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侠客岛

　　最近，国际局势起了很多波澜——
　　达沃斯上，美国国务卿说，要有条件地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默克尔含蓄地批判特朗普，安倍则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影响到了日本的出口；委内瑞拉局势陡变，西方大国拉着各个国家站队；加拿大驻华大使在孟晚舟案上说了几句公道话，被迫辞职……
　　按照计划，副总理刘鹤即将赴美，开展贸易谈判。而在达沃斯论坛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讲话时则说，要从“历史、文化和哲学”的角度考量中国，在解决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和摩擦时，“只能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寻求更好地切分蛋糕的办法，决不能停下来、就切蛋糕的办法进行无休止的争执，诿过于人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如何看待最近的国际形势，以及即将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侠客岛再次请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与我们进行了一番对话。

　　1、侠客岛：您怎么看待蓬佩奥和王岐山副主席的讲话？我们知道，按照计划，1月30日刘鹤副总理将飞赴美国展开新一轮中美贸易谈判，您如何看待此番双方谈判的前景？
　　郑永年：可以看出，中美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有共识也有分歧。
　　共识是为了自身利益，中美都有强烈政治意愿解决摩擦纠纷。我们以前聊过，贸易战没有赢家，对双方都有实际影响。细看下来，贸易战对谁影响更大呢？特朗普说对中国影响大，我看不见得。当然，只要双方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那就是共赢，比单纯用冲突解决问题要好。从这个角度说，中美是在相向而行。
　　也有分歧。分歧的核心在于，如何界定贸易战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如何解决问题？是把经济、政治等问题都一揽子放在一起解决呢，还是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聚焦某个问题致力解决？这是不同的思路。
　　王岐山讲话里提到，世界经济还是要做蛋糕；蛋糕不做大，各国吵来吵去分蛋糕、抢蛋糕，肯定会出问题。
　　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在全球化中拿走了蛋糕的很大份额，但是他们自己国内没有分好。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有70%多，现在还不到50%，这是美国国内很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如果指望用贸易战的方式，光靠怪中国、谴责中国，把国内问题外部化，是解决不了美国国内问题的。
　　经济和政治的变化逻辑不一样。要解决问题，就要有针对性的方法。80年代到现在，民主也好，人权也好，我们也可以和美国谈，可以和西方谈，但不能把经济、政治等其他问题都挂钩在一起，一锅粥、八宝饭，那是解决不了的。谈判要有主题，才可能取得共识。
　　说白了，中国不可能为了促进和改善贸易，把自己的政治制度、核心利益都改了嘛！学美国又不能成功。如果像蓬佩奥说的，非要把贸易跟其他诸多领域放在一起，那肯定无助于贸易谈判。
　　2、侠客岛：最近围绕华为的新闻很多，国人也都很关心。您如何看待西方一些国家对华为的“围剿”？甚至连一向不接受采访的任正非都露面接受了几十家中外媒体采访，因为感觉到了很关键的时刻，必须由他出面告诉外界华为发生了什么。当然，围绕孟晚舟，中、美、加的博弈也在进行。前两天加拿大驻美大使抱怨，人是美国要求逮捕的，但现在“受伤的却是加拿大人”。您怎么看待这种大国间的博弈？
　　郑永年：华为不仅是一个个案，也是一个平台：各个国家、各种利益集团较量的平台。我们以前说过，美国内部有各种利益集团；对华为的强硬，当然是美国安全系统、军工系统的利益。但是，如果一直是用美国国内的法律来处理这些问题，那国际上就没有一点规则了，胡来嘛，以后大家还怎么在全球化背景下做生意？
　　这当然不仅仅是法律问题。现在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都说是法律问题：有的是关于美国国内对制裁伊朗的法律，有些是美加之间的引渡法律。但是我必须说，国内法是国内法，国际法是国际法；在国际层面滥用国内法，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为什么？因为法律并不抽象，法律代表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国家间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你有你的法律，我有我的法律，我们都用自己的法律办事，但冲突就出现了。所以，光用国内法肯定不行。
　　要在国际层面协调不同法律之间的冲突，必须用政治、外交的方式解决。比如美国决策要不要提出引渡，加拿大司法部是否裁决同意美国的引渡申请，这都是政治决策，不仅仅是法律操作。所以这个案子最后肯定还是得会回到政治、外交的层面去解决。
　　3、侠客岛：也有的评论说，现在华为案可以视作西方对华“技术冷战”的开启。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郑永年：西方的这种心态不难理解。冷战时，东西方都是互相封闭的嘛。我们改革开放前也不向美国开放技术，也对西方抱有怀疑态度，不仅怀疑你的技术，怀疑你来中国的人是不是特务，双方都一样，都有过这种历史。
　　但是中国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我们很清楚，历史已经证明，把自己封闭起来，只会带来自己的落后，发展不起来。所以，西方对中国技术抱有怀疑、有敌意，只能说这是自信心的缺乏，说明他们担忧、恐惧中国的技术超越西方、超越美国，怕自己成为loser，所以才要把华为、把中国赶出去，限制你进来，在技术层面对中国封闭。
　　不用担心。这种封闭对西方没有好处。改革开放后，可以说，中国成为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最大的技术应用市场。技术研发投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要收回这种成本，必须依靠巨大的应用市场。华为为什么看重美国、日本、欧洲市场？就是因为技术投入高。市场越大，才越可能赚钱。
　　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学家应该算一算，作为美国最大的技术应用市场，美国的公司在这方面从中国赚了多少钱？肯定比中国赚的多。比如iphone这些东西，如果失去中国市场，他们会损失多少？中国是在消费西方的技术，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说，孤立华为也好，孤立中国技术也好，这不是经济逻辑，这是政治逻辑。真正去考察经济逻辑，就会理解以前有些人说“中美国”，两国技术、经济是高度关联、相互依赖的。所以你去看看，现在要在技术上封锁中国、把华为赶出去这些东西喊得最响的是西方政客，不是企业家，不是经济人物。
　　但另一方面，你孤立华为那么久，结果如何呢？华为有了自己的芯片，最近还发布了自己的5G。这对中国没问题，因为全球的技术还是在发展，只要你技术先进，西方不需要，肯定有国家需要的。
　　任正非说5G技术现在华为全球最好，已经签了几十个合同了。他说得很好，谁不买华为的5G，那是他自己的损失，毕竟会失去购买、体验物美价廉的先进技术的机会。
　　所以说，“技术冷战”的心态，还是西方内部问题的外部化反映——内部社会出现矛盾、经济乏力，就把这些问题外部化、政治化。我们看清楚就行。中国从近代以来就犯过自我孤立、自我封闭的错误，教训太深刻，不会再犯了。所以我们看，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讲，即便是西方在搞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封闭主义，我们还是要坚持开放、深化开放。这是对的。
　　4、侠客岛：能深入说说这种西方内部矛盾的外部化与政治化吗？包括最近委内瑞拉的动荡，其实也反映出某种程度上左右翼力量的变迁，以及国内社会矛盾引发的政治危机。
　　郑永年：现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存在内部矛盾。拉美现在普遍有左右之争，欧洲、美国也一样。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很多国家都把目光放到国际上，抢蛋糕、片面要求修正国际分配秩序，这是错的。历史的教训太深了——两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西方国家把国内问题国际化，结果怎么样？
　　反过来看，真正解决了社会内部矛盾的，比如西欧、北欧国家二战后的资本主义转型，都是经过了本国展开的社会革命，通过均等公共服务、提升公众福利、合理国内分配的方法，用内部转型、内部社会力量变动的方式完成。美国错开了历史上第一波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现在也遇到历史上曾经遇到过的问题。
　　国内的问题只能通过内部调整、内部结构改革或者革命来解决，从来没有用内部矛盾外部化、向外输出的方式解决的。一战、二战就是很糟糕的尝试，都没有成功。
　　5、侠客岛：达沃斯上，默克尔含蓄批评特朗普政府“破坏全球经济”，并称“世界只有通过合作和共享机构才能解决争端、促进繁荣”；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非常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对日本出口的冲击和影响。您怎么看？
　　郑永年：现在的全球化跟以前的很不一样。以前资本、技术有国界，主权国家还有“经济主权”。日本制造就是日本的，德国制造就是德国的。但80年代后，全球形成了产业链、供应链，很难说某个产品是某国制造。波音与空客不是美国、法国一国就制造出的，一台iphone可能要几十个国家共同合作制造。
　　产业链就是形成依赖，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国际上遇到了分配问题，大家开始吵谁得到的多、谁分得的少，但是别忘了，这种分配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不可能用蛮横的方式解决。
　　不光是德国、日本，美国也从贸易战中受到很大伤害。美国得到了什么？没有什么。所以特朗普现在就有动机去跟中国谈。我以前还说过，从长远看，美国可能是贸易战的最大输家。因为现在的世界体系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现在如果美国主动放弃、丢掉了霸权，以后再想重新建立起来是很难的。
　　6、侠客岛：做蛋糕的问题我们此前在谈话中也聊过。其实不仅是国际上大家要做蛋糕，国内也要做蛋糕。您说到，现在中国人均GDP才1万美元左右，而“亚洲四小龙”里面垫底的台湾都有2.5万美元，差距还很大，国内还远远没到大家争论怎么分蛋糕的时候，做大蛋糕才可能让每个人有可能继续多分一点。
　　郑永年：当然。如果因为分配上有争执，大家就都停下来吵，不做这个蛋糕了，那一定是“多输”局面。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做大蛋糕，大家才能分得更多。
　　实际上世界经济蛋糕做大的潜力还很大。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机器人、AI，这些东西为世界下一步经济发展创造了多少可能性啊？中国的一带一路沿线的那些国家，经济潜力多大？你看现在美国、欧洲的人均GDP很高，可能在5-6万美元甚至更多，中国人均才1万美元左右；拉美、非洲更低了，穷国多的是，相当大基数的人口还在吃饭穿衣这个水平线上生活。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世界上的民粹思潮。尤其是西方的选举政治，更容易出现民粹，无论左右，都容易流向民粹。因为政治好搞，煽动、鼓吹、极端化都可以获得选票，但是做大经济蛋糕多难啊，要花很大力气。民粹就是抢嘛，在现有的利益里哄抢，谁力气大谁就抢的多一点。
　　所以说，各个国家、尤其是各个大国，不能目光太局限，尤其是只局限在政治层面。发展还是硬道理。
　　对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国际上也一样。美国国内发展不平衡，世界发展也不平衡。如果还能像以前联合国内那样，大国之间对于发展世界经济有共识，潜力就还是很大。但是如果大家都不想发展了，光想着分蛋糕，就很危险。
　　7、侠客岛：此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发布消息称，刘鹤副总理将于1月30日至31日赴美、就两国经贸问题与美磋商，您怎么看此访前景？美国联邦政府持续停摆30多天，会对此次谈判有影响吗？
　　郑永年：领导人谈问题可以综合地谈，但是执行部门要把问题细化。对中美双方都是。中美之间是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的。
　　美国联邦政府停摆有好有坏。对特朗普来说，政府停摆会让他更有动力去在经贸上找到突破口；但问题是，虽然特朗普在美国社会层面支持力量依然不错，但是在精英层受到很多掣肘。政府停摆已经显示出这种党争、精英分裂的困境。中美经贸的突破能否给特朗普带来精英层的支持率？要打一个问号。
　　以前，无论民主党共和党，产生出来的领导集团都是要照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中产阶级的利益的。但现在民主党、共和党刚好反映出社会分化的局面，一半对一半，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特朗普政府的效率，人们对其缺乏信任感。
　　如果美国有有效的领导集团，中美谈判就容易取得共识；现在领导集团缺乏效率，就会给谈判带来高度麻烦和不确定性。
　　8、侠客岛：不久前，中国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做主题，很罕见，甚至为此推迟了许多地方“两会”的会期。您怎么看这一主题？
　　郑永年：很有必要。当然，中共领导层对于重大风险的研判，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世界局势判断的延续。
　　以前大家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在非西方国家搞颜色革命；现在西方国家自身就在发生着颜色革命。法国黄马甲，也在向欧洲其他国家蔓延。全球化会带来技术、资本、产业的全球化，也会让问题全球化。这是对国际形势的重大研判。
　　确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收入分配、种族矛盾、社会矛盾……只不过形式不一。我们也要面对现实。矛盾都是在积累的。贸易战也好，地方债务也好，改革触动既得利益也好，都会积累矛盾。
　　如果经济还在发展，社会矛盾就还是发展中的问题，可以用发展解决；如果经济停滞了、经济不增长呢？很多问题就会浮现出来。
　　你看法国黄马甲，也是小问题引起的，对吧？燃油税。战争也是，历史上很多战争都是小事成了导火索，无论有意无意。小问题可能触发国家间的战争，也可能触发国内矛盾和社会问题，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要高度警惕。

