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帕特里克·孟迪斯  来源：中美聚焦

　　早在唐纳德·特朗普之前，美国人对中国的长城还有另外一种迷恋。当然这非本杰明·富兰克林莫属，他是美国建国者当中孔子和中国风的首席弟子。
　　富兰克林被委任为军事指挥官后，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州州长罗伯特·莫里斯派他保护英国的殖民者。他在法印战争（1754–1763）中通过修建“一连串堡垒”，对抗入侵的法国人及其印地安土著盟友。想像着中国的长城，富兰克林写道：“不能依靠堡垒来保护国家免受印第安人的进犯。他们可以穿过堡垒之间的林地，烧杀抢掠，屠杀四散的村庄里的人民，然后全身而退。只有在整个西部边境筑起一道长城，才能有效抵御这些野蛮人。”
　　1754年这场战争在俄亥俄谷地爆发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州在州级安全战略上存在着分歧。一些人主张在加拿大法属殖民地和美国英属殖民地中间的争议地带对敌宣战，而莫里斯州长的支持者和富兰克林，则主张采用堡垒防御战略，“把这些堡垒用中国式长城连接起来”。
　　最先建成艾伦堡之后，富兰克林又督造了建在特拉华河和萨斯奎哈纳河之间的另外三个宾夕法尼亚州蓝山防御工事——富兰克林堡、汉密尔顿堡和诺里斯堡。为了激发民意，团结各殖民地对抗法国，富兰克林在1754年发表了著名的政治漫画“加入或死亡”，并写信支持在“我们所有殖民聚居地的后防建造堡垒”。
　　乔治·华盛顿麾下的大陆军有一名法国工程师，科莫凡骑士，他在1776年写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反驳道：“此地的这项工程会和中国的长城一样毫无用处，长城并没有保护中华帝国不被鞑子征服。”同样，特朗普的前任参谋长约翰·凯利将军也断定，“要想阻止非法移民，阻止美国对毒品的需求，就应该扩大中美洲的经济机会”。
　　与美国的经验不同，长城是由两千年来悲苦的劳工建造的，它的起源大约是孔子时代（公元前551-479年）。大中华帝国的第一个皇帝，残酷无情的秦始皇（公元前221-207年在位）把保留下来的防御工事网连接成为单一防御系统，为的是抵御来犯的蒙古人、突厥人和其他游牧部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到明朝（公元1368-1644年），各个朝代都不断修建坚固的守边高墙，防止外来入侵，控制移民，管理贸易。虽然没能阻止蒙古人、满人这些非中华游牧民族入侵者先后建立元朝（1279-1368年）和清朝（1644-1912年），但长城的确在中华民族的统一及其文明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相反，特朗普总统沿美墨边境修建钢筋混凝土“长城”的“失德”宣传活动，则更多是与笼罩白宫移民政策的白人民族主义有关。这位总统对越过墨西哥边境的移民“大篷车”和“罪犯”的描述，以及他对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战争难民的描述，似乎与这个年轻共和国另外一种对于“墙”的情感产生了共鸣。
　　在思考《纽约宪法》时，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的约翰·杰伊建议：“对于排斥天主教徒的行为，我们必须在全国竖立一道铜墙铁壁。”这里的天主教徒一般指与白人新教徒不同的法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1777年的《纽约宪法》称“懦夫牧师和诸侯们以其偏见和野心进行精神压迫及苛责，这种自由祸害了人类”，并声明“对这个国家，对全人类，应当永远允许自由从事、享受宗教职业和宗教信仰，不得存在歧视或优先”。
　　在公共话语中，仍然存着对物理的“墙”的论战，就像人们一直争论托马斯·杰斐逊最初所说的“分隔教会与国家的（永恒）墙”一样。美国的实验源自杰斐逊主义“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其目标是最终使新共和国成为一个伟大的熔炉。与兴衰交替的中华帝国已经演变为一种文明的身份认同不同，美国是由开明人士创建的，他们设想的是一个行进中的“贤明帝国”，是要为子孙后代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特朗普总统一再主张修建一座“美丽”的墙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向白宫发出明确的信号：“智者架桥，愚者筑墙”。同样，教皇方济各上周访问巴拿马时也暗指特朗普，表示“我们知道，魔鬼这个谎言之父更喜欢通过建墙而不是架桥，让社会分裂和争吵”。
　　在总统告别演说中，罗纳德·里根曾援引约翰·温思罗普《基督教仁爱的典范》当中的名句——“闪亮的山巅之城”，来定义真正的美国精神。他说：“如果必须有城墙，那么墙上是有门的，它向任何梦寐以求希望来到这里的人们敞开。”无疑，美国的实验经过法印战争取得了进步，使这种里根主义思想（从英国的“殖民地”联盟升级成为统一的“国家”）变成寻求成为一个全球化国家，而不是带有可耻的“孤立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政治投机口号。
　　当国会考虑修建边境隔离墙，以及政府再次关门的代价时，这些人民的代表应该记住，自己只是多元信仰传统的临时监护人。他们必须重拾共和国创建初期的开明观念，为了全球多样性，保卫美国的民主。里根式的共和党领袖应当有勇气教导特朗普，告诉他激励人心的领导人里根总统1987年在柏林墙边对苏联领导人说过的话：“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吧。”这才是嵌入这个长期移民国家立国基因的真正美国精神。

