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旨在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发展。这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在研发投入中把人工智能列入优先地位，同时扩大相关科研人员使用政府数据的权限。由于中国被认为是目前除美国之外唯一在人工智能领域形成了竞争力的国家，此项行政命令被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是针对中国的。
　　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让人想到美国的“举国体制”。从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到阿波罗登月计划，再到互联网的出世，美国国家力量都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现在特朗普政府似乎想如法炮制了。
　　然而华盛顿现在这样做的道义被它自己捅了个大窟窿，美国一直在指责“中国制造2025”，强烈反对中国通过国家支持的方式推动高科技进步，宣称这样做置美国私营企业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现在的情况是中美谈判还没有结束，美方的政府支持计划就出来了。
　　捆住别人的手，自己则手脚并用，这就是美国现在要在AI领域做的事情。此外，美方加强了AI等高科技领域中国技术人员前往美国交流的限制，并且进一步管制对华技术出口，这些都有悖于公平的市场规则。
　　其实美国过于偏激了，从对AI的认识到它采取的措施，都与AI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这一新技术所处的时代环境充满了不协调。AI包括移动互联、智能感应、大数据、智能学习形成的综合能力。美国的AI基础技术毫无疑问强于中国，它在芯片行业、从0到1的创新以及高技术人才数量方面具有很多结构性优势。然而中国的大数据积累、应用动力和市场之大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AI将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创新容量，评价AI技术谁做得更好的标准很可能也比之前比较其他技术时更加复杂些。回头看，中国的移动支付全球领先，但能说中国的4G互联网综合技术全球第一吗？显然不能。
　　5G加上AI，中国肯定会有一些应用上的新突破，中国互联网用户众多、应用需求充足，自然会把中国抬到某些AI应用的领先位置。但它们不意味着中国的整体AI能力走到世界前列，美国扎实的AI技术基础能力短期内很难被超越，中国人很懂这一点，美国人有什么可惊慌的？
　　美国一些人将5G竞争称为“新军备竞赛”，这是对冷战思维着了魔的脑筋急转弯。国家竞争的含义大为扩展，性质也在悄然嬗变，但推动“新军备竞赛”的那些人的确仍生活在旧时代里。
　　在发布上述总统令的同一天，美国国防情报局还发布了一份报告，宣称俄罗斯和中国不断提高的太空能力可能很快就会阻止美国及其盟友自由地利用外太空。理由是，俄中拥有或即将拥有跟踪、摧毁美国卫星的能力。
　　这两件事暴露了美国的同一个心理，那就是它追求各重要领域的绝对优势，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美国绝对安全。就像美国不仅要求核攻击能力世界第一，而且要造一个可以拦截外部核攻击的可靠的反导系统。似乎只有这样的绝对安全才会让华盛顿安心。
　　然而这样的绝对安全只在火星上才会有，地球上的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世界安全的基础是均势，而非压倒性的优势。当了一段时间唯一超级大国之后，很多美国人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绝对安全今后会离美国越来越远。只有美国搞明白，比它弱的国家在21世纪里越来越没有理由冒险向它发起挑战时，它才会真的感觉自己比那些相对弱的、它不喜欢的国家更安全，而不是更不安全。

