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鹏  来源：澎湃新闻

　　2019年2月5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因特朗普与民主党领袖在美墨边境建墙资金问题上的斗争而推迟的美国2019国情咨文，终于发表了。
　　根据白宫发布的官方版本，笔者将这篇5192单词的演讲划分为四大板块。
　　开篇，特朗普用了十分之一的篇幅回溯美利坚民族的伟大创业史，用以激发人民的自豪与激情。
　　然后他又用十分之一的篇幅回顾执政两年来所取得的成果——经济表现强劲、移民体系改革、基础设施重建、医保价格降低等等。
　　最后的十分之一是总结全文，展望未来，号召美国人民紧密团结在总统周围，尤其是立法机构不要对他发动“战争和调查”（If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and legislation, there cannot be war and investigation.），两党要团结起来付诸行动（Now is the time for bipartisan action），遵循“攘外必先安内”的总原则（We must be united at home to defeat our adversaries abroad.），追随总统一起“选择伟大”（choose greatness），最终实现“美利坚民族伟大复兴”（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梦想。
　　在掐头去尾之后，演讲中间有大约七成的篇幅，是从不同方面阐述其内政外交核心政策的“干货”，值得解读。
　　八大政策
　　总体来讲，演说主体部分讲了八个方面的政策。如果假定特朗普投入不同领域/政策的讲话篇幅与该政策选项的重要性成正比（仅仅是假定，笔者并没有实锤证据证明这一相关性），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据此对八种政策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并分出若干等级。
　　次要级别的是三个“小政策”：贸易（8%篇幅）、女性（3%）和基建（2%）。
　　女性问题放在第三条。或许是为了回应对他的“性别歧视”的批评，特朗普在演讲中明显渴望证明他对美国女性选民的良好意愿以及对保护美国妇女权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接着，贸易问题在第四条中提出。特朗普坚持认为：只有“公平的贸易”才能促经济增长，因此美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对过去几十年来“灾难性的贸易政策”（decades of calamitous trade policies）说“不”。为此，他要求国会通过《美国对等贸易法案》，授权他采取行动向其他国家施压，使它们降低对美国产品的关税，甚至促成他国实施“真正的、结构性的变革”。
　　第五条有关基建。这一段很短，特朗普只使用了62个单词来呼吁“两党必须团结起来以重建美国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crumbling infrastructure）。”
　　重要级别的是三个“大政策”：医疗与健康政策（16%）、国家安全与总体的对外政策（11%）、司法改革（10%）。
　　司法制度改革被作为第一条提出。在此处，特朗普特别提到并毫无保留地自我表扬了他所签署的“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使之成为美国的正式法律，以允许对非暴力事件中犯罪分子进行减刑，从而帮助他们早日改过自新、重归社会。为了论证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特朗普还特意请出Alice Johnson、Matthew Charles等受益于他的特赦与新法案的当事人。
　　第六条谈及医疗保健：在本节中，特朗普显然把他“逢奥巴马必反”（Anything But Obama）的“优良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不断批评其前任的“奥巴马医保制度”（Obama Care）来为自己的“再改革”背书。
　　第七条有关国家安全、军费开支和外交政策。在回顾两年来在捍卫美国国家安全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后，特朗普顺势解释并强调了他坚持增加军费开支的正当性。然后过渡到外交政策，谈到与俄罗斯的中导条约纷争、与朝鲜领导人的第二次会晤，以及与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的新关系等议题。
　　最为突出的是两大板块：一是与“修墙”有关的非法移民及相关的暴力犯罪问题（29%），二是与以色列有关的中东问题（22%）。
　　关于非法移民以及相关的（暴力）罪犯问题在第二条中被系统提出。这是特朗普整个演讲的最重要部分，其中用词大约占据了整个主体部分文本的近三分之一。这种强调背后的动机是不难理解的：特朗普反复论证，过去有大量无辜美国人遭受由非法移民和相关犯罪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因此，他呼吁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共同支持他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性的国土防务计划——建立一道在物理上将美国与墨西哥彻底分开的隔离墙。
　　第八条谈中东。理论上，这一部分承接上文，也属于外交政策范畴。但由于这一部分——第一被赋予了格外的强调和重要性，第二，在话语风格与论证模式上，相对此前段落有了明显的变化，譬如更加感性（诉诸情感，情绪化语言）而非理性（冰冷的国家利益算计），加入很多带有浓重犹太-基督教宗教色彩、甚至一定程度“命定论”的语调来加强其断语式论证（predicate）——故被笔者单列出来，作为一个独特的政策选项进行分析。
　　该部分作为特朗普有关国际与地区事务政策演讲的最重要部分，长度占整个主体部分3655单词的22%（796单词），仅次于以1077单词占比29%的“非法移民、暴力犯罪与建‘墙’的必要性”板块。特朗普在这一部分开头第一句直接点明：“我们多年来面临的一系列最复杂的挑战之一是中东问题。”特朗普认为，造成这一不利后果的原因是前任总统们奉行的“名誉扫地的种种理论”（discredited theories），而他将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基于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
　　按照这一思路，他也为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做了合法性辩护。在阐述有关叙利亚撤军、阿富汗减少驻军等政策后，紧接着，特朗普把机锋转向以色列以及美国的宿敌——伊朗，指控伊朗政府为“向美国高呼死亡并威胁要对犹太人民进行种族灭绝的政权”（chants death to America and threatens genocide against the Jewish people），以此为其一系列迥异于奥巴马时代的对伊强硬新政进行背书。

作者制图

　　三点感受
　　第一，“美国优先”一如既往是主旋律，与去年的国情咨文相比，似乎在篇幅（七成左右篇幅）和语气、语义上更加强调了内政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是，今年国情咨文不仅一如既往地在政策目标上强调内政重要性，而且在实现手段上多次、反复强调“内部团结”的极端重要性，甚至直接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我们必须首先在国内取得团结才能在国际上战胜敌人”。这恐怕部分是由于在过去的一年中，特朗普饱受“通俄门”调查、人事更迭、民主党拒批财政预案等事件的困扰。
　　第二，在演讲全文中，中国并非重点，China和Chinese集中在贸易部分出现4次，在美俄中导条约纷争中，China又出现1次，总计5次。贸易部分提到中国之处也基本延续既有的套路和修辞，并没有太多新的提法。朝鲜的篇幅也很简略，而且语气较为乐观，明确宣布了三周后的第二次“特金会”时间与地点。对俄罗斯的评述更为简略，Russia仅出现2次，集中于美俄中导条约事务的段落中。
　　但如果我们据此以为特朗普对中、朝、俄的看法转向正面，则明显缺乏证据。比照文字材料中的语义、语境与视频材料中的表情、神态，笔者的判断是，面对中、朝、俄，特朗普非常自信，因而抱定一种“搞得定”的态度，故而在演讲中“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第三，中东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美以特殊关系的捍卫，以及特朗普对伊朗的极端敌视，都已经跃然纸上。尽管“（极度）亲以”、“反伊”是特朗普政府一以贯之的特色，但对比去年的国情咨文，还是不难看出其中的微妙变化。从特朗普对伊朗的妖魔化描述、对美以关系的深情追忆、以近乎神学语言下政治断言等种种迹象来看，这段有关中东问题的论述与其说是一份国情咨文、分析报告，不如理解为某种形式的“战前动员”。
　　综上所述，一个合理的推测是：2019年特朗普会继续维持对中、朝、俄等国的战略压力，但其注意力和主攻方向很可能会转向中东，转向伊朗。如果这一预判正确，那么至少从中国角度看，在中东“事情起变化”之前，中国对美政策最需要的可能是耐心、观察和等待。而在这一进程之中，莫斯科与德黑兰的战略互动显然与美国-以色列关系同等重要，因而是中国必须重视的核心变量——尽管这并不在中国的可控范围之内。