来源时间：2019/2/1   发布时间：2019/2/1

旧文章ID：17891

作者：特德·盖伦·卡彭特  来源：中美聚焦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有证据显示朝鲜正在实施核武器计划以来，华盛顿的立场一直是未变且强硬的。美国领导人坚持平壤必须放弃核野心，同意“全面、可核查、不可逆”地弃核。尽管在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8年举行峰会后，两国关系升温，但这一立场并没有改变。华盛顿的要求可能是下月即将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失败的主要危险，并将引发新一轮危机重重的局势紧张。
　　华盛顿在核问题上对朝鲜施压的策略显然未能如愿。美国一直对平壤实施严厉的双边制裁，同时说服国际社会也采取日趋严厉的多边制裁。即便如此，朝鲜的核计划仍在稳步推进。西方专家认为，平壤已经拥有一个小型核武库，但他们对武器数量的估计相差甚远，从大约10多件到60件不等。
　　曾经有好几次，美国领导人考虑采取激烈行动摧毁朝鲜的核计划。上世纪90年代中期，比尔·克林顿政府曾积极考虑对平壤的初期设施发动空中打击。幸运的是冷静的头脑当时占了上风，不过华盛顿一再强调保留“所有的选项”，包括使用军事力量。
　　聪明的决策者会放弃显然已经不起作用的政策。顽固坚持一种无效的策略是愚蠢的，而且有潜在的危险。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明白，华盛顿前20年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的政策是徒劳的。他既有远见卓识也有勇气调转方向，启动了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尼克松的决定使两国受益匪浅。特朗普总统在对朝政策上也应该展示出同样的决断和勇气。
　　平壤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放弃适度的核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朝鲜领导人目睹了美国如何对待它的非核对手。华盛顿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战争使朝鲜确信，核威慑也许是它避免类似命运的唯一手段。
　　华盛顿应该追求一个更现实的目标，而不是继续不切实际地要求平壤接受全面无核化。这个目标就是与朝鲜建立正常、合理的友好关系，大大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多年来，北京一直敦促美国采取更灵活的、没有威胁的政策，同时中国官员也敦促朝鲜更加克制谨慎。这种组合措施确实是对的。
　　即将举行的“特金会”有取得重大进展的机会。美国应当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步骤。一个是双方同意继续暗自讨价还价，平壤不再进行更多的核和弹道导弹试验，美国则继续无限期搁置美韩年度军事演习。另一个是建议双方立即就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的正式协议展开谈判。第三个措施是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最后一个提议应该是解除部分双边经济制裁（而且华盛顿要保证支持解除大部分多边制裁），以换取朝鲜发展核武计划被永久、可核实地冻结。协议的这个部分需要有严格的国际核查。如果平壤满足这些要求，总统应在一年之后敦促国会取消所有剩余制裁，除了直接涉及军事应用的技术。
　　批评者当然会立即表示反对，因为这种措施会给朝鲜留下一个核武库（尽管规模很小）。这个结果尽管不理想，但并没有承担过高的风险。正如各路专家所指出的，核武器或许只是一种终极威慑，它在进行威胁或战事当中的作用并不大，除非一国政治领导人想让国家和自己自我毁灭。虽说西方盛传金正日和朝鲜其他领导人是“疯狂的”，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朝鲜领导人肯定残酷无情，但他们的行为不是非理性的，更不是自杀式的。
　　继续奉行实现不了的政策徒劳且愚蠢。华盛顿需要放弃让朝鲜全面弃核的乌托邦目标。特朗普总统应该效仿尼克松在对华政策上的勇气，从根本上改变华盛顿对朝鲜的政策。

来源时间：2019/2/1   发布时间：2019/2/1

旧文章ID：17890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中美经贸磋商31日在华盛顿结束，双方的立场有了实质性接近，彼此相向而行的态势进一步形成。双方讨论了从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到实施机制以及中方关切的问题，取得阶段性进展。双方还明确了下一步磋商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3月1日结束谈判的期限还剩一个月的时候，这次磋商增加了两国朝着最好结果前进的动力，也给市场提供了乐观的更多理由。
　　特朗普总统31日会见刘鹤副总理，并且发了多条推特，总体上也释放出积极信息。特朗普还表示，他期待与习近平主席于近期再次会晤。
　　不打不相识，经过10个多月的过招，看来双方对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有别于过去的新认知。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该如何相处，管控分歧，解决问题，双方沿着两国元首共识的大方向逐渐寻找到新的路径。
　　中美贸易磋商的性质其实就是要落实两国元首去年12月1日在阿根廷G20峰会上达成的共识，否则问题太多，双方说不定会越谈越远，矛盾越谈越多。而现在事情走在了比较顺利的轨道上，两国元首共识的引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中美迄今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很多分歧，特别是在中国增加从美进口减少贸易不平衡方面。接下来仍然有需要克服的难点，但是这些难点较之中美达成协议将形成的巨大好处已经不成比例，中美朝着结束贸易战的方向前进有了越来越难以抗拒的理由。
　　贸易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围绕它开展谈判的结果必须是双赢的，这一点中美双方其实都清楚。双方谈判的技术层面上会有针锋相对的时候，但它的结果肯定要留有互利共赢的空间。
　　这一点在中美突破贸易方面的分歧时最直观。增加贸易平衡涉及美国重大且合理的利益，扩大从美进口对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同样是有益的，因此双方所要做的实为两种积极性的协调与对接。
　　美方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情况相对复杂，但逻辑也是相通的。中国自身决心深化改革开放，美方的一些要求和愿望与中方的利益也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彼此可以兼容，比如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更多领域向美国企业开放并平等对待它们等等，客观说，这些改革中国本来就应该做，借中美谈判促进这些改革，对我们有益无害。
　　当围绕中国结构性改革越谈越深时，会离中国的核心利益越来越近，离美国的重大利益越来越远，它们可能触及到中国社会制度、国家安全等根本性问题。这个时候谈判态势必然受距离双方核心或重大利益远近的影响，最终决定这个难题软着陆的方式。这其中也包含了双赢的逻辑。
　　经贸关系既长期扮演了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也对各自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中国走在自己被证明很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上，中美贸易与中国保持改革的有序性和发展的自主性从来没有矛盾过。中国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做出坚持，这符合国际关系的基本定律，相信中美最终能围绕这些重大原则达成默契。
　　越来越多的人对中美贸易磋商有了乐观预期，原因是无论他们什么立场，都能够悟出中美磋商眼下的形势，并且相信双方最终面对面的将是理性，而非任性。
　　的确，中美不可能解决所有分歧，但两国元首共识提供了最终超越那些分歧的政治及战略推力。总的来看，现在两国比十个月前贸易冲突最初升级时、甚至比两个月前，分歧都要小多了，双方达成协议的愿望也是不断增长的。
　　在这次谈判之后，中美两国更没有理由因为一个具体磕绊往后退。美方高级谈判代表团将很快前往北京继续与中方磋商，消除尚未解决的分歧。最重要的是双方团队继续沿着两国元首共识指出的方向往前走，遵守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确定的时间表，排除各种干扰。那样的话，中美两国将为定义21世纪大国关系提供一份经贸角度的新诠释。