来源时间：2019/2/13   发布时间：2019/2/13

旧文章ID：17947

作者：朱锋  来源：环球时报

　　40年前的1979年,哈佛大学著名亚洲问题专家傅高义发表了《日本第一》一书。在书中，傅高义通过社会研究的方法，深入地揭示了日本为什么在二战战败的废墟中只用30年左右的时间又重新脱颖而出的原因。傅高义教授用《日本第一》来做书名，既是要提醒美国人不要忽视日本的潜力，同时又是重在强化他所分析的“日本奇迹”背后独特的日本因素。
　　美国是亚洲的“天花板”吗
　　2019年是傅高义教授这本名著出版整整40年。一种批评的意见认为，“日本第一”已是幻想，美国是所有亚洲国家的“天花板”。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对日本成功实施的贸易战以及逼日本在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等一系列的打压行动，让日本永远不可能实现“日本第一”。现在，美国又用比当年更为严厉的方式来对付中国，同样也想“逼退”中国发展与科技创新的强劲势头，美国再次成为了中国成长的“天花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其实站不住脚。
　　美国当年对日本、今天对中国的贸易和科技打压，是国际关系以国家间利益竞争关系为本质所决定的。在一个实际上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利益竞争是影响大国关系最为普遍和深刻的因素。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明确说过，世界政治就是“脏活”。虽然不少学者主张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既应该是道义关系、更应该是规则关系。但现实是，国际关系最本质的竞争，永远是赤裸裸的利益竞争关系。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利益的竞争，竞争的手段必须要有道义与规则的包装和成分。只有这样，无论是20世纪末还是21世纪的国家间竞争，才能真正有赢的希望。
　　今天国际体系中的美国单极霸权，助长了美国为了保持自身的优势利益和霸权地位，动不动挥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的“大棒”。单极体系，是霸权国家缺乏有效的外在权力制衡机制的国际体系，是国际系统中权力分配失衡的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霸权地位导致了美国在各种国际议题上的权力滥用。包括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频繁的“退群”行动就是一个例子。
　　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霸权国家是所有国家崛起和强大的“天花板”。但问题是，由国家间权力分配的现状所决定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历史都告诉我们，国家间权力的再分配所产生的新的权力结构，一定会带来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变更。最近的例子，就是苏联解体所造成的两极体系的崩溃。当然，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的多极化趋势虽然在发展，但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单极特征”尚未出现决定性的变化。
　　日本为何跳不出美国掌心
　　美国是日本发展的“天花板”，是因为美日军事同盟和日本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冷战结束以来，继续强化美日同盟、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中继续谋求安全和发展，恰恰是日本没有改变的“大战略”。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日之间领土争议的加剧，日本反而越发成为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的坚定支持者。认定美国的单极霸权最大限度符合日本的利益，这才是日本真实的“天花板”。
　　美国是中国成长的“天花板”吗？美国是中国崛起将长期面临的、最大的国际体系性的限制因素，但并非中国的成长就不能跨越美国因素。从国土资源、人口规模、教育与科技能力以及现有的工业发展规模等各种因素来看，中国是最有潜力实现综合国力和美国一样强大的国家。尽管美国今天对中国还保有明显的国家实力优势，但不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和限制就注定无法让中国继续前行。如果一个国家是另外一个国家发展的“天花板”，根本原因不是国际竞争和他国施压的存在，而是自身竞争能力无法及时和有效地成长与壮大。
　　进一步来说，国家间的竞争不是短期效应，而是长期的过程。竞争产生动力、竞争更产生活力。把国家间关系视为30至40年就可以导致国际体系中权力的再分配，或者有点实力就想“赶超”，都是战略上的短视行为。国际关系历史曾证明，战争是改变国家间权力变更的一种手段，但试图想要通过战争来改变“天花板”的国家努力，不仅遭到历史的唾弃，而且绝大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更给本国人民、周边和世界带来沉重的苦难。
　　什么是中国的“天花板”
　　国家间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的进程，更需要战略耐心、战略意志和战略成熟。缺乏长期的、有效的、以自身进步和变革为导向的战略选择，才是一个国家成长期所面临的“天花板”。
　　中美关系从1979年到2019年的这40年，从来就没有缺少过竞争与合作的双向进程。如今，随着美国宣布对华要实施“全面竞争战略”，合作的一面在降低，竞争的力度会上升，这对中国来说既是“清醒剂”，又是“动员令”。畏惧竞争和误对竞争，才是我们最需要突破的“天花板”。
　　在面对美国开始把中国视为“同一级别的竞争者”时，我们面临的压力越大，我们自身调整与创新的内在动力需要越发充沛和坚定。正如同市场主导下的商业竞争产生效率，特定体系下的国家间竞争如果应对得好，同样产生增益。当前，中国继续贯彻实施和完善好“两个统筹”——统筹国内建设和对外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静下心来从提升和壮大中国在国际新形势下的国家、社会、机构和个人的竞争力着眼，没有一个国家会是我们的“天花板”。
　　大国成长注定是在特定权力结构主导下、在国际体系内竞争与合作历程中的成长，这个过程注定漫长和充满煎熬。中美关系仍然需要竞争与合作的双向进程。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信心，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中及时地提升中国的竞争意识，壮大国家、社会和公民的竞争能力，完善新形势下的国家治理水平，中国的未来何尝不是星辰大海？(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来源时间：2019/2/13   发布时间：2019/2/13

