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超民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18日，包括加州、纽约州在内的美国16个州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运用“国家紧急状态”调用更多资金修建边境墙提起诉讼。
　　2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尽快”修建美墨边界墙，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引起了民主、共和两党一致反对。民主党认为，若对此举不加以阻止，将损害联邦权力的相互制衡机制，纵然是总统也不得超越法律。一些共和党议员不顾该党高层对特朗普政府的支持态度，纷纷与其划清界限。一些州此前也宣布将对特朗普政府全国紧急状态令发起诉讼。而特朗普总统则声称他将采取应对挑战的法律行动，直到上诉至最高法院，最终在那里他会受到公平对待并胜诉。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美墨边界墙建设难道真的如此至关紧要吗？美国是否只有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才能筹措到边界墙建设经费呢？通过这种手段筹措经费有法律依据吗？宣布紧急状态后特朗普政府能从什么地方筹措到建墙经费呢？
　　特朗普的“任性”导致了边界问题
　　就在两个世纪前，美国政府发表了《门罗宣言》，自此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开始大发展，双方时有紧密合作，也时有经济与政治上的紧张和对立，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中南美洲日益被美国视为势力范围，所以总的来看，双方关系越来越多样且更加复杂。
　　目前，拉丁美洲是美国最大石油供应地及贸易和投资增长最快地区，据美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7年美全球直接投资存量6.01万亿美元，而仅在2000-2017年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即高达3.63万亿美元，且美国在2017年对拉美年度直接投资逾2556.7亿美元，可见拉美地区对美资依赖程度之高，双方投资经贸关系之紧密。但是该地区毒品走私、非法移民问题也使美国头痛不已，而这又都是由于“北三角地区”（即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三国）社会发展滞后造成的，所以说解决美国边界问题需靠缩小“北三角地区”与美国的巨大发展差距。
　　五十年前的1969年，美国政府成立了美洲基金会（Inter-American Foundation，IAF），开始为拉美国家发展提供援助，应当承认此举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坚持“美国优先”思维，开始大砍IAF每年2250万美元的经费预算，到2019年干脆完全停止了拨款。美国舆论认为，此举将直接破坏美国与拉美的纽带关系，对该地区20个国家依靠美援的32.5万人就业造成影响，而这些人实际上是直接服务于美国在拉美地区利益的：他们主要从事打击非法移民、减少毒品产量等执法与服务工作，同时为美国产品与服务在本地扩大市场而服务。
　　在2018年年中爆发、冲向美墨边界的大棚车队，折射出特朗普政府不负责任的决定的严重负面后果。而为了解决美墨边界执法难题，特朗普政府想到的办法是修建边界墙，阻挡中南美洲移民经由墨西哥非法入境美国，甚至不惜让联邦政府“关门”一个多月。如今，特朗普又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看来特朗普修墙的热情依旧高涨。
　　在修建美墨边界墙资金来源问题上，特朗普政府遭遇了民主党更加强烈的抵抗，民主党认为，修建边界墙一是根本不解决南方边界安全问题，二是浪费财政资金，而联邦财政当前以及未来长期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财政能力低下，筹款无望。所以，民主党坚持通过改善美墨边界安全措施，强化移民和毒品管理，而不是修建边界墙来解决边界问题。由于双方立场完全对立，最终特朗普在政府“关门”事件暂时缓解后，又选择了宣布全国紧急状态这样更极端的措施，试图从包括临时战争经费（OCO）在内的军费预算中找出路。挪用军费成了特朗普政府最后的选择，但这要牵扯到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
　　“紧急状态”下修墙的法律问题
　　据国会立法律师Jennifer K. Elsea、Edward C. Liu和Jay B. Sykes 研究，在截止1973年的美国紧急状态立法史上，国会依据总统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共授权了470项法律（statutes），但直到1976年，国会才通过《全国紧急状态法》立法，为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制定了政策框架，以强化国会监督，防止紧急状态永久化。于是当时所有由总统宣布的紧急状态令均被终止，而总统可根据《全国紧急状态法》更新紧急状态令。目前仍旧有28项全国紧急状态公告依然有效，而有些紧急状态令已持续数十年。
