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以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而名噪一时的哈佛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曾为里根总统任内的国防部长特别顾问；历来美国国防部多任部长的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这几天又因为对中美贸易谈判90天结果的预测而受到瞩目。艾利森1月11日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说，基于他最近访问北京时与习近平团队关键人物的交谈，他很有信心中美两国贸易战的第一回合不久将会结束。
　　在以下与艾利森的访谈中，我问他为何认为中美贸易谈判将在3月1日前结束第一回合？接下来第二回合将会如何发展？以及未来中美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秘诀。
　　2012年，艾利森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首次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2015年9月下旬，艾利森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题为《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战争吗？》的文章，深入阐述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2017年艾利森出版专著《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探讨从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近500年间，在16个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中，其中12个陷入了战争，只有4个成功逃脱了“修昔底德陷阱”。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发酵和霸屏，《注定一战》成为从纽约、华盛顿、北京到上海的鸡尾酒会谈资，“修昔底德陷阱”也成为2018的“年度关键词”。上海人民出版社刚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翻译。
　　然而，虽然艾利森强调战争的可能性，他也揭示了冲突的大国过去如何维持和平，以及美国和中国今天必须采取哪些痛苦的步骤来避免灾难。根据艾利森的分析，笼罩中美冲突的乌云包括：两个大国各自的“美国例外”和“中国例外”主张，中国过去的屈辱和现在的复兴，对应“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口号，不相容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以及一系列纠缠的争执和各自联盟。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互依存的贸易关系和防止核武器事件发生的共同意愿为中美关系提供正面动力。
　　艾利森在《国家利益》的文章中指出，目前看来，在3月1日截止日期前达成短期和解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主要是因为习近平和特朗普都有动力在国内经济和股市指标下达成快速交易。他还指出，习近平在去年12月18日的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中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但这并不表示中方将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坚持强硬立场。
　　以下是我与艾利森的对话：

