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力  来源：FT中文网

　　访谈对象：包天民（Jeremy Paltiel），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中方访谈人员：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访谈地点：渥太华卡尔顿大学包天民办公室
　　访谈日期：2018年12月15日
　　录音稿整理：刘贺，外交学院2018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录音校对：薛力研究员
　　稿件大部分内容经受访者审校

　　1. 在您看来，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来，“一带一路”的提出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经济方面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不再是一个穷国和弱国，现在是一个大国和强国。中国已经从价格的接受者转变为价格的制定者，她现在是全球最大出口国。200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世界贸易衰退。出口国和进口国总是相伴而生。全球经济形势低迷，由于没有进口，出口也不会顺利增长。因此，中国显然需要通过提高全球经济生产能力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这是最主要的经济原因。当然其中也有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
　　2008-2011年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之后，中国国内投资的增长空间进一步萎缩。你们几乎已经完成了“八横八纵”的高铁网络建设。中国不再有简单的项目能够获利，投资的收益在降低。换个角度看，一个能够提供公共产品的项目，如果能够增加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有潜力改善邻国的经济以使提高他们对中国货物的需求量，这个项目将很有价值。当然，另一方面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最大的市场仍然在欧洲，因此“一带一路”通向欧洲也很有必要。
　　第二个问题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这需要流通领域有更多的人民币债务。人民币债务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结果。为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国需要创造更多债务，但这是次要原因，不是首要的。姜闻然教授把“一带一路”视为一项陆上战略，我个人认为陆上战略只是其中一方面，不是主要方面。经济方面的其他考量比战略原因更重要。
　　“一带一路”必然包括政治方面的原因，习近平主席也需要拿出他自己的招牌战略，我不知道这一想法有多重要。当人们想到习近平2015年在联合国发表演讲，强调中国新的全球角色时，没有人会天真到认为其中没有政治考量。中国的全球角色要求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因此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公共产品。综合各种因素考虑，“一带一路”是否出于个人原因也就无足轻重。中国有必要实施这一国际行动。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大，不需要继续韬光养晦。
　　（薛：其中的原因是？）
　　中国的全球影响如此巨大，没人会忽略这一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在经济上有必要这么做。中国需要开辟市场，除此之外没有选择。
　　（薛：中国需要开辟新的市场。）
　　2. 您可以谈一谈“一带一路”的优点和缺点各有哪些吗？
　　在我看来，总体方案很好。但就跟之前我提过的一样，这一计划存在两个问题：接受国能力不足和主办国未能明智地选择具体合作项目。
　　（薛：“一带一路”的主办国和马歇尔计划的主办国有什么区别吗？）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在马歇尔计划中，参与各国普遍认为他们实现了协调。他们知道各自的需求。二战之前就有人考虑过马歇尔计划之类的想法。“一带一路”的问题在于，部分参与国缺乏相关能力。
　　（薛：这是主要差异。）
　　另一个问题是对具体项目的评估。主办国缺乏对具体项目的评估能力。我了解一些中国国有企业参与的具体项目。他们把这些项目视为国内项目，把问题视为工程问题。一手付款，一手做事。参与其中的国企对项目的可靠性（reliability）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是否人为他们的工作付钱。
　　（薛：公司可以从中获利。）
　　因此问题就完全成了中国和主办国之间的问题。那么到底谁在踏踏实实做事呢？因为这是一个实质性问题。我不知道它究竟占了10%，20%，还是30%，但确实有（中国）国内动力促使他们去增加项目并扩大其规模，因为这从政治上表明“我们在为外交与经济服务”。
　　另外，我想告诉你一个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小故事，你自己决定是否使用这个案例。巴基斯坦是习近平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访问的第一个国家。许多外交官建议习近平稍等一下再宣布这件事，因为印度领导人莫迪即将访华。但习近平当时对巴基斯坦想加入“一带一路”如此高兴，很快就把消息公布了，从那以后，印度就不可能再参加“一带一路”了。这是别人给我讲的故事。
　　（薛：习在公布这件事上要保持耐心。）
　　第三个问题是缺乏学习机制和多边机制。老挝和泰国就是一个经典案例。中老铁路（本身）没有经济价值，至少还要加上泰国。但在制度设计和政治层面，中国没有将这两个国家联系起来的机制。缺乏协调机制就会产生经济成本。这是我发现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意味着这些项目很可能完不成。如果执意要修建中老铁路，中国不会获得经济效益。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修建一条连接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铁路。但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这条铁路。问题不在于谁来承担责任，而在于没有保障机制。
　　（薛：您的意思是中国才是推动中老铁路建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老挝。）
　　对，这是我想说的另一方面。你是否还记得我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关心的只是完成某一项目之后是否能够获利。中国很擅长建设基础设施，这是中国的优势。中国企业有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修建一条道路。但是这些企业缺少和当地企业合作的经验。我听说中国丢掉印度高铁项目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公司能更好地与当地企业合作。“一带一路”事关你们的西部大开发，你们更偏重国内的发展。你们没有培养合作伙伴的能力。这是他们可以自己学习的东西，但是也需要你们跟这些基建企业合作，教他们换个角度思考问题。
　　3. 您了解加拿大参与“一带一路”的代表性项目吗？
　　我不知道加拿大是否直接参与了有关“一带一路”的项目。加拿大是亚投行的一员，但是跟“一带一路”无关。
　　（薛：尼克森石油公司被中海油收购项目算吗? 是否有人把它与“一带一路”联系起来呢？）
　　没人把它与“一带一路”联系起来。加拿大不在“一带一路”的地理范围之内。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成为合作伙伴。其实我们讨论的是与中小企业的合作问题。这在一些方面是不利于加拿大的。如加拿大的交通运输能力更强一些，但庞巴迪公司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很低。
　　4. 在您看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之后，她的外交政策是否发生了变化？
　　我重复一下今早说过的话，当“一带一路”刚刚提出来时，它正逢其时。这是一个宏大的概念，但它的内容实际上是对中国已有计划的重组，包括一些原有项目。中国更加进取，她希望在国际上积极发挥作用。我觉得这不全是消极的，其中有积极成分。例如马其顿和希腊的关系问题在欧洲已有近30年之久，但因为“一带一路”，为了修建铁路，希腊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对一些特定问题来说，“一带一路”很有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此外，“16+1”框架下的“一带一路”对东部和南部欧洲国家也有积极作用，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自己被布鲁塞尔和西欧国家忽略。一位保加利亚人曾经告诉我说：“我们希望中国关注我们，这样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才会关注我们。中国面临着竞争。如果没有中国，西欧就会忽视我们。”
　　（薛：有效果吗？）
　　这样做确实有效果。我的欧洲朋友告诉我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一带一路”和欧盟有结构性矛盾。“一带一路”的融资机制和竞标机制与欧盟的这两种机制冲突。你会发现，由于缺乏与欧盟规则的协调机制，欧盟国家无法从“一带一路”中获利。“16+1”框架下的国家有些是欧盟成员，有些不是。像塞尔维亚和白俄罗斯，他们不是欧盟成员，所以就比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这些欧盟国家更容易参加“一带一路”。问题在于缺乏多边协调机制。对“16+1”成员和欧盟成员而言，中国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实践学习的过程。在学习投射影响之前，中国应该首先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中国是一个世界性大国，必须要扮演全球性角色。中国需要学习如何管理全球关系。
　　5. 您觉得“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国家形象是：变好、变坏、没变？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认为这取决于观察对象。我是一位专家而不是普通民众。我觉得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形象正在改善，但我不知道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西欧是否改善了，可能变坏了，或者说没什么变化。但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国的形象正在改善。拉丁美洲人民的看法比较复杂，对有些人来说中国的形象有所改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变坏了。例如，巴西不喜欢中国，他的反华势力很强大。很多人不理解作为一个全球大国，中国应该如何作为。你们对此无能为力。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中国是一头大象，其他国家是一只老鼠。你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影响他。尽管你没有忽视他，但你无意中很可能会严重伤害他，中国不是有意为之。这种影响仅仅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预防措施。
　　6. 您认为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南海政策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
　　不利于。在2010年之前，中国在东盟的形象比美国要好。在2004到2010年之间，中国在东盟的形象比美国和日本的都要好。2010年之后，中国的形象逐渐变差。南海问题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坦率地说，中国反对西方国家的干预，但她没有提出自己的规范。中国在南海没有约束其他国家的规范。其他国家为什么要尊重你们的历史性权益？中国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有什么关系？中国一直主张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首要问题是分清彼此的界限。中国说双方各占50%，但超过两个国家的重叠部分该如何处理？哪个国家来主导？我并不完全同意南海仲裁庭（对菲律宾案件）的裁决，但我期望中国能够遵守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内容非常明确，即海洋利益主要属于沿海国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主要含义（content）是反对殖民主义。