　　《全国紧急状态法》成为特朗普政府筹集边界墙建设经费的救命稻草。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直接目的，是筹措修建美墨边界墙的不足款项，并由国防部开始修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联邦法律有限度地授权国防部可建造边界墙，其中主要包括《全国紧急状态法》（National Emergencies Act，NEA）、《军事设施许可法》（Military Construction Codification Act，MCCA）等立法。
　　动用美国军队和军费建设边界墙的法律来自《美国法典》第十编。在紧急状态下，美国总统援引的紧急状态建设授权见第2808节（10 U.S.C. §2808，以下简称“第2808节”）。第十编在1982年立法后，授权总统根据紧急状态法，有权调动美国军队，而国防部长则需予以配合，而不再听命于其他法律。第2808节对于建设调用紧急国防工程资金进行了法律限制，范围只限于无其他义务、而“用于军事建设的全部已拨付资金”。所以美国总统通常援引这项立法，在美驻外军事基地进行项目建设。具体到2019年此项预算，国会已充足拨款，而且2018财年度此项预算尚有剩余资金。
　　美国总统在紧急状态下援引第2808节筹集军事设施建设资金有先例可循。海湾战争时，老布什总统在1990年“沙漠风暴行动”期间，援引《全国紧急状态法》并根据第2808节，发布了12734号行政令动用建设资金；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911事件”后发布13235号行政令，扩大并更新了授权。
　　据统计，截止2018财年底，美国防部该项预算资金余额高达133亿美元。而2019年国防部建设预算经费也已按期到位，其中根据《2019年能源与水利、立法部门、军事设施与退伍军人事务拨款法》(H.R. 5895; P.L. 115-244)，国防部共获得拨款113亿美元用于军事设施建设，其中103亿美元是常规经费，9.21亿美元是“海外临时行动”经费（即OCO经费），通常此类资金预算应在五年内使用。
　　除了第2808节，还有几条法律也与修建边界墙相关，如《美国法典》第十编第284节（10 U.S.C. §284）、2803节（10 U.S.C. §2803）等。但这几条要么其所规定可动用的资金对特朗普的修墙工程是杯水车薪，要么对修墙的条件有较多限制，在此暂不赘述，而集中讨论援引第2808节筹集修墙资金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
　　依据第2808节调用资金修建美墨边界墙可能面临三个问题。
　　一是，修建边界墙是否属于援引第2808节授权的充足理由？因为第2808节的法律前提是，总统必须确认有关建设项目确实是为了实施紧急状态而必须调动军队，建设项目也必须是提供给军队使用的，否则就需要进行法院审议。
　　二是，即使是法院确认上述两个前提条件成立，还要确认边界墙建设是否符合第2808节政策内涵。但据国会立法顾问的研究，他们对此并没有完全信心，而且在第2808节立法史上，所可援引的判例很少。
　　三是，法院可能对边界墙的修建地点提出疑问。如果特朗普政府最终能够获得有关资金的运用权利，还需要明确资金来源及用于不同建设项目的比例，以符合预算资金的用向要求。
　　有关法律的相互抵牾对边界墙建设也是个难题。美国法律要求，国防部援引第2808节动用资金建设相关项目，需事先通知国会，报告有关项目内容、建设地点及成本造价等详细信息。而根据国防部内部有关建设法规，此类建设却勿需经过国会程序。可见涉及美墨边界墙建设的有关法规在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矛盾之处，为联邦司法介入创造了机会。
　　在平常状态下国防部的设施建设若涉及私人土地，潜在麻烦显而易见，首先联邦政府要动用权力征用土地，这样做是否合法存在不确定性，同时还将发生利益补偿费问题。其次州权和地方政府以及相关利益组织在其中都可能会有不同利益，对土地征用和边界墙建设形成制约。不过，一旦行政政府宣布了全国紧急状态，法律适用问题都将得到解决，所以说，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美墨边界墙修建在未来解决了法律、资金问题后，动工可能只是时日问题了。
　　关于修墙的一点思考
　　特朗普政府修建美墨边界墙的做法有相当的政策含义。
　　首先，联邦财政捉襟见肘是特朗普政府从地区国际义务退缩的根源。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陆续退出多个国际协定，并重新谈判有关的国家间协定或条约，其背后的直接原因是财政能力的急剧下降，这种能力的下降始终脱离不开全球化、经济数字化时代大趋势和美国收缩全球战略思维的背景，同时也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思维的基本逻辑。
　　然而想要通过修建边界墙保证美国更加安全，其结果不言而喻将遭到失败。因为美国要强化与拉美“后院”的天然关系，必然继续通过加大直接投资、强化贸易活动的基本模式实现，而人员往来和财政资金的运用也是必然的内容，边界墙有限度阻止了这个趋势，这不符合美国的最终利益。同时特朗普政府这样做，无非反映了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的周期性再现。
　　其次，应当承认，美国的法制建设和国家治理体制建设虽号称完备，但依然为政客操控法律留下了“寻租”空间，特朗普运用了“剑走偏锋”的手法，不惜采取强硬手段，为实现政策目的，动员财政资源，筹措财政资金，达到在正常情况下所达不到的目的。然而在建墙资金问题上是否还会遭遇更多难题，这已经属于美国两党政治的范畴了。
　　（李超民：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本文是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美国财税改革对美在华高科技企业影响及我国的对策研究》（18BGJ003）的中间成果之一。）

