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腾凯  来源：中评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见中国大陆副总理刘鹤后，外界认为贸易战似乎有望落幕。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李志强接受中评社访问时分析，中美贸易战背后有美国的大战略，目的是要打击中国的崛起，以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贸易逆差只是其中一项而已，这次美国是铁了心要大陆屈服，对于中美贸易战，“我不认为那么乐观。”
　　李志强为美国普渡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世新大学财务金融研究所兼任副教授、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央大学经济系兼任副教授，现为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副教授兼所长，研究专长包括大陆产业经济研究、大陆财经专题研究、大陆对外贸易研究。
　　谈起中美贸易战，李志强表示，刘鹤去年就曾与美方达成协议，还一起开记者会，但没多久之后特朗普又说要课征关税，可见中美贸易战不会这么容易解决。先前大家对中美贸易战就是抱持乐观态度，但这次美国真的铁了心要大陆在很多方面屈服，贸易逆差只是其中一项而已，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不可能在几年间减少，对于中美贸易战，“我不认为那么乐观。”
　　李志强指出，中美贸易战背后应该是有美国的一套大战略，目的就是要打击中国的崛起，以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当然他们有各种理由，例如讲华为偷技术，或是5G设备会把资料传回大陆等，但这些都只是细节。
　　李志强向中评社分析，慢慢可以发现，这些争议其实和贸易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美国要打击中国的崛起，经过这一年多观察下来，这个方向似乎是越来越明显，贸易问题还在谈，但美国在华为问题上已另辟司法战线，前阵子美方召开的记者会，一整排的官员站开高调处理此事，可见中美之间的问题不可能这么快结束，就算贸易方面有一些协议，但不会维持太久，“当初我们对贸易战都太乐观了。”
　　李志强表示，现在看来中美贸易战也不是当初特朗普的选举语言而已，连美墨之间的围墙，特朗普也有意真的去做，可见特朗普当初很多竞选承诺，并不是空头支票，中美贸易战就算双方暂时稍微缓和，后续应该还会有一些作为。
　　李志强指出，而且打中美贸易战不只是特朗普个人的立场而已，包括美国政治界、社会界，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开始与特朗普站在同一立场，就算多年以后特朗普下台了，美国这样的政策也不见得会扭转。因为中国大陆在全球的力量和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美国不太可能回到过去那样，视中国大陆为战略伙伴，这么称兄道弟的情况不太可能重演。
　　此外，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的特助胡国辉先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鸿海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投资百亿美元面板厂的计划，可能会缩减或搁置，关键是在电视方面，鸿海在美国市场几无立足之地难以竞争。鸿海在美布局出现变化，引起各界讨论。
　　李志强表示，郭董作出很正确的决定，面板大厂友达前阵子公布去年第4季获利，其本业也是赔钱，连友达这种厂房设备都结算完毕的业者都赔钱，盖新厂摊提的成本当然更高，中国大陆的业者因为有政府补贴，所以还可以撑下去，郭台铭的决定以目前市场环境来说是很正确的，不然的话面板产业大家会死在一起。
　　李志强向中评社指出，不过这样一来，特朗普当初竞选诺言没办法实现，未来鸿海如果还要去美国投资可能会有一些诚信上的问题，但企业本来就要灵活一点，不可能景气不好还继续投资。

来源时间：2019/2/2   发布时间：2019/2/2

旧文章ID：17903

作者：乔治·索罗斯  来源：CND

【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乔治·索罗斯，于2019年1月24日晚（当地时间）在达沃斯西霍夫大饭店（Hotel Seehof Davos）发表演讲。中国数字时代独家发表索罗斯演讲稿的中文译文全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晚上好，感谢各位光临。

我今晚的发言是要对全世界发出一个警告，即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会威胁到开放社会的基本生存。

去年我在这里的讲话，主要是分析信息技术垄断会产生的恶果。那时我说过：“在专制国家和大数据丰富的信息技术垄断公司之间，正在形成一种联盟，这种联盟使新兴的企业监控系统与已经发展的国家资助的监控系统结合起来， 将导致形成一个甚至连乔治·奥威尔都无法想象的极权主义的监控网络。”

今晚我要提请大家注意开放社会面临的致命危险，即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可以被掌握在专制政权手中的控制手段。我重点讲中国，在那里XJP要使一党制的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

自去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对中国的极权主义控制的形成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每个人可能被获取的信息正在迅速扩展，所有这些信息将被整合到一个中央数据库中，以建立一个“社会信用体系”。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演算，对人们进行评估，以确定他们是否会对一党制国家构成威胁，并因此而区别对待。

这一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完全投入运营，但其发展方向已很明显。它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个人命运从属于一党制的国家利益。

我认为这种社会信用体系非常可怕和令人憎恶。不幸的是，有些中国人却认为这一制度颇具吸引力，因为它能提供目前尚无法提供的信息和服务，而且也可以保护守法公民免受国家敌人的侵害。

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专制国家，但它无疑是最富有，最强大，和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面最发达的独裁政权。这使得XJP成为信奉开放社会理念的人们最危险的敌手。但XJP不是绝无仅有。集权体制正在全世界迅速增生，一旦成功，就会成为极权主义国家。

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毕生致力于反对整体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错误地宣称，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合理。我相信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不可能永远被压抑。但是我现在感到，开放社会目前面临严重威胁。

尤其令我感到不安的是，由人工智能开发的监控设施，使专制政体相对开放社会具有了先天内在的优势。对他们来说，监控设施是有用的工具;而对开放社会来说，这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我所说的“开放社会”是一种简称，这种社会是依法而治而不是由某一个个人来统治；国家的作用是保护人权和个人自由。我认为应该特别关注那些遭受歧视或社会排斥，以及无法自我保护的人们。

与此相反，专制政权使用所有监控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力，并以牺牲他们所利用和压迫的人们为代价。

如果这些新技术可以为专制政权提供先天内在的优势，那么开放社会如何得到保护呢？ 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是所有希望生活在开放社会中的人们所应关心思考的问题。

开放社会需要对生产制造监控设施的公司进行规范，而专制政权却可以宣称它们是“国家领军企业”。这使得一些中国国有企业能够赶上甚至超越强大的跨国公司。

当然这不是我们当下应优先思考的唯一问题。比如人为的气候变化威胁着我们文明的基本生存。但开放社会所面临的结构性劣势一直是我优先思考的问题，愿在此与大家分享如何应对的一些想法。

我对此问题深切的关注来源于我个人的经历。

我1930年出生在匈牙利，是犹太人。当德国人占领匈牙利并开始将犹太人驱逐到灭绝营时，我才13岁。 非常幸运，我的父亲了解纳粹政权的性质，并为所有家庭成员以及其他一些犹太人安排了假身份证件和藏身之处，使我们大多数人幸免于难。

1944年是我人生经历的关键节点，使我很小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主宰一个国家有多么重要。当纳粹政权被苏联占领取代时，我尽快离开了匈牙利到英国避难。

在伦敦经济学院，受我的导师卡尔·波普尔的影响，形成了我的基本概念框架。当我在金融市场找到一份工作时，出乎意外地发现这一概念框架极为有用。这框架与和金融无关，但它是基于批判性的思维，使我能够分析出当时流行的指导机构投资理论的不足之处。我成了一名成功的对冲避险基金经理，我以是世界上酬薪最高的评论家而感到自豪。

经营一家对冲基金压力很大。 当我为自己和家人赚到的钱多于我所需要的时候，我经历了一种中年危机。我为什要拼命去赚更多的钱？我反复深思，我真正关心在意的是什么，于是在1979年成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我将其目标定义为，帮助开启封闭式社会，克服开放社会的不足，倡导批判性思考。