　　刘裘蒂：1月11日您在《国家利益》发表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多关注和讨论，特别是在海外华人群体。在这篇文章中，您认为在3月1日之前，特朗普将宣布在贸易战的这个阶段取得“胜利”，中国将购买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这将使休战期再延长6个月，通过第二阶段的谈判来解决更具争议性的问题。在您看来，“第二回合”要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您认为它们将会（或应该）如何解决？
　　艾利森: 中国谈判代表剖析了在白宫对阿根廷G20会议上取得的习特共识的总结，这个文件提供了可能推迟到谈判第二阶段的刁钻问题的线索。白宫的总结提到了承诺缩小双边贸易逆差，减少中国的非关税壁垒，为美国公司在中国主要市场领域提供更大份额，并限制盗窃和强制转让知识产权。但在更为难解的产业政策问题和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问题上，白宫的总结文件却没有提及，这表明这些将是第二轮谈判较劲的竞技场。
　　刘裘蒂：您对近期谈判结果的预测，是基于您最近一次北京之行时得到中国贸易谈判高层团队的反馈。您在文章中指出，去年12月习近平聚集了他的团队，他提出为了引导中国经济回到6.5%的GDP增长速度，必须做出“痛苦的选择”。您认为中美的休战会是使中国经济回到正轨的万灵丹吗？中方团队是怎么想的？
　　艾利森: 是的，但我不会在6.5%上面下太多赌注。中国政府已经在官方说辞上加了“上下”两个字给自己留下余地，如果增长放缓到6%甚至5.5%，我认为他们可以解释这一点，就像现在正准备发布去年第四季度收入报告的任何美国CEO一样，把财务收益未能达到预期怪罪到关税冲突身上。在观察中国政府的运作时，把它想象成一个企业是很有启发性的。每年12月，首席执行官及其团队都会为来年制定目标。与苹果或亚马逊的领导层一样，他们评估了“逆风”的挑战，包括中国经济放缓的迹象、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预测以及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他们决定如何实现他们向“股东”承诺的增长。关税战，以及可能有的更大范围经济战争的不确定性，已经对消费者信心和商业投资产生了影响。所以显示政府成功地处理贸易战的迹象，应该对中国经济具有积极的作用。
　　刘裘蒂：正如您所指出，中方已经仔细研究了《美墨加新贸易协定》谈判，并认为旧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新的《协定》之间的差异也不过10%至15%上下。您认为《美墨加新贸易协定》谈判对于美中谈判来说是适当的标杆吗？毕竟，对美国来说，加拿大和墨西哥不构成“战略威胁”，也和美国没有意识形态争端。在与中方交谈时，您是否感觉到他们争取尽可能“过关”就好，并没有认真承诺进行深刻的结构性改革？
　　艾利森：在评估国际棋盘上的互动时，最好先问：“我们以前什么时候见过这种情况？” 因此，当自问当前中美贸易谈判最有用的类比是什么时，可以理解中国谈判代表注意到了最近的《美墨加新贸易协定》谈判。为什么？因为罗伯特•莱特希泽同为两个谈判的首席代表。
　　至于两个谈判的差异，你的看法肯定是对的。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争议是贸易问题。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关税冲突只是崛起的中国与主导的美国之间更大的“修昔底德竞争”中的一个因素。因此，即使中国服从美国在关税和贸易方面的每一项要求，在其他经济问题上，包括投资、技术和其他领域，潜在的斗争也将继续。正如我在《注定一战: 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所写的：崛起的中国和主导的美国之间的竞争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麻烦”，而是一个任何人都能看到、需要管理的长期“状况”。
　　刘裘蒂：您在中国时最常被问的三个问题是什么？
　　艾利森: 中国人对贸易争端最大的疑问是：目前的美国政府能否接受中方肯定的答复和达成协议的意愿，见好就收？更大的问题和每个人都同意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和美国是否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第三个有趣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更关心中国在做什么？或者中国正在成为什么样？
　　刘裘蒂：您认为在贸易谈判中，中方是否还搞不透特朗普政府的“底线”？
　　艾利森: 当然。根据“初级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在两个政府之间达成一项协议需要三个要素：第一，在A国政府内部达成协议；第二，在B国政府内部达成协议；第三，这些协议之间有足够的重叠，使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北京方面仍在努力理解，究竟哪种协议可以在华盛顿内部达成一致协议？
　　刘裘蒂：您对当前贸易争端的延长、曲折感到惊讶吗？这是您的书结论的必然逻辑体现吗？自从美中贸易战争爆发以来，您的书在太平洋两岸的不同领域获得了广泛的传播。您认为您的著作最被误解的是哪一点？
　　艾利森: 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一些《注定一战》的读者指责我“乌鸦嘴预言”。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预期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为了防止战争。自从我的书出版以来，我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在寻找可以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找到了9个潜在的“逃生通道”——当然，每个通道都有其优缺点。我还没有准备好全部接受任何一个可以超过其他方法的途径。然而我目前认为最有前景的途径是从约翰•肯尼迪提出的概念开始：“如果我们现在不能结束我们的分歧，至少我们可以帮助使世界多样而安全。” 这是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得出的结论，认为不管怎样，美国和苏联都必须避免重复这种对抗。肯尼迪的思想与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理念有着相似之处。在我最近的中国之行，一位中国学者向我指出了“竞争伙伴”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宋朝和邻近辽国关系的特征。此外，在商业世界中，企业一方面习惯于在一个领域进行残酷的竞争，另一方面与它们如果能够就想要摧毁的竞争对手进行合作。很明显地这是我想要澄清的一个想法。