来源时间：2019/2/11   发布时间：20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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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雪洁  来源：@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 2月6日消息，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当地时间2月5号晚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月6号上午10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发表了年度国情咨文演讲。演讲时间原定大约45分钟，但最终比原定时间多了将近一倍的时间。
　　受此前联邦政府部分停摆35天的影响，今年的国情咨文日期比原定的1月29日推迟了一个星期。在本年度国情咨文演讲的一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介绍了不少他任期内的经济成绩，宣称在他任内美国工薪阶层的生活在显著改善，并介绍了本届政府在打击药物滥用方面的成果，随后才把话题切换到当前最受关注的边境墙问题。
　　特朗普：“国会还有10天时间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将资助我们的政府去保护我们的国土，保护我们的南部边境。”
　　特朗普和国会就边境墙经费问题的博弈还在继续
　　截至目前，特朗普和国会就边境墙经费问题的博弈还在继续，特朗普在国情咨文演讲中特意请来了被非法移民杀害的美国民众的子女到场，用他们的案例去阐述非法移民的危害。
　　特朗普：“在过去，这个房间里的大多数人都投票赞成建一堵墙，但真正的墙从来没有建起来。我会把它修好的。”
　　此前有分析称，特朗普曾暗示在国情咨文期间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拿到建墙资金，但最终特朗普还只是强调了“建墙”的重要性。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分析：“在这次的国情咨文当中，他又把边境墙拿出来，而且讲到还有十天，那么临时的妥协就要到期，所以还有十天的工夫，看能不能和国会达成妥协，来获得他所要的57亿美元。我觉得他这样做也是跟民主党一个缓和的一个机会。同时对特朗普来讲，他在边境墙问题，我觉得他还是心心念念要希望能够建设边境墙，因为这是他做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诺，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会轻易的解决，但特朗普也不可能一下走到紧急状态的这样一种地步。”
　　第二次“金特会”最终敲定越南，专家：时间地点有三方面考虑
　　外交领域，在国际上最受关注的，则是第二次“金特会”的会晤日期和国家。在本次国情咨文演讲中，特朗普把美朝关系的变化归结为自己任内最为重要的政绩之一。按照他的说法，如果他本人没有在2016年被选为美国总统的话，如今美国和朝鲜可能已经处在战争状态。
　　特朗普：“如果我没有当选美国总统，在我看来，现在我们恐怕正在与朝鲜进行一场大型战争。”
　　前段时间，美国政府已经宣布，第二次“金特会”将在2月底进行，但具体的时间地点一直保密，直到特朗普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亲口宣布：
　　特朗普：“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和金正恩的关系很好。金正恩和我将于2月27号和28号在越南再次会晤。”
　　在阮宗泽看来，会晤最终地点选择在越南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从美国来讲，美国希望很快能够有第二轮的会谈，这样让它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这样一个工程不至于夭折，所以也需要一定意义上取得成功，对他未来的选举可以作为他的一个成就。另外一个从朝鲜来讲，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这个核问题僵局被打破的话，要把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所以越南成了他的一个可以借鉴和感兴趣的地方。从越南来讲，如果这次能够确实成为美朝领导人会晤的地方，它的国际能见度会有很重要的一个提升。”
　　特朗普：国际区域问题上坚持“美国优先”
　　此外，特朗普也在委内瑞拉、叙利亚、伊朗、阿富汗、巴以等美国长期关切的国际区域问题上，再一次阐述了美方的立场。统观整场国情咨文演讲的核心，依然是特朗普总统的一贯论调：美国优先。正如特朗普所说，必须把美国放在第一位。
　　特朗普此次为“美国优先”注入了新的诠释，叫“选择伟大”，以此来呼吁两党团结。但实际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已经使国际秩序遭到破坏。据阮宗泽观察：“我觉得他在讲到美国优先的时候，他选择了要希望能够搁置党派之间的这一种争议，然后把美国的真正的利益放到最优先的地方。但他的美国优先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说他在今后的一段时间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方面，我觉得还是体现美国的这种优先。实际上在国际社会看来，他的美国优先已经造成国际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破坏，而且国际机制也因为美国的退出而出现瘫痪等等这样一些情况。”

来源时间：2019/2/9   发布时间：20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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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若谷  来源：《经济导刊》2019年1月刊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是我们很多人都想不到的。从2010年到现在历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我都看了一遍，我的判断是中美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国内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不一致
　　2018年以来，我在《经济导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没有贴上敌人标签的敌人》，第二篇是《不只是贸易战》。
　　我们与美国打经济战、金融战、舆论战、科技战、留学生战、体育战、文化战都有可能。
　　一直到2018年6月、7月甚至9月底，国内的舆论界还不相信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还有的领导不相信性质会转变。我举一个例子，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美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为什么？
　　他说接触和遏制一直是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在接触和遏制这个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中美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如果原来接触是80%，遏制是20%；现在遏制是80%，接触是20%，怎么会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呢？
　　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对事物本质的变化看不清楚，或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这种认知将产生误导。
　　我看了十几篇美国人的文章，他们都认为中美贸易战肯定要打下去的。我们到现在是不是相信这个贸易战会持久打下去？
　　可能仍然有人不相信，或是认为会停在某一个时点上。
　　比方说，当美国对我向美出口500亿美元商品加税政策出台时，有人就说针对2000亿的加税措施恐怕不会出来吧；2000亿出来以后，又说2670亿可能不会出来。
　　而美国人的认识却比较一致：只要中国不发生变化，针对全部5000多亿美元出口的加税措施一定会出台。
　　中美之争是道路之争
　　有些观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是因为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表示焦虑，于是开始改变对华政策。
　　我不大同意这个观点，或说我认为此观点不够全面。
　　比较一下中美实力，无论是在哪一个方面，我们都和美国相去甚远，尤其是经济、科技、军事这三个硬实力，我们与美国的距离还很远。

　　美国并不是因担心中国马上就要赶超它才挑战中国，在军事上挑战的同时，在经济上施加压力。
　　我认为美国对中国产生不安的原因是中国的发展方式，甚至有的时候发展速度都不是它最主要的关注点。