旧文章ID：17946

作者：第二次“特金会”能否终结朝核危机？  来源：《大公报》

　　第二次“特金会”的时间和地点明确了，本月27日至28日在越南河内举行。
　　消息一公布，越南迅即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全球媒体已经聚集于越南，不仅提升了越南的全球知名度，也使这个东南亚国家收获了不菲的旅游收益。当然，这不是重点，观察家们望待朝美领导人的“第二次握手”，能否终结朝鲜半岛核危机。
　　朝美核心利益严重对立
　　“特金会”场面会很好看，结果未必乐观。去年6月份的首次“特金会”，两位曾经骂战不断的一老一少领导人（40后对80后），曾给全球乐观预期——朝核危机可以终极解决了。即如特朗普当时表示，他和金正恩的会晤几乎解决了长达数十年的核危机。结果呢？虽然美韩放弃了联合军演，朝鲜也没有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但在消除朝鲜核武库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显然，朝美长期缺乏互信，导致双方核心利益的严重对立。
　　这种对立，不是金正恩与特朗普二人一次、两次或多次握手就能解决。而且，应对朝鲜核导危机，特朗普的鹰派幕、阁僚们有自己的立场，如副总统彭斯认为，朝鲜只有实现“完全、可验证和不可逆”的无核化，朝美关系才能正常化。更有鹰派认为，朝鲜核导武器应在美国销毁。美国国内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鹰派，还是建制派，都不会轻易相信朝鲜的承诺。
　　此外，第一次“特金会”后，美国社会认为特朗普对朝鲜让步过多。民主党和舆论界也认为，特朗普为了实现自己的外交政绩，在对朝问题上有些急于求成。
　　朝鲜最关切的是国家安全。朝鲜发展核导武器，与其说是威胁，还不如说倒逼美国和区域各国关注朝鲜安全，给予朝鲜安全承诺。朝鲜战争只是停战而非终战，而且美国在日韩部署武装力量，且不断实施联合军演，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就成了高悬在朝鲜上空的利剑。朝鲜发展核导武器，朝鲜看来也成了自卫手段。在此情势下，朝鲜国家安全的战略诉求，包括以下三点：一是美国从日韩撤军（最起码从韩国撤军），解决朝鲜“卧榻之侧”的安全焦虑；二是实现终战，只有终战朝鲜才能摆脱数十年挥之不去的战争梦魇；三是朝美关系正常化并解除对朝制裁。
　　核危机坚冰难轻易融化
　　朝美利益诉求存在抵牾，且面临孰先孰后的难题。美国要求朝鲜先弃核再给安全，朝鲜要求美国先保障朝鲜安全朝鲜再弃核。
　　二次“特金会”依然摆脱不了朝美诉求的纠葛矛盾。当然，美国也做足了功课，此次峰会在越南举行，意味深长。一方面，美国旨在告诉朝鲜，美国曾侵入越南发动越南战争，但现在美越却成友好国家。因此，朝美亦可通过努力化敌为友。另一方面，越南成为经济增长迅速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弃核发展经济，也可以成为了不起的经济强国。对此，特朗普甚至不吝称赞金正恩有能力领导朝鲜成为“经济火箭”。
　　美国传递的信号固然美好，但是朝鲜依然需要真切的安全承诺。朝鲜担心该国弃核会成为另一个利比亚。因此，朝鲜还要有足够的实力——维持核导威慑才能在谈判桌上更有底气。
　　在“特金会”前夕，路透社首先披露联合国一份新机密报告的内容。该报告称，朝鲜正在努力确保其核能力和弹道导弹能力不会被军事打击摧毁。由此可见，第二次“特金会”很难融化朝核危机多年的坚冰。
　　朝美是解决朝核危机的重要角色，但要解决终战问题和彻底化解朝核危机，却是多边问题。目前，解决朝鲜终战问题，离不开中国这个关键角色——因为朝鲜战争实质上是中美两国的对决，中方也是停战协议的签署者。因此，朝美两国无法解决终战问题。
　　此外，终结朝鲜核导危机，牵涉到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因此，除了朝美，中日韩俄都不能排除在外，尤其中国是关键角色——两次“特金会”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均访问中国。虽然朝鲜有借中国抗衡美国的意味，但也凸显朝核危机涉及到多方、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
　　“特金会”再次握手，或可达成一些共识，采取一些动作，但无法终结朝核危机。解决朝核危机，是个漫长、坎坷的过程。

来源时间：2019/2/12   发布时间：201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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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海运  来源：察哈尔学会