　　（薛：您的意思是南中国海和北极地区一样，沿岸国家对海洋资源享有优先权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的主张忽视了其他（南海）沿岸国家的利益。即便中国拥有南海所有岛屿，也不会获得整个南中国海的专属经济区。海洋法规定沿海国家的利益比岛屿国家的利益更重要。
　　（薛：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历史性权利很复杂，中国一直坚持的西方主权观念并不适用南中国海问题。菲律宾人一直在南海捕鱼，一些中国人一直以来也在南海捕鱼，因此把专属权力运用到包括海底的这片区域并不合适。海底资源之前并不存在。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需要超越主权概念，着手处理牵涉其中的人们的实际利益。
　　（薛：事实的确如此。由于多个国家声称拥有南海主权，南海问题很独特。不妨考虑一下北海问题。）
　　是的。我是个加拿大人。一旦涉及海洋，边界问题往往很难解决。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一直很好。
　　（薛：关于北极地区的西北通道问题吗？）
　　在这之前也有其他争议。我们在东海岸和西海岸都有边界问题。因为无法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只得诉诸仲裁。
　　（薛：已经通过仲裁成功解决了吗？什么时候？）
　　是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分别通过仲裁解决了两起纠纷，不是在西北通道附近，而是关于西海岸和东海岸。领海基线和捕鱼区附近总是纠纷不断。由于没有适用所有争议方的机制，就需要第三方的介入。
　　加拿大和法国在纽芬兰湾附近也有争端。那里有两个岛屿属于法国。
　　（薛：哪两个岛屿呢？）
　　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18世纪时法国在北美洲被英国打败，但保留了这两个岛屿。这是传统捕鱼区，彼此都继续捕鱼。限制的问题是，哪个国家在圣劳伦斯湾拥有经济区。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离纽芬兰湾大约42英里。我们最终决定将其提交法庭。
　　（薛：判决结果如何呢？）
　　判决结果非常有趣。这两个岛屿看起来像一把钥匙。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附近有一个很小的专属经济区，距圣劳伦斯湾有一条宽5公里、长约100公里的带状区域。你们的问题是中国不想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协商。
　　（薛：中国希望协商，问题在于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不知道如何协商？中国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后来者，在许多问题上还在学习中。）
　　别人告诉我说中国反对别人的规范却没有提出自己的规范。中国没有合理的理由。中国和越南在很多地方都有争端。但是没有必要和菲律宾、马来西亚产生争端。为什么中国和印尼也有争端内？中国宣布放弃纳土纳群岛，但双方仍然存在纠纷。
　　（薛：这个争端涉及传统捕鱼权，不涉及领土争端。）
　　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超越主权观念解决这些问题。一些问题可以分层解决。
　　主权是一个复杂观念。然而，在该地区，领土权利、捕鱼权利和海底资源权利各自有不同的历史依据。最好能够通过将领土权利和捕鱼权利分开，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日本和台湾当局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的捕鱼问题。
　　（薛：这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我只是把台湾和日本当做一个例子。我不是说台湾是一个国家。双方在钓鱼岛附近的捕鱼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如果中国愿意，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解决。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规范。
　　7. 习近平将“一带一路”称为“世纪工程”，这意味着需要推进“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您认为“一带一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我认为考虑到常规贷款，商业利率不能持续下去，因为规模太大。生态方面，我了解到的例子是巴基斯坦的火电站造成了生态问题。就像我之前说的，这是机制问题。已有原则不具有约束力。因为缺乏规范，缺乏保障连贯性的程序，因此进展不大。
　　（薛：您指的是是“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的项目吗？）
　　中国缺乏评估诸如生态方面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机制。比如说，中方在巴基斯坦建了四个火电站，又建了两个风力发电站，然后巴方表示这（整体上）是环保的。但环保只是表面现象。这能表明“一带一路”项目具有可持续性吗？我认为中国缺乏确保（“一带一路”）可持续性的机制，因为中国不想承担责任。这（指“一带一路”）不是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是中国自己选择要做，因此对中国而言责任承担机制意味着某种矛盾，似乎某种东西被强加给了中国。而如果没有责任承担机制，又不能确保这些（指环保等）原则得以遵守。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薛：似乎有点道理）
　　金融领域的问题更突出，因为有关金融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持续性的问题最终都是中国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主办国的问题。无论如何，中国都要解决这一问题。
　　8. 你能接受中国以何种方式保护自身的海外利益？
　　作为加拿大人，我偏向国际法和法律裁决。我不喜欢大国而喜欢中等国家。中国需要做两手准备。一方面中国需要硬实力，另一方面，中国需要规范性力量来支持硬实力。中国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是：采用何种规范说服别人你们在用合法权利保护你们的利益？中国现在有三个与世界相关的话语体系，一是民族主义，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支撑。第二是现有的国际规范。第三是对西方霸权模棱两可的反对，反殖民主义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在同时使用这三条话语体系。民族主义主要用来处理国内问题，第二和第三主要用来处理国际问题。为了形成某种规范，中国需要协调这些话语体系。第一条话语体系与政权有关，第二条不利于中国的大国地位。第三条太模糊，且不具有说服力。
　　9. 智库能为贵国的政策制定做出哪些贡献？
　　不像美国，加拿大的智库很少。我认为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在世界范围内很有影响但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高。我们的现有政策说明了这一点。特鲁多是前总理的第二个儿子，当他上台后，问题便凸显出来。他的口号是“加拿大重返世界”，他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奥巴马跟他一样，也是国际主义者。但奥巴马已经卸任。特朗普是反国际主义的，因此加拿大被孤立了，处于弱势。我们在坚持一些力所不及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话语权大大超过了我们的实际实力，因此很容易崩溃。我的意思是，过去几年中特鲁多试图改善对华关系，但我们的中近期利益都和美国紧密相关。美国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加拿大有很多新闻信息都来自美国，我们的媒体转载这些信息。现实情况是特鲁多未能改善中加关系，因为他担心遭到媒体攻击。加拿大媒体的反华势力很强。
　　（薛：您的意思是？）
　　我们的媒体对中国的印象并不好。如果你试图接近中国，那么他们对你的印象也会变差。这只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很奇怪但跟中国政府无关。中国人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大批买房，导致当地房价上升得很快，中国的形象因此受到影响，但这跟中国政府无关。
　　（薛：有没有改善中国形象的因素呢？）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认为这（房价上涨）有利于加拿大的商业发展。
　　（薛：中国大使的言论只是想找到我们的共同利益。）
　　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喜欢中国，但我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国际上强调多样性、包容和公平的同时，国内的集权程度越来越高，二者是有矛盾的。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人们会说中国的所作所为和她说的并不一样。尽管我在批评中国政府，但中国仍然是世界稳定的重要贡献者。加拿大人和西方人应该承认这一点。但不知何种原因，中国为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加拿大媒体报道的是中国带来的威胁。实际上，中国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很大贡献，因为这是中国领导人的追求。
　　（薛：中国如何利用“一带一路”提升竞争力？）
　　我认为这需要主办国宣传成功故事。问题在于中国做的宣传越多，相信中国的人就会越少。中国应该让主办国来协助宣传。
　　（薛：可以举个例子吗？）
　　我的例子可能是更多地宣传埃塞俄比亚取得的发展成果。埃塞俄比亚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原因在于逐步改善的国内治理和来自中国的帮助。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故事。尽管中国对其帮助很大，埃塞俄比亚还是处于从属地位。
　　委婉一点来说，埃塞俄比亚处于内陆，不想仅仅依靠中国在吉布提修建的铁路发展海运。尽管和厄立特里亚国的矛盾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但他（最近）仍然选择了和解。拒绝完全依靠中国这一因素推动了两个国家的和解进程，这对两个国家的人民有益，对该地区有益，对整个世界有益。
　　（薛：中国认为这很正常，也可以理解。）
　　这对整个世界有益。由于双方和解带来了和平，中国也没有抱怨。但另一方面，它们没有一方依赖中国。
　　10. 您可以推荐一个研究国际事务的加拿大智库的名单吗？
　　到目前为止，排名第一的是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第二是加拿大国际理事会（CIC），它只关注国际事务。另外，霍威学会（C.D. Howe Institute）也算一个，但它主要关注经济问题。另外，亚洲基金会只关注亚洲事务。加拿大没有太大型的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就关注国际问题而言，CIC比较接近布鲁金斯学会。
　　补充部分：
　　我确实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说，“一带一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国家发展的新模式。它间接地提出了新的发展模式，因为这些基础设施是由国家建设的。通过国家投资基础设施，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在模仿中国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翻版。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件坏事，因为我觉得市场经济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国家主导、一种是企业主导的资本主义。在中国之前，日本、韩国和法国都是这种混合模式。这是资本主义的遗产。因为政府和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国情和时机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所以这种竞争利于人们的发展。为了使两种模式能够并存，两个赞助者需要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竞争，而不是零和博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种积极竞争而非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一带一路”是个好东西。