　　如果我们按照美国认为“合理”的方式去发展，也许我们发展快点儿它也不在乎，因为它认为可以跟我们竞争。
　　现在美国认为我们的发展方式，即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好，党和政府起主导作用也好，违反了它所谓的“规则”，它很难与之竞争。
　　因此美国打击的是我们的增长方式。

　　进一步看，中美之间的争论是道路之争，这是问题的本质。如果我们还说美国打贸易战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变化了，那就片面了。中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过去四十年的情况。
　　换句话说，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利用了美国或者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但是我们并没有按照美国所主张的“市场规则”行事，因此就要打压我们，迫使我们去改变。
　　如果想继续享受美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分工的“好处”，那就要按照美国的“规矩”来办事，否则这个市场将对中国关闭。
　　我们现在国内的舆论，报纸上、电视上宣传的是什么呢？说美国大多数企业都反对加税。
　　这个说法没错，因为它制裁到了在华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头上，因为在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向美国的出口量，远远大于中国的国有和民营企业，这是客观存在的。
　　但却忽略了也正是这些企业向美国政府告状，说你必须让中国公平地对待我们，我们现在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一点却没人说明。
　　我们也没有告诉大家，美国是认真对贸易战的损害进行过评估的，它的政策出台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这一项政策出台，美国会受到多少损失，中国会受到多少损失，它经过了认真的评估。
　　一个经济学家对我讲，美方内部有讨论，认为他们的损害是可以控制的。他们计算，中国的损失将是美国的8倍。
　　我们现在对我们可能在对美贸易战中会受到的损失估计过低。而美国是经过损害评估，愿意承受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代价，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美国经济界会有反对的声音，确实美国很多产业链都在中国，但是美国是会坚持这个做法的，因为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压中国改变。
　　它对贸易进口加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其实美国并不在乎这个贸易逆差，只有产生逆差，美元才出得去。
　　如果都是顺差，美元就出不去了，美元还怎么占领世界？所以它的政策出台针对的并不完全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
　　我认为美国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将产业链挤出中国。现在产业链已经开始移出中国，东南亚国家完全可以接收，这些国家都在产业链的中低端，而且东南亚的劳动力成本更低。无论将来中美谈判结果如何，产业链的转移都难以避免。
　　因为投资者会考虑把产业放在一个目前全球最大市场的对手家里，未来的市场安全、稳定的不确定性太大，因此肯定要考虑至少是部分地转移。不转移的部分主要是为了中国国内的市场。
　　第二就是要遏制中国沿着现在这条道路发展，逼迫中国采纳美国认可的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制度之争，道路之争，不会轻易结束。
　　现在，国内对我们在贸易战中将要受到的损失的评估过于乐观。
　　有人计算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速的0.4%-0.5%，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猜想是把对美的5000多亿出口乘上6点几的汇率就是3万多亿人民币，这占中国GDP的0.4%-0.5%。
　　有一个民企老总跟我讲，在福州，一个外资企业来投资建触摸屏工厂，准备出口到美国。他已经投了一部分资金，但他看贸易战一打，就撤资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将来还会发生。
　　因此，在估算损失的时候，不能只说那5000多亿美元没了，
　　因为这5000多亿连着中国和东盟53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和韩国30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和日本20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贸易合起来不只10000万多亿美元。
　　其中很多是进口的原料、零部件或者中间产品，加工以后再出口。
　　比方说，我们出口到日本、美国的服装，有不少是我们先进口面料，做了服装再出口。如果对美出口的5000多亿没有了，那么很多进口也就没有了。这是交叉贸易，它影响的不止是5000多亿美元。
　　当然我们也没赚到这5000多亿出口应该赚到的钱。因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以及进口商、分销商都从中赚了钱。这5000多亿美元的损失对就业、对社会的稳定、对很多家庭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在估计损害时除了直接的损失，间接的损失也要包括进去，尽量更全面些，这样的评估才对决策有用。
　　中美双方的喊话不在一个维度上
　　中国发表的白皮书非常详细地用数字说明了问题，而且最后也表明了中方的立场，这很有必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明确的立场和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也感到，中美双方没有在一个维度上讲话。中国希望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明问题。
　　美国不了解这些道理吗？
　　它一清二楚，它不是因为不懂这些道理才跟你纠缠的，它的争斗不在这个维度上。中国指出在中美贸易中美国受益更大，实际上美国全都知道这些事实。
　　我们讲，技术转移双方都是自愿的，双方是签了协议的。但是我们没有谈我们的市场换技术，市场换技术算不算强迫技术转移？按照美国的理论，我这个东西优秀、比较好，应该直接进入市场，不应该有一个门槛。
　　自由竞争嘛，我的东西好就应该能进入你的市场，为什么还要市场换技术？我们说我让了市场，就应获得技术。
　　我们现在用比较利益学说解释国际贸易，我们之所以能进入美国市场，因为我们东西又便宜又好。
　　它也谈比较利益学说，说我的技术比较利益比你的高，所以我应能进入你的市场，而不应该用技术换。
　　我们的维度不一样，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回应。例如我们应提出美国技术市场不开放也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之一。
　　建议大家重温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毛主席在文章中讲了战略退却，他讲不会战略退却的人，也就不会战略进攻。
　　毛主席专门讲了五次反围剿的教训，当时我们是弱者，弱者和强者打仗必须有退却，正面硬拼是不行的。
　　因而我主张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让步并非是投降，而是为了赢得主动。在中美经贸争端中针尖对麦芒，我不认为是适用的。
　　你要有一定的战略思维，有一定的安排，集中力量维护好这个市场，从而发展自己。我们要埋头苦干，卧薪尝胆，努力发展自己，不要有一点成绩就吹牛。
　　我们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做好战略上的安排，为了未来能够超越。要是现在硬拼把市场丢失了，那是很成问题的。
　　另外，不要幻想这场斗争会短期内结束，或者只会限于经贸领域。
　　总之，我们要认清中美关系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这个认识下如何发展未来的中美关系是我们必须思考的。

来源时间：2019/2/9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17932

作者：李晓  来源：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这是今年最犀利的演讲，本文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院院长李晓教授在2018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也是对中美贸易战较系统的解读，在中美的大国博弈中，中国无疑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个人、民族、国家都该重新审视，当下的位置以及未来的路。

　　亲爱的经济学院、金融学院的全体毕业生同学，尊敬的毕业生家长，经济学院的各位领导和老师，大家下午好！