　　在影响当今国际关系的多种因素中，“大国关系是关键”，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大国的相互关系则是关键中的关键。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际格局的平衡、国际秩序的演进，对中华崛起的前途命运有着重大而直接的战略影响。
　　一、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基本特征及其相互牵动规律
　　构成大三角关系的要件是：三大国都是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三大国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而不是一国依附于另一国或者两国结成军事同盟；三对关系中任何一对关系的变动都会影响到另外两对关系，或拉动或制衡。
　　从上述基本特征看，中美俄关系无疑是种大三角关系，尽管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有着不少差异，例如不再是阵营对抗、意识形态对抗色彩也明显淡化。
　　二、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在新时代国际关系及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
　　中国、美国、俄罗斯是当今世界综合实力最为强大的三个大国，在新时代国际关系中均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影响力。
　　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是新型国际秩序的主要倡导者、构建者。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世界多国把和平与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中国。
　　美国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是霸权秩序的主要维护者、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拦路虎”.与此同时,美国霸权从巅峰加速滑落的趋势日益明显、难以逆转。
　　俄罗斯虽然经济实力与中美不属同一量级，但是军事实力、战略运筹能力依然超强，时常以有限的投入赢得数倍的国际影响,在大国博弈中依然举足轻重。
　　三、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基本态势和可能走势
　　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基本态势是：中美多领域激烈博弈，但是某些领域仍有接触与合作；美俄近于全面对抗，合作微乎其微，关系正常化的前景十分暗淡；中俄关系发展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且有希望提升为“准同盟关系”。
　　研究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可能走势，首先要关注三大国实力对比的可能变化，其次要关注三大国相互关系的可能变化。中俄近、中美远、美俄更远的战略态势可望较长时间保持,有利于中国在大三角关系中争取战略主动。
　　四、特朗普政府“拉俄制华”的企图及其制约因素
　　特朗普“拉俄制华”企图明显，离间中俄关系动作连连。特朗普的企图哪怕局部得逞，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基本态势也会发生不利于中国的变化。
　　但是，冷静分析表明，特朗普“拉俄制华”的制约因素甚多，得逞机会微乎其微：美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难以根本性化解；美俄间现实利益的碰撞点甚多，相互妥协余地非常有限；美国建制派及其同盟体系以反俄为“政治正确”，对特朗普改善对俄关系构成重要牵制；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高水平，两国领导层对中俄关系在各自战略全局中的重大战略价值有着清醒的战略认知。
　　五、新时代中国运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基本方略
　　鉴于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在中国外交全局特别是在大国关系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新时代的大国外交必须将其置于突出位置、进行积极有为的战略运筹。
　　一是调动传统战略智慧，实行“多极制衡”方略。“多极制衡”传承中华传统战略智慧，强调借力用力、顺势而为，通过主要大国相互制衡实现力量平衡和利益均衡。“多极制衡”是对结盟对抗、“零和思维”的扬弃，对美国霸权强调制约而不是取代，因而可以大大减少中华崛起的战略阻力。“多极制衡”顺应世界多极化大趋势，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因而有利于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有利于中国在大国博弈中争取主动。
　　二是要坚持不懈地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同时做好应对美国升级对我战略围堵的准备。面对霸权势力的遏制围堵，我既要坚持原则、坚定地维护核心利益，又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愠不怒、冷静从容。以“太极拳”“柔性对抗”为主，同时做好“拳击”“亮剑”的准备。要切实立足于自身的发展、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战略运筹的高超，而不能幻想美国放弃对我遏制。要尽最大努力管控分歧、避免局部对抗升级为全面对抗，同时做好应对中美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的准备。
　　三是在坚持在“结伴而不结盟”方针的基础上，将中俄关系打造成为互为战略依托的“准同盟关系”。面对霸权势力对中俄的遏制打压日趋非理性、极端化的严峻形势，互为主要战略协作伙伴的中国和俄罗斯必须抱团取暖、相互支撑，展开更多、更富成效的“协调一致的行动”。为此，应在坚持“结伴而不结盟”基本方针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其目标是将中俄关系打造成为“肩并肩、背靠背、手拉手、心连心”的“准同盟关系”，亦即不承担条约义务的“战略盟友关系”，“彼此视为亲密盟友的特殊伙伴关系”（普京语）。
　　四是切实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方针，努力打造“周边紧密朋友圈”。周边地区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基本地缘战略依托，周边外交是中国全球战略运筹的“重中之重”。稳定友好的周边，可为破解美国战略围堵、支撑大三角关系运筹提供战略依托。营造和平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周边是关键；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周边要先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要先动。
　　五是以上合组织和金砖机制作为“基础性平台”，集结新兴力量、打造“新兴力量统一战线”。推动新兴国家的大联合，借以集结起一支有别于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建立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兴力量统一阵线”，进而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从根本上平衡国际格局、构建新型国际秩序，应对霸权势力的非理性挣扎、支撑中华崛起的战略性举措。欲集结新兴力量、打造“新兴力量统一战线”，必须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和金砖机制的作用。
　　运筹好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课题。只要我清醒地认识到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在我战略全局中的重要性，充分利用中美、中俄、俄美三对关系的相互牵动性，努力保持我在大三角关系中的主动性，完全有希望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关系中增强我战略地位，为中华崛起创造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作者：王海运，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能源外交研究中心首席顾问，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前国防武官、少将

