的协议不会被称为谅解备忘录。
  “我不喜欢谅解备忘录,因为对我来说,它们没有任何意义,”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上说。
  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交流中,莱特希泽试图向总统解释,这些备忘录实际上将是两国必须履行的具有约束力的合同。
  特朗普未被说服,他当着美国和中国高级官员的面,纠正了政府中在贸易问题上持最强硬态度的莱特希泽的说法,称自己希望达成一项强有力的贸易协议。
  “我不同意,”特朗普说。“我认为,谅解备忘录不是我们希望要的那种合同。”
  莱特希泽同意不再使用谅解备忘录的说法。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9/2/25   发布时间:2019/2/25

旧文章ID:18052

金正恩为何选择坐绿皮火车去见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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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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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离开
平壤。他将不得不在中越边境下车。 KCNA, VIA ASSOCIATED PRESS

  北京——这位年轻的朝鲜领导人想要展现自己是一个现代人,将他与世隔绝的国家带上国际舞台。
  但对于他本周与特朗普总统在越南的会晤,金正恩正乘坐一辆装甲列车南下穿越中国——甚至都不是高铁,然后计划最后一程开车到越南首都河内。从朝鲜首都平壤出发的这趟行程预计将耗时两天,乘飞机只要几个小时。
  他非同寻常的出行安排可以用地缘政治、朝鲜飞机的状况不佳,以及一点历史缘由来解释。
  金正恩于周六离开了平壤火车站,他选择这么长的旅行似乎是醉心于中国。他的绿皮火车将带他途经光鲜亮丽的城市和富裕的农村,它们展现了中国4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
  去年,中国接待过金正恩四次,试图让这位朝鲜领导人相信,中国才是他经济模式的最佳选择,而不是美国。于是,35岁的金正恩尽责地参观了中国的绿色能源项目和高科技创业公司,并对年纪几乎大他一倍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了敬重。
  但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对中国的控制非常不满,他的火车之旅表明,这是有限度的。
  去年六月金正恩第一次前往新加坡与特朗普会晤时,从中国的载旗航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借了一架波音747。(他自己的那架苏制伊尔-62机龄已快40年,零件也短缺。)
  这趟火车之旅表明,他不愿再次这么做。
  “他不想让世界看到他严重依赖于中国,比如在一架中国飞机上的中国国旗前挥手,就像在新加坡机场那样,”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朝鲜问题专家成晓河说。
  由此产生的说朝鲜是中国一个省的笑话,显然不合金正恩的口味。“乘火车出行是无奈之举,”成晓河说。
  在金正恩周六晚抵达中国边境城市丹东之前,中国的分析人士一直怀疑这位朝鲜领导人是否会乘坐自己的火车穿越中国。他们说,届时的安保需求将给中国庞大的、车次密集的高铁网络的正常运营带来太多干扰。
  但中国显然愿意为此作出牺牲,华盛顿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分析师孙云说。
  “中国将此次行程视为朝鲜完全信任中国,而且只有中国能保证他安全的标志,”孙云说。“每逢朝鲜领导人访问中国,中国都希望向他们展现经济改革的伟大成果。”
  火车之旅很好地呼应了金正恩的祖父、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当年的旅程,这位年轻领导人与其颇为相似。
  金日成于1958年11月首次访问越南。和今日的金正恩一样,他在冒险前往越南之前先去了中国,在越南迎接他的是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
  本周末,中国官方报纸《环球时报》刊登了1958年那次访问的照片,图中身材肥胖的金日成留着短短的黑发,拥抱着身材削瘦的胡志明,后者将于几年后在中朝帮助下与美国作战。
  据《环球时报》报道,金日成先后访问了北京、武汉和广州,然后乘坐中国提供的专机抵达河内。该报没有提到,50年代末,朝鲜开始从同美国的战争中恢复过来,而且经济状况比中国好。当时,一场毁灭性的饥荒正席卷中国农村地区。
  朝鲜现任领导人似乎要走与祖父类似的路线,只是做了一些调整。目前还不清楚他有多少观光计划。
  从中国东北“锈带”的丹东出发,金正恩可能会看到武汉和长沙的天际线, 它们是中国中部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据报道,金正恩乘坐的列车时速约为35英里[约合60公里])。
  他将看到中国的两条主要水道——黄河与长江,然后抵达桂林以南的越南边境,桂林在中国以其山地景观著称。
  成晓河说,越南故意一直使用和中国间距不同的铁轨,这曾经加大中国入侵越南的难度,这是两国之间依然存在竞争的迹象。
  因此,金正恩只得在中越边境下车。越南官员说,他将沿着最后105英里左右(约合169公里)的公路来到河内,这条多风的路线途经低矮的山脉。
  会见特朗普之前,金正恩计划在这次仿效其祖父的所谓国事访问期间,与越共领导人举行会谈。
  对金正恩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他对中国的示好——这是他一年内第五次访问中国——能否换来真正的支持。
  最重要的是,金正恩希望北京敦促联合国放松对朝鲜的制裁。预计这也是他在河内对特朗普提出的主要要求。
  周日,特朗普在Twitter上发帖称,他预计中国将坚决维持制裁措施。“中国和俄罗斯在边境实施的制裁非常有帮助,”他说。
  孙云说,要想取消制裁,可能不仅仅需要坐火车穿越中国,以及对中国经济模式表现出兴趣。
  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敦促联合国放松对朝鲜的一些制裁,北京可能会从春季开始向金正恩提供更多农业援助。但她说,这可能是极限了。
  “我不认为中国想在此时激怒特朗普——考虑到贸易协议,代价太高了,”她说,她是指华盛顿与北京目前正值贸易谈判的关健时刻。