来源时间：2019/2/1   发布时间：2019/2/1

旧文章ID：17887

作者：彼得·纳瓦罗  来源：锐见队长

　　译者导读
　　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台湾方面则译为那法若）系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学硕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保罗商学院教授，对亚洲经济、中国崛起等问题关注尤多。此前他出版近十部著作，诸如《衰颓的种子》、《漫长的冬天》、《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等，经常在BBC、CNN、CNBC等媒体露面，也常在《巴伦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他导演的丑化中国现实与制度的电影《致命中国》曾在美国50多场剧院放映。
　　由于怀抱对中国的偏见与敌意，在美中出现严重“战略互疑”导致“中国崛起试图改变国际秩序”论调甚嚣尘上的最近数年，纳瓦罗撰写了不少关于美中关系的论著，2015年3月他的《虎踞山林：中国军力崛起于世界意义何在》（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一书得以出版，该书全面细致地评析了可能发生的美中冲突并展望了数种两国关系可能的和平路径，但作者显然主张对中国进行遏制。该书认为，美国的欧洲盟友通过全球化的经济网络向中国出口了先进的武器系统，而同时美国却在削减防务预算，表明其对“重返亚洲”战略并不上心，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权势的衰落。书中采访了30多位顶级专家，重点表达了对中国军力崛起改变亚洲平衡的种种忧虑，包括反航母弹道导弹等。本文即是由作者同国际关系著名学者、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对谈而成。面对所谓“中国威胁”，作者建议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和加强同盟关系，而非通过经济合作及传统的核威慑方式来确保安全，这显然是受到了米尔斯海默观点的影响。在美中两国内部难题都有待破解而利益摩擦却日益严峻的当下，“中国崛起”这一话题的敏感和热度显然在美国政学两界乃至民间大众的讨论氛围中与日俱增，米氏关于“大国政治的悲剧”的论述往往被视为“修昔底德陷阱”的深层逻辑根源，中国周边“安全竞赛”加剧仿佛都可以为这种“结构性冲突”作注解。此文亦可视为对米氏若干观点的集中介绍，故“经略”团队特发布这一对谈的全文翻译，并对其背后的理论依据予以注释和集评，以飨读者并相关研究人员。
　　原文链接：http://www.huffingtonpost.com/peter-navarro-and-greg-autry/mearsheimer-on-strangling_b_9417476.html
　　作为本人关于中国军力崛起的著作《虎踞山林》及其同名纪录片的一部分，我采访了35名研究各类中国问题的顶尖学者。下述内容就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同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对谈节选，他是现实主义经典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作者（译者注：为表述方便，下面简称其为《大国》）。