来源时间：2019/2/4   发布时间：2019/2/2

旧文章ID：17917

作者：亨利•福伊 迪米  来源：FT中文网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表示，他将让俄罗斯退出冷战时期签署的一项核武器控制条约。前一天，特朗普政府说到做到，以莫斯科有违反条约之嫌为由宣布暂停遵守该条约。
　　这种针锋相对的举动实际上终止了1987年签署的旨在防范核战争的《中程导弹条约》(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近年来，由于双方都指控对方没有遵守条约以及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上升，该条约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中国不是该双边条约的签署国。
　　普京表示，莫斯科将开始致力于发展新型导弹和改造现有系统，但不会先行部署这类导弹，除非美国决定部署。
　　普京在与其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电视会议上说：“我们将拿出一个以牙还牙的对策。我们的美国伙伴们已宣布暂停遵守该条约，因此我们也将暂停。”
　　《中导条约》禁止部署射程5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从地面发射的导弹。分析人士警告说，放弃这项军控条约可能会使部署在欧洲的导弹增加并威胁到欧盟各国。
　　欧洲对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联合主席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发推文称，《中导条约》终止将使俄罗斯能够部署距地面发射装置1500公里的“卡利别尔”(Kaliber)巡航导弹。他说：“这将很快使得整个欧洲受到额外的威胁。”
　　美国国会已经为五角大楼提供了研发一款新型中程导弹的资金。但美国官员强调，美国并不能立即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否认了俄罗斯宣称美国会这样做的说法。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距离对任何新型导弹开展“飞行试验都还有一段时间”，而且美国现在只关注常规武器，而不是核武器。
　　目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表示会接收美国的中程导弹。
　　一些民主党参议员已提出法案，建议禁止白宫在没有欧洲国家同意在其境内部署的情况下斥资发展新导弹。
　　华盛顿指责莫斯科测试一款违反《中导条约》条款的新型巡航导弹。莫斯科否认了这一说法，并称美国在东欧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违反了该条约，华盛顿也予以否认。
　　双方经过几个月的谈判未能达成妥协，美国于周五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
　　普京周六表示，虽然他不想挑起军备竞赛，但俄罗斯军方应当开始致力于为一项已在运行中的导弹计划开发地面发射系统。他还指示俄国防部长“启动一项新研发，一款陆基高超音速中程导弹。”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表示，他担心《中导条约》破裂表明了美国不会寻求延长《裁减战略武器新条约》(New START)，该双边协议限制美俄持有的核弹头数量，将于2021年到期。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9/2/4   发布时间：2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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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登晨  来源：澎湃新闻

　　1月29日，美国弗吉尼亚州民主党议员凯西·陈（Kathy Tran）和其他议员联署提出议案，主张放宽对孕妇在孕晚期（third trimester）堕胎权利的限制。在议会听证时，当被问道“法案是否意味医院可以为临产（in labor）的孕妇堕胎？”Tran回答：“是的。”这一回答引来巨大争议，Tran的家人甚至收到反堕胎群体发出的“死亡威胁”，弗吉尼亚州州长、民主党人拉尔夫·诺瑟姆（Ralph Northam）也因为该提案背书面临仕途危机。
　　“Tran 提案”为何引发轩然大波？
　　堕胎（Abortion）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态中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争执根源在于美国宪法没有对“胎儿是否属于人”进行界定，反堕胎群体以“胎儿权益”归属“人权”为由拒绝堕胎，支持堕胎群体则以“孕妇人权”为由主张允许合理堕胎。虽然两派争执不下，但在政治以外的生活层面，公众对于堕胎有一定的共识：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显示，从1976年至2018年，认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合法”的比例大致在22%-34%之间，认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非法”的比例大致在15%-21%之间，约50%-60%的公众认为“堕胎在一定条件下合法”。
　　这意味着，关于堕胎，确实存在一定比例的“绝对支持”和“绝对反对”，但主流民意（最高值达60%）倾向于：在特定情况下，孕妇有权选择堕胎。
　　事实上，著名的“罗诉韦德案”精神也暗和这一民意。1969年，德克萨斯州女性Norma McCorvey意外怀孕后寻求堕胎，但彼时德州法律禁止堕胎，最终McCorvey在地下诊所非法堕胎，她随后以“罗（Roe）”为化名起诉代表德州的达拉斯县（Dallas）司法长官亨利·韦德，指控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侵犯了其“隐私权”，官司最终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于以7票赞成、2票反对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标准”，将妇女的堕胎权与孕期三阶段(trimester)一一对应：怀孕前三个月(第1到-12周)，由于胎儿不具“母体外存活性” ，孕妇可在与医生讨论后自行决定是否堕胎；怀孕三个月后（第13-23周），政府限制堕胎，但只限以保护孕妇健康为必要；胎儿具有母体外存活性后(孕晚期，第24-28周)，政府保护潜在生命的权益，除非母亲的生命或健康遭遇危险，否则禁止堕胎。根据“三阶段标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德州限制妇女堕胎权的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主张支持McCorvey的合法权利。此后，该判例在全美产生了广泛影响，“一刀切”禁止堕胎的州越来越少，各州在堕胎问题立法上普遍参照“三个阶段”标准。
　　那么，既然从法律到民意，都对堕胎有了相应的界定，“Tran提案”有何标新立异之处，以至于遭致如此激烈的反对？
　　“Tran提案”主张放宽对孕妇孕晚期堕胎的限制，其核心诉求有三个：首先，将孕晚期堕胎的“审核医生”数量从3名减为1名；其次，主张孕妇可以因精神健康（而不仅是身体健康）原因，选择在孕晚期堕胎；最后，将诊所列为孕中期（第二阶段）堕胎的合法场所，作为对有资质进行堕胎手术医院的补充。
　　该提案招致反对的主要是前两点，简单地说，“罗诉韦德案”只是给孕晚期堕胎留了可能性，但同时附以极其苛刻的限制条件，Tran想做的，是修正孕晚期堕胎的限制条件（“审核医生”的数量），同时补充孕晚期堕胎可能的发生条件（孕妇精神健康问题）。
　　“Tran提案”引来攻讦，有全美尤其是共和党在堕胎问题上走向全面保守这一时代背景。
　　近年来，美国多州出台了严格限制堕胎的法案。2015年，经时任德州州长、共和党人里克• 佩里(Rick Perry)签署，德州堕胎限制法案生效，禁止孕期20周以上的妇女堕胎，并对执行堕胎手术的诊所和医生进行严格限制。类似的，2017年底，肯塔基州年也曾试图推出“禁止孕期20周以上的妇女堕胎”的法案，虽然该法案暂时被联邦最高法“叫停”，但该州对堕胎持严重保守态度，全州只有一间诊所可提供合法的堕胎服务。
　　在此背景下，Tran逆势而动，丝毫不顾共和党执政州“孕期20周以上就不能堕胎”的声音，反而主张放宽对孕晚期（孕期24周以上）的堕胎限制，难免让共和党人觉得异常刺耳。“Tran 提案”出现后，共和党人斥之为“极端主义”，抓住机会对民主党人进行了严厉批评，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等将“Tran提案”称为“合法杀婴”（legal infanticide）。
　　“堕胎权”与2020选战
　　那么，多个共和党州近年来“从严堕胎”的举措有依据吗？或者说，除了违了共和党的意，“Tran提案”果真就罪无可恕吗？
　　据专注生育问题的非盈利组织Guttmacher Institute统计：全美年龄位于15-44岁之间的女性堕胎率，在1973年至1981年之间出现了迅速的上升（由16.3‰升至29.3‰）。然而，从1982年到2014年，这一数据呈持续下降态势，由1982年的29.3‰最终跌至2014年的14.6‰。
　　这组数字非常有趣。从账面看，2014年的堕胎率和1973年相近，但考虑到1973年“罗诉韦德案”之前，堕胎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见光”，实际堕胎率恐怕高于16.3‰，但时至2014年，全美各州堕胎合法已成主流，14.6‰的堕胎率相对符合现实。这就意味着：全美堕胎率在1973年“罗诉韦德案”后经过8年的短暂上升，此后便进入了长达20余年的下降通道，在2014年已逼近1973年低点，甚至实际上可能已经创造了历史新低——也就是说，美国并没有因为“堕胎变得自由”而发生更多的堕胎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数据均采自2015年以前，也就是说在德州、肯塔基州等堕胎限制法案生效前夕，全美堕胎率处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对“爱情冲动”的纠正和以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生活压力，是女性选择堕胎的主要动机；98.7%的堕胎都发生在孕期第三阶段以前，孕晚期堕胎原本就只占堕胎总量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上述事实可推导出两个结论：第一，部分共和党执政州主张更为严苛的堕胎法案并没有大数据作为合理性支撑；第二，备受鞭笞的“Taran提案”没有太大的现实关照意义，即原本就只有极少部分堕胎孕妇选择在孕晚期堕胎。
　　那么，既是如此细末的“提案”，何以被“广而告之”，引得共和党高层无比震怒、民主党众高层战战兢兢？这背后的根源，恐怕还在于美国国内保守主义思潮的抬头，美国两党都将“堕胎权”视作2020选战的工具之一。
　　两党都想打好“堕胎”这张牌
　　共和党人在堕胎问题上的保守由来已久，副总统、共和党人彭斯就是一位激进的反堕胎主义者：早年担任印第安纳州州长期间，他签署过8项反堕胎的法案；他是美国会中最早且最为坚定的主张取消对美国计划生育联盟（Planned Parenthood ，主张保护妇女权益、支持合理堕胎）财政拨款的议员；去年2月，他再度发声称，美国应当“回复正统（restores life in America），在我们这个时代，堕胎应当永远停止”。
　　相较而言，总统特朗普对于堕胎虽然持保守态度，但其并非坚定的反堕胎主义者，“Tran提案”事件发生后，他仅用“糟糕”（terrible）来表达不满，对此，保守派媒体Conservative Review特意撰文《要赢下2020大选，特朗普必须对堕胎更强硬》（Trump must be stronger on abortion to win in 2020），批评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曾对堕胎“不够强硬”，提醒总统“从2020大选的全局出发”，坚定“反堕胎”立场。
　　与共和党不同的是，民主党始终主张保障女性合法堕胎权利。但受过去几年美国多州在堕胎问题上趋向保守的影响，民主党此次对于“Tran提案”也表现出高度的警惕：曾经与Tran联署提出该议案的民主党议员纷纷以“没有细读提案”为由退出联署；目前表态参选2020总统大选的民主党人士均对此表态谨慎、生怕踩雷，众议院议长南希则直接回应称“不清楚事态”；自由派媒体《纽约时报》“Tran提案”描述为两党2020大选的首战，《华盛顿邮报》也无不担忧地指出，拉尔夫·诺瑟姆（Ralph Northam）在“Tran提案”上的立场只会为特朗普连任提供助力，提醒目前表态参选2020的民主党人在该问题上“谨言慎行”。
　　也就是说，以共和党传统势力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群体，不管判例或实际堕胎率的走势，都一如既往地坚持“反堕胎”这一原教旨主义，不容许任何形式堕胎行为的存在；而民主党虽主张保障妇女堕胎权益，但根据不同的时势情状，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但两党都明白，“堕胎权”是一张牌，必须打好，围绕这张牌的博弈，在2020总统大选前夜，只会更为明显、激烈。
　　沦为炮灰的合理堕胎权益
　　在这一政党博弈中，Tran和她的提案一起，沦为了炮灰。没有人关心她到底想说什么，也不会有人关心她说的到底有没有合理性，但几乎所有人都会重复“孕期第三阶段堕胎是反人类的”——尽管该阶段堕胎的合理性，早在“罗诉韦德案”中就得到了伸张，且Tran并未主张无条件的孕期第三阶段堕胎。
　　一并蒙灰的，还有主张维护妇女合理堕胎权益的声音。事实上，美国多州出台严格限制堕胎法案后，全美堕胎权益保护组织曾于2016年发起一项运动，在全美范围内调配诊所和医生，鼓励具堕胎手术执业资格的医生去外州支援人手不足的诊所。
　　今年1月24日，《洛杉矶时报》以《60小时，50次堕胎：一个每月往返于德克萨斯州诊所的加利福尼亚医生》（60 hours, 50 abortions: A California doctor’s monthly commute to a Texas clinic）为题，讲述了一位加利福尼亚医生每月乘坐飞机去德州达拉斯县的诊所提供堕胎服务的经历。该医生说，全美约有1700家诊所每年为超过100万孕妇提供堕胎服务，在加州，有150多家诊所提供堕胎服务，只有5%的人居住在未配备堕胎服务诊所的县市，而在德州，相应的数字分别是“少于20家”和“43%”；医生说自己很清楚所谓的“堕胎危险告知书”是“伪科学”，“除了干扰患者外一无是处”，但德州法律规定医生必须照念，以至于她现在可以“全文复诵”；在堕胎动机上，绝大多数患者都将堕胎视作一次“弥补错误”和“重新开始”的机会。
　　该报道的作者 Soumya Karlamangla援引“全美堕胎联盟”（National Abortion Federation）的数据说，自1990年以来，已有11名提供堕胎手术的医生被反堕胎主义者攻击致死、26人被攻击致残，部分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加装了金属探测器、防弹玻璃并配备保安。而这位从加州来德州支援的医生，也从未得到过来自家庭的祝福：他的父亲曾以“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为要挟阻止她去德州执业。
　　笔者注意到，在Soumya Karlamangla赴达拉斯县跟踪采写的全程中，这位医生始终没有露脸、没有留下姓名。巧合的是，当年的“罗诉韦德案”，也正是发生在达拉斯县，案件的女主角“罗”也只是一个化名——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近50年。

