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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谈判期间, 美军舰再闯南海! 这是要闹哪样?

作者:陈惠珍  来源:国观智库

  动态
  2019年1月7日,美国导弹驱逐舰“麦克坎贝尔”号阿利•伯克级在中国南海西沙群岛海域开展了“航行自由”行动。美国方面表示,“‘麦克坎贝尔’号驶入西沙群岛周边12海里内,以此来挑战中国过度膨胀的海洋主张,并且保护国际海洋法规定下的水路维持畅通。” 美国海军军舰再一次驶入中国领海海域,不仅对中国海洋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不利于中美双方就贸易冲突谈判保持友好的政治氛围。
  ▍分析
  从2015年开始,“航行自由宣示”行动逐渐成为美国实体性介入南海问题的重要手段,并在特朗普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当前,“航行自由宣示”行动在美国的海洋介入政策中,已经从战术级工具升级为战略级武器,具有战略与战术层面的双重特征。实际上,这已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海上挑战之一,客观上压制了中国的南海行动。
  一、“航行自由宣示”已成为美国开展对华海洋竞争的重要工具
  从奥巴马时代到特朗普时代,美国南海政策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侧重点存在差异。2016年7月12月前后一段时间,美国“航行自由”侧重于对“南海仲裁案”提供政治支持和“法律支撑”。2017年以来,“保持南海长期争议化”成为特朗普全球战略和印太战略的组成部分,“航行自由”议题成为美国在南海地区保持和扩大军事存在、展现武力的重要法律和道义依托。
  客观地看,美国的“航行自由宣示”行动并非仅针对中国,但具体地看,南海的“航行自由宣示”确实是主动而直接地针对中国的,其行动属性主要是政治性的,组织形式主要是军事性的。宏观上,“保持美国介入南海问题和引导南海问题发展的能力”,既带有美国原有南海政策的制度惯性,又反映了美国在中美关系、海洋治理里一贯的利益主张与核心诉求,是美国在中美全球战略竞争中的重要筹码和战略工具。也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政府比奥巴马政府更为重视从实体上和规模上实现行动的效果,因而大大增加了美军“巡航”南海的力度和频次。特朗普式南海“航行自由”带有更多的霸权色彩、霸凌心理和突破中国底线的试探心态,是“美国优先”理念下美国全球力量的局域优势凸显战术的具体表现和美国全球利益的一种新式扩张形式。
  二、美国“航行自由宣示”的多维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一是对中国直接构成战略压力。美国的策略就是“隔三差五来中国家门口闹事”,掌握影响南海局势和中美海上互动的主动权。二是直接挑战了中国的南海主张、南海权益,将“中国管辖海域”压缩为“中国主张管辖海域”,将其由一种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客观状态,动态地转化为“主观状态”。客观上,中国在南海地区特别是南沙地区的有关活动也可能被迫相对放缓。
  地区层面的影响。一是搅动了南海局势,让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南海主张和行动继续保持戒备和潜在的挑战心理。二是引导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进一步寻求战略平衡,避免这些小兄弟对中国“一边倒”。三是影响甚至破坏《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谈判进程,或者试图通过第三国将美国的相关意志注入《准则》之中。
  全球层面的影响。中美两国是影响全球格局的战略性力量,中美海上对抗必然会影响全球稳定。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海权实力进一步树立信心,全球海洋竞争态势将朝着更加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英法澳日印等主要国家对美国的海上支持力度和外交支持力度或进一步加大。
  三、美国南海政策演进趋势
  美国在南海不断试探中国的底线,以此为筹码增加自己的博弈胜算。美国在南海地区的肆意妄为必然会引来中国的积极甚至强硬回应,地区局势将会进入“软性紧张”时期。
  一是美国南海政策将会变得更加激进。“航行自由宣示”和“军事演习”正在成为美国在南海地区落实具体政策、实现战略目标的两大重要抓手。一方面,美国将会继续按照“南海仲裁案”的相关裁决结论,对中国的海洋主张重点进行试探突破。另一方面,美国将可能进一步挑战中国的底线,通过“人道主义救援演习”等,搞更多的低烈度“有害通过”活动,强迫中国默认和接受。
  二是美国海空立体化“航行自由宣示”的力度可能会进一步增强,空中、水面、水下的协同性将进一步提高,军舰、军机、潜艇、无人潜航器等将会交叉或一起上阵,进一步增加中国的应对难度。
  三是美国将进一步采取体现美国利益需求的行动,发展和创造习惯海洋法。“航行和飞越自由”规则演进的美式国际法的特征将更加明显,对此中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遏止。
  南海局势正在回到新的“刺激-反应”状态,美国仍旧掌握着战略主动权,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回到了被动反应的状态。在中美贸易战等掣肘之下,如何突破“航行自由”造成的软性战略困境,中国需要更多战略智慧。保持“刺激-反应”的现状,不应也不会是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底线。

来源时间:2019/1/21   发布时间:201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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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虎:中国崛起,必须过这六个坎

作者:朱成虎  来源:国观智库

格局

——大国崛起之思

  这个题目实际上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格局,另一个是大国崛起。
  1、今天的世界战略格局是一超主导、多强制衡
  首先我想谈什么是世界战略格局。我们通常讲的格局多极化之类的就是指世界战略格局。
  我们的媒体、职能部门,甚至包括职能部门给领导人写的稿子,喜欢讲国际战略格局。实际上国际战略格局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包括世界战略格局、地区战略格局、多边战略格局、三角格局、双边格局。
  按内容,国际战略格局可以包括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安全格局、军事格局,甚至贸易格局等等。
  我们今天讲的是世界战略格局,今天的世界战略格局到底是什么格局?
  我概括一下,就是一超主导、多强制衡。多极战略格局是我们一贯主张的,但国际战略格局真能建立起来吗?我们看看国际关系史,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多极格局的产物。所以多极格局不是一个稳定的格局。
  因为格局多,矛盾就多了,矛盾运动必然会产生摩擦,摩擦产生争端,甚至冲突,最后导致战争,这是必然的。所以多极格局不见得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很大的稳定性。
  我们一贯主张要推进多极战略格局的建立,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中国到底怎么办?
  中国能做的就是通过不断地发展自己,使自己与美国之间的力量差距逐渐缩小,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一极。那个时候就形成两极格局,这个是比较现实的奋斗目标,而且我们现在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如果发展顺利的话,可能10年或者20年之后,未来的世界就是一个两极世界,而不可能是一个多极世界。
  2、中国崛起必须过六个坎
  中国的崛起与其他国家的崛起有什么不同?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系列国家实现了崛起,比如苏联。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美国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俄国而代之的。特别是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了美元的霸主地位,最后导致了美国的霸主地位。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崛起是通过战争实现的。
  在这个过程中间,德国和日本也曾经一度试图崛起,它们主要是通过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来实现崛起。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崛起有着不同的途径,它不仅有制造业的崛起,也有军事力量的崛起,更有世界话语权的崛起,同时还有中国文化的复兴等等。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综合性的全面崛起。
  那么其他大国为什么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不是综合全面的崛起。一个国家要成为真正的一极,它的力量跟美国的对比必须是势均力敌的,那才算真正的崛起。
  中国要崛起,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复兴,对中国来说有六个坎必须过。
  1.安全困境
  我们中国能不能和平发展,是我们崛起过程中最大的安全困境,主动权不在中国人的手里,在美国人手里。中国要通过一系列的途径,或者说是博弈,才能够实现崛起。
  2.必须得到美国的认可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老二,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和既有霸权美国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个矛盾是结构性的,美国不会放弃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当然中国也不会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战略摊牌,让美国认可中国,让它不得不接受中国的崛起。
  这次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实际上是中美之间战略摊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战不是中美之间摊牌的终极,它还有后续动作。我们都知道高科技战已经打响,双方正在酝酿着金融战,这个金融战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会更大,但是这个坎必须过。
  3.祖国的统一
  解决祖国的统一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无可推卸的责任。
  4.人民币的国际化
  美国霸权主要是靠两点,一个是强大的军事实力,一个就是美元的霸主地位。
  美元霸主地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4年一直到1971年,美元和黄金挂钩。第二个阶段,1971年以后,世界上所有的石油买卖都要用美元计价结算和支付。
  今天整个世界,美国人要制裁谁,它就能让这个国家抬不起头来,让这个企业没有办法进行国际贸易,这就是美元霸主地位带来的对美国的有利影响。
  对中国来说,人民币的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人民币国际化能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让我们中国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产品。
  5.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近代史上,英国取代荷兰成为世界的霸主,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苏联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靠的就是它们的工业制造能力。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就是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制造了两三万艘军舰,可见美国当时的制造业有多么强大。所以离开制造业,一个国家要谈崛起,那是荒唐的。美国今天也要重振制造业。
  制造业是我们的本,我们现在的制造业大概是美国的1.8倍甚至2倍,当然我们制造业质量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别。
  6.强大的军事实力
  经济发展得再好也不等于这个国家是安全的,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实例了。
  当年宋朝的经济非常发达,一年的GDP相当于康乾盛世时候的2倍。宋朝的皇亲国戚哪一个不会作几首诗,哪一个不会画一幅好画?但就是没有人关心国防,所以在外敌入侵下节节败退。
  鸦片战争时,我们的GDP占了整个世界的 1/3,但是一个鸦片战争把中国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多少年翻不过身来。
  甲午海战的时候,我们的GDP是日本的9倍还要多。但是甲午海战的胜利者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日本靠着这个战争的赔款,发展了现代工业,发展了教育体系,发展了现代化军队,这也使日本有本钱、有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四处出击。
  上面就是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过的六个坎。每个人都应该关心国防,国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之一!

来源时间:2019/1/21   发布时间:2019/1/9

旧文章ID:17811

发展融资:中美合作共促非洲发展的契机

作者:王新松  来源:大国策智库

  导读:“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合作倡议对于非洲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呼吁国际多边主义合作,主张中美在发展融资领域建立合作以此促进非洲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一带一路”当前面临的挑战,认为其存在内部制度不明晰、缺乏多边合作、融资资金不足等问题,所以我国应将融资模式转为市场导向、治理模式转为多边主义。其次,本文梳理了美国BUILD投资法案的发展、影响与困境,美国希望借助法案重返“印太”并与“一带一路”抗衡,但其也面临限制;同时本文也指出在非洲发展融资所需解决的三大难题。最后针对目前中美的国际发展模式,本文推测了可能出现的两种竞争情境与两种合作情境,呼吁中美共同合作促进非洲发展。