我最初致力于消弱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之后转向促使苏联体制的开放。我与匈牙利科学院建立了一个合资项目，是共产党控制的，但其代表暗中同情我的努力。这一项目的成功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从此迷上了我所谓的“政治慈善事业”。那是在1984年。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试图在匈牙利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复制我的成功经验。在苏联邦阵营内包括苏联本身都相当不错，但是在中国则另当别论。

我最初在中国的努力看起来很有希望，是在共产党世界很受尊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们，与渴望学习匈牙利经验的中国新建的智库团队之间的交流互访。

在最初成功的基础上，我向智库的领导者陈一咨提议在中国复制匈牙利模式。陈得到了赵紫阳总理和他具有改革思想的政策秘书鲍彤的支持。1986年10月建立了名为中国基金会的合资项目。它不同于中国的任何其他机构，在书面上有完全的自主权。

鲍彤是这个项目的领导者。但是众多激进改革派的反对者联合起来攻击他。他们声称我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要求内部安全机构对我进行调查。赵紫阳为了自我保护，将陈一咨换成了一个对外安全警察部门的高官。这两个部门是平级的，不能互相干涉。

我同意了这一变更，因为我不太高兴陈一咨把过多的资助给了他自己研究所的成员，而且我对幕后的政治内斗不知情。但是中国基金会的申请者们很快意识到该组织已被政治警察控制，于是开始远离。当时没人有勇气告诉我这其中的缘由。

后来一个项目执行人在纽约拜访我，冒着对自己相当的风险告诉了我真相。此后不久赵紫阳被废黜，我以此为由关闭了基金会。这发生在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之前不久，因此给与基金会有关的人留下了一个“污点”。之后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洗清自己，最后总算成功。

回过头来看，我显然犯了一个错误，即试图建立一个以中国人陌生的方式在中国运作的基金会。那时，捐助一个项目则意味着在捐赠者和受益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的义务感，使他们有义务永远彼此保持忠诚。

过去的事就讲这么多。现在来说说去年发生的一些事，其中一些令我感到惊讶。

我最初到访中国时见过很多高官，他们热衷开放社会的理念原则。他们年轻时多被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受的苦比我在匈牙利时大得多，但是他们活过来了。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都经受过专制统治。

他们很愿意向我了解卡尔·波普尔关于开放社会的理念，并抱有很大兴趣，然而他们的理解与我不尽相同。他们熟悉儒家的传统观念，而在中国没有投票选举的传统。他们的思维仍然是等级制而不是平等主义的，对高职位有天生的尊重。但我想要的是每个人都有投票权。

所以，当XJP在国内遭遇严重反对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但我对它采取的形式感到意外。去年夏天在北戴河海滨度假地举行的领导层会议上，XJP的影响显然略有削弱。尽管没有官方公报，但有传言说，会议不赞成取消任期限制和XJP围绕自己建立的个人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批评只是对XJP过激做法的警告，并没有扭转两届任期限制的解除。而且他自己推崇的 “XJP思想”，作为他对共产党理论的升华，被提升到与“毛泽东思想”同样的高度。XJP因此有可能终生成为最高领袖。目前的政治内斗仍没有最终结果。

我一直在讲中国，但是开放社会还有很多其他敌手，其中首选俄国普京。最危险的前景是，这些敌手合谋，彼此学习怎样更好地压迫自己的人民。

下一个问题显然是，我们如何能阻止他们？

第一步是认识到这种危险。这也是我今晚讲话的目的。现在要讲一讲困难所在。我们这些想要维护开放社会的人们必需共同努力，形成有效的联盟。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不能留给各国的政府。历史已表明，即使想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仍有许多其他利益，他们必须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自由，而不是把个人自由作为抽象概念加以保护。

我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致力于保护人权，尤其是政府不给以保护的人们。我们四十年前开始的时候，得到很多国家政府的支持，但目前已有所减少。美国和欧洲曾是我们最强大的盟友，但是现在他们都被各自的问题所困扰。

因此我想把重点放在我认为对开放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即中国将会怎样？

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民来回答。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他们和XJP明显区分开来。鉴于XJP已经表明了他对开放社会的敌意，中国人民便成为未来的希望所在。

事实上，这种希望也是有根据的。正如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向我解释的，中国有一种儒家传统，即当给皇帝出谋划策的幕僚，强烈不赞同皇帝的某一项行为或法令时，会大声疾呼。他们充分了解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被流放或斩首。

在我处于绝望的边缘时，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在中国，开放社会理念的捍卫者大多是我的年龄，已经退休。取而代之较年轻的，要依仗XJP得以提升。 但已出现愿秉承儒家传统的新的政治精英 ，这意味着XJP在中国继续会有政治上的反对派。

XJP把中国鼓吹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但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都遭到批评。他的“一带一路”方案已推行了一段时间，足以暴露其缺陷：即它是为中国的利益而不是受援国的利益所设计的；其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由贷款提供资金，而不是通过赠款，而且外国官员经常是被贿赂而接受项目。许多这些项目被证明是没有经济效益的。

斯里兰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在斯里兰卡建了一个港口，它未能吸引足够的商业流量来偿还债务，使中国得以占有港口。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案例，普遍引起了怨恨。

由纳吉布·拉扎克领导的马来西亚前政府出卖给了中国，但在2018年5月，拉扎克被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领导的联盟投票赶下台。马哈蒂尔立即停止了中国公司的几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在谈判马来西亚仍需要向中国支付多少钱。

巴基斯坦的情况不太明朗，它是中国投资最大的接受国。巴基斯坦军队对中国感激不尽，但去年8月成为总理的伊姆兰汗的立场则含混不清。2018年初，中国和巴基斯坦宣布了军事合作的宏伟计划，到了年底，巴基斯坦陷入严重金融危机。但有一点变的很明显：即中国有意将“一带一路”方案用于军事目的。

所有这些挫折迫使XJP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有所改变。9月份他宣布要避免“虚荣项目”，转而采取更为精心构思的举措；10月份，人民日报警告说，项目应该符合受援国的利益。

有关客户现已有预先警示，其中一些国家，包括从塞拉利昂到厄瓜多尔，正在质疑或重新谈判项目。XJP也不再谈论“中国制造2025”，这是他一年前自我推销的核心内容。

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现已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众所周知，特朗普总统的不可预知性臭名昭著，但这一决定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战略计划的结果。从那以来，特朗普怪异的行为举止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各机构采取的中国政策所取代，并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顾问马特·波廷格和其他人所监督。 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其2018年10月4日非常重要的讲话中概述了这项政策。

即便如此，将中国宣布为战略对手也是过于简单化。中国是全球的重要一员，对中国的有效政策不能简单概括成一个口号。它应该是复杂精细且可实际运作的;必须包括美国对“一带一路”方案的经济回应。波廷格计划没有回答的问题是，它的最终目标是平衡竞争环境还是不与中国交往。

XJP完全理解美国的新政策对其领导构成的威胁。他把赌注押在于2018年12月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特朗普总统进行的个人会谈。与此同时，全球贸易战的危险升级，股市开始严重抛售。这给特朗普政府带来了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上。当特朗普与XJP会面时，双方都渴望达成协议。难怪他们达成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协议，即九十天的休战。