来源时间：2019/2/4   发布时间：2019/2/3

旧文章ID：17915

作者：李佩  来源：澎湃新闻

　　一度停滞的美朝无核化谈判，在第二次“金特会”召开前夕，据称开始取得了一些实质进展。
　　《联合早报》2月2日报道，美国政府表示，已做好了结束朝鲜战争的准备，也无意进攻朝鲜，但是朝鲜必须全面申报其核设施，让美国了解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项目，这样朝鲜半岛才有望实现长期和平与稳定。
　　上述立场是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比根，于本周四（1月31日）在斯坦福大学沃尔特·肖伦斯坦亚太研究中心主办的讨论上发表演讲时透露的。他表明，华盛顿愿意采取“许多行动”来改善美朝关系，以及说服平壤放弃核武器，但同时也要求朝鲜必须做出弃核的实质行动。比根列出了一长串清单，罗列了朝鲜最终需遵守的各种要求，比如针对核设施和导弹试验场的专家进入和监督机制。
　　在第三国账户中预存数十亿美元？
　　比根此番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是他担任朝鲜政策特别代表五个月来，首次发表的公开演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月1日报道称，比根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都深信，现在是结束朝鲜半岛70年战争与敌对状态的时机。
　　“美国不会攻打朝鲜，我们也不谋求推翻朝鲜政权。”相反的，美国会协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建设“更光明的未来经济”， 比根说。但是他也强调，在朝鲜实现无核化之前不会放松对朝制裁，但若朝鲜实现无核化，美国会研究最好的投资方案。比根还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即在无核化实现之前，美国对朝鲜的制裁维持不变，也不会撤出在韩国的28500名驻军。
　　至于何为“更光明的未来经济”，比根没有详述。差不多与比根的演讲同时，韩国媒体披露了美朝两国可能达成的秘密协定——一项在美朝面临信任赤字的情况下或仍能鼓励双方采取行动的协定。
　　据韩国《中央日报》1月31日报道，美朝两国为推动朝鲜无核化进程，开展了“补偿萨拉米”磋商。报道称，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史蒂文·比根向朝鲜提议，通过开设委托付款（escrow）账户进行经济补偿，这或是朝美两国秘密协商的方案。
　　所谓“补偿萨拉米”，即指在韩、日、欧盟等有关国家在与美国协商之后，将数十亿美元的现金预存至第三国的账户中，每当朝鲜拿出具有实质性的无核化举措时，便从账户中取出一定金额的现金作为应对措施和补偿金。（萨拉米是南欧的一种香肠，《中央日报》报道称，朝鲜一直主张阶段性无核化，对无核化进程进行细化，使补偿实现最大化的“无核化萨拉米”；对此，美国提出针对朝鲜无核化进度进行补偿的“补偿萨拉米”。此处“无核化萨拉米”、“补偿萨拉米”，应指如切香肠那样分阶段无核化，每完成一个无核化步骤，美国即给予一定补偿。——编者注）
　　《华盛顿时报》1月28日也曾报道，比根在秘密工作会谈上向朝鲜解释了这一方案，并试图说服对方，报道中没有提及朝鲜对此作出的反应。哪些国家往第三国账户存入资金，这估计也将会是国家间多次争论的焦点。
　　对此，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生认为，朝鲜过去的思路是弃核换补偿，金正恩执政后，主要目标是弃核换安全。“朝鲜现在希望的是安全保障，和平体制的建立和美朝关系正常化。安全有了保障，就为发展经济提供了好的环境。”他分析道。
　　美国“软硬兼施”
　　对于朝鲜来说，美方表态不会入侵朝鲜，同意考虑结束朝鲜战争（签订“终战协定”）无异给朝鲜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从特朗普上任开始，美国对朝鲜一直秉持一边释放接触信号，一边强力施压的政策。
　　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美国一直坚持的立场是要求平壤实现“完全、可验证、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目标。比根也在演讲中强调，在完成无核化过程中，朝鲜必须全面申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项目的内容，同时双方须达致共识，根据国际标准对主要设施进行核查，并对核物质、导弹武器、发射设备采取完全拆除或摧毁措施。
　　此外，在本周二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全球威胁评估(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听证会上，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吉娜·哈斯佩尔（Gina Haspel）指出“朝鲜的威胁与一年前一样依然存在”，她还针对洲际弹道导弹(ICBM)表示：“朝鲜政府正在专注于开发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的远程核武装”。对此，韩国《中央日报》1月31日分析称，美国情报上层公开提出“朝鲜弃核怀疑论”或许有双层意味，除了提醒特朗普不能“绥靖”，同时也是继续在向朝鲜施压。
　　另据共同社1月31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朝鲜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近期将汇总的报告中，将把朝鲜尚未放弃核与导弹开发写入其中。
　　比根在1月31日的演讲中指出过去25年的谈判显示破局的可能确实存在的同时，也不忘强调美朝外交磋商如果最终失败，美国也有其他应急准备。
　　“相对朝鲜，美国实际上还拥有不少牌可以打。” 在谈及美国和朝鲜博弈的砝码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刘鸣此前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分析称，美国可以像此前一样对朝鲜的煤炭和石油进口进行限制，可以对朝鲜的一些贸易账户进行金融制裁，或者将朝鲜继续列入支恐名单，这些都将对朝鲜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尤其在朝鲜决定将发展经济作为国家中心任务之后。
　　朝鲜愿意作何种让步？
　　在美国作出愿意以行动对行动姿态的同时，朝鲜愿意做出何种让步也尤为关键。刘鸣对澎湃新闻分析称，美朝很有可能在第二次金特会上取得一些具有实质性的成果，朝鲜要想达到自己的目标也必须向美国展示相应的诚意。
　　韩联社1月31日曾报道，熟知朝美谈判内情的韩国外交部高官1月31日透露，朝鲜和美国将在筹备第二次首脑会谈的工作会议上优先讨论拆除宁边核设施。此前，朝鲜曾在去年9月的韩朝首脑联合宣言中表示，有意在美方采取相应措施时，不断采取永久废弃宁边核设施等新的措施。
　　该消息人士表示，既然朝鲜主动提出（废弃宁边核设施），这将成为讨论的焦点，随后谈别的问题。长久以来，宁边是朝鲜所有核活动的基础和中心，因此韩美双方都认为宁边弃核是走向完全无核化的重大进展，美方有望采取更多力度更大的相应措施。
　　对此，比根在演讲中透露，除了宁边核设施，朝鲜或可以做出更大让步。比根称，朝鲜去年10月间已向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承诺“拆除并销毁”所有铀和钚浓缩设施，而不仅是先前宣布的宁边设施。“如果我们在核武器方面做出正确的事，朝鲜半岛将有更大的可能建立起永久和平机制。”他说。
　　对于去年新加坡“金特会”后美朝无核化谈判停滞不前的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则似乎一如既往地乐观。在谈及第二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31日也在白宫办公室向媒体乐观地说，美朝谈判正取得巨大进展，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会晤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也已经确定，将在下周对外公布。
　　特朗普说：“他们很想举行会谈。我想他们真的想完成一些事，我们将拭目以待。”路透社1月31日报道称，预料特朗普还将于2月5日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宣布更多此次峰会的细节。此前，据彭博社报道，美朝双方已经商定在越南的岘港举行第二次美朝峰会。
　　围绕第二次“金特会”的各方联动也在不断铺展开来。韩国外交部官员2月1日表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韩方团长、外交部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李度勋将在下周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双方将就筹备第二次金特会的朝美工作会谈交换意见。