  约瑟夫·奈写过一本书,名为《美国权力的悖论》,其背景是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一方面拥有他国难以匹敌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另一方面对于关乎美国利益的国际问题,诸如恐怖主义、气候变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美国仅凭一己之力无法解决,需要与他国合作。这是美国权力的悖论。书中的核心观点是美国应避免单边主义,支持多边主义,虽然多边规制一定程度会束缚美国自己的行为,但也使同样规制下的其他国家,其行为更可预期,其更可能接受而非抵制美国的权力。这本书对现今的中国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促进国际发展的议题上,中美两个大国都面临发展融资和发展规制改革的挑战,中美都应鼓励多边主义,视非洲发展为契机,以发展融资领域为突破口,建立规制,共同合作促进非洲发展。
  1、“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区域间互联互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该倡议的实施面临两方面的主要挑战。第一是实施模式的挑战。“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施中总体而言是单边主导、双边合作,多边缺乏。在缺少多边规制的情况下,推进倡议的交易成本提升,且规则不透明,并与一些沿线国家本身治理不善的问题相结合,造成项目实施中出现低效、腐败和浪费问题,为西方国家批判“一带一路”乃至中国的对外战略提供口实。第二是该倡议实施的融资挑战。亚洲开发银行预计仅亚太地区在2030年以前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就达到26万亿美元。根据新华社2018年4月的报道,过去5年来我国银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600多个项目提供贷款约2000亿美元。显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仅靠中国的资金投入肯定是不足的。并且随着我国外汇储备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发展融资的挑战会更大。同时,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收效时间长,风险回报率低,沿线国家投资风险高等,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愈发难以承受项目风险和损失。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融资挑战需要我国政府作出相应转变。一方面是融资模式上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领、市场参与,积极吸引私人资本加入。但获取私人资本的信任需要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治理模式作出改变,这包括国内从顶层设计到部门间协调机制的建立,也包括对东道国治理水平的提升作出相应努力。同时,应发挥多边规制的作用,这将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合作,降低不信任,扩大融资渠道。事实上,我国已经开始重视和落实多边主义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作用,财政部邹佳怡副部长在2018年10月的世行年会上明确指出,我国鼓励国有政策性金融机构与世界银行等其它多边金融机构合作支持“一带一路”的项目建设。
  2、美国通过BUILD法案的动机与挑战
  一直以来,美国的海外发展融资模式主要是利用政府服务撬动私营资本,例如由政府机构提供投资风险保险和贷款担保,刺激私人资本在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而言,这类投资仅局限于少数国家的低风险项目,为这类投资提供支持的政府机构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PIC)一向采取较为保守的投资策略。
  近期,美国对海外发展融资做出改革,国会于2018年10月通过了“The 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 Leading to Development (BUILD) Act”,进一步鼓励私人资本参与海外的发展投资。该法案对美国现有的海外援助和发展融资部门进行调整,将OPIC、The U.S. Trade and Development Agency (USTDA)以及USAID的一些项目合并为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IDFC),减少了发展融资部门的重复,并将融资额度调整为600亿美元,是原OPIC的两倍。在业务方面除了继续提供政治风险保险服务以外,还允许直接为发展项目提供贷款和贷款担保,以及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相比,股权投资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有利于激励私人资本参与投资项目。
  BUILD法案的通过有较为明确的针对性,就是抗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的国际影响。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一度威胁降低海外援助的规模和相关机构的预算,国会中的多数共和党议员一直以来也反对继续资助OPIC。但此次法案的通过表明了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在援外政策上的大转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Chris Coons在法案通过后惊讶地说:“我仍然无法相信法案竟然通过了,我们自2015年就开始运作增强对外援助的法案(都未成功)。这次法案的内容基本上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版本一样,只是我们把它重新包装为针对中国。”
  BUILD法案的通过固然会为美国的海外发展融资提供更好的支撑,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第一,BUILD法案增加了允许IDFC直接投资的内容,且不说600亿美元的融资额度对于基建融资缺口而言是杯水车薪,这种政府主导投资海外基建项目的逻辑似与中国并无不同,也同样会面对低效、浪费等问题。第二,BUILD法案通过后是否真的能够撬动更多私人资本参与投资,仍值得怀疑,这是因为BUILD法案并没有解决阻碍私人资本参与的关键障碍,即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风险高、收益时间长。第三,海外发展融资仍将受美国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美国也面临着国内基础设施更新的融资挑战,特朗普政府对援外和海外发展融资的支持前景并不十分明朗。
  3、非洲在发展融资方面的挑战
  对非洲而言,除了其他的发展挑战外,在发展融资方面非洲面临的主要是能力不足的挑战。首先是吸引外资的能力不足。非洲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求很大,但需求本身并不能说服投资者,东道国需要将需求转变为值得资助的项目(bankable projects),对项目可行性、回报周期、回报率等信息做专业测算,为项目实施提供金融服务、安全保障、人力资源等配套措施,众多非洲国家在这些方面的能力仍有待提升。其次是如何有效协调和利用外资,避免浪费和腐败,并使外资最大程度地服务于本国的发展战略,这意味着东道国能够并已经对本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领域制定了符合实际的规划。这就涉及到第三点,即发展融资与国家发展之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我们常讲“要想富,先修路”,但修路的背后需要一整套治理机制,使得路修好后能够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这套机制包括对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也包括对技术的学习和创新、对官僚的激励和约束、对市场和行业的监管等等,这些都需要非洲国家在国家能力建构方面做出很大努力,弥补“修路”与“致富”间的距离。
  4、中美以发展融资为契机合作促进非洲发展
  中国与美国在发展融资方面是竞争还是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和BUILD法案各自代表了中美在发展模式上的逻辑,“一带一路”倡议反映出由政府主导带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念,而BUILD法案总体而言代表的是由市场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两者之间虽然有差异,但在融资方面都面临挑战,特别是在吸引私人资本参与方面具有共同挑战,这使得双方的合作成为可能。可以预见到,中美在发展融资领域可能出现四种情境,包括两种竞争情境与两种合作情境。情境一是恶性竞争,东道国不得不选边站,只能从一方获得投资,这是最差的一个局面。情景二是良性竞争,美国在项目运营、鼓励私人资本的机制等方面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通过良性竞争能够促进中国改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机制,更有效推动国际发展。
  此外,中美也可利用各自优势在非洲国家融资能力的建设、基建完成之后的发展服务(金融教育、能力培训等)、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透明、问责、参与等)等领域开展合作,从而降低私人资本参与发展融资的障碍。一种情境是双方依托项目随机合作,其可能性更大。另一种情境是中美间开展结构性的合作,这要求双方坚持多边主义,整合现有的发展援助、发展融资的国际规制和实践,形成传统和新兴援助国都可接受并能够促进各方参与发展融资的新型规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总体而言,中美双方应该避免在发展融资领域出现恶性竞争,努力改善各自的发展融资机制,并试图开展合作,促进非洲国家的融资能力建设和治理水平提升,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融资的新型多边规制。

来源时间:2019/1/21   发布时间:20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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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高管:坚定地向美国学习,不让反美情绪主导我们的工作

作者:  来源:华为心声社区

  12月6日,华为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的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舆论声一片哗然。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华为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陈黎芳在华为新员工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尽情享用: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座谈会上,陈黎芳指出:
  关于美国市场,公司一直认为,市场不选择我们,抱怨也没有意义。
  她又说,“大家关心世界格局,现在网上看到的各种信息也很多,我想把任总最近和我们团队分享的话,也分享给大家:
  ‘我们要正视美国的强大,看到差距,坚定地向美国学习,永远不要让反美情绪主导我们的工作。
  在社会上不要支持民粹主义,在内部不允许出现民粹,至少不允许它有言论的机会。
  全体员工要有危机感,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以下是陈黎芳的讲话全文和与员工座谈的主要内容:
  一、讲话:
  每个精彩的人生,都有一个摩尔定律
  我喜欢每年都有机会,能和各位新入职的同事们分享交流。今天,我想先和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愿景与使命。
  美国总统肯尼迪去NASA访问,在洗手间碰到一位清洁工,总统微笑说,“感谢你把房间打扫得这样干净”。
  这位清洁工立刻回答说:“不,总统先生,我不是在拖地板,我是在帮助我们登月。”
  同样是肯尼迪,在一次演讲中,他这样描述美国登月计划的愿景:“未来十年,我们的目标是把人送上月球,并活着带回来。”
  这句大白话,使当时美国老百姓非常激动,倍受鼓舞。
  华为今年刚刚发布了新愿景与使命:
  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这也是鼓舞人心的远大目标。
  愿景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追求,同时也反映出一个群体所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
  我在松山湖的制造部看到他们的口号——“每天,我们都在生产世界上最好的通信产品。”
  我觉得非常好,他们把远大的愿景融入到自己每天的工作之中。
  华为还有一句话,叫“全营一杆枪。”
  这是出自国产电视剧《绝密543》,讲一个地空导弹营,有50多辆车,100多个岗位,数百名官兵凝聚为一个整体,聚焦一个目标,把雷达“开机-发射”的时间从8分钟压缩到6秒,首创世界防空史上地对空导弹打下高空侦察机的纪录。
  华为倡导的“全营一杆枪”,是指每个岗位、每个角色,围绕一切为了胜利这个目标,不断追求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同时还要看自己对他人的贡献。
  体现的是集体智慧,也就是“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的精神。
  远大的愿景,能够激发人们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为人们的日常工作与奋斗,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
  而群体所共同认同的价值观,能够使团队的力量最大程度激发,同时也能校正每一个人的具体行为,从而实现群体所追求的愿景与目标。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英雄。
  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中途岛战役,美国取胜的关键在于一位很特别的年轻军人,约瑟夫·罗切福特,时任夏威夷情报站站长。
  说他很特别,是因为他毕业于美国一所文理学院,想当海军航空兵,却被分配到亚利桑那战列舰上去擦甲板!
  他郁郁不得志,空闲时常常在船上玩填字游戏打发时间,但舰长不是惩罚他,而是向海军密码破译组推荐,因为他玩这个游戏玩得实在太好了。
  正是这位天才的灵光一现,在日本计划进攻中途岛之前,破译了日方信息,帮助前线以少胜多,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
  这位游戏高手虽然没在前线直接战斗,但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这个故事对于我的启发是,作为管理者,要识别、选拔好人才,对人才不能责备求全,而是要紧紧盯着他的优点,让人才能够在最佳角色发挥最佳价值。
  同时管理者也要有容人的肚量。
  其次,对于员工,尤其是刚刚加入公司的各位同事,我相信你们中间有很多千里马。
  但千里马一定要先跑起来,才能让公司看到你的价值,而不能只是吐槽。
  关于英雄,华为内部有很多表述,比如“英雄不问出处”、“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也是在讲华为的人才观,任总说30年的努力,我们把航母划到了起跑线,而未来智能社会时代还是难以想象的,华为需要更多、成千上万的英雄们划桨。
  我们对英雄没有模式化的定义,华为更多是鼓励各路英雄好汉在实战中冒出来,对英雄不问出处,不追求完美。
  所以,无论各位来自哪个学校、哪个企业,到了华为,人人都有成为英雄的机会,只要你有贡献,任何岗位、任何职级、任何时间都能产生英雄。
  华为要的不仅仅是几个天才,华为是一个人才黑土地。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自我成长。
  摩尔定律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的一个假设:
  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这个定律几十年来一直引领着IT行业的发展,比如2005年,一个SD卡容量是128M,十年后尺寸没变,但容量增长了一千倍,128G。
  我想讲的是戈登·摩尔的另外一个故事。早期英特尔主要是做存储器的,是市场领导者,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存储器崛起,打败了英特尔。
  1985年,安迪•格鲁夫当时是英特尔总裁,这时候发生了安迪•格鲁夫与董事长兼CEO戈登•摩尔的一次对话。
  格鲁夫问摩尔:“如果我们被踢出董事会,他们找个新的首席执行官,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
  戈登犹豫了一下,答道:“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
  格鲁夫死死地盯着他说道:“你我为什么不走出这扇门,然后回来自己做这件事呢?”
  后面的故事就是,英特尔放弃了存储器市场,成功向微处理器转型,跨过了不连续性的产业发展鸿沟。
  我的理解是,摩尔定律不仅仅是技术或产业上一个规律,也是企业经营乃至人生成长的规律。
  一个企业,常常会面临很多重要关口,如果不是自我主动求变、自我批判、自我变革,等着别人来批判时,一切都晚了。
  个人也是一样,一个摩尔周期差不多是两年,芯片产品就会换代,现在新信息和新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也差不多也是两年,我们必须要有开放心态,坚持学习、自我迭代,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
  每一个精彩、成功的人生背后,一定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摩尔定律。
  我给大家推荐几本书,《枪林弹雨中成长》、《厚积薄发》和《黄沙百战穿金甲》。
  这是华为各个体系的同事自己写的故事,从这些书里,可以看到他们工作中的苦与乐,坚持与胜利,更重要的是看他们成长背后的摩尔定律。
  希望在座各位,经过几年的华为工作实践之后,也能够写出来属于自己的枪林弹雨、厚积薄发故事,收获精彩的人生!
  二、问答:
  我们要正视美国的强大  坚定地向美国学习
  问:您在华为任职期间,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能够分享一下您在华为的成功经历吗?
  陈黎芳:在华为工作的20多年里,遇到的困难与挑战很多。
  我不是理工科背景,技术上、专业上很多地方都不是很懂,这不是谦虚,行业发展太快,公司业务越来越复杂,不知道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但我想现在的时代,不怕你不知道,就怕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想要脱颖而出,一定要坚持学习。
  我有个重要的体会,学习不仅仅是看书和阅读,最好的资源就是向身边优秀的人学习。
  包括和客户打交道、对外沟通交流时学习,也包括向领导、同事学习,我觉得这是看得见、用得着,最容易和最有效的一种成长方式。
  学习的方式也有多种,比如看他的文章,或请同事吃个饭聊一聊,等等。
  刚进公司时人很少,大家都认识,交流学习容易,现在公司大了,我依旧是这样坚持。
  问:面对变幻莫测的政商环境,华为做了什么准备?
  陈黎芳:这位同事可能是好奇我负责的工作,所以提了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也简单介绍一下。
  公共关系的目标是希望给华为的业务发展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为业务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尽量减少阻力和障碍。
  华为在全球开展业务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遵纪守法,以法律遵从的确定性,应对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
  华为在其运营的市场严格遵守当地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包括联合国、美国、欧盟在内的国际出口管制法规和制裁条令。
  另外,关于美国市场,公司一直认为,市场不选择我们,抱怨也没有意义。
  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认可我们的客户,做好准备,等到市场需要我们的时候再去。
  大家关心世界格局,现在网上看到的各种信息也很多,我想把任总最近和我们团队分享的话,也分享给大家:
  我们要正视美国的强大,看到差距,坚定地向美国学习,永远不要让反美情绪主导我们的工作。
  在社会上不要支持民粹主义,在内部不允许出现民粹,至少不允许它有言论的机会。
  全体员工要有危机感,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问:岗位分配中为什么会出现岗位随机分配的现象,例如应聘时承诺分配的部门和实际分配的部门不一致,在华为是更加倡导“干一行,爱一行”吗?
  陈黎芳:我知道现在年轻人想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希望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公司是支持的。
  你因为喜欢这份工作,自己就会克服遇到的困难、委屈、挫折,这是非常好的。
  至于“干一行,爱一行”还是“爱一行,干一行”,我觉得都可以。
  例如我刚毕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所以一份工作先干着,逐渐我才知道到底喜欢什么。
  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我觉得公司不会做浪费人力资源的事情。
  但在分配的过程中,岗位出现调整是有可能的,因为很多岗位之间的边界并不是那么清晰。
  这时候就看你个人的选择,如果你想的很清楚,岗位也搞的非常明白,认为严重不匹配,你是可以提出来的。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分配的岗位,那我觉得不要先给自己设限,可以先干着试试。
  问:您在华为一定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大的成就,请问您是怎么平衡工作生活的?
  陈黎芳:问题的关键在质量,而不是在时间。现在很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即使一家人坐在一起,但是都在各自玩手机,这种陪伴就没有质量可言。
  就我而言,如果按时间来算的话,我花时间最多的是工作,其次是学习,最后是家庭。
  但是我非常重视和家人相处的质量,所以我的家庭,我和家人的生活是非常幸福,非常满意的。
  在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建议你问自己几个问题:
  你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否是全情投入?
  你是否深深地喜欢和他们在一起?
  我建议大家不要把生活和工作,放在两个对立面,工作和生活是你全部的人生。
  问:华为的业务,除了目前的运营商业务,企业业务,消费者业务,云业务,未来还会往哪方面去拓展?
  陈黎芳:公司每年会做一个五年规划,从五年规划来看,就是你说到的运营商、企业、消费者和云这些业务。
  华为未来围绕自己的核心能力聚焦ICT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领域,不会搞多元化。
  我认为这些领域未来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非常大,远远超过我们过去30年的市场规模。
  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遵循了这样一个规律,基础研究变成技术突破形成产业后,大概会有40年到60年的蓬勃发展周期。
  华为刚好赶上了信息化产业周期的前30年,接下来这30年,是一个横向拓展的30年。
  我觉得未来主要的横向拓展就是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世界各行各业、万事万物都走向数字化。
  举个例子,企业业务的横向拓展,构建智慧城市,龙岗区开通了平安警务系统,两年后整个区的犯罪率大降。
  我听说过一个说法,说现在罪犯都不敢进龙岗区了。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有着巨大的需求。
  再比如云业务,虽然现在绝对市场不大,但未来几年,绝大部分企业都会上云,这里面就有巨大的机会。
  智能终端也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未来的手机产品究竟是什么样子。
  问:外界的报道说,5G的部署可能会有一个延期,那么运营商的发展,是否会面临一个瓶颈期?
  陈黎芳:我认为没有哪个行业的业务是无限增长的,业务遇到天花板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也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规律。
  我们也在和一些运营商合作,去帮助他们突破这个天花板,横向拓展,但并不是每个运营商都有这个能力或是意愿去做这个横向突破。
  我理解你的问题,其实是想问华为运营商业务是否已经快到天花板了。
  华为在运营商业务上,也是遵循产业周期性调整来合理规划。
  同时,我们也在围绕核心能力做横向拓展,企业、智能终端、云都是发展空间很大的业务。
  问:您刚刚提到您进公司的时候,华为还是个小公司,能够非常方便地跟研发同事进行交流,像我被分配到了财经,周围都是搞财经的,那么请问华为有平台提供给我们学习一些研发知识吗?
  陈黎芳:我觉得现在是有太多的机会,就怕你学不过来。
  你只要进入到iLearning的平台,就仿佛进入了浩瀚的大海。我建议你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用得着的开始去学。
  向其他同事请教,也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任总也说过,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
  你们财经的新办公楼也非常漂亮,宽敞,一楼到四楼都有咖啡吧,你可以请几位研发的同事喝杯咖啡交流一下。
  你们班里应该也有研发的小伙伴,请他们简单地跟你讲一讲,我觉得也够你学上一段时间了。
  问:刚刚您提到全营一杆枪,我们在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也要为其他部门做一些贡献。
  那我想问一下公司有没有一个平台或渠道给我们,去反映其他部门的一些问题和建议,而不是发现问题以后置之不理?
  陈黎芳:公司小的时候会很灵活,合作性很强。大家做事情的时候,你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
  为什么公司大了以后就变了呢?是公司管理机制上出了问题?部门墙越来越重?有可能是考核造成的?
  产品与解决方案的总裁汪涛写了“全营一杆枪”的文章,也是现在公司想要改善的地方。
  我建议大家,我们可以自己先做起来。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9/1/21   发布时间:2018/12/10