　　大家可能注意到，与以往不同，今天我准备了个讲话提纲，因为我认真地做了一些准备，权当是我给各位同学们上的最后一堂课，也包含着对各位同学的嘱托。
　　今天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中美贸易战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第二是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第三是想借此机会谈几点对同学们未来工作、生活的嘱托和希望。

　　第一个问题：中美贸易战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从今年三月份一直到今天，世界上最为吸引眼球的事件不再是叙利亚，不再是北朝鲜，不再是俄罗斯世界杯，而是中美关系。具体说，就是中美贸易战真的要打响了。这是我们最不情愿看到的，也是力图避免的事情。但问题是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对于这场贸易战，我的关注点不在贸易领域，它使我有着更为深重的忧虑和危机感。
　　首先，从贸易角度来看，既然是美国发动的贸易战，那么权且按照美国方面的统计来看下面一组数据。
　　去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为1300亿美元。前不久中国自卫性地反击了美国，征收美国500亿美元商品的25%的关税以后，特朗普又下令加征了我们2000亿美元，然后再准备如果中国反击，会再加增2000亿美元。这是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去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约5000亿美元，现在两个2000亿加上一个500亿，他动用了4500亿，还剩下500亿美元左右的额度。而我们已经动用了500还剩800亿，美国追加的这2000亿，我们跟不上了。
　　如果我们也同额度回击，不仅是将从美国的进口商品清零，而是负进口了，理论、实践上都是不现实的。这是美国对中国做出最具羞辱性的行为，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对美国市场依赖太深。
　　我们知道，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国家间的分工已经从产业内部分工发展到产品内部的分工。我们称之为生产工序的专业化。因此，一个国家在贸易中实际获得的收益与其实际贸易收支状况未必呈正向关系。
　　再加上在此过程中，中美双方的统计方式不同，如是否将经香港的转口贸易统计在内，以及是按商品的离岸价格还是到岸价格统计等方面双方存在分歧，所以美方统计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比我方统计多出1000亿美元左右。按照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1985年开始的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7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总额达到4.7万亿美元。
　　而去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到了整个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将近一半。再从中国来看，我们对美国的顺差从2010年以来的八年时间里，平均超过78%，有四年超过80%，一年超过130%。
　　这些数据意味这什么？说明对美贸易顺差成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最重要部分，没有了对美贸易顺差，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将会大大缩小。
　　另一方面，我们对美国制造业及其核心技术的依赖更为严重。“中兴事件”虽然尚未结束，但仅就目前的后果来看，不只是十几亿美元罚金的问题，美国国会已经否决了特朗普总统暂缓中止中兴业务的提案，即便最终通过该项提案，恐怕也要按照美国人的规则来改组中兴的管理层及企业管理机制和运行规则，美国甚至要派出一个监督官到这家中国企业。这起事件足以让我们清醒地看到自己同美国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以及对美国核心技术的严重依赖。
　　同时，我们对美国农产品的依赖也同样比较严重。去年，中国自产大豆1400万吨，总进口是9554万吨。大豆生产是非常耗费土地的，平均每生产一吨大豆需要八亩土地。这些进口大豆若是换成中国自种，要消耗7.6亿亩的土地。而中国的农业耕地红线是21亿亩，拿出三分之一的土地种大豆可能吗？答案很明显。不进口可以吗？很难。因为人民对高质量生活的向往和需求，使得植物蛋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这些蛋白加工以后的残渣可以用来喂猪喂牛，保障畜牧业发展。如果不进口，大豆及其附属品的价格都要提高，意味着要出现某些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上涨。有人说，我们转向巴西进口吧！问题是，全球大豆生产的相当大部分被几家美国公司控制着。巴西大豆从生产、运营到销售几乎都是美国公司控制的。
　　更为本质性的，是我们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听过我课的同学们，一定清楚这个原理。
　　总体来看，现今的“美元体系”主要靠三个机制来运行：
　　一个是商品美元还流机制。中国、日本、德国等“贸易国家”向美国出口赚取美元以后，还要将其中相当大部分借给美国。美元是世界清算货币、结算货币和主要的资本市场交易货币，如果不借给它，美国需要自己满足基础货币发行的话，它就会印钞，有可能引发美元贬值。这意味一方面，我们本身拥有的美元储备缩水，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美元贬值意味着我们本币升值，对出口非常不利。所以，作为“贸易国家”的悲剧就在于，我们需要被动地维持美元汇率的稳定，尽量不让美元贬值。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要维持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的货币稳定，这是商品美元还流机制迫使我们承担的被动责任，也是我们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债的原因。
　　第二个机制是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确保自身的储备货币地位。为此，美国迅速找到了石油这种工业血液，联合沙特等国建立了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若要进口石油必须用美元支付，因而就必须储备美元。这样，美元在与黄金脱钩之后依然牢固地保持着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第三个是美国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美国80%以上的对外债务是以自己可以印刷的美元计价的。就此大家不难想象，美国霸权或者说美元霸权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讲，针对自己的对外负债美国是可以通过印刷美元解决的。当然，正是由于美元是美国控制世界的最主要工具，现实中美联储、财政部还是格外慎重的，轻易不会乱来。
　　但事实上，美国在2008年危机之后已经搞了四次量化宽松，释放出大量流动性。我曾在课堂上说过，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的人不要轻言“美国衰落”。在我看来，“美国衰落”有一个重要标志，即当美国对外发债的大部分不用美元标价而是用欧元、英镑、日元或者人民币标价的时候，这个国家真的是衰落了。如果你看不到这一天，请不要轻言“美国衰落”。
　　正是由于中国处在“美元体系”当中，不仅使得我们拥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而且基础货币发行也对其产生严重依赖。
　　坦率地说，近十年来，中国M2的发行量几乎是世界第一。我们的M2对GDP之比为2.1：1，而美国为0.9：1。发了这么多货币，为什么大家感觉不到呢？有很多原因，但有两个原因最为重要。
　　一是我们的基础货币发行很大程度是用外汇占款来实现的。也就是央行收购企业和公司个人手中的美元，按照市场汇率再释放出人民币，通过这种方式把流动性释放出来。外汇占款占到央行释放流动性的比例最高时达到80%以上，目前也在60%到左右。
　　也就是说，美元储备是人民币发行的重要的信用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地产扩张，使得央行释放出来的相当大一部分流动性被房地产套住了。
　　所以，贸易战果真打下去，接下来的影响就会涉及到货币金融领域。美国人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的美元储备大幅度减少，那么人民币发行的信用基础就会出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赚取外汇的能力也将受到影响。
　　由于中国是典型的“贸易国家”，本币不是世界货币，不得不将货币信用寄托在其他货币比如美元身上，而且国内的经济发展、军队的现代化军队建设，包括大国外交、“一带一路”都需要大量资金，因而外汇储备规模对中国而言格外重要。