　　刘裘蒂：在您的书中，您建议美国和中国解决各自的优先事项，特别是国内问题。您认为美国能做些什么来阻止中国成为美国自己所有问题的“替罪羊”？您在《国际利益》的文章中写道：“即使中国对特朗普团队愿望清单上的每一个项目都做出让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可能会超过美国的两倍。” 而对中国来说，如果推进经济改革而不同时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您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可以高速增长吗？
　　艾利森: 在修昔底德式的互动关系中，美国人的最佳替罪羊是谁？中国。如果中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衰退，中国人会责怪谁呢？美国。但正如我在《注定一战》里所写的，如果习近平和特朗普听李光耀的话，他们会首先关注最重要的事情：自己国内的问题。今天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什么是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在中国，而是在美国政治制度的失败。问中国同样的问题，答案也是一样的：内部治理的失败。两个社会中诚实的观察家越来越认识到，“腐朽堕落”的民主制度和“一呼百应”的威权主义都不适合迎接21世纪最严峻的考验。
　　我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但我担心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表现出危险的症状。华盛顿已成为功能失调首都的缩写：一个党派关系日益恶化的沼泽，白宫和国会之间的关系导致预算和对外协议等基本政府功能的瘫痪，公民对政府失去信任。同时，我也赞同李光耀对中国“操作系统”的批评，包括缺乏法治、中央的过度管控、以及“无法吸引和吸收他国的人才”。李光耀的处方不是美国式的民主（他认为这会导致中国的崩溃），他钦佩一个有着强大领导的传统中国式政府。但正如李光耀直截了当地告诉习近平的：21世纪的治理是一个新的前沿领域，20世纪的复古式独裁“操作系统”将无法成功运行21世纪的“应用程序”。
　　刘裘蒂：您认为，一旦美国和中国各自划出自己的国际站队“领土”，他们就可以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不相为谋但和平共存吗？贸易战似乎表明，即使双方根据各自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信仰在国内行事，仍然不可避免会产生严重冲突。
　　艾利森: 正如我在《国家利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在更大的地缘政治棋盘上，关税冲突是相对较小的问题，其解决或推迟的协议条款不会显著影响崛起的中国和守成的美国之间修昔底德式的竞争轨迹。正如你之前提到的，即使中国在特朗普团队的愿望清单上的每一个项目都做出让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仍将是美国的两倍多。此外，由于美国人有理由担心我们自己的民主，并将其在本世纪前18年的表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和社会进行比较，这种竞争的意识形态维度变得越来越突出。
　　刘裘蒂：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助力。不幸的是，美国自己正在上演超大型的政治闹剧，显示政府功能失调，已经失去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在您和中方贸易谈判的“核心圈子”的互动中，您有没有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
　　艾利森: 由于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一直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因此美国要求中国减少政府的作用，并停止对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确实有利于中国。中国政府内部的改革者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推进改革，不是为了美国，而是为了中国。可以理解的是，他们正在寻求利用中国经济放缓的迹象，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来推动这一议程。
　　刘裘蒂：您认为迄今为止中美贸易对抗最具破坏性的后果是什么？中美的关系已经到达不可挽回的地步吗？尽管双方可能会在近期达成了和解，您是否仍然看到部分经济脱钩的风险？
　　艾利森: 由于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柱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华盛顿想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孤立”中国是一种妄想，但是中美脱钩的风险是真实的。上个月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逮捕，应该被视为“煤矿中的金丝雀”（注：危险的征兆），这听起来是个警钟：中美关税争端正滑向一场更广泛的经济战，其中5G、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正成为新的前线战场。美国努力将华为列为安全威胁，并将其电信设备排除在美国安全保护伞下的国家之外，从“五眼联盟”开始到最近的波兰，我看到了未来发展的先兆。
　　但是我要再重申一次，在更大的地缘政治棋盘上，关税争端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问题。如果能以对双方都“足够好”的条件来解决问题，这将对双方的经济都有好处，并降低由此引发更广泛的经济战争及最终可能导致真枪实弹的风险。1930年代，美国对日本出口商品的关税升级为对石油的禁运，这挑衅了日本，导致其偷袭珍珠港。
　　但即使当前关税冲突得到最有效的解决，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将由一场无情的修昔底德式对抗来界定。最重要和最紧迫的挑战是，找到两个国家能够控制这种竞争的方法，以避免第三方的挑衅可能会引发两个主角的反应，把他们拖入一场他们都不想、也都知道对自己来说具有灾难性的战争。最重要的一个更大的挑战是，要找到一些双方政府和社会都能接受的新的策略概念——即使这令人很不舒服——以摆脱“修昔底德陷阱”。