来源时间：2019/2/19   发布时间：2019/2/19

旧文章ID：18001

作者：KEITH BRADSHER, ALAN RAPPEPORT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美国官员周五表示，他们与中国官员为期一周的贸易谈判取得了“进展”，但仍存在重大分歧，双方计划下周在华盛顿继续谈判，以期结束两国间的贸易战。
　　中美两国正努力在3月2日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已威胁如果做不到的话，将把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上周五，特朗普在一周内第二次暗示，如果双方正在渐渐向达成协议靠拢的话，他会推迟最后期限。
　　“有会延长这个日期的可能，”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说，并指出谈判的复杂性。“我将在我们目前的关税水平下这样做；我不会提高关税。”
　　特朗普表示，与北京方面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但他补充说，唯一重要的是，双方能否达成一项协议，解决他对中国贸易做法的担心。
　　“我们比这个国家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一项真正的贸易协议，”特朗普说。他还表示，与中国的协议将包括“盗窃”和“不公平”问题。
　　但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说，贸易谈判中仍存在着重大分歧，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分歧能否得到解决。
　　“这些详细而深入的讨论使得双方之间取得了进展，”白宫新闻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美国官员说，谈判集中在美国希望中国做出的所谓结构性改革上，以及中国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的问题上。白宫上周五表示，两国之间的任何协议都将包括在“两国间的谅解备忘录”中。
　　最困难、最棘手的问题是，特朗普政府希望对中国继续用来自政府和政府下属的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对中美存在行业竞争关系的诸多先进制造业领域进行投资的能力加以有意义的限制。这些领域包括商用飞机制造、半导体和人工智能。
　　谈判人员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双方都将某些情况视为危及国家安全。
　　中国一直不愿意在互联网上解除对Facebook和谷歌等一些最大、最成功的硅谷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中国担心，如果没有严格的审查，将很难对付从民主思想到色情内容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特朗普说，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正在给中国带来“非常严重”的伤害，如果能达成协议，取消这些关税对他来说将是一种“荣誉”。他承认，达成如此巨大的协议需要的时间可能比几个星期要长。
　　总统的这番话是在白宫玫瑰园发表的，他还说，他很可能在“某个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以解决两国之间仍需处理的任何分歧。
　　延长3月最后期限的可能性，在特朗普的经济顾问中间导致了分歧。政府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等强硬派越来越担心，中国正试图拖延时间，或者试图达成一项无法执行的协议，并最终将之打破。推迟最后期限将在政府内部被视为是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马努钦(Steven Mnuchin)的胜利，马努钦一直在努力平息贸易战，稳定市场。
　　马努钦说，他和莱特希泽与中国主管经济的刘鹤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
　　莱特希泽和马努钦还在上周五下午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见到了习近平。由于对谈判情况的乐观展望稳定了紧张不安的投资者的情绪，美国股市上周五上涨了1%。
　　谈判的确让双方至少可以开始讨论彼此之间的分歧。据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说，中美双方在谈判开始的时候，机械地将各自提出的清单合并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有分歧的地方用括号括起来的文字表述，双方对每个有分歧的问题分别列出了自己的观点。把各种提议汇集起来，也许有朝一日会让两国领导人有可能更系统地审查这些选择。
　　但是，仍存在于括号内文字的广泛分歧意味着，双方之间达成实际的、全面的谅解仍有困难。
　　上述知情人士说，谈判不包括中国在限制政府主导的打造与西方竞争的高科技产业方面，所做的任何新的重大让步。由于谈判的外交和金融敏感性，这些人士要求不具名。