　　我的观点概而言之即，如果中国在未来三十年仍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像过去三十年那样的经济增长，那么它就会把财富转化为军事权势。正如美国主导西半球一样，中国也会试图在未来主导亚洲。当然这对中国来说或许是一个好的战略规划，但美国将竭尽所能牵制中国阻挠其实现这一意图，因而它在亚洲会促成一个包含美国与多数中国邻国的同盟以抵消之。这将会导致一场美中之间和美国同中国邻国之间的剧烈的安全竞赛。而安全竞赛往往是导致战争危险的经常因素。据这一观点推论，如果不遏制中国经济、降低其增速，那么这种必然性（安全竞赛导致战争）会越来越大（注：这也是米尔斯海默的一贯观点）。
　　毫无疑问，与中国打一场预防性战争没有任何价值，而更有吸引力的战略抉择则是尽其所能降低中国经济增长。只要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它就不会将其财富转化为军事权力进而成为潜在的亚洲霸主。我的意思是，今天使中国令人恐惧的原因在于其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正在成为一个难以置信的富裕国家之事实。我们害怕中国成为一个巨型的香港，如果其人均GNP接近于香港，则其必然会成为一个军事强权（注：米氏在《大国》一书的第十章专门预测了21世纪的大国政治，其结论中有一段表述就是——“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放大的香港式的大国，它的潜力很可能是美国的4倍，这样在东北亚，中国对美国就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美国将难以阻止中国成为一个相匹敌的竞争者”）。因而问题在于，你能阻止其成长为一个巨型香港吗？我的一大愿望是中国经济在未来自行减缓，我认为它符合美国和中国邻国的利益。邻国们愿意看到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以不同方式下滑。它的发生将使中国无法成为军事强权。
　　对于中国迅速的军力建设背后可能的霸权意图，米尔斯海默教授有如下明确观点：
　　我认为中国显然在走向复兴，中国人普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东海被日本控制的“尖阁列岛”或曰“钓鱼岛”应受到中国管辖；他们也认为中国将以与其目前不同的方式控制南中国海。当下中国人想做的是把美国的霸权力量推回本土，其第一步就是将美军驱离第一岛链，这将使中国对第一岛链与大陆之间的海域进行有效控制。进而如果他们把美军赶出第二岛链，他们就会控制西太平洋的绝大部分，即控制这些远离其海岸线的水域。
　　米尔斯海默关于美中冲突不可避免这一观点，深深扎根于其对华实行类似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的必要性的判断中，他指出：
　　我认为美国对付中国的最佳战略就是类似于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很多人为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实行“撤退”战略进行辩护，但在我看来如此选择显然愚蠢。美国不能单干，它与中国周边国家合作共同遏制其成为区域强权的做法才更有效。然而在我们遂行“遏制战略”的时候，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保证美中之间确实发生了严重的安全竞赛事实。有人就对我说：“老米，你主张遏制中国的论调，本质上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会导致美中的安全竞赛和战争危险。”确实如此，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无法承受中国基于可能的不良意图而持续壮大、主导亚洲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现在就遏制它，它确实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我认为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注：这种“悲剧”的内涵，即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权，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这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
　　不管希拉里所谓“返回亚洲”是不是“新瓶装旧酒”，我们需要回顾下面一个片段：在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执行的对华战略是“接触”而非“遏制”，因为当时中国足够虚弱以至于遏制它并无意义。我相信克林顿政府确实认为，对华接触更为奏效而遏制它是一个坏主意。但现在到了中国已然成为经济大国的关键节点，它行将拥有更多的军事能力、其民意也更加强大（注：米氏认为接触政策注定要失败，从内部看，无论中国实行民主并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还是成为专制和自给自足的国家，都无碍于它的行为表现，因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一样在乎安全，况且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高手段；从外部看，中国不断增加权力，其邻国和美国都不会袖手旁观，很可能通过均势联盟加以遏制，其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简而言之，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中势必成为对手——参见米氏《大国》第一章“导论”）。所以你所看到的是我们的对华战略正在从接触转向遏制，这是“返回亚洲”的题中之义。尽管希拉里嫁给了克林顿，在1990年代也一直主张对华接触政策，但她现在是“返回亚洲”思想的倡导者，她完全清楚这一套完全围绕“遏制”一词展开。当然，由于我们身处美国，行将发生的事实是我们要用自由主义话语来掩盖现实主义行动。即便我们着手对华遏制工程以及中国已经认识到我们试图遏制它，我们都要竭尽所能不要提到类似“遏制”的字眼。出于我们的利益、面对我们的公众，我们应当以更加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谈论相关话题，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包装我们的现实主义外交（注：米氏清晰地看到，因为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所以他们常在公开场合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外交政策，政治精英的言辞也涂上了浓重的乐观主义色和道德主义色彩，其学术界特别擅长提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对此他直接引用了同为现实主义大师的卡尔对讲英语的民族的评价——“这种伪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是“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其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当美国出于权力考虑不得不采取与自由主义相冲突的行动方案时，由“圆滑医生”出面讲述与自由理想匹配的荒诞故事就成为了经常性选择。比如一战对德宣战，美国舆论开始把德国塑造为专制好战的形象，而为了在二战中与苏联合作，又在1941年前后展开大规模公关运动，把苏联描绘成最民主的国家，而斯大林也成为了“约瑟夫大叔”——参见米氏《大国》第一章“导论”）。
　　对于用经济接触来达成一个可行的对华和平战略，米尔斯海默视之为绝对反历史的思路：
　　尽管令很多人难以置信的是，陷入安全竞赛的国家仍然能保持经济上的贸易往来。但当你看到一战和二战前的欧洲，你会发现在英国和欧陆之间存在大量的经济相互依赖现象。所以我坚信，随着中国经济方面的崛起，中美之间以及中国同其周边之间的往来将会日益繁多。但我认为这些国家间的冲突不会消失。不要忘记，即使你拥有两次大战前那种高度密切的经济往来关系，你仍然陷入了战争之中。一战前，德国与其几乎所有的周边邻国都存在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德英、德法、德俄这些主要棋手之间尤为如此，但大战仍未避免。另外一个例子则是二战前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在两年之前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治下的苏联还是欧洲内部紧密的同盟。而实际上，1939年9月两国共同入侵了波兰并分而治之。纵然从1939年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经贸往来紧密，但并未阻止二战升级为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的主要战争。据实而论，有各式各样的故事讲述了德国如何入侵苏联，也有很多故事描述了满载德国货物的列车驶入苏联，而来自苏联的原材料和货物也经由列车运往德国。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仍未避免两者陷入战争。
　　因而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在相互依存论者看来，经济合作协议能够阻止中美战争的爆发，但在米尔斯海默的（逻辑）世界里，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因为政治权力和民族主义的重要性通常能够压倒经济：
　　我大致已经差不多说过一百次了，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但反对者通常以经济相互依赖为由加以驳斥，他们认为美中关系也好，中国与周边邻居关系也好，都与资本主义（发展取向）挂钩，每个人都在全球性的经济相互依赖中获益，没有人通过正常思维认为要发动战争，这意味着杀了能够下金蛋的鹅，所以经济相互依赖为和平造就了坚实基础（注：“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的逻辑链条在于“自由经济秩序—国家繁荣发展—满足现状—促进和平”，而相互厮杀则造成繁荣局面丧失，这等于是对财富的恩将仇报）。我认为这个思路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经济相互依赖可以维系向往和平所须的平衡，但在其他的政治重于经济的场合，它所谓和平基石的作用将大打折扣。持相互依存论者通常认为经济重于政治，难道就没有政治纷争足够尖锐以至于压倒经济考虑的情况吗？我在重申一遍，我承认他们举的很多例子是真实的，但在我看来更多的事实说明政治考虑是如此有力和紧张，以至于压倒经济诉求。且容我枚举如下。
　　关于台湾。中国明确表示不管什么形式的“台独”都意味着战争，即便他们清醒的认识到这将会对北京带来多大的经济负面效应，都将为维护统一而战。为什么？在政治视野中，维护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何等重要，他们不能容忍台湾宣布独立。另外一个例子是中日钓鱼岛争端，可以想象它将以两国在东海的一堆石头上进行射击竞赛（武力冲突）而告终。如果冲突损害两国经济繁荣又将如何？它会导致各种负面的经济后果。但在中日双方看来，该岛是各自的神圣领土，冲突逐渐升级甚至导致战争并非不可想象，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压倒了经济。
　　美国对外政策中一项持续已久的研判是核武器的存在能够保证亚洲和平。对此米尔斯海默教授则根本不予置信。他列举道，核武器的存在反而向更多的亚洲地缘关键节点的局部冲突敞开大门，比如朝鲜和钓鱼岛。
　　固然，拥有核武导致中美关系以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大规模传统战争告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清楚核武会使一些局面不会发生，但我认为中美关系演变为有限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比如台湾、朝鲜、钓鱼岛以及南海诸岛。许多有限冲突都将存在，而我认为核武器并不能阻止其爆发。所以核武在中美关系层面只能阻止类似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类的全面战争，而对有限冲突无能为力。对于冷战期间各自拥有数千件核武器时的美苏关系，我也持此观点。饶是拥核自重，美苏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常规军力，甚至都动过在欧洲心脏地带大打一场常规战争的心思。由于欧洲部署了核武器，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大战，都难以想象。但尽管拥有强大的常规军力，各种突发事件都足以让我们在冷战中与苏联发生战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我们认为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会进一步入侵中东或波斯湾。于是我们迅速调集兵力，很大程度上其目的就是抵御苏联可能发生的军事蠢动（注：米氏对核武器与战争关系的集中看法是——A、倘若单一大国获得核优势，它将成为霸主，这无疑意味着再无大国对手与之进行安全竞争，常规力量对均势不再产生影响；B、倘若两个或更多大国拥有确保自己生存的核报复能力，那么它们之间的安全竞争将会持续，地面力量仍然是军事力量的关键成分；C、毫无疑问，核武器的问世使国家在运用任何形式的军事力量攻击对手时，都更为小心谨慎——参见米氏《大国》第四章“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