　　采写/公子无忌

来源时间：2019/1/29   发布时间：2019/1/28

旧文章ID：17874

作者：黄亚生  来源：亚生看G2

　　编者按
　　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表现出色，不仅仅夺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也从共和党手中夺下了多个州长或州政府官员席位。不少人认为执政党中期选举失利是一个历史的规律，这次共和党失利符合历史规律，不必大做文章。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表示，“俗话说‘魔鬼在细节’（“Devil is in the details”），就是说，世界上好多的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的或是那样的， 但你了解了细节以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黄教授指出，“2018年的中期选举更像一次总统大选级别的选举，也就是说这次中期选举比过去任何一届中期选举更能表明美国国民的政治倾向，它的信息量更大、更准确。”

　　俗话说“魔鬼在细节”（”Devil is in the details”），就是说，世界上好多的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的或是那样的， 但你了解了细节以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今天我想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来讲一下“魔鬼在细节”的道理。
　　我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总统执政党中期失利是一个历史的规律，这次共和党失利完全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有一位网友对我文章是这样评论的（该评论是发在一个微信群里，我在这里匿名引用，不应该有任何不合适的）：
　　“本来不想再谈政治，刚刚看了你转发的贴（指我的一篇关于美国选举的文章），实在忍不住，总统选举以后的中期选举的惯例就是执政党会丟掉不少席位，因为选民一般对新上台的总统期望过高后的失望，我Google了一下，你看看奥巴马2010年的中期选举的惨败，这个群好多都是国内的朋友，对美国政治不了解，这样胡说，怎么可以，麻烦你看看美国历史。”
　　我一向不怕麻烦。这篇文章就是要看看美国历史，而看历史不能只是去谷歌搜索2010年的一年的中期选举的结果，而是要看看往年的选举和这次选举的细节。
　　这个细节就是投票率 （turnout）。
　　的确，从历史结果来看，总统执政党往往都会在中期选举中或多或少的丢掉国会两院的席位，甚至同时失去两院多数党的身份。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历史现象，但很多人不明白这里面的内在的逻辑。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总统执政党的选民没有投票热情，一般不在中期选举参与投票。反对党投票率高，而执政党投票率低，这样给了反对党一个人为的优势。
　　但2018年中期选举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重复。细节非常重要，懂或不懂的标志是看你掌握不掌握细节。2018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达到了50.3%。这是自1914年的中期选举以来最高的中期选举投票率纪录。那年的中期选举的投票率是50.4%。（1914年应该是历史吧？）而1914年的民众投票热情高涨有一个特殊情况，那年美国经历了一个重大的选举改革。1914年那一届中期选举， 因为美国第十七修正案的生效，民众第一次可以直接选举参议员。
　　文章开篇提到的那位朋友参考的2010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是37%。2018年的投票率和2012年的总统大选投票率只相差了4个百分点，和2016年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只相差8个百分点。这就是我的观点的实证基础： 2018年的中期选举更像一次总统大选级别的选举，也就是说这次中期选举比过去任何一届中期选举更能表明美国国民的政治倾向，它的信息量更大、更准确。
　　中期选举的历史规律
　　文章开篇提到的那位朋友或许是没看我的文章，亦或许是看了以后没认出文章里讲的就是美国历史。我在文章《黄亚生：2020年特朗普还能继续总统之位吗？》中就详尽阐述了，历史数据确实表明，中期选举普遍对总统执政党不利。根据美国新闻网站PolitiFact的统计，自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总统所在的政党仅在1934年和2002年两次中期选举中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同时净胜了席位。在1934年的中期选举中，罗斯福所在的民主党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各净胜9个席位。在2002年的中期选举中，小布什（George W Bush）所在的共和党则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净胜8个席位和2个席位。
　　小布什之所以可以在2002年的中期选举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时美国民众仍受到9/11事件的极大精神冲击，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小布什政府成为爱国主义的代名词。除去1934年和2002年的中期选举，在1998年的中期选举中，克林顿（Bill Clinton）所在的民主党在众议院净胜5席，而在参议院则是既没有净胜席位，也没有净输席位。除去这三次中期选举，从1934年的中期选举算起，总统所在的政党都经历了失利，要不就是在参众两院中的一院净输席位，要不就是在两院同时失利，净输席位。

　　中期选举的投票率
　　在美国，投票是一个自愿行为，不是强制性的。因此，美国政治候选人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动员尽可能多的选民出来为自己投票。投票率往往可以决定一个候选人的最终成败。
　　相较于总统选举，中期选举的投票率总是更低。在近四十多年里，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总体维持在50%到60%之间。而在近四十多年里，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勉强维持在35%到41%之间。在2018年之前的2014年中期选举中，投票率创下近四十年新低，仅为35.9%，大部分的有资格的选民（Voting-eligible Population or VEP）都没有出来投票。