　　作为官方媒体的中国中央电视台上周五晚间早些时候在其网站上表示，谈判取得了进展。央视说，谈判将于下周在华盛顿继续进行。
　　央视按新华社通稿做的报道引用美方的话说，谈判“在重要和困难的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虽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们抱有希望。”
　　中国正处于经济急剧放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政府控制债务的努力引发的，但也是由于消费者花钱的意愿和工业投资的意愿突然下降所致。许多工商界领袖将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的下降归因于贸易战。
　　这种经济背景驱使中国领导人强调谈判中的进展。马努钦也强调了进展，以减轻股市投资者的担忧。莱特希泽在努力达成一项全面贸易协议的同时，不太公开发表言论。
　　美国在去年5月递交给中国官员的一份长篇陈述中，提出了100多个问题，双方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在为上周的谈判做准备时，双方甚至未能就一项可能达成的协议的大致框架草案达成一致，因此从一开始，各方对达成任何全面解决方案的期望就很低。
　　很多问题已经困扰两国很长时间了，比如怎样处理技术行业的问题。许多高科技领域的问题也在随着行业的变化和发展而改变，因此很难达成一项持久的协议。
　　“特别是在技术监管和标准领域，充其量将是一个打仓鼠游戏，”詹姆斯·格林(James Green)说，他在去年8月前一直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最高贸易官员，现在是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资深外部研究员。
　　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说，上周的谈判涉及一些在最近几周里逐渐取得进展的问题。这些人说，中国已同意向世界贸易组织披露更多的政府补贴情况。
　　中国官员还表示，愿意让外国公司参与为重要工业问题（比如汽车的平均油耗）制定标准的委员会。不过，尽管这可能会让外国公司对即将出台的规定有所了解，但它们在这种委员会里将属于少数，恐怕不会有多大影响力。
　　特朗普政府还在美国从中国进口、或未来几年可能会进口的一长串产品中，看到了争论中的国家安全问题。从核反应堆部件到飞机引擎零件，这些产品都包含在去年夏季政府施加25%关税的每年500亿美元的进口额当中。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中国曾多次试图通过保证从美国大量采购从大豆到直升机的各类产品，减缓美国对中国高科技行业政府补贴投资的担忧。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采购提议在美国的反响并不好，因为它们可能会扭曲现有的供应链。本周，中国主动提出增加对美国半导体的采购，令行业感到懊恼。
　　“关于中国大幅增购美国半导体提议的报道初看上去是好事，但这是幻境，旨在对美国供应链进行洗牌，将其进一步推向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主席约翰·诺伊弗(John Neuffer)称。“它还代表着对长期以来定义我们的行业和美国经济的市场驱动型经济的显著背离。”
　　他还说：“我们相信，美国政府谈判人员会看穿这个干扰动作。”
　　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商界一直最为警觉的是，最终达成的是一份以货物采购为中心的协议，而并未解决涉及中国政府扶持的高科技竞争力这一长期议题。中国的一些市场经济学家也主张限制政府的产业政策，因为他们担心与之相关的债务不断上升。
　　“如果我们不解决深层次问题，那么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Covington & Burling)北京办事处管理合伙人夏尊恩(Tim Stratford)称。
　　12月1日，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临时性妥协，虽然这未能令双方充分满意，但可能更加持久。特朗普同意不再进一步调高关税，但维持他已经征收的关税，而中国则取消了施加的大部分报复性措施。
　　这项协议没能令美国贸易鹰派人士满意，他们希望对双边关系进行更广泛的改变，也没能让中共内部更具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满意，他们认为该协议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让步。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本文作者Keith Bradsher @KeithBradsher。
　　Keith Bradsher自北京、Alan Rappeport自华盛顿报道。Ailin Ta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9/2/18   发布时间：2019/2/18