来源时间：2019/2/4   发布时间：2019/2/3

旧文章ID：17914

作者：楚团长  来源：饭统戴老板

　　如果有人在1999年11月14日凌晨4点路过离故宫不到20分钟车程的王府饭店，兴许就会看见在森严的戒备中，十几个西装革履的美国人正在挨个把行李搬上挂着外交牌照的专车，急匆匆地准备离开。但在车队即将出发之际，美国人似乎突然改变了主意，又把车上的行李一个接一个地搬了下来。
　　这群人是赴华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团，带头的人名叫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一个小时前，她的副手约见中方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声称“双方分歧越谈越大”，没必要继续谈了。但在王府饭店门口演足戏之后，这个喜欢佩戴精致丝巾的女强人在凌晨5点再次回到谈判桌前。
　　也许巴尔舍夫斯基自己都没有预料到，36个小时后，她又将与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Gene Sperling）一起躲在东长安街2号外经贸部二楼签字室旁边的一个女厕所里[1]，再一次拨通了克林顿的电话，她看着斯珀林难掩兴奋地说，“总统先生，世界上最艰难、最伟大的谈判结束了。”
　　在铺天盖地的新闻里，人们更愿意用“世纪谈判”来称呼那场历史事件。美国驻华大使馆、王府饭店和外经贸部大楼构成的方圆5公里，吞吐和吸纳着媒体的无数猜测与想象。而笼罩北京城的不单单是关税、贸易、开放这些概念，还有南联盟大使馆上空的疑云和席卷加利福尼亚的“朱旋风”。
　　谈判桌背后的36个小时，勾勒着两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力量长达几十年的博弈。
　　1. 死局
　　如果一切顺利，巴尔舍夫斯基在11月14日这天应该可以抽出空来，看看故宫和王府井。
　　按计划，美国大使馆本应在这天凌晨——也就是中国加入WTO第25轮磋商的第五天向媒体发布消息，但在凌晨三点，巴尔舍夫斯基的副手、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卡西迪(Robert Cassidy)跟龙永图撂了一番狠话，美国代表团随即在王府饭店上演“欲离还休”，没有任何消息留给苦等一夜的媒体。
　　两天前进行的谈判并没有让双方给彼此留下什么好印象，焦头烂额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没能控制好情绪，忍不住向中国谈判团怒吼：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中国将“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能加入世贸。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随即拍案而起[3]，“中国人害怕外国人发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1月14日凌晨5点，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再一次坐到石广生面前，继续谈判。双方体力早已透支，但仍然毫无进展。
　　下午四点，克林顿的专机正在做着最后的调试工作，等待两个半小时后的欧洲之行。巴尔舍夫斯基向面露疲态的石广生下了最后通牒——必须要在克林顿总统到达欧洲之前达成协议，以便总统在出访前对外宣布结果，否则美方代表团就要在15日上午离开北京，并宣布中止谈判。
　　这意味着留给中国的时间只有不到24个小时。
　　60岁的石广生显然没有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摊牌做好准备。前一天晚上，他跟总理以及十几个部长开会开到凌晨三点[5]，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凌晨五点开始的新一轮谈判，下午就接到了美方近乎要挟的通知。石广生深知，此时哪怕是一点点失误，都会让前面十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
　　其实中国在1986年7月正式提出“复关”申请后，入世谈判一度非常顺利。
　　按照“关贸”以及后面世贸组织的规定，所有成员国都有否决权，因此当一个国家提出加入申请后，需要跟成员国逐一进行谈判。每个国家的诉求不一样，比如冰岛的焦点是鱼类、厄瓜多尔的焦点是香蕉、马来西亚的焦点是棕榈油，搞定这些国家并不难，最难攻克的是美国。
　　中美之间涉及了6000多个税号的产品，而根据非歧视性原则，双边谈判的成果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因此大部分成员国都乐意见到美国对中方的高价勒索。
　　但毕竟当年正值中美十年蜜月期，那是黑鹰直升机都往中国卖的基情燃烧岁月，冷战的地缘政治让两国紧密合作，中美谈判一度出现了比较好的势头。1988年外贸部讨论复关工作，李岚清、沈觉人等几位领导都对谈判的进展表示乐观，当时会议气氛热烈，大家谈笑风生[4]。
　　1989年5月的中美磋商后，中国似乎已经踏在了关贸的门槛上。但一个月后所有事情都改变了，按部就班的谈判变成了艰难的鏖战。这是一个漫长又痛苦的过程，没有柳暗花明、没有峰回路转，也没有“小球转动大球”这样的神来之笔，只有无穷无尽的相持与对峙。
　　十年之后，同样的困境摆在了石广生面前。面对巴尔舍夫斯基的“最后通牒”，石广生要求先跟朱镕基总理通个电话。但还没等石广生打完电话回来，美方代表团就急匆匆的要离开，外经贸部的一位司长追出去问你们去哪儿？驻华使馆临时代表麦克海随口说我们去接总统电话，马上就回来[6] 。
　　中美谈判过程最吊诡的一幕出现了：美方代表团径直离开了外经贸部，为了躲开记者们长枪短炮的追踪，车队从侧门兵分几路撒开腿就跑[7]。 此后，代表团仿佛从空气中蒸发了一样，再也联系不上。不管是通过外交部联系驻华大使馆，还是石广生把电话打到王府酒店，都找不到人[6]。
　　躲着中方谈判人员的斯珀林，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拨通了克林顿的电话，汇报道：中方作出了一些让步，但现在谈判局势又恶化了，美方是否也作出对应的妥协，以便让谈判顺利完成[7]。在飞往土耳其途中的克林顿很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你们已经竭尽所能了。”
　　于是在11月14日下午6点，一群美国人在北京城“消失”了。
　　2. 拉锯
　　这种“掀桌子甩脸子”的桥段，是美国代表团的传统表演项目，在长达几十年的中美贸易谈判中，上演过多次。
　　1992年10月10日，中美就301调查的贸易谈判到了最后一天。午后，美方副代表突然说不谈了，首席代表Hills要去欧洲开会，三点半要上飞机。中方代表佟志广神情自若：不谈拉倒，并马上要求在谈判记录记上：美方中止谈判。然后说：没别的事的话，我们就直接对媒体宣布谈判结束吧。
　　会场一片寂静，对方副代表退出会场去请示，过了一会回来说，Hills推迟了动身，四点半再走。实际上当天Hills一直到夜里11点45都没走[8]。佟志广陪美国人熬到午夜，最后美国人绷不住了，同意将“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定》”这句话原封不动地写进了协议。
　　冷战结束后，中美蜜月期一去不复返。1991年，美国两次对中国发起了301调查，4月份针对“知识产权”，10月份针对“市场准入”。并且宣称如果不能在1992年底前达成协议，就将针对39亿美元的商品发起惩罚性关税。上述佟志广跟Hills的谈判，就是针对“市场准入”的301调查。
　　在那些年的谈判里，中美一直在反复拉锯，留下不少语录和故事，比如吴仪怒斥的那句：“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不过除此之外，谈判的进展并不大。中国原本期望在1994年底前复关，但因美国的重重阻挠未能实现。
　　1997年主席访美，在夏威夷、华盛顿、费城等地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影像和故事。在访美期间，中方要求克林顿做出承诺，在1998年底前接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此美国总统表示将“在不违反有关规则的情况下尽全力促成此事”，一度陷入停滞的中国入世谈判似乎重新看见了希望。
　　这种美好的氛围在1998年下半年再次遭遇杂音，尤其是大张旗鼓的“考克斯报告”。
　　1998年，美国国会成立了“对华技术转让特设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考克斯（Christopher Cox）炮制了一份长达700多页的所谓“对华技术转让报告”，报告信誓旦旦的宣称，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向中方透露了W88核弹头的关键技术。
　　在前苏联尸骨未寒的年代，煽动性的语言，莫须有的揣测，加上“核弹头”这样性感的词汇，总能够迎合大众对“冷战”的想象，再配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挺的中国经济，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反感迅速蔓延开来，媒体上充斥着口诛笔伐。二十年后，这套动作原封不动地被施展在华为身上。
　　事后看，这些指控基本都落空了。1999年12月，四位斯坦福大学教授发表研究反驳考克斯报告[9]，认为“语言充满煽动性，部分证据和结论毫无根据。”2000年，无法被定成间谍罪的李文和获释，美国司法部和能源部赔了他89.5万美元，《纽约时报》在内的5家媒体赔了他75万美元。
　　但在当时的那个时间点，这些事后的纠正并无出现的端倪，舆论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中美谈判再次遭遇寒流。