　　中期选举投票率与总统选举投票率的巨大差距是因为选民对中期选举不感兴趣，尤其是在任总统所在政党的选民。他们因为在之前的总统大选中获胜，缺少于总统大选期间同等的动力和热情在中期选举中出来投票。
　　中期选举不仅仅投票率低，而且投票的人群相对单一。根据佛罗里达大学政治系维护的网站“United States Election Project”的统计，60岁以上的公民在总统大选和中期选举中都可以维持较高的投票率，在50%到70%左右浮动。而年轻的选民则很淡漠。 在总统选举中，18-29岁的公民的投票率可以达到50%，但到了中期选举就只有20%了，甚至不到20%。

　　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中期选举中，相比于白人，少数族裔群体的投票率也比总统选举时的投票率有明显下降。随着美国社会越来越多样化，以及少数族裔投票越来越积极，从大的趋势来讲，白人选票在所有选票中的比率在降低。然而，每到了中期选举的时候，白人选票比率总会迎来反弹。也就是说，相对于总统选举，更少比例的少数族裔选民会在中期选举时出来投票。

　　投票率低、执政党选民热情低、投票选民背景单一等因素使得过往中期选举的结果确实很难作为之后总统选举结果的先行预测指标。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2018年中期选举的数据，就会发现这次的中期选举和过去的中期选举完全不一样。
　　2018中期选举的细节
　　2018年中期选举的50.3%的投票率是很接近总统大选的投票率的。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总计有1.34亿选民参与投票，而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总计有接近1.14亿选民参与投票，达到了2016年总统大选总参与选民的85%。而在过去，这个比率一直也就维持在六成上下。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总计获得的选票（6073万左右）已经十分接近特朗普在2016年获得的总票数了（6298万左右）。2018年中期选举每个州的投票率都在上升。 根据“United States Election Project”的统计，除了加州和阿肯萨斯州与2014年数据持平，美国其他所有州2018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都要高于，甚至远高于2014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

　　除此之外，2018年中期选举的选票构成也更多样化，更接近总统大选的选票构成。根据美国数据分析公司Catalist的分析数据显示，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相较2014年中期选举，年轻人和少数族裔的投票率有明显提高。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约有76%的选票是由白人投出，12%是由非洲裔美国人投出，7%是由拉丁裔美国人投出，5%是由亚裔投出。少数族裔选票比重比2014年中期选举有明显的提高，更接近2016年总统大选的选票族裔构成。同样的现象在各年龄段中也有显现，年轻人选票比重比上次中期选举明显提高，更接近上次总统大选的选票占比。

　　共和党虽然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赢得了胜利，但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选民的投票率还是很高的。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亚利桑那州在任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莱克（Jeff Flake）宣布不寻求连任。因此，亚利桑那州的选情在选举前不确定性很大。根据美国时政网站 “库克政治报告”的统计，亚利桑那州大部分选区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的总投票人数都达到了2016年总统大选投票人数的90%以上。而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辛这三个帮助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的关键州，大部分选区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的总投票人数也都都达到了2016年总统大选投票人数的80%以上。
　　这是2018年中期选举和往年中期选举的一个巨大区别： 两党的参与热情的是同等高涨的，也就是说以往中期选举中，反对党的因为投票率差造成的人为优势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是不存在的。2018年的选举因此是两党政治势力更准确的风向标。
　　结语
　　这篇文章的焦点是2018年众议院的选举结果，但共和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保住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可能会有人说我是在挑捡证据，只写支持我的观点的事。不是的。这里又牵涉到另一个细节： 2018年任期到位的参议院议员大部分都是在牢固的共和党红州。2018年的参议院的政治地理对民主党非常不利，共和党保住参议院的席位主要是因为这一个历史的巧合。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18年对共和党有利的地理政治在2020年就是共和党的地理政治的劣势。 我的预测是2020年民主党将夺回参议院。
　　世界怕就怕“细节”二字，我们就是最讲细节的。

来源时间：2019/1/29   发布时间：2019/1/28

旧文章ID：17873

作者：元淦恭  来源：元淦恭说

　　【1】
　　1979年的春节来得很早。
　　1月28日，大年初一。这个国家名义上的三号人物，事实上的掌权者邓副总理踏上了前往美国的专机。这年的1月1日，《时代》周刊刚刚将他评选为1978年的年度人物。

　
《时代》杂志将邓评为1978年年度人物

　　第二天，1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为他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美方在欢迎仪式上按总理的仪制，鸣放19响礼炮。而这次访问的其他接待细节，全部参照“国事访问”的最高规格。
　　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这一次访问的意义都极为特殊。一个多月前的12月16日，中美两国宣布将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这次访问才让中美两国的普通民众真切感知到，这两个国家之间，封闭了30年的大门打开了。
　　1978年12月，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时刻，和中国执政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几乎同时。从某种程度上，中美建交成为执政党政策转向的最佳注脚。中国的领导人在农历春节期间，对昔日最大的敌人开展一次史无前例的长时间高规格访问，无疑是“解放思想”的产物。
　　邓的这次访问，也的确让美国人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红色政权。在得克萨斯州，身着中山装的中国领导人戴上了美国表演者献上的牛仔帽，这样开放而随和的举动，拉近了中国和美国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2】
　　时光荏苒，现在的许多人已经忘记了，启动改革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上年年底热播的《大江大河》，被视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文艺作品中的翘楚，然而这部戏里，同样有些和历史大相径庭的细节。
　　宋运辉刚刚入学不久，宿舍的大叔兴奋地向他们谈论着自己听说的关于三中全会的“小道消息”，这段台词如是写道：“最近两年，出现了很多新的事情，分田到户，个体户的出现，集体化是否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我们还要不要坚持阶级斗争，我们还要不要改革开放，我们要不要敞开国门跟世界接轨？让我们高兴的是，要求改革开放的力量占了上风”。
　　三中全会召开之时，“分田到户”还只是安徽、四川等个别省份个别乡村“偷偷摸摸”的现象，在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政策的一项草案文件中，还明确载明“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至于个体户的出现，那是更晚的事，温州人章华妹领到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迟至1980年12月，她本人开始摆摊也是在1979年11月，1978年中国虽然已经有像章华妹这样摆摊做小生意的人，但“个体户”这个名词还根本没有被发明出来。至于“集体化”是否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那还是意识形态的禁区，而“改革开放”这个词组的形成和定型，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三中全会文件里只有“改革”这个词，连“开放”二字都没有出现过，更不要说“改革开放”这个词组了。
　　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路径。“改革开放”并不是高层顶层设计的结果，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产物。1978年对中国而言最重大的意义，并非经济改革的开启，而在于思想桎梏的打破。真理标准大讨论、全国科学大会宣布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平凡冤假错案、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入学，是这一系列的事件为后来中国的变革打开了闸门。
　　【3】
　　1978年的变化，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气氛。这种气氛的转变对官员、知识分子乃至新入学大学生的影响非常直接，但人们生活的细微变化，要到1979年才渐渐明朗起来。
　　1979年3月，波士顿交响乐团对北京进行了访问，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日本籍指挥大师小泽征尔亲自担纲指挥，邓等中国高层领导人亲临观看。这被视为中美文艺交流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然而，在这一年对中国普通民众影响更深的，还是一位来自海峡对岸的歌手。
　　中美建交的同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对金门、马祖的炮击。而台湾当局对此事实上也有积极的回应，他们调整了“对敌广播”的内容。
　　就在邓副总理到访白宫的当天，邓丽君正好度过自己26周岁的生日。因为“假护照”事件，邓丽君在此后的一年遭遇演艺生涯中的最大挫败，但她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却在这一年空前扩大。
　　在1979年之前，邓丽君早已是蜚声台港日和东南亚的亚洲巨星。在大陆一些有门路的人那里，透过收听台湾短波甚至辗转获得邓丽君的翻录磁带，已不是全然的禁忌。1979年，台湾“中国广播电台”在每周日推出“邓丽君时间”，专门播放邓丽君的歌曲。后来，这成为文化传播史上的奇迹，终身未曾踏足中国大陆的邓丽君，用她的歌声慰藉了经历创伤的一代人，她隔空赢得“十亿个掌声”，成为无数人艺术的启蒙者。
　　“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一句民谚，展现中国时代变化的侧影。
　　【4】
　　2018年天猫双11，可口可乐第一次在天猫平台上做C2B定制。可口可乐在上海推出定制生产线，消费者可以自己选择青睐的口味。
　　这是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的第40年，它已经是中国最时兴的“新零售”弄潮儿。
　　可口可乐早已不仅仅是一款碳酸饮料，它是美国生活方式的象征。对于遥远的东方市场，可口可乐一贯有异乎寻常的敏锐洞察。1978年12月13日，中美签订建交公报之前3天，可口可乐与中粮公司在北京饭店签订协议，规定美方可以在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灌装并销售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正式进入中国，已经是1979年。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条可口可乐的生产线，最初在中国销售的可口可乐，还是用“寄售”的方式从境外邮往中国，再有中粮总公司安排出售。虽然那时的可口可乐仅仅供应涉外的旅游饭店，远未走进中国百姓的寻常生活，但可口可乐和后来进入中国的宝洁、麦当劳、肯德基等美资消费品一样，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潜移默化的改变，已然开始。
　　【5】
　　欧洲中部的瑞士，拥有与它的体量不相称的巨大国际影响力。每年冬天，瑞士东部达沃斯小镇都集聚全球政商名流，达沃斯论坛的发起者是日内瓦大学的教授克劳斯·施瓦布，敏锐的嗅觉是他成功的重要秘诀。
　　1978年，施瓦布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从此确信中国将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并在第一时间邀请邓参加1979年的年会。邓本人虽然未能成行，但中国派出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钱俊瑞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欧洲管理论坛（达沃斯论坛）前身，中国和达沃斯对话的大门就此打开。
　　1979年4月，施瓦布率团前来中国访问。此后四十年，他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直至2018年年底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接受中国领导人颁发的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瑞士企业家行动的速度，一点不比施瓦布迟滞。他们最早把商业广告带回了中国。1979年3月15日，瑞士的雷达牌手表率先“吃螃蟹”。它同时在上海电视台和上海市委主办的《文汇报》刊出广告。有意思的是，由于时间仓促，在电视台播放的广告配音还是英文，仅仅加上中文字幕，即算如此，在之后的三天就有超过700人到商场询问这个品牌的手表。