旧文章ID：17998

作者：丹•斯坦伯克  来源：中美聚焦

　　最近，白宫一直通过呼吁有争议的“国家安全例外”，在WTO推行其“美国优先”立场。为回应特朗普的关税，几个WTO成员已经针对美国提起争端解决诉讼。
　　世界银行将是下一个斗争前沿。据报道，金墉在2022年五年任期结束远未到来之前辞职，之后，白宫将宣布大卫·马尔帕斯为世行行长人选。
　　马尔帕斯在2016年大选中曾担任特朗普的经济顾问。一年后他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但让他领导世行是一个奇怪的选择，有点像选一个煤炭公司CEO来领导对抗气候的变化。
　　一个“美国优先”的世行
　　与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一样，马尔帕斯的政治生涯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当时美国试图通过《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遏制日本的崛起。在当前的贸易纠纷中，特朗普也是用同样的单边立法对付中国。
　　在担任贝尔斯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15年当中，马尔帕斯并没有因经济远见而出名。全球危机爆发前一年，他写道：“住房和债务市场的修正或许会延长美国经济扩张的时间。”在持续的危机中，他还曾经敦促提高利率。
　　在担任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长期间，马尔帕斯对中国采取了强势立场。2018年初，他猛烈抨击中国的“非市场行为”，主张采取更强有力的反制措施。特朗普的关税战开始时，大约20名业务人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退出了马尔帕斯的部门，他们反对政府的单边贸易政策和马尔帕斯糟糕的领导风格。
　　在马尔帕斯看来，世行是一个“庞大的无计划扩张的”国际组织，制造了“堆积如山的债务，却没有解决问题”。他正在推动一项新的“债务透明度倡议”，以使各国政府的国际债务更加公开。这类倡议不会以美国的22万亿美元主权债务为目标，而是要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如果他言行一致的话，那将会使世行出现致命的分裂。
　　截至2018年11月，世行贷款的最大接受方是印度（2018年为8.59亿美元）和中国（2018年为3.7亿美元）。马尔帕斯可能会对中国及其借款进行政治化审查，并通过世行有效地扩大美国对投资的评审。所以说，他的提名丝毫不能减少中国对现有国际机构无法容纳它的担忧。
　　趋向“美国优先”的IMF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世行行长一直是美国人，IMF则一直由欧洲人领导。两个机构都位于华盛顿特区，并相互密切合作。正如批评者所说，它们就像是美国财政部的国际分支。
　　在2008年秋天金融危机时，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促成G20合作，遏制了全球经济的急速下滑。作为交换，发达经济体承诺致力于多边开发银行的全球治理改革。然而，斯特劳斯-卡恩被法国财长克里斯蒂·拉加德取代后，这些改革被束之高阁。拉加德是总部在美国的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全球管理合伙人，2005年前一直在芝加哥从事全职工作。走提名程序时，她因为涉嫌在“塔皮事件”中滥用权力而受到司法调查。2016年，法国一家法院判她犯有过失罪，但未予处罚。这样，拉加德获得了IMF的又一个五年任期。
　　IMF的经济立场也正在转向华盛顿。最近，拉加德任命吉塔·戈皮纳特为IMF首席经济学家，接替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戈皮纳特是资深的美国经济学家，也是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联执主任。在最近的文章中，她直言不讳地支持美元，并预言美元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受干扰地维持下去。她曾与IMF前经济顾问肯尼斯·罗格夫合作，后者多年来一直批评中国的债务（而不是美国的债务）是全球的风险。
　　自从2011年以来，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一直强调说，按国籍选择IMF负责人会破坏该机构的国际合法性。在2015年的一次采访中，金墉甚至预言说，要是“没有十分激烈的、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争论，你再也不会看到IMF或世行有竞选”。
　　尽管在2010年进行了装点门面的改革，但相对于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在世行仍然拥有压倒性的投票权股份。今天，七个主要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45%，七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占近30%。然而，发达国家仍控制着世行近40%的投票权股份，而新兴经济体只有9%到15%的股份（图）。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包括向中等收入经济体提供贷款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以低收入经济体为目标的国际开发协会（IDA）。总票数中前者占15%，后者占9%。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与其经济实力有差距，而且差距在扩大。由于新兴经济体增长相对较快，其经济占比将在10到20年里超过发达经济体。
　　从改革到收缩
　　2010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在推动庞大的、长达数十年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期为众多大型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化及现代化提供动力。奥巴马政府对该倡议持怀疑态度，特朗普政府则把它当成美国的“国家安全危险”。
　　2013年10月，中国提议创建一个新的多边开发银行，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奥巴马时代白宫置身亚投行之外，并试图（但失败了）阻止美国的伙伴国和盟国加入亚投行。
　　一年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启动了“新开发银行”，以推动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奥巴马政府试图将其边缘化，特朗普政府则把与“潜在欧亚霸权”的合作看成国家安全风险。
　　随着世行可能面临一场分裂的政治斗争，以及美国利益在IMF日益突出，WTO已经成为贸易鹰派的目标。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自助努力成为对美国利益的安全威胁而遭到拒绝。与此同时，西方的多边开发银行正在救助富裕的欧洲经济体，把矛头指向较贫穷的经济体，并对那些反对华盛顿单边主义的经济体进行制裁。
　　多极化的21世纪世界经济与通过19世纪殖民掠夺创造繁荣的衰老西方之间的鸿沟正越来越深，这既不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也不符合新兴大国的长期利益。