来源时间：2019/2/12   发布时间：2019/2/12

旧文章ID：17960

作者：埃里克•法恩斯沃思  来源：中美聚焦

　　在最近的阿根廷G20峰会会晤中，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有机会讨论一些热点及合作问题。正如预料，他们的关注重点是双边经济议程和叫停（至少暂时）不断升级的双向惩罚性关税。他们也有机会讨论美洲的问题，特别是委内瑞拉，但似乎并没有使用什么有意义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考虑到会晤地点，以及全球领导人，包括多位来自拉美地区的领导人正聚集在一处，往好里说这是错过了一个机会。
　　不过这些问题不会消失，事实上它们正变得更加突出。
　　最近巴拿马、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放弃台湾承认中国，这一转变在华盛顿引起躁动。虽然这是相关各国的主权决定，但它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正积极主动地努力使该地区的政治定位远离西方利益，而且就发生在华盛顿的鼻子底下。为此，美国开始考虑可能的措施，取消给相关国家的部分或全部特惠贸易及其他好处。这样的行动无论是否采取，对有可能考虑类似做法的国家都是一个警告，或许，它也是限制中国通过获得外交承认捞取好处的一种手段。
　　这就是本届政府日渐奉行的方式。从时任国务卿的蒂勒森对中国在美洲的活动发表评论开始，到随后副总统迈克·彭斯、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以及一些众议员和参议员等人的发言，当局觉得，美国才应该是本地区的首选合作伙伴，同时它有意划清华盛顿与北京的界线。这些言论也越来越多地见诸政策，2018年11月30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的美墨加协议，其中就包括反对与专制国家签订特惠贸易协定的措辞，一般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
　　从华盛顿的角度看，巴西新政府提供了也许是区域整顿的最佳机会。巴西是拉美最大经济体，有最多的人口，并具有全球影响力。工党12年来的执政已经把同中国扭曲的关系制度化。新总统贾尔·布尔索纳罗寻求重新平衡这种关系，而华盛顿发出了全力支持的信号。这种形势无疑值得密切关注。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试图拿与中国过从甚密的后果来教育本地区各位看客。虽然贸易与投资带来了巨大好处，但如果罔顾法治，那么它也会有腐败、劳动与环境保护、知识产权问题等不利的一面。与接受中国基建投资的其他新兴市场一样，不断增加的债务也是一个紧迫问题。
　　美国一直试图把这些问题作为本地区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不利一面来强调。对于中国在委内瑞拉发挥的作用，包括向马杜罗政权提供监视和镇压物品的看法，使中国被定位为遭国际社会唾弃的政权的盟友，这个政权的政府不再被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认可。这种立场令人费解，而且最终会弄巧成拙。
　　上述问题在2019年会进一步升温，因为美国现在的注意力全部放在阻止中国进步的全政府对华战略上。当然，中国将继续追求它眼中的自身利益，而且获得拉美的原材料和投资机会是非常诱人的。除委内瑞拉外，该地区没有内部冲突，经济管理总体良好，从全球角度看具有吸引力。在北京眼里，合作机会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该地区老练的参与者。对北京而言，关键是要更好地了解在拉美地区活动的独特要求，注意带有地区敏感性的言论和行为。就美国方面而言，应该争取将中国的合法活动纳入更广泛的区域建设，寻求就区域问题进行高级别定期对话，以解决冲突，并在冲突发生前防止困难的出现。这不应该是事后的补救，而应该是两国区域议程中的优先选项。
　　希望下次美中领导人在拉美会面时，至少能花上一点点时间切实讨论拉丁美洲的问题。

来源时间：2019/2/12   发布时间：2019/2/11

旧文章ID：17959

作者：达尼埃尔·内伯  来源：中美聚焦

　　我们使用、食用和穿戴的所有东西都隐藏着水。庄稼必须要灌溉，制衣的棉花必须要清洗，页岩油必须用水力压裂并用水处理。与碳足迹类似，所有水消费也有足迹。这不仅包括我们饮用、洗衣和其他日常使用的水，还包括我们商品中隐藏的水。
　　这种隐藏的水通常被称为虚拟水，它在全球商品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商品在全世界运输和交易时，用来生产或种植它们的水也因此被交易。当贸易现状发生剧烈变化时，一个国家水的进出口以及整体的水供给都发生了变化。
　　美中贸易战正在改变水在两个国家间的消费方式。2017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加征关税之前，中国向美国出口了大量水资源密集型产品。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隐藏水出口国，而美国则是最大的进口国。当两国贸易受阻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水平衡”也发生了改变。例如，中国2018年11月没有从美国进口大豆，而上年同期中国从美国进口了470万吨大豆，这不仅意味着美国农民损失了18亿美元，还意味着中国损失了本应收到的50.8亿立方米虚拟水。
　　面对这样的新现实，美国和中国必须调整它们的水收支，否则将有短缺之虞。中国的人均淡水供应仅为美国的1/4，这令中国尤其面临水短缺风险（中国人均淡水供应为2061.91立方米，美国为8844.32立方米）。
　　虽然美国水资源更丰富，但中国2012年对美国的虚拟水净出口达到24亿吨。其中，近一半（46%）来自于生产通用机械和设备所消耗的水，这些设备在中国制造后被运往美国。另有19%来自纺织品，其后是农产品（事实上，农业消耗了中国65%的水资源）。服装、机械和农产品是目前美中贸易中水资源密集度最高的商品。
　　随着加征关税后这些商品的贸易量减少，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水收支平衡也开始改变。两国都对很多属于三大水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商品加征了关税。下表列举了这三大产业被加征关税的商品名单，以及它们的虚拟水含量（单位：升每公斤）。该表显示出两国加征关税商品的虚拟水含量存在着明显差异，中国加征关税商品的虚拟水含量大约是美国加征关税商品虚拟水含量的两倍。由于关税将导致商品贸易量减少，这意味着如今中国从美国获得的虚拟水相对更少了，两国虚拟水贸易失衡正在加剧。
　　此外，美国和中国之间交易的整体商品量，包括那些未受关税影响的商品，也发生了改变。自贸易战于2018年7月打响以来，美国实际上从中国进口了更多的商品。加征关税后，8、9、10三个月美国出口至中国的商品每月同比平均下滑了18%。同一时段美国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增长了7%。
　　令人惊讶的是，自贸易战打响以来，美中两国间的整体商品贸易失衡增长了17%，创近十年来新高。随着中国向美国出口更多的商品、进口更少的商品，两国间的水失衡状态也将愈演愈烈。
　　例如，中国的纺织品行业生产了全世界65%的服装，每公斤纺织品不仅使用高达40000升的水资源，同时还产生600升废水。这种充斥着化学品的废水通常被直接排放到河流和小溪。随着中国不断出口更多的服装，这加倍危及了中国的水供给：首先是牺牲了数千升淡水，其次是污染了河流。中国的纺织品行业雇佣超过1000万名工人，除非该行业的虚拟水利用能够得到合理控制，否则中国纺织品行业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随着两国重启贸易谈判，美国和中国应当在谈判过程中将世上这一最宝贵的资源纳入考虑范围。由于中国以出口形式向国外输送越来越多的水资源，该国生产商品的能力将面临风险。如果不考虑交易商品中虚拟水的影响，美国和中国都会使那些依赖丰富水供给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处于危险境地。