宁江机器厂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广告

　　中国的变化很快，国内的企业也很快开始尝试广告这种新生事物。三个月之后的6月2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四川宁江机床厂的一条广告，这是它历史上的第一条商业广告。这条广告写道：“本厂各种精密、高效单轴自动车床专供钟表、仪器仪表、无线电原件、照相机、打火机、玩具等各种行业加工轴类零件时使用……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
　　如今看来，在官方媒体上做广告早已是最稀松平常的事。然而，时光回溯到1979年，“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绝不仅仅是个简单的营销行为，更是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统购统销”的传统框架。从四川省开始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悄然打开了经济领域意识形态松动的潘多拉魔盒。
　　【6】
　　花港观鱼，西湖畔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公园里有两棵高大的红杉，这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给中方的国礼。
　　改革开放之前，外国领导人访华的时间通常很长，杭州是他们在北京之外到访的热点。1972年，尼克松同样把杭州作为访华行程的第二站，周恩来和他同游了西湖。这以后，西湖在西方世界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她的灵秀和大气，被视为“东方美”的绝佳代表。
　　中美建交让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杭州的命运也由此改写，她成为最为外国人所知的旅游城市。
　　建于1962年的西泠饭店（今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是杭州最早的涉外饭店，当年还是高中生的马云，经常骑自行车来到这里，他的目标很明确，找住在酒店的外国人，为他们做“免费导游”，也借此练习自己的英语口语。
　　2017年，马云到美国底特律参加“美国中小企业论坛”。在这次论坛上，一位65岁的美国律师Bruce Thele举了一张欢迎牌，希望能见马云一面。欢迎牌上写着“马云，1980年8月，你在西湖边给我做过导游！欢迎来底特律！”

马云和Bruce在底特律重逢

　　就这样，马云再一次见到了Bruce。Bruce当年28岁，他刚刚辞去华尔街律师的职位，开始环球旅行，路经杭州，他计划旅行结束后回到家乡底特律执业。年少的马云，曾在西湖边接待了超过2000位外国游客，Bruce是第一位在美国重逢的。马云掏出名片递给Bruce，邀请他再来杭州，“到时再做一次免费导游”。
　　1980年之后，Bruce再没到过杭州，但他却从事着和马云相似的事业。他的律所为在美国学习法律的中国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还在美国商务部东密歇根区出口委员会帮助密歇根的小企业走出美国。让中小企业能够更好地在全世界做生意，这是他和马云相同的愿望。
　　【7】
　　那时候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这里会成为一片淘金的热土。但对于中国人而言，拥抱商业，仍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做生意”这个在中文语境，始终带有“不务正业”的负面色彩。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人们对“体制内”工作的执念还根深蒂固。
　　2018年年底，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在参加《财经》杂志《我们的四十年》节目录制时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创业时的真实情景：从社会主义体制来看，好人都是政府负责安排工作的，我们刚开始注册公司的时候，北京就流行一个说法，只有“两劳人员”办公司，就是劳改释放和劳教释放人员。这两类人属于坏人，政府不负责安排工作，没有出路，只好去办公司。
　　“四通公司的人也像两劳人员。所以我参加四通以后，儿子上学登记父亲单位，我说别登记我，登记你妈的单位，因为办公司的名声不好。”
　　政策一次又一次的钟摆式变动，对民营经济带来巨大的考验。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取代了“计划经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也渐渐有了更多的保障和相对更高的社会地位。
　　1999年，中国和美国就加入WTO达成一致。两年后，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时候，一家初创的公司，提出了一个延续至今的公司使命：“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家公司创设在杭州，它的名字叫阿里巴巴，在这之后的中国，“做生意”这个词从脱敏到中性，再到越来越正面。时代在变，观念随之而变。
　　【8】
　　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钱颖一概括道，要概括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可以概括为“开放”和“放开”。
　　如果聚焦到中国商业这个点，我们更能够理解“开放”和“放开”相辅相成的一面。
　　在高度计划体制下，中国缺少民营经济的基因。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民营经济的起步，或是以浙南温州为代表的从个体户萌发的模式，或是苏南浙北的乡镇企业模式，或是四通、联想等北京中关村兴起的“戴帽子”“挂集体”的暧昧模式。凡此种种，在创业之初，市场主体都是十分幼小的。最早以成熟的公司形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不是这些民间经济的因素，而是外资企业。
　　1981年4月，在中粮公司下属的北京分公司烤鸭厂一间腾出来的车间，可口可乐在中国的第一条灌装生产线终于投产。伴随着生产的本土化，可口可乐也开始面向大众的营销。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里这样写道，每当周末，可口可乐的职员就举着标有可口可乐上表的彩色气球，在北京的各大商场推销，五毛钱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一时间人潮如涌。日后搞营销研究的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的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二十多年后的2009年，淘宝商城在线上推出了双十一“全场五折”的活动，当年的交易额是5200万元。后来，天猫双11成为全球最大的在线购物狂欢节，而阿里巴巴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平台。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商业这个领域，中国不仅仅因为“开放”成为西方的好学生，更因为“放开”而成为创新者。庞大的国内市场，旺盛的消费需求，通信设备的改善和移动互联网的狂飙突进，让中国商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实现了爆炸式繁荣。
　　当后人回顾中国历史的时候，这将会成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现象。传统中国是“重农抑商”的，而在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下，“商”又相对于“工”处于弱势和从属的地位。对“商”这个行业的再认识，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经济领域重大的思想解放之一，而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9】
　　1979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相较而言，有一件事似乎并不起眼，但却在中国改革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年杜润生成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一代最优秀的中国青年从此聚集在他的麾下。他的办公地点在清代礼王府，这里的门牌号是西黄城根南街9号，因而俗称“九号院”，在此后的十多年里，这里改变了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
　　中国改革的确是“干”出来的，农民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包产到户等新的生产关系形式，在杜润生和他的“九号院”补办理论上的“准生证”。然而，九号院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里不仅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连续五个涉农“一号文件”的起草地，更孕育了一批后来推动中国各个领域变革的翘楚，九号院自由而开放的空气，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王QS1979年告别西安，来到北京，现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做实习研究员，后来也进入了9号院。1986年，他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所长。曾供职于发展研究所的王振耀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曾分析，王QS转入金融界，是因为他在发展所时和世界银行谈了几亿美元的贷款，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1988年，王离开了九号院，成为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开始了他的金融家生涯。
　　在中农信期间，他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这群年轻人最初擘画了内地证券市场的起步。
　　【10】
　　研讨会在万寿宾馆召开的那天，是1988年7月9日。彼时，宪法中的“计划经济”字眼尚未被废除，讨论资本市场无疑是件敏感的事情。人民银行的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专门拿出一张《人民日报》作背书，那份《人民日报》登载了一条邓XP的新闻。