来源时间：2019/2/18   发布时间：2019/2/18

旧文章ID：17997

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中美聚焦

　　英国脱欧的政治功能失调，以及针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中期选举的反作用，正引起人们对近年横扫世界民主国家的民粹主义潮流进行重新思考。事实上早就应该反思了。
　　民粹主义是一个模糊术语，适用于许多不同类型的政党和运动，但其共同特性是怨恨强势的精英。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美国两大政党都出现对全球化和贸易协定的民粹主义反应。一些观察人士甚至把特朗普的当选归因于民粹主义者对过去70年自由国际秩序的反动。不过这种分析过于简单化。结果是由众多因素以多元方式决定的，外交政策并不是主因。
　　民粹主义不算新鲜，而且它是典型美国式的。一些民粹主义反应，如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出任总统，或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都导致了加强民主的改革。其他的如19世纪50年代反移民反天主教的“无知党”，或20世纪50、60年代的乔·麦卡锡参议员和乔治·华莱士州长，他们强调的仇外和排斥。近年来的美国民粹主义浪潮则两者兼而有之。
　　民粹主义反应的根源既有经济的，也有文化的，这是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哈佛大学的皮帕·诺里斯和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勒哈特发现，早在2016年大选之前，文化因素就已经非常重要。因外国竞争而失去工作的选民倾向于支持特朗普，而年纪较大的白人男性等群体也是如此，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使种族、性别和性向价值观发生改变的文化战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埃默里大学的艾伦·阿布拉莫维茨已经证明，在共和党初选中，种族仇恨是对特朗普胜出影响最大的单一因子。
　　但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解释并不互相排斥。通过辩称非法移民夺走了美国公民的工作，特朗普明确地把这些问题绑在了一起。沿美国南部边境建墙，其象征意义可以拿来用作口号，以围绕这些问题团结基础选民。这也是为什么他觉得很难放弃这个想法的原因。
　　即使没有经济全球化或自由的国际秩序，即使没有2008年后的大衰退，美国国内文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催生某种程度的民粹主义。美国在上世纪20、30年代就发生过这种情况。20世纪前20年，1500万移民来到美国，这让许多美国人产生了害怕被淹没的不安。20年代初3K党死灰复燃，并推动建立了1924年《国家起源法案》，为的是“防止北欧民族被淹没”，同时“保护他们所崇敬的更古老、更同质的美国”。
　　同样，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不是导致，而是反映了深刻的种族、意识形态和文化分裂，这种分裂的形成是对上世纪60、70年代民权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反动。随着机器人像贸易一样给美国带来失业，以及文化的改变仍具有分裂性质，民粹主义在美国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对于支持全球化和开放经济的政策精英来说，教训是他们不仅要更加注意经济不平等问题，而且还要更加注意向受到国内外变革影响的人们提供适应性援助。对移民的态度会随经济的改善而改善，但它仍会是一个文化情感问题。2010年年中，大衰退影响到达顶峰的时候，一项皮尤调查发现，3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移民让国家变得更强大，50%的人认为移民是负担。而到2015年，51%的美国成年人说移民让国家更强大，41%的人称他们是负担。移民是美国比较优势的一个来源，但政治领导人必须证明，如果他们要抵御本土主义者的攻击，尤其是在经济压力大的时期和地区，他们是能处理好国家边境问题的——无论是在物质上，还在文化上。
　　尽管如此，人们并不应该从2016年大选的激烈言辞，或者从特朗普精明地通过社交平台用文化分裂问题操纵新闻议程当中，误读美国民意的长期趋势。虽然特朗普赢了选举人票，但他的民众选票落后300万张。根据2016年9月的一项民调，65%的美国人认为全球化对美国总体还是有利的，尽管他们担心就业问题。民意调查一向容易受改变问题措辞和顺序这种陷阱的影响，但“孤立主义”标签并不是对当前美国人态度的准确描述。
　　1974年以来，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每年都会询问美国人，美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事务还是置身事外。其间约1/3民众一直坚持可以回溯到19世纪的传统孤立主义立场。这一数字在在2014年达到了41%。与多数人的看法相反，2016年并不是1945年以来孤立主义情绪的顶点。大选期间，64%的受访者称他们赞成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这一数字在2018年的民调中上升到70%，是2002年（当时是“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以来录得的最高水平。
　　美国国内对移民和全球化的有力支持，与“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这种看法是对不上的。这一术语仍然含糊不清，无法对问题作出解释，尤其是，如今对它试图所描述的那股政治力量的支持似乎正在减弱。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Is the “Populist” Tide Retreating?”（2019）