　　这种寒流跟美国两党斗争不无关系。1998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在莱温斯基案中也未能如愿，于是攻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便成为了共和党2000年大选的重要筹码。在这种背景下，克林顿期待通过邀请中国总理访华，来缓解国内的反华情绪，就像两年前中国做的那样。
　　只是这项备受瞩目的访问从一开始就被白宫染上了一层荒诞的底色。1999年3月26日，即在北约发动针对南联盟军事行动的第二天，白宫方面急匆匆的宣布了朱镕基将于4月6日造访美国的消息，但媒体向中国外交部发言询问时，并未得到证实，直到4月2日，外交部才正式宣布了总理的行程。
　　那天晚上，朱镕基在紫光阁接受了道琼斯公司董事长康比德夫妇的采访，他说：“别搞错，中国不是乞求加入世贸组织，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加入世贸。为争取加入世贸，中国努力了13年，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离开世贸就活不下去了。过去13年的历史证明，我们可以活下去，而且越来越好。”
　　尽管面对媒体态度依然强硬，但当时朱镕基已经考虑就条款作出让步，他向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透露[7]，中国决定开放市场，包括电信、保险和农业等领域，以加入WTO。时值中国的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朱镕基有意以开放倒逼改革，决定在上述领域给予美方超出预期的谈判条件。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对外的利益让步，都会面临内部的争议，即使这种让步会在未来得到十倍百倍的回报。因此在跟康比德夫妇的那场采访中，朱镕基还说了一句话[16]：“这次访美是两面不讨好，一些美国人不欢迎我，而一些中国人不要我去，我面临的是非常困难的工作。”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朱镕基带着吴仪、石广生、龙永图等人启程了。1999年4月6日上午9点30分，专机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当天大雨倾盆。
　　3. 虎穴
　　朱镕基要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美国。他一下飞机就宣布中美就农业合作达成协议，作为农业出口大州加州人立刻对这位倒八字眉老人充满了好感，朱镕基调侃到“你们加州的参议员范恩斯老太太每次访华都要谈加州的柑桔出口问题，谢天谢地，从今往后终于不用再谈了。”
　　不拿演讲稿的朱镕基幽默、犀利并且真诚，他向美国人留了个悬念“我们给出了非常好的出价”。当美国记者打听具体细节时，他又卖了个关子，“现在不能透露，否则巴尔舍夫斯基知道了，她又要提出新的条件。”谈判代表龙永图大有深意的向媒体表示“如果美国再不满意，会后悔很多年。”
　　朱镕基的坦率和真诚在加州刮起了“朱旋风”，与此同时，克林顿在华盛顿为中国总理的到来做最后准备。他向政界和舆论界呼吁：不要让对华政策成为“总统大选驱使的冷战”。美国总统试图让他的国民相信，让中国以“合适的商业条件”加入WTO，对美国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美国政府向来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盛顿分成了两派：
　　赞成达成协议的方面主要是长期与中国打交道的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杰。他们已经看到中国人确实做出了让步，劝诫应该“见好就收”，不该让朱镕基空手而归。
　　反对达成协议的方面主要来自经济界，财政部长鲁宾、商务部长戴利和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他们相信拖一拖可以从中国人手里拿到更好的报价。财政部长戴利坚持要求中国向外国经济公司开放证券市场，并允许外国银行向中国人提供汽车贷款。
　　反对派在争执中占据了上风，克林顿最终决定不与朱镕基达成协议。他要求巴尔舍夫斯基向中国方面提出新的条件，增加保护美国纺织业的条款，以讨好美国纺织重镇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纺织是中国产能过剩最严重的产业，扩大对美出口对中国至关重要。
　　巴尔舍夫斯基明白朱镕基不可能答应，但她别无选择。朱镕基对此并不知情，当他抵达华盛顿时，负责接机的龙永图相当乐观的报告，“差不多了”。 在4月8号的宴会上，歇了口气的总理以一种美国式的直率结束了致辞，“I love Chinese people，I love American people.”
　　但在当天晚些时候，在中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美国在其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网上发布了其单方面起草的《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谈判情况的联合声明》，附在其后长达17页的附件将诸多中方并未答应的美方要价公布于世，并称之为谈判结果，企图逼迫中国就范。
　　其中关键的一条是带有歧视性的一般保障条款，这是针对中国的特殊反倾销条款，一旦实施，中国的纺织等行业的命门将被掐在美方手中。这将朱镕基和他的谈判代表团逼入死角。对此吴仪愤怒的说：这不是中国加入WTO的协议，在加入WTO前，中国所承诺的出价都不能算是同意。
　　这是朱镕基此行“最黑暗的一天”。根据《他改变了中国》一书里的说法，这份《中美联合声明》被立即翻译后分发到了中国高层领导人手里[11]。反应就像是6级地震，谣言愈传愈烈，有人以为朱镕基已经同意了美国公布的条款，愤怒质疑，“老朱怎么能做这种事？”
　　吴仪与她的老对手巴尔舍夫斯基立即开启了针尖对麦芒的谈判，但此刻双方都已经没了退路，一场厮杀在所难免。
　　4月9日，华盛顿的各界人士在拉德饭店举办了盛大的晚宴，朱镕基迟到了一个小时，他解释道：“今天是个terrible day，你们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迟到吗？因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问题上出现了麻烦。估计此刻我们的吴仪国务委员和她的美国谈判对手正在吵架。”
　　朱镕基接着袒露自己的无奈，“中国已经做出了极大的让步，我们也认为应该做这样的让步，引入竞争机制对对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但我们只能step by step（一步一步来）。现在美国还要我们做出更大的让步，我不是担心要下台，我担心的是即使我签了这个协议，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
　　他用一句半玩笑半认真的话收尾：“你们既不卖计算机给我们，又不卖卫星给我们，什么都不给。难道只想卖小麦和橘子吗？当然我们光吃小麦和橘子也能活下去，但我们没办法过得更好啊。”
　　在另外一边，两个女人的交锋便没有这么文质彬彬。谈到凌晨2点，等在外面的记者听到消息，巴尔舍夫斯基准备撤了，谈判濒临破裂。吴仪并不示弱，称中国总理将于明天离开华盛顿，言外之意是中国人不怕空手而归。巴尔舍夫斯基自知要给总统和媒体一个交代，又坐下来继续谈。
　　经过通宵达旦的唇枪舌战，破晓时分，巴尔舍夫斯基走了出来，她本就颧骨高一脸苦相，现在满脸倦容更显得衰老。一个在场的中国记者感叹“如此憔悴，面容变化了很多，都有点儿不敢认了。”
　　在4月10日朱镕基一行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刻，双方重新对外发布了新的《中美联合声明》。美方承诺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99年加入WTO，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朱镕基总理和克林顿总统达成协议的新闻。这让中方多少找回了一些颜面，但真实的裂痕，双方都心照不宣。
　　听从了强硬派意见的克林顿，此时反而受到了媒体界和产业界的诘问。大公司们几乎是在向他的经济顾问斯珀林咆哮，记者们则火力全开：“他入主白宫以来最后悔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勾搭了莱温斯基，一个是拒绝了朱镕基。前者证明了总统的无耻，后者则证明了总统的无能。”
　　局促不安的克林顿在朱镕基即将离开美国之际，先后打了两个电话向他表达歉意，希望能够立即和中国签署协议，甚至可以派人随中方到加拿大去签合同。察觉到转机的朱镕基希望把这种重要时刻带回国内，他向美国总统示意，美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派人到北京去谈判。
　　1999年4月14日，朱镕基的专机从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起飞，离开美国。双方的贸易代表或许已经在期待在北京的谈判。但此时离三枚炸弹击穿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屋顶，只剩下短短的24天了。
　　4. 破冰
　　1999年11月14日晚上，美国代表团“人间蒸发”，谈判陷入死局。人们无从得知，斯珀林是否会为他几个月前的锱铢必较感到后悔——朱镕基的访美被认为是中美世贸谈判距离达成协议最近的一次，但作为强硬派的他，牵头给朱镕基制造了“最黑暗的一天”，搞砸了一切。