有明显迹象表明，中国正在经历广泛的经济放缓，这也在影响世界其他地区。全球性经济放缓是市场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中国不言而喻的社会契约，是建立在稳步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如果中国的经济下滑和股市下跌太严重，这种社会契约可能会受到破坏，那么甚至商界也可能会反对XJP。这种下滑也可能敲起“一带一路”方案的丧钟，因为XJP可能会耗尽为亏损投资继续提供融资的来源。

在更广泛的全球互联网治理问题上，西方与中国之间存在着一场未经宣战的争斗。中国想要通过其新的网络平台和技术控制发展中国家，从而决定数字经济的管理规则和程序。这构成了对互联网自由和开放社会本身的威胁。

去年我仍然认为，应使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全球治理机构，但此后XJP的所作所为改变了我的观点。我现在认为，美国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国，而不是与全世界发动贸易战；不应将中兴通讯和华为轻易放过，而是需要严厉打击。如果这些公司在5G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将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

令人遗憾的是，特朗普总统似乎正在采取不同的做法：向中国做出让步但宣称胜利，同时重新攻击美国的盟友。这可能会破坏旨在遏制中国的滥用和过度行为的政策目标。

最后，让我总结一下我今晚要传达的信息。我关键要说明的是， 专制政权与信息技术垄断的结合，会赋予专制政权内在具有的相对开放社会的优势。控制手段是专制政权手中的有效工具，但它们对开放社会构成致命威胁。

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专制国家，但却是最富有，最强大，和技术上最发达的独裁政权。这使XJP成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对手。

这也是为什么将XJP的政策与中国人民的愿望区分开来是如此重要。社会信用体系如果开始运作，将使XJP能够完全控制其人民。正因为XJP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必须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身上，尤其是商界和愿秉承儒家传统的政治精英们。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相信开放社会的人只能被动旁观。一方面，不断变化着的冷战确实有危险，可能会变成一场炙手可热的战争。另一方面，如果XJP和特朗普不再执政，那么两个网络超级大国之间将有机会发展更多的合作。

设想类似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 “联合国条约”之类的文件是有可能的。这将是当前美中循环冲突的适当结局。它将重新建立国际合作，并使开放社会能够蓬勃发展。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来源时间：2019/2/1   发布时间：2019/1/28