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

　　1986年11月14日，邓在中南海会见了时任纽交所的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凡尔霖送给邓两件礼物——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样本和一枚可以自由通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徽章。邓愉快地收下了他的礼物，还回赠了一张面额50人民币的上海飞乐股票，还说：“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12年前的1974年，邓第一次以副总理的身份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后还有一点空余的时间，邓要求去华尔街看看。邓到访华尔街的四十年后，2014年，阿里巴巴在华尔街的纽交所挂牌上市，创下史上最大IPO的记录。对外开放四十年，中国人一直在努力学习和适应全球顶级市场的规则，中国和世界的交融也越来越深。
　　中国也有了自己的证券市场，虽然这个市场很不令人满意，但它仍是中国变革的见证。最近证监会换帅，财新的一篇评论在分析中国金融舆论生态时生动地写道：“股市里的大妈都知道，别人骂不得，证监会主席可以骂得。也因如此，证监会和证监会主席成为中国各大政府部门中几乎是惟一一个长期能经受得住外界调侃、批评甚至谩骂的机构和领导。”邓XP三十多年前说“可以试试”，三十多年后，纵然磕磕绊绊，纵然质疑声声，这场试验还在进行着，未有终局。
　　【11】
　　即使对于饱受政策市诟病的资本市场，中国人也不应当全然悲观。
　　市场化的漫漫长路，有过坎坷和曲折，未来也不会是一片坦途。但人们应当寄望的是，经历了长期计划体制的桎梏，这个国家对于更开放、包容、审慎的治理，仍然有着相当的共识。
　　施瓦布访问北京四十年后，2019年，他在达沃斯对话了四十年前进京的中国国家副主席。
　　从九号院转做金融家的他，曾经担任过分管金融的副总理，回忆自己负责监管的岁月，王说道：“我当时讲过一个故事，中国历史上有句话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说的这句话不对。举个例子，严格意义上，警察永远走在小偷后面。如果警察一直走在小偷前面，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小偷了，监管和市场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说应该修改一句话——魔高一尺，道高八寸五。”
　　“如果偷了东西，60%的小偷都能被抓获，小偷就能少很多，当然没有小偷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理想和理想化的区别，这就是监管和市场的区别，这就是标准和创新的区别。”王QS的意思是，规则不能跑到发展的前面。
　　【12】
　　世界再次走到十字路口。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受到冲击，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引发怀疑。
　　马云也来到达沃斯，他一如既往地表达对技术和全球化的乐观。现在不是给数字技术套上紧箍咒的时机，数字时代的“红旗法案”应当被阻止，否则，“就像是为三岁小孩做一双鞋子，而这个小孩以后一辈子都要穿”。全球化也不应该被怀疑，它不过是普惠性不够。“全球化本身是好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提升它，如何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年轻人参与进来”。
　　毫无疑问，中国政治家和企业家今天在世界舞台上的发声，是这个国家过去四十年变革的缩影。应当承认的是，这种变革不仅仅来源于经济体量的提升，更源于四十年前开启的“思想解放”的进程。

邓出席卡特总统举办的国宴

　　四十年前，邓公送给卡特一幅带有猫的形象的双面绣。今天的人们都理解这份国礼背后的意义，“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一位务实主义者就是用这样生动的话语，打破了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禁忌，让这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得以走下去。四十年后，人们回看这一段历史，会有“温故而知新”的感受。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不应该急于作非此即彼的判断，而应该保有多“看一看”的从容。
　　在邓公访问美国四十年之后的当下，中美两国的关系似乎正在承受罕有的骇浪。然而，我们已经从这四十年的中美交往和对外开放里，学到许多东西，这些东西已经浸入中国的肌体，让它有更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开年之时，马云对浙商们讲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贸易谈得好，做点外国生意，谈不好，做14亿人的生意。多大点事？！中国的市场足够我们做了。”
　　时间会诚实地记录所有收获，我们不需从头来过。

来源时间：2019/1/29   发布时间：2019/1/29

旧文章ID：17872

作者：郭涵编译  来源：观察者网

　　本周，围绕美国、加拿大政府扣留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的闹剧越演越烈。据最新消息，加拿大法院已准许孟晚舟女士获得保释。
　　美国提出“涉嫌违反对伊朗制裁”的逮捕理由，却拿不出实际证据。此举亦引发来自其他国家与美国国内的质疑与批评。
　　《世界报业辛迪加》11日发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文章，他认为美国政府此番做法，如因公司行为（有证据前提下）逮捕高管以及本国法律的“域外管辖”，都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制裁华为是美国发动对中国“经济战争”的一部分，可美国却选择性地利用与忽视国际法，已经失信于世界。
　　萨克斯的专长是发展经济学，曾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休克疗法”，并在玻利维亚、波兰、俄罗斯等国实施。观察者网全文翻译，仅供参考。

　　在中美矛盾加深的背景下，美国政府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女士的举动非常危险。
　　美、加有关方面选在孟女士于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进行逮捕，此举近乎是“美国向中国企业界的宣战书”。正在全球各地旅行的美国商业人士也因此被置于危险境地。
　　美国很少因某家公司（不论是美国还是外国）犯下的罪行而单独逮捕某位高管。通常，公司经理会因其个人犯罪（比如私吞公款、受贿或者暴力行为）而非公司的不当行为被逮捕。除非证据确凿，管理层不应替公司承担刑事指控。
　　何况，美国政府没有理会本国几十位涉嫌犯罪的首席执行官与首席财务官，而是先拿一位世界知名中企的高管开刀，这是对中国政府、企业界与公众赤裸裸的挑衅。
　　美国声称拘捕的理由是涉嫌违反对伊朗制裁，可多年来因此受罚的美国或外国公司不胜枚举。比如2011年，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因违反美国对古巴、伊朗与苏丹的制裁而支付8830万美元罚金，但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并未因此被拘捕。
　　除了摩根大通，自2010年以来，至少有24家各国金融机构曾因违反美国的制裁法令而被迫支付罚金，其中著名的包括美国银行、富国银行、三菱日联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集团、德国商业银行、多伦多道明银行、法国兴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荷兰银行等等。
　　这些机构来自美国国内及其盟友，没有一家的总裁或是首席财务官被拘捕。
　　所有案例都是企业而非个人承担责任。其中有些美国的银行因2008年导致金融危机的不当操作，至今已被罚2430亿美元。
　　总之，对孟女士的逮捕有违常例，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如果你要调查某家公司总裁或是首席财务官，请先从本国的企业开始，不要采取如今这种虚伪手段，把自私包装成道德高地，还冒着可能引发全球冲突的风险。
　　很明显，美方对孟女士的行动其实是特朗普政府更大战略的一部分。他们希望通过向中国征关税、限制中国对西方国家的高科技出口、阻止中企收购欧美技术企业而伤害中国经济。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经济层面上针对中国的一场战争，而且被非常鲁莽地挑起。
　　华为是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公司之一，也是特朗普政府迟滞、阻止中国进军各项高科技领域的绝好目标。
　　美国在这场经济战争中有两个目的，一是商业考量——偏袒并保护竞争中落入下风的美国公司；二是地缘政治。但不管怎么说，遵守国际法并不在美国考虑之中。
　　美国如今瞄准华为，恰恰是因为该公司在全球顶尖的5G技术上取得了成功。美国政府声称华为的硬件与软件中暗藏监视系统，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至今没能拿出证据。
　　这种态度可以从《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找到依据。其作者先是承认，要想找出华为在信息通讯技术方面的把柄“如同大海捞针”，又干脆说“你冒不起把自己的安全交给潜在对手的风险”。换句话说，哪怕人们找不出华为的污点，依然可以将其“拉黑”。
　　当全球贸易规则妨碍到特朗普政府时，他们的回应是将规则一脚踢开。
　　正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在布鲁塞尔说的那样，“这届政府正‘合法地’退出或是重新谈判那些‘过时’、妨害美国与盟友利益的条约、贸易协定和其他国际安排”。
　　但早在退出之前，美国就已经通过鲁莽、单边的行为破坏这些协定了。
　　对孟女士的拘捕是基于美国法律的“域外管辖”，意味着美国政府要求各国不得与第三国（如古巴、伊朗）进行交易，这被视作史无前例的挑衅。如果中国政府规定美国公司什么时候可以与谁做交易，美国政府断然不会接受。
　　对华为这样的非政府实体进行制裁不该由一国单方面实施，而是基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协议。
　　作为2015年伊核协议的一部分，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条决议明确要求，各国应取消对伊朗的制裁。然而现在，全世界只有美国一家在反对安理会的决议。
　　今天对国际法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既不是华为也不是中国——而是特朗普政府。

来源时间：2019/1/29   发布时间：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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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捷  来源：察网