来源时间：2019/1/18   发布时间：2019/1/18

旧文章ID：17801

作者：ANNA SAUERBREY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柏林——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僵局继续恶化，世界其他地区都成为焦虑的旁观者——最焦虑的还要算是德国领导人。
　　过去10年里，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但以全球标准，它只能算是中等强国，它一直在稳步适应中国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现实。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鼓励我们的公司遵守北京的规则，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德国仍然是西方政治与安全联盟的坚定成员。
　　过去6个月的地缘政治动荡，让德国领导人从战略上意识到两面讨好的风险。德国是否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可能是未来几年它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迄今为止，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贸易一直是德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核心。它寻求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定期举行双边政府磋商。
　　与许多西方国家一样，德国人认为，经济增长将推动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变得更为自由。但在过去几年里，这些希望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扩张主义和中央集权政治所粉碎。
　　位于柏林的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副所长胡谧空(Mikko Huotari)等分析人士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持怀疑态度。但是直到大约两年前，政府的其他成员才接受了她的想法，并推动政府其他部门制定了一项新的、多方面的中国战略。
　　这种新战略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中国不仅要发展经济，而且要寻求实施一项全球议程，不仅要促进其利益，而且要削弱“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国秩序。作为回应，德国需要在捍卫自身利益方面变得更加积极，甚至可能更加好斗。
　　但直到最近几个月，政府才开始改变其公开立场，在谈论“新的大国斗争”时变得更加大胆。在去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称，美国与中国、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欧洲“损失最大”。
　　在最近的一篇异常坦率的文章中，德国最强大的商业协会之一——德国工业联合会(Federation of German Industries)宣称，中德之间存在“制度竞争”——换言之，两国之间的贸易已成为一场零和战争。该联合会表示，尽管德国工业界应继续“利用与中国经济交流带来的机遇”，但是“中国构成的挑战不容忽视”。
　　去年12月，德国的政治领导人同意降低政府对能源供应商、铁路和数字基础设施等安全相关行业的外国投资实施干预的门槛，此举显然针对中国。这项政策已经到位；去年，德国国有银行KfW收购了50赫兹输电公司(50Hertz)20%的股份，以拦截中国国家电网的收购。德国财政部和经济部称，这一不寻常的举动是出于安全考虑。
　　但这一切就够了吗？政策制定者和外交官都避免谈及德国对华政策的范式转型。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尼尔斯·安南(Niels Annen)表示，“我们已经仔细调整了我们的政策。”事实上，与德国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不同，德中关系没有受到那么有力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公众审视。俄罗斯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话题，大多数德国人可能没有那么关心中国。这可能正中外交官们的下怀。
　　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下，德国在中国问题上必须如履薄冰。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德国突然发现，在气候变化等某些议题上，与其意见一致的是中国，而非美国这个长期盟友。
　　因此，德国外交官们不得不左右逢源：在某些议题上与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合作，对抗其亲密盟友；而在另一些议题上，又与这个突然变得棘手的盟友合作，对抗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这两种情况下，德国都必须坚守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而这两个伙伴都没有作出同样水平的承诺，至少目前是这样。
　　德国在坚持旧的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继续这样走钢丝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尚有待观察。墨卡托研究所的胡谧空预计，德国陷入困境是迟早的事情。“只要德国不跟美国站一边，中国可能就会满意，”他说。“但美国期待我们明确表明立场。我们已经处于游戏当中——压力会越来越大。”
　　德国最好的选择似乎是通过团结在欧洲盟友，靠人多势众来求安全，尤其是考虑到分裂欧洲是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一部分。6年前，它建立了“16+1合作”，旨在与16个中欧和东欧国家（其中11个是欧盟成员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让欧洲政策变得有利于它自己。
　　不过，在最近，其中几个国家已经幻灭。在一些国家，中国难以兑现其投资承诺。而另外一些国家，比如波兰，来自华盛顿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其放松与北京的关系。这可能是德国的机会，但它不能有任何差池，而且把西欧、中欧和东欧联合起来并非易事。这是德国外交政策永恒的困境：德国不能单打独斗，但欧洲又太过分裂，行动缓慢。