　　对于中国和平崛起背后的儒家和平主义信条，米尔斯海默教授不以为然：
　　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国本是儒家和平文化，（其壮大）并不会给亚洲带来麻烦，这被我称之为儒家和平主义论调，它强调中国在历史上并未对其邻国进行过侵略，其孔孟之道的行为模式具有防御性色彩，根本不具备进攻性，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因为邻国受到外来者的侵略而被卷入战争。亦即，中国并不坏，坏人是那些挑起战争的敌人。这种观点很像“美国例外主义”，难道不是吗？美国就相信自己是天使而他国是魔鬼。我们倾向于以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观来看待一切。儒家和平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会告诉你这样的故事：中国是白道英雄，余者是黑道恶人。但事实却是：如果你翻开中国历史，其行为与欧洲列强、美国、日本并无二致。只要有此能力，他们就会采取进攻性对外措施，他们没有采取那是因为其军事能力不足以支撑其进攻意图。有论点认为中国并未根据现实主义政治逻辑行事，反而在历史上是被害人而非加害者。这种说法与历史矛盾，中国人也是正常人。（注：米氏并不熟稔中国历史和“封贡体系”的运行规律，与其在这方面观点类似的还有美国学者江忆恩。诚然中国在实践上同样表现出了文化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双重性，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行为表现出进攻性战略偏好。据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一书，尽管中国古代帝国也必须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保证其生存发展，但它较之西方帝国更加相信文化的力量，因而在精神气质上不是侵略性的。中国史上的帝国扩张主要来自防御性战争带来的额外成果，如汉唐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胜利拓展了国族边疆，而在后来更大面积的扩张更是偶然所得，乃是继承了蒙古和大清帝国遗产，而这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带来的结果。在美国史学界，以欧立德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就力主把清在“内陆边疆”的差序格局统治强行解释为“帝国主义”扩张，这为西方政客炒作少数民族省份独立、否定直接承袭自清朝的当今中国版图提供了“理论支撑”。因而必须明确的是，“帝制中国”和“帝国主义”完全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中国主流的儒释道思想都对侵略和战争不感兴趣，其引以为傲者多为其文化地位而非版图大小，作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通常才是描述帝国最重要的根据。另外，讲究“中庸”“变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二元论色彩明确的西方思想有着明显区别，那种非黑即白、“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国”相对立的基督教思想本与中国不类。使米尔斯海默对中国思想产生误读的原因，一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引发的“受害者/屈辱者情结”引发了“古今中西”的截然对立，二是中国自以为“中央王朝”的文化自尊/自豪感导致米氏误认为中国文化缺乏弹性，实际上“礼失而求诸野”“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都表明“化生”思想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并不能说中国就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
　　正如对中国霸权意图的“顽固立场”一样，米尔斯海默也对美国的进攻性行为进行了尖锐批评。在他眼里，这为中国增强军事能力提供了借口：
　　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对内实行民主制度，对外是国际霸权，因而是“仁慈霸权”（benign hegemon），世界上的其他人也应如此看待。但其他国家并不这么看待美国，中国尤为如此。冷战结束后，美国进行了六场战争，分别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5年的波黑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以及由“9·11”事件引发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直到2011年我们又进行了利比亚战争，所以那些因民主制度而说明美国是和平国家的观点总会立刻遭到这些现实的反驳（注：米氏在的《大国》一书中明确指出，“民主和平论”并非指民主国家步入非民主国家好战，而是指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彼此发动战争）。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一直在投入战争，我们毫不情愿放弃使用武力，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十分清楚这一点。因而，当中国看到美国“重返亚洲”的举动，它就会想起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运用武力的方式，就会想起中美关系史，想起从改革开放政策上溯到20世纪初美国在华“门户开放”攫取利益的一幕幕，想起朝鲜战争——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我们在1950-1953年并非和北朝鲜人作战，而是和中国人作战，我们在冷战中进行的主要战争并非和苏联人交手，而是和中国人。中国会记起这些，他们不会把美国视为“仁慈霸权”，而是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力量集中于亚洲、煽动中国周边国家同盟反华的危险敌人。在北京看来，这是十分可怕的情况。
　　至于“中美不免一战”的论调，米尔斯海默认为它取决于中美在全球、在东海和南海竞争到什么程度：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美竞争会展现出何种面貌？首先，我认为会是一场激烈的军备竞赛。中国将向防务领域投入更多资金以提高军事能力，而美国也将增加军事投入并将对亚洲投入较之以往更多的力量以遏制中国，这就会构成军备竞赛。中国试图战胜美国，反之亦然，这就构成了类似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行为模式。我认为东海和南海都容易酿成危机，而如果朝鲜半岛问题把中美卷入争执而引发危机，亦不足为奇。这将是非常严峻的局面。因此，除了军备竞赛之外，那些一直以来就存在的（地缘政治）危险很可能升级为战争。就容易引发中美战争的亚洲地缘问题而言，兹举例如下——
　　倘若因钓鱼岛或曰“尖阁列岛”问题导致中日关系破裂，美国必然站在日本一边，可以想象届时兵戎相见的情景，因为这是一场并未达到使用核武器地步的常规海战。它不像冷战时期美苏在中心战线上的冲突，一旦打起来就是使用核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情况过于恐怖，也不大可能）。作为争夺东海上面几块礁石而引发的战争，其现实性无法排除。也可以想象北朝鲜突然崩溃以及南北朝鲜关系破裂把中美拉下水的情景，更可以想象台海军事冲突时美国协防台湾引发中美对抗的局面。
　　出于反对亚太地区迅速升级的紧张形势，米尔斯海默对中国近期出现的“战略失误”提供了如下严肃建议：
　　在我看来，中国做错的地方在于它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反应过度，结果就是它“恐吓”到了邻国和美国。中国人认为必须要在这些危机中留下标记，并使“哪里有中国哪里就有关于冲突和分歧的争论”更加明显。我了解这些，他们那富有进攻性的姿态（或者说本来就如此）吓到了人们，而这并不明智（注：米氏这种描述与中国外事机构发言人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和行动的评价极其相似，而这无异于“倒果为因”，拙译澳大利亚学者格雷格·奥斯汀文章《为什么中国的南海行动符合常理》一文有详细说明。在中国决策层和普通民众看来，是美国“重返亚太”引发中国的不安全感，进而强化了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推进，而这种实力的应用又被美国视为打破地区平衡，于是便构成了典型的“安全困境”，即一国强化自身安全的行为造成他国的不安全）。现在不少人可能会说，过去许多国家对外推行霸权都以其自身败亡告终，德意志帝国如此，大日本帝国如此，纳粹德国如此，雅典亦如此。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试图步其后尘的国家回顾历史时都会对自己说——我们下一次会更加明智，我们会圆满实现理想，我们会像美国一样。以中国为例，中国人十分清楚德意志帝国、苏联都发生了什么，他们不想自取灭亡。所以中国人正在做的就是思考如何以灵活、缜密的手段使其力量收益最大化。所以我的观点是，鉴于“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国人会推行其地区霸权，会尝试把美国赶出亚洲而自己入主之，他们会更加灵活地趋近目标。至于成败利钝，那是另外一码事。
　　最后，米尔斯海默教授对美国孤立主义提出了强硬的反驳，这种植根于其大国政治理论的结论是：美国的撤退只能导致一个不受欢迎的中国得寸进尺（注: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视野里，绥靖是一个离奇而危险的战略，大国注定进犯他国，一个被绥靖的国家很可能把另一国的任何权力让与看作软弱的信号，从而索取其更多的让步，为自身争取更多权力）。
　　或有人认为倘若中国持续崛起，美国就应该撤退回夏威夷或大陆本土，我们应推行“孤立主义”战略。无论中国是否主导亚洲对美国来说都无所谓，它从美国这里得不到什么东西（即“美国身上也不会少块肉”之类，译者注）。这是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观点，想一想我们与中国和欧洲相距两条巨大的隔离带之远，中国横跨太平洋到加利福尼亚尚且需要6000英里，还没有两栖载具能够穿越太平洋抹平这一距离（注：米氏在《大国》中感慨，美国也许是历史上最安全的大国，主要是由于两个庞大的“护城河”——大西洋和太平洋——一直把它与世界其他大国分隔开来）。我们不仅有大洋阻隔，还有上千枚核弹头构成了终极威慑，更何况就实力而言我们才是西半球的主宰，所以美国是一个地缘上非常安全的国家。人们能得出的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结论是，即便中国主导亚洲，对美国来说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我的看法与上述相反，此类观点无非就是“孤立主义”的翻版，如果说中国领导亚洲，成为区域霸权，它就可以像美国那样自由通行于世界。大多数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想想美国之所以能够足迹遍及造物主留下的哪怕是一点绿地，能够把触角伸到每一个人的事务中，就在于我们能畅行无阻，在西半球没有力量能够压制我们。倘若中国因成为潜在霸权而雄视天下，它的力量就能介入西半球，就会和诸如巴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发展关系，它就很可能像苏联在古巴驻军那样在巴西设立一个海军基地，不是吗？故而，美国对中国主导亚洲所惧怕者并非其入侵美国，而是它影响力打入西半球，同巴西、古巴、墨西哥之类的国家结成同盟关系，这对美国在西半球范围内的存在来说就是一个威胁。（注：米氏认为，大国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地区霸主，并可能控制在陆地上与之毗邻或易于到达的另一地区，而取得地区霸权的国家，常常试图阻止其他地区的大国续写它们的辉煌，这一点与水域的阻遏力量密切相关。拙文《风起东北亚Ⅲ——何以封印？战略棋局下的朝核出路》开篇即指出，“全球海洋霸权的存在导致任何局部陆权大国整合区域的理想和努力都会遭到巨大破坏”。米氏《大国》第二章“无政府状态与权力竞争”就此道出了“离岸平衡”的精髓——地区霸主之所以试图阻遏其他地区出现有野心的霸主，是因为它们担心一个控制本地区的大国对手将是一个特别强大的敌人，后者能在前者的后院自行其是地制造麻烦。地区霸主宁愿其他地区至少出现两个大国，因为临近的地理位置迫使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彼此身上，而不会关注远处的霸主。米氏推己及人，认为中国强大了也自然会像美国进入中国“后院”一般闯入西半球，动摇美国“后院”，这也是一直以来米氏的终极担心所在，或许可以为美国开始改善与古巴关系提供一个注解）