旧文章ID：22523

作者：茉莉  来源：FT中文网

　　我把中美洲难民大篷车（Caravan）归到“欧洲难民故事系列”里，这是因为，不但因反大篷车而关闭政府的美国总统是欧洲移民后代，他所代表的美国白人“另类右翼”，其祖先也大都来自欧洲，就连那些被拒之门外的大篷车难民——正徒步向美国进发的洪都拉斯等国人民，也大都是欧洲人与美洲原住民祖先混血而成的拉丁民族。
　　因此在我看来，正在美国喧嚣上演的为抵御大篷车而“修边境墙”之闹剧，实际上是一个关于欧洲移民后裔的故事。一言以蔽之：一些富裕了的欧洲白人移民后裔要赶走前来求助的穷亲戚，因为那些想要逃离暴力与饥饿的人不但贫困、受教育程度较低，而且，混血的拉丁美洲人皮肤不够白。
　　但是，当特朗普总统把中美洲难民寻求庇护的行为称为“入侵”，并扬言“动用一切力量阻止”之时，他不仅违背了美国所有的信仰传统和道德体系，而且违反了多条美国法律与国际法规。因此，特朗普宣布采取的针对难民的极端措施，引起了国际人权组织的广泛谴责。
　　除却印第安人，美国谁不是“大篷车”？
　　把奔向美墨边境的难民队伍称为“大篷车”，这其实只是一个有美国传统意义的形象比喻。那些中美洲移民大都是以步行、汽车、火车等方式长途跋涉，并没有驾驶真正的马车。因此，大篷车只能视为一个具有广泛涵义的象征。
　　很有意思的是，具象征意义的“大篷车”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美国移民，也包括当今美国总统的前辈。当年，特朗普的祖父为逃避德国的兵役，跑到美国开妓院。特朗普那出生于苏格兰乡村的母亲，也因贫穷跑到美国当保姆。他们的目的与当今大篷车移民的目的一样：为了争取一个更好的生活。他们的手段也差不多：都是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擅自进闯入美国。
　　今天善待难民的瑞典人没有忘记，上个世纪初曾有一百多万北欧人因饥荒移民到美国。而在19世纪中叶的爱尔兰，因马铃薯病变失去食物而奔向美国等地的人，竟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最早的美洲“大篷车”，应该追溯到那艘风雨飘摇的船——1620年的“五月花号”。那批受迫害的英国清教徒逃难来到新大陆，曾获得美洲的合法主人——印第安人的帮助，后来他们成为强悍的殖民者，把对自由的追求变成对当地土著的掠夺与奴役。
　　实实在在的大篷车出现在19世纪美国的“西进运动”中，那是一种覆盖白布的四轮马车。为了占有西部广袤的土地，欧洲移民们把全部家当和希望都装在车上，沿着印第安人开辟的道路往西前进。
　　也许我们可以轻轻地问一声：在当今美国，除了印第安人，谁能说他不是大篷车的后代？
　　为什么说特朗普禁大篷车入境违法？
　　当然，和今天的移民大篷车不同，当年的“五月花号”以及特朗普的欧洲祖辈，都是在美国尚未有移民法的时代入境的。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才开始立法限制移民。虽然美国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开放门户，但特朗普总统如此强横阻拦大篷车，甚至使用催泪瓦斯，为此他涉嫌违反多种法律。
　　我归纳一下特朗普所违反的美国法律与国际法，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违反了有关难民申请庇护的法律。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在去年11月的声明中说：“寻求庇护是一项基本人权。我想提醒特朗普总统，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寻求庇护者在何处或如何进入该国并不重要，——他们可以申请庇护。特朗普的意图是限制寻求庇护者的权利，这违反了法律和美国的国际义务。”
　　按照美国有关法律规定，抵达入境口岸的人如果害怕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有权申请庇护。国际上的通常做法是：对于前来申请庇护的人，凡签订了日内瓦难民法的国家都有义务倾听每个人要求“避难”的理由。如果申请者能给出足够的事实，证明他们如回原居住国会有人身安全问题，那么签约国政府就应考虑收留他们，他们就成为被接收的“难民”。
　　第二，违反了保护移民儿童的美国法律
　　美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弗洛雷斯协议》规定，移民当局在拘留未成年人时应该保证某些条件和待遇，例如为移民儿童提供厕所、饮水设施、适当的空温和通风设施、适当的监督及与家人接触。而且，美国法律禁止孩子被关押超过20天。
　　但特朗普却在美墨边境执行零容忍政策，将难民父母与孩子分开，因此被媒体称为“分离骨肉总统”。目前，已经有两名难民儿童在美国非法移民拘留中心死亡。
　　第三，违反《治安官动员法》与催泪弹
　　特朗普认为总统在移民问题上拥有全权，他因此大大咧咧地表示：如有必要，美国在墨西哥边境的部队已被授权使用致命武力。法律专家认为，该命令可能违反了1878年的《治安官动员法》，该法案限制了政府使用军事人员执行国内政策的权力。
　　在美国警卫按照特朗普的命令，朝墨西哥边境的难民发射催泪弹后，墨西哥外交部要求国际调查，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国际法。
　　由于特朗普关于大篷车的新政策处处违法，2018年12月21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投票结果,否决了特朗普关于难民不能在南部边境申请庇护的新政策。
　　不是大篷车“入侵”，而是另类右翼所需
　　其实，与近年来接收难民的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美国目前面对的大篷车简直是“相形见微”。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当今世界有6000多万难民，一些穆斯林国家如土耳其、巴基斯坦、乌干达和黎巴嫩等国，几乎每国接受难民的人数都在百万以上。近几年，西欧北欧等基督教国家也接收了两百多万难民。
　　而目前已抵美墨边境的中美洲大篷车尚只有几千人。如果按照美国正常的程序审查，他们中能有资格获庇护的人数就更少了。有人说，即使让区区几千难民全部闯关过去，散落到美国广阔大地，他们很快就会融入其中。
　　在成为总统之前，特朗普是很喜欢这一类廉价的无证移民的。特朗普高尔夫俱乐部曾雇用过不少非法移民，其中一位是来自危地马拉的清洁工莫拉莱斯（Morales）。她曾为特朗普洗衣服和整理房间。特朗普公司给这些员工伪造绿卡和社会保险号码，其相关证据已经被FBI掌握。
　　明知非法劳工为美国经济、也为自己的家庭做出了很大贡献，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就变脸了。他对移民难民恶言相向，不但扬言要将数百万无证移民驱逐出境，还胡说墨西哥裔非法移民是强奸犯和杀人犯，制造危机与恐惧。
　　特朗普的政府官员包括白宫新闻秘书也跟着大肆撒谎，说已有近4000名恐怖分子在2018年跨越南部边境。然而，根据美国国会收到的CBP数据，2018年上半年，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美墨边境仅找到6名有恐怖嫌疑的移民，没有证据证明已有恐怖分子跨越边境进入美国。
　　有研究显示，目前美墨边境并没有出现新的危机。那里的非法移民已达20年的新低，毒品走私则主要是透过港口而非边界，特朗普宣传的是一场虚假的边境安全危机。2000年，试图偷渡的非法移民人数曾高达160万，后来每年减少，到特朗普执政后人数已减到每年30多万（大都被抓送回）。
　　然而，特朗普却把那些因贫困和暴力而绝望从出逃的中美洲难民，称为对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胡说“美国现在正面临一群粗暴的罪犯入侵。”目前，特朗普敦促美国国会拨款57亿美元，在美墨边界修建一道围墙以阻止难民进入美国，为此他不惜挟持国家，让政府长期关门，甚至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在中期选举后成为美国众议院议长的南希•佩洛西女士，坚持反对修建边境墙的计划，她代表民主党表示：在美墨边界建造界墙“不道德、无效、并且昂贵”。“国家之间的墙是不道德的，这是一种古老（落后）的思维方式。”