　　Anna Sauerbrey自2015年以来一直是观点栏目作者，她自2011年以来也在德国《每日镜报》(Der Tagesspiegel)担任编辑和撰稿人。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9/1/18   发布时间：2019/1/18

旧文章ID：17800

作者：汉娜·菲尔德舒  来源：中美聚焦

　　2018年对中美关系来说是动荡不安的一年，2019年的挑战也不可能减少。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涉及各个领域乃至核心利益，在多边机构中也有所反映。WTO等现有多边机构的作用，成为表达对全球秩序和国际关系不同看法的替代品。
　　长期以来，中国的分析人士一直质疑WTO未能反映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一些人认为WTO规则已经被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公然违反，还有一些人则认为WTO有助于中国维护全球多边体系。中国商务部表示，美国的贸易战关税违反WTO规则和义务，损害了中国作为WTO成员的权利和中国的经济安全及利益。
　　相反，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正在利用WTO体系的特点不公平地使美国处于劣势。特朗普的首席贸易顾问纳瓦罗说：“本届政府向WTO传递的信息一直很明确，事情必须有所改变。”对中国在WTO所扮角色的日渐担忧，强化了美国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反对，因为它会让抵制中国输美产品变得更加困难。
　　在贸易战加剧的背景下，了解中国对WTO的立场，对于预测北京的下一步行动和长期目标至关重要。中国顶级专家和分析家都是通过政府扶持的智库提供的研究经费，来为决策提供信息，或者通过“独立的”研究报告来反映官方思想。这两种选择都提供了机会，去了解不透明体制中那些有影响力的声音，它也是美国决策者或独立观察家不可忽视的反馈渠道。
　　了解中国对WTO的立场
　　本世纪初，中国的分析人士普遍支持中国入世，并承认它能给中国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带来各种好处。在政府表明立场后，各种不同意见偃旗息鼓。例如，在商务部宣布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后，没有一位分析人士或专家对此提出异议。
　　在国家支持的意见范围内，分析人士的观点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部分人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紧张，加上全球化不可避免的特性，妨碍了WTO持续发挥作用。另一部分人则坚称，中国是抵御多边主义遭到侵蚀的堡垒，随着美国日益支持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将成为全球合作共赢的捍卫者。这两个阵营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在把中国置于全球治理中心这个问题上互为逻辑补充。他们的不同之处只是语气：悲观派描绘了WTO可悲的未来，较乐观的一派则关注他们眼中的中国为保持该组织运转所作的努力，尽管日益复杂的国际结构带来了挑战。
　　否定者认为，WTO效率低下应归咎于美国，以及全球竞争所具有的特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关秀丽认为，美国主导的WTO陷入争执，是因为它受到美国国内和公众舆论的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大为表示，2018年7月的美欧谈判进一步证明了WTO的停滞不前。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庞中英认为，欧洲、美国和日本正在放弃WTO规程，争相建立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但这一努力没有中国参与是行不通的。北京大学教授苏剑写道，美国、欧盟和日本正绕过WTO渠道，剥夺中国现有的贸易利益，它们三方之间的任何零关税贸易协定本质上都是让中国丧失优势，是违反多边贸易原则的。
　　尽管对WTO有所不满，另一派分析人士却认为，WTO是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核心，是中国要信守的承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倪月菊表示，中国将继续遵守WTO规则，履行承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邢厚媛表示，中国通过对国内贸易结构进行重大改革，履行了自己在WTO的义务。她提到了中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服务业的日益开放，以及中国寻求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和建立自由贸易区。
　　在讨论中国下一步行动时，专家们的一个明确信息就是：现在已经到了打造不受以往旧结构限制的多边机构的时候。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表示，最重要的是，中国要从欧美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团结各方力量改革国际贸易规则。
　　了解中国在WTO的行动
　　论及中国在WTO的立场，契约和行动有时并不合拍。北京一方面敦促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声称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更大比例的代表性，一方面又回避与市场准入和国际投资惯例有关的责任。中国承诺为欧美企业提供市场准入，但又实行导致投资环境不断恶化的监管措施。这些政策包括强迫外资与国内企业合资，拒绝给外国银行国民待遇。
　　技术问题已经成为WTO争端和中美贸易战中的头条新闻，其中包括把强制性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准入的先决条件。此外，对于授权同意通用技术标准和取消技术壁垒，中国基本上是无视的。相反，北京把本土IT技术创新奉为国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他违反入世承诺的行为还包括持续侵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发现，2013年，美国境内机构80%的知识产权失窃源自中国，全年的商业损失约达3000亿美元。生产和出口补贴也是一个棘手问题。尽管有WTO协议，但自从2000年以来，中国仅在钢铁、玻璃及玻璃制品、纸张、汽车零部件等四个行业就提供了超过1180亿美元的补贴，国企管理的不透明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虽然，对国企的指示是只能依照市场力量制定商业决策，但这些领军企业的决策仍会纳入政治或政策考量。
　　美国的后续行动
　　虽然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通过WTO机制干得不错，但特朗普总统已经好几次发出威胁要退出WTO。白宫办公厅2018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自从1995年以来，美国提交给WTO的案件获胜率为85.7%……相比之下中国的获胜率只有66.7%”。尽管证据显示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才是抑制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范的相对有效手段，但特朗普却选择对2000多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最近几个月来，口水战和报复性贸易措施你来我往，反映不出长期的战略思维。这种做法并不能够促进美国的核心利益，只助长了双方以牙还牙，并相互指责对方虚伪。
　　美国不应不按常理出牌，而应该更有效地利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对这一机制中国基本上是服从的。事实将证明，这种策略比单方面加征关税更为有效，因为它鼓励市场导向行为，不会受到双方争吵的刺激。通过鼓励对国际贸易规范的长期遵守，而不是打短期口水战和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将会收获更好的结果。