来源时间：2019/2/18   发布时间：2019/2/18

旧文章ID：17996

作者：孙太一  来源：观察者网

　　2019年伊始，美国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内政大戏。这其中就包括因为“造墙”预算意见不统一而导致的美国政府历史上最长的停摆，以及三周之后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了“紧急状态”。特朗普与民主党之间的博弈、较量，恰恰给了我们洞察其谈判策略与行为特征的绝佳机会，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这些经验将对我们预判、应对贸易摩擦走向起到指导作用。我们先来简述一下特朗普与民主党的较量，然后将其与中美贸易摩擦及当下的状况做一个对比分析。
　　围绕造墙的攻防战
　　（一）特朗普出击：制造矛盾，不惜代价
　　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将“非法移民”议题作为唤起自己阵营支持者热情的一大法宝，而在美墨边境造一堵阻止非法移民偷渡的墙，则是实现目标的重要路径。每每到各地演说（哪怕是当了总统之后），特朗普始终不忘带领现场支持者齐呼“造墙！造墙！”(Build the Wall! Build the Wall!)
　　在民主党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后，特朗普意识到再不推进造墙议案，获批相关预算就来不及了。所以在12月底参众两院讨论新一版预算时，特朗普要求在预算里纳入逾5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造墙。而因为任何预算都需要总统签字才生效，特朗普就以此为筹码要挟国会，不给造墙的钱宁可不通过预算，让政府停摆。
　　民主党的议员们认为政府停摆对特朗普和共和党更为不利，因为各大民调几乎均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指责特朗普和共和党应该为政府停摆负责任。[1]可是特朗普恰恰不是一个轻易退缩的人，在即使意识到民调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他依然扬言如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可以让政府停摆数月乃至数年。[2]民主党完全低估了特朗普不惜代价的决心，双方都不让步。也正因为此，停摆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要结束的迹象和条件。
　　（二）民主党回击：另起炉灶，逼迫选择
　　美众议院议长、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可谓是身经百战。一看特朗普没有让步的迹象，就开始思考特朗普除了想要造墙以外，还有什么也想要甚至是更想要的。如果没有办法正面和特朗普较量一分高下，那就另起炉灶，找一个新的特朗普难以割舍的事项，逼迫特朗普做出选择。
　　这个新的事项就是国情咨文演讲。特朗普喜欢万众瞩目的感觉，尤其在意这样全美高层到场在国会聆听自己演讲、同时有全美民众通过电视收看直播的机会。又因为流程上特朗普在国会做国情咨文演讲需要议长邀请，所以佩洛西就以此为筹码，告诉特朗普要想来做演讲，先结束政府停摆。
　　果然，特朗普虽然不会轻易屈服于别人，但是当自己心中另一个希望去演讲、希望被万众瞩目的声音响起时，之前要坚持停摆的声音就被抑制了。也就是说，其实是特朗普自己内心的后一意愿暂时战胜了前一个意愿。特朗普最终同意让停摆结束三周，而在这期间他可以在国会进行演讲。
　　所以，别人无法让特朗普屈服的时候，可以另起炉灶，利用一个他想要的事项，让他在选择中自己逼迫自己屈服，让特朗普被特朗普战胜。
　　（三）特朗普蛰伏：不认失败，选择延期
　　对特朗普来说，政府的开门并不意味着他的失败。相反，之所以政府停摆暂缓三周是因为在国情咨文演讲之后，他依然可以在三周后回到之前停摆时的状况，用他的筹码要挟获取造墙的预算。到那时，民主党可能不得不再找另一个特朗普的诉求，来让特朗普选择。
　　特朗普如果认为再次停摆政府对自己政治资本消耗会比较大的话，则可以利用这三周的时间，思考其他让自己达成目的的手段，比如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用财政、国防的预算来造墙。
　　可以看出，特朗普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筹码，哪怕做出让步，也只答应延期，等待再次使用筹码或更换筹码的合适时机。
　　（四）特朗普宣布获胜：制造说法，宣布胜利
　　在本周参众两院通过了新的并不含满足特朗普造墙预算的议案之后，民主党本以为可以让特朗普屈服，因为让政府再次停摆的政治代价太大，对特朗普个人和共和党整体都会非常不利。
　　特朗普自己倒是并不担心继续就预算一事往下耗，他若是要想达成目的，是不惜代价的。只不过继续与国会纠缠会影响特朗普“伟人”形象，特朗普需要给人一种他始终掌控着局面的感觉。所以，在国会预算一事上虽然他决定要签字避免政府停摆，但在宣布签字的同时，他同时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由此，特朗普并未因为预算里没有自己想要的造墙经费而“失败”，因为他造墙的事业被“国家紧急状态”继续承载，向前推进。
　　虽然宣布“紧急状态”随之而来的可能会有来自国会尤其是民主党的诉讼，在宪法层面挑战特朗普的做法。但特朗普是打官司的老手，根本不担心诉讼。而且，诉讼哪怕失败了，他也可以借机继续鼓动自己的支持者，将司法系统也归为建制派控制的充满腐败的“泥潭”，调动右派选民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官司是赢是输特朗普都能从中获益。这样一来，特朗普和共和党也许又获得了2020年大选新的引擎。
　　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期在各地演说中所使用的宣传标语已经从“Build the wall”（造墙）变为“Finish the Wall”（完成造墙）。虽然在他任内还并没有造太多新墙，但他仅仅通过更改标语就给自己选民一种“造墙已经有很大进展，让我们将未完成的墙完成”的印象。
　　因为其对媒体的娴熟驾驭以及对话语权的掌控，特朗普得以不费吹灰之力宣布胜利。拿不拿得到国会的造墙经费，官司是否能最终打赢都已经不是特朗普真正在乎的了。
　　两党之争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启示
　　特朗普因“造墙运动”而与国会与民主党的较量能给我们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启示，两个议题虽不相关却有很多共通之处。下面就相应的每个步骤用中美贸易摩擦做一下简单阐述。