　　围绕华为的国际博弈和各种声音几天来不断的刷屏，对华为在5G的崛起，我们应当看到更有意义的层面，应当把眼光看的更加长远一些。这已经超越了5G，超越了一个企业，而是中美两国和中华民族崛起的关键点，是决定未来的战略决战了。
　　华为撕开的不只是5G而是美国网络霸权突破口
　　这些天以来，美国对待华为的做法，我们看到美国不讲他的普世伪善，开始耍流氓了。这个流氓手段的背后，就是美国的霸权受到了威胁。我们把华为的成功，更多的看作是一个5G时代的巨大优势，而如果我们往更深的地方推演，实际上是华为撕开了美国网络霸权的一道口子。有了这个突破口，中美的真正战略决战，可能要从这里开始了。
　　华为的5G是优势巨大的，这里不光是技术问题和标准问题，更在于技术和标准之下的成本问题。美国搞的排斥华为，使得中国市场当然要使用华为产品，变成了政治正确。华为在中国没有了竞争，实际上意味着华为的成本就是要成为欧美厂商的几分之一了。因为我们的成本摊销是按照人口来的，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只有中国人口的几分之一，计算一下成本摊销就很清楚了。本来国内电信商采取谁的？还要搞竞标，现在这个标就算是竞标，结果也是很清楚了。虽然中兴也是中国企业还是国家参股，但你能够让中兴中标然后美国的合规官来审验你的系统么？美国搞这个商业问题政治化，华为其实得利很大。
　　成本的优势蔓延的结果，必然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因为成本敏感，会采取华为的产品的，不采取的美国铁杆就是那么几个。5G产品美国多家厂商小而全，导致成本巨高，以后与华为市场竞争，成本价格会出现大问题。高价之下，这样的联盟是否能够维持，就是很有问题的了。因此5G时代，华为的主导权，应当比它的专利和标准所占有的比例还要大很多。这就是我们要迎接的5G时代。
　　开启5G时代，华为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5G的产品，更是对美国网络霸权的挑战，美国网络霸权的口子就此撕开了。美国人说华为的设备不安全，中国可以监控你的秘密了，但大家忘记了美国的斯诺登事件了吗？美国一直就可以监控你的秘密。设备底层是谁的，谁在后面确实可能有后门。而且美国是已经被证实有后门的，中国则是美国阴谋论说“莫须有”后门的。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的是：中国要是有后门，通过后门获取的信息传输到后台，必须要过公用网络的节点，这些节点要受到美国根服务器监管，实际上没有美国的配合是做不到的。这里美国监管是没有问题，中国则不对等的。美国的网络霸权，就是让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透明。而现在华为的设备，导致的不是中国可以有后门，而是美国安插的后门失效了！美国对全球的网络监控后门，到了华为的设备上，华为没有给美国的情报部门留啊！这才是标准的贼喊捉贼。
　　现在西方对华为的设备，不约而同的说网络隐私了，但我们的网络隐私呢？我们此前很长时间都使用的西方设备，尤其是我们的金融体系。这些信息秘密其实早就被西方透明了，你看斯诺登都说了啥？！所以同样的标准，是否应当把中国境内的西方设备按照同样标准清洗一下，尤其是在各种金融体系的西方设备。西方说这个隐私，其实告诉了我们他们一直在侵犯我们这个隐私，这些问题我在《网络霸权》一书当中分析过的。
　　我们都知道网络七层协议，不过具体那七层是不断的变化，以前是电信层、网络层、路由层、系统层，后来系统层和网络层不分了，WIN7到WIN10就是体现这样的变化。现在则变成了网络层、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而5G的特点区别于4G，就是移动通讯与无线通讯的整合，网络与通讯的底层完全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底层都是华为的，美国在网络领域控制网络七层已经做不到了，而且华为可以从高端往低端去发展，以高打低，带有明显的技术战略优势。
　　我们说美国的网络霸权，原因是中国的网络与美国的网络不是互联的关系，而是一个接入的关系，在网络上是主从关系，美国是网管，我们是接受管理的一方。想一下在移动网络全面取代固定网络，移动网络的设备都是华为的以后，美国还当得了这个网管么？下面这些网络该怎么管理，美国的ICANN能够全部说了算么？所以在5G背后，物联网兴起，谁主导未来世界网络的权力，网络的主权怎么博弈？还有更深的问题呢！
　　华为就是从底层往高层一步步进军的成功代表，华为原来就是做电信基础设备的，是做固话交换机的，现在移动通讯设备基站什么的都做得好了，终端手机也做了，突然变成有自主品牌的手机商了，而且这个手机商还越来越高端。在5G设备上是一条龙的发展，相比之下苹果仅仅在客户端就差很多了，三星的半导体和手机之间的通讯环节也是断层的，这里只有华为是全产业链，这个全产业链是可怕的竞争力。
　　前面很多人在讨论美国给我们断网停服的问题，不少人认为断了网中国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局域网。但这个是否能够实现，要看你网络的情况的。现在网络层与系统层不分开的情况，想要成为独立运行的局域网是有问题的，你的操作系统和底层芯片，都植入了后门控制必须访问美国根节点的时候，你的整个系统还能够正常运转？这里面是否有暗雷，可能只有爆发的时候你才知道。但现在如果网络设备是华为的了，移动终端的操作系统是华为的了，问题就极大的不同了。因此以后的5G时代，电脑和移动终端的操作系统必然是逐步统一的。
　　很多人说华为的操作系统是安卓体系，也要谷歌的授权才可以。但是Android是一种基于Linux的自由及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华为已经大改了原来的系统设计了，这个自主化的程度非常高，还在越来越高，脱离其体系不是不可以，现在是要考虑与更多的应用兼容才是关键，以后5G是自己的设备，别人要与你兼容了，搞一个独立体系也就是你想不想了，而且做了会卡别人的脖子，以后不是安卓给不给你授权，而是你是这个领域的领导者，人家要求着你挂它的牌子的。5G结合华为的终端，实际上可能卡我们脖子的操作系统问题，也给弯道超车了。以后以移动通讯终端的操作系统变成整个个人终端的系统是没有问题的，各种应用已经做到了手机上，已经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整合了，5G这个整合将更彻底。
　　还有就是芯片问题，华为的终端芯片已经是自己设计了很大的部分，尤其是处理器现在自主知识产权主导了，华为带来的是全系统的解决方案。到5G时代，运算能力手机接近电脑，华为的芯片对美国芯片的替代作用还要加大；而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的核心之一也是通信和控制，通信和控制当中也是以智能算法为核心，这个突破对人工智能的制高点，也是至关重要，这个也是智能制造方面的突破。因此撕开这个口子，下面就是广阔的天地。所有这些，都是按照人口进行成本摊销的，只要中国人不参加美国厂商的成本摊销，意味着他们的成本就要是华为的几倍，以后的竞争苦日子，还远远不到头。而且美国的军事能力，也是在通讯能力的基础上的，没有了这民用市场的支撑，其军工成本将变得不能承受，美国的军事霸权也要受到压力。
　　华为只要在网络的一个层面占据了统治地位，其实就是意味着美国网络霸权的口子被撕开了，美国想要独自控制网络就实际不可能了。美国在里根以后大力脱实向虚的底气，就是美国控制这网络世界的霸权，现在没有了这个霸权，那么就是真的虚了，虚拟经济就是空中楼阁了。什么大数据、云计算啥的，还有社交、视频、搜索等等都在网络通讯的底层平台上的，这个平台的硬件设备和技术标准变成中国的了，上层的技术，中国就要有发言权了。
　　华为撕开的这个口子，底层是华为的通讯5G，那么上层的物联网、云计算、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等，都是要向我们开放对接接口的。更进一步讲的就是如果美国的相关企业死掉了，那么这个技术就是中国卡美国的脖子，以后不是美国对华禁运，而是我们可以对美国禁运了，这是美国万万不能接受的！如果美国要保持自己的体系，它才3亿人，与中国比是几分之一，与世界比是二十分之一，这意味着成本的巨大差别，所以它必须拉上很多国家与之一起分担这个成本，这就是他们不顾商业规则，而政府绑票和情报组织介入，一定要把华为排除在竞争之外的真相。
　　华为的未来，竞争对手根本不是苹果，苹果在移动终端上都没有一统天下，而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则通讯端和终端都已经不成规模，三星是通讯没有的，华为如果统一了，那个是鼎盛时期的微软的概念，是在5G领域完全碾压式的优势，而其他领域则被吸附了。现在的趋势是在5G时代的通讯移动网络环节华为的支配地位，其他环节华为也参与在第一序列，其他环节还多个厂商在群雄逐鹿，你说这个优势有多大，会不会蔓延？
　　移动通讯网络、物联网、移动社交社区，带来的是未来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谁主导了你的未来行为，谁就是未来的领导者。现在进入大国崛起的模式，就是网络和通讯的发展，带来国家社会治理管理模式的革命，管理成本的巨大下降，规模效益变得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崛起得益于网络和通讯的发展，而中国模式与网络通讯的技术平台、制造等结合在一起，就是领导世界打破霸权的力量。美国在制造业流失之后，信息网络通讯业的设备生产在失控，则意味着美国虽然金融强大，也必然如历史上的荷兰，变成金融空心化而衰落。
　　想明白这些，就可以知道美国着急在哪里了。再发展下去，美国与中国贸易战可以打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华为5G时代，成本的巨大差距，不是25%的关税可以卡住的。在成本巨大差距下，搞关税壁垒，为壁垒买单的就不再是中国企业，而是美国消费者了。想一下成本差几倍，你能够收百分之几百的关税么？就算收了如此之高的关税，也只不过是你自己左手交钱右手收钱的游戏，自己玩自己了。如果让华为控制了底层通讯，意味着美国的几大网络巨头，以后都变成虚拟的巨头了。
　　移动通讯5G的技术特点，就是网络与电信都绑定在一起了，这个竞争要是中国绝对优势，就是美国的网络和电信的软硬件一起垮塌。手机再替代个人终端电脑，手机的软件硬件也是中国在崛起，美国还剩下什么？如此发展，就是美国的网络信息业的整体垮塌了。没有了终端和通讯网络的基础平台，美国的网络巨头都将成为虚拟的和空中楼阁了。美国网络产业的巨头公司，占据了美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业的主要市值，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的涨跌走向。中国突破此环节的影响，是中美力量根本性的翻转和质变，可能影响世界经济格局数百年的历史，也可能是国家民族永久性的消长拐点，因此这个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决战要开始了。与此相比，现在贸易战更短线和局部，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因此在国家核心利益殊死博弈层面，根本不是什么契约精神、法治公平了，而是兵不厌诈和丛林法则了。认清这个规则的变化也很重要，在这个时候高呼道德的，不是宋襄公就是带路党。这里美国人比我们更早的看清楚了问题的实质，这里没有妥协和让步，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问题。所以华为公主的博弈应当会持续，不会那么简单的结束。美国不让华为进入本土，保住非华为非中国的5G企业是美国的根本，对待中兴，美国更重要的目的不是搞死它而是插一腿进去。而在中国，则已经到了开始全面清除在华美国电信和网络设备、系统，准备建设中国自己的互联网的时候了。
　　事情的发展会比绝大多数人预想的快很多，中国的5G牌照即将发放，有了牌照下面5G普及是很快的，就是三年内的事情，明年可能中国就要开始商用了。而要是多看几年，就算到2025年吧，肯定是一个全球普及的时代。5G带来的社会经济模式变革大潮，都在争当弄潮儿，谁都不想成为落伍者。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网络信息通讯产业，从移动通讯、终端切入整个信息网络，然后切入人工智能和操作系统、芯片，挑战美国的网络霸权，全面的战略决战的序幕应当已经开启，应当在不远的将来可以看得到更加激烈的国家力量博弈。
　　贸易战暂时缓和下突然绑票华为公主这件事，只不过是中美角力的一个导火索和遭遇战，但我认为这里可能发展下去是决战而不是局部争端，国家民族的战略决战就要开始了！决定国家民族未来的，在网络在信息产业而不在贸易！为了这个核心利益，以后不光是绑票、关税、外交，军事直接参与都是有可能的，这里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们已经从5G打开了突破口，这个突破口绝对不能再被堵回去了。别看现在中美的焦点在贸易战，未来的关键，一定是信息网络通讯产业。
　　【张捷，察网专栏学者，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政法大学客座教授。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拼娃”，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来源时间：2019/1/29   发布时间：201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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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成昊  来源：国际在线