　　就近几年外汇增长状况来看，2016年我们在投资领域的外汇净收益出现了440多亿美元的负值。2017年我们加强了外汇管制，勉强恢复到近130亿美元的正值。但是今年1—5月，我们在投资领域中的外汇收入不足50亿美元。在贸易领域的数据就更难看了。
　　去年上半年全口径贸易顺差尚有540亿美元左右，但截止到今年五月全口径的贸易逆差将近250亿美元。六月份的统计还没出来，但一个月扭转不了大局。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净逆差格局已定。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外汇储备状况也不容乐观。
　　有学者测算过，截止到今年五月份，我国的净外汇储备也就是外汇储备减去外币负债，约为1.9万亿美元，比2013年2.96万亿美元的峰值减少了近30%。关键问题是，这1.9万亿美元并不都是归我们所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今年四月底，规模以上的外资企业（含港澳台）总资产为21.68万亿人民币，按照6.45的汇率计算，折合成美元资产的话约为1.55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在1.9万亿外汇储备净值中有80%以上是外资企业拥有的。我在授课时曾说过，由外资企业投资所形成的外汇储备相当于赌场的筹码。什么概念呢？赌客进赌场后会将各种货币换成筹码，无论在赌场中玩输了还是赢了，他所拥有的筹码可以再换成自己需要的货币拿走。
　　也就是说，这些投资的所有权归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可以随时撤资或者在投资期限到期后撤资。虽然现阶段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会导致外资全部撤走，假如只撤资三成，也就是5000亿美元左右，1.9万亿再减去5000亿，我们还剩多少？我们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情需要钱。
　　所以，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想恐怕不只在贸易领域，还在“中国制造2025”，更可能是通过贸易战的方式迫使我国做出更大让步，而且很可能是迫使中国在货币金融领域更大开放。
　　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金融国家”，我十几年来一直研究这个问题。表面上看，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是在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为“铁锈地带”那几个州的蓝领工人争取更大利益，迄今为止他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但由于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即日益高度金融化，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益是其必须予以重视的。
　　金融资本的目标是要赚取全球金融市场的收益，其前提条件就是世界各国货币金融市场的开放，但迄今为止中国这块骨头美国始终没有啃下来。我们的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特朗普的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核心目标有许多，我想在他的谋划中，不会没有迫使中国更大幅度开放货币金融市场的目标。
　　当然，美国更为重大的国家战略利益就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对此我们不要抱有丝毫幻想，不要以为这是特朗普个人意愿。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著名学者讲述了他的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华人朋友在美国“美中关系委员会”的经历。
　　这个委员会的宗旨是促进美中友好关系，在他此前的多次访问中，委员会工作人员都是热情接待，笑脸相迎，但这次却像躲瘟神一样回避他，他说自己感到了“麦卡锡主义的回潮。”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恐惧与敌视达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所以，在特朗普对华采取强硬的贸易制裁措施之后，他的支持力不降反升，目前达到40%以上，而且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共识高度一致。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两党之争非常多，但唯独在“中国问题”上高度一致。
　　今天，有很多学者试图把中美之间的冲突局限在贸易战范围，认定它只是场贸易冲突，主张不要把它扩大到其他领域中去；还有一些学者认定这场贸易战打下去美国必输，中国必赢。不论他们是怎么测算的，我认为这是一厢情愿或不符合常识的。对一般国家而言，贸易战在经济学上一定是双输的。但是对于大国而言，关键在于谁输得起。
　　历史经验证明，大国之间特别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较量，更多的不是经济行为，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是一种国际政治行为，是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国际政治竞争不是“正和游戏”，而是“零和游戏”。经济学与政治学的逻辑有很多不同，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经济学研究的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还是自损六千的问题，它的逻辑是如何让己方避免自损八千，尽量实现自损六千，即实现资源约束条件下以最小的成本达成最大绩效；与经济行为不同，政治的逻辑是只要我赢，战胜对手，牺牲多少无所谓，在所不惜。
　　因此，两者的逻辑与行为规则是不一样的。刚才，大家合唱的国歌里有一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我不敢说是最危险的时候，但可以说，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最大的危机不是贸易冲突，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已经公开把中国当成了最主要的对手，在和平时期利用经济战的手段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和攻击，同时还利用其超强的全球军事实力对中国进行越来越多的威慑，制造周边冲突乃至危机来干扰我们的和平发展进程。
　　前不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一个发言，赤裸裸地攻击中国是一个掠夺性的国家，是一个偷取知识产权、盗取别人技术、强迫转移技术、强迫地猎取别人资源的国家。这种攻击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他是在把美中冲突上升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高度。最近，美国通讯委员会发表公告，于今年6月11日废止了2015年奥巴马政府时期制定的网络中立法案。我们知道，互联网思维、原创技术与技术服务，所有这一切都以美国为核心。
　　当年，美国为了促进国内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公平竞争，同时也是为了让世界各国放心使用美国技术、拓展全球市场，搞了一个网络中立法案。但是现在这个网络中立法则没有了，意味着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以在提前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屏蔽这些网站或者降低这些网站的访问速度，也就是断网。如果一旦对中国采取这种措施，我们银行、交通、商业、邮电等系统可能会瘫痪。
　　最近有一则报道，美国网络军已经得到国会授权，可以对网络攻击和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行为作出攻击，锁定地址后利用美国的网络特权，即根服务器关闭攻击者网站。现在全球的根服务器有十三个，其中一个主根服务器和九个辅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的三个分别在瑞典、荷兰和日本。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在正在做更多、更充分的准备。
　　最近，大家都看到一张G7首脑会议上的照片，场面类似“最后的晚餐”，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其他国家首脑冷峻对视，似乎不共戴天。但是要知道，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特朗普提出了一个计划，叫G7国家经济一体化，主张七个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实现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据说已经得到德国的同意。