  Jane Perlez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Luz Di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来源时间:2019/2/25   发布时间:2019/2/25

旧文章ID:18051

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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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中国宣布,这个周末在华盛顿继续进行的美中贸易磋商已经结束,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新华社24日说,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国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华盛顿举行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围绕协议文本开展谈判,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此基础上,双方将按照两国元首指示做好下一步工作。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天发推文表示,他准备推迟向中国进口产品施加新的征税,理由是美中两国贸易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特朗普推文称,“这个周末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非常好”。他说美中贸易谈判“就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农业、服务业、货币等重要结构议题以及很多其它议题”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来源时间:2019/2/25   发布时间:201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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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总统:美中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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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5日星期一说,美中两国已经“非常、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
  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全国州长协会年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国代表团将会很快再回到美国,他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峰会,签署贸易协议。但特朗普总统同时也警告说,两国也有可能什么协议都达不成。
  特朗普总统前一天曾在白宫州长酒会上说,中国代表团正在返回北京,“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在未来一、两个星期内会宣布非常重大的新闻。”他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完成一项协议”。
  在美中两国都表示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特朗普总统宣布推迟对中国进口加征新的关税后,中国股市星期一飙涨5%以上。美股三大股市标普、道指和纳指星期一开盘时也均看涨0.5%以上。

来源时间:2019/2/25   发布时间:201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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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金特会”看点:最大任务、三大议题和三大障碍是什么

作者:耿学鹏、陆佳飞、朱东阳、郝亚琳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2月25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至28日将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第二次会晤,磋商如何进一步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以及改善朝美关系。
  各方专家普遍对河内会晤达成“更具体协议”抱有期待,但同时认为会晤成果及朝美无核化对话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挑战。
  最大任务
  金正恩与特朗普去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首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就朝美关系、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及半岛无核化等问题达成共识。随后,朝美无核化谈判却陷入将近半年的停滞,双方不仅各说各话,甚至互相指责。专家认为,朝美在无核化概念、方式和步骤上分歧严重。
  在多名专家看来,新加坡会晤虽然实现了“突破”,但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具体措施。就半岛无核化、半岛和平机制和朝美关系改善制定具体措施,将是第二次“金特会”面临的最大任务。
  韩国韩东大学学者金峻亨说,朝美领导人均清楚,河内会晤需要达成更加具体的协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认为,河内会晤有望真正启动朝美间“实质性谈判”。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说,朝美近期显现出缩小分歧的迹象,比如美国官员在表态中对无核化弱化了“不可逆”的说法,改为“最终、完全经验证的”无核化。河内会晤有可能就无核化问题达成“可操作的、有指标性的具体安排”,甚至大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三大议题
  目前朝美官员仍在河内磋商,按惯例可能会一直持续至金正恩和特朗普会面前一刻。在各方近期披露的消息中,朝美谈判桌上的几个关键议题浮出水面。
  议题一:宁边核设施与核查。朝方曾表示,如果美国采取相应措施,朝方有意采取永久废弃宁边核设施等追加措施。金峻亨认为,宁边核设施相关问题将是河内会晤的焦点之一,对朝鲜丰溪里核试验场、东仓里导弹发射台和发动机试验场的核查也可能成为谈判筹码。
  议题二:朝韩合作项目与取消制裁。寻求美方放松制裁被认为是朝方看重的回报,金刚山旅游区、开城工业园等朝韩合作项目能否获得“松绑”是目前关注焦点。特朗普20日说,“我愿意取消制裁,但在此之前对方必须做出有意义的事情”。
  议题三:互设联络处与终战宣言。美国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分析师凯尔·费里埃认为,美方目前的谈判筹码可能包括宣布朝鲜战争终战与朝美互设联络办公室,以此作为对朝安全保障措施。但也有专家表示,美方这一筹码能否让朝方满意尚是未知。
  三大障碍
  分析人士认为,半岛无核化与朝美关系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面临多重不确定因素。河内会晤取得实质性成果以及成果落实都面临不少障碍。
  第一,互信缺失。杨希雨认为,朝美关系所面临的最根本挑战就是战略信任缺失,相互猜疑也是导致朝美对话一度停滞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一状态继续,朝美谈判仍将面临“步步是坎”的困境。
  第二,传统偏见。金峻亨认为,美国有不少人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朝鲜,认为会谈即是对朝方不小的“回报”,这增加了朝美平等对话以达成具体共识的难度。
  第三,国内压力。专家认为,朝美领导人目前都面临着国内压力,特朗普此前缓和对朝关系的举措在国内受到一些批评,朝鲜领导人也面临以切实成果向民众表明无核化道路正确性的问题,能否继续相向而行考验双方耐心与定力。
  (原题为《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有何看点》)