　　美政府关门“破纪录”
　　党争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由于美国两党迟迟未能在美墨边境建墙问题上达成妥协，美东部时间12月21日，美国联邦政府在特朗普任内出现第三次部分机构“关门”，此次政府“关门”超过30多天，已成美国史上最长政府关门季。此次“关门”造成约80万公务员无薪休假或无薪工作，部分公务人员加入华盛顿街头的抗议人群，还有一些行业人士怨声载道，无法容忍两党斗争造成的政府部分停摆。
　　此次美国政府“关门”是两党恶斗的集中体现，亦是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继“通俄门”调查后试图削弱特朗普执政能力和信誉的又一抓手。众议院多数席位被民主党拿下，民主党顿时感觉声音可以更大、腰杆可以更直，不惜以牺牲美国民众的多数利益与特朗普“硬碰硬”。而将修建边境墙视为核心竞选承诺、心思聚焦2020年总统大选的特朗普自然也不愿退让三分。双方僵持不下，所谓“三权分立”急速滑入“否决政治”轨道。
　　从外交领域看，由于民主党穷追猛打，“关门”和“通俄门”已成为特朗普挥之不去的“双祸临门”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精力将更多聚焦国内，并寻求以外助内。外交政策为内政服务的倾向将愈加明显，外交“内政化”将继续决定特朗普政府多数外交政策仍必须为谋求连任服务。一种看法认为，内政上遭遇挫折的特朗普将会通过制造外交危机以转移国内视线。换言之，其外交政策目标将不仅局限于外交领域，而会更多考虑国内政治因素。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特朗普会软化其强硬的外交政策，通过谋求大国合作为执政加分。
　　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却有可能在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下得到融合。一方面，在一些特朗普认为无关紧要的国家、地区和议题上，危机管控显得没有那么重要，或者美国减少参与也无关痛痒。例如，美国近期决定从叙利亚撤军，虽引发中东部分盟友不满，但特朗普仍然不为所动、我行我素。针对多边场合，特朗普明显更提不起兴致。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1月17日对外宣布，特朗普决定取消美国代表团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行程，理由就是“关门”导致人手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在处理中美关系这样关键的议题上，特朗普却不敢怠慢。近期，中美两国贸易谈判有来有往，并未受美国政府“关门危机”影响，双方对话不断传递出积极信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坦言，受政府部分机构关门影响，办公室工作人数已大幅减少，但仍将矢志不渝推进贸易谈判。考虑到对华、对欧是美国对外贸易谈判最复杂的两个对象，而对欧谈判尚未全面启动，对华贸易谈判成为美国当前对外事务的重中之重。国内危机缠身的特朗普显然也希望通过对华外交突破挽回颓势。据悉，特朗普已明确告诉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要与中国达成一份协议。美国经贸团队内部也在激烈争论是否要部分调低或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以推进双边贸易谈判。
　　然而，“关门危机”所折射的两党斗争还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更为复杂的影响。从对华有利的一面看，众议院可能牵制特朗普政府2019年开启的一系列对外贸易谈判，减少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谈判的筹码。
　　莱特希泽去年10月底告知国会美国政府将在今年上半年使用“贸易促进权”与日本、欧盟开展贸易谈判。但两党对贸易谈判的优先事项有不同看法，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希望达成类似美、墨、加之间的新贸易协定，而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则更关注劳工、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因此，特朗普政府在谈判过程中若不一定程度吸纳民主党方面的诉求，即便达成协定，也很难在国会闯关成功。
　　但是，并不能指望两党制衡、斗争会完全朝着利于中美关系的方向发展。当前，两党已基本形成对华强硬的共识，多数政界和战略界人士认为美国过去对华接触政策已然失败，只是两党在具体方式和关注领域上有所差别。两党斗争不会从本质上改变美国政界对中国的误解，相反，更为强调贸易自由和民主、人权的民主党还可能在其他议题上继续炒作舆论、制造话题，与共和党比拼谁对华更为强硬，甚至推动国会通过更具挑衅性的遏华法案，制造更多噪音。

　　作者：孙成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9/1/28   发布时间：201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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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观智库

　　2019年1月19日，美国共和党“反华派”参议员戴维·珀杜（David Perdue）当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海权小组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参议院最重要的附属委员会之一，负责监督和引导美国海军的发展。在当前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2020年大选前激烈博弈的背景下，珀杜出任美国海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反映出共和党对海军重镇佐治亚州选区的争取，释放出特朗普当局进一步加强对华海上遏制的信号。