　　也许德国的这种首肯是表面的，由于涉及市场份额等复杂的因素，其他发达国家的立场很可能与美国不一致，因为美国市场份额太大，竞争力太强，所以七国间的经济一体化肯定不会顺利。但美国的这种行为意味着一个严峻趋势，即它已经下定决心废除WTO的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也就是我们坚持倡导的全球多边贸易规则。这个规则曾经是美国人创立并坚持实施的。
　　今天他们不想再按此规则再做下去了，要搞一套新的、更高标准的规则。在这方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特朗普对欧盟、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将会促使这些国家同中国坚定地站在一起，抵制美国的逆全球化行动。事实上，这些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强制性技术转让、企业并购等方面对中国的指责、攻击同美国并无二致，立场完全一致。
　　所以，我们不能把中美贸易战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这本质上是一场国运之战。我们更不能将这一场争端视为短期内可以解决的。仅就贸易争端而言，从196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末，美国和日本曾经发生过一场漫长的贸易争端，这场争端打了30年，结果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陷入“失去的二十年”。中美之间的冲突作为一场大国博弈，恐怕需要至少50年甚至更长时间。今天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历史大戏的开幕。
　　第二个问题，就迄今为止的中美贸易争端而言，我们需要吸取哪些教训？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
　　首先，就眼前的教训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盲目自大的情绪。一百多年来我们被西方侵略、压迫的太久，心中的大国情怀不仅强烈也更为迫切。必须承认，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在某些领域的进步与发展甚至走到了世界前列。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产生了一种举国的自豪感，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自大情结。
　　中美贸易战，尤其是“中兴事件”不啻为一剂强烈的清醒剂，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巨大技术差距。事实上，我们在许多核心技术领域与国外的差距十分巨大。马航370事件出现后，很多人才知道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对自己生产的飞机发动机的运转状况，包括在什么地方运转、在哪个高度运转、在什么时间运转，是完全可以掌握的。
　　前不久，一家汽车零配件公司的总经理跟我讲，世界上有两三家公司的汽车喷油技术做的最好，但是我们军车的喷油嘴一定不能用外国的，即便国产喷油嘴质量不高也要用自产的，因为国外厂家都可以进行喷油嘴控制，关键时刻可以进行停止发动机喷油的操纵。我们知道，网络技术有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原发性的技术创新，其次是原发性的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如芯片，再次才是利用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进行的规模经济的市场开发。
　　我们经常搞“光棍节”购物狂欢，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京东等都是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经济规模实现的快速扩张，跟原发性的技术创新思维、原发性的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毫无关系，只不过是运用别人的技术思维、产业化的技术，利用中国的巨大市场规模迅速推广而成。
　　二是这场争端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在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刻的改革。以往，我们通过以市场换技术、以资金买技术、以挖人才造技术等方式取得了一些技术进步，但今后这些途径恐怕都难以行得通了。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唯有自主创新，既有技术领域的创新，更有体制和制度上的创新。
　　其次，再来谈谈更深层次的教训，此次中美贸易战爆发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中国忽视对美国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的深入研究。自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一直到今年三月份贸易争端，再到今天，我们对美国的判断屡屡失误。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场大国间的博弈，除了一些贸易专业、经济领域的专家纷纷出来发声以外，那些研究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的专家少有声音。这是极不正常的。
　　说明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对自己必须直面的霸权国家的系统、深入研究是非常不够的，因而很少可以对美国做出可持续性的、理性的研判。
　　这是非常危险的，不仅容易出现误判，甚至出现错判。其后果主要有两个：一是情感胜于理性，整体性的非理性思维经常占上风，本质上讲这是中国人典型的农耕民族根性。农民与商人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农民经常是情感强于理性，而商人则经常是理性胜于情感。
　　中国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正式确立走到今天，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从农耕民族走向商业民族的历程仅有二十几年，因而传统根性自然是很强烈的，使得我们很少能够理性地认识世界，更习惯基于情感来判断世界。当年，骆家辉被美国派驻中国大使，很多人欢欣鼓舞，甚至认为美国终于派了个“中国人”，中美关系因此将走得更好。
　　骆家辉是华裔美国人。正因为如此，他更需要要证明自己更美国，所以对中国的态度、立场也更加强硬。在现阶段和今后的中美关系中，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种民族根性，更加理性地认知美国，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二是相应地，我们出现了当年戴季陶先生所说的“智识上的义和团”的倾向。在目前的中美贸易战中，有些学者和专家提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提法令人匪夷所思。
　　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一个经济发展、改革不断深化的时代，何谓“要不惜一切代价”？难道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智识上的义和团”的另一个表现，是我们很少认真地研究特朗普本人。特朗普自传的中文版早在2016年4月就在上海出版发行了。那本小册子很薄，中文标题叫《永不放弃》。
　　我看了三遍，感受是特朗普这个人非同一般。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位美国总统的认知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我们经常小看他，当然全世界都小看了他，二是认为他“善变”，但事实上是因为我们自己看不懂，没有认真研究他。他是一个搞建筑出身的人，
　　这类人的思维方式是，首先要基础夯实，其次是思维、设计缜密，逻辑清晰，否则大楼一定要盖歪的，卖不出去的。作为一个商人，他的特点是：当对手信心十足的时候，他特别善于抓住对方的漏洞并戳破对方的底线，为对手带来巨大威慑，进而达到目的；而当对手全力进攻的时候，他又突然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
　　在自己的书中，他曾提及自己咸鱼翻身的辉煌经历，其中也多次谈及他与不同对手之间的博弈经历。我建议在座各位同学看一看这本书。大致就会知晓，所谓的“特朗普善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他研究明白。
　　我现在经常思考一个问题，这场冲突会给中国带来什么？理论上的挑战、实践上的挑战无疑是非常巨大的，甚至迄今为止致使我们获得成功的好多理论都需要做认真的反思。