来源时间:2019/2/25   发布时间:201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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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中美经贸磋商实质性进展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正面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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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外交部网站

  2019年2月25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外交部山西全球推介活动。
  王毅在致辞时表示,2019年的世界,既孕育着希望,也面临着挑战。今天开始的这一周,就是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时段。朝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即将进行,有望在推进半岛无核化、建立半岛和平机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中美经贸问题磋商刚刚又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正面预期。当然,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当今世界还有很多地区并不安宁,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正在受到冲击和损害。新的一年里,中国将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继承弘扬建国70年来的外交优良传统,与各国一道,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为我们这个不平静的星球带来更多的好消息。

来源时间:2019/2/25   发布时间:201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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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losing its taste for nuclear power. That’s bad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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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eter Fairley  来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19 The China Issue

Once nuclear’s strongest booster, China is growing wary about its cost and safety.

“Most beautiful wedding photos taken at a nuclear power plant” might just be the strangest competition ever. But by inviting couples to celebrate their nuptials at the Daya Bay plant in Shenzhen and post the pictures online, China General Nuclear Power (CGN), the country’s largest nuclear power operator, got lots of favorable publicity.
A year later, the honeymoon is over.
For years, as other countries have shied away from nuclear power, China has been its strongest advocate. Of the four reactors that started up worldwide in 2017, three were in China and the fourth was built by Beijing-based China National Nuclear Corp. (CNNC) in Pakistan. China’s domestic nuclear generation capacity grew by 24% in the first 10 months of 2018.
The country has the capacity to build 10 to 12 nuclear reactors a year. But though reactors begun several years ago are still coming online, the industry has not broken ground on a new plant in China since late 2016, according to a recent World Nuclear Industry Status Report.
Officially China still sees nuclear power as a must-have. But unofficially, the technology is on a death watch. Experts, including some with links to the government, see China’s nuclear sector succumbing to the same problems affecting the West: the technology is too expensive, and the public doesn’t want it.
The 2011 meltdown at Japan’s Fukushima Daiichi plant shocked Chinese officials and made a strong impression on many Chinese citizens. A government survey in August 2017 found that only 40% of the public supported nuclear power development.
The bigger problem is financial. Reactors built with extra safety features and more robust cooling systems to avoid a Fukushima-like disaster are expensive, while the costs of wind and solar power continue to plummet: they are now 20% cheaper than electricity from new nuclear plants in China, according to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Moreover, high construction costs make nuclear a risky investment.
And gone are the days when nuclear power was desperately needed to meet China’s soaring demand for electricity. In the early 2000s, power consumption was growing at more than 10% annually as the economy boomed and manufacturing, a heavy user of electricity, expanded rapidl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s growth has slowed and the economy has diversified, power demand has been growing, on average, at less than 4%.
China’s disenchantment with nuclear power corresponds with an overall decline in nuclear generation elsewhere in the world. Utilities are retiring existing plants and have stopped building new ones. If China, too, gives up on nuclear, it could sound the death knell for a steady, carbon-­free energy source that many see as crucial to slowing climate change.
Fukushima changed everything
China’s energy planners launched its nuclear industry in the 1980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plants like Daya Bay. In 2005 the country began a massive building spree that was intended to solve persistent energy shortages and combat worsening air pollution from the country’s numerous coal plants. By 2009, government planners expected 2020 nuclear capacity to be 10 times what it was in 2005.