　　虽然古老落后，但特朗普可不是一意孤行。他对中美洲难民放狠话，向妇女儿童打催泪弹，在他戏剧性地打这种“移民派”的姿态背后，我们看到，美国已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另类右翼煽动的极端民族主义、反移民的排外主义，连同美国白人至上的丑陋历史卷土重来。那些极右种族主义者需要一个自负而强硬的领袖代表他们，而特朗普需要他们的选票，就必须一再表演强硬与顽固，以迎合其基本盘的反移民本质。
　　总统政策违反美国所有信仰和道德
　　令人庆幸的是，特朗普并不代表多数美国人。在去年的中期选举，在野美国民主党赢得众议院的多数席次。人权观察组织在《2019世界人权报告》指出其原因之一：“特朗普总统试图动员其支持基础，将中美洲民众躲避暴力威胁而寻求美国庇护视为迫切危机。这种制造恐惧的作法不被选民接受。”
　　美国各宗教领袖也纷纷批评特朗普制造的边界危机。《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他们的声明，说：“特朗普政府上周向在我国南部边境寻求庇护的家庭发射催泪瓦斯。作为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传统的领导者，我们惊恐地看着，我们拒绝默默地观看。我们的信仰都很清楚：我们必须欢迎那些在逃难暴力的人们。”
　　各宗教领袖一致公认：总统的政策违反了美国所有的信仰传统和道德体系。但特朗普是不在乎什么信仰和教义的，他继续对中美洲难民放狠话，向他支持他的基本盘显示其能耐——坚持要将难民危机堵在边境围墙之外。
　　然而，美墨边境墙并不是如特朗普所说，是“坚固的钢材或水泥”建筑成的，实际上，它是由贫困造成，从世界历史的成长中崛起的，关系到人的命运与情感。有人说，只要中南美洲仍然贫穷暴力，难民问题就无法杜绝。对于那些企图逃离生存噩梦的难民来说，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攀援高墙的脚步。
　　在本质上，大篷车问题体现的是南北美洲的贫富差距。富裕的美国政府应该做的，是去帮助中美洲减少贫困和暴力，而不是建墙。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大幅缩减对中美洲国家的经济援助，现在他又挟持政府，以实行他的修墙反难民的计划。
　　那么，本来就是移民国家的美国，那些古老大篷车的后代，他们还会承担帮助难民的责任吗？这个问题考验着美国人：是否还要维护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是否还要遵守有关难民的国内法律和国际公约？
　　历史上，美国曾经自绝于世界之外。那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实行孤立主义，不肯接收犹太难民，导致巨大人道灾难。今天，美国出现了一个冷酷而满口谎言的总统，他利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制造对难民的恐惧，那么，上个世纪发生的那段历史还会重演吗？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在2015年对滞留匈牙利的难民敞开国门，因此一直被特朗普指责为“放任”移民改变德国。但2018年的统计表明：德国失业人数被宣布创历史新低，难民正在融入劳动市场。目前，即将离任的默克尔仍然坚持人道关怀精神，积极推动欧盟从源头解决难民问题，并在帮助移民融入社会等方面加大投入。默克尔说，引导难民事关重大，涉及到人类前途。
　　（注：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华裔作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9/2/1   发布时间：2019/2/1

旧文章ID：17902

作者：李峥  来源：环球时报

　　2018年底，数以万计的中美洲难民聚集在美墨边境，希望投奔“富饶而自由”的美国，远离家乡的暴力与贫困。但是，这些不远万里赶来的人们却被美国政府拒之门外，为了阻止“大篷车”移民入境，美国政府甚至调用了荷枪实弹的军人守卫在边境上。
　　美国政府可能没有想到，如果委内瑞拉像美国所期待的出现“政权更迭”，未来几年或许会有数倍于“大篷车”的难民再次步入这一路线，而这一切是美国干预委内瑞拉内政带来的恶果。
　　美国此次对委内瑞拉的干预与其过往在拉美的强硬做法一致。美国把拉美看作后院，有一种宗主国的自我认知，做起事来不计后果，比如上世纪60年代，美国中情局协助古巴反政府武装搞军事入侵;上世纪70年代，美国情报部门曾直接参与对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的刺杀等。
　　此次针对委内瑞拉，美国的做法也毫无遮掩。在委内瑞拉国内局势仍错综复杂，马杜罗政府仍得到多数民众和军方支持的情况下，美国鼓动西方多国率先承认“自命临时总统”的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特朗普更是在本周三与他通电话，“祝贺瓜伊多开始行使总统全权”。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做法无异于赤裸裸的“政治颠覆”，与其所宣传的“民主价值”相距甚远。
　　在此背景下，未来不排除美国将采取军事、情报等强力手段直接干预委内瑞拉局势，推翻委现政府。比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本周一的记者会上，将写有“向哥伦比亚派遣5000士兵”的记事本页朝外，就引起媒体关于美国要出兵军事干预委内瑞拉局势的猜想。
　　美国深知，此次委内瑞拉的大规模示威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不借此实现对该国的政权更迭，委国内反对派很可能士气受挫。2009年，伊朗爆发“绿色革命”，但美国并未趁机把生米煮成熟饭，导致伊朗反对派元气大伤。因此，一旦委内瑞拉局势倒向对美国不利的方向，美国直接军事干预或为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并非小概率事件。
　　美国干预委内瑞拉的结果，也很可能像与干预拉美的多数情况一样。历史上，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干预多数造成该国长期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危机。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频繁干预海地内政，至今该国仍为西半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在中美洲，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的政治进程多次被美国生硬打断，这两个国家也是如今“大篷车”移民的主要来源国。
　　委内瑞拉也很可能重复上述国家的命运。客观来说，委内瑞拉当前的经济危机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任何一国、任何一派政治势力都很难在短期内逆转局面。但与危地马拉等国不同，委内瑞拉并未出现“黑社会”横行，或地方治理完全瘫痪的局面。如果反对派上台，其很有可能将弱化委内瑞拉国内军队、警察的力量，进一步削弱国家的治安能力。反对派所倡导的私有化也将加剧委内瑞拉国内的贫富差距，诱发该国更多暴力犯罪行为。作为一个人口超过3000万的国家，委内瑞拉的难民潮将比中美洲的“大篷车”更为壮观，更为凶险。(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人员)