　　同时，我们的好多对策也需要认真反省。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根本上讲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实现的。开放的本质是什么？是我们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开放，或者说是我们主动地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去，并因此成为该体系的最大获益者。但是发展到今天，美国人认为这个体系让中国人占尽了便宜，自己却吃了很大的亏，不再愿意同我们玩下去了。
　　因此，当今时代不存在什么“逆全球化”，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大分裂。全球化分裂的本质是什么？是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于全球化的共识破裂或没有了，这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意味着今后美国不再愿意同我们分享他所主导的全球规则和制度安排，这必然对我们今后所有的经济理论及其研究带来巨大挑战。
　　但是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挑战恐怕是思想上的，即在这场争端很可能演变成为旷日持久的大国冲突的过程中，我们是继续冷静地认识我们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坚持虚心地向美国学习，还是由此坚定地走向民粹主义的反美道路甚至以一种“玉碎精神”抵制美国的一切。我们曾干过这种事情，所以我很担心。这些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的严峻挑战，关乎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方向，是个大问题。
　　第二，忽视对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研究，进而对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研究很少，进而缺乏对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变化的深入理解。特朗普为什么拿中国开刀？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只是个借口。事实上，不是特朗普上台造成了美国分裂，而是美国社会分裂导致了特朗普上台。美国社会由于经济结构金融化被严重撕裂了，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在破产。
　　所以，美国“铁锈地带”主要的三个州过去全是支持民主党，支持希拉里的，但这次它们的反转是促使特朗普获胜的关键因素。特朗普上台后，必定要兑现竞选承诺。但事情并非仅仅如此，他上台后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行为尽快弥合分裂的美国社会。迄今为止，他做得比较成功。因为他非常聪明地捕捉到了一个目标，这就是中国。
　　“中国威胁”是美国近些年来的焦点话题，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共识。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这样一个契机，“中国问题”或“中国威胁”成为特朗普手中的一张牌。所以，如果深入地研究美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到政治结构的变化，我们可能不会出现很多误判。
　　我认为，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结论有些时空的局限性，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决定社会结构变化，也一定决定着美国政治利益、国家核心利益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特朗普两年或者六年后下台，美国也不会因为更换总统而在战略上改变对中国的基本立场。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第三，忽视对美国控制世界的手段也就是霸权方式、机制等问题的研究。这导致我们经常以工业化国家的视角去认识后工业化的美国，以“贸易国家”的立场去对待“金融国家”的美国；相应地，在此过程中又出现了以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成就来定义自身国际地位的一种幻想。我自己的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崛起的性质是“美元体系内的地位提升”。
　　我认为这是很冷静、理性的一个结论。一些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为了取代美元，我反对这种观点。我的研究结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元，“美元体系”在短期内是无法被替代的，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减少我们在“美元体系”中的风险和成本。
　　说到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某些媒体是极其不负责任、不专业的，经常用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忽悠民众情感。40年来，正是因为我们加入到“美元体系”当中，我们成为该体系的主要获益者，自然成为该体系的最主要的支撑者（如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等），也自然会成为该体系风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
　　正所谓福兮祸所伏，这可能是未来我们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说，特朗普的杀手锏正在这里，其实他早已露出了獠牙，如对伊朗、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包括前不久美国部分官员提出的对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冻结等，虽然是传闻，但这种信号意味着当两国纷争激化的时候难免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无论怎样，货币金融一定是美国最后的杀手锏、制胜的法宝，这是它的绝对优势所在。
　　那么，我们的主动权在哪里呢？在国内。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认清了斯密经济学原理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知晓了交易分工的作用，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40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开始意识到熊彼特式的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构建创新性国家的宏伟蓝图，意义格外重大。
　　围绕创新问题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想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在国家层面，我们必须改革、破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和制度安排。今天，倘若依旧沉迷于炫耀祖先的四大发明，一定是我们这些子孙的耻辱。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李约瑟之谜”，这对我们意义更为重大。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本质是什么？二十几年前我就提出是制度竞争，即看谁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因此，改革那些阻碍创新的制度安排，创建更加包容、可以自主经营、自主选择和自主流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过于宏大，在此暂且打住。
　　第三个问题，就个人而言，围绕创新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想借此机会对在座每一位毕业生同学谈谈对你们的希望，权当对你们的临行嘱托。
　　这里，我主要谈六个方面。
　　第一，养成并保持学习的能力。我在每一次开学典礼上都要谈一个话题：上大学是为了什么？我认为两件事情最为重要：一是掌握学习的能力，二是养成合作的习惯。掌握了学习的能力和拥有合作的习惯，才能事业顺利，缺一不成。在我看来，学习的能力不是指掌握知识和技能，而是指认知世界、理解世界的能力。我们已经知道“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是错误的，我还要说培根的“知识就力量”这句话也是有时代局限的。