来源时间：2019/2/12   发布时间：2019/2/11

旧文章ID：17958

作者：BEN MAUK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欧亚大陆难抵极”是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的动人名称。它是地球上距离海或大洋最远的地方。这个难抵极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线以东，与港口和海岸线的距离极为遥远，至少是2500公里，这是地球上人口最稀少的地方之一，坐落在广阔无垠的白色干草原和淡蓝色山峦之间。它居于哈萨克斯坦边境天山山脉的两个分支之间，是中亚仅存的一些游牧民族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正在拔地而起。
　　在距离这个难抵极约130公里的地方，边境线的哈萨克斯坦这一边，有一个叫霍尔果斯的村子。在其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地方都与国际事务不沾边，村里的正式人口只有908人。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节点，成了非正式名称为“新丝绸之路”倡议的一部分。这个由中国牵头的倡议旨在建设一个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和海上航运线路的庞大网络，以及在数十个国家建设支持这个网络的数百家新工厂、新管线和供公司员工生活的小镇。最终，这个正式名称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将把中国沿海的工厂和不断壮大的消费阶层，与中亚、东南亚和南亚，与海湾国家和中东，与非洲、以及俄罗斯和整个欧洲连接起来，这一切将由一个纵横交错的陆路和海路网络来实现，项目的总体目标令人难以置信。
　　霍尔果斯是这个正在进行的工程的旗舰项目，将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自由贸易区，项目支持者说它会是下一个迪拜。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经济体，而霍尔果斯所在的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由于位居两国边境，它成了相互连接的地球的一个意想不到的预兆：一个完全符合全球化逻辑的地带，在这里，货物跨越主权国家边界，沿着为确定地球上每个人的位置而设计的走廊，在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买家和卖家的网络中自由流动。
　　全球化和工业化战胜了本土化、孤立与农村，这些成功被宣称为我们人类不可避免的未来——如果我们有未来的话。这个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会对谁有利？会有什么代价？为了寻找答案，去年7月，我从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坐上一列卧铺火车，来到中国边境。一觉醒来，我已置身那里的火车小站，四周都是沙漠。
　　霍尔果斯是围绕着名叫扎尔肯特的古代世界贸易站的众多村落之一。我从扎尔肯特出发，希望能找人开车把我送到边境。“丝绸之路大道”入门的两侧有骆驼商队的壁画。一个中央广场上矗立着一座色彩斑斓的清真寺，它有中式宝塔的弧形屋檐，上面刻着维吾尔语，告诫来访者不要忘记自己的过去。清真寺旁边是用拆开了的集装箱构成的小通道，这里是扎尔肯特的中心市场。出租车司机不抱希望地坐在西瓜摊旁。
　　司机中有一位名叫努努尔(Nunur)的农民，他1962年从中国来到了哈萨克斯坦，那时他还是个小男孩，哈萨克斯坦还是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年，6万多名中国维吾尔族人和哈萨克族人逃到苏联，他们拿着新疆领事馆发的苏联护照，中国的边防警卫显然没有阻止他们过境。努努尔记得，他的父母带着他在夜里越过红色的山丘，走到了霍尔果斯的检查站。“他们开放了边境，让我们进入了苏联领土，”他回忆道。有传言说，他那些留在中国的亲戚们或被关押、或被杀害。（努努尔怕当局找他的麻烦，要求我不用他的全名。）他的父母曾在中国种小麦，他们在这里的一个集体农场找到了工作。母亲当了厨师，父亲学会了开拖拉机，努努尔则学了拖拉机维修。他成了一名熟练的机械师。“我是个没有文凭的大师，”他说。
　　我请努努尔开车送我到边境附近的一个地方去，在那里我们可以把霍尔果斯这个蓬勃发展的枢纽尽收眼底。路上，我们经过了属于他的玉米地，那是集体农场解体后分给他的。虽然哈萨克斯坦在1991年独立后开始现代化，依靠出售石油，成了按地区标准来看相对富裕的国家，在新首都建起了光彩夺目的建筑奇迹，但该国与中国接壤的东部边境地区仍欠发达，这里的经济以畜牧业和粮食生产为主。努努尔说，他的村子里仍然没有通到室内的自来水，我们从他的玉米地经过时，看到了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中央规划建筑的废墟：一个昔日的葡萄酒厂，一个关了门的牛奶厂。
　　中国的规划比苏联远大得多，涉及范围远远超出了哈萨克斯坦东部。“一带一路”中的“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由错综复杂的铁路和公路组成的经济带正在从中国东部穿过欧亚大陆，凌乱地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延伸。“一带一路”中的“路”指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它将把泉州和威尼斯连接起来，沿途在马来西亚、埃塞俄比亚和埃及有停靠港口。迄今为止，至少68个国家与中国签定了双边项目协议，涉及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近三分之二，这些项目的部分资金来自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其他国有企业。中国公司正在建设或投资的项目包括巴基斯坦的新高速公路和燃煤电厂，希腊和斯里兰卡的港口，中亚的天然气和石油管道，阿曼的一座工业城市，以及老挝的一个6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而老挝2017年的全国生产总值还不到170亿美元。中国拥有位于从缅甸到以色列、从毛里求斯到比利时等国的港口的股份。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在“一带一路”项目上投入了大约20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在亚洲。中国还暗示，“一带一路”倡议将在未来几年里，在全球数百个项目上投入总计一万亿美元的资金，比马歇尔计划的资金高出约一个数量级，让后者相形见绌。如果把所有参与国的投资加进来，估计总成本将高达8万亿美元。
　　“一带一路”的规模如此之大，项目种类如此之繁多，以至于描述这个计划就好像是试图描述整个地球的天气状况。“一带一路”的个别组成部分本身就跨越数百英里，也极其复杂和国际化，比如68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或者已陷入停顿且丑闻缠身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让人难以理解。但我听说，霍尔果斯这个开拓性前哨站点，比任何地方都更能让人领会到该项目的雄心壮志。<%2 来源时间：2019/2/12   发布时间：2019/2/11 旧文章ID：17948