旧文章ID:17809

中美关系四十年发展利在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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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念生 胡泽曦  来源:人民日报

  40年前,是共同利益和责任让中美走到一起;今天,也依然是共同利益和责任让中美关系继续向前拓展。事实证明,合作符合两国利益,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双方不应被谬见误导,需要客观评价过去,清醒认识现在,坚定面向未来。
  1月17日至19日,为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同美国卡特中心联合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国际研讨会。来自两国各界的200多名代表参加研讨会,共同回顾中美关系40年发展之路,分析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在与会者看来,未来中美继续推进合作、确保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中美关系风雨前行的40年,也是两国人民不断加深了解、不断从中美合作中受益的40年
  走进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主会场大厅,一幅历史照片记录着40年前中美关系启航的重要瞬间——1979年1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期间同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研讨会期间,不时有与会代表在这幅照片前驻足,拿出手机与其“合影”。
  3天会期,近20场活动,会场发言者多数以自己与中美关系的相关故事为开场白。昆山杜克大学首任常务副校长玛丽·布朗·布洛克说,教育交流一直存在于美中关系的基因之中。40多年前,布洛克接待新中国首个访美科技代表团时,中方团长点了一份苹果派,打破了双方交流的障碍。美国中西部美中协会会长、密苏里州前州长包龙图回忆称,自己当州长时,密苏里州建起了在中国的第一个代表处;自己在韦伯斯特大学任教时,密苏里州建起了第一所孔子学院。包龙图从自身经历得出结论:教育合作和文化联系能帮助美中两国人民加深了解,真正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关系。
  94岁高龄的卡特亲自到会场发表演讲,深情回顾中美建交过程以及自己同中国交往的点点滴滴。研讨会上,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潘毅代表亚特兰大地区100多名中国77级高考生宣读了一封专门写给卡特的公开信,感谢他当年作出同中国建交的决定,并大力支持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吴白乙告诉记者:“中美学者都认为,中美两个大国共同走过40年,有很多历史经验需要总结。一个基本共识是,即使中美关系面临挑战,双方学术界也一定要共同发出负责任的声音。”
  在与会代表们看来,中美关系风雨前行的40年,也是两国人民不断加深了解、不断从中美合作中受益的40年。美国凯特林基金会主席戴维·马修斯指出,40年里,大量中国学生、旅客、商人来到美国,美国人民因此而更了解中国人民,“在普通美国人眼中,中国人民聪明、勤奋、坚韧,而这些也都是美国人珍视的品质。”
  未来中美两国需要适应新的现实,不断寻找和扩大利益交汇点,不断深化和推进务实合作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对记者表示:“无论是在美国学术界、实业界,还是在普通美国人中,都有很大一个群体主张美中友好,认为双方要共同努力推动美中关系发展。加强中美人民相知,需要媒体和学者发挥正确引导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智库、教育等层面的交往。”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指出,40年前,是共同利益和责任让中美走到一起;今天,也依然是共同利益和责任让中美关系继续向前拓展。事实证明,合作符合两国利益,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双方不应被谬见误导,需要客观评价过去,清醒认识现在,坚定面向未来。
  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伦斯认为,美中两国应合作应对共同面临的真正威胁,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流行疾病、经济危机等。他相信,美中唯有携手合作,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为安全、更具可持续性和更加繁荣。
  在吴白乙看来,中美双边关系正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未来中美两国需要适应新的现实,不断寻找和扩大利益交汇点,不断深化和推进务实合作。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中国公共政策中心主任戴维·法尔斯坦表示,人们今天依然可从当年美中建交的过程中获得启示,即思考美中关系时,需要将目光放在20年后、40年后,以长远眼光积极探索这对双边关系的真正潜力。
  在与会代表们看来,中美关系走向不仅关乎两国人民利益,也影响地区和世界未来。卡特指出,美中自1979年正式建交后,两国实现了更快更好的经济增长,东亚地区也从此前的战乱和冲突走向和平与稳定。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史文认为,美中两国应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积极探索可以合作的领域,同时在彼此存在分歧的领域切实加强对话。戴维·法尔斯坦也认为,处理美中关系,应以务实心态专注于解决问题,为两国共同利益服务。

来源时间:2019/1/21   发布时间:2019/1/21

旧文章ID:17808

美中贸易谈判露曙光 中国重大承诺 6年内对美顺差降为零 美股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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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今日美国

  1月18日星期五,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Larry Kudlow)在白宫西厢外接受媒体访问时说,美中贸易谈判进行顺利,美中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因投资人受美中贸易谈判可能取得进展的鼓舞而大涨。
  截至美股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336.25点,涨幅为1.38%,领涨的是建筑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和波音公司(Boeing)。材料和工业板块的亮丽表现推高了标普500指数上涨1.32%,并使之走出了调整区域。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上涨了1%。
  中国提6年增加从美进口
  据美国财经电视频道CNBC报道,在最近的美中贸易谈判中,中国提出了6年增加进口美国商品的建议。彭博新闻社星期五报道,中国官员是在本月早些时候在北京的谈判中作出这一建议的。根据建议,6年里中国增加美国商品进口总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 。
  CNBC引述消息来源说,中国把增加进口美国商品的建议定到2024年是考虑到特朗普总统希望2020年能获连任。
  这一交易旨在到2024年把美国对华年度贸易赤字降至零。2018年这一赤字为3230亿美元。
  中国将重启美鸡肉进口
  另外,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五报道,美中贸易官员在商讨重新开放中国市场对美国鸡肉的进口。美国农业部最近告诉美国肉类行业,对鸡肉产品的讨论是与中国进行广泛贸易谈判以解决两国贸易紧张的组成部分。
  如果谈判成功,美国肉类业巨头如桑德森饲养场公司(Sanderson Farms Inc.)、Pilgrim’s Pride Corp和泰森食品公司(Tyson Foods Inc.)可能会重新获得一些在中国的业务,在2015年美国因应对爆发禽流感实施禁令前,这是有着数亿美元年销售额的重要市场。
  星期四,《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美中贸易谈判继续进行的时候,财政部长姆奴钦提出了降低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想法。这一消息促使当天股市交易中所有主要指数都升高。但是,后来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姆奴钦财长和莱特海泽大使没有向任何人提出过任何有关关税或与中国谈判的其它方面的建议。”
  美中贸易高层谈判月底在华盛顿进行
  中方负责贸易谈判的副总理刘鹤1月30日将访问华盛顿,展开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期两天的谈判。
  美国已经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威胁还会增加。在谈判进行过程中,特朗普总统暂缓了对2000万已加征关税的商品从10%升至25%。
  星期五股市大涨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威廉姆斯呼吁在提高利率前应有“耐心和良好的判断”,并说他预期今年美国会有“强劲”和“健康”的经济增长。
  美联储公布的制造业数据显示,该板块去年12月成为过去10个月里增幅最大的月份,汽车和其它产品的强劲生产推动了这一数据。
  截至星期五收盘,美国股市主要指数连续第四周上涨。