　　简短集评
　　米尔斯海默关于“大国政治的悲剧”的论述，使得他如同预测“儒教和伊斯兰教合流对抗西方文明”的亨廷顿一样，一直是中国国关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倘若中美“安全困境”加剧、利益诉求冲突，毫无疑问二者的行为逻辑很容易导入“进攻性现实主义”里从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但这并非必然。结构性现实主义理论普遍把国家视为“单一、理性”的“黑箱”性行为体，从而忽略各自内部的变化。但对于中美这等大国而言，则恰恰是国家的内部变化发展更能决定其兴衰，正如美联储加息并未实现美国实体经济复苏、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并未实现中国经济“探底”一样，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时期，大国精力更注重于国内还是境外，是经济领域的竞争还是政治和军事领域的较量，各国内部的博弈究竟如何，都在未定之数。在这种情况下，利益摩擦和军事竞争被视为“争夺霸权”则不乏夸大之嫌，作为守成国，美国自然认为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举措是挑衅之举，而中国则视之为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已经完成“国家建构”的美国，需要维持霸权来烘托“山巅之城”的神话、保障“通过世界才能说明自身”的“灯塔效应”，而正在处于“转型进行时”的中国则需要以大致实现在东亚地区的地位来捍卫国家利益和国家性质的合法性。美国一再风声鹤唳地强调“中国威胁”，甚至把中国传统“势力范围”从东亚“渲染”到了整个亚洲乃至亚欧大陆，这无疑忽视了俄罗斯和阿拉伯世界以及欧洲国家的影响，只能说明其霸权实质“牵一发动全身”的敏感性和狭隘性，而这恰恰是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所应极力避免的，“以天下观天下”（老子），才不失更大的气度和智慧。所谓“仁者无敌”（孟子），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无须对米尔斯海默的论调如何挑战和反对，毕竟这是一种严密的逻辑推演，展示了一种可能。但这只是一种。“霸权”在中国思想里充其量只是一个客观结果，而体现“王道”和正义的发展模式更是我们安身立命的空间。
　　当笔者行文即将结束，忽闻“歼十”总师宋文骢老先生去世的消息。从“歼十”首飞的1998年到今天，米尔斯海默教授相关见解十余年如一日的背后，是中国实实在在的发展与崛起。其实，“大国政治”逻辑降临到中国头上固然在很大程度不取决于我，但它对国人来说是否意味着“悲剧”，则寄托在各行各业千千万万名类似宋总般付出的劳动者身上。“我们中国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鲁迅先生这篇耳熟能详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早就生动地道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就此观之，是否取代美国都不是中国前进的终点和唯一性标的，国人应当有作为文明古国的历史底气、弘阔眼光和精神境界。
　　是为结语。