来源时间：2019/2/1   发布时间：2019/2/1

旧文章ID：17898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来源：中美聚焦

　　可以预见，达沃斯1月的天气有晴朗的天空、寒冷的空气和大概率的降雪。而政治气候往往更多变。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自1971年首次举办以来，已经目睹了地缘政治气候的巨大变化。
　　前20年是处在冷战背景下。从1989年到2001年主要是“柏林墙”倒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融入全球经济。“911”之后，“反恐战争”、入侵伊拉克及其所产生的余波主导了议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开始就位。
　　今天的美国政府正在着重表达一种新的不详主调。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大国对抗”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白宫分辩说，它是被迫对专制政权，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独断的、破坏稳定的行为做出回应。它指的是俄罗斯2014年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中国在南海受争议的主权主张。
　　特朗普时代确实见证了大国关系的明显恶化。过去一年，美国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尽管美国把投诉精准对焦在中国的贸易行为上，但无疑其动机是担心中国意图成为21世纪的主导力量。
　　克里姆林宫与特朗普先生2016年竞选活动之间的关系仍备受争议。不过，如果俄国人曾经期待特朗普先生上台后美俄关系迅速改善的话，他们是失望的。美国在特朗普任职期间加强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一定程度上这是由国会所推动的。俄罗斯在亚速海变本加厉侵犯乌克兰之后，它与西方的紧张关系趋于激化。
　　尽管如此，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政府确实有理由对特朗普先生的美国外交政策感到欣慰。后者对欧盟特别是德国的敌意给跨大西洋联盟撕开了一个口子。特朗普先生一再表达对北约的质疑，克里姆林宫则指责北约意在攻击俄罗斯。任何削弱北约的事情都会让普京先生高兴。
　　欧盟的混乱迹象越来越多。如果英国到时候脱欧，特别是如果英国与欧盟的争执在脱欧之后继续存在，欧洲的凝聚力将受到严重打击。不久前，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似乎还是欧盟最有活力的领导人，但现在他面对着严峻的国内问题。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加剧了西班牙面临的挑战，意大利由一个民粹主义者和疑欧派组成的不稳定联盟执政，他们正在推动采取更亲俄的欧盟外交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俄罗斯由于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再次成为一个关键参与方。特朗普先生有关美国打算从叙利亚撤军的表态发出强有力的信号，说明美国仍在撤出该地区，而且美国是有意抛弃库尔德盟友的不靠谱伙伴。特朗普先生的手下正试图软化撤军决定，但这只会加深人们的印象，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不可靠，而且令人费解。
　　美国中东政策的不可预测性意味着2019年将会有各种可能，包括美国重新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政府抛弃巴拉克·奥巴马总统谈判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使美伊紧张关系急剧升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成为白宫幕僚的好几年之前就主张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沙特事实上的领导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身陷谋杀记者丑闻也增添了不确定因素，尤其考虑到特朗普白宫和沙特王室之间的特殊关系。
　　2019年伊朗有可能是一个地缘政治引爆点，另一个是朝鲜半岛。去年6月特朗普先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新加坡峰会，使在他执政第一年里支配美国外交政策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但自此之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展甚微，这使华盛顿和平壤对彼此感到沮丧。如果这导致谈判被放弃，军事紧张局势容易再次升级。
　　世界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问题，是美中这两个最大经济体关系的未来。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通过加征关税施压，后果将远远不限于商业和经济领域。相反，美中贸易战降温将缓和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
　　但任何贸易休战也许都是暂时的，因为长期而言美中之间的对抗很可能会加剧。达沃斯的蓝天之外，阴晦的乌云正在聚集。
　　全文翻译自《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原文标题“Trump Era Puts Great Power Rivalry at Centre of US Foreign Policy”（2019）

来源时间：2019/2/1   发布时间：2019/2/1

旧文章ID：17896

作者：王帆  来源：中美聚焦

　　历史上，由于地缘或国力的原因，日本、中国是很有忧患意识的国家，现在美国也变成了这样的国家。美国的恐惧来自对失去霸权的担心。美国对于霸权是十分在意的，因为美国的一系列优越感都与其霸权相关。美国认为，它有权享受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奢侈生活，在国际事务中可以例外。美国可以批评、指责或干预其他任何国家的国内事务，只要愿意。所有这些特殊的想法均与美国的霸权心态相关，而如果美国的霸权衰落或失去，它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就将失去。这就是美国恐惧的深层原因。
　　美国对霸权丧失的历史性恐惧从1991年苏联解体就已经开始。那时候美国认为世界进入了单极世界，美国必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机遇中强化自身，加大全球布局，从而使霸权得以持续。那时候的恐惧还是一种对远景的可能担心，而自2008年和2012年之后，这种担心变得越来越具体现实了。中国威胁变成美国恐惧的具象，且这种威胁不再只是一种潜在的挑战，而是变成了必须解决的战略竞争问题。
　　美国预设中国的潜在威胁为眼前威胁，首先是国内需要。美国国内需要外部敌人，美国的军工企业和国防开支都离不开外部敌人，美国的两党政治竞争也需要外部因素来平衡和统筹。如果说俄罗斯还只是美国的军事威胁，那么中国就被当成了美国的综合竞争对手。所谓的外部威胁还可以作为美国为自身失误寻找借口的直接原因，比如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美国的失业，美国的制造业萎缩，这些都可以从竞争对象中国身上找原因，以平息选民和在野党的压力。
　　还就是国际战略需要。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影响力也相对下降，在实力决定对外战略的前提下，美国应该收缩其防线，但美国的外部威胁在上升，战略竞争对手的能力也在提升，美国又必须强化对外施压。如何让美国国内确认美国需要对外施压，理由显然也是中国崛起。有趣的是，美国一方面渲染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又不断强调美国军力占有绝对优势。但美国对手太多，难以聚焦，这是美国忧虑所在。当美国把焦点锁定中国的时候，它会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有许多问题让美国难以取舍。这也成为美国战略不确定和战略混乱的原因。美国作为全球霸权，世界上许多问题都与其霸权稳定相关，但美国已经感到力所不及，于是夸大地将这些问题与中国无端地联在一起。中国没有想谋取霸权，但美国担心霸权丧失，于是中国成了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需要从这些成就中提取未来发展的信心，但并不是说中国已经成熟到可以充当世界领袖。中国不仅没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这种能力。中国绝没有自信到妄自尊大的程度。不能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勇于担责的义举，当成中国谋取霸权的证据。当今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尚未真正强大，而美国未老先衰，因而有一种日薄西山的焦虑。其实问题还在美国自身。
　　美国对自身发展真的失去信心了吗？如果中国发展模式是不正当的，不合法的，那么应该是没有前途的，美国应该没有必要担心。如果美国认为自身模式出了问题，而别国模式也有可取之处，美国通过纠错借鉴就可以了，何必杞人忧天？当然，美国承认自身不足这一点很难，但是美国为了自身发展，理应有勇气面对自身不足并加以改正。世界各国都愿意看到美国通过合理纠错的方式继续强大。压制别国是一种手段，但不是根本的手段，发展自己才是根本之路。
　　美国没有使用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但美国一直在使用霸权的方式统治世界。美国是有特权的，美国是独断专行的，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更不可能通过战争来替代美国的霸权。难道中国有可能仿照美国的对苏联战略使美国和平演变吗？中国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来源时间：2019/2/1   发布时间：2019/2/1