　　不辞而别的美方代表团，也让中国谈判代表们感到气愤，这算什么意思呢？他们相互约定，谁也不能向美方示弱。不过龙永图还是打听到了美国人的动向：据酒店礼宾部说，美国人决定第二天早上坐十点飞机启程回国，要求安排开道车，然后有些人去泡酒吧了，有些人去逛商场了[10]。
　　这天夜里，无论是美国的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还是中国的龙永图和石广生，都已经准备好了接受一个无功而返的结局。
　　六个月前，参与中美贸易谈判的相关人员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戛然而止。当时中国国内群情激奋，愤怒的群众自发地前往美国大使馆示威，高喊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在华的美国大企业人人自危，学英语的民营教育机构新东方遭遇了成千上万名学生要求退款，几乎倒闭。
　　危机发生后，克林顿打电话给国家领导人，请求继续进行贸易谈判。我方表示，在当前的氛围下进行WTO谈判时不适宜的。
　　转机来自意外的插曲，在1999年夏季的美国女足世界杯上，中国女足连胜5场杀入决赛，对手正是美国队。在克林顿看来这是天赐良机，他决意效仿周恩来和尼克松导演的那场“乒乓外交”。美国总统亲临现场观看了决赛，并在赛后第一时间用夸张的语气向中国表示了祝贺。
　　随后在上海举办的全球财富论坛吸引了大量美国的商业领袖，他们纷纷表态看好中国。百事可乐董事长表示“要让每个中国人喝一罐百事可乐”；通用汽车总裁展望未来称“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财富》杂志的编辑们则更加直接，“欲独霸世界，先逐鹿中国”。
　　在这样的氛围下，双方高层才开始重新频繁接触。8月和11月，克林顿先后两次致电国家领导人，希望能够尽快和中国恢复谈判。这才有了11月的巴尔舍夫斯基率团访华，双方此时的分歧在于，美方认为可以抓起4月8日朱镕基访美时的协议就跑，而中方则觉得过了这村没这店，一切必须推到重来。
　　双方此时的分歧点已经非常清晰：美方要求在保险和电信行业拥有持股51%的权利、取消化肥的专营贸易、拥有15年的反倾销条款和特殊保障条款、以及音像制片的出版和发行权利。同时，中美的文化差异也在给谈判制造障碍，比如中方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但不允许留下文字，美方则表示不可理喻。
　　中美文化差异在两国谈判的历史上闹出过好多笑话，比如翻译直译了佟志广讲的“成竹在胸”一词，美方代表以为他胸里长了一根竹子，疾呼赶快送医院；李岚清引用孙悟空大闹天宫比喻中国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西方媒体严肃地引用：假如中国如果无法入世，就将变身巨型猩猩示威。
　　龙永图是少数能够弥合这种文化分歧的中国官员，这位从贵州走出的外贸悍将身上始终保留了大山人的耿直与倔强。这使得他在有的时候显得不够圆滑，他有过当着外国谈判对象的面训斥有人是“部门利益的代表”；他也有过让傲慢的美国官员滚出自己的办公室；他甚至还放过朱镕基的鸽子。
　　据追踪报道加入世贸的白岩松回忆，龙永图长期只有一套高级西装，每次回到办公室都很仔细的挂好。在海外谈判很少去逛商场，因为买不起，感觉丢了面子。早年在日内瓦参加谈判，主办方给他定的套房，他都要晚些时候悄悄去退了换单间，好为国家省点外汇。
　　长期外交和贸易经验，让龙永图成为谈判的关键人物。11月14日夜里，朱镕基总理亲自给龙永图打了电话，指示他跟美方代表联系。
　　电话里的朱镕基说，不管是否能够达成协议，明天还是要按照惯例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后来，双方对如何重新建立联系的过程出现了回忆分歧：龙永图声称是美方副谈判代表卡西迪主动要求从早晨三点半开始会晤，但斯珀林坚称是中方邀请他们去外经贸大楼，还不透露目的。
　　但无论如何，在11月15日凌晨三点半，中美谈判代表再一次回到了谈判桌上。没谈多久，龙永图就发现了异样：美国谈判代表团提议把这些年达成的500多页协议逐一校对，严谨到每一个标点。他敏感地意识到，美方是有意愿达成协议的，“应该给最高决策层传递这一重要的信息”。
　　没有太多犹豫，他决定打一个越级电话。
　　5. 落锤
　　11月15日早上6点，龙永图给朱镕基办公室打电话，被告知昨天总理和美国国务卿一直聊到晚上三点半，还没有起床。到了七点钟，龙永图打了第二个电话，这一天中国正在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果还找不到总理，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此时谈判桌上双方已经准备鸣金收兵了。
　　九点半，龙永图接到了他期待已久的电话，他几乎是从会议室跑着出去。朱镕基语气严肃的问他：“龙永图，你跟美国人谈了这么多年，你给我一个判断，美国人这次到底愿不愿意签？”龙永图不顾后果的向总理做了承诺“根据我跟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是愿意签的。”
　　朱镕基问：“你有什么证明？”龙永图回答道：“他们已经开始校对文本了，校对文本说明他们准备签了。”
　　朱镕基用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告诉龙永图：“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你一定要和美国人谈成，不要把他们放跑了。”龙永图心里有了底。
　　更大的专机出现在上午10点。吴仪来到了外经贸大楼，告知中方谈判的主将们，朱镕基总理已经来到了谈判现场。龙永图后来回忆称他先向总理汇报了当前谈判中最主要的分歧点，作为世界上可能是最了解世贸具体情况的总理，朱镕基随即表示：由他亲自来和美方代表谈。
　　如今互联网上四处可见这次谈判的野史，比如朱镕基在最关键时刻怒斥龙永图不要再递条子。但其实能让步到什么地方，朱镕基和龙永图心中都早有计量，只等待最后的拍板时刻。《朱镕基讲话实录》是公开资料中唯一详细描述了总理跟美方谈判细节的资料，其实没那么多传奇性。
　　在谈判中，朱镕基亲自拍板了日后备受争议的“特殊保障条款”15年的期限。所谓特殊保障条款，即当美方判定中国对其的出口造成了美国国内产业受损时，可以针对中国出口产业进行限制配额和提高关税。中方此前一度要求这一时限不超过5年，但美国国会则坚持时限必须达到20年以上。
　　这一日后备受争议的条款，换来了美方不再要求对电信和保险行业持股超过51%的妥协。在音像方面，中国承诺日后每年进口20部美国电影，但驳回了美方在中国出版、制作、发行音像以及对电影院控股的要求。斯珀林在15号早上临时起意的要求中方放开化肥的专营，中方予以了坚决的反对，但放开了美方银行在国内汽车信贷业务上的限制。
　　双方亮出几乎所有底牌后，巴尔舍夫斯基随后在请示了克林顿后，旋即决定与中国达成协议。
　　记者们已经在外经贸部大楼外面蹲守了整整六天，或见巴尔舍夫斯基眉头紧锁的出来，或见石广生、龙永图面无表情的踱步，但具体的进展一所知。11月15日这一天是周一，新华社记者刘兵发现来了许多港澳和外国记者，他们消息比较灵通，刘卫兵意识到今天可能会出大事。
　　中午，一位新闻官出来说话“今天别走”，记者们恍然大悟，手快的人已经开始准备写新闻稿。当天下午港股气势如虹的开始拉升，红筹股指数大涨近2%。
　　下午2点50分，外贸部一位姓胡的官员向中外记者宣布，中美双方将在一个小时内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记者们纷纷做好了向签字大厅冲锋的准备，一位香港报社的记者在不停的打电话联系外贸部的同学，“我怕待会挤不进去！”
　　3点25分，不知哪位官员喊了一声“可以过……”，话还没说完，记者们就蜂拥而入，《中国日报》的著名记者徐金星还摔了个大跟头。没在大厅里抢到好位置的女记者，脱了高跟鞋直接爬上了外贸部的真皮沙发。记者们熟悉的官员陆陆续续的走了出来，一位中方女代表已经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3点48分，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副部长龙永图、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斯珀林和三位身着红装的礼仪姑娘站到了大厅北侧。两分钟后，他们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焦灼而紧张的36个小时结束了，自此中国的入世之旅已经是轻舟已过万重山。2001年11月21日，这个庞大古老却又生机勃勃的国家，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6.  序章
　　在中美谈判落锤的666天之后，两架飞机撞上了纽约的世贸大厦，美国战略全面转向反恐；与此同时，凭借融入全球贸易网络，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重化工业进程，从2001年的世界第六大出口国，花了8年时间就跃居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并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更重要的是，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人民的勤奋和智慧，在全球贸易体系里得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定价。
　　这里面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得到了改变：他们或是在东莞的工厂里打工攒钱，或是在昆山的仓库里跟踪订单，或是在省际的高速上驾车运货，或是在深圳的写字楼里熬夜加班……这些普通中国人的勤奋、坚韧、智慧、磨难串联在一起，就是中国奇迹最重要的部分。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1999年那惊心动魄的36个小时，开启了一扇历史的大门，中国人融入世界的努力，还远没到结束的那一天。