　　（一）特朗普出击：制造矛盾，不惜代价
　　中美贸易摩擦是特朗普主动挑起的，他希望通过“减小贸易逆差”议题作为唤起自己阵营支持者热情的一大法宝。在对中国物品实施全面增加关税之后，中方也进行了反击。美国的出口者（尤其是农民）、消费者以及需要使用进口原料的下游产业都受到了负面影响。
　　与造墙一事一致，特朗普同样是不惜代价，不达目的不罢休。与美国的两党博弈类似，中美双方都认为对方感到痛苦后会回头，但事实却是痛还在加剧，人却并未回头。
　　（二）另起炉灶，逼迫选择
　　我们可能以为特朗普对于选民的意见，尤其是摇摆州的利益群体会比较在意。但事实上，在贸易摩擦之后，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团体对特朗普的游说效果甚微。
　　特朗普处理任何事情的第一反应都是以营销应对，曝光度高的、万众瞩目的事项才能真正左右他的决定。
　　美国股市自2018年10月开始发生剧烈震荡，不仅终止了特朗普执政以来持续上涨的趋势，而且各综合指数都一口气跌掉了十几个百分点。美国股指是特朗普看重的政绩，同时它也如国情咨文演讲一样具有较高的曝光度。特朗普因此不得不在经济业绩和贸易摩擦之间做出选择，在阿根廷G20峰会上同意临时休战。
　　（三）特朗普蛰伏：不认失败，选择延期
　　特朗普选择的是延期而并非彻底停战，因为一旦经济业绩反弹之后他完全可以回到90天前的状态，继续用他的筹码进行要挟。而在这期间，特朗普也可以思考其他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
　　特朗普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筹码，哪怕做出让步，也只答应延期，等待再次使用筹码或更换筹码的合适时机。即使得不到想要的，特朗普也不会承认失败。
　　（四）特朗普宣布获胜：制造说法，宣布胜利
　　在不想继续升级贸易摩擦让双方（尤其是他自己的选民）感到更大的痛苦的情况下，除了进一步延后休战截止日期外，特朗普也有可能另辟战场，就关税乃至贸易摩擦以外的话题做文章。这当中，我们不免就会联想到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
　　而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已经开始制造说法，如描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减缓、主要股指的下滑，以及自打贸易摩擦以来美国政府从中国收取的巨额关税来表明进展、宣布胜利。
　　最终美国是否能从贸易摩擦中获益、中国是否做出实质让步对特朗普个人来说都不一定最重要，只要能激发选民的支持，在万众瞩目下得以宣布胜利，特朗普的目的就已经实现了。
　　小结
　　正如特朗普造墙的核心是其与自己大本营选民的关系而非两党关系一样，特朗普的贸易摩擦的核心也是其针对自己选民的一次运作，出发点并非中美关系——虽然华盛顿的政策圈尤其是对华鹰派乘势利用了贸易摩擦来遏制中国。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逼迫特朗普在自己在意的议题之间做出选择，让其自己屈服于自己是较好的短期策略，但与特朗普的谈判是无法真正划上句号的，任何稳定与休战都可能只是暂时的，特朗普在他认为恰当的时候会紧握自己的筹码卷土重来。任何实质的让步都有可能是特朗普下一轮攻势开始的起点。
　　但不理会特朗普的诉求又有可能促使他另辟战场，卷入新的涉及到中国更多核心利益的议题（比如台湾、南海）。所以，除了坚守自己的立场不轻易妥协以免特朗普拿着筹码卷土重来外，不断地积极沟通，表示出谈判的诚意避免贸易摩擦政治化、战略化、军事化也是极其必要的。如果能够不断地延长休战，而让特朗普在美国国内去制造说法、宣布胜利从而逐渐转移重心，未尝不是一个较好的结果。
　　注释
　　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1-14/trump-took-responsibility-for-shutdown-and-voters-give-it-to-him
　　2. https://www.cnn.com/2019/01/04/politics/shutdown-donald-trump-nancy-pelosi/index.html

来源时间：2019/2/18   发布时间：201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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