Then the Fukushima disaster happened. China’s leaders watched in shock as the biggest utility in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proved powerless to prevent a series of meltdowns. They knew that if a similar accident occurred in China, the damage wouldn’t be limited to the explosion and nuclear fallout. Such an event would call into question the government’s competence. “If an event like Fukushima punctures that image of competence, that’s very, very consequential,” says William Overholt, a China expert at Harvard University’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That would delegitimize the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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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days of Fukushima, nuclear reactor construction in China was frozen. When building resumed months later, after a wave of inspections, Beijing insisted that future nuclear power projects adopt more advanced designs with extra safety features.
The damage to public confidence, however, had already been done. In 2013 over a thousand people assembled in Jiangmen, east of Hong Kong, to decry a planned uranium fuel plant. Within days the state-run project was scrapped. In 2016 local officials suspended preliminary work on a site in Lianyungang, in northeastern Jiangsu province, after an uproar caused by revelations that it might host a recycling plant for spent nuclear fuel. In the wake of that protest, China’s State Council amended its draft regulations on nuclear power management, requiring developers to hold public hearings before siting projects.
Sticker shock
Last June two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reactors began operating in China: a US-designed AP1000 and a French-German EPR. In theory, these reactors are at greatly reduced risk of a Fukushima-style accident. At the Japanese plant, tsunami waves swamped the backup generators needed to keep coolant pumps running, and the catastrophic loss of coolant caused three of the plant’s six reactors to melt down. The AP1000 design stores water above the reactor that can be gravity-fed to keep it cool if the pumps fail. The EPR reactors employ multiple redundant generators and cooling systems to lower meltdown risk.
But adding safety adds cost. At 52.5 billion yuan ($7.6 billion) for an AP1000 plant with the typical configuration of two reactors, the construction cost is nearly double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technology commonly used in China. Wenke Han, a former head of the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an arm of the powerful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that plans China’s economy, calls nuclear power “very expensive.” He adds, “Nuclear power in China has begun to face price competition, and will certainly face more competition in the future.”
Coal remains the cheapest source of power in China, but grid operators face demands from the government to use more renewable energy to limit air pollution. With pressure from both directions, even the nuclear plants now operating are underutilized. On average they used 81% of their generating capacity in 2017, 10% less than five years earlier, making the electricity they produce even more expensive.
Dwindling options
The government has lately said little about nuclear policy. Its official target, last updated in 2016, calls for 58 gigawatts of nuclear generating capacity to be installed by 2020 and for another 30 GW to be under construction. All experts agree China won’t reach its 2020 goal until 2022 or later, and pre-Fukushima projections of 400 GW or more by midcentury now look fanciful. Han says he is betting that after the country builds the 88 GW in its 2020 plan, it will move on to other energy sources.
Others believe that China will continue building reactors but at a slower pace than in the past. The country is developing its own advanced design, the Hualong One, and may want to protect the nuclear industry, including its nascent efforts to export the new reactor. CNNC is building two in Pakistan, and CGN is seeking design approval in the UK. CNNC is also building two at its Fuqing power plant in southeastern Fujian province. Construction began in 2015, and CNNC says it will have one reactor operating in 2019, ahead of schedule.
If the Hualong One proves too expensive, China’s lingering nuclear hopes will be pinned to its advanced-reactor program—an effort to develop a new generation of technologies that include high-­temperature gas-cooled reactors, designs cooled with sodium metal or salt, and smaller versions of pressurized-­water reactors. These various designs are meant to be cheaper to build and operate—and much safer—than conventional reactors.
But so far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hat any of them will solve nuclear’s problems. A sodium-cooled reactor completed near Beijing in 2011 has had familiar technical glitches such as problems in its coolant systems. And the rising cost of a pair of high-­temperature gas-cooled reactors nearing completion at Shandong Province’s Shidao Bay ended plans for a further 18 such reactors at the site.
There’s always the possibility of a breakthrough that would make nuclear safe and cheap enough to compete with renewables and coal. But even China’s nuclear giants are hedging their bets. Both CGN and the state-owned firm funding China’s AP1000 investments rank among the world’s top 10 renewable-power operators.
Shifting toward renewables and away from nuclear may be a sound business strategy for these companies. But it could mean one less carbon-free option for a world facing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If China’s nuclear ambitions wind down, it may be the nail in the coffin for the technology’s viability elsewhere.