来源时间:2019/1/20   发布时间:2019/1/18

旧文章ID:17807

韩秀:那个美国知青

作者:岳芸、林帆、慕容芸嫣  来源:微信公众号慕容芸嫣

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中学生。那是1964年。

  纽约出生,北京成长;历经浩劫,幸运返国;周游世界,寄情管寸。这就是一个美国女子超过半世纪的人生轨迹。她用自己顽强的生命折射出一段令人心碎的历史,演绎了一曲引人深思的悲歌。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伟大与渺小、尊严与屈辱,一切在六十年的人生舞台上匆匆上演……
  美国孤儿
  在纽约出生不久,韩秀就被母亲托人带到战火隆隆的中国。
  1948 年9月,一艘美国的军舰行驶在茫茫的太平洋上。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手牵着儿子John和一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远方。他们从纽约出发,前往上海,希望劝说在那里做传教士的父母赶快离开充满危险与动荡的中国。在中国大陆,中G军队在苏俄的帮助下,正在中国东北的战场上和政府军激烈争夺。这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是受一位中国女子的托付,送到上海交给从未谋面的外婆。
  对于Teresa的未来,他们心中并不乐观。在登船前,他们就知道那个中国女子并不在乎她的两岁女儿,只想尽早甩脱这个包袱;而Teresa的外婆是否还会留在战火中的上海,等待自己的小外孙女,他们更没有把握。
  船到码头。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他们找到了Teresa的外婆。她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满头卷发的小外孙女。她看起来是位极有教养又很沉稳的女士。那对美国夫妇放了心。
  直到上中学后,Teresa(韩秀)才从外婆那里知道,自己出生在纽约,父亲韩恩(Willie Hanen)是一位高大、英挺的美国外交武官。1943至1945年,他曾被派驻重庆,协助中国抗日。母亲是留美的中国学生,父亲只在纽约她出生的医院中匆匆看过她一眼,之后母亲便和他离异。而在中G即将取得大陆政权之前,韩秀外婆原本要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却为了要等她,留在了上海,于是一生再不能离开……
  “此生不宜录取”
  生就一副洋娃娃脸与满头卷发,可是无论韩秀多么清秀可爱,多么懂事有礼,多么出类拔萃,她依然不可能被那个社会所接受。韩秀说,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她一直是一个“外人”。还好,有外婆的细心呵护,让这个被当政者视为敌人的小孩儿,在可能的范围里健康的长大。出身大家闺秀、在日本帝国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的外婆,也给了她最早的传统文化启蒙,《三字经》、《千字文》,并教导她基本的做人道理。


韩秀的外婆

  韩秀的外祖母,一位国学根基深厚、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知识女性,是韩秀少儿时唯一的依靠和生命的港湾。
  韩秀的外婆是位特别的女子。她三十几岁时先生就去世了,独自一人生活,她曾在交通银行和国民政府里做事,1949年以后定居在北京。当时当局人员就跟她讲:“你还可以出来做事呀!”可她说,“我是旧式的女人,一辈子只嫁一个男人,只给一个政府做事。”于是后来,她就靠祖传的修订善本书手艺为中国书店修书。
  韩秀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从女十二中到北大附中,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家庭背景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她。外婆告诉她说:“好好念书,谁也拿你没办法。你得相信你自己,只要自己做对了,别人说什么,就只当没听见。”她牢牢地记住了。
  转眼,她已经十七岁,即将高中毕业。优异的成绩,让她得到了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报考志愿表上,她一口气填了八个志愿都是清华大学。老师觉得她疯了,特别是她的家庭出身并不好,能有大学上就不错了,怎有把握一定上清华?她觉得有道理,就修改了志愿表,加上了几所她原本看不上眼的学校。可是,录取单下来,却根本没有她的名字。一向宠爱她的数学老师特别到招生办公室去问,只见卷子被封着,上面盖着“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
  因为出身问题,虽然成绩优秀,但终于不能进入中国的大学。
  原来,她的考试卷连被批改的机会都没有。
  真的没有希望了吗?校D委书记把她叫去,问她能否写一个声明,表示和她父亲断绝一切关系,划清界限,只要一、两百字就行,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不写就要马上去山西插队。十七岁的她,看了看书记,淡淡地说:“既然这样,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还没收拾行李。”说完便转身走了。于是,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中学生。那是1964年。
  谈到当年她为何能够有如此毅然决然的态度,韩秀说,她当时想的只是绝对不能背叛父亲。“我很清楚的知道,父亲在中国的时候,就是1943年到1945年,那时候是美军在帮助中国,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都是站在一起抵抗日本,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
  “绝对不能背叛”,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可是,在那个年代,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那时候我觉得,只有守住我的原则,可以送我到乡下去,要怎么苦、受什么样的罪都不要紧,但是人不可以把自己心里头那块净土都丢出去了。”韩秀这样说到。
  愿一辈子留在农村


17岁时插队的韩秀

  韩秀这样描述自己在山西插队的生活:我们到了林城,住进了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
  当时劳动是非常苦重的,农忙时节起五更睡半夜是寻常事。地里的活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傍晚收工后,我带着两手血泡,年轻的女子们还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伤好之后,手掌上留下厚厚的茧子,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是很厚道的,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队梁书记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两天之内便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地教她们。妇女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我想,那一段时间,女知青们的心里都充溢着短暂的快乐。
  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
  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具有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都挤在一个教室里,叫做“复式教学”。除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等课程也都由这位老师一手包办。
  几个月下来,我跟我的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那时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和这里的人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
  “逃”到新疆
  然而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红卫兵揭发说,死不改悔的北京市长曾将一批出身不好的人送到他山西老家插队,这是一个大阴谋,一定要把这些狼崽子揪回来!
  听见风声的县长找到她们,要他们快些远走高飞,并为韩秀联系了到新疆兵团农三师的关系,可是刚为她开出“支援边疆证明”不久,连县长本人也被打倒了。
  韩秀在去新疆的半途转车先回到北京,她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耳房里。韩秀对外婆说:“书是可以自己找来读的,谁也挡不住我。现在我的双手布满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生存下去的能力,再苦再累,我也不怕!我倒是突然明白了,今后我的一个重大人生目标就是顽强地活下去。外婆你放心,我绝不会把尸体丢在戈壁滩上!”她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如同一粒小小的种子,随着时代的风云,她又被吹到了茫茫戈壁。手握支边建设的路条,她被纳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总部在接近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的麦改提,而她的连队在巴楚。
  南疆一待就是整整九年。那是一个异常偏远、艰苦的地方。风沙大的时候,人和人撞上,都看不清彼此的模样。别说走路,大风来时,人被吹得只能在地上爬。
  住在潮湿的地窝子里,每天吃着盐水煮白菜,啃着窝头,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常让她腰痛欲断。但不论再苦再痛,她也得咬牙忍着。“我自己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活着离开这个地方。这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标。”
  在那里,她和当地的维族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说自己的祖先是从麦加以西来,而得知韩秀来自麦加以西更远的地方,他们自然产生了好感,被当成“自己人”。对当地人宗教信仰的尊重和流利的俄语(95%的当地人都会讲俄语),让她赢得维族人的信任。她也有了几个来学汉语的维族学生。
  难以应付的倒是兵团内的人。文革开始后,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每个人都噤若寒蝉。虽然韩秀并没有被揪出来,但做个看客也不容易。一次,兵团召开批斗大会,台上血肉横飞,台下口号声声,真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坐在马扎上的韩秀实在看不下去了,想找个藉口遛出去。她的身体刚离开马扎,旁边的人马上大叫,“我可不会帮你拿凳子回去!”其实,那人是有意提醒在场的民兵有人要走。于是,就在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站直的时候,一个枪托狠狠地砸在她的后脑上。眼前一黑,她失去了知觉。等她苏醒过来,已经是三天以后了。她发现自己被人扔在茫茫戈壁滩上,大半个身体都被埋在沙子里。忍着伤痛,她一点点的爬出沙堆,一直爬回到营房。卫生员给她涂了些红药水,就了事了。那一枪托所造成的病痛,直到数十年后还一直折磨着她。
  “这九年中,我也目睹了很多非常有志气有思想的人被发配到这大漠边陲,很多人就葬身在戈壁滩上。”
  下决心返回美国