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1月28日，美国政府在纽约布鲁克林正式对华为、关联公司华为美国和天通、以及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13项刑事指控，指控其违反伊朗制裁而进行金融欺诈行为。这为向加拿大请求引渡孟晚舟预示了道路。孟晚舟目前正在加拿大保释，等待引渡聆讯。同时，在华盛顿西区法院提出的另外一份10项指控中，美国指控华为从T-Mobile窃取商业机密。这些指控读起来像犯罪小说。如果被指控的细节被证明是真实的，这可能成为华为崛起为中国“国家冠军”的长期传奇中的一个转折点。
　　据报道，华为目前已经组织了阵容庞大的律师团队，包括我曾经为合伙人的盛德律师事务所主管政府诉讼和调查实践部门的合伙人、美国前副检察长吉姆•科尔，我相信华为明白这是目前对付指控最有效的途径。但对于为“民族工业”摇旗呐喊的海内外华人来说，这一事件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此时是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冠军”叙事的时候吗？
　　自从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再加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以安全为由“打压”华为，已经在中国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义愤填膺，力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和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1月底宣布的起诉是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4月开始对华为进行刑事调查后的一个初步结果。在那之前，美国的许多高科技人士和评论员在缺乏实证的情况下，仍然就美国这些年来对华为的质疑为华为辩护。未来的情况可能会改变。
　　当然，正如美国司法部强调的，起诉书中的指控只是指控。在美国，除非在法庭上以排除合理性怀疑的标准证明有罪，对被告的预设是无罪。但公开的法庭文件细节试图描绘出华为“掠夺性”的“狼性”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不仅在风险与回报之间的分析评估和内部控制方面很薄弱，而且在不考虑法律合规性或商业诚信的情况下，对侵略性竞争行为和商业盗用行为进行奖励。华为和孟晚舟均发表声明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根据《财新网》报道，中国国务院工信部指责美国对华为的起诉“既不公平，也不道德”。在官媒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群众预计将团结在华为背后。到目前为止，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对于起诉的细节并没有广泛的讨论。在中国公众眼中，华为是美国试图争夺5G霸主地位过程中“遏制”中国的受害者。
　　然而，围绕华为的“国家冠军”论调，长期以来都是基于一个内在的悖论：华为长期坚持认为，它是一家民营企业，而不是中国政府的“白手套”或“长臂”，然而中国官方对华为和孟晚舟毫无保留的辩护，在西方人的眼里看来，似乎印证了国家与华为之间的关系非等寻常。
　　美国商务部长韦伯•罗斯在起诉声明记者会中强调，起诉书纯粹是执法事项，应与正在与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分开处理。尽管如此，对华为盗窃知识产权和在全球市场获得“不公平”优势的指控，无疑使人联想起关于中国整体贸易行为的激烈争论。有鉴于此，对华为持续毫无底线的辩护策略可能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既加强了美国对知识产权侵权的叙事，也加强了美国方面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在阅读起诉书的媒体公告时，作为读者，我们应该避免过度诠释。然而，这两个起诉案无疑在西方激起了巨大兴趣，特别是在具体指控细节方面。
　　据纽约东区检察官称，为了继续与银行和官员合作，规避美国的制裁，华为歪曲了与伊朗一家关联公司的关系，孟晚舟亲自现身在纽约以PPT文稿进行演示，担保天通不是与华为的关联公司。法庭文件包括了从孟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时携带的“电子设备”中提取的会议“谈话要点”的英文翻译。根据法庭文件，这个文件似乎已被删除。
　　根据在华盛顿州提出的起诉书，华为从2012年开始通过中国总部和美国分公司的协作，窃取一个名为Tappy的美国手机运营商T-Mobile手机测试机器人的信息。Tappy对T-Mobile来说是一个宝贵的商业秘密，因为它增强了品牌对客户的整体价值。为了建立自己的机器人，华为工程师被指控违反与T-Mobile的保密和保密协议，通过秘密拍摄Tappy的照片、测量机器人的部件、甚至有一次窃取机器人的一只手臂，以便华为在中国的工程师可以尝试复制。