Peter Fairley is a freelance energy journalist based in San Francisco and Victoria, BC.

来源时间:2019/2/25   发布时间:2018/12/12

旧文章ID:18042

美官员:美将“大刀阔斧”推动朝鲜无核化,不准备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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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网

  外媒称,白宫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月21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在河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时,将阐述平壤如果同意放弃核武器可能获得的好处。
  据德新社2月21日报道,这将是两位领导人继2018年6月在新加坡会晤后的第二次峰会。
  这位官员说:“去年6月确实在某些方面具有破冰意义。特朗普总统希望在此基础上能够更深入地讨论朝鲜未来可能享有的前景。”他指出,这取决于“最终和全面的无核化”。
  报道称,这位官员指的是特朗普反复谈论的观点,即朝鲜如果开放经济将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
  他说,目标是让朝鲜“作出另一组选择”。
  另据美联社2月21日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月21日说,在确信平壤的核武器威胁已“大幅减少”前,美国不会着手放松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报道称,蓬佩奥没有予以详细说明,但他的话似乎保留了一种可能性,即在朝鲜半岛实现完全且可核查的无核化之前就有可能放松制裁。
  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采访时说,他希望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下周在越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会谈时能够兑现放弃核武器的承诺。
  蓬佩奥说,他不想详细说明双方愿意作出什么让步来推动会谈取得进展。
  蓬佩奥说:“美国人民应该知道,我们对朝鲜实施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我们不会放松压力,直至我们确信已大幅减少了威胁。”
  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愿意在实现朝鲜半岛完全且可核查的无核化这一目标上作出妥协时,蓬佩奥说:“为了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我们必须减少一个拥核朝鲜构成的威胁,然后我们才能致力于半岛的和平与安全,为朝鲜人民创造更加光明的未来。”
  此外据韩联社2月21日报道,美国政府一名高官2月21日说,美国准备迅速行动、“大刀阔斧”地推动朝鲜实现无核化。
  报道称,两国代表正在进行谈判,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下周将举行第二次峰会。
  这位官员在电话采访中说:“我认为我们需要迅速行动、大刀阔斧。我们不准备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为主来推动这项进程。”
  他承认,就“无核化”达成共识是双边谈判的重中之重。
  报道称,这次谈判由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和朝鲜谈判代表金赫澈领导。
  报道还称,这两位外交官在本月早些时候于平壤举行3天会谈之后,已于本周抵达河内继续进行对话。
  这位官员明确表示,美国最终将需要一份朝鲜核武库的清单,很可能在无核化进程结束“很早之前”就需要拿到手。
  但就目前而言,他表示,当务之急是冻结朝鲜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计划。
  他说:“我不知道朝鲜是否已经选择无核化,但我们之所以进行谈判是因为我们相信这种可能性。”
  特朗普最近强调,只要朝鲜保持克制,不再测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那么他就不急于实现朝鲜的无核化。
  这位官员说:“不着急并不意味着不重要。”他还说,这只是意味着朝鲜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
  又据路透社2月21日报道,美国官员2月21日说,当特朗普总统下周敦促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放弃朝鲜所有核武器时,美国和朝鲜将寻求就无核化的含义达成共识。
  但这些官员说,美国的重点仍然是让朝鲜领导人实现无核化,即使他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作出这一决定。
  报道称,双方此前并没有就无核化意味着什么达成一致。
  一名官员说:“这归根结底是朝鲜无核化的问题。这是双方达成的共识,也是特朗普总统谋求通过此次峰会实现的首要目标。这是朝着这个最终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

来源时间:2019/2/24   发布时间:201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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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中美“破冰”与改革开放