韩秀从未谋面的父亲韩恩

  1971年7月,一架在中国十分罕见的波音707飞机从新疆的天空掠过。在这架从西往东飞行的飞机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正在筹划如何与中国关系解冻。他当然不知道,在他飞机之下一万米的地面上,还有一位美国的孤儿。
  自从上初中时,韩秀就从外婆那里知道了自己出生在纽约,是美国人。外婆也把她的出生证明和她的护照交给她自己保管,还有父亲的一张小照片。从那时起,她就想办法用一切机会了解美国──她的“祖国”。因为外婆的背景,家中往来的都是些文艺界、知识界名人,包括很多50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从他们那里,她渐渐认识了西方文明,对于美国这个培养了大批中国科学家的国家也有了一定了解。在新疆的艰苦日子里,她利用做广播员的机会,也常常偷听“美国之音”。她隐约感觉到,回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韩秀一生从未见过她的父亲韩恩(Willie Hanen)。这是她唯一保有的父亲的照片。
  从1974年开始,各地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1976年的一天,忽然从邓小平办公室传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这张纸条让韩秀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变化,她很快登上了返京的列车。当时她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晓得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解冻,情况有所改善。
  回到北京,她被分配在大集体工厂。这又给了她了解中国工人的机会,这也是群善良的百姓。他们生活在北京的社会底层,工资很少,家庭负担很重,住房条件也很差。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自家中的老房子没啥问题,工人朋友的家中却都房倒屋塌。于是她主动替厂里年长的师傅们加班,让他们能回家照顾家人,收拾破瓦残垣。
  书记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就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想要回文革时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书记二话没说,帮她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居然顺利要回了这些在保险柜里躺了十年的档案。
  紧接着,她又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希望确认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要求返国。这下可把外事科的人搞愣了。在1956年的华沙谈判中,中国再三强调“没有一个美国人非自愿地留在中国大陆”,而现在居然有人要返国,这不是在扇自己的耳光吗?一段时间后,公安局领导的答覆下来了,结论是“无论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认为,你的档案已经过期、无效了。”
  拿回自己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后,她不死心。以她对美国的了解,美国是个非常尊重人权的国家,就是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尸体他们都非要不可,何况她这么个大活人呢?骑着自行车,她直奔北京建国门使馆区。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交,但是尼克森访华后有一个美联处(美国驻京联络处),她要自己去闯闯看。
  果然,在日坛公园的西南角,她一眼就看到了寒风中飘扬的美国国旗,也看清周围的武装警察、以及周围的各国大使馆。于是,她默默地回到家,开始她的“行动计划”。
  闯关:“我是美国人!”
  1977 年2月21日,一个她永生难忘的日子。她身着自己专门做的时髦喇叭裤和紧身夹克,散开一头长发,迳自来到友谊商店西门。存了车,她像没事人一样,慢慢走向不远处的美联处。快接近时,她故意走向美联处对面的非洲某国大使馆。守门武警看着她笑,以为是哪个国家的使馆秘书走错了路。还没等武警开口,她猛然转身,向另外一侧的美联处冲过去。
  她的脚刚踏上美联处的白线,一名武警已经端着枪向她冲过来。“你干什么?你快出来!”
  “我是美国人!”手握自己的护照和出生证明,韩秀一动也不敢动。“我护照过期了,来申请延期或换一本新护照。”
  “你肯定不是美国人。”武警的嘴角有一丝嘲讽的笑意,“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今天是假期,这里根本没人上班。”
  韩秀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冒着生命危险来闯关,却赶上人家假日,还有比这更倒楣的吗?她站在那里发呆,心里默默琢磨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忽然直驶过来,跳下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年轻美国人。他一眼就看到了韩秀手中绿色的40年代美国护照,跑过来问道:“这是你的护照吗?”
  “是的。”
  “我可不可以看一眼。”
  “当然可以。”
  “请你千万不要离开这条白线,我马上找人来!”后来知道,他就是在美联处里工作的万乐山。他手拿韩秀的文件,大叫着冲进了楼里。很快,一位年龄较大的美国领事和万乐山一起走了出来。他就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滕祖龙。虽然是假日,里面几位主要负责人却都在。
  万乐山与滕祖龙来到门口,看过了她的出生证和护照,便要求武警放韩秀进去,“她确实是美国人,只是进去办个手续。”武警当然不敢作主,只好用电话叫来了他的领导。核对了韩秀的所有证件,最后那位领导想想说:“根据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精神,我们不反对美国人进入美联处。”
  万乐山与滕祖龙一听都乐了,忙说:“我们都认为她是美国人。”
  那位领导做了个手势,“请吧!”于是,韩秀就这样被“请”进了美联处。
  盖茨主任、丁大卫副主任等主要负责人都在。在办公室里,滕祖龙拨通了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国务院又联络纽约。根据韩秀的护照号码和出生证明,五分钟内,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就被确认了!不过,这只是第一步,滕祖龙告诉她,她需要重新申请护照,因为旧的那本早已过期。机警的韩秀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几张二寸脱帽照。但丁大卫说,这里只是联络处,不能签发护照。她必须要等一个月,才能再到这里来领新护照。而他也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闹大了,走出这里,等待韩秀的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估计回去后,她的所有东西都可能被抄走,于是他让韩秀马上背下五个电话号码,以备联络。那是美联处五位领事、包括他自己的办公室电话。
  半小时后,韩秀走出了美联处。
  1977年韩秀两次突破严密监控,闯进美联处确认美国身份及更新美国护照。
  再闯美联处
  回去后,倒是风平浪静。可是,当临近她回美联处取新护照的日子,几名公安来到了厂里,警告她犯了“私闯美联处的错误”,并向她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不许去美联处,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美联处官员联络;第二,即使在街上碰到他们,也不许以任何方式接触。”如果违反,后果当然可想而知。随后,每天都有一位公安在厂里看着她,比她到得早,并每天“护送”她回家。
  一个月到了。那天早上,还没出门,警察已经在门口儿了。出了家门,从东单到建国门,一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其中还有很多是女警察。韩秀心中暗叹,为了她这么个弱女子,公安局居然如临大敌。她当然不会去自投罗网,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
  眼看该回去取护照的日子已经过了。韩秀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到公用电话处去拨那五个背得滚瓜烂熟的电话号码。可结果却令人绝望,因为听筒里永远是忙音。原来,北京普通的市内电话与使馆区的是两个系统,根本不相连。她只好耐心等待。
  一天,外婆让她到西单去买只酱鸭。韩秀排在长长的队伍里,一抬眼,忽然看到厨房的墙上有个老式的分体式电话。心里一动,她跑了过去。
  “四分!”看电话的老太太大喝一声。她毫不犹豫地付了钱,拿起听筒,拨了电话号码。通了!不但通了,而且传来滕祖龙先生的声音。“你的护照已经好了。”
  “我明天早上八点会出现在美联处附近。”她简短地说。
  第二天清晨四点,韩秀就爬起来,穿着普通的工装,登上了开往密云的火车。到了密云,又转上从密云直达日潭医院的一趟长途车。这是她早就想好的摆脱警察的“高招”。
  到了日潭医院,她随着来看病的人在医院转了一圈,看清了四个方向上都有持枪的武警。美联处就在五十米远的地方。
  于是,她紧随着一批来看病的人出了医院,穿过马路。当她越过第一个警察、走向第二个警察的时候,远处,她已经看到了滕祖龙的身影,手里举着她的护照。看到她,滕祖龙大步走过来。
  “她是来取护照的。就在这儿!”他手指着护照。
  看门的武警看了看,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经大步走进了美联处。
  “我们一早上就在盯着监视器,只要你一出现,我们就出去接应你。”滕祖龙非常得意。的确,上天护佑,她又顺利的闯了进来。
  “快签字,签了字,这本护照才真正生效!”韩秀签下自己的名字。
  “好了,你现在就是持有合法护照的美国公民了。我们要全力以赴,为争取你的返国而努力。”此时,滕祖龙又显得忧心重重了。韩秀当然没有想到,未来等待她的是更加困难的返国之旅。
  “返国探亲”
  回到工厂,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直到晚上回到家,把那本新护照和出生证明放到枕头底下。半夜,窗下有人影闪动,屋顶也有人踏在上面的声音,急切中,韩秀把一张出生证明塞在内衣里。
  公安闯了进来,她被宣布逮捕,塞进一辆小轿车。经过三个小时的审讯,她以坚定而机敏的态度让审讯者无功而返。她被释放了,但是护照和出生证明再次被抄走。
  在随后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她以智慧和坚毅面对着一批又一批找她谈话的公安,来者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她早就横下心,绝对不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他们想把事情搞大,她就把事情尽量变小。每次那些人都被她驳斥得灰头土脸,哑口无言。
  与此同时,滕祖龙也每星期到外交部要人,要求允许韩秀返国,但得到的只是中共官员一次次的痛骂。那时,滕祖龙说,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声明对韩秀“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77年夏天,美国国务卿范钦访华,中美建交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于被迫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中美之间进行了一场非常复杂的从战略到战术的谈判。结果是“我被放在一个蛋糕盒子里,送给了美国。”韩秀幽默地说。
  她终于被允许“返国探亲”,也就是要拿着中国护照离开大陆,返回美国。不管怎样,只要能够离开中国,美国政府才不在乎你用哪本护照,只要入关用美国护照就好了。
  她顺利地抵达香港,然后在美国驻港领事葛睿毅的协助下,她当天就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飞往西雅图再转华盛顿的航班。
  “我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这里是韩秀出国前后的一个小插曲。
  1978年1月,中国已经决定放她走,但是只付她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费,然后从香港到美国的费用由美国来付。在公安局办理最后的手续时,一位领导模样的人递给韩秀一百三十元人民币。那是她的火车票费。
  “这可是中国政府给你的。你领这些钱,不怕美国政府追究吗?”他不怀好意地说。
  韩秀再也无法忍受,三十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我在中国住了28年,还没成年就开始做苦力,足足工作了13年。这130元人民币不是太少了吗?还有什么不好交待的!”
  “算了,一笑泯恩仇吧!不愉快的就都忘了吧!”
  “恐怕不容易,我可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限你24小时离开北京!”对方已经气急败坏了。
  “没问题,我马上就走!”
  “别忘了,你的外婆还在北京!”
  “我才不担心外婆。她是个最不怕死的人。”对方无话可说了。
  通过罗湖口岸抵达香港,她马上见到了美国驻香港的葛睿毅领事。他带她到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拿出450美元,对服务人员说,要订一张当天飞往华盛顿的机票。
  “You must bring her home today.”(你必须今天把她送回去)
  韩秀很过意不去地说:“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么好,要用这么多钱帮我的忙?”
  葛睿毅领事笑着说:“这是你借的钱。如果你愿意,将来可以还给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的,不要想这些!你赶快回国,这比什么都重要。”
  怕她不懂英文,发生意外,葛睿毅还细心地为她准备了五封信,让她收好,一封交给西北航空公司的空姐,一封交给机长,一封给入境处海关官员,一封抵达华盛顿后给计程车司机,一封在发生意外时给警察。每封信里都叮嘱他们要好好照顾她,因为她不懂英文。
  意外的重逢
  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美国也张开双臂,欢迎她这个历尽磨难的孤儿回到故国的怀抱。凭着手上的几封信,她顺利抵达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她说:“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确实如此,每个遇到的人都尽心尽力地帮助她。国务院为她安排了学校学英文,阿灵顿政府给她三个月的生活费。不久,她又被介绍到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国务院官员特别给外交学校的校长打电话,要他务必录用韩秀。
  不过,没想到校长很不高兴,因为从来没人敢说要他“务必录用”某某人。他坚持要亲自面试这位特别的中文老师。
  一早,韩秀穿着整洁,准时出现在校长室的门口,用刚学会的英语问候道:“Good morning, Mr. Sweft.”
  老校长带着金丝边眼镜,白色的西服,银色领带,头发银白,一副学者风范。他抬头打量了一番韩秀,忽然摘下眼镜,热泪盈眶。韩秀吓坏了,猜想是自己的英文太差,让老人很生气。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韩秀又被吓了一跳。
  “就是我和我太太、还有儿子John和你一起去中国的。”校长激动地说。“我的天!原来就是您!”韩秀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人生是如此奇妙。三十年的时光,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他们再次重逢在美国。校长告诉韩秀,当年他和夫人在船上就已经决定,如果见不到韩秀的外婆,就要把她领养。
  “你终于回来了!对,我当然‘务必’要聘用你!”校长兴奋地说。
  生命的归宿


韩秀以外交官夫人身份来华

  1982 年春天,韩秀和自己的学生、一位美国外交官结婚了。
  婚后,韩秀随先生曾在台北派驻一年、北京又派驻了三年、又到南台湾的高雄派驻三年,也派驻过希腊等国家。在先生派驻北京时,她终于又见到了外婆,可以尽心地照顾老人家了。1986年夏天,就在韩秀和先生正准备返回美国前,给她无限呵护的外婆平静安详地走了。
  从1982年开始,韩秀开始写作,发表了自传体小说《折射》,一发而不可收,目前她已是著名海外华文作家,已出版了二十九本书籍、主持了数个专栏,发表了无数文章。她和先生现居住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座小城,靠近阿灵顿国家公墓,那里埋葬着她从未见过的父亲。

来源时间:2019/1/20   发布时间:201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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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的回忆与回忆费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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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毓贤  来源:澎湃新闻

  北加州从事科技业的爱书人办了个“谷雨书苑”,10月例会题为“邓嗣禹与费正清”,介绍邓嗣禹外孙的新书《尘封的历史》,邀我参加讨论。邓嗣禹和费正清我都不认识,另推荐了和他们相熟的前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先生,但激发了我把费正清的自传Chinabound(“中国情结”,中文版译为《费正清自传》)从书架取下重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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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主持人邀我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大概因我出了本名叫《写在汉学边上》(简体字版为《亲炙记幸》)的文集,谈了不少哈佛学人。外子艾朗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哈佛读书,教书,任《哈佛亚洲学报》编辑,我和他的师友相当熟。岂知当时哈佛研究古代的学者和研究近现代的学者泾渭分明:这厢觉得那厢肤浅,好功近利,趋炎附势,能仿佛变戏法般一夜间制造许多“中国通”;那厢认为这厢只会往古书堆里钻,两边几乎老死不往来!费正清我在一些大场合远远望见过,与费夫人慰梅(Wilma)倒通过信。《洪业传》1987由哈佛出版后,她来函说自己打算替梁思成和林徽因作传,此时我与朗诺已从东岸搬到西岸,就没有再联络了。
  费正清的自传出版时,我正开始替洪业作传,急忙看他有没有提及与洪业有关的人和事,发现有两处提到洪先生。费正清在哈佛读大学时的论文导师是研究英国外交史的,清代外交档案刚刚公开,便提议他探究中国外交史。于是他1929年毕业获罗德奖学金到牛津进修,即从背字典字首开始自学中文,并拜访从中国海关退休的马士(Hosea Morse),恳请他指点迷津。马士鼓励费正清到中国查阅各港口的海关档案。他的奖学金期满了想办法要在中国多逗留,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资助,却两次都被拒绝。他在自传里介绍哈佛燕京学社,说该社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洪业组织了引得编纂处,让学者对中国浩瀚的古文献有个切入口。他又说他申请奖学金失败可以理解,因他在北平学的是现代汉语,要了解英中关系,并没有打算跟随洪业那样的学者学习古文,以期成为能够娴熟阅读原典的汉学家。