旧文章ID：17895

作者：周柳建成  来源：中美聚焦

　　鲍勃·霍尔登是美国中部中国协会主席，曾任第53任密苏里州州长。

　　周柳建成：霍尔登州长，我在看您简历时发现您和卡特总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当然，你们都是民主党，但也有不太明显的相似之处。你们都成长于家庭农场，并且都在单班学校上学。告诉我一些您的成长的故事。
　　霍尔登州长：好的，有趣的是我父亲曾一度离开农场去了堪萨斯城，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年轻女士，然后就结婚并搬了回来。所以，她来自大城市，而我的父亲来自农村地区，但他们最想要的是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大学教育，因为我父亲自己无力获得这样的机会。他们没有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该去哪里，但他希望孩子们可以接受大学教育。所以，这就是我为我和家人实现梦想背后的动机，并且我还试图努力去帮助我们地区所有孩子实现那些梦想。
　　周：吉米·卡特和中国的最初联系来自于在中国办学的教会传教士，他为了这个崇高的事业每周捐款五美分。您和中国最初的联系是什么，是什么令一个成长于中西部美国的人对中国感兴趣？
　　霍尔登：在1992年至2000年我担任密苏里州财政部长期间，我目睹了汽车产业大规模离开中西部搬往东南部。我开始思考，如果我们无力留住、稳住并扩张汽车产业，下一个最好的机会是什么？因为我不认为你可以重建你已经失去的关系。最好是发现新机会。我认为这个机会就是中国。所以在当选密苏里州长后，我承诺努力建设这些关系。然后，作为中西部州长协会主席，我开始和他们讨论采取地区协同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经济，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向世界。这就是我们做的。2004年，我第一次访问北京大学，并宣布在中国设立办事处。那天正好是我小儿子的生日。我在海外访问时，总是尽量访问学校，而学校老师得知那天是我儿子生日，在我发言完毕后她说，我们的学生有个礼物要给您的儿子。然后，那些学生一个接一个走到我儿子面前，给他一个个小生日礼物。那种个人联系和关系让我决定投身于发展这种关系，并将其推广到美国中部地区。在中西部地区，我的背景并不特殊。在这个由20个州组成的地区，每个家庭都希望他们的孩子可以做得更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离家很近。我们需要给他们机会去实现。
　　周：您刚才提到的故事让我想起我父亲。他无论去哪里总要去当地超市，因为他认为通过观察超市里有哪些新鲜和加工食品，你可以很快了解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你为什么会在旅行时希望访问学校，尤其是在语言、文化都非常不同的中国？
　　霍尔登：教育是平衡器。如果你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你就有了多样发展和成功的能力。但如果没有教育，尤其是当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和技术驱动，如果你没有技能，你和你的家庭就非常难以取得成功。
　　周：吉米·卡特和邓小平建立的中美教育交流渠道，令两国众多学生受益，尤其是那些1970年代末困难时期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留学生。但今天所有这些似乎都受到质疑。曾经受到欢迎的，如今被视为是威胁。这是否因为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展太快了，或者是我们双方都存在误读？
　　霍尔登：所有感觉自己可能失去影响力的国家都会试图搞清楚为什么。最初的反应通常是：一些外来人到来并试图夺走你拥有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很有竞争力。我们必须做的是改进我们的教育系统和学生组成，令其更加国际化，这样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在18岁、19岁或20岁时就能彼此认识，而非直到他们60岁了再建立关系。我在中国遇到的那些家庭和我们一样，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同样的期待。可能我们实现的方式不同，但结果相似。
　　周：语言是个多大的障碍？在这个具体语境下，语言是否制造了误解？
　　霍尔登：有可能。但好消息是技术是共同语言，可以在不同文化间帮助实现平衡并打开新的交流通道。
　　周：让我们谈谈您的贡献，因为您曾担任密苏里州长多年。密苏里州有丰富的大米、牛肉、大豆、猪肉、奶制品、干草、玉米、禽肉、高粱等资源。您在担任州长期间，做出并履践了与中国建立这些关系的承诺。您提到设立了密州在中国的第一个办事处，还在密苏里州开办了孔子学院。您经常提及“低层先行”。这是什么意思？
　　霍尔登：如果你回顾一下美国历史，就会发现改变是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因此在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处理关系时，我们努力做的是帮助建立自下而上的改变。但中国是我们努力的重点。那些我在中国遇见的家庭和我们美国家庭对孩子有着一样的期待。他们希望孩子健康。他们希望孩子成功。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有比他们更高的追求。我认为，当你在两国遇到这些人，他们能连接在一起，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和国家有着同样的追求，那么你就建立了长期合作和长期经济成功的基础了。
　　周：这和您自己的故事类似，您是家族第一个接受大学教育的人。这可以归结为美国梦。美国人是否很难理解其他人也有梦想？是否有不同种类的梦想？
　　霍尔登：在一些方面确实如此，但从根本上来说两国家庭对他们的孩子怀有一样的梦想。可能我们实现的方式不同，但你获得的结果类似。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件事，大概五六年前我在中国一座城市，帮我们打扫酒店房间的年轻姑娘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问她你什么时候去过美国。她回答说没有，我从没去过美国。我说，那你怎么学会这种口音的？她说是靠看英国和美国电影和节目。所以，只要有机会，这种对成功的渴望每个孩子都有。我们和美国中部中国协会一起努力做的事情就是建立连接的桥梁，由此两国年轻人可以看到合作的好处，而非看到一个针对自己的竞争者。
　　周：美国中部中国协会是一个跨党派组织，团结了众多能通过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而获益的州。在制定政策时您显然是一个关注人民的人，待人接物也是如此。州长先生，人们都告诉了您什么？
　　霍尔登：中部地区的人们明白他们需要做出改变。他们不想坐视让变化把他们的孩子带到美国其他地方，或世界其他国家。所以，我们提供的是变化的机会，并将这种变化控制在我们的地域范围内。如果你和你的孩子想待在家乡，那很好。你不需要为了过更好的生活而搬家。所以，我认为我们给他们希望，并给他们一条道路，由此他们的梦想可以和我们文化的经济需求相匹配。
　　周：我发现您戴了一条蓝色领带，在中部协会有多少蓝领带，有多少红领带？如果我们做个统计，结果会是什么？
　　霍尔登：我想如果你在10年或15年前做这个统计的话，结果很可能是75%蓝色。如果你今天做个统计，结果很可能是75%红色。我很多最好的朋友，无论是选举官员还是商人，都和共和党关系密切。无论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只要努力寻找总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我致力于以跨党派的方式来做所有这些事，也致力于确保中国和美国的双赢，因为只要生意中的一方觉得自己被骗了，长期关系就会受影响；但如果双方都看到成功和增长的机会，那么他们就会合作数十年，甚至是数代人。
　　周：您那些红领带朋友，他们是否看到目前他们在农业领域的商业和产业风险？他们是否将这和政治上发生的事，以及共和党所选择的方向挂钩？或者，是否他们将之视为影响到所有美国人的中国问题？
　　霍尔登：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教育领域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像我这样50岁、60岁、70岁的人，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们的价值观体系已经定型。但16岁、17岁、18岁和20岁的人们，他们仍在试图弄明白他们想要接受和融入的价值观体系。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教育，以及教育机构的合作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一基础上你可以开辟一条道路，让变化得以发生并取得成功。当你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就会愿意接受并融入。
　　周：我想以两个短问题来结束。首先，对您的选民，以及那些不住在中西部的人们，那些住得很远，那些未必认同您想法和理念的人，您将如何向他们介绍中国和中国人？
　　霍尔登：我会告诉他们，我在中国遇到的人们和我们一样，都爱他们的孩子，都希望他们的孩子取得成功。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么你可以找到方法让这两个家庭一起为了双方孩子的福祉携手合作。当你有了双赢的局面，你就获得了可以令双方成功的长期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对所从事的工作非常投入，我们也只和真正认同这种哲学观点的人合作。在美国和中国，你都可以发现一些没有同样声誉和立场的人。我不想和这些人打交道。我希望，双方最好的人可以彼此联结，由此我们将真正为所有人扩大机会。
　　周：最后，我想问反过来问：您来自一个伟大沟通者辈出的州，哈里·杜鲁门、沃尔特·迪士尼、马克·吐温，他们都能讲故事，还能跨界传播。中国人该如何更好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您有何建议？
　　霍尔登：我认为讲故事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年轻人与我们的教育和文化活动建立某种联系。因为当你建立了个人联系，接下来你就可以建立商业关系。总体来说，我认为在往前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他们没有个人联系纽带的话，商业关系也不会长久。
　　周：霍尔登州长，非常感谢您。
　　霍尔登：谢谢你。我非常高兴。这是我拥有的事业、信念和热情，这来自我父母灌输给我的同样的热情，让我从事我一生的事业。我希望为中国年轻人和美国年轻人打开机会之门，让他们看到这些关系的好处。