作者:资中筠/口述 刘怡/采访、整理  来源:澎湃新闻


资中筠  视觉
中国 资料图

  1969年10月,我所在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以下简称“和大”)“五七干校”整体搬迁至河南。我和陈乐民也举家南迁,在郸城县过起了不读书、不看报、一心一意学做农活的体力劳动者生活。和其他外事部门的干部所受的冲击相比,我们夫妻当时的境况要稍好一些,但也已经被告知:吃完最后几年“大锅饭”,就得留在农村当农民,再也回不了北京了。经历过“文革”开始以来一轮接一轮的“改造”,我在心理上多少有些麻木,也不再关心国际时事。因此到了1970年底,当干校突然宣布要传达北京来的“最高指示”时,我并没有觉察出其中的异样。那份“指示”是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的谈话纪要,其中明确提到“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右派的)尼克松解决”,“(中美)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在为中美关系“破冰”吹风,好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
  到了1971年7月,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基辛格访华的消息。接着在秋天,上级突然通知我和陈乐民调回北京,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当时“和大”已经被合并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我被重新分配到对外友协的美大处,接着又和许多其他单位的翻译人员一起借调到外交部,闭门学习。美国方面把尼克松在1972年的访华视为一个重要的公众事件,400多名来访人员中有一半以上是记者,这是过去的外事活动中没有遇到的情况。我负责的工作就是和这些美国记者打交道,带他们到处参观,协调他们报道《上海公报》谈判的相关情况。
  虽然现在把改革开放的起点设定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它的发端其实应该追溯到70年代初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关系的解冻。新中国初期,中美处于对立状态,不过中国仍有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盟友。我在“和大”的主要工作,就是跟东欧以及亚非拉国家打交道。中苏交恶之后,我们才真正陷入了相对孤立的状态。而70年代末的这一波“对外开放”,指的主要是在经济上向美国和资本主义阵营开放。中美关系“破冰”乃至1979年两国的最终建交,是开放的前期准备,而开放又为改革的持续进行创造了可能。
  开放的意义何在?我认为有三点。第一点意义是整个地改变了中国人对时代的看法。1949年之后,我们长期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发展至最终的帝国主义阶段,中国要为世界革命和最终决战做好准备。而在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谈判期间,双方一致同意纳入一个“反霸条款”,即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建立霸权,或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利益范围。这个条款主要是针对苏联,但还有另一层隐含的深意:美国承诺逐步撤出在泰国、中国台湾等地的驻军。到了80年代初,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论断,并进行了大裁军,使我们可以把大部分资源用在经济建设上。第二点意义是通过和美国改善关系,走活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盘棋。就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之后不久,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接着日本、加拿大等国相继与中国建交,打破了我们和资本主义阵营完全隔绝的状态。第三点意义是为搞活外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没有美国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市场作为依托,这一点是绝对做不到的。
  尼克松来访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我继续在对外友协工作。到了1980年,我主动申调到外交部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开始转入研究工作。因为之前的几年一直在和美国打交道,研究的方向也定为了美国问题。在研究所的图书馆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引进的美国外交解密档案。通过对这批档案的研读,我写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台政策》一文,发表在《国际问题研究》杂志上。在中美两国进行对台军售问题谈判期间,这篇文章起到了一定反响,并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1982——1983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学术交流期间,又搜集到了更多档案材料和文献,它们构成了我的第一部研究专著《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的基础。
  也是在这个阶段,李慎之邀请我加入刚刚组建的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担任副所长。那时是1985年,我已经55岁了。和之前的单位相比,社科院的政策性色彩相对较弱,所受的约束也比较少。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工作需要配合高层决策的方向以及国际上即时发生的事件,因此总有一种局部感和匆忙感。但社科院的情况不一样:在那里,我们可以真正细致、全面地对美国做出长期观察和深入研究。
  尽管人到中年才真正开始从事专业学术研究,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所工作的经历依然是难忘的。经历过“文革”浩劫,我们认知世界的视角一度与现实严重脱节。记得1986年我第一次参加社科院的职称评定时,学术委员会围绕“国际关系是否应当按民族国家划线”还起了一番争论,认为不符合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所幸胡绳、李慎之等院领导态度比较开明,提出要允许不同流派的观点的存在,要允许公开讨论,“只惟实,不惟上”。根据这一总的方针,我提出不仅应当维持现有的研究视角,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问题做出剖析,还要全面地解读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演变历程。在政治方面,除了研究美国的“三权分立”模式的三大支柱,还要格外关注美国的媒体。为了给年青一代学者创造更直接地观察美国的机会,1987——1988年美国所和福特基金会达成了合作协议,每年公派学生和研究人员到美国学习交流。在1987年,所里还创办了《美国研究》季刊。当时李慎之专门强调:一定要冷静、客观地观察美国,不要办成一个单纯吹捧美国的刊物。