正清

  这次我重读费正清的自传,是想知道当时哈佛研究中国的学者为什么分成两派。他书后的索引证实了我的印象。将近五百页洋洋洒洒的大作里,提到好几百人,对和他共事并经常在各种场合碰头的杨联陞、余英时、柯立夫(Francis Cleaves)、傅礼初(Joseph Fletcher)、赵如兰、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韩南(Patrick Hanan)、方志彤(Achilles Fang)等——朗诺的老师们——居然一个字都没有。我把这点告诉朗诺,他说不奇怪,那时哈佛研究中国古代和现代的确是两个阵营,研究中国和内亚关系的才华横溢的傅礼初于1984年英年早逝后,费正清抢着办追悼会,要把傅礼初打造成他那边的人,竟不请一手栽培傅的柯立夫发言;朗诺等年轻教授和研究生一起替柯立夫打气,才令他在追思会上争得一席之地。
  费正清对东亚系的不满,在自传里可找到些蛛丝马迹,他提到早年系里的两个人都非常负面。第一位是魏鲁男(James Ware)。费正清说他1937年刚回哈佛执教,感到自己阅读中文的能力不足,曾求助于远东系(东亚系的前身)的魏鲁男,可是魏在他的得意门生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一味吹毛求疵。另一位是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说此人慷慨大方学问渊博,却缺乏把知识整合的能力,而且完全不切实际。我记得洪业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哈佛教过魏鲁男,说他坚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绝对不会犯错,可见的确有点食古不化。贾德纳相当富有,在北平结识杨联陞后出钱出力帮他到哈佛读研究院;洪业二战后到了康桥一屋难求,贾德纳在缅因州避暑,便请洪家暂时搬进去,确实慷慨大方。两位都没有在哈佛留下,网上找不到魏鲁男的信息,贾德纳死后藏书捐赠了给布朗大学。
  费正清争取把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教席都设置在历史系,而不在东亚系,并另起炉灶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作为哈佛全校研讨东亚的平台。五六十年代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与各基金会拨了大笔金额资助近现代中国研究,他便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扩充他办的中心,大批培养跨学科“区域研究”硕士生以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生,并帮助他们出版论文。费正清1977年退休时,哈佛已有了一个日本研究中心,取名于曾任驻日大使的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教授,便把东亚研究中心改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幸而岁月流逝,世代更替,个人的恩怨渐渐褪色,东亚系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终于1990年跨越鸿沟,再不分彼此,而研究中国文史的学生从此也不必再选边站队。
  重读费正清的传记,我发现他对东亚系敬而远之,居然是有一套理论的。他说他做博士论文时得到了一个教训,总以此告诫学生,就是研究历史有他称为“Iron Law of Retrogression”的铁律——材料总会拖着你在时间轴上往后退。譬如你要研究1980年所发生的事,就必须以1980年为起点;如果你从1970年入手,资料必定会把你拖到1960然后加速地往后退,让你永远抵达不了1980年。我相信费正清早在1932年已觉悟到这一点:他知道申请哈佛燕京奖学金失败,原委是自己不读古书;他依然坚持不读,因他意识到人的精力究竟有限,一旦陷入中国的古书堆里,就再也不能脱身探索现代外交史了。
  然而研究现代中国,仍须对中国的过去有了解,必须能够使用相关的史料。费正清真是生逢其时,洪业三十年代组织的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不但把中国最重要的古书有系统地仔细梳理过,提供了索引,而且训练出一群受过西方史学训练的学生;而这些中英文俱佳的年轻人,不但在中国学界成了各领域的权威,也正可扮演替西方人研究中国文明领航的角色。1932年编《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的房兆楹、杜联喆夫妇,被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任职的恒慕义(Arthur Hummel)聘去和他合编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清代名人传略》)。1934年编《太平广记篇目及引得》的邓嗣禹,与在北平进修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合作,分门别类地用英文点评了六百多种最重要的中国参考书,编了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后,1938年也被邀请到美国参与《清代名人传略》的工作。邓嗣禹翌年与燕大同学齐思和继翁独健之后获哈佛燕京奖学金到哈佛读博士,费正清正被各种清政府文件和外交政策所困惑,便和他研讨这些问题,两人合作发表了三篇论文——清朝公文传递的方式,清代档案各种公文的类型与作用,以及朝贡关系的管理与运作——后来结集出书。


嗣禹

  1950至1970二十年间,美国出版了一系列的参考书,替研究近现代中国的西方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各种书目,历史人物的传略,和英译的原始资料;而这些参考书绝大多数是费正清策划、哈佛大学出版的。可见费正清很仔细地考虑过西方学者试图了解中国,除上列的书以外,还需要些什么工具,须熟读些什么文献。
  1950年费正清和他的学生刘广京合编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7(一千零六十七篇现代文献与参考书的书目)。
  1952 年费正清与他的学生布兰德(Conrad Brandt)、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合编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英译了四十篇中共文献,有二十三篇加以评论)。
  1954 年费正清和邓嗣禹、房兆楹、孙任以都等合编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英译了六十五篇曾国藩、李鸿章、梁启超、谭嗣同、张之洞、总理衙门、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晚清对西方反应的文献,并加以评论)。
  1955 年费正清和坂野正高(Masataka Banno)合编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Science Research o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继而1975年又和蒲地典子(Noriko Kamachi)、市古宙三(Ichiko Chuzo)合编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since 1953: A Bibliographical Guide(日本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书目,附加评语)。
  1967-1971年美外交官包华德(Howard Boorman)编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民国名人传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前言特别感谢张嘉璈、王伊同——洪业的燕大学生——和吴相湘) 。
  1973年英国外交官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编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A Research Guide(这是他到哈佛访问时,费正清鼓励他做的,由哈佛出版;后来演变成西方研究中国学者人手一本的Chinese History, a Manual(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1976年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和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合编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明代名人传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经费来自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是费正清鼎力支持促成的) 。


魏根深《中
国历史研究手册》

  费正清在自传里说,他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没有出一部苏俄对现代中国研究的书目,但屡次想和俄国学者合作都遭到冷眼(第三十一章)。
  我问九十六岁的吴文津老先生,他当年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时,有没有感受到研究古代和研究现代的学者是两个对垒的阵营。他说鸿沟是有的,研究古代的学者未免觉得研究现代的人肤浅,但费正清本人对前者是充满敬意的,而且后者的训练一代比一代强,两边的距离便拉近了。他说费正清不但学问好,难得的是他特别能办事。吴先生替哈佛燕京图书馆募款,他就义不容辞地跟着吴先生到处跑,向富商贵人宣称“一个一流大学不能没有个一流的图书馆”!而“区域研究”其他学府也办,就没有像费正清办得那么出色,那么有成效。他不但催督历史系聘请中国专家,也催促哈佛其他学系聘请中国专家。他热心替研究生筹备奖学金,而他的许多学生在别的学府也创设了中国研究课程,促进了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他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吴老先生还提到费正清1991年逝世次年,有一百多位学生、同事以及其他与他有过从的人出了一本纪念册,鼓励我去看。
  我到图书馆借了Fairbank Remembered (《回忆费正清》),顺便也把他出版的Ch’ing Documents: An Introductory Syllabus(《清季史料入门教材》)借出。此书1952年初版,1959年和1965年再版,我看了肃然起敬。费正清虽然对钻研古书的人有些成见,他“制造中国通”虽然讲求速度,但并不粗制滥造。他教学认真,对学生的要求很高;不但视野宏大,学问也相当扎实。
  怎样教学生使用清代史料
  《清季史料入门》1965版的前言说:“我没听说有什么(西方)人真正能驾驭(master)中文,相信不少所谓汉学家成了中文的仆人,可说是奴隶。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使用中文而不役于它;透过充分的勤奋和细心,这是可以达到的。这份教材对肯花功夫的人能提供些建议和帮助。”致谢的人中包括魏鲁男、杨联陞、方志彤、柯立夫、瞿同祖、房兆楹以及二十多位上过他这门课的学生。他学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相信是上述的邓嗣禹、刘广京、孙任以都(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女儿)。刘广京不但和费正清编了以上的书目,还和他编了两部中美关系的著作。孙任以都除参与翻译晚清对西方反应的文献外,亦英译了内藤乾吉1940年出版的《六部成语注解》。
  费正清说上这门课之前,学生必须选了至少两学年的汉语课,并已认真地学了些文言文。书的第一部介绍参考书:包括各种字典辞典、房兆楹杜联喆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钱实甫的《清季重要职官年表》、郑鹤声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清季)》、饶大卫(David Nelson Rowe)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索引》、英译的植田捷雄等编的《中国外交文书辞典·清末篇》、鲍来思(Guy Boulais)神父编的 Manuel du Code Choinois(《大清律例便览》)、袁同礼编的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考迪埃的〈西人论中国书目〉续编》)、考迪埃神父本人把明清政府文件译成法文与拉丁文的四百页大作Choix de Documents等。


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
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考迪埃的〈西人论中国书目〉续编》)

  书的第三部介绍《大清会典》《清史稿》《十朝圣训》《皇朝掌故汇编》《皇朝政典类纂》《皇朝续文献通考》与其内容。第四部介绍《大清历朝实录》、罗振玉的《史料丛编》、蒋廷黻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以及各清代名人文集等将近一百种史料集。第五部讨论用英文引用中文资料惯用的方式。他提议学生先把文本看几遍,再用字典仔细推敲每个字,最后再尝试整体的翻译。
  此书最长的部分是第二部,用十三部代表性的清代文献,逐句地教导学生怎样解读,并提供各文献的背景;原文则影印在书的第二册。文献中有圣谕、奏折、《南京条约》里择录的条款、张之洞的电报等。费正清解释各种公文款式以及“禀”“饬”“令”“钦此”等惯用词语,“谕”“旨”“硃批”的分别等。又指奏折开头必定说明发文机构,提及皇上时必抬头;“据”字必定跟着引述他人的说法或有关文件,“一摺”“一片”“等情”“等因”“等语”则意味所引的文字或事件的描述到此为止,继而标明该文件日期;“窃”“臣”“奴才”是发文者的自称,“朕”是皇帝的自称,“查” 字以下是发文者的意见;“当经”跟着要描述发文者已经采取的措施;“惟因”陈明不能不这样做的原因;“自可”“自应”描述将采取的行动等等。全书渗透着作者对学生的期待与苦心!
  《回忆费正清》
  1992年的费正清纪念册里,研究民国史的韦慕庭(Martin Wilbur)回忆六十年前蒋廷黻怎样领着他和费正清到总理衙门看清代文献。
  史华慈是费正清二战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写了数本关于中共的著作,晚年却探索先秦思想。他说费正清对美国人须了解中国有强烈的迫切感,从而深感认识当下的中国必须认识其传统。他的清季史料入门课让学生有种也许是过度的自信,感到必能通过这些隐晦的文件理解那个时代的人。
  以研究章学诚思想获法国儒莲奖的倪德卫(David Nivison)上过费正清的课,他说费正清虽常对人称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古老的中国”,而1840年之前是个“古老得可怕的中国”(ancient-as-hell China),却并不因他这学生研究古老得可怕的中国而排斥他。他五十年代参加了费正清组织的中国思想小组,受益匪浅。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作者易社强(John Israel)写费正清如何督促学生出书。他的博士论文稿每一章递给老师后,四十八小时内必收到密密麻麻写满一两张纸的评语。他开始教书后,老师便把自己课上用的幻灯片复制一套给他用。易社强在台湾收集资料时,费正清到台访问,刚下榻便命易社强把稿件拟好的部分给他看,很仔细地加以评论。结果这论文从1973年磨到1991年才完成,其间易社强1980年到北京找资料,老师介绍他去见金岳霖、钱端生、陈岱孙等老朋友;之后又请易社强和妻子到新罕布什尔避暑,一边让易社强在他的档案里找战时昆明的材料,一边评阅他的书稿。可惜书出后老师已撒手人寰。