　　译·注·评/孙宇晨
　　

来源时间：2019/2/1   发布时间：2019/1/31

旧文章ID：17883

作者：张永蓬  来源：大国策智库

　　在世界多极化背景下，深化中美非三方合作不仅仅受限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西欧、日本等西方大国的举措、美国对非外交政策、中美在非的战略互信问题、及中非合作中的挑战等等因素，都是促进中美非三方合作的重要因素，需要善加利用。
　　1、西方国家对非合作正在趋于务实
　　中美在非洲的合作与中美关系的总体态势密切相关。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决定中美非三方合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中美关系大体上可以走得下去，三方合作就有可能。但从学术角度讲，需要界定两个概念。一是“中美在非合作”，二是“中美非合作”，二者不完全相同。从敏感度和技术层面的可行性上来看，中美非三方合作这个提法，相对更为稳妥。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事实上就是中美在非洲的合作。
　　自特朗普就任以来，中美在非的合作具有不确定性，总的趋势是特朗普政府意图与中国脱钩。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恐怕比较困难。或者说，这一系列“脱钩”举措会给双方带来一些痛苦，并且持续时间也不会很短。
　　同时，是否赞成中美非三方合作不能仅听一个美国学生、一个非洲学者或者一个官员的一面之辞，或者一两个人表态赞成或不赞成中美非合作。我们在这方面就要避免偏听偏信。事实上，沉下心来观察可以发现，即使是使用“中美在非合作”这个提法，现在的问题也不是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现在有了一个变化，就是转而强调跟非洲的平等伙伴关系。欧盟先强调平等性，再强调伙伴关系。以前是办欧非峰会，现在是非洲欧盟伙伴关系。可以看出，欧盟至少在字面上将非洲放在第一位了。
　　美国也在转变。2011年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四届‘援助实效性高层论坛(High-Level Forum on Aid Effectiveness)’会议通过了一项政治宣言，提出了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全新的国际援助方式。其后，奥巴马在美国发表了一个讲话，说以后美国对非的援助政策要转向以促进非洲发展为导向、为原则。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转变，因为美国之前没有这个说法。现在，美国反而宣称中国做得不好，是为了设下“债务陷阱”，是为了在非洲攫取一些资源，反倒宣称美国跟非洲的合作则是为了非洲的发展。 日本也强调要给非洲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言外之意就是中国提供的基础设施质量不高。
　　尽管这些西方国家的说法不完全客观，但这些西方大国的对非合作确确实实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看重非洲自身的需要、需求和生计问题，越来越尊重非洲，这确实是一个趋势，不必否认，而且这个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在非洲的影响。
　　2、缺乏战略互信是中美非合作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中国在合作方面可以更为大胆主动。例如，在大力推动多极化过程当中，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利益，这方面可以再做大一点，思想观念再解放一点，步子迈大一点。
　　第二，中美非三方合作首先应该解决中美在非的战略互信问题。中美如果没有互信是不行的，互信既是一个前提，也是一个挑战。笔者参加过三四次中欧非三方对话会，会议结束后基本上就没有下文，没有发挥出实质性的作用。其实到现在我们仍然在对话，但并没有太多具体成果。拿出来的实际东西有多少呢？大家经常谈到一些例子，比如南苏丹问题。但是类似的合作具有时效性、应时性的特征，并不是一个长期的，而是一个短期、应急的合作。现在最重要的是需要推动长项的、可持续的合作项目，该类型的合作项目基础需要相对牢固一点。例如在安全方面，南苏丹出现问题，美国原本将南苏丹分离出来，意图削弱北苏丹穆斯林政权。当时有这个问题时就需要合作，当不存在时就没有合作。所以这种合作没有持续性。所以现在要尽量推动长项、可持续性的三方合作或者多方合作项目。
　　第三，在非洲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中美非三方合作，也需要拓展合作对象。中国跟欧盟合作相对容易一些。欧盟对非合作更强调的是公益性的项目，其自我战略性的考量不像美国这么突出，所以比较容易合作。因此，可以先加强中欧合作，再拉入美国，促进中美合作。
　　但是在推动这些合作的过程当中，还存在一些挑战，比如战略互信方面的问题、美国主流对中国或者对中非关系的认知等等。我们目前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赞同三方合作的声音有多大，反对的声音就有多大。甚至反对的声音恐怕多于赞同的声音。这个问题造成我们在实质性地推动三方合作的时候面临很大阻力，特别是要推动长项性的、可持续性的项目，比如企业间的合作。中美企业跟非洲企业的合作，最终要上升到政府层面。虽然美国的私营部门占主体，同时美国也是一个高度自由化的社会，但是一旦触及到国家利益，美国企业全部会服从于政府，其政府导向非常明显。所以要看到实施三方合作的难度，正视它的严峻性。
　　美国现在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中国正在对美国发起无声的冷战。中国的产业政策、技术、军事进步等，尽管中国自称是在实现和平崛起，但是这些潜移默化的举措和进步对美国利益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并挑战着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是长期的威胁，甚至中国已经超越俄罗斯成为首要威胁。第二个是认为中国与美国的冲突是制度冲突，即中美之间的分歧是制度分歧。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与非洲的合作过程中扩展了跟非洲的各领域合作，跟非洲国家搞得很热闹，最终结果是把自己的制度移植到非洲。对美国人来说，这是对美国价值观的一个挑战。
　　3、反恐是美国对非政策的核心
　　第四，美国的对非政策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突出反恐。第二个是将非洲依然放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底端和外交的底端，而不是一个优先地位。第三个是美国优先，在客观上削弱一些对非洲的合作。
　　但无论是2017年底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是2018年1月份发表的国防战略，我们都需要注意到印太战略。这个包括印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的菱形合作机制似乎正在提升非洲的战略地位。而美国对非洲战略中的反恐安全因素也是美国推动印太战略的动因之一。
　　2017年，美国有三个举动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埃及总统访问了美国。之前美国对埃及是打压的状态；此次，双方谈了一些反恐的事情。第二个是解除对苏丹长达20年的经济制裁，这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该事件的背景是近年来苏丹也开始跟美国进行合作，例如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政策性、方向性的转变。第三个就是推动埃厄改善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美国看到了厄立特里亚在地区稳定中的作用。厄立特里亚人中穆斯林与基督教的东正教，占各占50%，该国的穆斯林基本上保持稳定。美国一直看重其宗教之间相对和谐的一面。
　　4、中美合作的两个领域
　　第五，在对非合作中，中美在以下两个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较大。
　　第一个是安全领域的合作。比如对非洲的维和部队和地区组织提供一些经费、人员培训等等。对于局部的冲突地区也可以加强合作，投入更多人员或资金，例如在马里北部、刚果（金）东部。在马里，中资企业很少，而马里对中国的期待很多。
　　第二个领域是发展一些公共产品的合作，特别是强调跟当地战略对接的一些合作，例如“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都值得关注。由于后两个议程是公共产品，美方更容易接受。所以从这些方面入手，最后再上升到政府间的合作，是比较合理可行的路径。