  当然,遗憾总是有的。负责美国所的工作时,我愿意招募来自社会学、经济学等许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人,来进入美国研究的各个细分领域,那一代年轻人普遍也对美国更感兴趣。当时陈乐民在担任西欧研究所所长,他开玩笑说他想招的人都跑到我那里去了。但当时中美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学术环境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许多年轻人在通过美国所得到了赴美学习的机会之后,就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整个1980年代后期,美国所的人才流失状况特别严重。到1990年代初我辞去所长一职时,为美国所建立一个学科齐全的研究体系的目标最终也没能达成。之后我主要依据个人研究兴趣和关注点,完成了一些独立的学术著作,聊以补缺。其中比较有意义的,包括1994年出版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以及收入“冷眼向洋”丛书的《20世纪的美国》。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造成的震动也非常大。邓小平在这个时候做出了关键的抉择,他没有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到“和平演变”或者意识形态问题上,而是认为要吸取苏联长期拖延改革、未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教训,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进一步对内改革,也进一步对外开放。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政府公开宣布国际关系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友好相处。对于外部制裁,我们没有针锋相对,而是给予外国资本以非常优厚的条件,吸引跨国企业和大资本家来华投资。随后几年里,每当美国国会例行审议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大企业的代表都会为我们说话。这样到了1994年,克林顿政府最终宣布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形势整个扭转过来了。随后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赢得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10多年窗口期,民营经济也有了进一步的兴旺。从这个角度看,开放始终是保护和促进改革的一项重要前提。
  我在退休之后所做的一些研究工作,比如对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分析和评述,虽然与此没有直接关联,但依然延续了我对开放问题的看法:中国人依然需要继续研究美国,要了解美国的社会。
  回望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有人看到的是贫富差距加大、贪腐现象泛滥等负面现象。但在我看来,这恰恰不是因为改革事业本身,而是由于它在法制建设和上层建筑方面还存在的滞后造成的。改革造就了对外开放的总体局面,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兴起,使中国人在思想的自由程度和信息开放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在20世纪80年代初,普通中国人还需要凭票证购买日用商品,全国居民的购买力还不如美国加州的一些县。但到了今天,中国在减少赤贫人口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和改革事业的推进是分不开的。尽管其间经历过诸多曲折,只有继续抱定“惟实而不惟上”的态度,40年来的改革成果才能得到确保。而使这些成果转化为法律架构,则依旧任重道远。
  【采访手记】
  和一些亲历过新中国早期外事工作的当事人不同,88岁的资中筠先生并不愿频繁提及她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担任兼职翻译的经历。2009年,她曾亲自撰文对自己早年的履历做出说明,直言五六十年代“间或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仅是自己当时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只不过‘用其一技之长’,不会因此显赫起来”。不仅如此,言谈之中,她更看重自己在80年代以后主动选择的美国问题研究领域,甚至认为在退休之后基于个人兴趣所做的独立研究和撰稿,收获感要大大超过年轻时被分配的外事工作任务。她向我表示,“我更愿意谈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此身非我有’的个人经历”。
  1930年出生的资先生,在1978年改革开放全面启动之前已经经历过几轮风雨苍黄,对变局的感受自是与年轻的“弄潮儿”们大相径庭。她在民国时代接受中小学教育,1947年考入燕京大学,翌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论文导师是归国不久的钱锺书。五六十年代她与先生陈乐民任职于“和大”,数年间往返于四大洲多个国家,也曾基于朴诚、主动要求返回正在饥馑中的国内,继而蒙受“改造”之累。70年代初她曾亲历中美关系的“破冰”期,却不觉得“与有荣焉”,反而为50岁之后可以转入学术研究、自此告别“整天重复别人的话之苦”而感到欣慰。自然,她所回忆的80年代往事,在时人共通的理想主义热情之外,也带有一种淡淡的遗憾和失落:就像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的情节一样,前行之路是曲折的,失去总比得到来得容易。
  但她并未因年高而终止发声。在接受采访时,资先生多次提及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并强调承载家国情怀的“道统”是知识分子不容推卸的责任。有鉴于此,她对个人经历所言不多,却直白地道出了她对改革开放关键的几道“坎”以及所存缺憾的深刻看法。她直言随着中国物质力量的显著上升,轻狂的民族主义情绪出现了回潮,正在背离改革事业的务实初衷。亲历过六七十年代的老一辈人痛定思痛后的教训,或许也在渐渐被遗忘。而她愿意以耄耋之身、独立之姿,继续强调“回归常识”的重要性。在2010年岁末致友人的一封信函中,资先生曾言自己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不可避免的转型门槛”。