　　参考资料：
　　[1]. 石广生回溯中国入世的艰难历程，21世纪经济报道，2011
　　[2].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凌志军，2003
　　[3]. 中国加入WTO谈判历程，石广生，2011
　　[4]. 世纪谈判：在复关和入世谈判的日子里，王毅，2007
　　[5]. 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回顾，《百年潮》，2009
　　[6].  朱镕基讲话实录，朱镕基，2011
　　[7]. 中国入世全景写真，中国言实出版社，2001
　　[8]. 佟志广：艰难的入世谈判，王春元，2009
　　[9]. The Cox Committee Report: An Assessment, CISAC,1999
　　[10]. 龙永图《论道》系列视频，2015
　　[11]. 他改变了中国，罗伯特劳伦斯库恩，2005
　　[12]. 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李岚清，2010
　　[13]. 佟志广谈中国加入WTO，佟志广，2003
　　[14]. 朱镕基总理决断中美谈判的故事，赵忆宁，2011
　　[15]. 大国的较量：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纪实，吴海明，2009
　　[16]. 朱镕基接受《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必德采访，1999

来源时间：2019/2/2   发布时间：20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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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晶  来源：界面新闻

　　当美国总统少赚了“很多钱”、必须要修美墨边境墙、自己不是穆勒“通俄门”调查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谈到了内政外交、是否继续参选总统等各类话题。
　　应特朗普的邀请，《纽约时报》于1月31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特朗普进行专访。特朗普此前多次在Twitter上发文指责该报为“堕落的”媒体。
　　墙必须修
　　在引发了联邦政府停摆长达35天的美墨边境墙预算问题上，特朗普重申了自己的立场：“我们会把墙修好。”
　　从去年12月开始，特朗普和民主党之间就57亿美元美墨边境墙预算问题僵持不下，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联邦政府停摆。直至上周五，特朗普签署临时拨款法案暂停停摆，才让联邦政府得以运作到2月15日。
　　但临时拨款案中并未包括边境墙的预算，而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一直对美墨墙保持强硬立场。
　　在周四的访谈中，特朗普谈到了对佩洛西的不满。他称自己之前与佩洛西相处很好，“但现在，我觉得不会这样了，我认为她正在严重伤害这个国家”。
　　特朗普称，如果佩洛西不同意边境墙的预算，那其他的努力都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最终我会把桌子布置好”。
　　在被问到是否会通过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来强行通过预算时，特朗普给出的答案是“走着瞧”。
　　同样也在周四，佩洛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今年国会不会通过任何有关边境墙预算的立法。
　　“我爱这份工作”
　　在谈到当美国总统的感受时，特朗普称自己为了这份工作“亏了很多钱”，“这是最大的损失之一，幸运的是，我不需要钱”。
　　虽然没能挣钱、有些工作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但特朗普称自己喜欢现在的工作，“不知道我应不应该爱，但我爱这份工作”。
　　在计划参加2020年大选的特朗普看来，共和党内部不会出现其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我在党内的支持很高”。
　　至于民主党，特朗普称其已经“越来越左”，甚至对于《纽约时报》来说都“太左”，目前只有上个月宣布参选的加州联邦参议员哈里斯（Kamala Harris）“开局不错”。
　　不是穆勒调查“目标”
　　在特别检察官穆勒就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调查问题上，特朗普称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已经确认，“我不是调查的目标”。
　　特朗普称自己的律师就此事问过罗森斯坦，得到了对方的保证。直到去年11月，罗森斯坦一直负责监督穆勒的调查；监督工作现在由代理司法部长惠特克负责。
　　去年9月，《纽约时报》的报道称罗森斯坦曾建议对特朗普进行秘密录音，该说法遭到罗森斯坦否认。此后罗森斯坦提出辞呈，但一个月之后，特朗普表示并没有解雇他的打算。
　　上月，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特朗普前竞选顾问斯通（Roger Stone）。斯通被控七项罪名，包括向国会撒谎和妨碍穆勒的调查。
　　2016年大选期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子邮件系统遭黑客入侵，数万份邮件被窃取和曝光，其中包含有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不利的内容。在起诉书中，斯通被指就被窃邮件内容和曝光计划在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与获得这些邮件的组织之间联络。
　　特朗普在采访中对联邦调查局突袭斯通的住所表示了遗憾，但强调自己“从未”就电子邮件被窃一事与斯通进行过谈话。
　　“我喜欢罗杰（斯通），他是个人物。”
　　叙利亚撤军、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
　　在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上，特朗普重申他在当选之时就承诺要“离开这些永无休止的战争”。
　　他认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会有人从“伊斯兰国”（ISIS）中逃脱，“但这不意味着你要永远把军队留在那，因为如果这样，你需要一直这么做”。
　　在被问到为何从叙利亚撤军，但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却保持强硬时，特朗普并没有给出正面回答，而是把话题转到了沙特上。
　　虽然卡舒吉案“很糟糕”，但特朗普认为沙特“做出了巨大改进”，“他们给我们付了大笔钱，创造了大量就业”。
　　反观世界贸易组织，则是美国的“灾难”，“世贸协议可能是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其次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来源时间：2019/2/2   发布时间：20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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