来源时间：2019/1/29   发布时间：2019/1/29

旧文章ID：17881

作者：孔庆江  来源：IPP评论

　　中美贸易战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秩序构成严重挑战。天下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此，为发挥中国在国际贸易秩序重构中的建设性作用，在国际贸易规则建设中注入“中国元素”，中国应尽早研判并评估国际贸易秩序的演变情形，一方面多方并举捍卫世贸组织的权威，发展完善世贸组织体制并维护自身系统性利益，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世贸组织未来发展的任何一种情形，都有可能弊大于利，因此应做好相关准备和预案，以防不测。
　　一、中美贸易战延烧的前景及其对国际贸易秩序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自2018年7月6日，美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关税为标志而正式爆发以来，不断升级直至双方领导人在G20商定暂时中止升级并开放3个月的谈判机会之窗。考虑到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不但为了所谓“平衡的贸易”，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更是为了企图改变中国的所谓“非市场经济”问题，要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达成如此难度的协议，正式终止并解决贸易战，可行性极小。以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执念不达目标就不罢手的架势看来，美国从现有立场上作出重大后退的可能性极小，贸易战继续延烧变成持久战的可能性还是极大。
　　贸易战的爆发意味着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秩序走向崩溃。世贸组织既不能阻止成员相互之间诉诸于关税战或贸易战的形式以处理相互之间的贸易争端，而贸易战的延烧表明世贸组织也不能解决以贸易战形式出现的贸易争端。具体而言：
　　1. 贸易战严重影响成员方对世贸组织的信任，世贸组织作为谈判场所已无法发挥作用，阻碍任何新的多边协议的达成。相反，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将勃兴。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还在企图与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在协定中设置了所谓的 “毒丸条款”，排除各缔约国将来与中国缔结自贸协定的可能性，这类条款甚至还规定与中国已经缔结自贸协定的国家，退出与中国的自贸协定而转向与美国缔结自贸协定，迫使其贸易伙伴在美中之间选边站。
　　2. 贸易战意味着面临停摆挑战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强制性的管辖权已名存实亡。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在该组织中发挥着相当于法院在一国社会中的作用，贸易战的爆发和延烧严重侵蚀了成员对争端解决机制的信心。
　　3. 贸易战意味着世贸组织被边缘化，甚至面临成员方单独或集体的挑战。美国阻挡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成员任命，多次威胁要退出世贸组织，以此胁迫世贸组织其他成员方按美国的条件进行改革，是世贸组织边缘化的表征。
　　二、国际贸易体制可能的演变情形及其评估
　　三种可能性演变情形。（1）第一种可能的情形，世贸组织基本上按照美国的意愿和条件进行改革，纳入了关于非市场经济的系列条款，在世贸组织改革达成的同时，美国不再阻止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2）第二种可能性是，世贸组织继续存在，但没有上诉机构的运作。实际上世贸成员之间的争端发生后，只要其中的任何一个争端国提起上诉，即可使争端成为悬案，争端所涉及的世贸组织规则也就无法得到澄清。这样世贸组织实际上回到了之前的关贸总协定状态。（3）第三种可能是，美国退出世贸组织，世界贸易体制成了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体制。这种情形发生的前提，是美国提出的世贸组织改革的条件没有被接受，美国认为继续留在世贸组织对其已经不利甚至没有意义
　　三种可能性演变情形的评估。（1）关于第一种情形演变，表面上看，世贸组织的改革是各方大致意见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中国可以接受改革方案，就是一个妥协的方案，虽然不是最有利的，但也是最好的选择。不言而喻，这种情况下世贸组织的继续存在实际上是以中国做出重大让步以实质上改变自己的经济体制为代价取得的。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特性，美国提出的很多条件是中国现行的体制无法接受的。这个方案，极有可能不得不放弃。
　　（2）第二种情形是一种被动的情形，实际上是维持现状。结果是世贸组织将成为无牙齿的老虎：成员国违反世贸组织协定将不受法律约束，单边贸易措施极有可能盛行，贸易争端不断而无法遏制，从而大大削减了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支柱作用，从而使中国不但难于维护自己利益而且在世贸组织体制中的作用也相应衰减。
　　（3）对于第三种方案，在没有美国参与下，世贸组织的重要性必然下降，甚至下降到可有可无的状态。理由是：一旦退出世贸组织，美国必然会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当美欧、美日乃至七国集团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成功时，世贸组织就被彻底边缘化了。而且，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世贸组织极有可能在数年里蜕变为一个美国不愿与之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以及美国虽然与之谈判但暂时无法达成协定的国家的集合体。更严重的是，这些贸易协定的排他性质，将使中国的产品在美国和与其缔结这些协定的国家处于不利竞争地位。
　　三、中国关于建设国际贸易秩序的抉择
　　1. 多方并举捍卫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发展完善世贸组织体制、维护自身系统性利益，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作斗争。自2001年“入世”以来，从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来看，世贸组织体制已经证明是有利于中国的。而且，对于经常受到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诟病的中国经济体制上的某些问题，世贸组织现行的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并不能对中国构成制约。这实际上等于说：世贸组织一方面为中国的贸易创造机会，另一方面，又不影响现行中国经济体制的特色。因此，说中国在世贸组织体制中享有制度性利益，一点也不为过。基于此，中国完全可以在争端解决机构和世贸组织其他内部机构高擎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旗帜，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作斗争，可以通过参与争端解决机制和在世贸组织内部机构的活动，维护自身系统性利益。
　　2. 中国应做好相关准备和预案，以防不测。客观而论，对中国而言，世贸组织未来发展的任何一种情形，都有可能弊大于利。因而中国应做好相关准备和预案。
　　预案一：做好没有美国的世贸组织的准备。这个世贸组织对中国而言具有价值的大小，就取决于留在世贸组织中的国家市场的大小。这个方案的不确定性在于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在面临美国以谈判自贸协定为手段进行拉拢时多大程度上愿意留在这个组织内。对中国而言，难度在于以怎样的条件吸引其留在世贸组织里。在中国不可能改变我们的根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现实的办法是在市场准入上和中外企业之间、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平权上作出让步，以缓解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对我所谓“非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的不满。
　　具体而言，第一，要极大地开放我国市场，极大地增加外国商品和服务在中国的市场准入，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国际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第二，深化市场化改革，实施竞争中立原则，为在华各类中外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预案二，做好以“一带一路”为平台的国际贸易秩序建设。目前“一带一路”的制度建设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主要体现在有关文件的效力等级上。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但基本上都是通过中国已与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备忘录（包括地区合作备忘录、边境合作备忘录以及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等）的方式来承诺的。从长远看，建设“一带一路”需要多边的制度建设。
　　自贸协定谈判则强调秩序和制度的建立。自贸协定是一种经济层面的制度化合作机制，会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构建一种国际贸易秩序。如果“一带一路”建设不与自贸协定结合在一起，不仅不可能在沿线国家之间创造一个制度平台，更惶论为整个国际贸易秩序带来重大而深刻的变革。
　　国家的战略意图，推进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自贸协定。2016年3月17日公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第十一篇明确指出要以“一带一路”作为统领，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逐步构筑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围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展开制度建设，特别是超大型贸易协定的谈判。可以分别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别推广促进以上海合作组织（SCO）和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协定（RCEP）为平台的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作者：孔庆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9/1/29   发布时间：2019/1/29

旧文章ID：17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