　　一、戴维·珀杜出任美海权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背景
　　根据美国最新的《国防战略报告》，美海军战略重点和力量投放将围绕西太平洋、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区域，这需要有更加熟悉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领导者引导美海军战略，这是珀杜出任海权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大背景。具体来看，珀杜的上任有两方面具体因素——
　　一方面，特朗普的“355舰”计划面临困境。特朗普在竞选阶段承诺要扩充美海军舰队，将美海军舰队规模扩大到355艘，海权小组委员会前任主席——参议员罗杰•威克尔(Roger Wicker)正是该问题的重要推动者。近期，随着民主党重新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该计划受到诟病，且白宫方面开始削减国防部预算，海军造船计划面临搁浅或被改为集中经费建造核潜艇的局面。
　　另一方面，当前美国两党正激烈博弈，珀杜当选海权小组委员会主席是共和党争取佐治亚州选区的重要举措。珀杜所在的佐治亚州是美国的海军重镇，拥有9个军事设施，其中包括有40年历史的“国王湾”海军潜艇基地，该基地是美国东海岸最重要的战略潜艇基地。珀杜出任海权小组委员会主席，是共和党对佐治亚州选取的积极争取。
　　二、戴维·珀杜的鲜明个性与反华立场
　　（一）个人经历：与特朗普类似的商人身份
　　珀杜，全名戴维·艾尔弗雷德·珀杜（David AlfredPerdue），1949年12月10日出生，共和党人，佐治亚州理工大学工业工程学本科和运筹学硕士。2015年3月就任佐治亚州美国参议院议员，是标准的美国南部白人地主精英阶层，是国会中唯一一位获得财富500强称号的议员。
　　珀杜与特朗普相似，在从政前是一位知名的成功商人。他曾任“锐步”运动品牌的CEO长达十年，他还成功帮助美国一些最知名的公司改进产品，扩大业务。珀杜在华尔街被称为转型专家，擅长帮助公司重振品牌、扭亏为盈并为投资者带来回报。
　　珀杜家族横跨政商多个领域，戴维·珀杜的堂兄弟桑尼·珀杜（SonnyPerdue）是现任美国农业部部长、前佐治亚州州长。2011年，戴维·珀杜与桑尼·珀杜曾一起创立了一家全球贸易公司“珀杜伙伴有限责任公司”（Perdue Partners, LLC）。该公司致力于通过贸易、合作、咨询服务和战略收购，促进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该公司有可能是珀杜家族将政治资源变现的白手套公司。它提供食品配料、成品食品和饮料产品、成品消费品、工业产品的国际销售贸易服务。公司还提供经济发展战略、国际业务发展、公共政策、政府绩效与效率、员工发展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主要目标是与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商业往来。同时，戴维·珀杜还曾是美国联合能源公司Alliant Energy Corporation高管之一。
　　（二）个性特征：特立独行的反建制派
　　珀杜与他的盟友特朗普相似，是一个有着鲜明个人特色、不同于传统政客行事风格的人。主要有以下特点：
　　（1）“中国威胁论”的拥护者和践行者
　　在珀杜各种反华言论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中国威胁”。例如，他在贸易、人权、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上多次抨击中国，在嫦娥4号成功完成月背任务之后，他甚至公开宣称中国要“称霸太空”。他自始至终将中国作为美国的“敌人”来看待，将中国的一切正常行为均解读为“针对美国”、“针对全人类”的威胁行为。
　　（2）国防与外交的“鹰派”代表
　　珀杜非常重视美国的国家安全，他抨击前政府的“无能”导致美国在国防力量的投入不足、外交政策失败使国家陷入危险、经济发展潜力下降，债台高筑威胁国家安全。他主张加大国防投入、采用更加强硬的外交手段和以美国为优先的经济原则。同时，他将“美国衰落”的责任推给中国。
　　（3）精明的商人，擅长应对危机
　　从珀杜过去成功的商业经济案例来看，他擅长经营和管理，擅长带领面临危机的公司走出困境，能够通过利用各方面力量和优势来改善公司经营，并获得利润。同时，珀杜在竞选时也承诺要努力改革华盛顿，让它更像一家企业那样运营。
　　（4）反对建制派，行事风格独特
　　珀杜在竞选期间就曾被誉为“打破华盛顿僵局”的人。在2014年佐治亚州的参议员竞选中，珀杜以“婴儿”为比喻讽刺竞争对手的幼稚，该竞选广告曾被报道为2014年最佳广告，其竞选口号是“华盛顿需要真正的领导力”。这反映出珀杜的行事风格与传统政客不同。在2018年1月谈及“打破华盛顿僵局”时，珀杜强调政府应当拒绝职业政治家。他说：“华盛顿已经被国家媒体辩论和选举过程的噪音所分心。事实上，职业政治家直到上世纪下半叶才真正存在，但现在有些人把这当作自己的职业，我个人认为这是错误的。”
　　（三）政治观点：“反华”贯穿始终
　　（1）坚定的“反华”态度
　　戴维·珀杜几乎在所有的议题上均持反华态度，并一直宣称自己是“中国观察家”。他认为美国目前最棘手的有两件事，一是中国，二是债务。在珀杜看来，中国是一个全球威胁，他预测中国经济将在五年之内赶超美国，其中产阶级人口数将超出美国中产阶级的3倍；同时，珀杜认为中国想把美国“搞破产”，如同当年美国对苏联的策略。他认为中国“在非洲有31个港口贷款”的行为意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易违约性，取消赎回权并拥有港口。因此，中国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港口借贷战略”是令人不安的, 因为这种行为会让中国军队能够进入这些港口和基地。他还指责美中贸易让美国“丢失了制造业岗位”。
　　（2）担忧美国的国防力量“不足以应对中国”
　　珀杜对美国现有的国防力量很不满意，主张美国扩大国防力量。他认为美国现在海陆空三军处于历史的最低点——“我们现在拥有自二战以来最小的陆军，自一战以来最小的海军，和有史以来最古老、最小的空军。”他还表示，强大的海军对于阻止全球侵略、向外投射力量、支持盟友都至关重要。珀杜认为，是奥巴马政府不力的治理导致美国处于今天的危险境地。
　　从2016年起，珀杜就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水面舰艇部队。2017年4月，在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对话时，珀杜表达了对中国在短短15年内就投入比美国多出六倍的海上军事力量的担忧，担心美国地位会在其他超级大国崛起过程中被动摇。珀杜认为，美国海军存在来自中国的威胁，因此，他大力呼吁美国海军扩军备战，应对“中国的威胁”，呼吁发展航母和核潜艇来“应对中国”。
　　珀杜主张美国在亚洲采取更主动的政策和行动，以应对中国积极的经济和军事扩张。在珀杜看来，由于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为将被中国认为是“南中国海的侵略者”。
　　（3）以“自由贸易”和“自由航行”作为美国介入亚洲事务的借口
　　2018年，珀杜先后走访了日本、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吹嘘美国军方在保障“自由贸易”和“自由航行”方面发挥的作用。他还强调了（1）美国在通过保护地区航道，减少全球贫困的主要作用；（2）美国主张“公平竞争环境”，愿意帮助新加坡发展；（3）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帮助东南亚人口摆脱贫困、自由贸易、安全航行的作用；（4）保护美国人民利益；（5）主张和平；（6）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该地区的支持；（7）经济上的多种结盟方式不是再平衡贸易的必要方法，调整贸易的关键在于与其他地区进行公平竞争。
　　（4）坚决拥护特朗普总统
　　珀杜曾被美国媒体称为“参议院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桥梁”，是特朗普的忠实拥护者。在珀杜看来，“特朗普是命中注定之人，他是在我们需要在华盛顿破釜沉舟的重要时刻来到这里的”，并称特朗普的当选是“一代人的机会”，称他是“理解我们感受”的罕见的真正局外人。
　　珀杜是佐治亚州最早也是最杰出的民选官员之一，他成为了特朗普的竞选助手。并且，珀杜的几个盟友最终也加入了这位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幕僚长的尼克·艾尔斯(Nick Ayers)。在特朗普胜选后，珀杜曾一度被提名为潜在的商务部长人选。特朗普的立法主任马克肖特(Marc Short)告诉《华盛顿观察家报》(The WashingtonExaminer)，“没有比珀杜在参议院更热心支持总统的了”，肖特说：“他一直在大大小小的战场上热心帮助我们。”
　　珀杜几乎支持特朗普的一切政治主张，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和反对接收移民等问题。珀杜家族企业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珀杜本人支持降低关税，但当特朗普提高关税时，珀杜也站出来表示支持。珀杜不顾谷歌、苹果、Facebook和Twitter等大公司的强烈反对，投票支持《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案》（CISA）。此外，珀杜还反对枪支控制、反对美国“共同核心”教育规划、反对同性婚姻，并在网络上公开号召民众反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治立场均与特朗普保持高度一致。
　　三、戴维·珀杜出任美海权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影响
　　国观智库认为，美国海权小组委员会此次换届主要是主席人选更换，该委员会仍由共和党控制，前主席Roger Wicker和大部分成员留任，预计很大程度上将延续之前的海权战略，并继续支持特朗普政府的政策。
　　（一）对美国海洋政策的影响
　　（1）继续推动美海军扩张计划
　　珀杜上任后，较大概率将继续推动美国海军扩大规模。美国海军提出355艘造舰计划后，海权小组委员会力挺该计划，努力为其争取拨款。珀杜也一直支持该计划，但他同时关注“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目的是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利益。“哥伦比亚”级核潜艇是美国最第五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用于替代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考虑到美国海军此前认为，美国目前的水下战略能力换代需求不大，而是需要扩充水面舰艇编队，以应对中国“日益强大的舰队”。为平衡海军对水面舰艇的需求，在有限的经费预算下完成355舰计划，珀杜可能会考虑另辟蹊径。例如，与盟友在某区域通过组成联合舰队，获得盟军舰船的间接或直接指挥权，以完成美海军在特定区域的舰船力量投放目标。
　　（2）更加重视“海权”竞争
　　珀杜或将继续推动美国海军“重返制海权”的战略转型。特朗普政府已经将“大国竞争”取代“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美国的首要威胁，美国海军战略也正在从冷战后的“由海向陆”转向“重返制海权”，即要求建立一支能与强大对手争夺制海权的海军，确保美军在全球海域的自由行动能力，并阻止对手利用海洋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
　　（二）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
　　目前，美军仍在推进在2020年前将60%的海空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珀杜的上任或预示着，美对华强硬派将更加肆无忌惮地推动其安全边界向中国周边逼进，这将大大增加中国周边海域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可以预计，2019年美国将进一步推动作战部队在南海的常态化部署，美军舰机在南海地区的“例行巡航”、“自由宣示”、军事联演活动频度、力度将进一步增加，西方国家也将继续支持美国，而东南亚国家将会继续在中美之间采取“两边下注”的安全合作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珀杜是亲台派，曾在2018年“访问”台湾与蔡英文会面，并支持国防拨款法案中支持台湾的条款。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美国对台政策可能从当前的相对谨慎走向冒险。国会还可能推动对台军售和美台军事交流，让美国军舰（特别是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2019年1月24日，美军一艘勃克级驱逐舰及一艘补给舰通过台湾海峡，已反映出新的一年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强硬姿态。

　　特别感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付随鑫对此文的贡献

来源时间：2019/1/28   发布时间：20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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