易社

  即使不是自己的学生,只要此人对了解中国的大业可能会有贡献,费正清都会尽力帮助他们。《舍我其谁:胡适》的作者江勇振是费正清的学生孔飞力(Philip Kuhn)的学生,曾替费正清整理《剑桥中国史》原文的脚注和书目;有一天他指出书稿中一个团体的名字写错了,从此被另眼看待。后来江勇振在走廊上碰见费正清对他说不想干了,准备专心做博士论文,费正清很关心地说:“那你还是要吃饭的呀!”沉思一会儿叫江勇振到他办公室等他,消失了一阵回来向江勇振宣布他不必靠钟点费了,已经安排他成为《剑桥中国史》项目的半职人员——薪酬提高了工作量反而减少,因费正清把他先前比较冗杂的事都交给自己的秘书做。
  孔杰荣(Jerome Cohen)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费正清深知法律是研究中国很重要的一环,但屡次试图引诱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去研究中国未果,听说孔杰荣在加大一边教法律,一边学习汉语和中国法律,便马上联络哈佛法学院和对中国律例发生兴趣的杨联陞,联手邀孔杰荣到哈佛访问一年。为确保他接受,还请刚出茅庐的他推荐另一位可和他在哈佛合作的法学家,如此把孔杰荣吸引到哈佛。费正清关心的另一个领域是中国经济,但哈佛经济学系不肯聘任中国专家。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本科在康奈尔大学,对中国经济有兴趣,到哈佛读研究生时向费正清请教,费正清叫他不必再花时间学汉语——他的任务是让经济系感到他是系里的一员。他1964年博士论文写“共产党治下中国的价格调控”,果然被经济系留下来执教,后来还当了系主任。
  吴老先生自己在纪念册里也有一篇,回忆费正清怎样把他从斯坦福挖到哈佛。吴先生1964年受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等机构之托,到东亚、印度、西欧、东欧、苏联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考察各地图书馆和文献馆的中国收藏,可以说是全世界对中国近现代资料最清楚的人。他回美后碰巧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裘开明退休,当时哈佛燕京图书馆隶属于哈佛燕京学社,和费正清并没有直接关系,他却以把吴先生挖到哈佛为己任。他了解到吴先生婉拒哈佛的原因是吴太太雷颂平在西岸有自己的天地不肯离开,便请吴氏夫妇同到麻省来看看。他亲自到机场接机,晚上办了个盛大的鸡尾酒会欢迎吴氏夫妇来访,连续两天当导游带他们在波士顿城到处看,吴太太最后投降了。
  结束感言
  朗诺告诉我一个费正清的趣闻,大概是杜撰以调侃费门学生好高骛远的,说他教清季史料上第一堂便告诉学生他们每人必须找一个niche,即未经开发而可捍卫的基地。有个学生从此失踪,三年后才再出现。费正清问他去了哪里,他说他去学了三年的葡萄牙文,因为圈定了澳门为他的niche。
  费正清自传里不讳言他从小就非常自负,立志成大事。他的成功固然因他生逢其时,却也不得不归功于他视野广,有谋策,该做的事就全力以赴。他野心勃勃,有些霸气,巴不得把天下英才都收罗麾下,拓展他的学术版图;但也有无私的一面,他要搭建一个稳固的知识架构,尝试理解错综复杂的中国,从而替代一些西方历来的刻板印象。他的兴趣、理想、生活、事业完全融为一体,成全自己的过程中也造福人群,夫复何求?学界竟有这么一位自信的天之骄子,左右逢源,有时忍不住自鸣得意,也令人感到实在太不公平了,难怪招致一些猜疑。

来源时间:2019/1/19   发布时间:201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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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前总统卡特:美中关系不应因任何误解而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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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维  来源:中国新闻网

  当地时间1月17日,全美华人协会在美国亚特兰大市举行晚宴,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建交的奠基人、参与和见证人——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中国对外友协会长李小林及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李强民等政、商、学、侨界嘉宾应邀出席晚宴。
  卡特在致词中表示,美中两国关系十分重要,不应该因为两国间的任何误解或仇恨而受到破坏。他希望两国人民能共同克服目前遇到的困难,增进彼此的友谊与互信,推动双方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卡特还回顾了历史 ,提到当年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日及当年他访问中国等一些精彩故事。他幽默地告诉嘉宾,他的生日与中国的生日同一天10月1日。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李强民表示,40年来,中美关系尽管历经风雨,但取得了历史性的健康发展。中美两国在双边各领域及应对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加强协调合作,为两国人民及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来源时间:2019/1/19   发布时间:201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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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美大使崔天凯:老以为中国占了美国便宜,这是谬见(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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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大重阳微信公号

  编者按:当地时间1月18日上午,由卡特中心、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社科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等多家智库联合协办的中美关系高层研讨会在美国亚特兰大卡特中心召开。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出席当天上午的讨论会并发表演讲。人大重阳将演讲内容中英文独家刊发如下:

  尊敬的吉米⋅卡特总统,
  尊敬的李小林女士,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向卡特总统、卡特中心、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表达诚挚谢意,感谢你们为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国际研讨会所做努力。同时,我也要感谢所有来宾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40年前,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几乎是同一时期,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过去40年里,两国和两国关系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两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福利。正如卡特总统近日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40年的中美关系充分证明,拥有不同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国家能够为了更大福祉而携手共进。
  孔子有句名言,“四十而不惑。”然而,在我们纪念40周年时,也必须看到对中美关系仍存在一些非理性质疑和谬见。
  一个错误观点认为,美国过去四十年的对华政策失败了,因为中国没有复制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模式。很明显,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不了解两国为何建交,不是为了以一国模式重塑另一国,不是为了消除两国之间所有不同。至少,中国从未有过任何改造美国的想法,而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将改变中国社会体制、发展道路或意识形态正式作为其政策目标。40年前,是共同利益和责任让我们走到一起;今天,也依然是共同利益和责任让中美关系继续向前拓展。
  另一种谬见是,中国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事实上,中美关系一直都是互利共赢的。例如,中美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不到25亿美元增长至去年的6335亿美元。据中国美国商会最新统计,其74%的成员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显然,我认为,如果在中国无利可图,没有哪个理智的美国商人会继续在中国做生意;而如果只有一方占另一方便宜,中美经贸关系也不可能发展至今天的深度和广度。
  如果这还不足为证,请看下面这些数字:美国GDP从40年前的2.63万亿美元剧增至2017年的19.36万亿美元,而2017年中国的GDP是12.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这些年经济发展的增量比中国一年的GDP总量还要多。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在中美关系中是输家,我们之间完全是互利共赢。
  事实上,不仅我们两国,整个亚太地区和全世界都从中美关系中受益良多。过去40年来,亚太地区更加稳定,和平前景更加光明,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在中美两国通力合作下,国际社会克服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并在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取得进步。
  事实证明,合作符合两国利益,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因此,我们不应被谬见所误导,我们需要的是客观评价过去,清醒认识现在,坚定面向未来。
  女士们,先生们,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期待我们为人类共同利益做出更大贡献,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中美携手共进。鉴此,我们有必要为未来40年甚至更长远时期的中美关系树立清晰框架。在去年12月1日阿根廷中美元首会晤上,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达成共识,要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和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这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加强协调,增进互信,避免战略误判。
  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交往在过去40年里取得长足发展。但两国仍亟需加强相互了解,尤其是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了解。误解误读造成的误判可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后果。
  由于中国被视为“新兴大国”,而美国则是与之相对的“守成大国”,很多误解及毫无根据的忧虑由此产生。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缺乏了解。如果人们对中华文明过去几千年以及近来两个世纪的历史有更多了解,如果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来的奋斗目标有更多了解,他们就能更好体会为什么中国要推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什么中国坚信改革开放是取得成功的关键,以及为什么中国致力于自身和平发展,并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双方之间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就能够加强相互理解和信任。做到这一点,误判的可能性就将大大降低。当然,一些自封的战略家可能仍然拒绝面对现实,他们可能仍然要向世界兜售各种阴谋论,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真正的阴谋家。
  —我们要加强合作,扩大共同利益,避免恶性争斗。
  在肯定过去40年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双方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大潜力可挖。我们的合作依然会存在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是进一步加强合作,而非断绝来往,搞所谓的“脱钩”。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加紧磋商,我们期待早日听到他们的好消息。
  近来,人们审视中美关系时常常谈及“竞争”这一概念。在中文和英文中,“竞争”本来不是一个坏词,但现在有人对其进行了过度解读。他们认为任何竞争都是有战略性的,只能导致零和结果,他们认为竞争者从概念上讲就是对手、敌手,任何竞争都有预定赢家,而赢家则要通吃。这是对公平竞争精神的严重扭曲,在中美关系中应当坚决摒弃。
  —我们要相互尊重,妥处分歧,保持中美关系稳定。
  我们应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的社会体制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关切。其中,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依然是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主席重申了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反对任何外来干涉的坚定决心。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未来能否保持稳定将取决于这条红线能否得到遵守。
  维护中美关系稳定,还要求我们在处理这一全面、复杂的双边关系时保持定力。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迷失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这一更大目标,都应以两国人民长远利益为重,都要避免受到狭隘的“政治正确”干扰。崇高的事业从来不靠煽动和散布仇恨来推进,大国的外交政策从来不应该由恐惧和怀疑来驱动。历史已经证明,任何类似企图最终都不可能得逞。
  女士们,先生们,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先生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认为,他的号召也适用于今天的中美关系。我们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肩上挑着的是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任。如果我们将过去40年比作一场考试,我们已经向两国人民和世界交出了高分答卷。现在,面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又一次考试,我们更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在考试中再创佳绩!
  谢谢大家!

  Remarks by Ambassador Cui Tiankai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o Commemorate the 40thAnniversary ofEstablishment of China-US Diplomatic Relations
  Atlanta, January 18, 2019
  President Jimmy Carter,
  Madam Li Xiaolin,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me start by thanking President Carter, the Carter Center,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or organizing this Symposium to commemo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hina-US diplomatic relations. My sincere thanks also go to all participants here for your preciou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Forty years ago, China and the U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Almost in the same period, China launched its reform and opening-up. Over the past 40 years, both countries and our relations have developed by leaps and bounds, delivering huge benefits to the people of our two countries and the whole world. Just as President Carter wrote in his recent article in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is relationship is a testament to the ability of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histories, cultur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to work together for the greater good. ”
  As Confucius famously said and is quoted on many occasions, “At forty I had no doubts”. However, while we are commemorat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we cannot but notice some irrational doubts and myths about our relations.
  One myth claims that the US policy toward China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has failed, as China has not copied the American model in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Obviously, people holding this view have no idea why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not to remodel one side after the other; it is not to remove all distinc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t least China never has the slightest idea of transforming the US, and not a single US administration so far has formally taken changing China’s social system, development path or ideology as its official policy. Forty years ago it was our common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at brought us together, and it is still the same that have enabled our relationship to continue to grow and expand today.
  Another myth is that China has bee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US. In fact, China-US relations have always been mutually beneficial. Our trade volume, for instance, has grown from less than 2.5 billion dollars in 1979 to 633.5billion dollars last year.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port by AmCham China, 74% of its member companies plan to expand their investment in China. I don’t think any sensible American businessmen will keep their presence in China if there is nothing for them to gain. And I don’t think our business relations could have developed to such depths and breadths with only one side ripping off the other.
  If this is not enough, please look at these figures: America’s GDP soared from 2.63 trillion dollars 40 years ago to 19.36 trillion dollars in 2017, while China’s GDP in 2017 was 12.2 trillion dollars. It means that the US economy has grown over the years by a greater increment than the total annual GDP of China.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he US is on the losing side in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what we have is nothing but a win-win scenario.
  In fact, not only our two countries, but the entire region and the world have benefited enormously from our tie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Asia-Pacific has enjoyed greater stability and better prospects for peace and is now a powerhouse of the world economic growth. Largely thanks to the cooperation of our two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not only overcome the 2008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but also made good progress in improving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Facts have proved that cooperation is in the interests of both countries. We have no better option than coopera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not be misled by those ill-founded myths. What we need is an objective perspective of where we were from, a keen idea of where we stand and a clear faith in where we are go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tremendous changes. The people of our two countries and the whole world are looking to us to do more for the shared interests of mankind, and it has never been so important for China and the US to work together. In light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foster a clear framework for our relations of the next 40 years or even longer. At their meeting in Argentina on December 1st last year,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greed to pursue a China-US relationship based on coordination, cooperation and stability. This has charted the cours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relations.
  —We need to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so as to enhance mutual trust and avoid strategic miscalculations.
  Tie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two peoples have grown extensively over the last four decades. Yet there is still pressing need for better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us,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strategic intention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miscalculations resulting from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interpretation could be much more serious than ever before.
  As China is seen as a “rising power” vis-a-vis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established power, there is clearly more misunderstanding and thus unfounded worries about China. Much of this is due to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history and culture. If people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both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if they learn more about w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has striven for,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well as in the entire period of 70 years since its founding, they will have a much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y China is seeking modernization and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y China believes that the key to its success i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why China is committed to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itself and joint efforts with other countries for a community of nations with a shared future.
  Such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mor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hen this is done, the possibilities of miscalculation will be greatly reduced. Of course some self-claimed strategists may still refuse to face the realities. They may still try to sell conspiracy theories of various kinds to the world, perhaps because they themselves are true conspirators.
  —We need to promote cooperation so as to expand common interests and avoid vicious rivalry.
  Having applauded what we have achieved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and so much potential to tap in our cooperation.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problems between us. But the best solution to problems is through even closer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disengagement or the so-called “decoupling”. Now the two sides are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nsult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two presidents.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goods news from them.
  The concept of competition is much talked about nowadays as peopl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Originally “competition” is not a bad word in both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But now too much has been read into it.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any competition is of strategic nature and can only be a zero-sum game, that competitors are by definition rivals and adversaries and that there should be a predetermined winner in competition and that winner shall take all. This is a gross distortion of the spirit of fair competition and should be firmly rejected in our relations.
  —We ne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through mutual respect and proper management of differences.
  We should respect each other’s independent choice of social system and developing path, and accommodate each other’s core interests and concerns. Among those, the Taiwan issue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ensitive issue for China-US relations. The one-China policy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three China-US joint communiqués remain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In his recent speech to commemo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Message to Compatriots in Taiwan, President Xi Jinping reiterated China’s determination to achieve national reunification and the opposition to any external interference. Future 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will no doubt hinge on how this red line is upheld.
  Stability also requires steadiness in our handling of this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We should never lose sight of the greater good of world peace and prosperity as our goals. We should always bear in mind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our two peoples. We should guard against the interference of narrowly-defin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No noble cause is ever served by inciting and spreading hatred. No great power’s foreign policy should be driven by fear and suspicion. Indeed, history has proven that no such attempt could succeed in the long-run.
  Ladies and gentlemen,
  In the early day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Mr. Deng Xiaoping called for“emancipating the mind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 believe that his words can also apply to today’s China-US relations. Standing at another crossroads of history, we have upon us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e sound and steady growth of our relations. If we compare the past 40 years to a test, then we have delivered impressive scores to both our peoples and the world. And now in this new test we need more than ever before to “emancipate the mind and seek truth from facts”. Let’s work even harder to get another A+ on our score report.
  Thank you very much.