来源时间：2019/1/18   发布时间：2019/1/17

旧文章ID：17796

作者：何亚非  来源：中美聚焦

　　从2016年英国退欧，到当年美国大选，再到最近法国“黄马甲”运动和欧洲、拉丁美洲国家右/左翼政党上台，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已经从北美蔓延到欧洲及其他地方。目前还看不清这场危机会持续多久，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震动有多大、多深。这就是人们时常挂在嘴上的“世界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复指出的“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危机发生的根源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深远影响，需要做些分析。
　　这场大变局很重要的标志是，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遭受了一系列巨大的打击，其核心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日益激化，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国学者福山数年前就专门论述过美国政治制度步入“腐朽”，并在最近的《身份政治》一书中指出，特朗普既是这种腐朽的产物，也将加速其进程。这种制度腐朽使民粹主义反弹，而正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浪潮在1932年选举了罗斯福总统，并影响了随后两代人的美国政治。
　　一方面“身份政治”在美国政治包括选举中逐步占据主流，政党不再为国家甚至政党利益考虑来制定政策，导致“否决政治”锁死了政府的正常运营。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资本所有者包括新技术掌握者拥有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和财富，劳动所得停滞不前，2000年以来劳动所得占GDP的份额不断下降，导致美国社会分裂严重。这两点都说明了危机的严重性。2016年美国的民调表明，半数以上美国青年已不再支持资本主义。持续数十年的 “资本主义温和期”（Great Moderation）已是明日黄花，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将进入动荡、变革、调整的新阶段，其过程绝不会风平浪静。
　　据《经济学人》统计，1997年以来，美国2/3的产业被高度垄断，占经济总量1/10的工业中，每个行业有四家巨头占据着2/3的市场份额。垄断结果是全球超额利润高达6600亿美元，其中超过2/3集中在美国，1/3属高科技公司，包括谷歌和脸谱。
　　资本主义危机首先危及的是世界经济增长，这些年全球经济波动下行的压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各国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纷纷进行结构调整，制度性和周期性困难叠加，增速普遍放缓，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特别是“美国优先”引发的贸易摩擦或贸易战，包括中美贸易摩擦，解决前景尚难预料，给世界经济蒙上了阴影；二是资本逐利本性催生金融风险，资产泡沫不断增大，美元兼具国家货币和世界储备货币双重身份，与其他主要大国的货币政策错配严重，严重扭曲全球投资和贸易走向；三是资本与科技紧密结合，技术革命使资本向新技术集中，再次打压制造业劳动收入，而技术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有相当的“破旧立新”力量，譬如对传统制造业就业形成冲击；四是资本起伏动荡使得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波动更趋激烈，不仅给资源性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也给资源消费国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资本主义危机将对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产生破坏性作用，WTO的困境就是明显的例子。民粹民族主义使许多国家“身份政治”现象盛行，利益集团重组，政治极端化和“部落化”进一步发展。从英国退欧面临艰难抉择，到匈牙利、意大利、墨西哥、巴西、法国等民粹民族主义逐步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反全球化、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全球化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遭受严重挑战，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价格大幅波动、金融危机风险增大等全球挑战的能力下降。法国马克龙的遭遇不仅意味着法国政治的动荡，还对欧盟一体化和欧元的可持续性产生长期影响。