　　在T-Mobile发现并中断了这些活动，然后威胁要起诉之后，起诉书指控华为制作了一份虚假的内部调查报告，声称窃取是公司内无赖员工的违规行为。换言之，据称华为选择“撇清”两名员工，以避免牵连美国和中国的其他华为共谋同事和华为企业实体。
　　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罗列了一系列邮件清单，在美国看来，中国和美国两家华为公司的许多工程师和雇员集体努力密谋从T-Mobile窃取秘密。起诉书甚至还声称，在调查的过程中，联邦调查局发现华为的内部电子邮件显示，华为2013年7月在内部宣布，将根据员工从全球其他公司获得的信息价值、并通过加密电子邮件提供给华为，分别给予奖金奖励。
　　这些刑事指控起源于T-Mobile对华为提起的民事诉讼。2017年5月，美国陪审团裁定华为赔偿T-Mobile 480万美元，但是陪审团说，华为的挪用行为并非“蓄意和恶意”，也没有就商业秘密索赔做出任何赔偿。这不是华为第一次被指控侵犯知识产权：摩托罗拉和思科都因类似的侵权行为对华为提起诉讼。2003年华为承认其一小部分路由器软件是从思科复制，但表示正在从全球路由器中删除被指控侵权的软件。随后，以华为修改其产品系列的承诺作为交换，思科撤回了对华为的专利侵权诉讼。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1月28日在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华为及孟晚舟等被告的同时，联邦调查局（FBI）在加州圣地亚哥突袭搜查了华为实验室，调查华为是否意图盗窃美国初创企业Akhan拥有的钻石玻璃技术。目前这项调查还在进行之中。
　　美国官员和参众议员曾一再表示担心华为的技术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用于间谍活动的“后门”，华为强烈否认这一说法。1月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对一群记者说：“公司从未被要求提供客户信息……我爱我的国家，我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我决不会做任何伤害其他国家的事情。”
　　美国对华为的起诉正值一个敏感的时刻，宣布期间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准备抵达华盛顿继续艰难的谈判。考虑到其贸易谈判策略，这些指控可能会使中国政府陷入两难处境：一方面，中国政府有心保护“国家冠军”不泄露有关其技术野心的敏感信息，因此不愿意“撇清”华为或孟晚舟来保护贸易谈判；另一方面，无论是否有道理，任何中方竭尽全力保护华为的行为，将有可能增强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和华为利益相关的印象。
　　中美贸易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未来。持反对意见的人士认为，这项计划对现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构成了根本威胁，因为中国可能会行使各种“不正当”影响，包括强制知识产权转让，以“不公平”的方式支持本土企业。
　　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很快中国政府可能会被迫在支持“国家冠军”和实现更大的国家目标之间做出抉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可能不愿意对一家特定私营公司的商业行为给予无限制的支持，即使这个公司目前对中国的5G雄心有所帮助。纯粹商业的逻辑和拳击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总是会有一个新的冠军。
　　华为崛起为中国“国家冠军”的故事令人暖心振奋，但同时也带来了“交叉感染”的风险。同时，未来中国社会鼓励的“冠军”模式，应该是一种重视以功绩取胜、以荣誉胜出的模式，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不择手段取胜的模式。
　　华为事件对于其他中国高科技公司走出去有何启示？在中国，虽然华为本身避免这么做，但长久以来即使是民营企业也喜欢夸口自己和政府、特别是领导的关系密切。这些原来值得炫耀的“优势”，可能在国际上被添加更多复杂的色彩。
　　如果国家将所有的力量抛在华为背后，实质上是在为华为的诚信背书。让民族国家和一个自称的私营企业组成一个“两人三足”团队，对政府和企业来说，可能比我们所认识到的风险要大得多。华为最好的法律策略（同时对中国政府在贸易谈判中的利益也最好），难道不是让一个强大的辩护团队在法庭上大力澄清公司的清白，同时改善企业的内部风险和其他的管控，而不依赖政府的“保护”吗？

来源时间：2019/2/11   发布时间：201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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