来源时间:2019/1/19   发布时间:201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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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中国让步购买一万亿美国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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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彭博社周五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为结束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国提出在未来六年大举进口美国商品。
  报道称,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北京谈判中,中国提出未来六年大规模采购美国商品的计划,总计金额超过一万亿美元,预计在2024年以前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降低为零。2018年,美中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3230亿美元。
  受美中有望达成贸易协议的鼓舞,美国三大股指上扬。截至发稿,道琼斯指数上涨314点,中国销售收入占比较大的卡特彼勒和波音公司领涨;标准普尔500指数攀升1.3%,脱离修正区间;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1%。
  这不是中国首次提出减少赤字的建议,以试图打破双方的僵局。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国达成的框架协议,该协议本可以大幅增加中国对美国商品的购买量。
  然而,上述知情人表示,中国的提议遭到美国代表的质疑,他们要求中国在未来两年消除贸易不平衡。研究美中贸易关系的经济学家指出,要消除这一差距很难,中国大举购买美国商品的承诺未必可行,这主要取决于中国民众对美国商品的需求。
  同时,中国购买美国商品的种类可能比总额更为重要,中国长期试图购买美国高科技产品,但遭到美国拒绝。飞机、大豆和汽车是去年中国从美国进口最多的商品。
  在北京的美中副部级会谈后,双方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会谈将于1月底继续举行,届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计划前往华盛顿。
  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加大购买美国商品将增加双方达成贸易协议的概率。除了降低赤字外,美国谈判代表还聚焦于解决结构性问题,包括中国被指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强迫技术转移和产业补贴等,这些争议弥合起来更为困难。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本周早些时候表示,莱特希泽认为北京磋商并未在结构性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
  特朗普政府计划在3月2日将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外界认为这个时间表颇具挑战性,但面对面谈判的恢复,增强了双方达成协议的希望。

来源时间:2019/1/19   发布时间:201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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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勇教授在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迎春联谊会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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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大勇  来源:中华魂网

  【编者按】2019年1月8日10:30-13:00,在北京国宾酒店二层国宾厅,由布什中美关系基金会、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环球人物杂志社联合主办,由国宾企业家俱乐部承办的“从延安到改革开放迎春联谊会”在此隆重举行,联谊活动嘉宾发言部分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副会长、北京草原恋青年合唱团名誉团长马晓力主持。在联谊会上,有十三位领导、嘉宾发言。现将收集到的领导、嘉宾的讲话稿,将陆续刊登如下。今天刊登北京大历史学系教授牛大勇的讲话稿。记者陈龙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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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和大家一起回忆延安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演进和战略双赢往事吧。
  一、中共早期国际战略的若干特点革命性:反帝反封建,反列强侵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民主。斗争性:靠群众运动反帝。宣传激进,行动谨慎。区别分化,“美帝”次敌。从属性:中共是国际共运的一个分支。以苏为中心,通过共产国际领导各方。封闭性,争取口岸失败,在南方各省的边区建立农村根据地,基本无外交。
  二、落脚陕北后的内外战略变化国际形势变化,纳粹崛起,反共反苏为标的。西班牙“内战”,德国国会纵火案。苏联改取“统一战线”战略。共产国际贯彻,联合欧美各国政府反法西斯。中央和红军长征落脚陕甘宁。“四出之地”,民风、地缘相对开放。苏蒙等国际联系打通,“八一宣言”传到,张浩(林育英)使命。中共因应时局,瓦窑堡会议决定转变内外战略。统一战线扩往“上层”。苏、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政策演变:1929 年“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对华关系极坏而转圜。1937 年中苏友好条约。苏支援中国抗战,提供大量军火装备,顾问、贷款。空军“志愿”大队参战。1939 年后德国扩大欧洲战事,苏担心陷入东西“两线作战”,渐渐缩减援华。1941年接受日本和议,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承认满洲国,退出抗日战场。美国 1931 年“9.18”后,对日本侵华的立场从“中立”、“不干涉”转变“不承认”、“干涉”。对日制裁逐步加大,对华贷款逐次递增。最后因“南海道”问题,不能妥协,边和谈边备战。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对美期望加大。
  三、延安时期化敌为友中国民族危机,“苦撑待变”。朝野共识:要想战胜日本,必须国际援助。英法苏无力,美国最可指望。中共外交起步:“先民后官”,根据地向外媒开放,积极同美国官员、军人交往。欢迎记者来访,打破反共舆论。以真实坦诚、平等平易的态度,民主清廉、民治民享的实情,赢得外界对“匪区”的一片赞扬。记者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威尔斯、白修德、贝特兰、田伯烈,军人卡尔逊,文人赛珍珠、林迈可,医生马海德、柯棣华、巴苏、白求恩、帕森斯,……日共野坂参三、波共汉斯·希伯,等等。
  四、中共对美关系的快速发展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结盟。美国对华战略目标:战时动员中国一切力量彻底打败日本。战后建立一个强大、民主、统一、亲美的中国,作为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和亚太秩序的战略支柱。美援的力度与限度:抗战中,美国是对华财政、军事物资和顾问援助最多国家。但其世界战略只能是“先欧后亚”,而在亚太战场又只能是“美军优先”。所以就满足中国需求的程度而言,美援是“有限”的。中共对美政策目标:政治、军事、舆论多方位“最大限度”地争取美援,制止蒋顽消极抗战、积极内战,要求按抗日战绩分享美援,着眼美国朝野广泛同情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的努力,使中共对美外交迅速升温。合作的基础在于:
  1.共同的目标和价值: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
  2.共同的敌人与盟友: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 VS.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
  3.共同需要抗战到底:为彻底打败日本而维持国共合作,实行政治改革。
  4.淡化“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等意识形态分歧。认美英等国为“民主国家”,德意日等国为“法西斯独裁国家”。成效显著:在世人面前树立的中共形象代表着人类共同珍重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民权、民生、清廉、开放……。把一切与这些世界先进文明价值相对立的恶名与恶行都甩给了自己的政敌。得到史迪威将军、卡尔逊、包瑞德上校等将校、詹森和高斯大使、一秘戴维斯、二秘谢伟思、范宣德等一大批驻华外交官的好感。这些军政官员反复努力,影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副总统华莱士,迫使蒋介石同意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迈出与中共正式交往的第一步。
  五、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年7月22日——1947年3月11日)延安非常兴奋,热烈欢迎。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社评亲笔修改,对题目“欢迎美军观察组”加写“的战友们”。美军观察组的任务:搜集前线日军情报,了解和评估中共作战和装备情况为美空军在华东华北地区作战提供气象情报。救援被击落或迫降在中共游击区和根据地的美军飞行员。探索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如配合美军在山东沿海登陆进攻日本)的可能性等。中共积极配合:在延安和太行整修机场、保障后勤、协助深入前线和敌后、提供所需情报,救助和转送美军飞行员,有的根据地军民为此付出牺牲。中共领导人和将领们同观察组成员亲切、随和地友好交往。给美军观察组成员授勋毛泽东对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很抱希望,对战后世界格局与中国外交有所预想:美苏对峙,中间地带,中国中立,扮演沟通美苏双方的“桥梁”。
  六、中共与美国的战略双赢至抗战胜利,中共与美国达成了战略双赢:中国得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是同盟国中的坚定盟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宝贵贡献。中美两国在亚太战场分工合作,共同奋战,击败强敌,结有“血谊”。对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帮助最大的是美国。对美国赢得亚太战场的胜利,帮助最大的是中国。相比之下,其他盟国在这个战场的作用都在其次。美国通过与中共的交往,特别是对“敌后根据地”的观察,坚定了对日必胜的信心:即使日本再占领中国更多的地方和城市,中国也能持久抗战,坚持到底!美国了解到中共的一些特质:独立自主,不是苏联附庸。扎根和服务于人民。政治民主,执政清廉,战略独特,战术灵活,作风朴实,理念开明,待人平等,对外开放。这对美国后来在中国内战和国际冷战中的对华政策,有潜在影响,尽管采取了敌对政策,但也有所保留,并能最终转圜。同中共有亲身接触的绝大多数美国民间和军政人士,尽管历经一些坎坷,特别是麦卡锡时代的迫害,甚至中方的错待,但一直以自己的正直和友善对美国朝野发挥着积极影响。为中美关系再度正常化播下了种子,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怀念和感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陆续受到中方的邀请、接待或致意。中国在美国坚定支持下,克服某些盟国的不情愿,取得世界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成为联合国创始国。而中共代表董必武是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地位大翻身的一个标志性的转变,意义深远。中共用自己真诚的友谊和高效的合作,赢得美军观察组的友好回报:在日本宣布投降,蒋日美高层已决定合力排斥中共受降权,国共争占华东、华北和东北战略要地的关键“窗口期”,1945 年 8 月 25 日,美军观察组让延安“借用”美军飞机,把中共这些战略区的统帅和战将迅速从延安运到太行前线总部,分别赶赴各战区,赢得了战略展开的先机之力。这些统帅和战将包括: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滕代远、薄一波、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王近山、张际春、江华、聂鹤亭、傅秋涛、邓克明和临时担任翻译的黄华。这比美军开始帮国民党运兵去各要地受降,还要早一天。此后于 9 月 9 日,美军观察组又将聂荣臻、肖克、罗瑞卿、郑维山、刘澜涛等一批中共华北战区的将帅和领导人,从延安送往晋东北的灵丘。进行这些空运,美军观察组或许无心、中共中央肯定有意,而在此时刻全国战局的紧急态势之下,中共从中所获取的巨大战略利益,在座诸位自可寻味。

来源时间:2019/1/18   发布时间:201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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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否认姆努钦提议中止对华加征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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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波利提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官员否认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曾建议先行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为北京方面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让步提供更大空间。
  《华尔街日报》(WSJ)周四报道称,在中国最高经济官员刘鹤本月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之前,姆努钦在一系列战略会议上提议取消部分或全部对华加征的关税。加征关税是美中贸易战的核心元素。然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姆努钦的想法遭到了美国政府内强硬派的反对,包括主导美中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
  该报道导致美国股市大幅上涨,但很快遭到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的否认。“无论是姆努钦部长还是莱特希泽大使,都没有就关税或与中国谈判的其他方面向任何人提出任何建议。这是一个与中方之间正在进行的进程,还远未完成,”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说。
  一位白宫官员补充称:“还没有做出新的关税决定。我们关注当前的90天期限,以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预计将于本月底进行的高级别访问。”
  去年12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20国集团(G20)峰会期间达成了一项贸易战停火协议,让双方有三个月的时间来谈判一项全面协议。
  尽管自那以来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愿意购买更多美国商品,但涉及美国要求中国对经济政策(如强制技术转让和工业补贴)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更棘手问题仍有待解决。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格里什(Jeff Gerrish)率领一个官员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谈判。下一轮重大谈判将于本月底刘鹤赴华盛顿时举行。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9/1/18   发布时间:2019/1/18

旧文章ID:17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