英国如果无奈“硬退欧”，同样会对英国和欧洲经济乃至全球金融运营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世界亟需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常运作的今天，全球治理却在维护多边主义全球秩序和主张自身利益至上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两大力量的博弈中挣扎，并且日趋碎片化和无序化，出现无法有效处理和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的尴尬局面。西方主要国家的制度性危机无法凝聚大国的合作共识，将使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继续陷于“无治理”或者“无法有效治理”的困境。全球外部环境恶化，各国完成国内政治经济议程难度增大。
　　中美关系对21世纪国际关系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性腐朽对中美关系影响又将如何呢？
　　一是两国关系需要重新调整，不确定性增大。由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将处于较长时间的动荡调整期，因此对外强硬一面更显突出。美国已明确定位中国为其“战略竞争对手”，两国战略重新磨合时间也不会短。
　　2018年底中美领导人通话对推动两国贸易谈判取得进展有重要作用，两国表态较前乐观。然而还是有不少人认为，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10月讲话意味着，如今中美关系复杂化绝非贸易摩擦那么简单，也许是新冷战的开始。还有人甚至拿中美关系与一战前形势相比较，认为“修昔底德陷阱”难以避免。修昔底德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归咎于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对此产生的恐惧，但历史不会重复，类比只能产生误导。当前中美关系反映的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演变和全球系统性矛盾的凸现。
　　二是美国资本主义走到“金融资本+技术垄断”的新阶段，无法解决资本与劳动这对始终存在的根本矛盾，国内贫富差距、社会分化、精英与百姓对立等问题成堆。而这数十年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内通过全球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验证了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这使美国的战略焦虑日益加深，自信心下降。美国在外面寻找敌人和对手以凝聚人心是必然的，也说明未来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其复杂性、危险性也会比以前增大。
　　三是这些变化虽然大，负面影响也不小，但并不意味着中美必然走向对抗，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在全球化格局下，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和平发展的强国之路，美国要解决资本主义的顽疾，在一些方面还可能需要借鉴中国的经验，譬如如何减少贫困和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美国要像彭斯等所说那样与中国全面“脱钩”，谈何容易，也不现实，美国国内对此也很难形成统一战线，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态度未必一致，极端保守势力与其他阶层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何况现在不是冷战时期，要在国际上拉起围堵中国的“铁幕”绝无可能。
　　因此，对两国关系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必太过悲观。美中双边贸易如今已近6000亿美元，有35万多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每年有300万名中国游客到访美国。最近皮尤民调显示，38%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有好感，略低于2017年贸易摩擦开始时的44%以及2012年大选时的40%。而且，美国年轻人对中国有好感的比例明显高于这一比例。
　　从全球治理看，中美都面临全球性挑战，没有双方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重塑新的多边体系包括贸易体系，都不可能实现。今后WTO改革、亚洲和世界安全体系的重构、世界秩序的重塑能否成功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互动和取舍。相信中美从“合作的对手”到“对手的合作”是可以实现的。

来源时间：2019/1/18   发布时间：201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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