来源时间：2019/2/1   发布时间：2019/1/28

旧文章ID：17894

作者：周柳建成  来源：中美聚焦

　　周柳建成：今年上午在卡特中心，您用中文俘获了听众的心。因为您非常自谦地形容自己为“小土豆”，这令我不禁端坐倾听。当然这个单词用英文表达的意思是指……
　　欧伦斯：小人物。
　　周：作为一名所谓的“小人物”，您在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开启了您的职业生涯，虽然这样形容自己的人从来都不是什么小人物。请您谈谈当时的生活，以及是什么样的机遇让您接触到了中国？
　　欧伦斯：一切都源于我的家庭。我的母亲是移居美国的移民。我的祖父母也是移居美国的移民。在我成长的家庭，我们被教导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我们压根不会存在，我们会在欧洲消亡。我的家人是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他们很可能死于纳粹魔爪，或俄罗斯大屠杀。因此他们会说，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应该以服务来回报美国人民。所以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梦想去西点军校读书。但越南战争爆发了，而我觉得这并非我想要追寻的道路，当时的我极其反战。相反，我到哈佛读了本科。然后在1970年4月30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入侵柬埔寨，这是美国把越战从越南扩大到柬埔寨的战略。哈佛爆发了激烈的抗议活动，以至于学校不得不停课。所以在哈佛的最后一天，我找到了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告诉他我想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这样的“好人”却要做发动越南战争这样的坏事。我想学习越南语。这位教授说：“史蒂夫，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亚洲和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些什么，你应该学习中文。”说完这些，他转身准备离开，但随即又转过身来看着我，并说：“顺便一提，如果你想学习中文，我会帮你申请一份奖学金。明天到我办公室来。”我们的整个对话不超过60秒。第二天，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填了一张国防外语补助金申请表。大约三周后，我得到了这份补助金，开始学习中文。因此，这段不超过60秒的对话开启了我与中国一生的羁绊。大学毕业后，我决定去台湾提高自己的中文，在那里我坚持15个月只讲中文。随后我回到哈佛法学院学习。毕业后，我加入了美国国务院。大约一年后，国务院发觉在他们的法律顾问办公室有一个会说中文的律师。因此我被派往帮助筹备与中国建交的工作小组。卡特总统很早就认定了，美国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当时所在的团队，这正是最有趣的部分以及为什么我称自己为“小土豆”，拥有很多将军，却没有几个小兵。因此作为仅有的几个小兵之一的我才有机会去做一些对于一个27、28岁的年轻人来说非比寻常的工作。
　　周：您认为为什么您的教授告诉您中文是了解整个亚洲大陆的窗口？
　　欧伦斯：这是因为亚洲的古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中文书写的。他给了我一个了解亚洲的平台，而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顺便一提，他还说过：“这场战争结束后，中文或许也会派上用场。” 这句话令人难以置信地先知先觉！
　　周：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
　　欧伦斯：1970年4月30日是美国入侵柬埔寨的日子。正是因为战争扩大，所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包括我在5月1日与那位哈佛教授的对话，伍德赛德教授。
　　周：所以几乎恰好在那场对话发生九年后，在这位教授改变了你人生几乎十年后，邓小平出访美国。他在1979年1月底会见卡特总统时，他们谈到了战争，包括柬埔寨和越南，还包括中国、日本和二战。他们谈论这些的目的是确保与中国恢复邦交后他们不会为两国之间的任何战争承担责任。是这样么？
　　欧伦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忘记了当时美中关系的基础是反苏联盟，对于中国和美国而言，存亡威胁都是苏联。而尼克松在1972年开启，随后卡特在1979年1月1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就是巩固反苏联盟，他们认为这将防止战争。
　　周：您曾谈到两国政府令事态回归正轨的能力。眼下两国关系正处于一个非常棘手的状态。当然，我们无法断言这仅仅是现任政府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暗流令这两国从欢庆共同胜利走到了今天的境地，也就是吉米·卡特说的“一场现代冷战”并非难以想象？
　　欧伦斯：这里存在多种因素，包括美国的变化导致我们为发生在本国的问题寻找原因，包括中国的政策强化了部分想要将双边关系描述成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人的立场。因此，这是两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共同导致的结果。在这个时代最令人担忧的是，问题远不止政府这么简单。在美国，此前作为建设性美中关系支持者的学界、智库、企业现在都改弦更张。当中国学生被拒签，每个人，智库、学术机构和商界，都应当抗议，因为这最终会伤害美国。这对美国有害无益。这不仅对美中关系有害无益，也对美国这样一个矗立于教育之巅的明亮光辉之城有害无益。虽然人们正在发起抗议，但抗议的强度和规模都低于预期，因为中国的很多政策已经令那些曾经支持建设性双边关系的人们对中国感到失望。
　　周：当您往来奔走，游说业界，无论是商界、学界还是政界时，他们怎么看？
　　欧伦斯：作为美中关系压舱石的商界已经厌倦了听中国说一些根本不会兑现的承诺。你也在今天的会场上听到中国如何在加入WTO后17年依然不履行承诺。你听到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雷格·艾伦谈到他们将尽快遵守的政府采购协议。17年可不是什么尽快。已经越来越迟了。我们听说很多承诺最终都没有兑现。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 ，作为一个过去40年见证了诸多变化的人，我依然相信这些承诺终将被兑现。但现在美国商界中弥漫着一股巨大的挫败感，而这种挫败感的表现就是商界在美中关系议题上不再像以往那样立场坚定。而由于中国对教育领域的压制，由于中国拒绝给曾经批评过中国的美国学者签发签证，由于中国政府时常试图影响美国的学术讨论，这些都令曾强力支持美中关系的美国学界开始走向分裂。依然有美国学者支持美中建设性关系，但也有很多人选择不再发声。很多人相信我们应当拥有对等政策，如果中国政府禁止美国的某些做法，那么美国也应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因此，如果美国政府，如果美国新闻署想要在全中国不同的大学开设“美国角”，他们无法做到。但中国在美国开设了超过100家孔子学院，因此美国学界就会说：“我们应当实施对等原则。如果中国不允许美国人开设’美国角’，那么美国也不应允许中国开设孔子学院。”美国记者认为他们在中国遭受了不公待遇。如果每次一位美国记者被公安邀请去喝茶，我就可以得到1美元，那么我将变得比现在有钱得多，因为这种事情太过频繁。中国对于外国记者工作的干涉非同寻常。这导致美国政府现在要求中国CCTV和新华社注册为外国代理人。风险在于这将成为对等限制，而这是极具破坏力的。但这些曾支持美中进行建设性接触的业界已经不再支持这种方式了。智库的情况与学界相似。他们厌倦了会议被迫取消。他们厌倦了用英文编撰的报告被翻译成中文，而且翻译的还不准确。因此，智库也不再像以往那样是美中关系的强力支持者了。这些政策很糟糕，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但美国现在欠缺的是将这些政策放置到合适的语境中去理解。中国正在寻求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么？答案是中国显然不这么想。中国政府关注的是维护国内稳定和自身政权，这并非意味着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前的问题决定了中国未来50年要做的事。但问题是，美中两国曾经的美中建设性关系支持者们现在不再是支持者了。
　　周：听了您的所感所想，过去40年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信任、远见以及做出历史性决断的勇气与果敢，正如邓小平和卡特在1978年12月和1979年1月所展示出来的那样。那么现在有哪些拥有影响力的合适人选？我不是指总统，而是可以施加影响的社会团体？如果像您所言他们也备感挫败，那么他们感到挫败的原因也是同样么？
　　欧伦斯：我一直都相信美国政府。多年来我一直认为美国政府高层中缺乏中国专家。在整个中国政府中，你能找到曾经在美国学习的人。他们通常非常了解美国。一些人用英文同我交流，一些人用中文同我交流，但他们都拥有在美国学习生活的经历。现在美国政府高层中，除了赵小兰，还有谁真正懂中国？赵小兰是中国人，她出生在台湾，她会说流利的中文，但她的职责所在并非中国。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我曾这样觉得。（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能用英文与美国人民交流，也非常了解美国。他是建设性接触的一个中坚力量。我觉得要想在中国找到一个能够同中国人民用中文交流、表达观点的美国人，我们只能在前辈中国通中寻找。
　　周：您曾说您正是因为自身的语言能力而被发掘和提拔的。
　　欧伦斯：嗯，在当时的美国政府里，没有其他会说中文的律师了。
　　周：您认为现在有更多这样的人么？
　　欧伦斯：不，我觉得没有。
　　周：一些人会说，这与大批中国学生远赴美国求学类似，因为美国向中国敞开了教育大门，让这些学生不仅事业有成，生活上也收获良多。美国学生在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么？
　　欧伦斯：在中国的美国学生人数要少得多。我们现在有35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但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只有2万。
　　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美国学生对中国不感兴趣，还是中国不够开放？
　　欧伦斯：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不是为了促进美中关系。他们来美国是因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体系，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学习英语是他们的生存根本。但对于美国人而言，学习中文却并非如此。对于他们来说，远赴中国学习通常比较困难。我接触过的一个项目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出色，清华大学的苏世民学者项目。这个项目不仅招收美国人，还有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他们通过这个项目到中国的清华大学学习一年。他们是未来的领袖，我们将给予他们在中国生活的全部经验。他们不会成为中国学者，但他们至少会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拥有一些了解。这有点像英国的罗德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已经拥有超过100年的历史。美国人远赴英国学习，加深了对英国的了解，回到美国后，他们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
　　周：我想以一个乐观的调子结束今天的采访，因为乐观主义是前进路上的必备情绪。您曾谈到当下的事态发展令您深感担忧，但让我们把眼光放长远。您在最开始谈到了战争与冲突。自从1979年中国和美国决定恢复邦交之后，没有一名美国士兵在东亚的战场上牺牲。这种观点会给我们何种基础向前推进中美关系，我们又该如何在其他议题上应用这种观点？
　　欧伦斯：美国已经忘记了直到1979年亚洲是何等动荡不安，又有多少美国人在这里丢掉性命。所有攻击美中建交、攻击美国对华实施接触政策的人们都未指出美国人从此在亚洲不再丢掉性命 。这是一个巨大的交易。我于1972年前往亚洲，当时在越南每天都有美国士兵死去。妖魔化中国的代价并未被完全认清，中国追随美国这种政策的代价在中国也并未被彻底认清。我之所以大谈特谈气候变化的原因就在于超级飓风“桑迪”冲击了我的家，所以我认识到气候变化对纽约市的影响。我看到上海坐落在长江河岸，海拔也并不高。因此气候变化将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引发种种事故，如果这个地域遭到飓风袭击，这就需要各国政府携起手来。流行病的防控也是一样，无论是新型SARS还是新型埃博拉病毒。总会发生一些事件需要美中两国携手合作。你无法预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但该来的总会来。或者会爆发一场恐怖袭击，要求美国和中国必须协同合作，或者一场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让美国或中国人意识到我们需要合作。最终，进行这种妖魔化的不是大多数美国人，也不是大多数中国人，而是一小撮人，他们相信这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我不会质疑他们的信仰。我只是认为这从根本上是错的。我每天都会搭乘纽约地铁，我会观察思考为什么地铁再也无法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作为纽约市市民，作为纽约州州民，未能对其进行投资。这部分是由于我们在军事开支上花费了7000亿美元，而军事开支对于提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毫无益处。因此人们将逐渐意识到，他们将最终告诉他们的政府，我们不能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我们需要追寻一条合作之路。终有一天，这将到来。我无法告诉你下个月或明年，事情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终将会发生，因为最终美中两国的人民将告诉他们的政府我们应当怎么做。自1972年接待访美的中国乒乓球队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一直致力于促进美中两国间的人员交流，我们深知这些纽带更加强韧，这些纽带将把两国联结到一起。因此，这就是为什么说到底我是一个乐观派。
　　周：我只是希望，当您谈到在抗击流行病、扭转贸易战负面影响、应对恐怖主义或抵御气候变化等领域分享数据时，人们不会意识到的太晚。
　　欧伦斯：遗憾的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一场危机来让两国再次携手合作。眼下，让人们相信美中对抗对于社会而言代价巨大是非常困难的。搭乘地铁的时候我正在读《国防战略》报告，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的人们，令我难过的是这些通勤路上的人们正在为这个糟糕的战略付出代价，而他们并不自知。
　　周：史蒂夫·欧伦斯，非常感谢您将这些置于人民的语境下，一个很多人面临挣扎的语境下。

来源时间：2019/2/1   发布时间：20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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