　　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和技能永远在过时的道路上。人的一生只有不断掌握并增强自身的学习能力才能不落后于时代。这也是真正的大学教育的宗旨。耶鲁大学的前校长理查德.莱文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居然掌握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那是耶鲁教育的失败。学习的能力不仅仅来自阅读，更多的还有走出去看世界、观察世界、思考世界、品味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够拥有开阔的视野，体会、了解人类的诸多不同，这会使人更加宽容。宽容是人类最高的智慧之一，它会使人类增进幸福。
　　第二，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独立思考的个人，不会产生创新性社会。我们都看过电影《阿凡达》，导演卡梅隆70多岁时拍了这部电影，我看后曾说过一句话：这是基于人类的想象达到了人类想象的边界。为什么他可以拍出这部片子？是由于他幼年时代的幻想、对世界的好奇心到了70多岁依然如故，没有被泯灭。好奇心、想象力在今天的中国，在座各位还剩下多少？
　　我真的不敢恭维。大家从幼儿园走到今天，基本上是做着标准答案走过来的。在毕业典礼上，本应对大家说些鼓励的话，但是我还是想严肃地跟大家说，在各位今后的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话，将是人生的悲剧。好奇心和想象力塑造着一个人的偏好和喜好，没有自身喜好的人生或者说有自己的喜好却被父母和其他人强行改变的人生是非常恐怖的。这样的人多了，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也一定是恐怖的。所以，学习能力加上独立思考，是形成创新性社会的基本条件。
　　第三，自主选择的能力。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行为主体如何选择的学问。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选择的。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感到自己没有什么选择，因为组织上已经替我选好了，不是上山下乡，就是到工厂接班。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痛苦，想起来很快乐。今天，同学们的选择非常多。
　　早晨起来你会选择是到A食堂还是B食堂或C食堂吃早餐，要选择上李老师的课、赵老师的课还是张老师的课。选择是有成本的，起码有机会成本，但不论怎样，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选择的成本再多也是必要的，市场经济就是由无数的选择组成的。今天，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大家还有多少自主选择能力？近几年经常遇到大学同学、朋友打来电话，说我孩子或者亲属今年要高考了，请你跟我说说哪个专业更好？我问他们孩子自己喜欢什么？经常的回答是“不知道”。
　　在座的各位家长，你们可能更清楚是不是这样。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在我上课提问时，很多同学不敢正视我的眼睛，目光所到之处他们基本上都是放下眼帘，好像他不看我我就看不到他一样。没有问题意识，提不出问题，也自然缺乏自主选择能力，这是个恶性循环。具有学习能力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也一定是拥有自主选择能力的人，自然是创新能力很强的人。
　　谈及自主选择能力，我想谈一点个人体会。现在大家都已基本上选择好了职业，未来还可能有许多新的选择，今天谈这些体会还不晚，也许对你们有参考。经济学强调发挥比较优势，但在做出人生选择的时候，应该注重自己的比较劣势。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什么是理性？理性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或者说知道自己的不足。
　　当你深入了解这些之后，比如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就要尽力回避因自身缺陷或不足难以胜任的领域。这样做，不仅避开了自己的不足，实际上也是选择了你的比较优势，而且会使自己更加快乐、宽容。你不会见到某同学去金融机构做的很好，便产生凭啥我不能去金融机构、大学时我金融学成绩比他好之类的不正常心态。冷静地了解自己的比较劣势会让你有一个健康心态，你会认为那个同学成功是因为他确实很优秀，而在他很优秀的那个方面，我却是不足的。所以，了解自己的不足却不回避，一味地同他人比较，盲目跟风，无异于人生的铤而走险。
　　第四，审美能力。如果展开一幅世界经济地图，你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如美国出口的是金融服务，日本出口的是制造业技术，中国人出口的是劳动力，欧洲人出口的是古老的贵族文明积淀下来的审美，几乎所有的奢侈品都来自欧洲。
　　审美是一种历史积淀，前提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连续性。这个话题其实是很沉重的，在此我只想谈谈自己的体会。对个人而言，审美是一种品质和修养。一个审美能力低下的民族不仅素养、品格不高，道德水准也会有问题。迄今为止，大家的审美能力基本上都是从父母那里熏陶出来的，问题是在座的各位父母都是“文革”后的一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问题所在。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今天的毕业典礼上，大家都穿着皮鞋，穿着带领子的正装，我跟赵勇书记提出过毕业典礼上同学们的着装要求。
　　为什么？看看我们的校园里，许多男同学穿着一条大短裤，露着带毛的双腿，穿一双拖鞋，身披庄严的毕业礼服满校园逛。你们觉得美吗？今天，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中国人的标准，基本上就是服饰与行为。针对个体，主要看服饰，相对于其他亚洲人，中国人的服装搭配比如衣裤、鞋帽、鞋袜等的搭配基本是不合体的，远远一看便知道是中国人，在亚洲人里韩国人喜欢穿着鲜艳，穿的素雅且搭配合理的多半是日本人。
　　如果是团体，看到一个人在说，几乎所有人在听是日本人；一个人在讲，一半人在听，一半人乱乱哄哄的是韩国人；一个人在说，少数人在听，多数人各干各的，大多是中国人。审美是一种尊严意识，是一种自我尊重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在庄重的场合，一个没有仪式感的人、着装随意的人既是对自己的贬低，也是对他人的极大不敬。在更大意义上讲，审美可以让人知晓世界上的美好与丑恶，它告诉每一个人，人类的行为应当是有底线的，知道有些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去碰的、不可以去做的，而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准才会有所提升。
　　第五，战胜困难的能力。人生中困难是常态，幸福是短暂的，海明威说“勇气就是优雅地面对压力”，人的一生中能成为优雅的人太难了，这也是我自己经常苦恼的问题。有时候，我跟同事说话时会忘乎所以，事后会反思自己的不优雅。但是优雅地面对压力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在压力面前如果能做到优雅的话，这本身就说明你真的能够把困境作为常态。这一点对大家未来的人生、工作非常重要，会增进你的幸福感。
　　最后一点，要做一个具有使命感的人。我不想在这里空谈使命感，不要把它看作离我们很遥远的神圣之物。一个人做好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中应该做好的事情，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尽可能地做到极致甚至像清教徒那样对待自己喜欢的职业并愿意为此努力一生，你就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人。所谓工匠精神，本质上与这种对职业的敬畏和使命感的理解与坚守密不可分。工匠精神与功利主义无缘。
　　在此我还想强调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国土沦丧、家破人亡的民族危亡状态，而是处在快速崛起的进程当中，过去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不应当是现在大家读书、学习的目标。今天的中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面对着如何成为创新性国家的重任，只有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位毕业生同学成为真正的人，即成为具有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自主选择能力、审美能力、战胜困难能力和有使命感的人，你自己的一生才会幸福，我们这个社会才能不断进步，中华民族才真的有希望。
　　最后，我祝愿大家健康、幸福、事业有成！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健康和幸福更为重要！

来源时间：2019/2/9   发布时间：20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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