  (本文选自现代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光荣与道路——中国大时代的精英记忆》一书,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来源时间:2019/2/24   发布时间:201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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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斯:当中国变成了21世纪的生存威胁

作者:戴维·布鲁克斯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我一直认为,如果意识到我们正面临一个危险的外国敌人,美国人就会团结起来。看呐,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敌人:中国。中国对美国和世界秩序构成了严重的经济、技术和知识威胁,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
  果然,在每日政治的电视喧嚣之下,美国人开始联合起来。谈到中国的经济政策,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听上去惊人地相似。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共和党人在谈论中国侵犯人权问题时听上去也惊人地相似。当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政策思想家开始讨论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时,听上去还是惊人地相似。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似乎总体上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当然,北京违反了贸易协定,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但中国经济的爆炸式增长降低了我们的生活成本,扩大了全球的繁荣。
  但是现在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首先,中国政府非但没有实行自由化,反而变得更具侵略性和压制性。
  其次,中国人已经改变了经济重心,以便让他们的经济可以直接取代我们的。中国政府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旨在向价值链上游发展,主导航空、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等高科技行业。
  根据参议院小企业与创业委员会(Senate 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主席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的人工智能行业在过去一年增长了67%,产生的专利数量超过了美国同行。有估计认为,中国投资于量子计算的资金比美国多30倍。我的同事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指出,中国拥有世界上排名第一和第三的无人驾驶飞机制造商,它在面部和语音识别等技术方面也领先我们。
  如果中国只是在竞争,这一切都没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它在偷窃。由退役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和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在2017年估计,中国知识产权盗窃每年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在2250亿至6000亿美元之间。
  有些盗窃是通过黑客活动进行的。还有一些是通过空壳公司秘密收购科技公司来获取技术。其中一些是直截了当的间谍和暴徒行为。有时,中国提出用技术来换取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但在中国消化了这些知识之后,就关闭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门。这不是竞争。这是替代。
  第三,中国政府正试图夺取新科技经济的控制中心。如果中国能够为5G通信设定标准,主导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那么它将能以我们无法企及的方式书写规则,渗透到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四,中国构成的挑战不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也是道德和知识的问题。这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全球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北京的价值观更好。
  我们曾经以为中国会民主化。错。我们曾经以为它的政权会自由化。错。我们曾经以为中国人民会站起来,加入自由民主的世界。错。
  唐文方在《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上发表的一篇精彩文章会让那些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的制度更优越的人感到惭愧。中国人比美国人更信任自己的政府。在2008年的一项研究中,78%的中国人表示,政府会对他们的需求做出回应,相比之下,只有33%的日本人和21%的韩国人这样认为。中国社会比美国社会有更多的信任和社会资本。唐文方指出,中国的社会信任度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荷兰。
  如果我们不学会捍卫我们的制度,如果我们不让我们的制度变得更好,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会说:我愿意接受他们的制度。
  最大的争议是:我们该如何回应?卢比奥的报告《中国制造2025和美国工业的未来》读来非常精彩,引人入胜:“这份报告的核心结论是,美国无法逃避或避免有关产业政策的决定。”
  信奉自由市场的共和党人过去常常反对产业政策,即政府大力干预以支持关键行业,除非这些行业生命垂危。但中国的威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人的想法。卢比奥的报告试图超越自由市场/中央集权的二分法,寻找新的前进道路。
  最大的变化可能是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正如赖安·萨拉姆(Reihan Salam)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所问的,如果中国是我们定义自己的“他者”,那么“我们”又是谁呢?如果中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生存威胁,我们是否有能力改善我们的制度,使其能够面对挑战,我们是否能对人力资本投资、改革我们的制度、修复社会结构,并使我们的政治体制再次发挥作用?

  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自200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他是《品格之路》(The Road to Character)一书的作者,即将推出新书《第二座山》(The Second Mountain)。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9/2/24   发布时间:201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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